苏格拉底 柏拉图 自然派和诡辩学派

要研究苏格拉底的哲学信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他完全没有留下半点自己的著作，他的言论主要出现在他弟子的书中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心灵的转向，灵魂不灭说，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主要经历：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年轻的苏格拉底曾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又曾从女智者狄俄蒂玛受业。自称有“灵迹”伴随，预示以何事不当为，终身信奉。亦受奥尔斐秘教及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苏格拉底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严寒酷暑，他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对吃饭也不讲究。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专心致志地做学问。生平事例，成就思想，均由其弟子记录。 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柏拉图

主要思想：柏拉图认为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那些变换的、流动的事物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它们只有意见或看法，我们唯一能够真正了解的，只有那些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理智来了解的“形式”或者“理念”。因此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不可能有错误的知识。但是意见是有可能错误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他们可以被继承，但是其他阶级的优秀儿童也可以被培养成卫国者，而卫国者中的后代也有可能被降到普通人民的阶级。卫国者的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为达到该目的柏拉图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

他们和同时期的自然派和诡辩学派在思想理论方面又有什么主要区别：

当时的诡辩学派（也就是智者学派）的区别可以从以下方面阐述：

（1）背景不同：智者学派与雅典民主政治的高峰相伴，而苏格拉底时期雅典政局动荡。

（2）内容不同：在普罗泰戈拉那里，人还只是个体感性的人，而在苏格拉底那里，人则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思维的人。即在“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人对自己的认识仍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而在苏格拉底的理论中人对自己的认识则已经具有理性认识的含义。

（3）影响不同：苏格拉底对理性的尊崇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与18世纪启蒙思想的特点极为相似，因此可以把他看做是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和战友。而普罗泰戈拉则被视为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以他为代表智者运动也被看作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滥觞。

（4）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强调美德，而这一点也是这这学派所忽视的

在让你看这些空洞诡异无用的哲学解释之前，我需要诚实地把实话告诉你，我曾经视哲学为生命，但是你看看吧，哲学是人类思考的产物，哲学本身的定义就决定了哲学的无用，因为不是真理，不是事实，这是人类瞎想，瞎子领瞎子，若想明白哲学这个小学的东西，就去看大学，那就是圣经，那才是真理，无论您现在是否接受，我都愿意把这个真实的答案告诉你，上帝的慈爱与你同在。

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主要是思考人面对的自然界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人造自然和原生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等。这当中不少理论，都奠下了今时今日物理学的基石。不少近代的名人，如英国科学家牛顿、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为自然哲学编写过著作。

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关于它的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给出这样一个定义：

自然是自身具有运动来源的事物的形态或形式，这些形态或形式只有在思想中才能与事物相分离。他认为，物理学研究的自然是运动的事物的本原和原因，不能脱离运动的事物来研究自然。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数”和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型相”都是与事物相分离的形式，不能成为物理学的对象。物理学研究的是运动着的事物之中的形式和形态。

科学，是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经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其对象是客观现象，内容是形式化的科学理论，形式是语言，包括自然语言与数学语言。科学基于研究，通常在学术或研究机构以及政府机构和公司中进行。科学研究通过开发商业产品、军备、医疗保健产品和进行环境保护来影响企业和国家的科学政策。

现代科学通常分为三个主要分支，自然科学（例如：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等），研究个人和社会的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研究抽象概念的形式科学（例如逻辑，数学，计算机科学）。

但形式科学是否真正构成一门科学是有分歧的，因为它们不依赖经验证据。另外，将现有科学知识用于工程和医学等实际目的学科被称为应用科学。

科学的起源

科学的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两河流域（3500左右到公元前3000）。他们贡献了数学，天文学和医学，使希腊进入了古典时代的自然哲学，从而正式尝试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解释事件的自然原因。

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所以在中世纪的早期（400至1000CE）希腊知识在西欧荡然无存，但这些文化在被保存在穆斯林世界中。从10世纪到13世纪，希腊作品的复兴和西欧和对伊斯兰的自然哲学的研究恢复了“自然哲学”。

16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所转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这样的科学方法很快就起到更大的作用。直到19世纪，许多的机构和专业的科学功能初见端倪，在这个时代而“自然哲学”也向“自然科学”转变。

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nature- philosophy）指多少含有形而上学观点的对自然的解释。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与生物学关系最密切的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各种概念。但是单称为自然哲学的生物学时代的自然哲学是指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基础而诞生的哲学观点（也称为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它是以谢林（F．von Schelling）的哲学为代表的。在谢林的哲学出现之前，歌德、K．F．Kielmeyer、奥肯都已是自然哲学的生物学家。歌德型（原型）的概念和他与奥肯的脊椎脑颅说就是以该哲学为背景所产生的。这种在自然哲学的生物学中采用对重演论预见的平行法则和自然梯级等的连续性法则，它是否与进化的观点有直接联系，一般还是问题，否定的意见很多。再有“natural philosophy”也是自然哲学，但它只不过是物理学的同义词而已。

古代朴素自然观的特点：①肯定世界的物质性；②具有朴素辨证法的思想因素；③力图从具体的实物寻找世界的本原；④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代朴素自然观的最高形式；⑤具有直观性的特点和猜测的成分。

意义：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始从物质的宏观到微观探寻世界的本源(1)直观性。 比如，泰勒斯“水是万物之本”就非常直观。希腊人深知海之宽广。相比之下陆地是渺小的，而且地下还有水，天上更有水，植物和动物都离不开水，更重要的是水的形态变化多端(固、液、气)。

再通过类推，所有的万物都可以复归于水(液体)，都由水(液体)而生。　(2)猜测性。比如，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表达了对万物都处于生灭变化之中的猜测。 (3)神秘性。

比如，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以抽象的、非实体的数量关系作为具体万物的本原。　(4)思辩性。比如，巴门尼德“变化只是假相，不变才是本真”的“存在”说(存在就是变中之不变)。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的弟子芝诺(Zenon，前490一前436)针对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命题，提出了“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龟”等著名悖论。

其思辩技巧的高超令人赞不绝口。　(5)整体性。比如，亚里士多德集上述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流派之大成，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认为本体有四个方面：“质料”(对应于“水”等基质)、“动力”(对应于“火”等变化)、“形式”(对应于“数”等比例关系)、“目的”(对应于变中之不变的存在)，模糊地表达了应从“元素”、“相互作用”、“结构”、“功能”四个方面去把握整体的“系统思想”。

这一点得到了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的肯定。当然这种原始的“系统思想”在当时除了对生命科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之外，总的来说并不能推进科学向深处发展。因此，这个“最高峰”逐渐也就成了一种束缚，特别是被神学化以后。

全部

“现象学”(Phenomenology)通常被理解为二十世纪欧洲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或思潮的称号，由胡塞尔首创，而后扩展至以德法哲学为代表的欧陆哲学，进而再遍及整个世界哲学领域。这个理解虽属正解，但仍失之于狭隘。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了自己的历史撰写者，因而差不多已属于哲学史的范畴。

这里的问题在于，在留意作为哲学流派的“现象学”的同时，人们往往忽略了“现象学”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含义：作为思维方式的现象学。

如果仅仅将“现象学”理解为胡塞尔的哲学或二十世纪的某个哲学流派，那么这就相当于我们将“逻辑学”仅仅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或哥德尔提出的某种主张和学说。这当然是成问题的。实际上我们对“分析哲学”的理解上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即：将它理解为一个流派，而不是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分析的思维方式。“分析哲学”应当是“分析的哲学”。倘若分析哲学不囿于语言分析，而是再进一步向内扩展到例如意识分析、此在分析、心智分析或心理分析[2]，向外扩展到行为分析，那么胡塞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也属于“分析的哲学家”。而将这种思维方式再进一步扩展的运用到数学与自然科学中，那么我们会理解数学分析、物理分析、化学分析这类的说法。现象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不仅保留了原先的描述的、分析的等具体思维方式或操作方式，而且还进一步加入了解释的、说明的方法路径。

不过，现象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仍然具有比类似分析的、解释的、描述的、说明的、归纳的、综合的、演绎的等等思维方式更为宽泛和更为根本的意义。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的含义甚至要比例如逻辑的、或诗化的、或直觉的、或思辩的思维方式更为宽泛和更为根本。

与现象学思维方式之广泛与根本可以相比拟的，惟有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且前者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后两者的对立面。

2．由于西方的“本体论(Ontology)”概念中的“ón/ὄν”是“存在／是”的现在分词“存在着的”和“是着的”，因而它永远摆脱不了“存在论”和“是论”的基本含义。泰阿泰德将“是／存在”看作自在的，这个意义上的“是／存在”最接近于“本体”的意思。而“是／存在”在苏格拉底看来涵盖范围最广、涉及一切事物，这个意义上的“是／存在”最接近于“万物”的含义[3]。当然，这个“万物”不是所有事物的总和，而是一种为所有事物所分有的东西，是它们的共相。亚里士多德则将此“共相”理解为贯穿在万事万物中的形式。这几种希腊式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理解都属经典，它们都在一同规定着直至今日的西方本体论或存在论思考。

将万事万物的最普遍的共相标示为“是／存在”，精神以精神的方式是／存在，自然以自然的方式是／存在，甚至观念本身也以观念的方式是／存在，就此而论，“是／存在”乃是涵盖范围最广、涉及一切事物的理念。“本体论／存在论／是论”同时也是万有论、理念论或共相论。这个意义上的本体论，应当看作西方哲学的特色。很可能是由于语系的远近差异，也很可能是因为基本思想取向的不同，这个本体论特色在印度哲学中还可以找到一定程度的呼应；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类似的共鸣则遍寻不得。或许在“本体论／是论”这个语词概念中可以发现语言决定思维方式的一个有力证据。[4]

3．现象学并不一定或并不始终与本体论相对立，除非现象学被理解为某种意义的“显象(Schein)说”。惟当此时，现象（显象）与本体（本质）的对立才会出现。而这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十分常见。当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中讥讽普罗塔哥拉将“事物对我显得怎样”等同于“它对我是怎样”，因而将感觉等同于知识时(151d-152b)，他已经完成了对特定意义上的现象与本体的基本划分，它起初被理解为感性与理性的区分，或意见与知识的区分。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在为这个传统做注解。柏拉图用他的洞穴喻将这个区分或对立称作洞内与洞外的差异：洞内的感觉世界和洞外的理念世界。前者是杂多的、相对的、变动的、暂时的，后者是单一的、绝对的、不动的、永恒的理念。涉及前者的属于显现说或假象说，事关后者的属于本体论和存在论。

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西方哲学家们将柏拉图的理念本体论连同这种感性与理性的二分视作传统形而上学的第一要义。因为“形而上学(μετάφύσις)”这个不是由哲学家、而是由哲学史家创造的语词之基本含义中就包含着“无形”或“不显”的意思。[5]对于洞穴内的人来说，不仅洞外的真实存在对他们是隐而不显的，而且他们对于洞内／洞外的差异也是一无所知的。这个首先涉及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含义后来也将信仰论包纳进来：神的隐而不显连同神／人世界的划分被看作形而上学的另一基本要义。

因此，形而上学的起始含义与其勾勒的领域相关：不显现的和非对象的领域；而后它才因为其领域的特殊而导致专属于它的各种特殊方法：思辨的、信仰的、揣摩的、猜想的，抑或禅定的、灵修的、良知的、努秘的，如此等等。

4．这个本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东方哲学传统中也可以找到，尤其是在位于东西方思维之间的佛教思想中，佛家的色／空、法性／法相、有相／无相的各类形而上学分别，都可以与希腊的形而上学含义遥相呼应。但在本土的中国哲学中，至多可以将道家的有／无之别（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算作某种意义上的发生学或发生形而上学：关于原本与衍生的“发生形而上学”[6]，有别于关于感性－理性的“结构形而上学”。但这个意义上的“发生形而上学”已经偏离开“形而上学”一词的本义，其实不用也罢。用“发生论”或“生成论”来刻画老子的思想要比用“形而上学”妥当得多。事实上，在道家思想中，现象学的元素要远甚于形而上学的成分，如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这与儒家的情况也有相通之处。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甚至可以被视作反形而上学的立场。

与此相同，胡塞尔也将无意识、昏迷、死亡、上帝等等放在形而上学的一类，不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讨论它们。但严格说来，这个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更多是指“心而上学”。也就是关于一些根本无法对我显示出来的东西的学说，诸如死亡、鬼神、彼岸等等。这种“心而上学”，也被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人称作“本体主义(Ontologismus)”：它所讨论的是一种它认为存在、却不以任何方式显现出来的东西。对一个不显现的本体的谈论在现象学中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这是现象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持守的一条底线。

然而，如果死亡、彼岸、上帝等等可以特定的方式显现给我，那么问题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完全可以是现象学的思考领域，可以得到现象学的探讨，例如，以死亡意识现象学、天启现象学、无意识现象学等等方式。伽达黙尔回忆说，他曾问胡塞尔：现象学是否会讨论上帝问题？胡塞尔回答说：只要他对我显示出来。此外，舍勒所说的对神圣价值的感受、海德格尔一直在谈论的“向死之在”、法国现象学家所说的“不显现之物的显现学／现象学”，以及诸如此类，都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的思考，即便它们在胡塞尔看来仍属于“现象学的边缘问题”[7]。

将这个想法贯彻到底就可以看出，真正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并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现象学。不仅像托马斯·阿奎纳和奥古斯丁的神学思考不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也不会将它们称作形而上学；而且最典型的形而上学，即柏拉图的理念论，也不是真正形而上学的。柏拉图的理念对于在洞穴中的人来说是不显现的，但这仅仅是说，不以感觉的方式显现。如果回头向洞外看或走出洞穴，那么“理念”是完全可见的，而且比感性事物更为清晰地看见。“理念”的最初希腊文含义本身就是与“看”有关，因而在字面的意义上就是“观念”或“相”(ἰδέα, εἶδος)，即可以看见的东西。“理念”是不可见的，但可为思想所达及。[8]即是说，它不为肉眼所见，但可为“心目”所见。在此意义上，康德的作为“必然的理性概念”的“理念”[9]、弗雷格的“第三领域”[10]、布伦塔诺的“思想事物的王国”[11]、胡塞尔的“观念存在”(Hua Briefwechsel I, 34)，就更是现象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了。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是观念直观、本质直观意义上的现象学。观念以合乎本质的方式显现给我，以观念化的方式自身被给予我。

5．当然，在中国哲学中所含纳的比现象学元素更多的是本体论的主干。“本体”在这里不是指万物之存在，而更多是指自己的样子，有些类似于东西方哲学中都有的“自然(nature)”或“自在”；引申的含义则是“本来”或“根本”，有些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实体(substance)”，或前笛卡尔的作为基底的“主体(subjectum)”。它们都含有这样的意思，即“本体”是倚于自身而非他者的。

关于本体的学问在东西方哲学中都可以叫做“本体论”，因而“本体论”较之于“哲学”要更中性一些，既是西方的概念也是东方的概念。这个意义上的本体论，是讨论万物以何为本的学说。如果以物质实在作为本体，那么就会形成“物本论(materialism)”；如果以各种类型的观念实在为本体，就会形成“观念（本体）论”(idealism)；如果以机能为本体，就会形成所谓“机能（本体）论”；还有意志本体论、生命本体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里实际上都还谈不上“唯物”、“唯心”或“唯意志”或“唯机能”。只有像佛教瑜伽行派那样，不仅以“心(citta)”、“意(manas)”、“识(vijñāna)”为本体，而且明确主张“万法唯识”、“万法唯心”，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唯识学”、“唯心论”产生。这个翻译传统，后来影响了我们近代以来对西方哲学的概念翻译。如今的“唯物论”、“唯心论”和“唯意志论”等等译名，都带有过度翻译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