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罗默模型对劳均产出增长的影响

有人把他比作是经济学界的“村上春树”，但他的得奖说明了经济学界对于个人成就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经济学和文学的确有一点类似处，就是个人的成就不仅需要获得学界的肯定，还需要有一定的发酵时间。凯恩斯说过，这个发酵期间约为三十年。这个法则刚好适用于罗默。他的成名作是1986年10月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的文章《报酬递增与长期经济成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到今年刚好满32年。

这篇文章是由他的博士论文《具有外部性、报酬递增和无限增长的动态竞争平衡》（Dynamic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ith Externalit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Unbounded Growth， 1983）改写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但影响他更大的，则是另一位经济学家谢克曼（Jose A。 Scheinkman）。资本理论就是经济成长理论，只是较偏于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架构去探讨资本累积下的动态问题。谢克曼是罗彻斯特的毕业生，师从麦肯齐（Lionel McKenzie）。麦肯齐是最早建构出一般均衡模型的人，比阿罗（Kenneth Arrow）还早。当年诺贝尔奖以“深入研究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理由颁给阿罗时，很多学者为麦肯齐抱不平，还为此事出了一本书。

技术进步属于内生变量

罗默1986年文章的源泉是阿林·杨格（Allyn Young）于1928年发表的文章《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他沿用阿林·杨格的题目，只不过在经济术语上，把旧时用的“进步”改为当前用的“增长”。 “报酬递增”则仍然维持原著。

定义上，我们称生产函数F（K，L）具有“固定规模报酬”的属性，如果它增加一倍的要素投入会得到多一倍的产出，那么，它增加一倍的要素投入可以得到多于一倍的产出时，就称为“规模报酬递增”。马歇尔（A。 Marshal）最早提出报酬递增之概念，为的是要破除李嘉图-马尔萨斯 （Ricardo-Malthus）所担忧的“贫穷陷阱的悲剧”，或称“幽暗科学的悲观”。

如果生产函数是固定规模报酬，F（K，L）就可以改写成LF（K/L，1），其中K/L是劳动力的人均资本量。这里有两点说明：第一，如果资本量和劳动力同步增加，总产出会和劳动力投入成等比例增加。亦即：人均产出是不会增加的。第二，由于生产函数的边际产出递减，即使不断提高人均资本量，仍无法保证人均产出能够不断增长。经济增长是定义在人均产出，因此，固定规模的生产函数反映的正是贫穷陷阱的悲剧，因为它无法带来经济成长。

为了要让技术进步能转为内生，罗默在1990年JPE的文章《内生技术变化》（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假设了垄断性竞争的产业结构，理由是完全竞争下的厂商并不需要去发展新技术。同时，厂商一旦发展出新技术，也自然会成为垄断性竞争下的厂商。为了获取垄断性竞争的地位，每一厂商都得投资于两方面，其一是实质资本，其二是新的技术，或称新的生产知识。在实质资本方面，他完全承袭传统的分析，认为这些资本都是私有财产。在生产知识方面，他认为即使在专利的保护下，这些新的技术依旧会外溢出去。这些技术介于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之间。这样，个别厂商在追求垄断性竞争所创造出来的新技术，会经由不算违法的管道扩散，从而提高所有厂商的技术水准。个别厂商对垄断性竞争的追求，生产了源源不断的新技术，也推动了经济的内生成长。

卢卡斯也于1988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一篇内生增长的文章（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他利用“做中学过程”去不断提升劳动边际生产力，强调人力资本的累积也可以完全来自内生的经验累积，而不需要靠来自教育的外部投入。如果人力资本得靠教育的外部投入，那就和梭罗的外生增长模型没什么区别了。罗默一向认为他的老师卢卡斯很聪明的。的确，卢卡斯很聪明地完成了一篇被许多人视为和罗默1986年文章同等重要的内生增长模型的文章。

更接近综合学派的分析

上述提到罗默的两篇文章，都是把“正的外部性”纳入一般均衡模型。虽然这是动态模型，但仍不违背阿罗-德布鲁 （Arrow-Debreu）在“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的简单陈述：在外部性下，竞争市场的均衡不会是最适合的。这给了政府介入的借口。罗默就在文中提到：“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竞争均衡不会是社会最优。”这和斯蒂格利茨在多处强调的论点是相同的：“提供正外部性的人若无法全部回收他的贡献，就会减少提供的数量。”也因此，不少学者并不认为他和卢卡斯同属于新古典学派。

我们再比较一下卢卡斯和罗默的模型。卢卡斯是依循着新古典模型的标准模式，以“代表性厂商”的行为和其生产函数去表示社会整体的行为。罗默也是以代表性厂商和其生产函数去表示个别厂商的行为，然后再合并成一项总合变数，亦即将个别厂商所生产出来的新知识加总成社会生产的“总合知识”。这的确让我们感觉罗默的分析更接近综合学派。

存在两点问题

第一，如何叫做不违法的技术外溢？当新技术外溢到相同产业的厂商时，相信他们不敢采用，即使进行逆向研发都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因此，技术外溢的效果应是表现在催促他们必须赶紧进行类似的技术投资，以免被市场远远抛在后面。所以，较可能的扩散途径是外溢到其他的产业。罗默也提到：他们会从这些新技术中获得一些灵感。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梭罗模型虽然也归属技术视野，但他并不信技术外溢足够用以诠释内生增长。他说：“新技术的‘生产’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投入和产出问题。……困难的部分是如何去模拟当时发生的事情。”

因此，第二个问题便是：技术外溢如何促成内生增长？由于经济增长必然要诉诸新商品的创造，因此，这问题也等于是在问：技术外溢如何促成新商品的创造？早在1947年，奥地利学派学者拉赫曼（Ludwig Lachmann）就提出一个解答。他认为异质资本财产因内嵌不同的技术，而在创造过程存在互补的可能效果。（Complementary and Substitution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Economica，1947。）换言之，当技术外溢到不同产业时，它与接受外溢技术之产业的原有技术，因存在互补的机会，而提供许多的创造空间。举个例子说，当纳米技术出现后，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因采用它而变成纳米商品。也就是说，如果有n个新科技出现，即使只是结合两种新科技，市场便会出现n（n-1）/2种新商品。这是n的二次方的增量，其表现在产出曲线上会是边际递增而非递减的效果。

从分工和内生增长角度评论

第一、异质资本财产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早出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不同的资本财产内嵌着不同的技术知识，因此，当罗默提到技术知识的外溢时，这论述可以指向异质资本财产，也可以指向其内嵌的技术知识。哈耶克曾指出，分工社会的背后其实是技术知识的分工。在技术知识分工的各行各业中，不时会产生业界内的各种点子。只要自由交谈的平台存在，这些点子就会在平台上四处传播。

第二、有人说罗默的贡献只在数学模型，因为熊彼特早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就已经清楚地区分两种社会变革。其一是社会面对外来挑战而进行的变革，称之“调适”。其二是在没外力冲击下而能从内部自发产生的变革，称之“发展”。他对发展的论述有两特点。首先是发展来自于有远见和胆识的人，其次是这些人的行动可能会带来“创造性破坏”。这两点都和内生增长的过程不同。尤其是创造性破坏，这不是个人的企图，而是众人行动的结果。个人的行动即使有先见，也都得从边际出发。相对的，内生增长所陈述的就是这些边际出发的行动，只是它们都来自于不知名的个人，没有英雄也没有帝王，但最后则集结成总和的知识

      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历史性（拉赫曼，Lachmann,2013)。如果深究这句话，你就会发现，无论成熟度多低的社会，都会存在其历史。这是因为它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社会”，一定会存在一个发育的过程。在现代，我们几乎没有可能去观察一个从零开始发育到“成体系”的社会，不过我们可以大概率地观察到一个社会是如何以极高的改造速度和反应速率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种案例的趣味就在于它的历史之短，短到让人不相信它会发生这种巨变，而不是所谓的传统之深厚。

    东北地区的社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很多人都在说东北地区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可是我在这里写的这个东西，既没有那些基于某种优越感的“批判和反思”，更没有所谓的情怀和眷恋。应该说，这是一部我的家庭史，父母各自原生家庭的两代人，见证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巨变，见证了部分国有企业从极盛到衰亡的全部过程。可是这样广博的话题，以我们所见，并不能做出详细和客观的描述，只能选取我生活的地方去观察和描述，而这个地方就是题目中那个数字——“204”。

    “204”是什么？它又在哪里？

      “204”是一个代号，指的是沈阳黎明厂生活区。如果现在来实地考察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大片的苏式楼和一部分分厂厂房。熟悉东北大型国企的人应该知道，生活区是与企业紧密相关的。204地区就是和黎明厂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航发黎明）公司前身始于1919年张作霖创办的奉天军械厂。1954年3月31日，公司作为国内较早的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正式组建成立。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航空涡轮喷气发动机制造企业。”（中国航发黎明简介，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 ）。黎明厂成立之后，除了依靠原有的东塔机场之外，还营建了生活区，生活区内有各式居民住宅，按照职务级别的不同进行分配；兴建了医院、学校、商店、游乐设施，有着属于自己的市政设施。可是这些基础建设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并不是靠着这个企业的“一己之力”，就像沈阳黎明简介中所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有根基的。

    要回答这个根基是什么，就要说明204究竟在哪里。众所周知，沈阳是一个历史不大长的城市，其能称之为“都会”的历史，恐怕只能追溯到后金改称为清的时代。由此，沈阳的城建史也是十分简短的，前近代城建历史的简短，反而成就了近代沈阳城建的张力和空间。清建都盛京之后，沈阳内城的范围也随之稳定了下来。内城的中心就是现在沈阳故宫和中街路一带，四周拓展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也是受到了传统帝都营建思路的影响。在内城的四个角之外，又营建了四座佛塔和配套的四座寺庙。这就是沈阳作为都会的早期的全部空间范围。近代之后，随着东北开放和奉系军阀的大举开发，沈阳的城市范围才又一次得到了拓展。大致来说，这时期的城建史主要是向西拓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在沈阳站一带和老铁西工业区。澎湃新闻中曾经连续报道了沈阳建筑大学建筑史研究所对于沈阳近代建筑风格的研究，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一个研究小组也对沈阳站附近的城建布局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调查，对于沈阳工人村和工人住宅形态的研究也相当成熟，有兴趣的诸君可以搜来看看。这里笔者想提及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是沈阳西部的城建历史，也就是出怀远门（大西门）以西的区域。而沈阳的东部的城建史，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

    204地区，就是在这个广袤而荒芜的东部。从正阳街和沈阳路交叉口出发，一直向东而行，经过大清门和文德武功两个牌坊，出抚近门（大东门）。抚近门外和小东门里的大片地区，曾经是守城八旗兵丁聚居的地方，再往东走，出小东门。出了小东门，实际上就已经走出了老沈阳城的范围了。再向东行，就是沈阳城东的角落之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塔”。

    东塔以北，滂江街以西，就是所谓黎明新城的范围，而这个地方，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当中，长期被人们视为偏远和破败的象征。其实，导致这一地区开发程度低的另一个原因恰恰与清代以后沈阳的兴起有关，那就是，再往东面走，就到了清代皇家的祖陵——福陵。至迟乾隆年间，福陵附近的大片区域都被划为了禁区。家里人回忆1990年我家刚刚搬到这一地区的情况时说道，在这附近甚至还能看到大片的一人高的野草和连片的农田，这些景观和大片的居民区以及厂房杂处，确实也能感受当时工业布局的用意，关于这一点，之后会述及。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开放了东北地区，出现了我们熟知的“闯关东”群体，沈阳人口开始膨胀。接着，就进入了奉系控制东北的时代，很多人都怀念那个时期东北的繁荣，事实上，人们有这种情感也可以理解。因为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204地区所在的沈阳东部，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开发，确切地说，这种开发是一种军事和工业相结合的布局。除了上面提到的奉天军械厂之外，这一区域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东塔机场和东北陆军讲武堂了。关于东塔机场，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就不在此赘述了，而对陆军讲武堂的发现和研究，是近些年东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建立后才兴起的。

    日本侵华时期，侵略者开始在这一地区大兴土木，盟军战俘营旧址就是证据。关于这一监狱的情况，已有诸多研究，近几年该博物馆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复原和抢救性保护。可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在这座监狱对面的大片工业建筑，也曾经是这座监狱的配套设施，最醒目的就是一个变电所和一个零件加工厂。零件加工厂现属于中航黎明，还保存着一些原有的建筑（见下图）。而变电所现由国家电网沈阳分公司管理，原有建筑已经在2001年改建时被彻底拆除了，只有西面的围墙保存了下来。记得在拆除变电所的前夕，大量的办公家具被清理出来准备当作旧物变卖，其中有一个柜子上面的铁标签上还写着“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字样。时至今日，监狱原有的战地医院（后成为沈矿职工医院）已经成为了地铁工地。不过，医院附近的军官宿舍和士兵宿舍还存在着，甚至还居住着大量的老人和租房户，这些建筑竟能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仍旧没有任何损坏和坍塌的迹象，我想起了大学时老师们形容旅顺博物馆的一句话：“日本人把建筑修得如此坚固，足见其亡我之心！”这话在盟军战俘营身上也同等适用。

  由于史料缺乏整体性，我们难以对东塔204地区社会在建国前的全貌做出一个系统性的描述。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判断。第一，近代是这一地区开发的起始，也是社会系统形成的起始；第二，虽然有一定居民在此地定居，但是这里很有可能只是工业区和居民点的复合体，也就是说，城市空间并没有拓展到这一地区，这种巨大的城乡撕裂感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第三，早期工业的畸形发达和社会发育的迟滞，也决定了沈阳城市东拓的范围长时间止步于此。

    而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带来了大型国有企业，也带来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会。

    未完待续。

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本文以帕里、洛德、纳吉和弗里等学者的代表著作为线索，以欧洲民俗学史、口头传承研究史和美国民俗学百年史为参照系，阐述口头诗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学科形成过程，确定它在西方民俗学历史上的地位，说明它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关联。

关键词：口头传统、史诗、程式

史诗属于叙事诗的范畴。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诗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谚语等。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史诗在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及作为文学形式出现以前，曾经作为口头文学而源远流长。它们在文学形式上的发展过程，可以从文献资料中得到考证；它们作为口头文学的起源，要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代。

史诗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苏美尔人的史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公元前1000-400年出现了巴比伦和希腊史诗，中世纪及近代欧洲文学史上又出现了大量史诗。一般认为文学史上对史诗、史诗性质的讨论始于欧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腊哲人都论述过史诗，但是，直到16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被重新发现，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欧洲的古典学在史诗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开启了搜集和研究民间史诗的热潮，促进了人们对史诗的起源、流传和创作等问题上的探索。19世纪中叶欧洲民俗学兴起，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又一次进入现代学者的视野，在方法论上开辟了史诗研究的新时代。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史诗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十分遗憾的。

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启迪，以及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首创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了它的文类意义。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史诗研究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规范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本文以当代欧美学者的史诗学代表著作为线索，以欧洲民俗学历史、口头传承研究历史和美国民俗学百年历史为参照系，阐述口头诗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学科形成过程，确定它在西方民俗学历史上的地位，说明它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关联。仅就史诗研究而言，西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积累了丰富的学术传统，中国的史诗研究的大规模展开是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研究了史诗，但是，这种研究还不是史诗学意义上的学科自觉，表现在多数学者没有将口传史诗作为口头传承的民俗事象来研究，而是从经典的教条出发，学术研究和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形态相互混淆，作家文学研究和口头传承研究相互混淆。问题的症结在于，今日的学术是国际化的，而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是片面的，我们的学者往往仅靠一本书的阅读，就敢于借用里面的理论概念。因此，一家一派的系统研究或可以裨益于学界。因此，有必要对现在国际通行的民俗学方法论和理论，进行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建立新的概念体系，有效利用新的方法，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我国是口传史诗蕴藏很丰富的国家，口头诗学理论在这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帕里—洛德学说的大前提，即它的学术背景。这个问题要从19世纪以来的古典学、民族志学和语言学说起。[1]

古典学以“荷马问题”为试金石，这也是帕里—洛德口头诗歌学说的一个根本问题。可是，自古以来对该问题的解释一直局限于神话学的解释。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对口头文化的发现，使得“荷马问题”成为“口头传统”的问题。从此，荷马问题也成为人们如何看待古代经典的问题。荷马史诗的神圣性，使得人们习惯于从先验的观念出发，认为它是某个先贤的独创作品。欧洲古典学在过去200年来不断为如下问题困扰：传说中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如何解释史诗的不一致性？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创作、保存的？如何看待关于史诗产生的神话和传说？如何解释史诗中不同时代的文化沉积现象，如方言和古语问题。研究表明，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这和“荷马问题”并无关系；将荷马史诗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代，这无疑是进步，但是，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想。民间集体创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观点，短歌说，原型的探寻……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歌的本质。公元1世纪：约赛孚斯(Josephus)从荷马史诗的叙事的不一致性提出了问题。此后，大约1700年间，没有争论，除了战争和瘟疫。1715年奥比奈克(Abbe d'Aubignac)指出：“实际上并无以荷马署名的著作，荷马未曾写作。如果他未曾写过什么，荷马根本就不存在。”1795年沃尔夫(Fredrich Wolf)挑起十九世纪分辨派(Analysts)和统一派(Unitarians)之间的争论，一个荷马和多个荷马的争执。论战双方阵容之一就是所谓的分辨派，他们炮制史诗的“合成说”。以拉赫曼(Karl Lachmann)为首，他于1816年和1836年提出，荷马的诗歌由不同的诗人、编辑者，历经数世纪的创作、加工、编辑，这是从语言学和叙事上的缺欠得出的结果。论战的另一方是所谓的统一派。该派无旗手。他们是少数派，受到不断攻击。但是，攻击者的论述并不缜密。他们认为史诗为荷马一个人的毕生创作。争论的结果分辨派获胜。帕里遭遇这一漫长论争的最后一幕，他从荷马问题为自己的学术起点，继承分辨派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语文学是帕里—洛德学说的方法论的主要来源。德国古典语言学对荷马史诗文体的研究曾经给帕里不少启发。后来的口头程式学说的追随者们大多数是从现代语言学入门的。现代语言学是人文研究的焦心，描写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结构；口头诗学的研究者强调：以语言和文本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研究口头诗歌的内在结构和功能。历史语言学的旨趣：在一个传统之内建立一个意义的连续统一体，有助于对一个语言共同体诗歌传统的探寻。弗里认为语文学（历史语言学）为帕里和洛德提供了方法论。1860年艾伦特(Ellentt)和丁策尔(Duntzer)注意到格律和篇章之间的关系。维特(Witte)1912年谈到词的形态学。梅耶(AMeillet)专论口头创编问题。[2] 帕里受到他的影响，开始研究史诗的文体。帕里学说汲取了上述所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他的许多观点是从前人的论述里抽离出来的。帕里借助民族志以完善自己的学说。帕里和洛德1930年代前往那斯拉夫调查，从口头传统的现场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

民族志为口头诗歌学说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诗的现实；事实证明，古典学的实证性研究可以汲取人类学对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拉德洛夫：在中亚史诗研究中触及口头诗歌的表演、即兴创作、故事的变异、典型场景、俗套子，以比较的方法将活态的史诗传统与荷马史诗进行相互比较。穆尔科：他的民族志报告证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为荷马史诗的类似物。帕里所仰赖的民族志学者有：拉德洛夫(Radlov)：1885年在他的中亚史诗田野报告中指出，人们从未将表演中的变体视为新的创编。他研究歌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提出所谓典型段落说(commonplaces)。克劳斯(Krauss)：1908年在南斯拉夫做过现地考察，他确认歌手运用“俗套”来创作，也靠记忆来表演。热内普(Gennep)1909年讨论了相同的现象。格斯曼(Gesmann)从口头创作中发现了“创作图示”(composition scheme)，即讲述者拥有一种叙事结构以填补诗行。穆尔科(Murko)：以现代民族志方法调查了南斯拉夫的口头史诗和歌手，对帕里影响最大，决定了帕里的学时飞跃：传统的荷马—口头的荷马。[3]

最终，帕里奠定了自己的学说，他改变了古典学界的传统观念，使得人们从荷马史诗的文本看到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帕里研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荷马史诗的文本，他还到南斯拉夫用现地的活态口头传统加以验证。洛德继承了老师的事业，用比较口头传统验证该学说。洛德调查歌手，经年累月的研究，证明了老师的学说，完成了这一解秘性的研究，于1960年出版《故事歌手》，这一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被弗里成为口头文学的“圣经”。

自从1930年代以来，帕里洛德学说受到来自各个学术领域的挑战。人们对该学说的可靠性提出了以下的质疑：该理论过于机械，仅仅抽取并研究了史诗的一些片语；该理论是否可以用在民俗学其他样式中去，还不能肯定；该理论是否针对世界上的所有史诗（史诗是否为世界普遍存在的样式）？如果是，那么，该理论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验证；如果没有“即兴创作”的前提，那么，口头程式理论就无技可施。因此，它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也许它永远也不会被证明，更不能令所有人满意。

与反对者的发难相反，口头程式学说已经运用到世界100多种的语言传统的研究中，它已经超越了理论的阶段。

帕里的口头诗歌概念为荷马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帕里认为对口头诗歌的本质的理解，就是对荷马史诗的本质理解。帕里认为荷马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研究口头诗歌内部运作过程开始，获得与书面文学相区别的知识(lore against literature)。帕里的学术表现了人文研究者的缜密的科学态度：对现象的观察、假设的确立、以实验去验证假设，认定或修正假设的结论。帕里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歌手对传统的依赖程度，口头诗歌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口头诗歌的传承方式，史诗的素材，史诗与历史事件的联系。[4] 帕里资料的采集：史诗的自然环境，即表演的层面：史诗的长度、停顿、创作特点，要求以特别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帕里从南斯拉夫歌的文化中采集史诗歌，他的目的着眼于采集者对于表演的重视——真实的表演，这种表演是由歌的文化中的听众赋予的。帕里特藏：南斯拉夫史诗文本的资料集，它们是唱片形式和抄本形式保存的文本，它们是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传统的实验室的记录。帕里学说的科学性来自于论据的质量。

帕里对口头诗歌的界定。帕里研究了口头诗人如何学习、创作史诗歌，以及这种实际存在过程。他认为口头诗歌是活态的有机体，以程式和主题来构建，他强调歌的每一次表演，即表演中的诗歌创作，口头诗人属于传统，同时又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个体。帕里研究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口头学歌、口头创作、口头传递，这些几乎重合在一起，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这一过程中没有固定文本。帕里的研究成为后来20世纪民俗学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帕里的学术贡献，首先，他发现并论证了“传统的荷马”。帕里通过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语言学解析，发现了传统叙事单元，如程式、程式律、俭省、跨行接句等。其次，他发现了“口头的荷马”，发现了荷马史诗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他认为荷马对传统词语表达方式的依赖程度说明他是口头诗人；此外，帕里首创了类比验证的方法，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为他提供了口头诗歌经验的现实。

作为帕里的学生，洛德的贡献并不逊色于他的老师。洛德研究口头传统叙事歌，他抛弃了“史诗”、“英雄诗歌”、“民间史诗”、“民族史诗”、“大众”或“原始”的这样的字眼。他认为术语之战事关重大。[5] 洛德是口头诗学奠基人，《故事歌手》是口头诗歌研究的原创性著作，它以严密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为基础，以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的观照，回答了口头传承是什么，它的结构和功能，它的内部运作机制。《故事歌手》开宗名义说“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他是我们的故事歌手。在更大的意义上，他代表了从古至今所有的故事歌手。”当代南斯拉夫歌手“阿夫多是我们时代的荷马。”洛德的话揭示出比较口头传承的事实。不同民族、不同传统的平行对比，同时也是贯通古今的历史比较研究。

口头诗学的比较方法首先是平行研究的类比方法。通过口头诗歌创作和传递过程的描述，确定可供比较的基本点：语音模式、格律、句法、文体模式、程式和主题以及故事模式。如洛德对回归歌故事模式比较就是在以下几个点上展开的：缺席、劫难、回归、报仇、婚礼。此外还有影响研究的历史比较方法，如纳吉对荷马史诗与印度梵语诗歌同源格律比较，他采用的是比较印欧语的语言学重建的方法。[6] 他建立了表演、创作和流布三位一体的阐释学模式，通过对印度活态史诗传统与荷马史诗传统的对比，阐明荷马史诗形成的演化模式以及荷马史诗文本化的过程。[7] 柯克(GSKirk)提出口头传统生命环的四个阶段的假说——起始、创造、重复生产和衰退。[8]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共性的比较，后来的学者追寻共性之外的独特性传统。每一个口头诗歌传统有其自身的特质，并积极的使那些特质并入该传统的批评模式之中；它包括语言的本质特点，格律和其他韵律学的要求，叙事特点，神话和特定的历史内容。强调每一个文本的确切特点：口头的、源于口头的，演唱中记录的、背诵的、抄本的、抄本流布的历史和收集的环境等。[9]

口头诗歌学说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概念[10]：

表演中的创作，这是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要理解口头诗歌的表演，就要从田野作业说起。田野作业反映了口头诗歌研究的实证主义的特点，它是就活态口头诗歌的表演而采集证据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地、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我们把这一过程叫做田野作业。田野作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大特点。他们强调了在口头传统文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的神圣性。洛德在巴尔干进行了多年的资料搜集工作，与那些从人类学视野中进入民俗学的人相比，洛德的田野工作经验并不少。对于人们应该寻求原型的观点，洛德驳斥说：“我怀疑能否找到故事、歌或史诗中的原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在口头传统中一个艺术形式的每一次表演，不论是故事还是史诗，每一个歌手都有变异。”人们可以注意到，洛德对于民族志田野工作和这一工作的对象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观点：“诗中一切属于民众集体，但是，诗歌本身，特定演唱中出现的程式，则属于歌手的。所有要素，都是传统的。但是，当一个伟大的歌手坐在观众前面，他的音乐，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特殊的诗的版本，在此时此刻属于他自己。”

田野作业主要是采用民俗学的共时分析的方法。共时与历时这两个术语来自语言学。是布拉格学派理论研究之一。19世纪到20世纪语言学分为历史的方法和非历史的方法，前者旨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历史重构，后者为语言现状的比较研究。为研究演唱中的口头诗歌，田野工作需要这种共时性的分析，目的在于描述传统的实际系统。当研究进入传统深层的组织原则时，即文化的持续性的现实时，历时的分析是很需要的。语言学重建的方法可以解释现存传统中的语言的诸多方面，不然，这些方面是不清楚的。历时和共时的 分析，二者可以互相补充。

对活态口头传统诗歌的共时性的分析表明，创作和表演是同一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单纯从史诗文本层面不可能观察到这样的现实。洛德认为口头诗歌的创作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的。

流布，这个概念是与“表演中的创作”相对应的术语，只有历时的观照才能观察到口头传承的流布的特点，它与创作和表演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流布的模式可以是向心的，也可能是离心的。

主题，最为实用的定义：主题是基本内容单元。主题与社会文化模式相关联。荷马史诗的主题，不适合于印度史诗的主题。不同的民俗学样式有不同的主题学的分析模式。程式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词语，它受到传统的口头诗歌的主题的支配。程式之与形式，等同于主题之与内容的关系。这一规定的假定前提是，形式与内容在概念上是重合的。帕里的程式定义：程式具有相同步格、表达基本意义，是被有规律地使用的语群。程式和语言本身一样有万千的变化景象。

俭约，这是帕里的发现：荷马史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由的表述方式，它具有相同的韵律价值，表达同一种意义，可以彼此替换。这种俭省的规律只有在表演的层面上才能观察到。

传统与创新，口头传统在表演中获得生命，此时此地的每一次表演都为创新提供了依次机会，不以人的一直为转移，任何这种创新都会在传统中得到明确的承认。统一性与有机体，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荷马史诗的统一性和有机整体是演唱传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创作者影响的结果。把史诗的原创者归功于某一位文化英雄是十分常见的错误。现代人的作者概念是带有个人色彩并强调个性化的词。

作者和文本，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作者问题由演唱和文本的权威性决定的，由无数次表演之间的稳定性决定的。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创作这一命题。口头诗学的主要方面是表演。在创作、表演、流布这三位一体的阐释学的模式中，关键要素是表演。 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那么有关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性，不仅如此，我们关于古代经典的认识便不会完整。

帕里—洛德学说是20世纪口头传承研究的一个承前启后的理论。帕里—洛德学说本身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帕里和洛德来自美国民俗学的摇篮——哈佛。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哈佛第三、四代的民俗学家。民俗学为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氛围，支持洛德提出并形成其博士学位论文，即后来成为口头文学奠基作的《故事歌手》。在哈佛有四个学科构成了洛德学术生涯的有机整体：古典学 、斯拉夫文学、比较文学和后来形成的民俗学。[11]帕里—洛德学说在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全美通行的民俗学教科书中得到很好的表述。帕里—洛德学说与美国民俗学传统关系紧密。1888年起美国民俗学形成两个流派：人文学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民俗学，前者控制大学，后者占领美国民俗学会。人文学的民俗学家把口头传统划分为各种样式并加以专门的研究，其范围为文明社会的民俗，主要为印欧语系民族的语言传统。代表人物为柴尔德、基特里奇、汤普森、哈特和泰勒等。人文学民俗学家试图以进化论来民俗事象的起源。他们继承欧洲民俗学的旨趣，重视故事文本的研究，将文本进行类型划分和进一步的母题或其他要素的划分。他们重视文本的采集、注释和传播、流布的研究，深受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的影响。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口头传承的创编过程，他们尊重民俗学和民族志的重要价值，重视田野工作。当然也有人至今仍然认为他们仅仅是文学的民俗学家。

帕里—洛德学说在口头传承研究中历史地位是很重要的。18、19世纪“大理论”：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学说和太阳神话。20世纪“机械论”的起源研究：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地域-年代假设等。文本模式研究：史诗法则、口头程式理论和形态学方法。结构主义和解释学方法、精神分析学说、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帕里—洛德学说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俗学理论，其更大的背景是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学术范例。研究旨趣：对一种民俗事象而言，它是什么、如何运作的问题，取代了以前探测其起源的问题。[12] 从口头传承研究的学术背景来看，口头诗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记忆手段和传统参照物的文本模式；他们与普洛普的形态学方法、奥利克的史诗法则，都属于文本模式的研究。[13] 口头诗学上承阿尔奈、汤普森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下开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的先河。

中国现代学者如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钟敬文、陈寅恪等, 他们从1930年代起，从民歌的角度研究《诗经》的赋比兴问题，涉及口头诗歌的即兴的口头创作和口的文体形式问题，但是，没有形成方法论，也没有得到后人的认真总结。诗经与楚辞等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的关联已经被晚近的学界所关注。当然，论者还没有活态口头传统的田野工作的经验。1974年，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出版了诗经研究的博士论文，首次将帕里的学说应用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中；1980年代扬成志专文介绍洛德《故事歌手》给中国民俗学界；1980年代后期，欧洲学者运用该方法研究中国说唱文学如扬州平话；1997年口头诗学译介工作开始：弗里《帕里—洛德学说：口头创作的理论和方法》、 洛德《故事歌手》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该理论已经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1998年《口头文学的诗学研究》进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00年依据哈佛大学图书馆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资料库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院重大项目支持“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建设工作。

Critiqu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ebsite

Ludwig Lachmann at the Open Directory Project

The Kaleidic World of Ludwig Lachmann, a review of The Market as an Economic Process by Roger Garrison

The Lachmann Legacy: An Agenda for Macroeconomics, Roger Garrison

引介拉赫曼

20181203，学习薛兆丰经济学的第54天，这是NO54，我要写到NO1000。

今日所得

人类总是有种希望，摒弃所有坏的东西，只留下好的东西，但这又是人类永远不能达到的境界。这就会涉及到人看待自己的态度，人类永远都会夸大自己，夸大自己的能力，夸大自己的学识，甚至夸大别人对自己的注视，这源自人类对于控制感的痴迷，也可以说成牵强的归因逻辑，比如为什么有风，为什么有雨，是因为天上住了个神仙，人类是受不了没有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成不成立并不重要，因为人类总会找一个因果关系把原来的逻辑漏洞补齐掉，直到找到一个不可反驳的逻辑。

正是因为这种认知的观念，使得人类觉得可以控制一切的东西，这个现象在牛顿定律被发现的时候表现的最为明显，也正是因为这样，人类也尝到了自己酿的苦果。

又进入到下一个模块了，这一阶段开始讲价格。

在开始这一阶段的课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场世纪大辩论，这场辩论是关于“经济是不是可以计划”的问题，已经持续了100多年了。从100多年前开始，在讲德语的那几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之间开始，延续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壹 人类的雄心：预测未来，推知过去

先亮出辩题：人类的经济是不是可以计划的？

先说正方的观点：人类的经济是可以计划的，哪怕暂时做不到，将来也一定可以做到。

正方的中心思想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会产生许多数据，都根据一定的规律行事，所以只要我们掌握的知识——关于经济运行的规律——足够充分，然后我们的计算能力也跟得上的话，就可以对经济作出预测，对人类社会作出预测，甚至作出控制。

这一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物理学的巨大成功所鼓舞的。自从人类掌握了牛顿定律，开始运用牛顿定律，他们就能够非常清楚地、准确地刻画物体运动的规律。比如说发射一颗导弹，你只要知道推出这颗导弹的力度、角度还有空气阻力，那么，你就能够精准预测这个导弹落地的位置。

这种成功是相当鼓舞人心的。人们越来越相信，只要掌握了数据，掌握了规律，人们对世界就有更强的掌控能力。这种自信，最早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一位数学家兼哲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

拉普拉斯提出过一个“拉普拉斯假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时间片段上所有分子原子的状态，我也掌握了所有分子原子运动的规律，那我就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一个时间片段上的分子、原子、人类社会、动物，以及自然界所有的状态。我可以推知过去，也可以推知未来。”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物理世界有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原子的运动是随机的，不是严格决定的，因和果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等等。

从上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类要预测未来、推知过去的那种雄心，自然界能够通过物理学来掌握自然规律，那我们在社会学界，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来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预测未来。这种想法非常自然。所以二战之后，全世界有一半的国家，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

贰 预测经济：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障碍

接着再来说说反方的意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跟自然界有许多根本的不同，所以人类社会是不可以预测的。

持有反方意见的学者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还有大量的哲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这当中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包括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哈耶克（F A Hayek ）、拉赫曼（Ludwig Lachmann ）、柯兹纳（Israel Kirzner ）等等。

这场关于经济是不是可以预测、是不是可以计算的大辩论，从1920年代开始在德语地区，后来到1930年代、40年代扩展到英语地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这场大辩论，我们称之为“关于经济计算的辩论”。

反方的观点是什么呢？反方认为经济不可预测，因为在预测经济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3个不可以逾越的、非常根本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 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

第一个根本障碍，是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以比较。

每个人对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个人估值。我喜欢苹果多于橘子，喜欢橘子多于香蕉。你可能刚好倒过来，最喜欢香蕉，然后喜欢橘子，最后喜欢苹果。也就是说，单个人对不同物品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可比较的。

比如你需要铁，你想要用铁造的杯子喝水，我需要铁，我想要做农具，他也需要铁，因为他要做刀切菜。

这3个人，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但是横向做比较的时候，谁的需求更重要呢？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根本的观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可以比较的。尽管人自己，每个单个人，他对不同物品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我们没办法判断，没办法权衡，没办法协调。

你会说，咱们能不能排个序，根据这个排序的结果，进行数学上的加总，那么我们就能看出社会上谁更需要什么了，这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吗？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对不同物品的个人偏好的相对高低，但是横过来比较，你是不能计算出每一种物品，他们的效用的绝对高低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张三家的老大，一定比张三家的老二要大。李四家的老大，也一定比李四家的老二要大。但不能因此就说，张三、李四家的老大，一定比王麻子家的老二要大。因为很可能王麻子家的老二，年纪要远远大于张三家的老大和李四家的老大。

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有穷人和富人，我们问了10个有钱的人，他们都说苹果比番薯好吃，但是你能不能因此就说苹果比番薯重要呢？不能，因为对于第11个穷人来说，番薯要比苹果重要得多，因为他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个人的偏好，是不能做横向比较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个人和企业的高度计划，以及整个社会的无计划，这两种现象是可以并存的。

为什么？因为个人，他有明确的目标，他知道自己的效用所在，所以他会追求他自己心目中的目标；一个企业，要协同不同的资源，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去进攻。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每一个人的目标，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不一样，所以整个社会你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过去我们打仗，是单目标行为，你说把那个山头给攻下来，那么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就把那个山头攻下来，这容易。但是到了发展经济的阶段，你说我们要把经济发展起来，这话怎么理解呢？发展什么呢？是做面包还是做黄油？还是做大炮呢？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往哪使劲。

这是经济问题，这是计划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横向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怎么才能知道社会的总目标应该是什么，这是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障碍 数据不可得

计划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数据不可得。前面我们说过了，在自然界，我们只要有大数据，掌握了数据和拉普拉斯假说，就能够预测。但是到了人类社会，情况可就复杂了。

第一， 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排序是怎么样子的，有时候你问他们，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来。

第二， 人家凭什么告诉你？时间挺宝贵的，没人愿意浪费时间告诉你。

第三， 人们会误导你，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比方说，咱们中国要做一个人口普查，这个普查的数据能准确吗？这取决于人们对普查目的的理解。

如果人们认为这次普查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超生家庭的话，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低；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目的，是要给每家人口都分宅基地的话，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高。统计的结果是随着人们的预期而变化的，这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测不准原理”。

第四， 很重要的一点，人会对你的预测本身作出新的反应。一个陨石要飞过来了，地球不会作出反应，但人会作出反应。你预测什么是流行的，就会倒过来，影响什么会流行。

第五， 数据永远保存在不同的人那里，永远无法集中，所以要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根本做不到。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以为计划经济的官员会努力去做到，他会努力地去收集数据。其实还远远不是这样，官员本身有很强的惰性。

科斯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曾经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很多人都以为政府官员多多少少都会统计数据吧。他说，其实他们办公室那个电话从来就没响过，从来就没人报过数据。

伍 奖惩很难恰如其分

计划经济遇到的第三个根本困难，是奖惩很难恰如其分。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更何况是预测未来，那犯的错误可大了。谁来对正确的预测做出奖励，谁来对错误的预测做出惩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奖惩问题的话，人们就不能够及时修正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并做出调整。

人要认错是很难的事情。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错呢？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更好地配置资源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课后思考

今天，我先给你呈现了3个难题，这是100多年前两派大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

1     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以比较，你怎么解决？

2     数据不可得，你怎么解决？

3     怎么样才能适当地奖惩，让人们主动地调整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不会犯过大的错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想来一个倒推，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人类实现了计划经济，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每个人的需求都被充分满足，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子上发挥应有的价值。

老王起床，吃早点，正好政府给他了他今天想要吃的早点，然后他就乘坐他今天想要的交通工具去做今天他特别想要做的工作或者今天他不想要上班，就不去了。推导到这一步就无法推导了，因为这样的人类社会会停滞发展，每个人都没了想象力，这个世界就缺乏了最基本的活力。人类只剩一条灭亡的道路，这又让我想到了那句话，凡是声称要引向天堂的道路最后都导向了地狱，

“自尊心对于我们的幸福来说同样重要，因为腿是桌子的。这对于身心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

诚实地问自己：你对自己有什么感觉？你的自尊会好一点吗？我们每个人都偶尔与自尊心问题纠缠在一起。不幸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自尊心不足的时候比其他人更糟糕。你可能觉得你的自尊只会影响你。

毕竟，这就是所谓的自尊！但事实是，你的自尊会影响你与其他人的关系。

临床心理学家苏珊娜·拉赫曼（Suzanne Lachmann）说：“ 低自尊可以让你测试或者破坏有潜力的关系，或者以符合你对自己信仰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关系。

但是，有办法可以把它转过来。如果你觉得你的自卑感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请检查标志，看看如何改变它。

10种方式，你的自尊破坏你的关系，以及如何避免它

1你开始有有限的关系

当你自卑的时候，你不是很自信。这可能使你更难接近其他人，并让其他人接近你。那会发生什么？

“ 你愿意把自己交给对你表示兴趣的人。你变得更不区分你选择谁。你甚至可能愿意忍受那些不能令你满意的行为，因为即使你知道自己不开心，你也感到幸运。 “拉赫曼博士补充道。

当你对自己感觉更好，并有更多的自信时，你的关系就会分道扬When。你会有更多的朋友和工作关系，以及浪漫的。

2你缺乏信心

低自尊的缺乏信心意味着你可以让人们走遍你身边。关系教练Deborah Roth补充说，你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断言自己的界限，“ 你将无法问你想要什么，或者限制你不想要的东西 ”。

学习更好的沟通技巧将有助于打破你的信心。当你的信心更好时，你的自尊也是如此。然后，你就可以和其他人建立关系，而不会感到你被利用了。

3自我表达成为一个挑战

当你自卑的时候，你可能会更难表达自己。当你不能说出你想说的话，并且对你的想法和感受保持诚实时，你的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学习如何更好地表达你的想法和感受，即使你必须采取步骤来做到这一点。写信或电子邮件可以帮助增强你的信心，说出你的意思。

4你经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当你的自尊心很低时，人们倾向于把你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你的低自尊使你难以为自己站起来。学习如何说“不”，并断言你的界限。这可能需要付出一些努力，但从长远来看，您将能够避免与正在寻找低自尊的人来控制的人之间的恶劣和辱骂关系。

5你的关系没有足够的精力

当你自卑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你在人际关系上犯错误。其中一个错误是没有把足够的精力和精力投入到你的关系中，因为你觉得无论如何都不重要。

“ 你可能会采取受害者的心态。这意味着你会责怪你的感觉，每个人和每件事。你将无法与其他人打交道，因为你会像受害者一样而不是平等的， “人生教练卡尔·佩雷拉说。

学习建立你的自尊意味着你可以把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你应该得到的关系中。有时候，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增强你的自尊心。

6你自我接受程度低

自尊心低，意味着自我接纳程度低。如果你不能接受自己，那么你的关系也不能被接受。学会接受自己的缺点和缺点，而不是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挨打。当你学会放手的时候，你可以学会接受你自己。

7感知是一种思维游戏

你相信是真实的往往是你所感知的。低自尊可以让你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如果你对自己感觉不好，你可能会开始相信其他人也会对你不好。学会接受你身边的人说什么，相信他们的价值。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喜欢你，学会相信他们。

8关系中出现误解

当你缺乏自尊，缺乏自信，没有信心时，你的关系可能会更容易产生误解。你可能会让人们相信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因为你缺乏自我纠正的能力。

“ 在任何关系中，重要的是能够表达你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你不分享这些需求，因为你害怕你的伴侣的反应，你会越来越沮丧，他们会感到受伤或困惑， “Shirley McNeal博士和关系教练Nancy Philpott说。

建立你的信心，可以让你纠正误解之前，他们在你的关系中造成裂痕。

9戏剧不可避免

缺乏自尊也会导致恋爱关系的戏剧化。误解，伤害情绪，耗尽争论所有这些都可能源于自卑。当你能够对抗戏剧的来源时，戏剧更容易被处理。当专注于建立你的自尊，你也可以专注于确保你的关系保持无戏剧性。

10缺乏乐趣

你可能会发现你不会经常出门，或者拒绝邀请和朋友一起玩。低自尊可以使你没有尽可能多的乐趣。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好方法是无论如何。即使你感觉不高，出门在外关心你的人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最后的想法

低自尊可以令任何人处理挫折。一开始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但是在低自尊的时候，你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它甚至可能是完全结束关系的东西。

支持你的自尊将使处理更容易，以及修复你的关系。与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家庭成员或治疗师交谈也可以帮助您将自尊置于正确的轨道上。

“ 当你注意到自己以为自己不可爱，或者没有人会觉得你有吸引力时，你需要停下来，积极地回答自己。告诉自己，这个负面的谈话是不现实的，但只是一个扭曲， “社会心理学家海迪Riggio博士说。

开放给人们可能就是你需要努力的事情，而不管它是什么让你的自尊低下，把它带回来，让你可以享受和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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