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已经发现了。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5千米九嵕山的主峰。距西安市70千米,咸阳市30千米,咸阳国际机场25千米。
九嵕山山势突兀,海拔1188米;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亘及平野。主峰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高高拱举。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嵕,因而得名九嵕山(或称“九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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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年,长孙皇后病危,眼看不治。她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薄葬,“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感情很深厚,他尊重长孙皇后的遗言,在她死后将其临时安厝在九嵕山。李世民同时决定,自己也要选择这里作为归宿之地,并与长孙皇后合葬。
很快,李世民的陵墓——昭陵,就开始进行大规模营建。从636年长孙皇后去世,至649年李世民病逝,昭陵的营建工程一共进行了13年。
-昭陵
佛教在唐代得到极大的弘扬,这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琉璃礼佛供器,如陕西扶风法门寺唐真身宝塔地宫发现琉璃器20件,只有2件茶具,其余的18件均为皇家礼佛用琉璃器。
法门寺地宫珍品唐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唐僖宗供奉。高21厘米,外口径158厘米,内腹径125厘米,边沿宽16厘米。
此盘为浅蓝色琉璃料制成,具有透明感,盘中央蓝色较重,向外放射逐渐变浅,胎薄厚均匀,可见成型工艺亦佳。腹面描金装饰,边沿满铺金色,形成金色宽边,盘内刻满纹饰,有内而外分为数层。
中心为八瓣蕉叶状花围成的团花,蕉叶刻成斜线纹与波浪纹,两两相间;其外为双线勾出的一圈水波纹,内以金填满,内外波谷间充填果实,果实内亦作波浪纹。
因以描金装饰该盘,又安放于法门寺地宫,可见此盘并非唐代实用品,是专
为佛教供奉设计制作的祭祀品。因在地宫中埋藏千年以上,盘上较宽的描金处多有脱金现象,细线描金处则存留完整,整体来看此盘实为精品。另一件蓝色琉璃四瓣花盘,口径20厘米,高23厘米,重250克,吹塑成型,纹饰阴刻。侈口,平沿,浅腹,平底。盘沿外折,腹壁斜收,盘外底心凸起,系铁棒加工痕迹。通体呈蓝色,光洁透明。
盘面刻满纹饰,以细密的平行线为地,主体纹饰为以双线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其四出部分与方框组成一个“默赫拉巴”纹样,象征人魔交战、真主所在之处,是伊斯兰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
四出的尖瓣内,各刻一朵无花果叶,尖瓣之间,饰以忍冬纹。中间方框内刻饰虚实相间的小斜方格纹。盘中还有葡萄、葵花、绳索、菱形、三角正弦和十字纹,组成繁丽的图案,刻纹和刻花都属冷加工装饰工艺。
法门寺类似器型的还有唐**琉璃石榴纹盘,高27厘米,口径141厘米,重84克,唐僖宗供奉。吹塑成型。敞口,翻沿,圆唇,平底。内底中心凸起,底外壁有铁棒痕。内底涂饰**,花纹涂黑。口沿处施12个半圆弧纹,围成一圈,腹壁饰两圈弦纹,底部绘出石榴花叶纹。法门寺地宫发现的琉璃器中,此盘是唯一施彩绘的器物。
这件琉璃盘反映了釉彩琉璃技术,在其吹制成型后,在其表面先涂抹**釉料,然后涂黑纹饰。因琉璃光滑,不易着色,就适量地加入矿物质颜料,加上黏合剂和填充料混合剂后再涂抹,涂好后,再进行二次加工。盘上的石榴花纹,平添了一份异国情调。法门寺地宫舍利塔下精室有两件精美的琉璃舍利瓶,放在金棺、银椁、石宝帐内铜质莲花座上,绿色透明,细颈鼓腹,壁薄如纸,瓶内盛放舍利。
法门寺唐盘口细颈贴花**琉璃盘口细颈贴塑瓶,反映了贴花、贴丝模吹制成型、加工整形的手法。该瓶高213厘米,口径47厘米,腹径16厘米,重405克,此瓶,盘口,细颈,鼓腹,圈足。颈下有一圈凸棱。
腹部贴饰花纹,大致分为4重结构,第一重为一圈墨紫色饼状堆纹;第二重位居瓶腹中心部位,以拉丝手法将淡**琉璃拉成形似鱼类的纹样;第三重为六枚淡**琉璃乳钉纹饼;第四重与第一重相似,亦为墨紫色饼状堆纹,但于饼沿向上又拉出个尾巴,再粘贴于瓶壁上,瓶内壁贴有墨书纸条,有10余字,依稀可辨的衬有“真莲”两字。瓶底圈足中心有铁棒加工痕。
法门寺唐流云菱形纹直筒琉璃杯所用的则是印纹工艺,其工艺为模印成花,用铁杵把玻璃融汁挑起一块用铁管吸成小泡后,放进带纹饰的模子,然后脱离模子,
脱模后还可以按要求吹制需要的尺寸。然后将底部粘在铁棒上,从吹管上剪下杯子,进一步修整杯口。再如河南省洛阳发现的唐蓝琉璃净瓶,素色典雅的琉璃瓶,附加其大道无二的宗教色彩,冥冥之中似乎也贯通了一种玄理。有人这样称赞琉璃净瓶:空灵高贵、细腻含蓄,可以吸纳华彩又晶莹透明,可以美艳惊世,却又瞬间毁灭,可以化身万象却又安静。
除法门寺外,陕西省著名的舍利塔还有临潼县庆山寺舍利塔,在该塔精室中发现了6件琉璃果,为球形,直径2至35厘米,厚01厘米,壁薄而半透明,中空,大小若核桃,一件为乳白色,两件为褐**,三件为绿色。
这几件琉璃果分别置于石雕宝帐前的两个三彩盘内,是佛教舍利塔中的供奉之物,因此又名阿那含果。阿那含是佛教用语的梵文音译,其意译则为“不还”,因而阿那含果即为“不还果”,为佛教徒修炼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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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昭陵地宫还没有进行挖掘,但在五代时期就被军阀温韬盗掘了。
《新五代史·温韬传》:“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旧五代史·温韬传》:“唐诸陵在境者悉发。”《资治通鉴》亦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城西北225千米的九嵕山上,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从唐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743年),昭陵建设持续了107年之久,周长60千米,占地面积200平方千米,共有180余座陪葬墓,是关中“唐十八陵”,也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被誉为“天下名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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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选址背景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皇后长孙氏病危,临终之时遗言薄葬。唐太宗遵照长孙皇后的遗言,在皇后崩后,把她临时安厝在九嵕山新凿之石窟,陵名昭陵。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
唐太宗选择九嵕山作为昭陵陵址有着浓郁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中国古代所谓的陵墓堪舆风水之说,伴着姓氏的不断扩大及五行阴阳之说的流传而逐渐完善,至南北朝时基本形成了一套评定风水好坏的理论。
九嵕山满足了堪舆家认为帝王陵墓应具有的所有条件,自唐以降,堪舆家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者。
除此,唐太宗选择昭陵还有附加的政治背景。按照唐太宗最初的想法,帝王陵寝要完全效仿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务从丰厚。但精通经史的虞世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汉制既劳费了民力,还使盗贼生心,所以汉陵大都被盗,帝王的尸骨也被抛弃荒野,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
他建议太宗应当向尧帝那样,因山为陵,陵内不藏金玉,并在陵外立碑予以说明 [9] 。虞世南所说的“因山为陵”既能节俭民力又能防盗的建议,为唐太宗最终决定选择九嵕山作为昭陵陵址,起到了思想和理论的启迪作用。
因山为陵
唐太宗以九嵕山建昭陵,并诏令子孙“永以为法”,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的先例。
昭陵自贞观十年(636年)首葬长孙皇后起,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埋葬唐太宗,营建工程才基本结束。除主陵墓道地宫以外,还在陵山周围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10]
历代祭祀
唐时昭陵有宫人供养,官兵守卫,护陵军官的军衔为将军,还专门设立五品陵令管理。每年春二月,朝廷还要委派重要的大臣来昭陵祭祀。遇有太宗诞日、忌日,还安排大臣到昭陵侍奉太宗灵魂“起居”,仪仗蔽路,从不间断。
《唐会要·亲谒陵》载,有唐一代,高宗皇帝和玄宗皇帝曾亲谒昭陵,拜奠先帝。永徽六年(655年)正月一日,唐高宗亲谒昭陵,庄严肃穆,规模空前。这次祭奠活动结束后,高宗诏令免除了醴泉县当年的租赋,并将护陵的将军、郎将进爵一等,对陵令、丞加阶赐物,又诏令在陵侧修建佛寺。
唐高宗时,唐军远征凯旋而归,献俘仪式也常在昭陵举行。依照中国古代传统礼制,献俘通常都在太庙、太社举行,但高宗为了慰藉先帝未灭顽敌的遗憾,将献俘仪式移至昭陵。
《唐会要·献俘》载,显庆三年(658年),苏定方俘叛将阿史那贺鲁,于十一月十五日献俘于昭陵;乾封元年(666年),李绩灭高丽擒高丽王,于十月二十一日献俘于昭陵。
唐时昭陵陵区严禁随便出入,至于陵区内的一草一木就更不得损坏。《资治通鉴》载,仪凤二年,左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树,按律当除名。大理寺奏报高宗,高宗大怒,“特命杀之”。
大理丞狄仁杰奏道:“二人罪不当死。”高宗说:“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多亏狄仁杰依法力谏,又罗列古代先贤事例,并明确表态:“臣不敢奉诏。”高宗怒气稍解,将权、范二人除名,流放岭南。
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唐玄宗亲谒昭陵,规模可能较高宗亲谒昭陵为小。唐玄宗这次祭奠昭陵,有高力士陪伴,史载高力士见到寝殿里太宗生前所用过的梳子等物,深为太宗的节俭所感动。
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都委派官员代表朝廷祭祀昭陵。由于昭陵正南方献殿前的空地不多,加之道路崎岖,石料搬运不便,所以,历代的祭陵碑都立于北司马院内,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把北司马院称为“祭坛”。已知历代皇帝祭陵碑30余通。
最早的祭陵碑是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所立,碑上尚存“监察御史赐绯鱼袋臣韩云卿述并书”15字。其次是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员所立的“御制祝文”碑。
在30余通祭陵碑中,立碑最多的是清代康熙皇帝,至少有7通,其次是清代乾隆皇帝,至少在3通以上。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当中,唯昭陵在其以后形成了“祭坛”。
-唐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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