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魏了翁传阅读答案附翻译
宋史·魏了翁传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
庆元五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授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尽心职业。嘉泰二年,召为国子正。明年,改武学博士。开禧元年,召试学士院。韩胄用事,谋开边以自固,遍国中忧骇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废弛,财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谓将有北伐之举,人情,忧疑错出。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盍亦急于内修姑逭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策出,众大惊。
明年,迁校书郎,以亲老乞补外,乃知嘉定府。差知汉州。会境内桥坏,民有压死者,部使者以闻,诏降官一秩,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未数月,复元官知眉州。眉虽为文物之邦,然其俗习法令,持吏短长,故号难治。闻了翁至,争试以事。乃尊礼耆,简拔俊秀,朔望诣学宫,亲为讲说,诱掖指授,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增贡士员以振文风。复蟆颐堰,筑江乡馆,利民之事,知无不为。士论大服,俗为之变,治行彰闻。
改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复力辞,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未几,改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累章乞骸骨,诏不允。疾革,复上疏。门人问疾者,犹衣冠相与酬答,语蜀兵乱事,蹙额久之,口授遗奏,少焉拱手而逝。后十日,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仕。
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诏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 (选自《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有删改)
4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盍亦急于内/修姑逭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
B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盍亦急于内修/姑逭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
C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盍亦急于内/修姑逭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
D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盍亦急于内修/姑逭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
5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武学博士”,中国宋朝时期设立的一种官职,主要负责教授学生兵书、弓马等军事方面的知识。
B“秩”在古代既指官吏的俸禄,也指官吏的官阶、品级,文中的“秩”采用的是第二个意思。
C“太师”是官名,为辅弼国君之臣,与太傅、太保合称“三公”,拥有实际的职权。
D“乞骸骨”是古代官吏因年老请求辞官的一种说法:使骸骨得以归葬故乡。又称“乞骸”。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魏了翁年少聪颖。他几岁时跟从兄长入学,年纪稍长能日读千言,过目不忘;十五岁写成《韩愈论》,有韩愈的遗风。
B魏了翁敢于直言。在科举考试中因敢于谈论当时忌讳谈论的道学而登进士第,后被授予判官厅公事的职务。
C魏了翁不畏权贵。当权的韩胄策划通过开拓边疆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官民忧虑却不敢作声,魏了翁上书据理力争。
D魏了翁颇有政治才干。眉州号称难治,魏了翁到任后尊敬厚待老人,选拔人才,探视学宫,敦促教化,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复蟆颐堰,筑江乡馆,利民之事,知无不为。士论大服,俗为之变,治行彰闻。
(2)门人问疾者,犹衣冠相与酬答,语蜀兵乱事,蹙额久之,口授遗奏,少焉拱手而逝。
译文: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几岁时就跟从各位兄长入学,俨然是个大人。年纪稍微大一点,聪明颖悟特别突出,日读千余言,过目不忘,乡里人称他为神童。十五岁时,写成《韩愈论》,文章抑扬顿挫,有韩愈的遗风。
庆元五年,魏了翁考中进士。当时国家正忌讳谈论道学,魏了翁在一策论中却谈到它。(中进士后,)他被授予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他尽心尽力地工作。嘉泰二年,他被皇帝征召为国子正。第二年,改任武学博士。开禧元年,皇帝招来他在学士院面试。当时韩侂胄当权,策划用开拓边疆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全国上下都忧虑惊骇,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魏了翁却说:“我们国家现在纲纪还没有建立,国家的重大政 策还没有订立,风俗苟且偷安,边防废弛,财用耗竭凋敝,人才疲弱,而民间百姓喧哗纷乱,都说将有大举北伐的行动,人情骚动不安,担心和疑虑政令出错。金国土地广阔,势力强盛,不可能猝然把它消灭,我们看看自己,也没有看到能够战胜敌人的实力。我们何不赶紧在内部整顿自己,暂时避免对外战争,不然的话,拿全国所有的人力财力都试之于孤注一掷,宗庙社稷的存亡都取决于这一次行动,不可轻视啊。”他的策论一出来,大家都非常惊骇。
第二年,魏了翁调任校书郎,他因为双亲年迈请求补任外官,于是做嘉定府知府。后魏了翁被朝廷派遣做汉州知州。恰逢汉州境内有座桥坏了,有老百姓被压死,部使者把这种情况上报朝廷,皇帝就下诏把魏了翁的官职降低一级,让他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没过几个月,又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令他做眉州知州。虽然眉州是文物之邦,但当地百姓熟习法令,喜欢用法令挟制官吏的短处,所以号称难治。当地百姓听说魏了翁来做官,就争着用各种事情考验他。魏了翁到眉州后就尊敬厚待老人,选拔才智杰出的人,每月初一、十五都探视学宫,并且亲自为学生讲课,对他们加以引导、鼓励、指点、教授,并且举行乡饮酒礼来敦促教化,并增加向朝廷荐举的人才的数量来振兴文风。修复蟆颐堰,建造江乡馆,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眉州士大夫评论时都表示大为叹服,风俗为之改变,治理的政绩远近闻名。
魏了翁改任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他再一次坚决推辞,朝廷下诏让他管理临安府洞霄宫。没过多久,他改任绍兴府知府、浙东安抚使。他屡次上书请求退休,皇帝下诏令不允许。病重之后,再一次上书。他的学生来探望他的病情,魏了翁仍衣冠整齐地和他们相互问答,谈到蜀兵作乱之事,眉头皱了许久,他口授了遗表,过了一会儿,两手合于胸前行礼后去世。十天后,诏令他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的身份退休。
他的遗表上呈皇帝,皇帝非常震惊和悲伤,停止临朝,感叹有用才不尽的遗憾。朝廷下诏追赠魏了翁为太师,谥号“文靖”,并赐宅第于苏州,又多次封赏,追赠他为秦国公。
古人有点才就想着当官,当了官就想施展抱负,然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不走寻常路,才出任京官不久就随时准备卷铺盖打道回府。 杨万里这人有意思,人家做官总是一味顺着杆子往上爬,“功名百尺竿头,自古及今,有几个干休”(元张养浩)不到不得已,没人愿意急流勇退,他呢,才出任京官不久(1170年任国子监博士,时年43岁),就随时准备卷铺盖打道回府。为此,他还预先备好了由都城临安回老家江西吉水的路费,将这笔钱锁在箱底,藏于卧室,并再三戒饬家人不许购买一物,免得去职回乡时成为行李累赘。 不过,杨万里虽因刚正敢言,始终未得大用,或升或降,或内或外,官还是一直当得好好的。直到1192年,在江东转运副使任上,因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认为兹事于民不便,上书谏阻,朝廷不听,反将他降为赣州知府。于是,他便谢病自免,讨个“祠官”的虚衔,拿一份退休金,告老 还乡了,从此再未出仕。不过时年已满65岁,与今天省部级官员退休年龄也相当了。
杨本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当时一节:“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的确,对于杨万里这样一位本来 官欲不重的诗人,弃官归田是一种解脱,是长期备受压抑的心灵的释放,那种回归故土、回归自然、回归老百姓的 ,那种临老重新获得的自由舒展,弥足珍贵,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杨万里一生为官清廉,据说江东转运副使任满,府库有余钱万缗,但他一钱不取(呵呵,此类公库钱如何取之而于法无违,恐怕也是个难题)。当时 就有诗人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只有那根御赐的腰带是镶金的啊)”。退休后,唯有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比之辛弃疾的带湖园林,自然是望尘莫及了。不过,今日他老家的《吉安名人录》称道:杨万里年过70(不是70,是65啦),便告老还乡。回家后,他长鬓赤脚耕耘田野,住的房屋也是破烂不堪,三世不加增饰。就连他的夫人除操劳家务 外,还开垦田园、种植桑麻、纺线织布、裁缝衣服,直到80多岁(只活到80,何来“多岁”),还年年如此。——恐怕有点夸张过甚了,好歹他是中高级退休干部,基本保障是没问题的,何致于老两口均沦落为农夫村妇 不错,杨万里晚年乡居尤其亲近周围的劳动农民,请看他的《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白话,传神,没有身历其境且细心体会,绝对写不出来。或许,杨万里兴来时还真会挽起裤脚下田陪农民插上几行秧也未定,但那也只是“老夫聊发 少年狂”的一时天真外泄而已。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写诗。须知,杨万里这辈子写了二万首诗,居两宋诗人之首,存世的也有四千多首。此外,他还要继续完成《诚斋易传》一书——这是一本研究易经的书,易经是古代中华最神秘莫测的经典,高难度课题啊,这本书奠定了杨万里的理学家的地位,为此,几乎耗去了他最后十七年的生命。
杨万里一生当了近四十年的官,由基层到朝廷再到地方,前后凡三进四出,久经历练,对官场上下内幕的了解至为深切,所以退出后反观既往,看得 也尤为透彻。他有一首写给初涉仕途的长子的诗,不加任何修饰的家常话,语重心长的告诫:“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难做须著力。”你要做好官,就要多学习,多 读书,靠钻营媚上,纵使得官,也要遗臭千载。你要做好人,对老百姓就应一视同仁,不得另眼相待。……我们家的先人门庭冷落,我何尝不希望你取得高位但对 高位不可迷恋,迷恋高位就会失去大丈夫的气节。当官要靠真才实学,官职不是可以讨来的。若为当官违法乱纪而被捉,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和黎民百姓做官的水平难说高低,强中更有强中手,好比下棋,你就是达到了国手水平,国手上面还有更高的国手。——这首诗若拿来作当今的廉政教材,一个字都用不着改。 然而,看了杨万里的生平,有一点令人费解:按他自己的说法,退休后,“自此幽屏,遂与世绝”,隐居草野,与世无争了,与朝廷除了按时领取那 一份闲俸,也不再有任何牵挂。可是,就在他临终那一刻,却一反他日常“诚斋体”诗歌传递的清新、活泼和闲趣,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激烈和急躁! 事在开禧二年(1206)五月,杨正卧病在床。某日,一族侄从城里归来,进了门就大声嚷嚷,说起朝中权相韩胄已经发动对金国的北伐之战。此前,家人正是担心他忧虑国事,但凡收到朝中有关时政的邸报都不告诉他,乍一听到这一消息,他顿时恸哭失声,急着催人拿来纸笔,立刻写下一段文字:“韩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写了十四句话告别妻子,落笔而逝。 宋史载:“(杨)卧家十五年,皆其(韩)柄国之日也。胄专僭日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杨万里何致于对韩胄如此反感说来,杨与韩之 间谈不上有多少私人恩怨,就一点小过节:六年前(1200),韩胄筑南园,请杨万里为之作记,并许以高官。万里答:“官可以不做,记不可以写。”胄很生气,就改请他人(陆游)写了。
杨万里不肯为韩胄写记,当然是不屑于韩的人品。宋史说韩胄很生气,用了个“恚”字,却也没说他“恚”后有什么报复或给穿小鞋之类的动作(或者杨早已退休,管不着了)。倒是有案可查,在那以后的几年内,朝廷屡屡为退养在家的杨万里加爵封赏: 嘉泰三年(1203)八月,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 开禧元年(1205),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谟阁学士。 还不包括之前数次:庆元元年(1195),有召赴京,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 这一路过来,可都是韩胄柄国之时啊。不论韩胄对别人怎样,对他杨万里似乎还过得去,并未见存有什么芥蒂。 如此看来,杨万里对韩胄的厌恶,完全是出于“公义”。只能从当时朝廷党争的背景去解释:韩胄罗织“伪学逆党”罪名,排斥赵汝愚、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名臣,杨万里虽然未被列入逆党名录,但作为一名理学家,自然会站到韩的对立面,表示抗争。 事过境迁,后人以超脱的视野回首这一段历史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驳杂难辨,还真是不可一概而论。 这里涉到了《宋史》中的一句话:“杨万里为人刚而褊”。又据说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宋光宗亦称:“杨万里有性气。”杨则引以自豪:“禹(光宗)曰也有性气,舜(孝宗)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也说明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缺点。 “刚而褊”,刚为刚正,褊为褊狭。杨万里的刚褊,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张浚配享高庙。 淳熙十六年,朝议“高庙配享”,翰林学士洪迈秉承孝宗之意,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杨万里却认为非张浚莫属,并斥洪迈以欺、专、私三罪,惹得孝宗很不高兴。张浚是杨万里学术道德的引路人,也是理学宗门的政治领袖,其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无可置疑,但其政治能力、识见却难以让人首肯,整饬刘光世余部引发哗变,主持“隆兴北伐”招致失败,与其平生功业大体抵过。再说,配享高庙又是多大的事儿,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为张浚争这个虚名,值得吗杨万里此举未免带有感 彩。
综观两宋朋党之争,刚而褊,或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官员的通病。北宋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毁于党争,较之,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为猥琐,小家子气。 韩胄当然不是个人物,外戚专权,排斥异己,好大喜功,轻举妄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为 岳飞 ,将秦桧打回原形,毕竟大快人心。他 的“开禧北伐”战略上也不能说全错,问题主要在用非其人、无人可用,当然与其自身的处置失当也分不开,表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烂透。敌国金朝也烂,两者实属比烂,你烂,我比你更烂。 另一方面,韩胄对理学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所谓“伪学逆党”案在一二○二年就解禁了,特别是对叶适这样的人才还委以重任。元代由理学家主导的《宋史》编写,将其归入奸臣之列,有失公允。
朱熹这位理学首脑人物,一生主要从事创宗立派的著述、讲学事业,前后只当过十年官。 他当官,同样不能免俗,“褊狭”得比别人更厉害。朱熹由赵汝愚推荐,担任宋宁宗的侍讲,等于是皇帝的老师,初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之论。旧 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要求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多次递条子,评议朝政,指责韩胄在皇帝身边窃取权柄。把宁宗惹恼了,不要他当老师了,将他轰了出去,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等请求留朱熹在朝,被宁宗一口拒绝。这事左看右看,朱熹做得不地道,就算你占着道理,如此党同伐异,也太不够策略了吧!朱熹这人,后来的名头越来越大,集理学之大成,生前行为却有点乖戾,或有心理问题,当初他连上六表弹劾台州 知府唐仲友,这也罢了,权斗政争按游戏规则行去就是,但他却非要拿一个军妓(严蕊)严刑逼供不可,藉以坐实唐的罪名,未免太过残忍。
《宋史》还载有一段朱熹对陆游的恶评,说陆游“才能太高,功迹太浅,恐怕会被权势者所利用,不能保全晚节。”撰史者于是拿陆游为韩胄写 《南园记》为证据,表明朱的预言之高明。这是什么话为韩胄写一篇记文,就成了衡量气节操守的试金石是的,韩先是请杨万里作记,被杨拒绝了,杨有自己的坚持;但陆游接过这手面子活,难道就成罪人了事实上,从陆游的《南园记》中 ,找不出有任何吹捧韩的谀词,纯出于希望韩担负抗金大业的良好意愿。纵使看走了眼,也与道义、节操无涉。 无独有偶,在韩胄主持的“开禧北伐”中,当时的两大文坛领袖——陆游和辛弃疾都成了积极参与者。辛弃疾对韩胄更是热忱鼓励:“千载传忠 献(胄曾祖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尽管从私交来说,辛弃疾向来与朱熹走得很近,甚至视朱为“帝王师”,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评价之高无以复加。但基于一贯的抗金主张,他和陆游一样,对韩不持偏见,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再看陆游、辛弃疾对朱熹的义气。1200年,朱熹病故,当时党禁未解,朝廷不许官员参加其葬礼,76岁的陆游写文遥祭:“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一片挚情。辛弃疾更是义无反顾,亲临祭悼,作文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不过,若以朱熹生前因伪党案上表认罪一节对比,尽管出于被逼,毕竟未如置军妓严蕊于大刑之下,居然那么轻易就坦白交代了,承认“私故人财”、“纳其尼女”数罪,表示“深省昨非,细寻今是”,朱老夫子的风骨何在颜面何存究竟是谁“晚节不保”呢 王夫之将南宋士人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弄权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一类是明哲保身者,凡事留有余地,首鼠两端。“二者之患,皆本原于居 心之量”,“不能据中道以自成”。所谓“中道”,即指“无偏无党”、“无朋党之恶”的“大中之道”。其实,褊狭,或是朋党人士的最大性格弱点。以朋划线,不能容人,不能和衷,因人废言,因人废事。非白即黑,非友即敌,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这样一种两极化思维严重禁锢着士大夫们的头脑,遂使任何有意义的施政和改制都成了互相攻讦的题目,最终导致王朝在内耗中走向败亡。
人是复杂的,尤其是官员。性格的多面、心理的明暗、利益的交缠、善恶的互现,身上的正负面因素无非多一些少一些而已。三七开就是大好人,五 五开不好不坏,倒三七就是坏人了。君子与小人、天使与魔鬼往往就在同一人身上。裴矩在隋为人,在唐为忠臣。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考验是否廉洁,一刑部官员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裴矩提出:“受贿当死。但行贿呢以这种方式试探官员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的准则吧!”唐太宗听了 大为欣赏。司马光赞曰:“君明臣直。”这是皇权体制下依托人治的最佳状态,无奈古往今来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不多。南宋朋党之争掺杂了更多意气用事,几无原则可言。从张浚、赵汝愚到韩胄,再到史弥远、贾似道,忠与奸的光谱色系令人眼花撩乱,足致色盲。 相对而言,跳出官场的杨万里还是比较通达的。他的理学见解与等人所主张的义理之说亦有所不同,比如他对“仁”的解释:“何以为仁曰财而已。……财散 聚,此仁之实也。……何谓义教民理财,义也。”(《系辞》,《诚斋易传》卷十七)人在平心治学的时候,持论总是相对公允、诚实而较少 偏见。综观一生,他的“刚而褊”,更多的表现在刚的一面,褊在其次。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杨《竹枝歌》)世间万事,包括官场纷扰,该休处还是休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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