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溃巾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以下为各体代表作。
编辑本段王铎：行书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 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 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 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 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 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 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 行书
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 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 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 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 ，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 《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 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编辑本段傅山：草书
傅山字青主、侨山、公它等，名号甚多，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观化翁，山西阳曲（今山西太原市郊）人。自幼颖悟，喜任侠，赋性刚直不阿。崇祯年间曾以一介布衣，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山西提学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又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康熙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时已七十二岁，地方官逼其进京应试，他称病不去，官吏竟然命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门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试，特封“中书舍人”放还，他既不谢恩，亦不接受，出京时，送行者途为之塞，其性情志节可见一斑。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同时他又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三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傅青主的书法传统功基甚厚。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他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朴实古拙。八九岁时即从钟繇入手，继而学王羲之、颜真卿，至二十岁左右，已“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喜以篆隶笔法作书，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年以前已得时誉。处于董赵书风笼罩书坛之际的傅山，也曾学过赵孟頫，但后来对赵字贬斥得很利害。“予不极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霜红龛集》），这一段书法评论史上“书如其人”的典型论断，自然这与他生逢易代之特殊时期有关，他还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作字示儿孙》），这种论述针对当时“奴书”盛行的清初书坛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力倡正拙、贬巧媚，以自然天倪为尚，他一做人和正本为书学正宗的艺术主张，堪为后人效法，同时也正因为他的“学问志节”为人所重，世人对他的书法也就倍加珍视了。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 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 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 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学《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 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和朱□尊。郑□嗜古碑，收 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 响很大。朱□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 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 草书
学 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 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 《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 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 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 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 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 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编辑本段金农：漆书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 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 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 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 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 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 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 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 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 依靠卖书为生， 漆书
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 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 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 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 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 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 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 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 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 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 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 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 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 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 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 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编辑本段伊秉绶：隶书
晚期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 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 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 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 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 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 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 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 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 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 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 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 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 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 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 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 隶书
隶诸体，无不掺以 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 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 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 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 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 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 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 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 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 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 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 用笔极为凝练。
编辑本段孙星衍：篆书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 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 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 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 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 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 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 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 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 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 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 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 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 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 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 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编辑本段蒋仁：行书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 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 有客观原因的：①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 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 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 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 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②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 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 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 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 行书
法艺术中所不曾 有的。③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 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 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
编辑本段乾隆帝的书法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1711一1799），爱新觉罗·弘历，世宗四子。清代皇帝，1735一1795年在位。继位后，先后讨平西北、西南，抗击廓尔喀入侵，拒绝英使马戛尔尼的无理要求，鼓励垦荒，颁布禁书令，迭兴文字狱，开四库全书馆，编纂《续三通》、《皇朝三通》等。晚年，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听任和砷专权，日益腐败。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中国历代 乾隆书法
书法艺术之大成。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中国书法史
中国书法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于汉字的萌生同时。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目前发现的于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 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先秦书法
（图）甲骨文
为中国书法奠定基础的先秦书法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于汉字的萌生同时。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目前发现的于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刻画符号但许多文字学家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 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著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主要作品介绍
殷 甲骨文 殷商甲骨文(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甲骨文发现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图为《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西周大盂鼎铭文
（图）郑燮李白长干行一首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毛公鼎铭
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 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西周
为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东周
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秦代书法
（图）《平复帖》局部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主要作品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可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后的标准字体，小篆。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云梦睡虎秦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书法
（图）汉代书法
隶书大盛的汉代书法
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中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主要作品
马王堆帛书
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和乙本等，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西汉无隶书，西汉无分书等说法不攻自破。《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西狭颂
汉代隶书。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篆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又名《惠安西表》。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此石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
埔阁颂
汉代隶书摩崖。全称《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与<西狭颂>为姊妹篇，建宁五年(公元 172年)二月刻，在陜西略阳县白崖。此石字体多含篆书意味，笔画圆润，波磔不大明显，但字形结体多取横势，方折突出，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所以清代万经曾说字样险怪，下笔粗钝，而康有为评云：“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广艺舟双楫•本汉》，可见此石对后代书坛的影响。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家所称道。
鲜于璜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此碑结字宽扁丰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棱角之处方笔森挺，可谓斩钉截铁，已开北魏切笔之先河，但不失秀俊。整幅气势浑穆刚劲，有茂密丰伟之感，近《张迁碑》，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礼器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公元 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曹全碑
汉代隶书。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陜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魏晋书法
（图）魏晋书法
完成书体演变的魏晋书法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著名代表书家及作品介绍
（图）兰亭帖
王羲之(303-361)
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
其主要作品有：乐毅论：王羲之书，小揩字体。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
黄庭经：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兰亭序：这篇文字，是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宴会上，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
南北朝书法
（图）南北朝书法
民间书家大显身手的南北朝书法
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对统一。这是北朝。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三一七年至公元四二零年，是南朝。
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主要书法家及作品：
智永(南朝-隋唐)
是王羲之的七代孙子，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后代。他是严守家法的大书法家。他习字很刻苦。冯武《书法正传》说他住在吴兴永欣寺，几十年不下楼，临了八百多本《千字文》，给江东诸寺，各送一本。他用废的笔，埋起来象冢一样。后人讲“退笔成冢”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学钟繇《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着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他所写的《千字文》清何绍基说：“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我们细读他的墨迹《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董、何之说可谓精确、具体、恰当。
其主要作品有： 《千字文》 此为智永《真草千字文》，线条饱满，笔意飞动，运笔，结体的技巧都十分精熟，前人评其书谓“智永得右军之肉”，于此可得印证。其《楷书千字文》用笔遒劲，结构端庄，笔画的起止提按痕迹十分清晰，富有虚实变化，与晋唐写经非常接近，便于初学。
魏碑代表作
1丰碑：丰碑的书体除了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所含的隶法较多，风格较古，以及东魏敬使君碑较圆柔，是特例独行的坏孩子之外，其余都是规矩的好学生，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如晖福寺碑、高贞碑、张猛虎碑等。
爨宝子碑：南朝沿袭晋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极少，而云南“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可谓灿若星辰，光耀夜空。《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此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
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却飞动之势常现。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当的。
爨龙颜碑：《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四五八)，比《爨宝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说这两块碑是同时代的作品。它的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象《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爨龙颜碑》笔画的圆润刚强，窥见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方圆之分，但笔划均极为厚重。《爨龙颜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逸，舒敛自如。康有为评说：“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张猛龙碑：此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五二二)，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张猛龙碑》运笔刚健挺劲、斩钉截铁，可看作是《始平公》的风格的延续和发展。如横、直划的方笔起笔，折处的方棱及三角形的点等，都保留了《始平公》的旧貌；但也并非笔笔都方，而是变化多端，有方有圆，比《始平公》更精美细腻。此外，较之早期魏碑，不难看出魏碑由粗到细的演变过程。
本。徐铉所书的篆书，映日视之，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故人也称其如"屋漏痕"、"锥画沙"。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有他的《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
历代碑帖与著名书法家
秦汉
李斯 张芝 篆书 汉隶 皇象 蔡邕 石门颂 乙瑛碑 曹全碑 张迁碑 鲜于璜碑 秦诏量铭文 莱子侯刻石天发神谶碑阳陵虎符
魏晋南北朝
王羲之 王献之 钟繇 索靖 王珣 陆机 泰山经石峪 张猛龙碑 张黑女墓志 敦煌书法 元怀墓志 元晖墓志
隋唐五代
冯承素 张旭 颜真卿 欧阳询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孙过庭 李阳冰 贺知章 怀素 李邕 智永 徐浩 柳公权 杨凝式 董美人墓志
宋辽金
苏 轼 黄庭坚 米芾 蔡襄 赵佶 蔡京 朱熹 欧阳修 李建中林逋薛绍彭张即之吴琚白玉蟾
元代
赵孟頫 鲜于枢 康里巎巎欧阳玄危素虞集赵期颐倪瓒 饶介张雨杨维桢 邓文原
明代
董其昌 祝允明 文徵明 唐寅 陈淳 王宠 王铎 倪元璐 黄道周 徐渭 张瑞图 宋克 陈洪绶 沈粲陈献章姚绶陈继儒 张弼 邢侗文彭 蔡羽米万钟 沈度 憨山 解缙 释担当 莫是龙 孙慎行
清代
傅山 金农 邓石如 蒲华 黄慎 郑簠石涛 赵之谦 吴熙载 姚鼐 何绍基 宋曹 查士标 杨守敬 万经 巴慰祖翁同龢 沈曾植 吴大徵 汪士慎 李鱓 梁巘 莫友芝 刘墉 黄易钱沣徐三庚 翁方纲伊秉绶 俞樾 张裕钊 郑燮 周亮工 高凤翰 包世臣 张照 铁保 王文治 陈鸿寿 龚贤 丁敬 曾国藩 梁启超 康有为 王维贤
中国古代画家
魏晋南北朝
顾恺之、张僧繇
隋唐五代
吴道子、阎立本、王维、李思训、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黄荃、徐熙、韩干、薛稷
北宋
李成、范宽、李公麟、米芾、郭熙、赵佶、张择端、王希孟、文同、吴元瑜、崔白、易元吉、赵昌
南宋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陆探微、吴炳、林椿、赵佶
元
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赵雍、王渊
明
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董其昌、徐渭、戴进、陈洪绶、周之冕、陆治、张宏、陈淳、吕纪、林良、边景昭、恽南田、陈老莲
清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格、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金农、蒋廷锡、华喦、李鱓、邹一桂、吴昌硕、任伯年
陆柬之、杨凝式、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褚遂良、欧阳询、张旭、怀素、虞世南、蔡襄、苏轼、黄庭坚、欧阳修、赵佶(徽宗帝）、王遗民、李建中、范成大、蔡京、米芾、米友仁、秦观、王巩、柯九思、孔琳之、王涣之、羊欣、王珣、唐太宗、唐高宗、则天武后、杜牧、白居易、朱熹、王蒙、文天祥、赵孟頫、文彭、文徵明、唐寅、祝枝山、王守仁、沈粲、沈度、宋濂、宋克、陈献章、王宠、杨维桢、沈周、赵雍、黄道周、有光、香光、王世贞、释怀仁、释智永、马玉麟、黄姬水、姚公绶、王彬、周顺昌、史游、张芝、诸葛亮、钟繇、皇象、曹植、嵇康、向秀、卫恒、山涛、王戎、王洽、刘伶、王文治、王铎、王衡、吴宽、董其昌、张瑞图、周天球、汤焕、景凤、沈懋孝、郑板桥、金农、郑孝胥、曾熙、于右任、启功、毛泽东、沈鹏、欧阳中石等等。
一、牧甫的生平梗概 黄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晚年别署黟山人、倦游窠主。青年时，书斋取名蜗篆居；中年一度名延清芬室；晚年所居曰倦游窠、息倦窠、古槐邻屋。安徽黟县人。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出生於家乡黄村，他的父亲黄德华，字仲和，是个读书人，诗文之外，还通文字训诂之学，著有《竹瑞堂集》。牧甫由於家庭濡染，少时便对篆学发生兴趣，八九岁开始学习刻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他的家乡因太平军与清军在那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兵燹所及，流离颠沛其困境是可以想见的。父丧不久，牧甫的嫡出之兄，即提出分家，他要独占一半：牧甫为继母所出，其生母与牧甫弟妹；亡人共得一半。牧甫之母为此气得自缢而死。按当地俗例，非正常死亡不得入祀祠堂，经牧甫哭争始获准暂厝於家祠。自母之逝，牧甫哀毁逾恒，卧母棺之侧守灵者半年，孝行闻於乡里。为了照顾弟妹的生活，还未到二十岁的牧甫，迫得离开家乡，跑到江西南昌去谋生活了。
关於牧甫青年时代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他四十八岁那年所刻『末伎游食之民』一印的边跋中得到一些消息。边跋写道： 『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藉兹末伎以糊其口。今老矣，将抱此以终矣。刻是印以志愧焉。这里所说，当指曾在南昌作过多年店员的事。据少长南昌、又癖崇牧甫的傅抱石先生在一九四零年所写《关於印人黄牧父》一文(载《傅抱石美术文集》)所述，牧甫曾在南昌东湖之滨百花洲的『波月轩』照相馆任职，抱石先生少时还见过这家铺子的招牌。至於牧甫具体的职责，据说是招呼一切来照相客人，如收定钱、写号单等。傅文还谈到： 『但牧父先生对此是很不尽职的，天天有很多人进店，而不是来照相的，只是来找牧父先生谈天，甚么金石书画，他们一谈就半日。老板不高兴了，不但招徕不了顾客，反而弄的损失茶水，於是离开了那照相馆。』当然，这绝不是牧甫初到南昌时已经如此，而是居住了一段日子，艺术上有了一定名声之后的景况。 抱石先生还谈到：牧甫有位胞弟厚甫以擦笔画像驰名南昌，在董家塘小巷内设『澄秋馆』为人画像。牧甫先生失业后，就住在弟弟那里，靠卖字卖印过活。有一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日，有人拿了一本汉碑的拓本求售，索价八元，牧甫和弟弟正在吃饭，身无分文，也不顾弟妇的阻止，脱下皮袍，马上上当铺典了钱，把拓本买下来。热切追求艺术的寒士生涯，於兹可见。过去曾有人说，牧甫与『从兄』在南昌曾开设过照相馆，看来是一种误传。不过，牧甫先生作店员时，尽管是作写单等工作，对显影、定影黑房技术还是有相当认识的。容希白师旧藏《穆甫杂录》原稿，其内抄有显影、定影的配方就是明证。 牧甫在南昌住了多少日子，没有留下确实的记载。『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巨印印跋说： 『时戊寅(即一八七八年，牧甫三十岁)夏五月牧父客豫章(即南昌)作』、 『刘庆嵩印』印跋说：『岁己卯(即一八七九年)客江西』，接著的年份未见印刻和边跋，无从推知其行止。但一到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年)的印跋，便大量地出现时客羊石』、『作於佗城』、『寓粤中作』等等的话，可能在此之前的十多年一直都住在南昌。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 ，牧甫来到广州，这时已经三十四岁。广州无论经济、文化等方面比南昌活跃，这对欲以鬻艺营生的牧甫来说，无疑是比较优越的条件。抵粤翌年，名士符子琴就为他代定了刻印的润例，加以推介。当时在广东担任将军的长善，是一位雅爱文流的官僚，一时文士像沈泽棠、梁肇煌、梁鼎芬、文廷式等，或延入幕，或为座上客。长善的儿子志锐，字伯愚，光绪庚辰进士，后授编修，是瑾妃、珍妃的从兄，他十分钦佩牧甫的篆刻，请他刻了很多印，而且在经济上经常周济他。我们试读『同听秋声馆印』印跋便可了然：『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而偏中伯愚太史嗜痂，太史将闵其饥寒而周之耶？诱之而使之至是耶？将有以为取乎此也。』牧甫在广州很快便结识了一班文士，以及爱好书刻的官员，他们给牧甫提供习艺的金石资料，在生活上也支持他，正因为有了像志锐那样有力的人物的揄扬荐举和大力资助，所以才有机会到北京国子监去求学。
牧甫是在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年）八月到北京国子监肆业的。那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由於一段时间他失过学，这时亦年已三十七岁了，所以只侧重在金石学方面下功夫。北京是文物荟萃之地，又得从盛昱、王懿荣、吴大澄等名家问学，视野扩大多了，艺术提高也很快。那段时间刻印也不少，印跋中常有『游笈停都门』 、『志於南学西舍』的话。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八月起，牧甫以国子监祭酒盛昱之命摹宋本《石鼓文》 ，准备将刻石置韩文公祠壁，学录蔡赓年担任校文，未全部刻竣，牧甫便有广州之行，续刻的工作，由拔贡生诸城尹彭寿担任。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澄在广州设立广雅书局从事经史的校刻。牧甫与吴大澄有旧，大澄便邀请牧甫来广雅书局校书堂担任校刻工作，凡广雅书局所刻好几百种书籍，扉页的篆书，多出牧甫之手，遇上得意之笔，背面还写上『光绪某年黄士陵署』的字样。钱君陶先生那文章和乔曾劬的《黄先生传》都说牧甫是大澄的幕客，我以为不如说是座上客比较妥当。牧甫绝不是行政人材，也不一定有兴趣於仕进，乔氏所写的传说：『(大澄)讽以纳粟为官，先生夷然不屑。』我以为是可信的。而作为金石学者的吴大澄，许多金石器物的墨拓、整理工作，是需要像牧甫这样的人来帮助的。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五月，吴大澄借到川沙沈树镛宋拓《刘熊碑》 ，以赵撝叔的双钩本加以校定，曾请牧甫用端石重为摹勒。同年七月，大澄又请牧甫与尹伯圜合作，将他所藏的古印，编排钤印为《十六金符斋印存》三十册。不久，吴大澄调河东河道总督。牧甫仍留在广雅书局校书堂工作。 (原设在南园旧址，即广州市文明路与文德路交界处的中山图书馆) 。广雅书院为张之洞所创办，院长梁鼎芬是牧甫的旧好，因此他为这所学府也贡献了力量。广雅书院特制的印有『广雅书院』的青砖，及印有『广雅』的瓦当，都是牧甫手笔，乃至连藏书橱两门用磨沙玻璃磨制的『广雅』二字，也是牧甫所作。院中印章固其刻制。据老辈相传：过去『无邪堂』有一石碑也是他写的，今已无存。而『文革』前仍保存的《广雅书院教规》、《创建广雅书院奏摺》、《请颁御书扁额摺》的篆额，虽无题款，但一看便知是牧甫的书迹。即使说是张之洞篆的《许君说文解字序》 ，也可能为牧甫所捉刀。牧甫在校书之暇，鬻书卖印，生涯并不寂寞。其中为黄绍宪、俞旦、李茗柯兄弟、欧阳务耘、龙凤镳、孔性腴、江仁举、潘宝璜、锺保珩、伍懿庄等刻印较多，多者约百方，少者亦数十方，其他如张之洞、梁鼎芬、潘兰史、黄遵宪、苏若瑚、潘衍桐、朱一新、康有为、陈乔森、胡汉秋等也各有一些。外地的不少女士也经常来信求印。
牧甫在广州还有这么一段韵事。李茗柯与他的四兄雪涛、六兄若日，同时拜牧甫为师，或习篆刻，或问书画。茗柯的父亲对牧甫所藏的汉吉羊大镜倾慕备至，亟欲得之；但牧甫却视如性命，不肯割爱。李父便每日遣其婢给牧甫送点心，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示，得偿所愿。不久，牧甫锺情於其婢，这件精美的汉镜便作为聘礼而入於李家了。这位李家之婢姓朱，为牧甫生了一子名子牧(早夭)和两个女儿。据说牧甫婚后，曾在今广卫路的华宁里居住过。
牧甫第一次来粤，住了近四年。第二次来粤，一住便十四年，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OO年) 五月才离开广州回安徽，这时已经五十二岁。前后一共在粤十八个年头。『臣度上言』印的印跋说：『牧甫篆刻，时乙未(一八九五年)夏四月舟次歙东尾滩埃港。』这告诉我们：牧甫在粤期间，曾回安徽探望过，或许是为以后回乡作准备吧。
牧甫少小离开了家乡，浪迹天涯，年纪大了，就想著家乡，他后来以『倦游窠主』和『息游窠主』自号，正是这种心情的反映。本来，五十二岁，正是如日方中的时候。以牧甫的才华和当时的健康情况，在艺术上应该再事创造，但他过早地产生退隐的意念了。这是令人可惜的。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年)回到故乡黟县，仅仅住了两年光景。到光绪二十八年(一九O二年)秋间，便为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又带同大儿子少牧一道到武昌去，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书的技术性辑著工作。当然，这时也刻了好些印。除为端方、褚德彝等镌刻外，在广州的盛季莹等旧好也去函索刻。《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卷首的『倦游窠主五十四岁小景』 ，就是住在武昌时由其擅绘人像的弟弟厚甫据摄影彩绘而成的，逼真如同照相。牧甫在上面题了这么一段文字：『光绪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鱼，适逢贤东道主，既无弹铗之歌，又乐嘉鱼之美，处之稘年而貌加丰。』这正是当时生活的一个侧面。
光绪三十年(一九O四年) ，牧甫归老故乡，从此不再复出，这时才五十六岁。他寄情於故乡秀丽的山水，又解囊存恤孤寡，周给贫困，很得乡人的称颂。对於同乡书法篆刻爱好者的求索，则有『在黟减半』的优惠。后来由於修建自住房子被人诬告侵占土地而对簿公堂，情绪很受刺激，加之哮喘复发，身体逐渐走下坡。本来，回乡以后，对艺术的研究，牧甫并没有放松过。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正月开春，他还刻一方『古槐邻屋』的印章，才隔两三天，在正月初四日，便病逝於家，享年才六十岁。
牧甫是个国子监学生，一生中又两次作为贵官的座上客，要想仕进，不是没有机会的。但他始终自乐其乐地过著鬻艺自给的廉介生活。这彷佛有点像他曾经私淑过的完白山人邓石如似的，牧甫晚年常常自称『黟山人』 ，或许多少也有这点意思吧。端方在挽牧甫的长联中写道： 『执竖椽直追秦汉而上，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於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乃名臣，处为名士』。可说搔著痒处。
最后，附带在这里对近人某些有关牧甫的叙述，作必要的澄清。一个是牧甫从哪里到北京国子监求学问题。钱君陶先生《我所知道的黄士陵》一文(载《艺林丛录》第八编) ，说牧甫在南昌常到一家旧书铺看书、借书，并为该书铺写了不少书签、扉页，以为交换条件，后为江西一位高官赏识他用篆书写的书签、扉页，要见牧甫，并把他介绍到国子监读书去。又乔曾劬的《黄先生传》说：『……父卒，母谢夫人殉焉。先生形毁骨立，蔬食三年，孝行闻於乡。服阕，诣燕京肆业国子监南学。』这两段叙述都不确切。牧甫既不是在江西夤缘北上，也不是从安徽直接而去，而是在广州为有力者所荐举的。这在前边已有具体的说明，於此不再重复。另一个是牧甫两次入粤的年份问题。黄文宽在《黄牧甫印存自序》(见冼玉清《广东印谱考》油印本)中说：『光绪八年壬午，(牧甫)第一次来粤，客吴清卿幕中。』又说：『(牧甫)戊子第二次来粤，客张南皮幕中。』这都不对。按光绪八年吴大澄尚在北京任太常寺卿，哪有牧甫从之来粤之理而第二次的来粤，既不在戊子，亦非入张之洞幕。我藏有《寄盦集古印》原钤本，前有牧甫在戊子十月亲笔为俞旦作的题记，中有『岁丁亥(即戊子的前一年，一八八七年)，陵来东粤就食吴客翁门下』之语，可作确凿的证明。上述资料恐人误引，因并辨之。
二：牧甫的篆刻艺术
牧甫在少年时代开始篆刻的学习，并无师承，主要是靠自己的摸索。牧甫的胞弟志甫在牧甫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跋语上说：『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鸟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其嗜之之笃，至於如此。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近镌《多心经》一卷，章法典雅，运刀如笔，余不工篆刻，亦能辨之。』从这里可以知道，牧甫学印甚早，到二十八、九岁已有《心经印谱》之作。此谱各印，可以看到当时牧甫走的是师法邓石如，陈曼生、吴让之等名家的路子。
牧甫第一次来粤，因为得到一册让之晚年的印册，反覆钻研，很有收获，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摹拟让之风致的特多。他在『丹青不知老将至』一印的印跋上说：『张心农自江南来，购得让老晚年手作印册，知余攒仰，据出授观，余闭门索隐，心领而神会之，进乎技矣，质诸振老以为然耶否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但有时仍用石如、钝丁、曼生的家数。
到北京的前后三年，牧甫广泛地涉猎周金汉石，转益多师，从中领悟到『印中求印』的不足，以及赵撝叔寻求的印外求印的必要，因而作品出现了新的意趣。那时，牧甫如饥似渴地搜集金石资料，大胆地进行各种试探。一次，他刻了『我生之初岁在丙辰惟时上已一印，在边跋上刻道： 『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法瘦劲，似汉人镌铜，碑碣中绝无而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笔，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余用心之深也。』又有『国钧长寿』一印，亦住在北京时的作品，得印者见到牧甫当面给他镌刻，颇有体会，特意写了一段文字，要求牧甫附刻在石上。这段话说： 『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於用笔，而岂知不然。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刻则未一亲寓目焉。窃意用刀必难於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乎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日：唯。因并乞为刻於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乙酉秋，西园志。』这番话，生动地记述了牧甫在创作时对篆稿的严肃认真和求变的精神，以及镌刻时的淋漓痛快。如果说，牧甫第一次来粤在篆刻创作上是摹拟期的话，那末在京的期间该是他的蜕变期，而第二次来粤以后的三数年，则应是牧甫的创新期了。
牧甫经过长时期艰苦细致的探索，遍摹了古印和各名家印，到了四十岁以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的刻印的特点是：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妄怪之失。他取法於汉印中光洁的作品，而借镜於赵撝叔。撝叔是用切刀来体现汉印，牧甫则改用冲刀，使汉印原来銛锐峻峭能够得到更好的表现。他在印跋上说： 『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见『季度长年』印跋)又说：『赵益甫(即撝叔)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他临仿和摹拟过撝叔的作品，但怎样才能像撝叔那样，既学到古印的精神，又不为前人所羁绊呢牧甫是有过一个探索过程的，在绍宪长年印的印跋中说： 『仿汉铸印，运刀如丁黄，仍不脱近人蹊径』。过了三数年，终於摆脱清代名家喜用的切刀，改用酣畅挺拔的冲刀来治石。当然，清人用切刀有用得好的，但浙派的末流，却变成锯牙燕尾，非来一个改革不可了。请看，牧甫在『菽堂』一印印跋上揭示道： 『用冲刀法仿古铜印』 ，而这印正是他的本色。到这时，牧甫算是真正闯出自己的路子来了。从这些印跋里，我们可以看到牧甫印艺创作的发展途径。牧甫给他的学生李茗柯刻了『师实长年』的印章，在边款上说：『此牧甫数十石中不得一也。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愿茗柯珍护之。』这方师实长年的白文印，是牧甫平常最习见的面目。 『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 ，说起来简单平淡，而这正是牧甫经过一、二十年的探讨，像孙过庭论书所说的那样：『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他是掌握了石如的峻拔奇纵，曼生的英迈爽利，让之的稳练自然，再回到『平易正直』上来的，所以看似干实，貌不惊人，但却静中有动，方入圆出，以巧为拙。在字的处理上，为了疏密变化，他往往从秦代权量诏版上摄取似欹反正的神理；在笔画的粗细变化上，也加以适当的调整。白文如此，朱文亦然。前人作印，每在笔画的交叉处或交接处弄得圆浑厚实，就像梁退庵所挖苦过的：在黑漆方几上贴四张圆纸，就说成『田』字那样，牧甫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朱文印的笔画交接处上却特见锋棱，斩钉截铁，这不仅是他的手眼明快，亦所以见牧甫印格的清刚挺拔。如果篆刻也可以跟书法打比方的话，那么，牧甫的篆刻的巧妙，无疑是最合适跟伊秉绶的隶书相提并论了。伊秉绶的隶书，结构平正，笔画劲直，由於在结构上注意疏密变化，每字都有那么一两笔的险笔，这样，整个字便活了起来。这不就是牧甫自谦地说的『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吗这点，我们还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牧甫在『叔铭』一印的边款上自我表白道：『伊汀州隶书光洁无伦，而能不失古趣，所以独高，牧甫师其意。』这就最清楚不过了。
牧甫对章法有特别的造诣。邓尔雅说他『尤长於布白，方圆并用，牝牡相衔，参伍错综，变化不可方物。』这是很有见地的。他配字很讲究疏密、穿插，彷佛有意，又若无意，密字清疏，意趣横溢。牧甫在国子监时曾刻过一方四十七字的多字印，用周金文字入印，但每字不是平列如彝铭，而是大小参错、上下左右疏密向背极有情味地组成在一起，刻成之后，他在边款上说：『多字印排列不易，停匀便嫌板滞，疏密则见安闲。』过了十多年，又刻下『锻客』一印，在边款上说道：『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易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看看印面，想想边款所云，可以使人悟到许多道理。
牧甫自成家法后的用刀，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弟子李茗柯告诉人说，牧甫刻印所用的冲刀法，完全遵照传统，执刀极竖，无异笔正，每作一画，都轻行取势，每一线条的起讫，一气呵成，乾脆利落，绝不作断断续续的刻划，和三翻四复的改易。我们看到钤本，可以领略到这点。如得到牧甫的原刻，将它洗乾净，用放大镜仔细揣摩用刀的方法，将更证实茗柯是言之有据的。
李茗柯曾经说过：『悲庵(指赵撝叔)之学在贞石，黟山(指黄牧甫)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不少人都以这番话为知言，赵撝叔的暂不讨论。以牧甫而言，他的自成体貌，确得於吉金为多，但主要在两汉的凿款，得其銛锐纵横，光洁挺劲，而并非在三代以上。这是该辨明的。他所资极博，彝鼎、权量、泉币、镜铭、古陶、砖瓦，以及周秦汉魏的石刻，当然少不了玺印：他都能摄其意趣：熔铸到篆刻中来。在牧甫以前的篆刻家，古玺都无深究，只有到了牧甫，才尽窥其奥，而且巧妙地参用金文，他在四十岁那年为黄绍宪所刻的『绍宪之章』 ，黄氏得到了，致函牧甫说：『得此仿古玺，令我不复思周秦故物矣，乐何如之』。看来不是瞎捧场的话。
傅抱石先生曾评论牧甫的印艺说：『我个人往往以为他的印，刚而有余，但变化不足以副之。若把书法作譬，他似是颜鲁公而绝非赵文敏；把画作譬，则密近『院体』在『马』、『夏』之间，而不是石格与梁楷。他的朱文胜过白文，他的小印胜过大印。他既能在细微处显出功力；又能在承转间芟去支蔓。任你如何的天禀，可以学徐三庚很快的得名，然不能短期蹈袭他的步履。他的可贵在此!他的可敬在此!他的可惜，我看亦复大半在此!』所说颇有见地。
牧甫的边款也有必要谈谈。他早年曾经学过明人那样的行书双刀刻法(见『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印款) ，但平常最习见的单刀意拟六朝碑刻的楷书款刻，沉厚而又棱厉，一如其书，或大或小，无不有笔有墨，大者每见沉雄，小者时露秀雅。曾见『石邻白牋』一印，印款也是楷书，但风致颇与撝叔为近，可能是一时的戏拟吧了。牧甫偶尔也有用金文的(见『俞伯惠』) 、篆书的(见『逸休堂』) ，和隶书的(见『哀五封事』印款。至於文词的隽永，以及往往抒发他对印艺的见解，这是爱好牧甫印艺的人都注意到的。牧甫半生以鬻印为生，刻了大量的印章。他为友好、学生，和巨室所刻大批印章中确是佳作如林；但一般的随意应酬之作，个别亦容有失之纤诡或平淡。这是我们不能为贤者讳的。
三国两晋时期
三国：
受禅表 ，上尊号碑， 孔羡碑， 范式碑， 王基碑， 谷朗碑 禅国山碑 天发神谶碑
皇象急就章
钟繇
贺捷表 荐季直表 宣示表
晋墓志
王兴之夫妇墓志
晋代名家
月仪帖 顿首州民帖 平复帖 王珣伯远帖 王徽之新月帖
王羲之
姨母帖 ，初月帖， 丧乱帖 乐毅论 十七帖 兰亭序 平安帖 寒切帖 快雪时晴帖
行穰帖 得示帖 曹娥碑 奉橘帖 黄庭经 雨后帖 频有哀祸帖 二谢帖 忧悬帖
孔侍中帖 集王圣教序
王献之
洛神赋十三行 廿九日帖 中秋帖
晋碑刻
爨宝子碑 好大王碑
墨迹
真书曹娥诔辞卷
南北朝
中岳嵩高灵庙碑 爨龙颜碑 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刘怀民墓志 刘岱墓志 吕超静墓志
始平公造像记 孙秋生造像记 杨大眼造像记 石门铭
王慈柏酒帖 王慈尊体安和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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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墓志
龙藏寺碑 僧璨大士兵塔砖铭 董美人墓志 高昌任谦墓表
张通妻陶贵墓志 青州舍利塔下铭 苏慈墓志 董穆墓志
常丑奴墓志 张盈夫妇墓志
智永、
真草千字文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 汝南公主墓志铭 破邪论序 摹兰亭序
欧阳询、
皇甫诞碑 张翰帖 卜商帖 梦奠帖
虞恭公碑 化度寺碑 九成宫醴泉铭 小楷阴符经
李世民、
温泉铭 晋祠铭
褚遂良、
小字阴符经 孟法师碑 雁塔圣教序 枯树赋
大字阴符经 伊阙佛龛碑 倪宽赞 文皇哀册
欧阳通
道因法师碑
孙过庭
书谱
陆柬之
文赋 五言兰亭诗
张旭
肚痛帖 郎官石柱记 古诗四帖 严仁墓志
草书心经
薛稷
信行禅师碑
李隆基
鹡鸰颂 石台孝经
李邕
李思训碑 岳麓寺碑
李阳冰
三坟记 城隍庙碑 般若台铭
贺知章
孝经
颜真卿
多宝塔碑 自书告身 争座位帖 李玄靖碑
颜家庙碑 东方朔画赞碑 颜勤礼碑 宋璟碑
祭侄文稿 刘中使帖 麻姑仙坛记 元结碑
中兴颂 鲜于氏离堆记 臧怀恪碑 郭家庙碑
干禄字书颂 金天王庙题名 夫子庙堂碑 祭伯父文稿
蔡明远帖 裴将军诗
李白
上阳台帖
柳公权
神策军碑 玄秘塔碑 蒙诏帖
裴休
杰峰禅师碑
徐浩
不空和尚碑
怀素
苦笋帖 论书帖 小草千字文 食鱼帖
自叙帖
杜牧
张好好诗并序
高闲
草书千文字
五代两宋
杨凝式
夏热帖 韭花帖 神仙起居法帖
徐铉
篆书千字文残卷
五代墨迹
妙法莲华经卷
李建中
土母帖 同年帖
范仲淹
道服赞
欧阳修
行书自书诗文稿卷 集古录跋尾
蔡襄
自书诗卷 持书帖 扈从帖 楷书告身帖跋
万安桥记 致公谨书 谢赐御书诗 脚气帖
澄心堂纸
苏轼
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 人来得书帖 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 黄州寒食诗帖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醉翁亭记 梅花诗帖
前赤壁赋 东武帖 北游帖 新岁展庆帖
一夜帖 次辩才韵诗帖 获见帖 归去来辞卷
覆盆子帖 归安丘园帖 吏部陈公诗跋 东坡苏公帖
桤木卷帖 宝月帖 啜茶帖 治平帖
黄庭坚
惟清道人帖 送四十九侄诗帖 花气熏人帖 制婴香方
廉颇蔺相如列传 松风阁诗帖 寒山子庞居士诗帖 经伏波神词
赠张大同书 王长者墓志铭稿 诸上座法帖 苦笋赋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
蔡京
听琴图题诗
米芾
珊瑚帖 研山铭 彦和帖 乡石帖
张都大帖 虹县诗 蜀素帖 伯充帖
参政帖 苕溪诗卷 论草书帖 三吴帖
张季明帖 叔晦帖 箧中帖 竹前槐后诗帖
临沂使君帖 清和帖
薛绍彭
晴和帖 云顶山诗卷 手札
赵佶
秾芳诗帖 草书千字文 小楷千字文 欲借风霜二诗帖
秦桧
偈语
岳飞
出师表 书谢眺诗
赵构
赐岳飞批札 赐岳飞书 七言律诗 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
草书洛神赋卷
陆游
自书诗卷 尊眷帖 致仲躬侍郎尺牍 苦寒帖
范成大
中流一壶帖 垂诲帖 西塞渔社图卷跋
朱熹
城南唱和诗卷 易系辞碑 书翰文稿 致教授学士尺牍
张孝祥
柴沟帖 书札
张即之
杜甫诗卷 汪氏报本庵记卷 佛遗教经 李公墓志铭
致殿元学士尺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溪庄帖
吴说
门内星聚帖 尺牍 简谅帖
姜夔
跋王献之保母帖
魏了翁
文向帖
白玉蟾
四言诗帖 仙庐峰六咏卷 足轩铭卷
吴琚
七言绝句 杂诗帖 急足帖 行书五段卷
识语并焦山题名
赵孟坚
自书诗卷 题大年小景图 致严坚中太丞尺牍
方回
得救帖
文天祥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 草书木鸡集序卷 上宏斋帖
---元
郑思肖跋《叶鼎隶书金刚经册》
赵孟頫跋小楷《兰亭考》
赵孟頫跋欧阳询《仲尼梦奠帖》
赵孟頫跋《定武兰亭》（一）
赵孟頫跋《定武兰亭》（二）
鲜于枢跋颜真卿《祭侄文稿》（一）
鲜于枢跋颜真卿《祭侄文稿》（二）
鲜于枢跋《定武兰亭》
鲜于枢跋赵孟頫书《赤壁赋》
邓文原跋《定武兰亭》
赵奕跋赵孟頫书《赤壁赋》
班惟志题《雪江图》
班惟志跋赵孟頫书《赤壁赋》
黄石翁跋《定武兰亭》
龚璛跋黄庭坚书《寒山子庞居士诗卷》
袁桷跋《定武兰亭》
虞集跋《定武兰亭》
虞集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虞集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揭傒斯跋陆柬之书《文赋》
张雨跋康里巎巙书李白《古风卷》
张雨跋《金应桂书帖》
钱良佑跋《管道升书卷》
吴镇题《洞庭渔隐图》
吴镇题《竹谱》（一）
吴镇题《竹谱》（二）
王冕题《南枝春早图》
柯九思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柯九思跋《马图》
柯九思题赵孟頫《疏森秀石图》
康里巎巙跋《定武兰亭》
庄麟题《翠雨轩图》
唐棣跋赵孟頫书《赤壁赋》
李倜跋陆柬之书《文赋》
倪瓒题《容膝斋图》
倪瓒跋李成《茂林远岫图》
危素跋陆柬之书《文赋》
明
无为跋《宋拓黄庭经》
宋濂跋陆柬之书《文赋》
刘基跋陆柬之书《文赋》
李贤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胡俨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王直题文同《墨竹图》
黄寿跋杨微《二骏图》
应光霁跋杨微《二骏图》
黄旸跋杨微《二骏图》
沈周跋米芾《蜀素帖》
吴宽跋怀素《自叙帖》
李东阳跋怀素《自叙帖》
李东阳跋苏轼《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
邵宝跋倪瓒《容膝斋图》
祝允明跋米芾《蜀素帖》
文徵明题《秋葵折枝图》
文徵明跋祝允明书《兰亭序》
唐寅题《立石丛卉图》
陈淳跋《临神仙起居法帖》
陈淳题《水墨荷花小鸟图》
丰坊跋张旭书《古诗四帖》
王宠题唐寅《溪山渔隐图》
王宠跋《管道升书卷》
陆治题唐寅《溪山渔隐图》
陆治题《雪后访梅图》
文彭题《石湖秋色图》
文嘉题《石湖秋色图》
周天球跋《李思训碑》
陆师道题仇英《仙山楼阁图》
居节题唐寅《溪山渔隐图》
徐渭题《墨葡萄图》
徐渭题《榴实图》
顾从义跋米芾《蜀素帖》
张凤翼题《李思训碑》
莫是龙跋陈淳《自作诗帖》
陈继儒跋《宋拓黄庭经》
王一瀛跋任仁发《人马图》
董其昌跋《宋拓黄庭经》
董其昌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
董其昌题王蒙《具区林屋图》
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
王铎跋《西岳华山庙碑》
王铎跋《枯兰复花赋》
孙杕跋蓝瑛《仿黄公望山水卷》
曹有光跋蓝瑛《仿黄公望山水卷》
清
龚贤题《山水册》
程正揆跋李唐《江山小景图》
髡残题《山水册》
朱耷题画（一）
朱耷题画（二）
恽格题王翚《秋山红树图》
石涛题画（一）
石涛题画（二）
王顼龄跋颜真卿《祭侄文稿》
高士奇跋《绛帖》
王澍跋《宝晋斋法帖》
王澍跋祝允明书《兰亭序》
李鱓题画
金农题画
丁敬跋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
王昶跋《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
程瑶田跋颜真卿书《争座位帖》
王文治跋欧阳询书《虞恭公碑》
蒋仁题画
翁方纲跋《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
黄易题《山水册》
黄易跋《裴岑纪功碑》
奚冈题画
金文淳跋《刁遵墓志》
方燮跋《李思训碑》
伊秉绶跋《崔敬邑墓志》
钱泳跋《李思训碑》
吴云跋《爨龙颜碑》
王坤跋《始平公造像记》
铁樵跋《始平公造像记》
郭尚先跋《开母庙石阙铭》
张廷济跋《司马迁妾随清娱墓志》
梁章钜跋《李文及妻刘氏合葬墓志》
胡震跋《始平公造像记》
钱松跋《始平公造像记》
徐继畲跋《始平公造像记》
何绍基跋颜真卿书《争座位帖》
何绍基跋《墨皇本圣教序》
何绍基跋《李思训碑》
莫友芝跋《王居士砖塔铭》
李文田跋《石门铭》
赵之谦跋《麻姑仙坛记》
王瓘跋《龙藏寺碑》
刘鹗跋《爨龙颜碑》
陆恢跋《张猛龙碑》
顾曾寿跋《青原山诗残石》
禇德彝跋《崔敬邕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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