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灭六国称帝读后感

“历史的进程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像。”秦灭六国，英霸世界，一个好的制度对组织的影响之大就是事后看去，有时也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几年前我读《清史稿》，对其中一个故事印象极深。有一天顺治帝问他的大臣：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更优秀？一个大臣陈名夏说是唐太宗，顺治帝不赞同，他说：“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可见制度的影响力甚至要远胜于个人魅力。

历史上这样看重制度的并不仅仅只有清世祖顺治帝。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灭六国，一海内，法令由一统，去封建制而改郡县制，他便以为有了一套帝国制度，自己的家业就可以传之万世。他居然有如此自信！

秦始皇的自信并非没有理由。且不说地处偏远之地的小小秦国自从有了商鞅变法，国力就日渐强大，终于在他手上一举荡平了东方六国。不仅如此，在短短的几年中，秦军南取百越，北却匈奴，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弯弓而抱怨”。当时中国国力之强盛，在泱泱华夏历史中可以说得上是前所未有。秦始皇行的这套帝国制度，就是到了两千多年后，西方传教士白晋等来到中国，也对康熙皇帝领导下它的完美无暇摩顶伏拜，写了大量赞美和歌颂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可令人不解的是，仅仅只是又过了两百年，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这样一个看似强大且合理的帝国制度竟全线崩溃，轰然瘫塌，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易中天以他的视角解读了帝国制度的兴衰荣辱，阐述了一个政治制度从成长到成熟，再转为衰败的过程。与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以文化传承来解读政治制度的变迁和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以技术的角度来探讨传统政治制度的困境不同，易中天把制度视作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有出生，有成长，有成熟，有衰老，几乎是从另一个方面重新阐述了伊查克艾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如果把国家也比作一个组织，两人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有了很多可以借鉴的意义。

借鉴一：新制度的确立必须领导给予大力支持。

与人一样，制度的幼年期总是需要特别加以呵护的。一种新制度的出现最初往往会有很多反覆，必须经过多次尝试、比较、调整才能最终确立下来。这中间领导的大力支持不可或缺。因为真理很多时候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新制度背后一旦没有了强力的推动，它必然会被旧的习惯所湮没，从而导致革新求变之风渐消，因循守旧之习日炽。商鞅在变法时说“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王安石在变法时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都是为了确立当权者推行新法的决心和勇气。这种决心和勇气对于确立一种新制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所遇到的阻力可能会远远超出原先的设想，而新制度发挥作用又难免需要一定过程。如果不去扶植、去推动它，新制度就很容易夭折。事实上商鞅死后，他的改革差一点被废，如果不是秦惠王以及后世的君主继续推行新法，秦国是不可能日渐强大起来的。正是由于有了历代秦君近乎接力般对新法的大力支持，秦国才做到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充分发挥出了新制度的威力。

借鉴二：制度必须与合适的文化相结合才能最好地发挥效用。

轰轰烈烈的秦王朝在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声中灭亡了，秦始皇所设想的万世基业在他死后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土崩瓦解。有人可能不禁要问：一种新制度下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何以如此脆弱？答案其实很简单：制度并不能包揽一切。易中天在书中总结秦亡的原因是“失之在政，不在于制”（他引用了柳宗元《封建论》中的观点）。秦顺应了历史潮流，却没有满足人民需求，在整个制度的运作上充满了血腥暴力，于是秦亡了；而汉仅仅是把“硬打压”变成“软控制”，整个局面竟为之一变，出现了文景之治。这足以说明制度需要合适的文化来辅佐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对旧文化是压制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对旧文化是引导的。这种引导最终使儒家文化凸显出来，成为支持帝国制度的精神支柱，使这套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原理在企业中一样适用。如果一个企业仅仅只是去确立一些规章制度而不去主动构建适应这种制度的企业文化，那么这种制度要么成为一纸空文，在实践中难以实施，要么就是这种制度在强制施行过程被多数人所反对，最终不得不放弃。

借鉴三：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也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何况外界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相对完美的制度明天未必一样完美，所以制度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还是以帝国制度为例，两千多年间，它的修修补补就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易中天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帝国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虽然易中天认为“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这与钱穆的看法极为相似），但完善制度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当时还没有一种新制度可以完全替代旧制度的情况下，对原有制度的不断补充完善就是组织延续生命的最佳方式。对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在企业运作过程中，一旦发现某些制度条文完全脱离了实践，或者是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有关人员就应该勇于变更相应的制度，努力在原有的框架下进行修改和补充，使之臻于完善，这才能使企业始终保持良好的运作状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发现另一种制度具有更明显的优势时，甚至要不惜对原有的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才是一个企业永葆青春的秘诀。

借鉴四：制度变革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中国历史上堪称比较重大、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制度变革主要有商鞅变法、熙宁变法和戊戌变法。除第一项变法成功之外，后两项变法最终都失败了。为什么明明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变法却最终没有能够成功？易中天解释为“王朝已走投无路，帝国已病入膏肓。”这显然是过于悲观了。事实上，熙宁变法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改革者缺乏耐心和试验。王安石和康有为欲效法商鞅，依靠政府领导的强力来推行新法，但在具体操作上却缺乏相应灵活的措施，这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因为任何制度的大变革都必须要先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新制度到底好在哪里？这就要求新制度在全面实施之前必须通过充分的验证，先让一小部分人体会到新制度的魅力，再影响更多的人，最后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着才给予全面实施。而要做到这一点，改革者的耐心和技巧必不可少。虽然在企业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依靠领导的权力强行推动，改革也可能获得成功（如秦国），但一定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商鞅的车裂结局就是证明）。只有推动改革者拥有了耐心，懂得去用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断地影响更多的人，使推动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大，改革的基础才能更牢固，也更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借鉴五：抱残守缺，组织将与制度一起埋葬。

戊戌变法失败了，与它一起埋葬的还有整个清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如易中天所说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纽（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它的皇帝整体素质也如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所说是比较高的，但最终没有人能挽救它失败的命运。易中天说，大清的民心之失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因为它没有能力进行自我革新，这是有道理的。机会一纵即逝，如果一个组织在制度出现问题时始终抱以敷衍的态度，对改革能拖就拖，以为袖手无为就能令矛盾自解，问题就只会越拖越大，最终成为这个组织的致命伤。现实中，我们也知道身边有很多企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们中的多数都是因为企业内部因循守旧、暮气沉沉，最后，该淘汰的旧制度终于还是免不了被淘汰，不幸与它一起被淘汰的还有那个企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辉煌和所有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员工。

结束语

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延续了他在《帝国的惆怅》里一贯的悲观主调，认为“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易中天在书中的思路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正是如此，我们才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不能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就不打针也不吃药。在这方面，悲天悯人解决不了问题，问题只能是在一步步探索和实践中解决。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近代中国的衰落实际上是历史上多次改革不彻底或者不成功而造成的后遗症，这当然不能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下改革就一定不能成功，事实上，通过不断的试验来促进文化的变迁反而能推动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无论是国家也好，企业也罢，对待制度改革都一定要慎重，我们不仅需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改革的智慧和耐心。而只有我们拥有了这些，并不断在实践中去摸索、去总结、去调整，我们才有信心断言，我们的这个组织终能焕发出它最璀璨的光芒。

摘要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家族企业平均寿命为24年。如何实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了理论界和众多私营企业家深思的问题。本文就制约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

根据美国艾迪思研究所伊查克－艾迪思博士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家族企业在已选择和未来发展的领域中，根据企业环境的变化，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全面加强企业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有效解决家族企业在生命周期的现阶段——学步期向青春期转化及青春期阶段所面临的非可持续发展问题，实现企业的“蜕变”过程，进入盛年期和稳定期，并不断走向成熟，获得新的生命和成长。但是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创业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企业能够实现持续的发展和持续的成功。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家族企业运营过程中所存在的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悖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一、经营者素质偏低

一般而言，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大多数家族企业家的文化素质较低、知识匮乏、经营理念陈旧落后，不能够主动和快速地把握现代企业的治理理念。在创业初期，主要靠敢于冒险的精神和经验闯市场。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家文化素质偏低的弊端就逐步显露了出来。有的经营者在企业进入成长期后仍然简单地照搬创业企业成功的经验，最终失败；有的则盲目实施“多元化”扩张，最终失败；有的缺乏长期稳定发展、合法经营企业的思想意识，经营目标狭隘，急功近利，致使企业最终没落；有的不重视技术和治理知识的学习，严重影响了个人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在决策中甚至以个人喜好为标准，全然不顾经营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这些无疑会对家族企业的长期生存与稳定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经营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最终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二、治理模式粗放

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所有者、经营者、治理者三位一体的特点使企业的创业者能够把握着公司的决策权和控制权，高效快捷地制定出经营策略，进而把握市场机遇，减少经营风险，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家族式”治理在创业期能够促使企业快速地成长起来。然而，由于家族企业工作人员的血缘、亲缘关系错综复杂，虽然企业也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在这种以人情代替规章制度的治理方式中，其结果往往是各种规章制度仅仅是摆设，或者只对家族外人员起作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是部分家族企业主没有制度意识；二是即使有了制度也不完整、不规范；三是只注重制度建设的形式，不注重制度的实施和治理。因此，随着企业的发展，粗放式和原始化的治理模式使企业无法实现良性发展，严重阻碍了企业发展，已经不适应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外，由于创业者的知识水平有限，其难以逾越专业化治理和规模化经营的门槛，致使企业发展缓慢，虽可维持但难以长大。可以说，家族企业的粗放治理模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族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障碍。

三、用人机制僵化

家族企业在用人问题上，长期以来难以摆脱“先家族而后企业”的观念束缚，不少企业在人员的安排上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安置家族成员，却不认真考虑这种人员配置对企业的发展是否有利，对调动企业所有员工的积极性能否起到有效作用等。这种用人机制上的僵化和人力资源的排他性，是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式治理模式在进一步发展中碰到的最大阻力。正如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所说：“家族企业最大的弊病就在于社会精英进不来，几兄弟都在企业的最高位置，外面有才能的人才进不来，而且一家人的思维方式多少有些类似，没有一个突破点。”论资排辈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致使企业内家族成员为利益的分配产生矛盾，产生“内耗”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企业内部难以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引发了待遇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不利于吸引优秀的技术和治理人才。

四、公司治理结构虚幻

企业组织结构的建立，使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的行政配置成本低于市场中的要素配置成本。尽管一些家族企业也有现代公司的组织结构，比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但是家族治理的机制还在起作用，这些组织机构实质上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在这些公司制企业里，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控制权把握在家族成员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的经营与治理，也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在具体实践上，判定一个企业是否是家族企业和家族式治理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观察企业的最终决策权是否把握在“家长”的手中。

五、产权模糊

在家族企业中，产权模糊的现象较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产权界定不清。在创业时期，由于家庭或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缘、血缘关系，往往很少进行产权界定。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界定产权时，家族成员为了各自的利益，必然会提出界定产权的要求，这样就很轻易产生产权纠纷，形成“内耗”，增加企业运作的交易费用。当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因产权不清造成的交易费用随着成员间的利益矛盾而急剧上升时，产权在自然人之间做出界定和分割的要求就提出来了，也因此导致了家族企业的发展动荡和分家现象。二是家族企业与外界产权不清。在旧体制下，政府政策对家族企业存在着歧视的倾向，家族企业在诸如许可证发放、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不能同国有或集体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因此，家族企业为了获得为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往往挂靠在国有或集体单位下，成为戴“红帽子”的企业。家族企业与挂靠单位之间的产权界定不清，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引起错综复杂的法律争端，使家族企业陷入“产权官司”的困境，限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六、融资困难

融资困难一直以来是困扰中小私营企业非凡是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业务范围的扩展，资金短缺日益成为制约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瓶颈。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企业规模小、企业信誉度低且经营变数多，再加上中介担保体系不健全，无政府担保，使得商业银行开展对中小企业信贷面临的风险比大企业大得多。此外，大多数金融机构对家族企业还存在较大的熟悉上偏见，对其放贷条件非常苛刻，贷款手续繁冗、贷款额度小、归还期限短，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族企业的融资难度，限制了其资本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展。因此，家族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即企业的利润滚动来获取资金，银行的信贷资金、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及政府的相应资助等外部融资几乎不可能。这种融资手段使得家族企业的资本结构无法得到有效改善，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七、产品和技术创新不够

创新已经成为现代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然而，家族企业的软肋就是产品和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中小型企业每年用于产品、技术创新的费用占公司年销售额的比重大致在2%~3%，微软公司的研发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高达20%，而我国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仅占其销售收入的031%。投入不足导致了家族企业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的要求，在创新的大潮中被淘汰。这些在创业之初所选择的进入行业往往是简单加工工业或服务业，这些行业的基本特点是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结构普遍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粗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低附加值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一般产品多，名优产品少。有些企业甚至仅凭一个产品打天下，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能力非常差。

八、企业文化缺失

企业文化是沉淀于企业体内的内功和能量。它虽然无法直接创造价值，但可以通过凝聚和裂变的循环过程提升企业的向心力，从而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我国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不是契约的而是伦理的，缺乏向现代化企业过渡的文化底蕴。目前多数家族企业的文化还处于自发的文化治理阶段，现有的贯穿于企业经营的价值理论多是在长期经营中自发地积累而形成的，带有浓厚的经验、任人唯亲和唯意志色彩。企业主在用人机制上强调人情、聘用亲友，接班人是儿子或家庭成员。尽管有的企业设置了治理部门，聘请了专业人才，但他们往往是有职无权，在企业的经营治理活动中还是企业主说的算。有的企业虽然提出了文字性的经营理念、价值观，但多是些模拟性的文字，缺乏个性和适应性，很难付诸实行，在企业中真正实行的仍是家族企业主长期自发形成的价值理念。

研究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中小私营企业家族式经营的局限性，推动家族企业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全局性理论课题。只有克服制约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才能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气，也才能使家族企业走的更远、更好。

共8点，LZ酌情参考吧

陈佳贵主要学术观点，包括以下8个方面。

1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政策建议。1982年发表《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一文，最早提出要取消国家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强调企业的日常活动要通过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而企业一定要树立经营思想，按照市场进行生产经营，企业要具有总的战略观念，还要有具体的用户观念、质量观念、服务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创新观念和时间观念；1995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正确处理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的关系。该文从概念和理论上澄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如何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企业领导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面临的严峻问题；2000年，提出国有企业资产要实行政府分级所有的管理体制，认为将公有财产落实到一级政府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公共财产管理体制，实行政府分级所有，有利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方面。提出企业生命周期，并对大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中国外向型企业集团的发展、企业管理理论的新进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工业经济丛刊》1988年第2期上发表《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探讨》一文。提出企业与许多有机体一样，存在一个从诞生到死亡的时间过程，这就是企业生命周期。而所谓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就是揭示企业生命周期规律的理论，严格地说，就是有关企业组织的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本质特征的理论分析和归纳概括。陈佳贵进一步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六个阶段。陈佳贵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比美国管理学家伊查克·艾迪思博士提出的企业寿命周期理论还要早一年，艾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英文第一版是在1989年出版的。

1998年，陈佳贵等同志编著出版了《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这是国内最早对学习型组织、企业流程再造等国外新管理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的专著。

3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陈佳贵是中国较早地系统研究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在1993年《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一文中，描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轮廓是：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者，并形成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有一个完整的高效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对经济保持强有力的调控手段，能对经济进行有效的调节。2012年，在《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一书中提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得到确立。但一些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未来十年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将进入建设“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在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能够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和自我演进的经济制度。其标志主要体现在如下七个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定型，微观基础充满活力；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具有完备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服务型政府形成；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福利制度充分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建成和谐的公民社会；改革和开放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形成。

4中国经济国情方面。2005年，陈佳贵等在《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国情分析》一文中，提出中国基本经济国情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业经济大国，中国基本经济国情是一个农业大国已成为人们的常识。但是，在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高速工业化进程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根据三次产业比例、工业生产能力、外贸结构、财政收入结构等各方面指标的变化情况，陈佳贵认为，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从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也就是中国的国情可以概括为“中国是农民大国，不是农业大国；是工业大国，不是工业强国”。对国情的判断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前提，“中国经验”的思想精髓是按照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实践表明，对国情的科学认识与把握是中国成功的基础与前提，这里关于国情变化的思想无疑对我国制订未来现代化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2年，陈佳贵等同志出版专著《工业大国国情变化与工业强国战略》，对此观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

5我国工业化进程方面。2006年，陈佳贵和他的研究团队经过构造科学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给出了中国工业化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结论，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他们的研究，他们具体选择人均GDP、一二三产业产值比、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基本指标，然后将工业化过程大体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估计确定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反映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计算结果表明，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这被认为是国内有关工业化水平计算的最为权威的观点。他们不仅计算出全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还具体计算出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揭示了各个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首次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各个省级区域工业化水平的巨大差异。2012年，陈佳贵的研究团队又对2010年的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进入“十二五”后中国步入了工业化后期，这是关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最新的重大判断。

6工业现代化方面。2004年，陈佳贵和他的研究团队在深入研究工业现代化理论和国际经验的基础，构造了工业现代化水平指数，全面分析衡量了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水平，这项研究在国内具有开拓性，首次科学回答了中国是否已经实现了工业现代化这个问题。他们的计算表明，2004年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为367，这意味着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已超过国际上最先进水平的三分之一，或者可以认为，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已超过了三分之一的历程。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的情况，也验证了中国是工业大国、但不是工业强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是提高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促进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2009年，他们还具体对15个重点工业行业的现代化水平进行了评价。

7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围绕中国经济调控问题，陈佳贵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控制物价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方面的内容。2004年，陈佳贵较早地提出从2003年开始的局部经济过热问题，并建议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减少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同年，陈佳贵又提出要防止宏观经济不断出现的行政性周期、规范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和投资行为等建议。陈佳贵认为，长期以来，行政性的冲动是造成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源，而中国出现行政性周期的根本原因是政企不分，政府职能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深化改革，要深化计划、金融制度、投资体制和土地征收征用的改革。2008年后，在陈佳贵主编的定期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书中，对当时中国宏观调控应该注意的问题都有许多很有见地的政策建议。这些内容，体现在2012年出版的《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文集。

8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陈佳贵一直关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被有关政府部门采用。2005年，陈佳贵参与中组部组织的“西部专家行”活动，给广西提出环北部湾北部经济区的发展战略。陈佳贵提出：广西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展环北部湾（北部）”的概念，专注地打造“环北部湾（北部）经济区（或经济带）”。环北部湾（北部）的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依托大腹地、立足大开放、发展大工业、建设大港口、构建大物流、实现经济大跨越”。这些建议是超前的，后来得到广西的认可被采纳而转为现实。陈佳贵关于建设长江中游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