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格型双层玻璃隔断
多格型双层玻璃隔断系统以设计的先进而蕴含科技的光芒，线条简洁硬朗，当之无愧地成为高隔中的现代贵族。其安全稳固的钢柱结构、简洁的线条、细致的工艺为现代办公环境赋予高贵内敛的文化内涵。
多格型双层玻璃隔断产品具有效果时尚、高雅、简洁、精致,施工躁音小等特点,不影响周围人们的工作生活。可部分拆装、多次重复使用（德美隔墙利用率高达96%），隔间系统材料有些不会给环境带来废物，是一种绿色环保建材，使用寿命长;
2日字型双层玻璃隔断
日字型双层玻璃隔断墙，日字型玻璃隔断系统颇具当前最为流行的欧式风范，同时设计师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元素，方正硬朗的外型框架与晶莹通透的整片式玻璃面板相结合，更加凸显其本身赋有的庄重与大气。室内设计师通常会选择均分模块到顶模式。但在选用玻璃隔断时，建议采用标准高度加部分调整宽度的做法进行组合成日字型，可大大提高施工速度并节省业主的费用支出。
日字型双层玻璃隔断选择要点：
印欧语系是当代世界上分布最广的一个语系，近一半世界人口以该语系中的某一种语言为母语。研究印欧语系的起源，不仅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对于认识欧洲远古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蓬勃发展的史前考古学对印欧语系起源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但限于各种条件，国内学术界对西方这方面的研究动态所知不多。故特撰此文，供有意者参考。
自18世纪后期发现印欧语系以来，人们即开始讨论其发源地。当时人们多认为印欧语系最早产生在亚洲，特别是中亚山区。从19世纪中期起，学者们多持欧洲起源论，或说印欧语系发端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或说在德国北部。进入本世纪，欧洲起源论已成主流，人们所争论的只是它的具体发源地。到目前为止，主要有4种观点：一种是“波罗的海—黑海起源说”，认为早在中石器时代，原始印欧语居民就已生活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岸的广大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逐渐扩散；第二种为“中欧—巴尔干起源说”，认为原始印欧语的故乡在欧洲中部，可能还包括巴尔干半岛，自新石器时代起向外迁徙；第三种是“小亚细亚起源说”；最后一种是“黑海—里海起源说”
[1]。在此4种观点中，后两种最为主要，并且正在进行热烈的争论。
小亚细亚起源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著名考古学家伦夫鲁（CRenfrew），其主要著作是《考古学与语言：印欧语系起源之谜》（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伦夫鲁认为，印欧语系起源于小亚细亚的中部与东部。印欧语系的扩散，实际上是农业传播的结果。具体地说，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500年，这些操印欧语的原始农人们从小亚细亚逐渐向欧洲及亚洲迁徙。他们呈波浪式前进，每一代人平均迁徙约18公里。当他们将先进的农业引入到一个新地区后，当地那些原先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土著居民在学会农业的同时，在语言上也渐渐被外来者同化，于是印欧语得以不断扩散。因此印欧语的传播过程，并非是一个武力征服的过程。从历史学上来讲，伦夫鲁的观点有两点与传统的观点明显不同。1传统上认为印欧语居民离开故乡向欧亚各地迁徙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千年代，也有的说是在公元前4千年代，但伦夫鲁则将此提早到公元前7千年代；2传统上认为印欧语居民刚刚开始向各地扩散时，过着游牧生活，是游牧者，而伦夫鲁则认为他们是早期的农人。伦夫鲁的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了世界古代史中的许多问题。例如，人们一般认为，欧洲早期农业居民并非说印欧语，而伦夫鲁则将他们看作是印欧语居民。再如，传统上认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700年兴起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是由土著居民创造的；最早的印欧语居民（雅利安人）是在哈拉巴文明灭亡后才出现在印度河流域的（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哈拉巴文明是被雅利安人灭亡了的）。但是，伦夫鲁却认为，来自小亚细亚的印欧语居民带着农业来到印度河流域后，创造出了哈拉巴文明；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本身就是印欧语居民[2]。
伦夫鲁的观点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伦夫鲁的观点与历史学、语言学以及比较神话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大相径庭。例如，比较语言学表明，原始印欧语居民非常熟悉车子，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保留着表示车子的共同词根。但印欧语系诸语言中却没有表示“车辐”的共同词根，这表明当有辐车轮出现的时候，印欧语居民已经向四处扩散了。考古发现表明，欧洲的车子最早出现在东欧，时间是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这些车子都是实心车轮；有辐车轮出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这就是说，印欧语系的发源地在东欧（具体地说是在黑海北岸的东欧草原），约公元前3300年至前2300年之间，他们开始离开故乡向其他地区扩散[3]。这些理由，同时也是印欧语系“黑海—里海起源说”的基本依据之一。
“黑海—里海起源说”的一个主要提倡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古学研究所的女学者吉布塔（MGimbutas）。她提出，印欧语系最初起源于乌拉尔山南部到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草原地带（即里海北岸）。这一点还可以得到语言学与比较神话学的佐证，因为这些学科的研究表明，印欧语在亲缘关系上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最为接近，而芬兰—乌戈尔语族起源于乌拉尔山的中部地区，该地区与印欧语系的发源地里海北岸草原地区又是相邻的，故印欧语系与乌拉尔语系具有密切的联系。公元前7千年代，西亚的农业通过高加索地区（而不是经由黑海北岸）而影响到了里海北岸草原地区，使这里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区域本来就是野马活动的地带，因此自然成为人工养马的最初发生地。根据考古材料，伏尔加河流域的养马不会晚于公元前5000年。
吉布塔认为，生活在里海北岸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后来逐渐向外扩展。在其东部，以米奴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500年）以及后来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约公元前2000年至前900年），实际上都是伏尔加河流域原始印欧语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根据吉布塔的说法，原始印欧语居民向西共有3次大的扩张运动。第一次向西扩张发生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4300年前，他们在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流域的草原地区（即现在的乌克兰南部草原）获得了统治地位，创造出了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
Stog）文化；他们还进而向西渗透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其影响一直波及到巴尔干半岛北部。第二次扩张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前，原始印欧语文化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及波罗的海南岸，而多瑙河流域的土著文化则由于与原始印欧语文化相结合，演变成为全新的文化。第三次扩张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至前2900年前，印欧语居民来到希腊，同时中欧与北欧也被“印欧语化”。
这样，在吉布塔看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农业）后，欧洲实际上就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原始印欧语文化区，另一个则由非印欧语居民占据（吉布塔称这些地区为“古欧洲”）。原始印欧语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原始印欧语，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实行父系家长制统治，崇拜太阳神，好战，熟练驾驭马及车子，制陶及建筑技术均不发达。与此相反，“古欧洲”的非印欧语居民则是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实行母系统治，崇拜月神及死亡女神，崇尚和平，建筑、制陶及艺术发达。因此，这“两个欧洲”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上都不相同。发源于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凭借着技术优势（主要是马），逐步征服了非印欧语居民，使欧洲“印欧语化”。在这个“印欧语化”的过程中，欧洲从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从和平的社会转变为尚武的社会，同时，原先非印欧语文化的一些因素也被吸收到印欧语文化中。因此，所谓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来源于印欧语文化与非印欧语文化的融合。
吉布塔还认为，在原始印欧语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他们的葬俗。他们将死者埋于地下的墓穴中，一个墓穴可能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所埋的一般为一个妇女加一两个孩子，或一对成年男女加几个孩子；墓室用石头或木头筑成房屋状，可能表示墓穴即为死者之住房，然后再在墓顶上建造一个圆形的小坟丘。由于这种坟丘在俄语中被称作кургáн，所以，吉布塔在1956年出版的《东欧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Easten Europe）中将原始印欧语文化称作“Kurgan
Culture”，此词可中译为“古冢文化”。吉布塔所说的古冢文化实际上包括了俄国及东欧学者所说的许多不同文化，如竖穴墓文化（the Pit Grave
Culture，现在多称之为Yamna Culture），乌萨多伏文化（Usatovo
Culture）以及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等。由于此概念的内涵过于庞杂，所以后来人们渐渐改称其为“古冢传统”（the Kurgan
Tradition），这是目前研究东欧史前史以及印欧语系起源问题时经常要遇到的一个概念。无论是“古冢文化”还是“古冢传统”，实际上是原始印欧语文化的同义词。而欧洲的“印欧语化”（Indo-Europeanization），实际上也就是“古冢化”（Kurganization）[4]。
美国另一位考古学家安东尼（D W Anthony）与吉布塔一样不同意伦夫鲁的观点，但他与吉布塔也有许多分歧。
安东尼认为，大约公元前5700年，早期农业从多瑙河下游自西向东传入到黑海西北部，使这个地区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从公元前4600年开始，在第聂伯河西岸，出现了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关于该文化可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522—523页）。在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的影响下，第聂伯河东岸也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样，在黑海北岸，以第聂伯河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圈。第聂伯河西岸是比较先进的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以农业与畜牧为基础；村落规模宏大，面积大者可达300公顷，有的村落中甚至有上千座两层房子；使用黄铜制造工具及装饰品；有发达的彩陶，女性陶像流行；出现了刻划符号；与周边地区有广泛的贸易交换。第聂伯河东岸则是相对落后的“第聂伯—顿涅茨河文化”（关于该文化可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90页），这里村落分散，房子很小，缺乏黄铜，没有女性陶像，等等。
安东尼进一步指出，第聂伯河西岸主要是森林草原地带，这里降雨量多，森林中的动物资源也较丰富，利于农业或者狩猎。而第聂伯河东岸地区则多为无树的开阔草原，降雨少，比较干燥，农业条件较差，动物资源也不多，人们多沿河而居。随着人口的增多，第聂伯河东岸那些沿河而居的人们只得越来越多地去利用草原动物以获取食物，其中最主要的是驯养马。所以在安东尼看来，马的驯养最早发生在第聂伯河东岸，而不是像吉布塔所说的那样在伏尔加河流域。马的驯养，使经济转向以开发草原资源为基础，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第聂伯河东岸，第聂伯—顿涅茨河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即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吉布塔认为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是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创造出来的，而安东尼则认为，此文化是从当地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促使这个文化迅速兴盛的原动力，就是马的驯养。后来，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向周围扩张，并导致了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等土著文化的衰亡。关于原始印欧语系的起源地，安东尼认为在维斯图拉河（维斯瓦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像吉布塔所说的那样在伏尔加河流域。至于哪一种文化属于原始印欧语文化，安东尼没有明说，但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第聂伯河东岸的第聂伯—顿涅茨河文化以及后来的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与原始印欧语居民有关，因为他说，第聂伯—顿涅茨河文化“至少部分地起源于”维斯图拉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土生中石器时代文化，而在他看来，原始印欧语正是发源于维斯图拉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5]。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虽然国外学者对印欧语系的起源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还是相当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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