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赏析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孔雀东南飞》的鉴赏，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孔雀东南飞赏析 篇1

《孔雀东南飞》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

从《孔雀东南飞》看所谓封建礼教戕害爱情婚姻之荒谬

《孔雀东南飞》被称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的反封建礼教的优秀诗篇。然而，仔细推敲，却发现此说有误，造成这次爱情悲剧的，不是封建礼教，而是家族利益，是家族政治利益碾碎了他们的爱情婚姻。

一、刘兰芝、焦仲卿的家庭背景：

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年纪轻轻就是地级官府的公务员，因此他的家庭背景是士大夫，刘兰芝也一样，“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之后更是“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来求婚的地位一个比一个高。因此刘兰芝也是士族家庭无疑。既是士族家庭，那么家庭政治利益第一其他必须服务于家庭政治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婚姻存续的时间：

只有二三年，在这里不是泛指，而是用了夸张的手法，来说自己在焦仲卿家呆了很长时间。所以读者们不要理解错误了。

三、从母女对话看古代婚姻礼制的合理性：

刘母对于求婚者的处理方式居然是告诉女儿：“汝可去应之”， 当得知女儿的态度后刘母婉言谢绝了媒人。是啊，这才是古代婚姻礼制的实质，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同意，不然父母不能命，媒妁也不能言。古代交通闭塞，官方出于便民或是自己懒，总之没规定婚姻登记制度，那么如何证明婚姻的真实有效呢于是，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定，父母媒妁只不过是证婚人。古代又没有DNA技术，如果某人抛妻弃子那怎么办呢婚书就是凭证。

孔雀东南飞赏析 篇2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

孔雀东南飞赏析 篇3

（1）内容整体把握及层次划分：

全诗按故事情节发展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开头到会不相从许)写兰芝向仲卿倾诉，揭开她与婆婆间的尖锐矛盾，并表示自己无法忍受下去，愿意被遣送回娘家。仲卿向母亲求情，被母亲坚决回绝，兰芝离开焦家成定局。

第二部分(从府吏默无声到二情同依依)写兰芝辞别焦家，仲卿送她回去，分别时两人立下盟誓。

第三部分(从入门上家堂到郁郁登郡门)写兰芝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先后派人来提亲，在哥哥的干预下，兰芝被迫应承了太守家的婚事，太守大事做迎娶的准备。

第四部分(从阿母谓阿女到自挂东南枝)写成亲的那一天，傍晚时，仲卿赶来，兰芝、仲卿诀别，两人相约以死抗争。夜里，兰芝投水而死，仲卿上吊自杀。

第五部分(最后一段)写焦、刘两家将兰芝、仲卿合葬在一起，两人化为鸳鸯。

故事的意义：一对彼此深爱着的年青夫妇，在封建家长的阻挠和高压下，被活活拆开，最终为了捍卫爱情而双双付出生命。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四大民间爱情神话和传说：牛郎和织女、七仙女与董永、白蛇和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情投意合，满心指望能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外在的强大的破坏力不会轻易放过他们，这些破坏力眼里有所谓的法理，却看不到情。《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更不可理喻，因为看不惯儿媳妇就处心积虑地要把她赶走，儿子的恳求丝毫不能打动她。在她身上，封建家长违反人性的一面暴露无遗。今天读这首诗，刘兰芝、焦仲卿忠于爱情，勇敢捍卫纯洁爱情的言行仍令人震撼。

（2）人物形象分析：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诗的一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铺排，立即令读者对她产生这种印象。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长廊里，刘兰芝形象是独特的这一个。

和兰芝相比，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性格展现得不是那么丰富，忠于爱情、敢于为爱情献身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方面。对于母亲的威逼、诱哄，他坚决地回应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迫于焦母的压力将兰芝送回娘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习，他只能这样做。今天的读者难以责怪他软弱。自缢前他徘徊庭树下的举动，符合他特殊的处境──他是家里的独子，赡养母亲的责任无人可交付。因此，也不能据此认为他性格软弱，优柔寡断。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对仲卿，她一会儿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一会儿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遣走兰芝，除却眼中钉。

另一个反面形象刘兄性情粗暴，趋炎附势。他对兰芝说：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作计何不量!粗暴训斥，语气凌人。先嫁得府吏足以荣汝身。沈德潜评论这几句诗道：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3）文章特色民歌风味：

第一，这首诗以孔雀失偶起兴，以鸳鸯双飞作结，这种以美禽比拟夫妇的手法，是民歌里常用的。

第二，多处运用铺陈手法。诗歌开头兰芝自陈：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这是一种纵的铺陈，简练而有层次，意在强调兰芝从小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很有教养，暗示了焦母逐走媳妇的无理。兰芝离开焦家时也有一段细致的铺陈：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里着意写兰芝的衣履佩饰，姿态容颜，这是一种横向的铺陈，既有助于表现兰芝刚强镇定而又留恋不舍的丰富的内心活动，又流露出这首诗的创作者对兰芝的由衷同情与赞美。后面写太守家迎亲的队伍：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此处的铺陈渲染出太守家煊赫的财势，也从反面暗示了兰芝不贪图荣华富贵、忠于爱情的高洁品格。

第三，善用比喻。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这一席话和上文的誓天不相负，和下文的二情同依依一致而连贯，可以说是临别的誓言。这话出自兰芝的口，表示感情深厚，永不变心。但在事情急转直下的时候，由于误会，仲卿重提兰芝的誓言，却把它改成：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两个比喻原来的共通点变成分歧点，这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有很大的作用。

(4)问题探究：

①兰芝离开焦家时为什么精心打扮一番她为什么不在焦母面前掉眼泪，而在小姑子面前才泪落连珠子

兰芝一大早就起来开始梳妆打扮，揣摩其中原因，一方面她是要把自己最美好的形象展现给仲卿，让他记住自己，如同他们婚姻生活的一个纪念，一方面她不愿意向焦母示弱，精心打扮自己，似乎在向焦母表明她始终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诗里写她打扮时事事四五通，多少透露了她内心的杂乱情绪。

兰芝向焦母辞别时没有流眼泪，而是不卑不亢地说了一番合乎事实且略带不满的话，面对小姑子才泪流涟涟，这表现出她的坚强与理智。

②这首诗的许多地方注意了前后照应，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显得真实自然，整首诗的结构也显得非常紧凑。哪些地方是前后照应的

故事一开头兰芝向仲卿自陈时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七为君妇，她被遣回娘家，刘母大感震惊，说道：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七遣汝嫁这样不避重复地再次用一串铺排句，既与前面相呼应，表明此前兰芝所言非虚，也再次强调了兰芝的无辜与委屈。后来写兰芝做嫁衣时，这样写道：左手执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这几句突出了她心灵手巧，照应了十四学裁衣一句。

故事开头仲卿向焦母求情时，焦母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结尾处仲卿自尽前拜别焦母时，焦母说：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兰芝离开焦家时，诗里不厌其烦且用充满赞叹的口气描绘她的装扮、容颜、体态，这为下文兰芝回到娘家后，官宦人家纷纷来求亲做了铺垫。

仲卿送兰芝回家，两人作别时，兰芝说：君当作磐石，磐石无转移。后来仲卿误以为兰芝攀高枝时重提誓言，说：磐石方且厚，便作旦夕间。

我复制过来的，仅供参考满意答案有两种考虑，一是刘兰芝脱鞋纯属偶然行为，没有必然性，不说明当时有什么礼俗要求死前要脱鞋，或自己脱鞋有什么用意，想想，现在人跳水也有可能先把自己的鞋子脱掉，这个是个别行为就不能反映出什么社会习俗了。

二是，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仅做一下推断或猜测，供你参考。

古代礼仪的规范是入室脱鞋以示尊敬：“宾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屦跣而走。”这都说明古人在室内是不穿鞋的；此外还有曹操赤脚迎许攸的佳话。汉时规定：有罪的人不准着履。《汉书匡衡传》载：“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谒者诏衡冠履。”又，《董贤传》：“（贤）诣阙免冠徒跣谢。”这可证明凡待罪者都跣足。

刘兰芝脱鞋一则是表示对丈夫的尊重，二则是自己自己在家不能侍公姥，返家辄遭鄙弃，在正统观点看来是不能恪守妇道的罪人，脱鞋以谢罪。

但另外一点是，刘兰芝会不会图“仪容轻便。”而脱鞋徇情，以鞋昭情呢,表明自己对夫君焦仲卿爱坚如磐石呢。 完善答案

在中国，古人的婚姻似乎都是被迫的。终于，很难得的，有这么两个相爱的人——焦仲卿和刘兰芝——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结为了夫妇。本想从此太平美满一生。可因为婆媳关系非常恶劣，婆婆想要赶媳妇走。这对古代的封建妇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府吏长跪告：“……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在严酷的封建礼教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为府吏的仲卿在爱情的驱动下，竟说出了宁肯“无后”的话来威胁母亲。不过，即便如此，在两个极端——“休媳”与“无后”——的战争里，封建家长制度赢了，婆婆如愿，让儿子在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下，驱走了媳妇。此时此刻，这对苦命恋人，哦不，应该说是苦命夫妻，依旧抱着美好的幻想互相约定：“……且暂还家去……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这个被休的妻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在我们再三提到的封建背景下，妇女的贞操也相当被重视，可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来向这个被休的女人提亲：先是相当于市长级人物的儿子，被兰芝否决了；而后是一个相当于省长级人物的儿子，相貌堂堂，尚未娶妻，是多少女人梦想的归宿……兰芝极力想避免这门亲事，结果，先是她的母亲好言相劝，兰芝不肯，于是发展到她的父亲、哥哥都来向她施压：“放着荣华富贵不要，你还想图个什么？”兰芝只得答应，但在她的心里，已经做了绝命的打算。仲卿得知兰芝要另嫁，心中非常痛苦，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得对着兰芝冷嘲热讽：“……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兰芝明白夫君心中的痛，于是向他摊牌：“……同时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后一刻，大家看到两个身心俱憔悴的身影，在路口分手，带着极大的悲哀，各自回家。当一个人身心都充满悲哀，他的悲气会向外散发，意在渗透周围的每个人。“……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母亲理解了儿子言外之意，但她仍就不死心：“……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一切都已经太迟，“结了婚也不能圆满的爱情”就这样在中国封建的背景下诞生了。封建礼教是吃人的，往往就在你自以为安全的时候，它咬下你的头。不愿意，不甘心，抛不开，放不下……又如何？“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这就是二位的答案。这就是二位“完美的答案”。似乎仲卿懦弱了些，他妈让他休妻他就休；妻子要另嫁人他就怀疑；妻子与他约定生死，他还要等到妻子被确定死了之后再行动……似乎兰芝骄傲了些，婆婆让她做什么她偏要我行我素；有更多的荣华富贵等着她，她偏不要，要的只是与丈夫的誓言；最终被逼迫无奈，只好拉着丈夫一起死……“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爱情悲剧的效果，就是明明它悲哀地发生了，却让你喊出“美”这个字。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

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