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人物评析 [浅析刘兰芝的性格与反抗精神]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乐府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在这首诗歌中，作者满富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美好品质，热情歌颂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反抗必胜的信念和对反抗精神的鼓舞。它的巨大的思想意义还在于，作品通过焦、刘二人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则是反抗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幸福而大胆反抗旧制度的光辉，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叛逆精神的典范。本文试从刘兰芝的性格分析出发，来探讨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其所蕴涵的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一

文学史上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悲剧分析数不胜数，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我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与她自身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黑格尔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分析刘兰芝的悲剧原因就不能不分析她的性格。

作品中刘兰芝的性格是丰富的。她是一个聪慧美丽、勤劳能干、知书达理、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在刘兰芝的身上，几乎体现了古代劳动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品质。作者在极力展示刘兰芝性格的多面的同时，突出了她的自尊、刚强和大胆反抗的一面。

刘兰芝在出嫁后遭到了种种不幸，不被婆婆所接受，家务事上“事事循公婆”，处处以婆母的意志小心行事，却还是遭到“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无端挑剔。刘兰芝的自尊被触动，她骨子里的反抗意识开始被唤醒，并且随着焦母的一再逼迫越发凸现，广泛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我们且听听她最初的倾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往事不堪回首，当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焦家已经势难存身了，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遣归”的要求，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明白婆婆要驱逐自己的决心已定，丈夫求情也是无济于事。她自出嫁以来，一直辛勤劳作、谨慎从事，“仍更被驱遣，何严复来还”，不愿向恶势力低头的倔强性格使兰芝毅然决然要离开焦家。在她被遣的当天早上，刘兰芝并没有表现出平常女子那般哭哭啼啼的样子，而是神态如常，镇定自若，“事事四五通”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照人。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不幸，兰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这正是兰芝自尊、刚强和反抗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她主动“遣归”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自尊，那么归娘家前精心梳妆打扮则是运用自己的美艳无比作武器，对造成自己爱情悲剧的封建家长焦母进行示威，充分展示了兰芝不愿屈服的自尊自爱，不肯苟且的坚韧与顽强，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反抗精神。

刘兰芝的悲剧，是她的叛逆性格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处于严重对立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是在焦家和娘家的生活环境中，在与焦母和刘兄的性格冲突中，表现出她永不向压迫者示弱的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对真正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来说，他们注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战胜环境成为英雄；二是被环境所吞噬，成为悲剧的主角。古今中外，叛逆性格鲜明之人无一例外都是这两种命运。而在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刚烈女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封建制度的，不能战斗而生，就要战斗而死。也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和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形象之一，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主要是属于性格的悲剧。

二

刘兰芝之所以最终走上以死相争的悲剧，与她自尊、刚强、反叛的性格密不可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迫害，是封建制度埋葬了她的幸福婚姻。

在封建纲常中，男女婚姻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尤其是出嫁的女子，要遵从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她们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更不能有享受个人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和习惯早已像瘴疠之气一样浸入焦母的血液，她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百般刁难兰芝 ，“举动自专由”，在焦母看来，这是“不顺父母”，“无礼节”，冒犯了她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威和尊严。美满的爱情受到了封建礼教的严重挑战，幸福和谐的夫妻关系受到威胁，刘兰芝的生存意愿与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究竟是屈从还是抗争，成为刘兰芝生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屈从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地位，抗争则意味着维护自己具有获得幸福自由的权利。刘兰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抗争，如果兰芝的反抗对象仅有焦母，那么她的斗争至少还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兰芝回到娘家后，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哥哥满脑子伦理纲常，对封建礼制的维护比起焦母，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攀附权贵，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封建教条向妹妹施加压力。哥哥的威逼利诱使刘兰芝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屈从和抗争，二者必居其一。屈从意味着永远离开情投意合的焦仲卿；抗争则意味着彻底失去娘家的同情。退后一步则生，前进一步则死，生可以理解为坚韧，死可以理解为反抗，刘兰芝义无反顾地作出死的选择，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的反抗是无畏无惧的，是坚决彻底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唯有战斗和抗争，才能拯救自己于黑暗之中，提升自己入光明之境。面对牢笼一样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要获得理想的人生只有抗争，刘兰芝无疑是一个无畏的战斗者。她的死亡和毁灭发出熠熠的人格之美！她的悲剧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兰芝的悲剧揭示出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封建制度下，当个人意愿和社会制度处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要获得平等自由，婚姻幸福的权利，唯有大胆反抗，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作者单位：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初中）

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故事是：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氏，被仲卿的母亲驱赶回娘家，她发誓不再改嫁。但她娘家的人一直逼着她再嫁，她只好投水自尽。焦仲卿听到妻子的死讯后，也吊死在自己家里庭院的树上。

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感天动地、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深深的感动了大家。当时的人哀悼他们，便写了《孔雀东南飞》这样一首诗。

扩展资料

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

参考资料：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这部文学作品，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讲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文章结尾极富浪漫主义的将“双飞鸟”“自名为鸳鸯”的结局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起兴开篇首尾呼应，紧紧地将读者的心弦扣住。人们不禁要问：刘兰芝究竟为何离开焦家？刘兰芝聪慧美丽，勤劳能干，知书达礼，焦仲卿与她又情深似海，可是焦母为何非休她不可？ 除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外还有什么原因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刘兰芝被休的深层原因。

有人认为刘兰芝的身高太低，是个侏儒，所以焦母不喜欢她。理由是：诗中说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谴，小姑如我长。”刘兰芝结婚时，小姑才会扶床走，估计也就是一两岁吧，然而仅过两三年，小姑就长得和她一般高了，可见刘兰芝的个子不会有多高。这种看法比较偏颇。试想如果刘兰芝是个侏儒的话，县官和太守能叫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吗  显然，这里是夸张手法的运用。

 也有人认为是门不当户不对户。这种说法看似也有一定道理，证据就是焦母劝焦仲卿不要殉情时说的那句：“贵贱情何薄！”。但是在此之前，太守儿子向刘兰芝求婚时有查过刘兰芝身世，证实刘兰芝上辈人中有很多人当官，而且从刘兰芝嫁到焦家时所带的嫁妆上看，刘家也比较富裕。这样看来刘兰芝与焦仲卿应还算是门当户对的。

 其实，刘兰芝是一位“有苦难言”的女人，她的强烈自尊心和自觉不自觉的抗争才导致了她为焦母所不容。

刘兰芝“有苦难言”，主要是基于她久婚不育的实情而说的。或许正是刘兰芝的不育才导致了她的被驱遣。诗文中虽然没有提及焦刘子女的情况，然而这正可以作为他们没有子女的凭证。我们只知道，当时时兴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观念在人们的封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七出者，无子，一也……”。可见古代妇女因无后而遭休遣属正常现象。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焦母要以“此妇无礼节”作为表达愤懑的托辞，诬陷媳妇，“遣归”媳妇，以便让儿子另娶她人，续接香火了。

也有人认为：以前的人结婚比较早，十一二岁就结了婚，甚至指腹为婚的就大有人在。其实这种观点对于刘兰芝来说是比较片面的。根据现代医学来看女性在十二三岁就能生育，而文中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共事二三年” 的话，这样算来刘兰芝离开焦家至少20岁左右，而此刻她还没有生育，可见刘兰芝“有苦难言”，主要是基于她久婚不育的实情来说的。

从刘兰芝这方面看，她的被遣恐怕还与她的由自尊心引发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反抗行为有关。

刘兰芝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生活境况。长诗在写刘兰芝请遣时，还用具体言行表现了她的自觉抗争。例如 “事事四五通”一段，她严妆打扮，正是为了压抑满腹心酸委屈，修复一已之尊严。她“整顿衣裳起敛容”，为的正是在焦母面前保持一份高度的内心自信，但也因此而更加不能为焦母所容。

从《卫风·氓》中的弃妇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到曹禺的戏剧《雷雨》中侍萍的怨愤；从刘兰芝的自赴清池到巴金《家》中鸣凤之死，无不呐喊出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对爱情自由的向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不仅暴露了封建门阀统治的罪恶，而且深远地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当然造成这段千古传颂的爱情悲剧的原因不仅是封建礼教，也有刘兰芝自身的原因，不能不令人遗憾。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下面是由我为大家分享整理的《孔雀东南飞》赏析，欢迎大家阅读浏览。

《孔雀东南飞》赏析1

　《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仲卿与焦母刘兄不同的是：刘焦的爱情理想与这些封建教条)中突，而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们二人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们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们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

　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 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画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爱情的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两入之间的关系构成;另一条线索由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的关系构成，在全诗中占主导地位。

　诗中的矛盾冲突在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归统。“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入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代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人物、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分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

《孔雀东南飞》赏析2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 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 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

《孔雀东南飞》写了焦仲卿与刘兰芝双双殉情的凄美爱情故事，相爱而受到家长阻扰，为何选择“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而不私奔呢？

普遍观点理所当然都会认为，在封建时代私奔很不光彩，要被抓回来浸猪笼的，所以爱而不能只能殉情。这个观点是固定思维理所当然的“臆断”，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在汉代社会并不看重妇女的贞节问题，富家女卓文君就曾和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私奔，并传为慧眼识英雄的佳话，《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休回家，先是县令儿子求亲，再是太守为儿子求婚，证明汉代婚俗是较为开放的。     

既然不存在社会风俗上的道德绑架，那么为何会有双双殉情的结局呢？

《孔雀东南飞》中描写的刘兰芝不仅美貌，还多才多艺，关键是非常聪明，一开始她就知道婆婆的有意刁难，“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所以自请遣归。相比之下，焦仲卿就看不明白，他听闻刘兰芝的自诉之后，立马去恳求自己的母亲，说了一番话反而让母亲更加生气了，他又不敢违抗母命，只好让刘兰芝先回去，等他办完事就会去接她回来，焦仲卿是用缓兵之计，但刘兰芝非常清楚不可能再回到焦家，“勿复重纷纭”，不要再添麻烦吧，只希望焦仲卿日后不要忘记自己。

刘兰芝告别婆婆与小姑后，与焦仲卿在道口分别，焦仲卿又指天发誓说等他办完事就去接她，刘兰芝有感焦仲卿的深情，便答应等他，说了非常美丽的誓言：“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并告诉焦仲卿家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哥哥，到时候恐怕自己做不了主。

刘兰芝回到家之后，确实一如她所料，她被逼嫁，先是县令来说媒，回绝了，接着她的哥哥亲自威逼利诱，刘兰芝深知已没办法再拖了，便答应哥哥嫁给太守的儿子。在这中间，先不论刘兰芝等了焦仲卿多长时间，总之焦仲卿始终没有去接她。

等到焦仲卿听闻刘兰芝要嫁给别人的时候，突然也能请假回家了，赶紧去找刘兰芝。刘兰芝听到马声，便能知道是焦仲卿来了，一见到焦仲卿，立马哭诉自己被兄长逼迫的遭遇。这个时候，刘兰芝是非常无助的，这个情节有点像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顾曼桢在遭受姐姐囚禁受到姐夫强暴时，她每天想的是，要见到心上人，然后向他哭诉自己遭遇的这一切，那个时候心上人世均肯定会紧紧拥抱她怜惜她，曼桢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光里，就靠着这点期盼支撑自己活下去，可惜最后再见到世均已经是十年后，沧海桑田，曼桢提起往事很平静，而世均也不能紧紧抱着她，曼桢只是很悲哀地跟世均说：“我们回不去了。”

刘兰芝向焦仲卿哭诉，她没有想到焦仲卿不仅不听她解释，还出言讽刺，“贺亲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如果说刘兰芝在逼嫁时已经是对前途感到绝望，那么此时听到焦仲卿的言语就更加生无可恋。

女子往往把爱情看成生命的全部，并都带着理想化的意味，好比杜十娘。当遭遇李甲的背叛，杜十娘的财力完全可以重新开始更好的生活，但是杜十娘选择死亡，她希望得到忠贞不渝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容不得半点杂质的，当理想化的爱情被爱人摧毁之后，生活的希望也被熄灭了。于刘兰芝而言，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哀莫大于心死，更何况刘兰芝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大人故嫌迟”中的一个“故”字就知道刘兰芝对婆婆的刁难是非常清楚的，但现实生活中，女人不宜活得太清醒，容易看到很多事情的真相，如果选择私奔，远离他乡得不到家人祝福的爱情真的能够长久下去吗？

不能。就像列夫托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述的，安娜跟渥伦斯基私奔了，但是之后呢，安娜还可以靠着恋人的温存生活下去，但是渥伦斯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个男人，他需要更广阔的天地，需要事业需要功名，他也需要爱情，但爱情不能是生活的全部。他们还是回到自己的圈子，最后安娜在痛苦中选择了卧轨自杀。

与其让理想中的爱情在现实的摧残中一点点消失殆尽，还不如选择灭亡保持爱情最美的样子，“人生若只如初见”，故事的开始，我们彼此相爱。

　　传统的阅读教学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是造成两人双双殉情的罪魁祸首,而焦刘两人则是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千古传颂中凝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丰碑。这样的解读以意识形态观念统摄文本,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与诗歌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情感的变化和矛盾冲突等因素难以融会贯通。尤其是它过分强化了焦刘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对人物命运的支配作用,而对文本以大量的篇幅所描绘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因而结论实在叫人难以信服。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造成两人的悲惨结局,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人之间感情基础的动摇和性格矛盾的难以调和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汉乐府诗歌的巅峰之作，在这首叙事诗中，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这个女性形象。

刘兰芝是是庐江郡的一个小家碧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是个多才多艺知书达理的闺阁少女。十七岁时嫁给庐江郡的府吏焦仲卿为妻，辛勤劳作“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这样下 来三天就能织下五匹布，相当能干，但是尽管如此，焦仲卿的母亲还是不满意，说她干活磨蹭“大人故嫌迟”最终被焦仲卿的母亲遣送回家，酿成了二人的悲剧。

刘兰芝为什么被遣回家，我们依据原文提供的材料分析有以下原因

焦仲卿母亲认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在婆婆眼里，刘兰芝属于没有礼节，行动自由的女子，这里的自由应该指的是不听婆婆的话。她认为刘兰芝不如东家贤女罗敷。刘兰芝被婆婆冠上了“不贤”的标签，同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如东家的罗敷漂亮，在婆婆眼中，这样一个不贤惠，不漂亮的媳妇，早该回家休息了。

刘兰芝认为“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从刘兰芝的角度来看，日常和婆婆相处，婆婆表现出来的是嫌她织布慢，当然她很清楚，这是婆婆在找借口。聪明如她明白焦家的媳妇太难当，于是向焦仲卿指出“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兰芝是请归的。

其实我们看婆婆给的理由和原因是站不住脚的，刘兰芝嫁给焦仲卿之前就饱读诗书，乐器女红，样样精通，属于家教很好的闺中女子。被休回家之后，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说明刘兰芝名声在外，属于一个好女孩。尤其是写她回家当天，和婆婆拜别，还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让她替自己照顾好老人，这分明是贤惠有礼的晚辈形象。就连她的容貌也特意描绘了一番“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遭到了婆婆嫌弃。

结合诗歌的内容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以下原因

刘兰芝有个性

刘兰芝属于一个有个性的女子，这里的个性是指自我意识。在很长时间里，女子都是男子的附属品，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婚姻中，女子没有自主权，男人可以休妻。被休回家的女子，家人都会颜面无光，就像诗中后面提到的刘兰芝回到娘家，母亲拍着巴掌大哭道“不图子自归”，没想到那么严格学习礼教，学习女红还是被遣回家了。

但是刘兰芝并没哭哭啼啼，失魂落魄，她离开焦仲卿家的时候，精心装扮“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dài）瑁（mào）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以精致的妆容，大大方方地和婆婆来告别。没有哀求，没有哭泣，态度不卑不亢。虽然是离开，也要漂漂亮亮地走。于焦母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挑战，为刘兰芝营造了强大的气场。如果说这是她人生的一场谢幕，那么这个谢幕很完美。

焦仲卿哭哭哭啼啼舍不得刘兰芝走，此举无疑会给焦仲卿的母亲造成一种压力，或者说很窝火，她不敢对刘兰芝说什么，只好谩骂自己的儿子“何敢助妇语”。这只是她们临别时的一个场景，可以想象在日常的生活中，焦仲卿每天忙于府吏的公务，婆媳两个在家，从细节礼仪上，刘兰芝可以做到不可挑剔。

但是刘兰芝有主见，不受焦母控制，这对于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该是如何心不甘，气不顺。这个女子不好驾驭，焦母希望面对的是那种随便怎么指派，毫无个性，低眉顺首的女子，所以她说刘兰芝“举动自专由”，只能给出这么一个模糊的理由。说白了就是这个媳妇爱自作主张，让焦母心里不爽了。

焦仲卿没有担当

从诗歌中来看，没有提到焦仲卿的父亲，在那样的男权社会中，焦仲卿是母亲的依靠。凭空多出了一个刘兰芝，两个人感情还非常好，这样焦仲卿的母亲心里或多或少有些失衡。

诗歌的开头是一大段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对话“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本是小夫妻久别之后诉的相思。而后边那句“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刘兰芝真的是想让焦仲卿回焦母遣送自己回娘家吗？恐怕不是吧，结合后文两人各自立下的誓言，这顶多是小女儿态的一种撒娇而已，向焦仲卿表明他出门在外的日子，自己在家也不易。

然而焦仲卿这个人没有担当，本来母亲就对妻子有些莫须有的微妙的不满，他听完妻子的诉说之后，哄哄刘兰芝即可，他却冲动地去找母亲说理，完全站在了妻子一边，质问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激怒了焦母，焦仲卿一再强调的和刘兰芝感情好，触犯了焦母家长的尊严。

在焦母看来，多年的母子之情，要让位于他们的夫妻之情，他把刘兰芝放在第一位，把母亲往后放。这怎么可以，他把对儿子的恼怒，迁移到刘兰芝身上，母子矛盾的升级，牺牲掉了刘兰芝。焦仲卿没有担当，惹恼了母亲，却只能以妥协来收场。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刘兰芝因为有个性，有想法，有主见，不任人摆布，才导致了被遣回家。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遣归的原因，传统的解读是“吃人的封建礼教是造成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一些文学作品中旧社会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白蛇传》中的白娘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等等，这些形象无不打上封建礼教罪恶的烙印。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凡是描写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作品，究其根源，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封建礼教的迫害。这没有错，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而我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学，本身就是在封建制度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大背景，是深层社会原因。所以后人在研究古代文学时，都习惯性地用这个深层社会原因来概括。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文学本身的、多视角的研究，更应从作品本身交待的事理中探讨其他原因。《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遣归，自然有封建礼教的罪恶，但透过作品，我们依然能看到造成她悲剧的其他原因。

一、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

在封建社会，门当户对是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否则，即便结了婚，也常常有被抛弃的危险。在《孔雀东南飞》中，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从“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可以看出，焦刘两家社会地位并不一样；从刘兰芝辞别焦母时的自述“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中也可得到印证。有人认为，焦母之言是劝儿弃妇的开导之言，刘兰芝的话则是自谦。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也不能否认诗句本身表意的实指性———焦、刘两家确实门户不当，至少是不完全对当。从“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理论来看，焦、刘两家门户不当是“源于生活”的事实，但也有作者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高于生活”的焦母劝儿和刘兰芝自谦之言，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则更为确切。假如焦、刘两家确实门当户对，焦母应该明白，以“贵贱”之说开导儿子只会让儿子更加反感，她完全可以用别的话劝导儿子，因为焦仲卿是知事明理的，也是善良的，只是性格有些懦弱罢了。也有人以县令和太守派人到刘家提亲为由，说刘家家世并不比焦家差。本人以为这只是作者为了更加突出哀婉的悲剧主题，有意安排的虚构情节，是文学创作的需要，不可为据。难道县令、太守还找不到更合适的儿媳而要娶被遣归回娘家的刘兰芝吗？在封建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焦仲卿和刘兰芝成婚初焦母为何没有“严把”门户关？唯一符合情理的解释是因为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让焦母忽略了对门户更为严格的要求。但门户不当的影子随着婆媳共同生活当中的磕磕绊绊，逐渐淤积成了焦母心里的一块心病———“吾意久怀忿”，不去何快？虽然焦母认为门户不当，但当初是自己“失职”，时至今日也就不便以门户不当遣归刘兰芝，所以便强词夺理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理由要求焦仲卿遣归刘兰芝。

刘兰芝自嫁到焦家，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封建道德礼数，“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辛苦。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但还是讨不到婆婆的喜欢，何也？就是焦母心中一直潜伏的门户不当的思想作祟。

二、刘兰芝未育是遭遣的根本原因

《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休妻的理由“妇有七去：不顺从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1]刘兰芝到底因何而被遣呢？焦母的回答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刘兰芝的倾诉是“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焦仲卿对妻子的评价是“女行无偏邪”，显然，焦母和刘兰芝的回答完全相反，但作为有着双重身份的焦仲卿，一边是应该孝敬的母亲，一边是相许一生的爱妻，两个亲人对他同等重要，在关系到或违背母命或休妻这样重大的选择面前，只有他的回答是客观的、可信的，说明焦母所说的“不顺从父母”的遣刘理由并

不成立。诗的开头对刘兰芝的描写：“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普遍惯用的人物塑造手法，如《陌上桑》对罗敷形象的描写，虽然不一定是实指，但是表达的主题却是明确的，即是对主人公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的美好形象的赞美。由此肯定，对于这样的女子，“*”、“妒”、“有恶疾”、“多言”、“盗窃”等均不

符合作者对她大肆赞誉的本意，很显然，这些罪名是作者在对她的赞美中就已排除掉的，诗中也没有一处提及到。那就是“无子”的理由最有可能了，而且全诗只字未写焦、刘有无子女；即便在刘兰芝决定回娘家，辞别焦母、丈夫、小姑时情重义长的托词中也没有提及子女，可见刘兰芝确实没有生育。在封建宗法社会里，男婚女嫁完全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未生育显然犯了封建礼制的大忌“无子罪”。但焦母何不以此为由名正言顺地遣归刘兰芝？这样做非常符合封建礼制，却要编造事实说成“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呢？那是因为刘兰芝嫁到焦家才刚刚三年（共事二三年），在时间上，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按常理，三年的夫妻生活应该有子女了，但却一直没有。是她们夫妻暂时未要？也不合情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她们最根本的职责，况且对于家境较好的焦家老母来说，抱孙子、传香火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作为同样知书达理的焦、刘夫妇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刘兰芝没有给焦母满意的表现。又因为刘兰芝年仅二十，年龄并未超过生育黄金期，目前未生育，并不代表以后不生育。这是大家都懂得的普通道理，焦母理应是知道的。所以，以刘兰芝不生育为由而遣之的理由难以成立，故而焦母选择了可大可小、可轻可重、没有实际标准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由遣归刘兰芝。刘兰芝婚嫁三年而不育，让焦母对自己家族的香火传承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秦罗敷”身上了，焦母将为了家族的利益坚决实施她的计划。面对为媳妇求情的儿子，焦母的回答是“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一个“速”字，一个“慎”字，道出了焦母已迫不及待遣送刘兰芝的急切心情。“在焦母心中，兰芝的一切优点都不能弥补她未育子嗣之缺陷，因而导致了她被遣的命运。”

三、婆媳性格不合是造成矛盾不可调和的情感原因

焦母对儿媳的不满起因是门户不当，但还不至于因此狠下决心遣归刘兰芝，婆媳性格不合造成不

可调和的矛盾，更加坚定了焦母遣归刘兰芝的决心。焦母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尊严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自己唯一心爱的儿子也只能顺从。地位和尊严使她极尽偏执，事事都必须符合她的心意。而对于有着个人追求和思想的刘兰芝来说，同样执拗地认为，自己走得端行得正，勤劳持家，孝敬婆婆，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不甘在无理取闹的婆婆面前忍气吞声，从而加剧了婆媳之间的矛盾。从她自请遣归和向焦母辞别时的话（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中，可看出她不卑不亢的做人原则和个性，也可感受到她性格的执拗。因此，对于一个这样性格的儿媳，焦母是很难驾驭的，使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尊严受到了威胁。尽管刘兰芝在现代人的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但在当时的焦母眼里，这种执拗却充满了叛逆，焦母“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话就反映出刘兰芝不顺从家长的意味。焦母极力维护自己作为家长的地位和尊严，刘兰芝却在固执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对此毫无悔改之意，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造成婆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焦母最终选择了遣归刘兰芝。诗中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焦母两次提到“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在焦母心中，好儿媳的标准是“秦罗敷”。可见刘兰芝的固执己见，成为造成婆媳间情感由不协调形成鸿沟到破裂的主要原因。作者在诗歌创作中对刘偏执的性格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写法，一是为了使故事情节富于矛盾，推动故事发展，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二是合乎人物性格的塑造，这样写更能突出焦母的专权蛮横和刘兰芝性格方面的执拗。细读全诗，门户不当和兰芝未育两个原因虽然诗歌中没有明确交待是遣刘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找到其中的逻辑关系。焦、刘成婚初，虽然门户不当，但是由于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焦母还是勉强认可了这门亲事；结婚以后，刘兰芝虽然完全遵循封建妇道，但是门户不当的缺憾，就像游丝一直萦绕在焦母心头。三年时光过去，刘兰芝还是一直未育，使焦母对她续香火产生了失

望。焦母和刘兰芝性格上的不合，也使焦母对刘兰芝产生了反感。于是，一切都不顺心了，矛盾的对立也再度显性化，导致焦母最终做出了“遣刘娶秦”的决定。

可以说，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而刘兰芝的未育则是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人物个

体存在的性格执拗和情感上的对立是婆媳关系难以融通的情感原因，此三者相互作用，把刘兰芝送上了遣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