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焦仲卿
焦仲卿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惧怕母亲,但在母亲那里敢于为妻子据理力争,最后又屈服于母亲的*威。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且回家。
由于他不善于解决解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不能给刘兰芝一个安全幸福的港湾,加速了刘兰芝反封建性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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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
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
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
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
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
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
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
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孔雀东南飞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要求“遣归”,对仲卿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亢不卑,很有教养。阿兄逼婚,她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刘兰芝还是个善良温顺的妇女。她对仲卿体贴谅解,一方面忠于爱情,“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设身处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诗的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这是纵的铺陈,按时间顺序,突出多才多艺、有教养的特点。罗列数字,应作为互文看,交叉表述。详写兰芝离家的打扮,“……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由足至头、至腰、至耳、至指、至口、至步,一连串夸张性的铺陈,旨在描写她的美,更表现她的从容镇定。写太守办喜事豪华排场,显示兰芝不为富贵所动的节操,也形成太守家的喜和兰芝、仲卿的悲之对照,强化了悲剧性。本诗的铺陈排比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也为诗歌带来了声律和色彩之美。
刘兰芝(东汉末年),安徽庐江郡人,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府小吏焦仲卿为妻。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记叙其事的《孔雀东南飞》成为东汉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和北朝的木兰诗合成为乐府双壁。
刘兰芝的柔情与贞烈,“自古红颜多薄命”,人们看这句话时,多与权势、名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句话也适宜于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刘兰芝与祥林嫂,一个是精妙世无双的大家闺秀,一个是零落如尘芥的奴仆乞丐;一个为了爱情举身赴清池,一个因不能确信灵魂的有无而想死却不敢死的飘荡于阳间的幽魂;一个再嫁前以死抗争,一个抗争不成无奈妥协最终落得孤苦无依…… 二人的命运乍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却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二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婆婆的手中,婆婆是她们婚姻生活的主宰者与操纵者。其次,二人后来都被逼迫再嫁,也都为拒绝再嫁而不断抗争,并不惜以生命为最终筹码。 刘兰芝,一个从小知书答礼、心灵手巧,无可挑剔的媳妇,婆婆却仍百般刁难。兰芝无休止地劳作,夙兴夜寐却换不来婆婆半点好感,婆婆仍不满于她的言行。面对仲卿地苦苦哀求,婆婆愤怒中夹杂着埋怨,“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也许婆婆要的是一个对自己更加言听计从,唯唯诺诺的儿媳,说此女有着“罗敷”般的姿容,是对儿子威逼的同时施以利诱。老太太为了遣兰芝回家真是下了一番苦心与决心,“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再来看祥林嫂,她初到鲁镇,人们从她口中获得的信息不多,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却知道了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这个婆婆未出场就已经八面威风了。一出场果然与众不同。 而当婆婆接她回去时,可看出婆婆应付自如,说话头头是道,祥林嫂就显得忠厚老实,近于木讷,婆媳在力量对比上毫无悬念,在婆婆面前,祥林嫂也只能低眉顺眼了。但是,祥林嫂却又为何瞒着婆婆逃到鲁镇来做女工呢?也许婆婆过于严厉了,惯于逆来顺受的祥林嫂也忍无可忍了;也许婆婆早有了让祥林嫂再嫁的打算,“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坳的贺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祥林嫂生活的时代与刘兰芝最大的不同便是贞节观念的畸形与顽固。不仅世人认为祥林嫂再嫁是罪恶,就连她自己也一直以再嫁为耻,精神萎靡,心怀恐惧。但是婆婆为何对此全然不顾呢?因为她牺牲了祥林嫂的名节,却可以再换一个儿媳入门,“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哪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真是精明至极,她才不会去管祥林嫂的死活呢。 刘兰芝与祥林嫂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却上演了类似的悲剧,她们都被各自的婆婆强行推到了悲剧的舞台上,之后婆婆们退居幕后,任凭她们在台上继续演绎充满血泪的悲剧。但是与其说是婆婆们的逼迫,还不如说是封建礼教的禁锢与束缚。当然,封建礼教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在相距数百年的两个悲剧里,封建礼教却又呈现出了一种相同,亦或可以说就是一种延续,兰芝的婆婆,祥林嫂的婆婆,她们都是各自家庭的直接领导者,而且是说一不二的专制独裁者,她们都是寡妇,两篇文章中都没有提及她们的丈夫,她们又都是封建礼教下的个例,所谓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她们身上没有映现,儿女的婚姻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的手中,因此,悲剧就必然而偶然地发生了。 兰芝回家后,仍对仲卿、对未来抱有一丝幻想与希望,但经不住“性情暴如雷”的兄长的训斥与逼迫,她暂时让步却不代表妥协,在大婚之前,她心意已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她死得很干脆,也给她的悲剧划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祥林嫂却没她那么幸运,“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上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抬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祥林嫂虽然最终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但是也不能否认她也曾经以生命的代价作出过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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