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姻悲剧的根源是什么？

刘兰芝是一个美丽、善良、勤劳、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长诗开篇就点出了刘兰芝的优秀：“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这么一个贤淑能干、多才多艺、知书达理并且具有良好家庭教养的女子怎么会成为婆家谴归的对象呢？况且，刘兰芝也是外貌出众：“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如此说来刘兰芝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和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妇，为何非休她不可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觉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差不多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派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就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还有人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的例子倒比比皆是。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的呢？《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锁。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因为刘兰芝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不顺父母”的大过吧。 但是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不顺父母”呢？探讨这个社会问题，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准绳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在重于礼教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与其表妹唐婉也是深受其害者。 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更多地爱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尽管刘兰芝“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

　　传统的阅读教学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是造成两人双双殉情的罪魁祸首,而焦刘两人则是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千古传颂中凝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丰碑。这样的解读以意识形态观念统摄文本,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与诗歌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情感的变化和矛盾冲突等因素难以融会贯通。尤其是它过分强化了焦刘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对人物命运的支配作用,而对文本以大量的篇幅所描绘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因而结论实在叫人难以信服。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造成两人的悲惨结局,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人之间感情基础的动摇和性格矛盾的难以调和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民间叙事诗中最伟大的诗篇，它代表了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对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殉情而死的悲剧原因，众说不一。主要有“门第说”、“越礼说”、“守旧说”、“情爱说”等观点。

　　（一）门第说 有的同志认为，既然焦仲卿是“大家子”，且“仕宦于台阁”，有地位和身份，而刘兰芝不过是“生小出野里”的村姑，与焦仲卿贵贱很大。因此“两家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门户不当，脸上无光”，因而焦母就要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便发生了双双殉情的悲剧。

　　（二）越礼说 有的论者根据焦母的话推断刘兰芝的被驱遣，乃是由于她“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顺从婆婆，恣意自为的结果。

　　（三）守旧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将刘兰芝与《上邪》中的无名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和《无所思》中的女主人公相比较，认为刘兰芝消极的以死殉情，则由于她“软弱”。这种“软弱”又是由于“守旧心理”的作用，因此，焦刘爱情悲剧“是反动的封建社会力量和落后的封建守旧心理相结合的必然”。

　　（四）情爱说 还有的同志根据《礼记·内则》中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说法，认为刘兰芝的不为焦母所容，是由于焦仲卿“甚宜其妻”，把以前对母亲的感情转移到了妻子身上，因而引起了焦母的失落感、不满情绪。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焦刘爱情悲剧的原因，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认为理由尚单薄，某些观点也难于苟同。“门第说”不能解释这样两个问题：(1)既然两家门户不当，为什么当初刘兰芝嫁到焦家来时焦母并不反对？(2)焦母觉得刘兰芝不配自己的儿子，那县令、太守又何以会看中刘并派媒人来提亲呢？他们不是比焦仲卿更有地位、身份吗？其实，在《孔雀东南飞》产生的汉末建安时期，封建礼教还未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妇女的禁锢也并不严厉。比如对妇女的再嫁，在当时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丢人卑贱的事。这从刘兰芝被焦母休回娘家后县令、太守遣媒说亲便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情况如蔡文姬初嫁匈奴河东卫仲道，再嫁匈奴左贤王，曹操用金璧赎回来后又允嫁董祀，虽三次改嫁却不减身价。还有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同归成都的故事，不是还传为美谈吗？可见，“门第说”是站不住脚的。“门第”观念是从魏晋才开始有的。“越礼说”也不能成立。诗中说得很清楚，刘兰芝“奉事循公姥”，“供养卒大恩”，勤劳善良，是很守孝道的贤惠媳妇。她自己说的“本自无教训”，实际上是自谦，正反衬了她的知书识礼。即使是对刻薄暴戾的婆婆、哥哥，她也是忍耐顺从，从无顶撞之类，“无礼节”、“自专由”的表现。“守旧说”的论据也不充足。焦刘二人以死殉情固然是“软弱”的反映，但客观地讲，那并不能证明他们是软弱之辈。否则刘兰芝就会在家庭的压力下嫁给县令或太守的儿子，焦钟卿也就不致于数次在焦母面前求情挽留刘兰芝。两人双双殉情而死，恰恰是对爱情热烈追求而实现不了的勇敢的抗争！”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地看，他们的抗争即使再坚决，也免不了是一场悲剧。客观现实决定了故事的结局只能那样。至于“情爱说”这种观点，破绽就更突出了。儿子爱媳妇，当婆婆的就嫉妒和不满吗？莫非儿子媳妇打架吵骂才可以说明儿子对妈仍有感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从诗中出看不出焦仲卿“甚宜其妻”而怠慢了焦母。“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事情纯粹是虚拟的，焦仲卿对焦母的态度并不差，他与刘兰芝的厚爱并不能导致焦母的不满，更不是后来悲剧的原因。

　　刘兰芝这样一个美丽勤劳、孝顺公婆，尊重兄长，与小姑相处也亲善和顺的姑娘，“仍更被驱遣”，原因主要是什么？是她没有为焦家生下一男半女，引起了宗族意识非常强的焦母的极其不满！

　　封建社会里，男子休妻有七种借口，叫做“七出”，即①“无子，为其绝后也”；②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③“*，为其乱族也”；④“妒，为其乱家也”；⑤“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⑥“口多言，为其离亲也”；⑦“盗窃，为反其义也”。“七出”中的后六种情况，显然与刘兰芝不沾边。纵观全诗不难发现，刘兰芝在焦家生活尽管已有两三年了，但并没有生儿育女。否则，诗中就会写到她被遣回娘家时与儿女离别的情形，也会交待焦仲卿自缢前与儿女诀别的事。其实，刘兰芝自述的“贱妾守空房”，“伶俜萦苦辛”及焦仲卿与焦母诀别时所说的“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就是“无后”，断了宗族的“香火”。难怪焦母要那样专横凶狠地虐待、驱使刘兰芝了。像这种因无子而被休遣的妇女，远在《诗经》里就有记载（如《苤莒》、《氓》、《谷风》）。在宗法制的社会里，娶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服侍公婆是其次了。妇女不生孩子，就失去了自身在夫家存在的意义。无子而休妻是名正言顺的。焦刘爱情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没有生子而产生的。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

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兰芝人物形象分析

刘兰芝是一个才女。文中多次提到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在古代来说，一个女子能做到这些是可以算有才的了。

刘兰芝吃苦耐劳。“鸡鸡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很好的说明了刘兰芝的心灵手巧和任劳任怨。一个弱小女子每日勤于机织，还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刘兰芝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婆婆故意刁难她，她却在被婆婆逼走的时候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还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足以看出她是多么善良。

另外，焦仲卿告诉她过段时间再去找她的时候，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能不能再回来，而是只希望焦仲卿可以记住她，这是真诚的爱。

1、原因

我国传统的、过分的“孝道”。婚姻不是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而是以父母的好恶、别人的言论为基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无论父母的好恶是否正确，子女都必须无条件接受。

2、原文简介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问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

3、意义

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孔雀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我个人觉得礼教是一方面

另外：焦仲卿的父亲因为早逝，其母全部心血倾注于焦仲卿，大家应该知道“爱”是可以转移的。焦仲卿就是其母亲的全部，是其母亲的爱的源泉。

因此，焦仲卿的母亲长期生活在这种狭小的范围内，其心理自然会产生变异，以致失衡，这就不足为奇了。

此时，刘兰芝的介入，无疑是摧毁了其母亲的精神支柱，无疑是让其母亲的唯一的爱受到破损。大家应该知道很多时候“爱”是很自私的。加之焦母对其儿子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变异性质的母爱，是积聚自私性的畸形的爱。

刘兰芝分享了其丈夫的爱，其婆婆受到冷落，这在焦母看来肯定是无法忍受的。

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至于社会原因，是一个方面。但人性有时才是关键。

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大家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