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与氓女主人公形象的共同特点 会追分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氓》、《孔雀东南飞》女主人公形象对比

《卫风 氓》通过女主人公恋爱、结婚到被遗弃的悲惨遭遇，塑造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古代妇女形象，表现了古代妇女追求人格平等、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揭露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摧残。塑造了一个勤劳、温顺，但性格又十分坚强的妇女刘兰芝的形象。

这两个相隔六、七百年的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劳动妇女，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相同的性格、相似的生活经历，相同的悲剧命运。

1．善良的性格、勤劳的品质

《氓》中的女主人公在恋爱时热情、活泼、淳朴、天真：对远道而来的氓热情相待；对要回家的氓情意绵绵，“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对本不应该生气（“子无良媒”）而生气的氓委婉相劝，并答应婚期，“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对回家的氓的思念更显天真可爱，“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非常形象、生动的刻画出女主人公活泼、纯真的少女情态。结婚后的的女主人公更是任劳任怨，虽然“三岁食贫”，但还是“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表现出她的勤劳和善良。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同样是美丽、能干、聪明、温顺。从到夫家始便“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日夜操劳，并且能“三日断五匹”，但婆婆故意刁难，“故嫌迟”，为了自己的尊严，刘兰芝便自遣回家，表现了她不愿焦仲卿左右为难的善良本性和柔弱身体下的坚强性格。离别是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上堂拜阿母”，非常镇静地说自己“生小出野里”、“兼愧贵家子”；但与小姑分手时却“泪落连珠子”、“涕落百余行”，表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和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面对母亲的责问，“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面对兄长的指责，兰芝只能答应，“处分适兄意”。在那个时代的女子中，这些做法已是难能可贵了。兰芝用自遣保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用允婚修补家庭的脸面；用徇情回报焦仲卿的恩爱。

2．坚强的个性，忠贞的爱情

《氓》中的女主人公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对喜爱自己的氓百般恩爱，送氓“至于顿丘”，并安慰氓不要生气，并认定婚期，表现出她对爱情的追求；见不见复关的感情变化、婚后的勤劳都体现出她对爱情的执著和忠贞。但婚后的氓变化太大，“二三其德”并且“言即遂矣，至于暴矣”，女主人公认识到了在恋爱、婚姻中男女的不平等，痛定思痛，毅然决然的与氓决裂，“”，表现了女主人公清醒、刚烈、敢爱敢恨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也是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并且表现更突出、悲剧性更强。在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中，虽然“心中常苦悲”，但还是“昼夜勤作息”，这种勤劳表现出刘兰芝正是对爱情执著的表现；当她感到“大人故嫌迟”的真正原因时，便自请“及时相遣归”；当丈夫为她的自遣归家一筹莫展、泣不成声时，它劝慰丈夫“勿复重纷纭”，同时安慰丈夫把自己的嫁妆“留待作遗施”、“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离开焦家时，她黎明即起，严妆辞别，表现出对仲卿的留恋；而辞别焦母又表现出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分手在即，她立下誓言“妾当做蒲苇，蒲苇纫如丝”，表现出对爱情的专一；分手时，又“举手长劳劳”表现出对焦仲卿的依依惜别；回家时，面对兄长的责难，只有“举身赴清池”，用年轻的生命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贰。

3．相同的社会地位，同样的悲惨命运

《氓》中女主人公是社会低层的劳动者，婚前、婚后的境况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与氓结婚后，辛勤的劳动，打不动变心的丈夫；美好的回忆，牵不回变心的灵魂。这些充分表明那个社会，在爱情生活中，男女的极端不平等性：男子可以随便遗弃女子而不受道德的谴责。同时，女主人公又遭到不明真相、不了解自己艰辛生活的兄弟的嘲笑，这样的处境，只能让人伤心。处在男人变心的处境中，女主人公只有也只能自遣回家，与氓决裂。

同样，刘兰芝在婆婆家也是这样辛勤的劳作，但得不到焦母的认可，把她遣归的原因仅仅是焦母认为刘兰芝“举动自专由”，婆婆的家长制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兰芝的悲剧就产生了；就连焦仲卿的哀求“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也不能打动焦母的冷酷的心，可见刘兰芝在焦家的地位如何了。事实上，那个社会妇女的地位就处于附庸的位置，没有平等的地位，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礼记》中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同时《礼记》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这就从根本上固定了家长威严的不可动摇性。所以到家的刘兰芝受到兄长的斥责便不足为奇了。面对趋炎附势的兄长的“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的责难时，刘兰芝只能回答“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专由！”尽管与焦仲卿分手时信誓旦旦，“蒲苇纫如丝”，但也不敢不答应“怅然心中烦”的兄长。因为她知道，“我有亲父兄”，“恐不任我意”。刘兰芝生活的年代里，严格意义上的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多多少少都有家长的意愿和条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立面，坚强倔强的刘兰芝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想做的事。自遣的她只有以府君热烈、铺张、豪华的迎娶队伍为背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氓》中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这般善良、温顺的女子在她们生活的环境中，即使有对爱情的忠贞、对家人的热情、对工作的勤劳，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这样的悲剧结局，不能不让人掬一把同情、哀伤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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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异同点《梁祝》与《孔雀东南飞》同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情悲剧，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由这些相同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相同点：1、发生的背景相似。都发生在封建社会

2、发生的原因相似，都受到了封建家长的干涉或阻挠。

3、故事的结局相似，主人公都双双殉情而死；悲剧的制造者最后都被感化求和解。

主题相似，都通过青年男女在追求自由爱情婚姻过程中被逼无奈而双双殉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家长的自私、狭隘、专制和无情，也都借此表现了反对封建压迫的主题。4、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女主角形象：这两个故事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以女主角为主要描写对象，突出女主角的品格，而相比之下，男主角的形象就显得黯然失色。《孔雀》中尤为明显地，描述刘兰芝的语句洋洋洒洒，讲述她被遣回家的那一部分时，更是采用了铺叙手法，大肆渲染，极力要表现刘兰芝的不卑不亢、从容不迫、高贵大方，而焦仲卿与之相比则显得软弱无能。梁祝中虽然没有像《孔雀》这样详尽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梁祝的故事是祝英台撑起的，梁山伯这样憨厚的书生那年代俯首皆是，而祝英台这样敢于女扮男装的女子则是寥寥可数。祝英台从巧计说服父母读书、到托师母说媒、到最后的殉情化蝶，在传说的主干上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而梁山伯则是一切局面的接受者。女子与男子在文学作品中和在现实生活中地位的倒挂，实在是耐人寻味。其实此后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中有这样的现象，比方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我觉得这和我们的民族心理以及社会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很幽微的关系。

5、结局的雷同：虽然两个故事，一个化孔雀，一个化蝴蝶，但是这种手法是雷同的。而这种浪漫手法的运用，则生动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希望他们终于能够打破这些障碍，终成眷属，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追求以及对他们悲剧的同情。

不同点：1、造成悲剧结局的原因不同：《梁祝》的悲剧是因为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所造成的。在封建社会，官分九品，人分十等，来自不同阶层的男女想要结合是被看做是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而传统意义上的梁祝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封建制度对爱情自由的残酷压制。要很好地体会这一精神内涵，个人推荐徐克版的**《梁祝》，其中有许多代表封建枷锁的意象。而07版梁祝，虽然是部好看的电视，本人也极为喜爱，但是作为一部要传递梁祝精髓的电视剧，它的表现力还是差了些，反而横生枝节，会干扰观众们的情感评判。而《孔雀东南飞》则相反，主人公一开始就已经是夫妻，所以在这方面并没有着眼表现。《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是一种道德矛盾产生的悲剧：焦仲卿在母亲与妻子之间的进退两难，反映了亲情与爱情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礼教与人物感情的矛盾——焦仲卿对母亲除了亲情，更多的是要尽孝，是外在的礼教约束和压制，他不能也不敢违背母亲的意志；而对刘兰芝，他是爱是情，母亲令其休妻，他矛盾为难，是人的真情至性使然，但当二者矛盾一时难以调和的时候，他选择了休妻，牺牲个人的内在感情，而屈服母亲，这是一种爱情向亲情的屈服，也是人情对人伦的让步。由此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礼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压制。

2、反映的问题矛盾不同：其实由第一点就可以推出这一点，梁祝是要控诉封建等级森严对人们爱情的钳制，而孔雀东南飞，更多的是将矛头对准了封建礼教，纲常伦理——焦仲卿为了遵从母命而休妻，刘兰芝迫于长兄的*威，刘母对儿子的服从……，而且孔雀东南飞还提出了一个千古以来仍然存在并依然在社会上颇为重要的家庭问题，即是婆媳矛盾，关于这点，巴金先生的《寒夜》像是《孔雀东南飞》的再一次演绎。

3、一些细节的不同：如故事发生的年代:孔雀东南飞貌似是在东汉年间，而梁祝则要到东晋末年；结局的象征物：孔雀东南飞是变成孔雀（或者是鸳鸯），而梁祝，众所周知，是蝴蝶啦~~呵呵；

4、故事来源和流传不同：姑且这样说，其实就是说：《孔雀东南飞》是确有其事的，是记载在乐府诗里的；而《梁祝》则是四大传说之一，既然是传说，就体现了其集体创作性和广大人民的参与度，所以说，《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有定本，而梁祝的故事则是众说纷纭。在流传人群上，《孔雀》在读书人中流传得更多一些，而《梁祝》则更深入人民内部，成为老少皆知的民间故事。 《氓》《孔雀东南飞》的异同点：相同：发生的背景相似。都发生在封建社会性格：不同：1、性格上：《氓》：女主人公追忆氓之求婚--两人相爱--约定婚期的过程。相送，许以婚期，真心相爱。男人负心，女人无奈，喊出刻骨铭心的教训，以警示世间女子。抒情浓郁而强烈。女主人公：纯洁、诚挚、柔中有刚。《孔雀东南飞》：女子坚强持重、不卑不亢、外柔内刚。女子因遭婆婆驱遣，还家后又被兄长逼嫁，为守住于丈夫的誓言，夫妻双双殉情而死。2、对爱情悲剧的态度：刘兰芝与《氓》诗女主人公对爱情悲剧态度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

刘兰芝被婆婆休弃回娘家后，仍然忠于爱情，她与仲卿“结誓不别离”；当县令遣媒说亲时，她以“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而回绝；后来阿兄逼其改嫁，她与仲卿相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到了成亲之日，她以“举身赴清池”的殉情行动，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对封建家长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氓》诗中的女主人公被负心郎遗弃回到娘家，遭到兄弟的讥笑，“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她静下心来思考，“躬自悼矣”，独自伤心；她对负心郎不抱任何幻想，决然了断这场令其心碎的婚姻，“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刘兰芝温柔多情，在遭到爱情悲剧的打击后，以死殉情。

《氓》诗中的女主人公性格刚烈，在遭到负心郎的遗弃后，与负心郎断然决绝。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

　　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

　　关键词:

　　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

　　有汉一代，辞赋盛行，诗坛一度冷落。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出现，使文坛为之一新，大放异彩。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光彩，并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它是汉末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其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最早见于南朝诗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后人常以诗的篇首句“孔雀东南飞”作为篇名）。这首代表汉乐府民歌艺术高峰的长篇叙事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广泛传诵，交口赞颂，被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的“双璧”之一,不少学者专家的许多文章的观点，以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为原则，切中肯綮，为后代学习研究者所认同，皆已形成共识。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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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孙志凌 20017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

　　4游国恩等 19895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5金伟源 19895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