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先后安排了故事主人公刘兰芝两次拒婚的场景描写。第一次是兰芝被休回家之后,县令遣媒上刘家为儿子求婚,兰芝断然拒绝;第二次是太守遣媒上刘家为儿子求婚,兰芝迫于兄长的压力,当场面应婚,实际上却是作好了抗婚殉情的思想准备。两次描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表现出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
第一次拒婚,刘兰芝面对的是县令家的三少爷年轻帅气,窈窕绝伦,便言多才。这是许多年轻女子梦寐以求的意中人选,就连理解兰芝的阿母也劝她“汝可去应之”,兰芝却不为所动,她想到的是与仲卿离别时的铮铮誓言,与仲卿相处时的情投意合从而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断”则罢,前面还加上一个表时间的副词“自”(马上,立即之意),表明兰芝几乎是不容思考、不须商量,立马拒绝。也可看出女主人的恪守爱情,忠贞不渝的高洁情怀。第二次拒婚情况有所不同,先是登门求婚的人权势、地位、财富较之于县令儿子更其显赫,再是兰芝兄长横加干涉,以势利小人的家长威严逼迫兰芝,兰芝实在是出于无可奈何,只好表面上应允了这门婚事,从后文的情节发展可以看出,兰芝的爽快应婚(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实际上是已经深思熟虑,作好了殉情抗婚的心理准备。言行不一折射出人物面临二难选择时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面对荣华富贵,兰芝不为所动;面对凶暴威压,兰芝巧妙周旋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与自己相爱的人生死相随,永不分离。此情此志,撼人心魄,同时,第二次抗婚(表面上应婚)推动了下一情节的发展,有兰芝的表面应婚,才有下文的太守迎亲场面描写,而太守迎亲的场面之豪华富贵、热闹喜庆却又从侧面反衬出兰芝鄙弃富贵,忠于爱情的可贵品质。情节的发展又凸现人物性格,人物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其情节波澜曲折,叙事缜密紧凑,主题深刻隽永,思想、艺术成就之高,历来备受称赞。故与《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先生的观点。即“作者通过焦仲卿刘兰芝夫妇的婚变,深刻而又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矛盾,描写了兰芝和她哥哥的矛盾,从而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观念压迫下一个女子的地位,进一步对宗法社会传统伦理展开了有力的进攻”(摘自《唐�文集》)。
焦母是整个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人们一直认为她不喜欢兰芝,一是因为兰芝不能满足她的专横的统治欲,“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二是因为兰芝出身寒微,不足以和她的门阀匹对。她在劝说仲卿时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人们由此认为她时时流露出的是“宗法独夫政治培育而成的那种专横偏狭的面目”,进而认为是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借焦母之手酿成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在唐�先生及大部分人眼里,刘兄是封建传统伦理观念的又一个化身,是“一个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兰芝的口述:“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二是刘兄对兰芝的直白:“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据此还有人认为这是刘兄在变相驱赶兰芝,在威逼其尽快出嫁。因此认定刘兄是造成兰芝仲卿爱情悲剧的帮凶,是封建礼教的又一个卫道士。
如果仅从时代性的角度看,唐�先生对作品主题的政治性解读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用新世纪视野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读,我们就会得出另外的结论,而且这种解读似乎更符合作品的人文性,更符合新课标的要求,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为什么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天天起早贪黑,夜夜独守空房,三天织出五匹布,焦母却还嫌她织得慢为什么焦仲卿为留住兰芝与母亲发生冲突,放出狠话“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焦母依然“槌床便大怒”,“会不相从许”为什么说好了“东家有贤女,可怜体无双,阿母为汝求”,可仲卿“遣”走兰芝二十多天了,而且准备自杀,而焦母仍不去为儿求亲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一直是遵从“黄老之术”的,统治阶级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再美丽也是不美的,因为还有“窈窕艳城郭”的;兰芝再贤惠也是不贤的,因为“东家有贤女”;兰芝再勤劳也是要嫌“迟”的。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是她企图全部占有儿子,不允许他人分享亲情的本能反应。因此,她容不得仲卿对兰芝的恩爱,听不得仲卿对兰芝的赞誉,加上兰芝又没有生育,于是,仲卿越爱兰芝,她就越恨兰芝,也恨所有与仲卿结合的女人。这应该是她坚决赶走兰芝而且在赶走兰芝后又不立刻为儿子求亲的真正原因。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有人说,这首长诗,就是反抗封建礼教,赞美忠贞爱情。我觉得赞美忠贞爱情是真的,反抗封建礼教不明显。兰芝从十三岁起,学织布,学裁衣,弹箜篌,诵诗书,到十七岁出嫁,到被遣,始终都是按传统礼教做的,行为没有丝毫偏差,哪里有反抗的迹象如果她在婆家的行为举止真的是反礼教的,岂不是印证了焦母遣走她是正确的她最后自杀,要说有反抗,也是很消极的反抗,如果用新世纪的视野来看,用死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应该是懦弱逃避。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文学作品,如果赞美自杀,宣传死亡,都是亵渎生命,不负责任的。就算她受时代的限制,选择了用死来做最后的反抗,一个弱女子,她最多也只知道反抗一个个体――焦母,硬要说她是反抗封建礼教,实在有点高看她了。
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主题是作者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题材的加工、提炼中产生的,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它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应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可见,对一部文艺作品主题思想的认识,不能是随意的、片面的、超生活、超时代的,如果这样去解读,那绝不是对文艺作品主题思想本来面目的认识。语文新课标特别强调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强调用现代观念去审视作品,强调自我情感体验,强调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因此我们对《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思想的分析,就不应该再贴政治标签,用政治主题去说教学生,忽视学生个人的情感体验。一个因心理扭曲而酿成的爱情悲剧故事,不能说成是一部反封建乃至反压迫的政治宣言书;一个爱子太深的寡母不能当成封建礼教的代表;一个审时度势好心开导妹妹的有点爱慕虚荣的哥哥也不能当成封建宗法的帮凶。应该让文学作品从单纯的政治性回归到人性中来,让学生在品味作品的同时,增强人文素养。这是文学作品的要求,是新课标的要求,更是新时代的要求。
杨兴虎,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沙洋。本文编校:剑 男
东汉末建安间有个叫刘兰芝**美丽、善良、聪明 、勤劳。她与焦仲卿结为婚夫妻后,俩人感情非常好。然而焦母却对刘兰芝百般挑剔,并威逼焦仲卿驱逐刘兰芝,焦仲卿迫于母命劝说兰芝暂避娘家,并承诺一定会接她回家。谁知兰芝娘家趋炎附势,她哥哥逼她改嫁太守,焦仲卿闻讯赶来,两人约定黄泉相见。太守迎亲 ,双双殉情死。
知识拓展刘兰芝和焦仲卿成为悲剧的原因
刘兰芝从小就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真的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从她嫁入焦家以后,更是勤侍婆婆,忙于家事,不敢有所懈怠,这样的媳妇被谴!可以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古代休妻,讲究七出,又称为“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即使是对照这几条,其实也找不出刘兰芝的大错,她的被休。仅仅是因为婆婆对她看不顺眼,早就想把她赶出家门,所以处处为难刁难她。而婆婆对她看不顺眼的原因是因为两人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这些从刘兰芝的话语“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以及焦母的“汝是大家子,仕宦于抬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魏晋时期,婚姻一般来说是家族和家庭之间联合的工具,反倒是结婚的双方没有说话的权力,任由家里做主。所以这样的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被焦母所反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只是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刘焦在父母做主婚姻当中能够相亲相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了,结婚虽说是由家里做主,但两人由陌生人发展到有情人,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婚姻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一旦掺杂进太多的外来因素,也就变得非常脆弱了。所以在焦母的干涉下,即使不情愿,刘兰芝也不得不离开焦家。
说到刘兰芝,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焦仲卿了,他对刘兰芝真情是有目共睹的,从向母亲苦苦求情,到以为刘兰芝变心时的恶语相向,以及最后的殉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片真情实意。但我们在感动的同时其实也有些遗憾,总觉得焦仲卿的抗争是软弱的,不够坚决。假如他能够再坚决一些,自己做主坚决不让母亲谴刘兰芝,态度再强硬些,也许母亲也会让步,毕竟孤儿寡母的相依为命,做母亲总是最疼儿子,决不会让儿子为难的。
但遗憾的是,在焦仲卿的身上,封建的愚孝思想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母亲的命令,即使是错的,即使是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得不服从。他虽求情了,但当母亲捶床大怒时,焦仲卿能做的就只有诺诺而退了回来。假如焦仲卿能够多抽些时间出来陪妻子和母亲,缓和化解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也许母亲对妻子的态度就没有那么僵了。
但这只是假如,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不能沉迷于温柔乡之中。娶了妻子回来了,但焦仲卿却在官府里忙碌着,以至刘兰芝“贱妾留空房,相见日常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没有了焦仲卿这个润滑剂,尽管刘兰芝处处退让,矛盾在焦母的故意挑唆下,依旧在不断升级。最终让刘兰芝觉得自己不能忍耐下去了,照这样的情形下去,被休是肯定的了,与其被休回家,还不如自请回家,这样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丝尊严。
所以面对婚姻的悲剧,我们只能是说,焦仲卿是在努力了,但他在工作为重的时候,却忽视了妻子,连妻子回家时还说,要赶着到衙门去,以后再去接你回来。他的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了刘兰芝的再嫁及殉情,试想如果他和刘兰芝家里做好沟通,相信家里也会理解的,那么刘兰芝的等待也是值得的了。也不会有那个悲剧的结局了。努力了,却没有尽全力,连自杀的勇气都有,却没有勇气去进行坚决的斗争。
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必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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