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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268年无重大发明。
明清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终结,封建社会进入末期,各种矛盾激化,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进入我国,封建阶级的保守性并没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土地兼并严重,阶级斗争尖锐,科技发展缓慢,但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有所发展。
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
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
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
这说明了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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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
观象授时是皇权的象征,关乎皇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因此倍受重视。
《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书既然是御制典籍,那就要求做到“有裨于天下国家,以传于亿万世”,必须保证政治上合乎当时的“崇儒重道”的既定政策。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这就要求以中国传统的天文数学为准则,而仅吸取西方的算法和技艺。
于是,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就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所谓周公制作的《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同等重要的是,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
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因此,耶稣会士的科学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仅局限于宫廷一隅,未能得到必要的传播。至于《皇舆全览图》和随后增修的《乾隆内府舆图》等都深藏大内,不容他人染指和置喙。
然而,《皇舆全览图》早就由传教士寄回法国公之于世,为欧洲人所周知,而清廷却当作珍籍秘不示人。这真是对康熙帝等清朝统治者实行专制愚民政策的莫大讽刺。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
《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不过是天文学、数学和历法计算的实用手册,服务于钦天监等机构的历法编制和天象观测。这两部书对相关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的介绍都十分简略,较之明末的一些译著,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上反而倒退了。
《律历渊源》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尽管雍正和乾隆年间《历象考成》所载的方法推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出现了差异,不得不加以修订,但仍然沿用了原有的体例和模式。
因此,这部康熙御制的科学经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
四库馆臣对清代官方的西学政策总结得十分精辟,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一政策即源自康熙帝,它妨害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理解西学。
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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