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知识 故事 来源

诗歌概念起源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诗体概说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诗歌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诗歌的起源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来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和民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开始诗和歌不分，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尔吉、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二）诗歌的特点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三）诗歌的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

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

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

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称著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称著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连翩的佳作。

（四）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1．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1）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①楚辞体：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东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全书十七篇，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②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曹操）。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

加“歌”“行”“引”“曲”“吟”等。

③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已不限于声律，故称新乐府。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2）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分为两种，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①一种称“绝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简称五绝，七言的简称七绝。

②一种称“律诗”，每首八句，五言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

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例如，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则称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上下句都需对仗，也有隔句相对的，称为“扇对”。再如，绝句仅为四句两联，又称绝诗、截句、断句，平仄、押韵、对偶都有一定要求。

（3）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

（4）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

（1）怀古诗。

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2）咏物诗。

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

（3）山水田园诗。

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

（4）战争诗。

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

（5）行旅诗和闺怨诗。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

（6）送别诗。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写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

（五）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六）白朴《天净沙·秋》赏析

一提到“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那首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马致远作）。殊不知，元曲当中写到关于“秋”的作品甚多，最为传神的当属白朴的《天净沙·秋》。如果说，马致远被称为“秋思之祖”的话，那么，白朴应义不容辞地被推为“秋意之圣”。本曲首二句白朴用如椽之笔，在不着一个谓词的情况下，巧妙地并列六组名词来描摹了一幅地面与天空的和谐画面：日头平西，落霞满天，小村披拂着斜晖；炊烟袅袅几如凝止，老树枝丫不动纹丝，乌鸦树羽辍立枝头。

第二句，则是在前两句描摹的大范围中的一角特景。

在这一片宁静的秋景当中，突然掠过一只大雁，飞下地面。这一动态的骤然出现，打破了静景的观感，使人心为之一动。“一点”说明“飞鸿”的距离之远，“影下”更显速度之快！

第三句是最能传秋意之神的句子。首先是视角上的远近结合，远处是秋山和秋水，并且具有特征的色彩——青与绿；近处是秋天的植物：草、叶和花，白、红、黄更是和谐烘托，五彩纷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之画卷”，渲染了秋景，传达了浓郁的秋意。其次，全句未著一个“秋”字而处处见“秋意”，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综观全曲，其结构新颖别致，即“铺排静景——中介飞鸿动景——铺排静景”，规范而不呆板；其次，章法上动静结合，变化而不单调；再次，如果说此曲前两句秋景不免显得清寂、清冷，那么到了第三句，则意境转换，更显清疏、清和了。这些足见作者的高超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

（七）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赏析

郭沫若的诗一向以强烈的情感宣泄著称，他的《凤凰涅》热情雄浑；他的《天狗》带着消灭一切的气势；他的《晨安》《炉中煤》曾经让我们的心跳动不止。但这首诗却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诗人作这首诗时正在日本留学，和那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怀念，有对理想未来的迷茫。诗人要借助大自然来思索这些，经常在海边彷徨。在一个夜晚，诗人走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闪闪的星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诗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诗中将这种理想写了出

来——那似乎是天国乐园的景象。

诗人将明星比作街灯。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的世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街灯则是平常的景象，离我们很近，几乎随处可见。诗人将远远的街灯比喻为天上的明星，又将天上的明星说成是人间的街灯。是诗人的幻觉，还是诗人想把我们引入“那缥缈的空中”？在诗人的心中，人间天上是一体的。

那缥缈的空中有一个街市，繁华美丽的街市。那儿陈列着很多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人间的珍宝。诗人并没有具体写出这些珍奇，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带给我们心灵宁静、舒适的东西。

那不仅是一个街市，更是一个生活的场景。那被浅浅的天河分隔的对爱情生死不渝的牛郎、织女，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还在守着银河只能远远相望吗？“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诗人这样说。在那美丽的夜里，他们一定在那珍奇琳琅满目的街市上闲游。那流星，就是他们手中提着的灯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颠覆了流传千年的神话，化解了那悲剧和人们叹息了千年的相思和哀愁。

这首诗风格恬淡，用自然清新的语言、整齐的短句、和谐优美的韵律，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那意境都是平常的，那节奏也是缓慢的，如细流，如涟漪。但就是这平淡的意境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随着诗歌在遥远的天空中漫游，尽情驰骋美好的梦想。

古典诗学

该术语有两种定义。它既可以指公元前750年至公元200年期间的全部诗歌学说，也可以指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贺拉斯的《诗艺》为代表的、后来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泉源的古代诗歌学说。本条目采用第一种定义，从下述七个方面介绍古典诗学，但着重探讨“古典主义”的历史渊源。

一、柏拉图以前的诗学和诗歌批评

在西方，诗学泛指一切文学批评。这个概念起源于希腊。不言而喻，文学批评诞生于文学作品产生之后，但就希腊的情形而言，不是文学产生之后多久才有了批评，而是诗歌一产生，批评就接踵而来，并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不断提出关于诗的许多本质问题的探讨。

在概述希腊早期文学批评之前，有必要先列举成为以后的文学批评基础的早期观点：(1)诗的主题是人，是人的生与死，人的行为和幸福(荷马史诗中对神的拟人化描写就证明了这个观点);(2)诗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是教育和世俗生活的基础;(3)诗具有愉悦的作用，甚至魅人的魔力;(4)诗不仅是世俗的、功利主义的，而且是神圣的，诗人创作的灵感来自上帝或缪斯女神;(5)诗既是艺术又是一种技巧、一种职业，写诗既需要天赋，也离不开刻苦的训练和长期的实践;(6)诗人虽然具有天赋灵感，但毕竟不是牧师和预言家，而是一个世俗的人。他的作品尽管受人尊重，但也是可以批评的。

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明显地体现了上述的一些观点。后世的希腊学者也是根据这些观点评价荷马史诗的。荷马的史诗不仅孕育了希腊的文学批评，而且使希腊的文学批评日趋成熟。荷马被认为是人民的“导师”。无庸置疑，这种批评并不是立足于文学性和美学，而是立足于道德和哲学：提出的问题也是诸如诗的真实性和道德价值等。赫西奥德(公元前8世纪末至公元前7世纪初)在《神谱》中，梭伦(公元前635—公元前560)在《21个昼夜》的断篇中，都认为“诗人大肆撒谎”。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4)谴责荷马笔下道德败坏的众神形象，并极力嘲讽荷马将神拟人化的做法。这些观点无疑打响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第一枪(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国》)。他们承认诗，尤其是史诗，是愉悦的源泉，是真理和道德价值的捍卫者，但却是一个不够忠诚的捍卫者。关于诗与哲学哪一个才是希腊人民的“导师”这一争论，对后来的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为荷马笔下的众神维护其美好形象的方法之一，是将他们的争执看做自然界各种因素(大地、空气等)之间的冲突，或者看做各种社会和政治原则间的冲突。这种“讽喻式理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理解发轫于一种科学动机，并与宇宙论和自然科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诡辩学家和以后的斯多葛学派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便接受了上述观点，但却遭到柏拉图的反对(见《斐德罗斯篇》)。

出生于忒拜、信奉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诗人品达罗斯(公元前518—约公元前445)，将关于诗歌的传统观念与他的个人观点相融合。他的《奥林匹亚竞技胜利者颂》和《皮托竞技胜利者颂》等作品表明，诗歌不仅是一种高超精确的艺术，而且是一种灵感的产物。他认为，诗人的智慧体现了纯熟的技巧与对真理的洞察力，诗人的使命就是赞美超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成就，并为人民指引方向。品达罗斯意识到在古老的传统中有一些道德观念含混不清，于是他采取了“迂回”策略，对那些传说避而不谈。

到了公元前5世纪，尽管诗歌仍像以前一样，被认为是基础教育和传播真理的根本途径，但是这时在雅典出现了两种新生事物，有力地动摇了诗的统治地位。这就是戏剧和诡辩学的兴起。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以栩栩如生的形象，声情并茂的表演及其半官方地位，使普通市民能够直接接触文学，使他们成为潜在的“批评家”。此外，古希腊的喜剧似乎享有特权，可以讽刺世间万物，包括诗歌在内。诡辩学者主要研究语法、语言学，并解释文学作品。他们同时也是理性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实证主义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目的在于呼吁文学和其他学科摆脱传统的桎梏。据说第一位宣扬诗论的是高尔吉亚斯。他在诗的效果，尤其是感情效果方面，确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从雅典最伟大的喜剧诗人和批评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5—公元前385)身上，可以看出这些新观念的巨大影响。阿里斯托芬才情恣肆，工于讽刺，尤其擅长嘲讽性仿拟。他对欧里庇得斯等人的现代主义创作特点揶揄备至，无情鞭笞其诗歌中的唯理性倾向、怀疑论和矫揉造作之气。他在《阿哈奈人》和《地母节妇女》，尤其是在《蛙》中对欧里庇得斯百般奚落，展示了他卓越的批评才能。古希腊伟大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是传统道德的忠实卫士。他推崇庄重、雄浑的诗风。他与欧里庇得斯就诗人的地位和作用展开过争论，攻击后者嗜好强词夺理、反对道德束缚、爱写乏味的序幕。但是，双方最后一致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教育引导人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雅典人至少在理论上接受了这条原则。

二、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

柏拉图是天生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只是为了揭示更高的真理而转攻哲学。在他的推动下，诗与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达到了新的 ，同时也走向了危机。柏拉图在他的全部思想中，从不认为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是一种专门的学问。真理只有一个。诗歌创作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必须接受真理的检验。尽管如此，文学的地位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间。他在他的对话集里不断提到文学问题，但他的文学观点十分零乱，不够系统。柏拉图试图从两个不同的、甚至不相称的角度考察诗，那就是灵感和模仿。就人的内在世界而言，诗歌作为诗人心声的表达这一本质，就决定了它离不开灵感;诗人一旦产生了灵感，犹若神灵附体而不能自抑。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灵感的源泉和价值仍然是千古之谜。难道灵感是非理性的，是来自诗神的一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磁石(见《伊安篇》)也许灵感与爱情息息相通，只有当诗人被爱神披上羽翼之后，才能获得真理(见《斐德罗斯篇》)对于这个问题应如何回答，至今尚无定论。但另一方面，就人的外在世界而言，从做诗的程序和结果看，诗歌无疑又有其模仿性。由此观之，诗歌应被逐出神的殿堂，或者至少应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见《理想国》及《法律篇》)。柏拉图的诗学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他的观点才既令人激动，又遭到激烈的谴责。在对待做诗的程序和结果上，他的见解与清教徒和蒙昧主义者如出一辙，极力排斥诗人的灵感。而在对待诗的本质上，他却认为诗不仅需要高超的技巧，不仅表现人物、行为等，而且是发自心灵的，绝对自我的，因而也是极其危险的。

三、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虽然亚里士多德缺少诗才，但是他那冷静慎重的思维能力却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诗的发展。他认为诗以客观的、独特而有效的方式表现生活。他的《诗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方法上讲，都不是为了参与关于诗的争论而写的，但却在实际上解决了柏拉图的困惑，矫正了柏拉图诗论的偏颇之处，对诗与哲学的古老争论作了回答。他以冷静的思维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探讨了诗的本质，恢复了诗的荣耀地位——但不是最高地位。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建立在新的“模仿”说之上的，是一种关于“诗的结构”的全新理论。他所谓的模仿不是对一般现实的临摹，而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和行为进行普遍性概括，或者使之理想化。戏剧是表现人的行为最完美、最客观的形式，是最卓越的诗歌体裁。由于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人的性格，表现人的行为，因而诗接近于戏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行行的诗句并不能产生诗意。诗意产生于充满诗意的“事件的结构”，即诗的情节。因此，对诗人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安排情节。诗歌艺术的组成要素包括情节、人物、思想——通过人物而表现的观点或者争论、具有诗意的辞藻、优美的韵律和形象，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尽管情节构造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诗歌艺术的创造性不是表现诗人自己的主观臆想，不是表现奇思怪想，也不是表现个人的天地，而是反映现实，反映人和人的行为的本质。

诗的结构应该是美的。这就要求“行为的统一”，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和整体之间的比例必须对称，诗的长度必须适中——过短则不足以产生美的印象，过长则会淡化美的印象。“行为的统一”是做诗的关键。构成行为的事件必须符合事物的或然律或必然律。亚里士多德指出，诗表现“普遍的”事物，历史则表现“个别的”事物，因而艺术高于现实，诗也高于历史。

悲剧不仅要严肃，要美，而且必须悲惨(这后一条是否适用于史诗，《诗学》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诗通过满足人的贪婪和情感，尤其是利用人的怜悯和恐惧心理，威胁着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观念。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也认为悲剧的功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并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很显然，悲剧的“净化”论无疑为戏剧的情感因素作了辩护，从而否定了柏拉图的观点。如果说悲剧希望达到引起人们怜悯和恐惧的效果，那么，有些情节就更适合达到这种效果。所有的悲剧情节都包含人物命运的变迁——从“幸运”到“不幸”，或者从“不幸”到“幸运”的变化或过渡。如果情节简单，这种变化便会显得直接明了;若情节复杂，命运的变化则会显得突然，出人意外但却又在情理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经历命运沉浮的悲剧主人公应该是个好人，但又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幸运”到“不幸”的变化不应由人物的“邪恶”所致，而应该是他的某种道德“缺陷”所导致的结果。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悲剧人物必须具有典型性，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必须真实体现人的天性;性格描写必须前后一致。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只有锤炼语言，才能使他的诗吸引人，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诗歌语言的重要性，仍不及情节的构造和人物的刻画。诗的语言和普通语言一样，其根本要素是“明晰”，但不能流于“粗俗”。诗人应该使采用古词语、外来语，或生僻词语、修饰性词语以及各种辞格，尤其是隐喻，以使诗的语言超越日常生活的语言。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在其《修辞学》的第三章中论述了文学作品的风格，包括诗的风格。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了悲剧之后，还对史诗作了论述。他这一评论的显著特点是用戏剧的原则衡量史诗，并坚持认为，史诗应该最大限度地遵循戏剧的模式。根据这一观点，荷马成为卓越的诗人，主要不是因为他是史诗诗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卓越的诗剧作者。和悲剧一样，史诗应有一个中心情节，但也可以从中心情节延伸出许多次要情节。他还指出，史诗特别适合描写奇迹和超自然力量。根据这一标准，荷马无疑是史诗诗人的典范。

亚里士多德关于喜剧的大部分论述业已失传，但从保存下来的片断中可以看出，他讨厌没有统一形式、专事讽刺的“旧喜剧”，却赞赏当时新兴的喜剧，即后来形成的“新喜剧”。这种新的喜剧注重情节的规范性，强调用幽默的手法描绘普遍化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用嘲讽的手法针砭个别化的人物形象。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古典主义”的历史渊源，而且还在于它自身的价值。但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就其自身而言，《诗学》都不是一本完整的诗论。姑且不谈其中论述喜剧的部分业已失传，《诗学》仅对史诗作了一些不系统的论述而没有涉及抒情诗，更不用说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尚未出现的其他体裁的诗歌了。其实，尽管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他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许多观点，但《诗学》在古代是否为人所知，仍然是个谜。无论如何，后世的古典主义的许多原则并不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这些原则的渊源至今仍不清楚。

四、希腊化时期诗学(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

在这个时期，诗和诗歌批评的发展都是在一种新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的。和其他学科一样，文学的中心已从古希腊的雅典转移到了亚历山大等地。当时的亚历山大城有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因而成为哲学家、语法学家、版本考证学家和文学家等文人学者的荟萃之地，并带来了批评的繁荣。现代的“批评家”和“批评”这两个词与希腊化时期的语法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认为评价诗作才是诗歌艺术的顶峰。现代典型的文学批评家就正是一位对诗歌和诗学理论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留给我们的除了卡利马科斯和埃拉托色尼的一些残篇以外，便鲜有系统的诗论作品了。保留下来的这些只言片语中，有卡利马科斯贬斥长诗的说法：“我憎恶冗长的组诗”以及“长篇巨著无非长篇胡扯”。但他曾应托勒密二世邀请主持亚历山大图书馆，为其编写了长达120卷的图书目录，自然应该另当别论了。埃拉托色尼的名言保存至今的有：“诗为愉悦。”

尽管这个时期留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是，文学批评发展历史的两个重要概念却形成于这个时期。这两个概念就是“古典”和“体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已经隐约地提到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诗歌的繁荣时期，并认为这个时期创造了各类诗的典范。这一观点到了希腊化时期已变得十分明确了。在当时正式文献中列出了“九大抒情诗人”“三大悲剧诗人”等提法。另外，众多不同形式的诗歌被分类为不同体裁，各种体裁的诗歌在主题、情节和风格方面都具有各自的特征。这一时期还尊荷马、萨福和阿尔基罗科斯为史诗、抒情诗和抑扬格诗作者的典范。这些观点为后世的古典主义诗学提供了基本原则。由于诗的体裁主要是根据诗法和风格界定的，因此后来的诗人便一味在诗歌风格上精雕细琢，而忽略了诗的其他方面。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各个哲学流派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斯多噶学派虽然崇尚诗歌，尤其是荷马史诗，但它却用道德标准和功利主义标准评价诗作，热衷于讨论荷马史诗的讽喻作用。正统的伊壁鸠鲁学派则对诗歌不屑一顾，认为诗“不符合自然法则”，是对情感的放纵。不过，也有例外。这个学派的菲罗德莫斯自己也是诗人;他在理论上承认诗有不同的体裁，也有不同的目的，并主张应赋予诗人更广泛的、独立的创作权利。他长期居住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对贺拉斯和其他罗马诗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他的论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有一位新托勒密学说的支持者还提出了另一种诗歌理论。这种理论构成了贺拉斯《诗艺》的理论基础，它共分三部分：创作过程、诗和诗人。创作过程是指选材、构思和情节安排，而诗主要是指诗的风格。

其他哲学家，如斯多葛学派的波西多尼乌斯(公元前1世纪)，部分接受了上述划分。贺拉斯的理论在希腊化时期引起了人们对三个主要问题的激烈争论。这三个问题是：(1)主题和表现方式哪个更重要 (2)诗的目的是教诲还是愉悦 (3)诗人的天赋和技巧哪个更重要这些问题已勾画出了古典诗学的轮廓，围绕它们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哲学流派都从不同角度作了回答。针对诗的目的的争论，埃拉托色尼说：“诗为愉悦。”其他哲学流派，特别是斯多噶学派，则坚持认为，诗的目的是进行道德教诲。而逍遥派则认为诗既是为了愉悦又是为了训诫。在主题和风格问题上，各家也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透过这些争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诗的认识还是具有共同之处的，即诗是表现事物的一种方法，不论这些事物是关于历史事实、科学真理、神话传说还是主观想象，都是可以接受的，在本质上都具有同事实一样的地位，也就是说，能够根据现实中的一般法则做出评价，尽管亚里士多德曾将说教诗完全排除出诗歌王国。总之，希腊化时期的诗学从未重申过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目的是普遍一致的主张。

五、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

尽管希腊化时期的大部分诗歌批评文章都已失传，我们在前面还是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当时的诗学发展情况。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在推动古典主义的兴起方面，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挥的作用都大，同时对罗马诗学的发展，以及后世文艺复兴时期的诗学的兴起，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通过贺拉斯的努力才得以实现。贺拉斯不是希腊人，用的也不是希腊语。他是地道的意大利人。他始终带着浓厚的兴趣研究人，以锐利的目光挑剔人(包括他自己)的弱点。贺拉斯是诗人，他因写作讽刺诗而走上文学批评道路。但是他一生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著述既不丰富也不系统。批评界对他的讽刺诗的批评，使他奋起为讽刺诗以及自己的写作方式辩护。他承认讽刺诗不是真正的诗，因为它缺少灵气和崇高的风格，但讽刺诗通过揭露和鞭笞邪恶与蠢行而具有实用的、受人尊敬的社会功能。反对者却认为他玷污了卢齐利乌斯的传统。他反驳说，具体的每一首诗都必须有合适的风格，并强调说，只有通过艰苦锤炼，诗的风格才能优雅，文采才能华丽。他一次又一次违背好心朋友的期望，不愿创作史诗或戏剧，而是始终不改初衷，坚持创作他所擅长的讽刺诗等类型的诗歌。

贺拉斯的《书札》第2卷由3首长诗组成，内容以文艺评论为主。其中《给奥古斯都的信》反映了当时的文艺思潮，谴责了对过去诗歌的盲目崇拜心理。哀叹人们欣赏水平之低。这封书信体论文既文雅又严肃，充分表达了贺拉斯关于古典主义的两个重要观点：(1)罗马应该，也有能力产生可与希腊古典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2)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与悉心的模仿才能产生出这样的作品。由此可见，古典主义在贺拉斯眼里既是进步的，又是爱国的，坚持古典主义是罗马取得辉煌的文学成就的途径。这种矛盾的观点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法国，也甚为流行。

贺拉斯在《给弗洛鲁斯的信》中，又一次表示了他对当时的罗马诗作的看法，认为那些诗描写不细致，技巧不娴熟。《给皮索父子的信》(又称《诗艺》)充分阐述了他的诗学观点。《诗艺》中虽然不乏当时流行的希腊化时期诗学观点，但其内容却更为丰富。这毕竟是诗体信札，而不是常规形式的论文，因此它行文流畅自然，与其体裁十分相称。《诗艺》比以往所有此类作品都更加系统化，语气也更加肯定。《诗艺》第一部分的前45行强调作品的整体效果，要求在结构上首尾照应;第46至294行是《诗艺》的精华。贺拉斯在这里讨论了风格以及与风格相关的独创性和适度原则，情感和忠实性——对诗歌传统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忠实性。在这里可以看出，贺拉斯所遵循的是逍遥学派的信条，而不是当时在罗马流行的理论，认为戏剧，尤其是悲剧，应该成为主要的诗体。他指出：舞台上不应出现暴力场面;全剧共需5幕，多一幕少一幕都不行;演员只需3位，合唱依情节而定。他还为戏剧史作了小结，其中详细论述了讽刺剧。这一部分在最后表达了《诗艺》中最重要的观点：润色，润色，再润色。在《诗艺》的第三部分，贺拉斯讨论了文学创作问题，要求诗人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他在这里强调诗的道德感化作用，认为诗的目的既可以是功利性的，也可以是为了愉悦;能够二者兼顾最好。他还讨论了诗人的各种弱点，指出个人的才能必须与刻苦努力相结合，要敢于听取严厉的批评等。他以对癫狂诗人的尖锐讽刺结束了全诗。

这里仅是简单概述了《诗艺》中的古典主义观点。原诗的韵味是无法通过概述和翻译传达的，因为韵味不在诗的结构之中，而在于它的字里行间，在它新奇的修辞手法以及它的至理名言中。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拉丁语学者和风格学家(统称“批评家”)而言，《诗艺》是他们的“每日祈祷书”。他们也许崇拜亚里士多德，然而，贺拉斯却深入到了他们的精神之中。他们从贺拉斯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几条干巴巴的原则，而是一种思想，即诗是一门崇高而庄严的艺术，具有严肃的教育感化作用，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占据极高的地位。

六、希腊和罗马的修辞批评

修辞学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尤其是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后，对诗和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开始呈现明显的修辞倾向。更重要的是，修辞学家开始视文学批评为己任。修辞学校开设诗歌欣赏课，学生争相模仿诗人和散文作者。这种情形孕育了两个重要的、后来进入诗论中的修辞学概念：模仿和风格分析。风格共分3等：优雅、一般、平庸。修辞学校倾向于动摇诗歌“唯我独尊”的地位，以折衷主义观点对待一切文学，认为散文和诗同属人文教育的内容。

表现这种倾向的现存批评著作，均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这并非出于偶然。迪米特里厄斯(公元前1世纪)的《风格论》(约公元前1世纪)和狄奥尼西奥斯的《文学创作论》(约公元前10世纪)虽然在本质上均是论述写作技巧和修辞作用但都对诗和散文一视同仁。萨福、品达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诗，尤其是荷马的诗，在他们的文章中得到大量引用和分析。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学识渊博，但思想保守。他是一位有洞察力的诗歌批评家。西塞罗自己也写诗，并且坚信：演说家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必须接受文学教育。塔西佗(约55—约120)在《演说家的对话》中，讨论了导致演说术和文学整体衰落的原因。他认为诗是愉悦的花园，是人们逃避繁琐单调的日常生活的一片净土。昆提利安(约35—约95)是古罗马的演说家和修辞家，晚年曾被罗马皇帝多米提安委任为皇外孙的师傅，专讲演说术。他著有《演说术原理》一书，共12卷，其中第10卷从风格和教育的角度，对古希腊和罗马的主要诗歌及散文作家作了概述。

朗吉努斯(1世纪)在所有修辞学家中独树一帜。他在《论崇高》里指出，荷马、阿尔基洛科斯、品达罗斯、索福克勒斯同柏拉图和狄摩西尼一样，都是伟大的精神典范。正是朗吉努斯为古典主义下了最好的定义。他认为，凡是满足了不同时代和不同观点的读者的作品就是古典作品。他热情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诞生，这种呼唤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朗吉努斯对诗歌结构、体裁和体裁原则等漠不关心，成了古典主义潮流的旁观者。

七、古典诗学的流传和影响

发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是断断续续的，它能够流传至今，更是极具偶然性。古希腊的众多作家中，只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得以流传至今。尽管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流传了下来，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他才被西方学者充分认识、充分研究，他的思想才形成了我们今日所称的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流传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且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从修辞学著作中发现的。《诗学》的中世纪拉丁文译本的发现距今才几十年。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流传的《诗学》，还是从阿威罗伊斯的阿拉伯译本转译成拉丁文的。贺拉斯和古罗马的修辞学家的著作一直保存了下来，而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大部分著作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发现。

诗歌理论在中世纪没有繁荣起来，因为它和修辞学一样，处于从属地位——是语法学和逻辑学的一部分。彼特拉克(1304—1374)和他的追随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挖掘古代文学传统。意大利15世纪时的文学理想是成为“诗人演说家”，继承贺拉斯和修辞学家的批评观点，批评对象均是拉丁语文学。早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拉丁语作品的风格和著名的拉丁语作者，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意大利语与拉丁语相似。他们主要研究贺拉斯、西塞罗和昆提利安。当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对异教文学的热情不断高涨时，他们就诗歌展开了一场辩论。柏位图这时才引起了他们的重视，讨论双方争相引用柏拉图的话，批驳对方的观点。柏拉图之所以被双方接受，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是矛盾的。例如，当萨沃纳罗拉等引述柏拉图的观点对诗歌进行攻击时，诗歌的辩护者也引用柏拉图的话说明诗人要么借灵感创作，要么根据理念创作。

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发现及其不断传播，西方在16世纪开始对诗歌艺术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即开始对诗的本质、效果、体裁等进行研究。最初，维达和达尼埃洛的诗论文章仍然没有摆脱贺拉斯等早期拉丁语作者的影响。嗣后，明图尔诺的《诗论》(1559)、斯卡利格的《诗学七章》和卡斯泰尔费特罗的评论文章，才奠定了亚里士多德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统治地位。当然，他们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并不完全一致。

尽管朗吉努斯的文章在18世纪风行一时，尽管雪莱的文学柏拉图主义在19世纪也曾引起过轰动，但是，古典诗学的权威性和影响在莱辛的攻击下变得越来越小。不过，在最近几十年里，芝加哥诗派重新掀起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热潮。他们排除贺拉斯和其他古典作者的曲解和干扰，直接考察和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诗歌理论。

　　[编辑本段]生平简介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作家。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河马”，也被法国人称为“昆虫界的维吉儿”。,出生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圣莱昂的一户农家。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

　　1829年，法布尔回到圣雷恩开始上学，但那一段儿时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1833年，法布尔一家来到了罗德兹，其父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生计。

　　1837年，一家人又移居到图卢兹。法布尔进了图卢兹的神学院，但中途退学，出外谋生，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后来，他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奖学金，并在三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文凭。毕业后，时年十九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

　　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此后，他又跟随着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

　　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于茜草粉末。

　　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后来，法布尔应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并一住就是十余年。在这这十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十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期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使两人先前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因此夭折。同时，一大不幸降临到法布尔身上：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惟一与父亲兴趣相投、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儿子儒勒年仅十六岁便离开了人世。此后，法布尔将发现的几种植物献给了早逝的儒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对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尔的爱好之一。

　　1878年，他曾以沃克吕兹的真菌为主题写下许多精彩的学术文章。他对块菰的研究也十分详尽，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它的香味，美食家们声称能从真正的块菰中品出他笔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尔买下了塞利尼昂的荒石园，并一直居住到逝世。这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但却是昆虫钟爱的土地，除了可供家人居住外，那儿还有他的书房、工作室和试验场，能让他安静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观察与实验中去，可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地。就是在这儿，法布尔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和科学札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如今，这所故居已经成为博物馆，静静地坐落在有着浓郁普罗旺斯风情的植物园中。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 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编辑本段]小时候的法布尔

　　1823年12月21日出生于法国南部鲁那格山区的古老村落——撒·雷旺，村中的利卡尔老师为他取名为约翰·安利。父亲安东呢奥（生于1800年），母亲费克瓦尔（生于1805年）。

　　1825年（两岁）弟弟弗朗提力克出生。

　　1827年（3岁）由于母亲要照顾年幼的弟弟，所以他从3岁一直到6岁，都寄养在玛拉邦村的祖父母家；这里是个大农家，有许多比他年长的小孩。他是个好奇心重，记忆力强的孩子，曾自我证实光是由眼睛看到的，并追查出树叶里的鸣虫是露螽。睡前最喜欢听祖母说故事，而寒冷的冬夜里则常抱着绵羊睡觉。

　　1830年（6岁）回到撒·雷旺村，进入利卡尔老师开办的私塾就读，上课中，常有小猪、小鸡会跑进教室觅食。由动物图书记下A、B、C……字母，对昆虫和草类产生兴趣，发现黑喉鸲的巢，取得巢中青蓝色的蛋，经神父劝说，把鸟蛋归还原处，为增加家庭收入，帮忙照看小鸭，负责赶到沼泽放养，因而发现沼泽中的生物和水晶，云母等矿石。

　　1833年（9岁）全家搬到罗德斯镇，父亲以经营咖啡店为生，进入王立学院，担任望弥撤仪式助手而免交学费。在学校期间，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喜欢读古罗马诗人维尔基里斯的诗。

　　1837年（13岁）父亲经营咖啡店失败，举家迁往托尔斯。进入埃斯基尔神学院。

　　1838年（14岁）父亲的生意再度失败，搬到蒙贝利市，又开了一间店，独自离家，以卖柠檬、做铁路工人等自力更生。曾用超过一日工资所得购买《鲁布尔诗集》，携至原野上阅读，以认识各种昆虫为最大乐事，第一次抓到欧洲云鳃金龟时，感到特别高兴。

　　卡尔班托拉时代

　　1839年（15岁）以公费生第一名考进亚威农师范学校。在学校住宿。由于上课内容太枯燥，常乘自习时间观察胡蜂的螫针、植物的果实或写诗，在雷·撒格尔的山丘上，第一次看到神圣粪金龟努力推粪的情景，内心感动不己。

　　1840年（16岁）因成绩退步被师长责骂而发愤图强，在两年内修完三年的学分，剩下的一年自由学习博物学，拉丁语和希腊语。

　　1842年（18岁）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卡尔班托拉小学的老师，年薪700法郎，因热心教学，深获好评。父亲经商失败，由蒙贝利市搬到波尔多镇。

　　1843年（19岁）上野外测量实习课时，由学生处得知涂壁花蜂。也由于这种蜂而开始阅读布兰歇、雷欧米尔等人著的《节肢动物志》，从此倾心“昆虫学”。

　　1844年（20岁）和同事玛利·凡雅尔（23岁）结婚。自己进修数学、物理、化学等。父亲的咖啡店又关闭，暂时在卡尔班托拉税务署工作。

　　1845年（21岁）长女艾莉沙贝特诞生。

　　1846年（22岁）艾莉莎贝特夭折。通过蒙贝利大学数学的入学资格考试。弟弟弗郎提力克成为小学老师。

　　1847年（23岁）取得蒙贝利大学数学学士。长男约翰诞生。

　　1848年（24岁）取得蒙贝利大学物理学学士。

　　长男约翰夭折。十分欣赏托斯内尔（法国文学家）有关鸟类的著述。希望能到大学教书，但苦无机会。

　　科西嘉时代

　　1849年（25岁）任职科西嘉阿杰格希欧国立高级中学的物理教师，年薪1800法郎。面对科西嘉丰富的大自然，开始研究动、植物。此外，他也十分热衷于数学。与植物学家鲁基亚一起攀登科西嘉的每座山采集植物。

　　1850年（26岁）次女安得蕾诞生。

　　1851年（27岁）托尔斯大学的博物学教授蒙肯·塔顿来到科西嘉，塔顿解剖蜗牛给法布尔看，发现他的资质优异而力劝他朝博物学努力，从此兴趣由数学转向博物学，立志成为博物学家。年底，因感染热病回到亚威农静养。鲁基亚在科西嘉因病猝逝。

　　1852年（28岁）恢复健康，回到阿杰格希欧中学。

　　亚威农时代

　　1853年（29岁）成为亚威农师范学校（日后改制为利塞·阿贝纽国立高级中学）物理助教，年薪1600法郎。三女阿莱亚诞生。

　　1854年（30岁）取得托尔斯大学博物学学士。

　　阅读雷恩·杜夫尔写的有关狩猎蜂——黄腰土栖蜂的论文后，决心研究昆虫生态，他的潜能像被点燃的薪柴，熊熊燃烧起来，在卡尔班托拉的悬崖上，研究狩猎象鼻虫的瘤土栖蜂，并更正杜夫尔的错误，发表更深入的论文。

　　1855年（31岁）四女克蕾儿诞生，陆续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观察豌豆蜀植物的花和果实》等与植物有关的论文。

　　1856年（32岁）以研究瘤土栖蜂而获得法国学士院的实验生理学奖。继续研究高鼻蜂、短翅芜青等昆虫，但因生活困苦，研究时间不多。兼任课外辅导、家庭教师等职，开始研究由茜草提炼染料。

　　1857年（33岁）5月21日，在条纹蜂的巢中发现短翅芜菁的幼虫，并发表《芜菁科昆虫的变态》论文，另外还发表了有关植物的论文。

　　1858年（34岁）得知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成为大学教授后，全心投入茜草染料的研究。

　　1859年（35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赞誉法布尔是一位“罕见的观察者”。

　　次男朱尔诞生。担任鲁基亚博物馆馆长。督察德留依到访，与植物学家杜拉寇尔结识，之后，又与住在亚威农的英国经济学家米勒相知，成为植物同好。

　　1862年（38岁）由安谢特出版小学用图书。认识巴黎出版社社长得拉克拉普，受到他的鼓肋，立志著述浅显易懂的科学读物。

　　1863年（39岁）三男爱弥尔诞生，德留依当上教育部部长。

　　1865年（41岁）登班杜山遇险，细菌学家巴斯德来访，交由得拉克拉普出版《天空》、《大地》等科学读物。

　　1866年（42岁）成功地由茜草直接抽取染料色素，受聘为亚威农师范学校物理教授。

　　1867年（43岁）对亚威农的贡献受肯定，获卡尼耶奖的奖金9000法郎。

　　1868年（44岁）由于教育部长德留依的推荐，获雷自旺·得努尔勋章，并拜谒拿破仑三世。担任夜间公开讲座的博物学，物理学讲师。将研究成功的茜草染料工业化。工厂成立不久，德国完成蒜硫胺的化学合成染料，茜草染料工业化的梦想因而破灭。公开讲座的授课方式遭保守的教育者、教会反对，遂辞退师范学校教职。

　　1869年（45岁）在保守派的策动下，德留依辞去教育部部长职位。

　　欧兰就时代

　　1870年（46岁）向米勒借贷，搬到欧兰就。抚养一家七口，负担沉重。幸好科学读物陆续出版，能一点一点还钱。

　　1871年（47岁）过着著书、观察昆虫的生活。这一年，因为发生德、法战争，无法按时取得版税和稿费，生活更加困苦。

　　1872年（48岁）由于德留依的介绍，化学家提马致赠显微镜。

　　1873年（49岁）米勒去世。被迫辞去鲁基亚博物馆馆长一职，向市长抗议。获巴黎爱护动物协会颁发银牌，有关数学、植物、物理的著作相继问市。

　　1877年（53岁）次男朱尔去世，把发现的三种蜂以“朱尔”的拉丁语“伏利渥司”分别命名为伏利渥司土栖蜂、伏利渥司高鼻蜂，伏利渥司穴蜂。

　　1878年（54）因朱尔的死，深受打击，身体也大不如前。感染肺炎几乎死去，幸以坚强的意志力度过难关。

　　完成《昆虫记》第1册（原稿内容包括：推粪球的神圣粪金龟、捕象鼻虫的瘤土栖蜂、捉短翅螽斯的兰格道格穴蜂……等）。

　　阿兰玛斯时代

　　1879年（55岁）因房东将欧兰就家门前的两排悬铃木砍掉，愤而搬家。在隆里尼村外找到理想中的家园，取名为“阿尔玛斯”（荒地的意思），阿尔玛斯的庭院中有很多耐旱、多刺的植物，是各种昆虫的乐园。4月3日由得拉克拉普的出版社发行《昆虫记）第1册。往后，大约每三年出版一册。

　　1880年（56岁）科学读物十分畅销，部分被指定为教科书。在阿尔斯庭院的枯叶堆里，发现大量的花潜金龟幼虫，于是开始研究观察他们的生活，退役军人法比那担任他的助手。

　　1881年（57岁）被指定为巴黎学士院的通讯会员（本地会员）。

　　1882年（58岁）《昆虫记》第2册出版。年迈的父亲搬来同住。

　　1885年（61岁）妻子玛莉去世（64岁）。三女阿莱亚女代母职，处理家务。开始以水彩描绘“蘑菇”图。

　　1887年（63岁）与出生隆里尼村的约瑟芬·都提尔（23岁）结婚。成为法国昆虫学会的通讯会员，并获赠同学会的得尔费斯奖。

　　1888年（64岁）约瑟芬产下四男波尔。

　　1889年（65岁）获法国学士院最高荣誉的布其·得尔蒙奖，获金10000法郎。

　　1890年（66岁）五女波丽奴诞生。

　　1891年（67岁）四女克蕾儿去世。

　　1892年（68岁）荣膺比利时昆虫学会荣誉会员。

　　1893年（69岁）父亲安东奥尼去世（93岁）。开始研究大天蛾不可思议的能力，发现雄蛾能从遥远的地方找到雌蛾，是因雌蛾发出的一种“讯息发散物”，亦即类似今日所谓的“荷尔蒙”，法布尔称蛾群聚集家中的5月6日为“大天蛾之夜”，曾将天牛的幼虫烤来吃，并发射大炮来测试蝉的听力。

　　1894年（70岁）荣膺法国昆虫学会荣誉会员。开始观察粪金龟、半人小粪金龟、鸟喙象鼻虫和大毒蝎的习性。

　　1895年（71岁）么女安娜诞生。

　　1897年（73岁）在阿尔玛斯家中自行教育三个年幼的孩子，妻子约瑟芬也一起听课。

　　1898年（74岁）次女安得蕾去世。

　　1899年（75岁）由于市面出现许多仿作，他写的科学读物不再被指定为教科书，版税因此减少，生活再度陷于困境。

　　1902年（78岁）为了抚养三个稚子，开始取出存放在出版社的版税和稿费，荣膺俄罗斯昆虫学会荣誉会员。

　　1905年（81岁）法国学士院颁发吉尼尔奖，获赠养老金3000法郎。

　　1907年（83岁）《昆虫记》第10册发行，可是销路不佳。学生勒格罗博士提出举办《昆虫记》出版30周年庆祝仪式，并发现法布尔老师的生活比他想像中还要清苦。

　　1908年（84岁）在布罗班斯诗人米斯托拉的努力下，法布尔的贡献受到肯定，获赠养老金1500法郎。

　　1909年（85岁）著《昆虫记》第11册（关于萤火虫、甘蓝菜上的青虫等的研究），身体己十分衰弱，出版诗集。获阿尔布“布罗班斯诗人”的荣衔。

　　1910年（86岁）4月3日，在米斯托拉的呼吁下，召集学生、友人、读者，举办庆祝仪式，订为“法布尔日”，《昆虫记》由此扬名于世，再度荣获雷自旺·得努尔勋章（比上一回更晋一级）和养老金两千法郎。获斯特克荷尔姆学士院所颁林内奖，收到由国内外寄来的许多捐款，除了地址不明的转赠贫苦人家外，其他全部致谢函退回。

　　1912年（88岁）妻子约瑟芬去世（48岁），由阿莱亚和修道院护士安东尼埃奴照顾。公共事业大臣提埃利来访。

　　1913年（89岁）波安卡雷总统来访，代表法国国民向法布尔致意。

　　1914年（90岁）三男爱弥尔和弟弟弗朗提力克相继去世。

　　1915年（91岁）5月，在家人扶持下，坐在椅子上绕庭院一周，最后一次巡视阿尔玛斯。10月7日，尿毒症加重。10月11日与世长辞。16日，葬于隆里尼墓园，有螳螂、蜗牛等前来送行。

　　1921年在鲁格罗国会议员的奔走努力下，政府买下阿尔玛斯，以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分馆——“阿尔玛斯·法布尔”名义保存下来，并聘请阿莱亚、波尔管理。

　　现在，管理此处的是皮那尔·提欧吉。

　　法布尔出生的家在撒·雷旺小学老师——卡巴尔达夫人的鼓吹下，也以博物馆型态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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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忆被赋予力量时，自然会表现出一贯的偏爱和不公。举例来说，只有很少的人有很好的记忆能力，而绝大多数人的记忆能力都不太理想，尽管绝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但在人才观方面，如果运用得当，锻炼得当，假如原才能得分为五分，则可多得五分；如果原才能得分为二分，则可多得二分；如果原才能得分为一分，则多得一分，则多得一分。所以，人与生俱来的记忆，如果训练得当，就能得到发展，甚至是成倍提高。现在，人们对记忆实际价值的评价，与其说是天赋的强弱，不如说是人们运用记忆的方式来锻炼记忆的能力。

本章中，我们将重点介绍自古以来，有强烈记忆能力的人，以及那些有幸通过适当训练而提高记忆能力的人。读者当中，也许只有少数人具有与我们下面要讲的那些人相似的能力，但这一段叙述有助于揭示出我们已经了解的知识：记忆的发展确实是没有界限的。假如这种判断是真的，那么，无论先天的记忆多么糟糕，它都会激发每个人坚持日常的，系统性的运动来改善记忆。

McColley勋爵有惊人的记忆力。在他只有三、四岁的时候，他可以整页整页地记住所读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他的记忆就像照相机一样，能将整页内容机械地“拍”下来。他家里的侍女说，他跟人说话时，可以引述书本上的大量内容。孩提时代的一天下午，他给父亲打来电话，他甚至用了司各特的《最后一首吟游诗人之歌》中的几句话，却从来没有人向他提及。他已经在静静地吸取人类知识宝库的养料了，而那些比他大的孩子们还在咿呀学语。到家后，小麦考利就会走到母亲的床前——当时她正卧病在床——坐下来，一首一首地背下来，直到母亲听得疲惫不堪为止。中年人时期之后，有一次英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会议，麦考利勋爵凭著记忆，在四张标准规格的纸上列出了剑桥大学近一百年来所有参加过的高级辩论家的名单，并给他们分配了日期和所在学院。这两人的名字印在了剑桥大学的校历上。其它类似的行为也表明了他极好的记忆力。他曾说过，如果现存的“失乐园”和“天路历程”都被摧毁了，他就能用记忆来修复它们。

玛丽亚贝基是佛罗伦萨图书馆馆长，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奇才。其阅历渊博，见多识广，不仅能旁征博引，甚至能清晰地记得页码和段落。最终，他几乎忘却了社会道德和卫生条件，差一点点就死在书堆里。

巴克斯顿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死于1774年。尽管身为校长，他几乎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曾经记起12岁以来喝过多少啤酒，甚至还记得那些给他灌过酒的绅士们的名字。根据他的说法，总共是5116品脱，也就是所谓的“口”，因为有些酒徒，一口就能把一瓶酒喝光。虽然他很少学习数学，也不借助除乘法口诀表以外的任何工具，也不使用纸和笔，但他能通过这些方法，做五位或六位乘法，而且所用时间比大多数算术专家要短。它计算出的结果，保存在它的大脑里，如果需要，一个月后，它会重复计算。而且他还能停止操作，并在一周，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之后继续操作而没有任何错误。

Abernesi博士还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天，他请了几个朋友来为他的妻子过生日，还有一个理想主义诗人朋友，为他的妻子做了一些赞美诗。医生仔细地听着，突然他解释说：“算了，这真是个玩笑，这些诗不是你写的，我早把它记在心里了。”医生把原诗逐字背了一遍，在场的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假诗人感到惊讶，困惑和恼怒。博士高兴地介绍了他的超强记忆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拿出了他能复述的完整的原诗。

在古今文献中可以发现大量有关具有卓越记忆力的人的相关记录，这些描述有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如 Goldsmith校长的例子一样，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小脑袋竟然可以吸收这么多的知识。西塞罗对狄奥迪克底、赫滕希乌斯和齐纳斯的记忆进行了评论，他这样说。他还记得很清楚，当他作为大使来到罗马的第一天，与元老院议员和爵士们交谈时，他曾经直呼对方的名字，这也是他来到罗马的第一天。离开拍卖场之后，赫滕希乌斯还能从后面一直走到拍卖物品的一一历数。

Stanton先生，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战时部长，有着非凡的记忆。一八六八年上半年，狄更斯到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一天晚上，他与查尔斯萨姆纳一起吃饭，斯坦顿先生也出席了。使狄更斯感到吃惊的是，斯坦顿竟然能用记忆复述狄更斯所有著作中的任何章节。Stanton先生解释说，在战争期间，他养成了在睡前雷打不动地阅读狄更斯的著作的习惯。

以下是关于约翰雷登博士的例子：“当他去加尔各答后，有一个案例发生，这个案例的处理主要依赖于国会法案的表述，但与此有关的辖区法案却丢失了。John Radden在离开英国前正好有机会浏览过这个法案，所以他就用自己的记忆来重新审视它。约一年后，从英国取得该法案的复制件，发现约翰雷登恢复的版本与复制件几乎完全相同。

有人说居鲁士大帝能够脱口而出出他军队中任何一个士兵的名字。由于他记忆深刻，罗马皇帝奥索得以顺利地登基，成为一位皇帝。作为一名普通军官，或者是战士们的战友，他很清楚每一位战士的名字，而且他能够恰当地称呼每一位战士。得到这位皇帝的关注，使士兵们深感荣幸，他们认为这位皇帝甚至还记得自己的名字，以后也不会亏待自己。所以他们强烈支持他，帮助他击败了对手。

作为罗马杰出的元老院议员和哲学家，塞涅卡在谈到记忆时说：“年龄给了我很大的伤害，它剥夺了我许多曾经拥有的东西。这使我的视线模糊，听力变钝，神经也变得松弛。其余的，就让我讲讲记忆吧，记忆是灵魂中最脆弱的部分，当人年老时，记忆会首先受损，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得出先后有2000个名字。”

诺福克郡的土地代理人约翰？富勒在听了讲道或演说之后，马上就能把讲道和演说写得很准确。一位名叫罗伯特·狄龙的人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复述他在前一晚读到的报纸上的六条新闻。GeorgeWatson做得更好，尽管从其他方面看他更像一个愚蠢的小乡巴佬，但他能说出在这一年之后每一天的日期，以及那天他都做了些什么。

RichardPossen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的知识渊博，记忆力极强。在任何场合，他都能引用古希腊作家的书，篇章，诗篇和重要句子。有一次，他正准备去上拉丁语课，这时，有个男孩想捉弄他，把拉丁语教材《贺拉斯》偷走了，还给他塞了一本英语版。不过，在波森到伊顿公学之前，他对《贺拉斯》已熟记于心，这个同学的鬼把戏并未引起波森丝毫的慌乱。当他开始讲课时，只见他打开手中的英语书，毫不犹豫地开始讲课，他很有条理地讲着，用英语分析着拉丁语。在意识到不对劲后，他的助教和那些男孩们就问波森手里的《贺拉斯》是什么版本的。在学习的时候，我使用的是法国太子的那个版本，”他说，“那个版本很特别，”波森回答，“你和我的看起来都不像一个版本。“我看过这本书，”当然，真相还是浮现出来了。Possen还说，如果发现其他同学也在同样的环境中，他会很开心。

Mezovanti以熟悉38种以上的语言和大约30种方言而闻名，有一次，在整整24小时的学习之后，他能够自如地使用这类语言进行自由对话，这是他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与已知的其他语言完全不同的。许多年前，斯特灵的一个老乞丐名叫瞎子亚力克，他对圣经已完全熟记于心。它能自如地说出经文出自哪一篇，章节或卷，或反过来，它能正确地说出每一句话。

Wesley在他的日记中说，有一位年轻的爱尔兰传教士记忆深刻，对希腊文《新约圣经》了如指掌，只要他一提到希腊文《新约圣经》中的任何一个单词，他就会立即告诉你这个单词在其它页面上也出现过，并且每一句话的含义都不一样。有人说查尔斯·狄更斯第一次走上街头后，就能依次告诉你每个店员的姓名以及每个店员所经营的业务。

以前在路易斯安那州，议会中的许多代表都说克里奥尔语，但几乎没有讲英语。

该州克里奥尔语使用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该州议会的议案则是用英语和法语发表，参议院的所有演讲也是用这两种语言发表。数年来，新奥尔良的 Horeshaw Davies将军是一名参议院工作人员，负责翻译所有的演说：在听完一小时或两小时演说后，立即将演说准确地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不能作任何注释。谁也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而这份远近闻名的工作却被给予了如此高的期望，以至于很少有人敢挑战这份工作。

据称，雅典统帅地米斯托克利知道雅典城两万多居民的姓名。国际象棋名将墨菲能同时下几盘棋，每一盘棋都有其独特的棋法，他不需要盯着任何一盘。有人说，伟大的思想家 Paska对于已知的知识和所读的任何材料都能让人大吃一惊。有人说，雨果，格劳修斯，莱布尼茨和欧文，他们每一个人都用心记住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大批评家约瑟夫·斯卡里格经常说自己的记忆力很差，但带着糟糕的记忆力对此抱怨声，他花了21天潜心研究荷马全貌；然后又花了3个月，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对希腊其他诗人进行全盘研究；2年后，他成功地用记忆找出了古典时期作者的大致范围。

1820年“记忆超人”科纳·汤姆森住在伦敦。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从地下室一直走到阁楼，留心物品的名称，然后凭印象把所有物品列成一张清单。

BenjaminBrody爵士在他的《心理调查》一书中引用了苏亚雷斯的著名例子。有人说苏亚雷斯能记住所有奥古斯丁的作品。这类书籍包括11卷大小的对开本，它告诉我们，人的记忆能力至少能够将其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作为一个整体保存在大脑中。有人说，如果有人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有误，苏亚雷斯就会立即改正，并告诉他原文是什么。

Woodvah是 Junior作品的出版商，也是伦敦《编年史晨报》的编辑。Woodver和他的哥哥一起参加了一个辩论会，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做任何说明就准确地作了转述。人们称他为记忆超人。

BenJohnson自言自语地说：“我很喜欢把我读过的书和我挚友们的一些诗篇复述出来，以锻炼我的记忆。Avisona只有10岁时，通过死记硬背，就可以记住整部可兰经。曾经，尤斯图斯利普修斯用他的一生打赌，他能完整而正确地讲述出塔西佗的《历史》。

以下引自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Tontysh与知识渊博、机智的法利亚长老交谈过，他说：“在我罗马的书房里，有近5000本书。但是在读了很多遍之后，我发现，通过熟读150本精选的书籍，一个人就可以掌握整个人类知识的全貌，或者至少掌握所有有用的、值得我们学习的知识。这150本书，我花了3年的时间去研究和学习，直到我对它们已经熟记于心。因此，我进了监狱以后，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能想起书里的东西，就像书摊上摆的一样。我可以向你们复述修昔底德，色诺芬，普鲁塔克，李维，塔西佗，斯特拉达，约达尼斯，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和博须埃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这里我只是把我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名字列一张表。”

这种非凡的记忆力并不一定与天赋有关。一般人也有这种记忆能力，只不过是由于生理变化，他们被医生称为“增强记忆”或“增强记忆”。人们在发高烧、发狂、高兴时、处于催眠状态和歇斯底里时，常常会出现记忆力异常的情况。这种超常的记忆也经常出现在人们临终时刻。只需短短几秒钟，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就会在他的意识里以极快的速度浮现出来，而那些曾经发生过却早已被遗忘的事就会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发高烧时，儿时说过的话，如今早已忘记，早已不用了，再一次被激活，唤醒。一位头脑清醒的人正在乡间过着一条铁路，正在这时，一辆全速行驶的高速火车急速向他驶来，他只能在两条铁轨之间的空地上躺下。就在火车呼啸而过时，一种危险的感觉突然袭来，使他眼前一亮，这情景真是活灵活现。这个场景是以与《末日奇书》相同的顺序出现的。

这种超常的记忆不是只发生在有特殊天赋或特殊状态的人身上，不管他们属于哪一阶层，也不管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每个人都能通过一定的训练而获得。在印度，原住民有着非常出色的记忆能力，众所周知，他们的药剂师需要记住成百上千个罐子，一堆堆地堆到天花板上，一堆都不带标签。但是，当他需要某种药物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手伸到合适的瓶子里。带着孩子，普通洗衣工人们挨家挨户串门收集脏衣服。衣服被运到河边洗净后，分别包好送回主人手中，不会出错。

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农民仍然记得并能够口头重复他们国家祖先的传统。通过残存的凯尔特语和怪异的习俗，英国人表现出了对习惯传统和先人信仰的忠诚。在英国，农场主通过仔细而忠实地重复他们所听到的传说和故事，来建立起一个他们总是能够听到相关故事的模式。当一个外地人讲的故事脱离了正确的版本时，他们总是马上改正：“不，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再讲故事的正常版本。

到了13世纪，圣经被禁止，发现后立即被毁，牧师们把整本圣经都装进脑子里，在聚会上反复重述。就连女教徒也能正确而准确地一段一段地背出来。雷纳尔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但他们能背诵整篇《约伯记》。

苏格兰著名哲学家斯图亚特是一位有着惊人记忆力和惊人记忆力的人。“在这一问题上，有一种更肤浅的观点，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记忆能力，这是一种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们往往夸大了这些差别，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人类智力的本质差异还不足以造成记忆上的巨大差别。人之所以对思维差异如此判断，可能是因为人们的学习习惯不同，观察力上有差异，当然也有人天生的因素和偶然成长的环境。”

充分的证据表明，记忆和简单地重复圣经是绰绰有余的，而人类记忆的能力却很有限。

利兰曾经说过：“有一种记载，一个教派要求信徒能够逐字背诵《圣经》。”当代历史学家 Dragomanov曾专门研究这个教派，他声称他们的信徒中没有一个不能背诵《新约》；有一位主教公开宣称，在他自己的有4000名信徒的主教教区，没有一个不能毫无错误地背诵整部《圣经》。

为证明一般人也能有很强的记忆力，我们从《旧金山之声》中摘录了一篇有趣的文章：

有个叫作马里尼亚的服务员，在奥法雷尔街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工作，他的记忆力比神话中的门农或沮丧的行政官员都强。更有甚者，他除了有惊人的超强记忆力外，还是一位巨富。

这个矮小、记忆力极强的男人，在我决定亲自验证这件事之前，已经听过很多关于这个侍者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的故事了。怎么啦！一位波西米亚朋友惊讶地说，当我们谈到马里尼亚的一些事迹时，“就像‘无眼恶魔’克里斯·巴克利无法忘记任何声音一样，马里尼亚似乎也无法忘记任何一张脸，甚至一条鱼。”它不但能多年以后还能记得你，而且还能记得你最后一餐吃的是什么。您不相信吗？嗯，你自己来试试吧，然后自己去验证一下！

为什么有的同学随便学一下就能考高分，而有的同学每天埋头苦读成绩却总是上不去，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如何1天记忆1000个英语单词？如何只看一遍就能背诵一篇文章？如何一天记忆一本书的重点？如图所示

这个矮小的服务生的记忆力受到了最严厉的考验。那时是1891年圣诞节前夕，两名饥肠辘辘的记者一身疲倦地来到马里尼亚所在的饭店。那时那儿有几百人在吃饭，很少有人点同样的菜。

喂，肖特彭希尔！"马里尼亚很快走到我朋友身边，向他问好：“今晚是正常用餐，还是像上次那样？”

为让考试公平些，肖特彭希尔坚持让我点菜，我照办了。食物非常美味。那一幕我几乎已经记不住了，我忘了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他就像神话传说中的门农，化身为一个卑微的侍者。

一八九二年圣诞节前夜，我们最后一次在马里尼亚用餐，整整一年。在我们考虑去哪儿吃晚餐时，是肖特彭希尔再次提醒我的。

"吃过了？不是的那我们就去马里尼亚看看吧。我赌了一瓶特干酒，这个服务员能记得我们吃过什么东西，在不在？

1823年12月22日，法布尔降生在法国南部阿韦龙省圣雷翁村一户农民家中。其父安杜瓦纳·法布尔能言善辩，好打抱不平；其母维克陶尔·萨尔格性情温顺，和蔼可亲。但他们是个山乡穷户。法布尔四岁左右，父母送他到祖母家生活，暂时减轻家庭衣食负担。天真的孩子爱上了祖母家的白鹅、牛犊和绵羊，迷上了户外大自然中的花草虫鸟。

　　长到七岁，父母接他回家，送他进了村里的小学。校舍条件极其简陋，一间正规房间，一间房顶阁楼。正规房间既当教室，又作厨房、饭堂和睡房，门外就是鸡窝猪圈。老师虽有责任心，却经常无法正常教书，因为他还兼任着本村的剃头匠、旧城堡管理员、敲钟人、唱诗班成员和时钟维修工。

　　初入学堂，法布尔很不适应，26个法文字母让他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但小法布尔求知欲望格外强烈。他常有机会跑到乡间野外，每次回来，兜里装满了蜗牛、贝壳、蘑菇或其他植物、虫类。大人一心向往城市生活。

　　法布尔十岁时，小学还没读完，只好随全家迁到本省的罗德茨市去住。父母在那里开了个小咖啡馆，同时安排酷爱学习的小法布尔去罗德茨中学，只随班听课，不在校食宿。这期间，为交足学费，法布尔每逢星期日便去教堂，为弥撒活动做些服务工作，挣回少许酬金。整个中学阶段，法布尔家为生计所迫，几度迁居，又先后在上加龙省的图卢兹市和埃罗纳省的蒙彼利埃市落脚。少年法布尔不得不出门做工谋生，致使中学无法正常读下来。他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强记勤问。

　　到了15岁那一年，他只身报考沃克吕兹省阿维尼翁市的师范学校，结果被正式录取。从阿维尼翁师范学校毕业后，法布尔谋得同省卡庞特拉中学初中教员职位，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起初，他教数学。一次带学生上户外几何课，忽然在石块上发现了垒筑蜂和蜂窝，被城市生活禁锢了八九年的“虫心”突然焕发。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到一本昆虫学著作，细读之后，一种抑制不住的强大动力萌生了，他立志要做一个为虫子书写历史的人。那一年他不足19岁。

　　研究昆虫的决心下定了，但维持生存的职业是教书，法布尔仍须为现实问题苦斗。他先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考，拿到高中毕业资格的业士证书。以后又坚持业余自修，通过各门考试，取得大学资格的物理数学学士学位。

　　24岁的法布尔，由政府教育部门调派到科西嘉岛，担任阿雅克修市中学的教员。他一面努力任教，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做动植物观察记录。四年后，他被调回阿维尼翁市，担任中学教员。他心目中有个理想：有朝一日能在大学讲课。两年后，法布尔仍靠自学，取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又过一年，31岁的法布尔以两篇优秀学术论文的实力，一举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两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关于兰科植物节结的研究》和《关于再生器官的解剖学研究及多足纲动物发育的研究》。就在同一年，他在《自然科学年鉴》发表了长期积累的成果──《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观察记》博得广泛赞赏，法布尔出色的观察才能令人折服，人们公认他不仅纠正了以往权威学者的错误，弥补了前人的疏漏，而且阐发了独到的见解。

　　法布尔的昆虫学文章，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34岁那一年，他发表了关于鞘翅昆虫过变态问题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之精、理论意义之大，令同行刮目相看。法兰西研究院向他颁发了实验生理学奖金，肯定他在活态昆虫上的研究具有不同于昆虫结构解剖学的价值。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格外关注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待1859年《物种起源》问世时人们读到，达尔文称他是“难以效法的观察家”。

　　博学的法布尔老师，又发现一种从茜草中提取红色染素的工艺，当地政府准备采用他的技术。可是没想到，经过数年周折，工厂主最终建造的是一个人工合成茜红色染料的车间，没有实现他想利用茜草自然资源的“工业化学梦”。这期间，帝国教育部曾以杰出教师的名义为他授勋，主要表彰他在教师岗位上也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为此还受到拿破仑三世几分钟的接见。

　　放弃化工计划后，为实施教育部长教学改革方案，增设自然课内容，法布尔给女大学生不定期作了一些讲座，听课者越来越多。出于保守、偏见和妒嫉，一群有身份的政界、教育界人物无端指责他是“具有颠覆性的危险人物”，宗教界顽固派攻击他“当着姑娘的面讲植物两性繁殖”。最后由房东出面，强令法布尔全家搬走。

　　法布尔决定离开阿维尼翁这座城市，决心今后再也不想登什么大学讲台。这一年是1870年，法布尔已经46岁。法布尔携妻室子女进入沃克吕兹省境内，在奥朗日市找到一处安身的家。先丢了饭碗，再花销路费，生活没了着落。一向腼腆的法布尔破天荒开口“求钱”，向只有几面之交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密尔(旧译“穆勒”)诉苦，这位英国朋友几年来在阿维尼翁侨居。密尔先生慷慨解囊，法布尔一家度过难关。

　　此后五年间，法布尔主要以撰写自然科学知识读物为生，他的卓越文才开始显露出来。他出版了不少读本，其中包括《天空》《大地》《植物》等讲解性作品，也包括《保尔大叔谈害虫》这样的系列故事性作品。

　　1875年，长期思考后，法布尔决定远离城市喧嚣，加紧实现整理旧资料、开展新研究的昆虫学工作计划。他带领家人，迁往乡间小镇塞里尼昂。小镇各方面条件较差，甚至没有像样的学校。他鼓励小儿子：在这里能锻炼出强壮的身体和强健的头脑，比在故纸堆里更能发现美和真。经过四年努力，整理二十余年资料而写成的《昆虫记》第一卷，于1879年问世。1880年，法布尔的宿愿终于实现：他用积攒的一小笔钱，在小镇附近购得一处坐落在生荒地上的老旧民宅，进一步研究活虫子的计划即将变成现实。他精神舒畅，用当地普罗旺斯语给这处居所取了个风趣的雅号──荒石园。年复一年，荒石园主人穿着农民的粗呢子外套，吃着普通老百姓的清汤淡饭，尖镐平铲刨挖，于是，花草争妍，灌木成丛，一座百虫乐园建好了。他守着心爱的荒石园，开足生命的马力，不知疲倦地从事独具特色的昆虫学研究，把劳动成果写进一卷又一卷的《昆虫记》。他就是这样，孤独、欢欣、清苦、平静地度过了35年余生。《昆虫记》是以大量科学报告材料和文学气质艰苦写成的巨著，文体基本为散文，主体内容集中在昆虫学问题上，同时收入一些讲述经历、回忆往事的传记性文章，若干解决理论问题的议论，以及少量带科普知识性的文字。一位饱经沧桑、追求不止的昆虫学探索者的优势，在这部巨著中得到充分发挥。十卷二百二十余篇，内容丰富自有公论；可其工程之艰难，恐怕只有作者本人才最清楚。

　　法布尔这样说：“散文写作”比求解方程根来得“残酷”。第十卷脱稿时，他原来不打算把《菜青虫》《萤火虫》两篇编进去，因为这两篇是为计划之中的第十一卷写的。就在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85岁的老身子骨支撑不住了，而且耳聩眼花，手指僵到难以正常写作的地步。最后，他心中埋没了“第十一卷”的念头，毅然将两篇文章定为第十卷的增补篇。1910年，他已过86岁，第十卷问世了。他抱着书，拄着拐杖，装上放大镜，一步三摇，流连在“荒石园”中，仍想再把《昆虫记》写下去……但老人的心愿难以实现了。

　　就在这一年，家人以“从事《昆虫记》写作五十周年”之名，邀集法布尔的挚友和学界友好来到“荒石园”，为他举行一次小型庆祝会。法布尔倍感安慰，热泪盈眶。

　　消息传出，舆论界大哗大惊：法国人居然把隐居“荒石园”中的这位值得骄傲的同胞忘得如此轻松！法布尔不在乎这“疏忽”，他正开始筹划出版全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并亲自为这一版本写下一篇短短的序言。序言结尾是这样几句话：“非常遗憾，如今我被迫中断了这些研究。要知道从事这些研究，是我一生得到的惟一仅有的安慰。阅尽大千世界，自知虫类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即使能让我再获得些许气力，甚至有可能再获得几次长寿人生，我也做不到彻底认清虫类的益趣。”新闻界造起宣传声势，“法布尔”的名字四处传扬；“了不起”“最杰出”“伟大”一类赞扬声此起彼伏，荣誉桂冠一个接一个飞向老人；“荒石园”热闹非凡，赶往参观、慰问、祝贺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普通读者，有学界要人，也有轿车成行的政府官员。能令法布尔为之动心的消息只有一个：那一年里，自己作品销出的册数，是此前20年的总和。后来，法布尔的小石膏像四处出现；再后来，法布尔的大型塑像相继剪彩揭幕。

　　老人一辈子未识光彩荣耀为何事，此时下意识地摇着头，颇有莫名其妙之感。近90岁的老翁，操着诙谐的口吻对老朋友说：“这些作法，也太‘神乎’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天比一天临近末日。”离92岁生日只差一个月了，法布尔卧在床上，静候生命里程这又一标志性日子的到来。那是1915年11月的一天，他平静得像一位藐视死神的勇士。这时候人们发现，他已悄悄地长眠了。一位以昆虫为琴拨响人类命运颤音的巨人，从此消失。法布尔去世不到十年，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出齐。

　　他的女婿勒格罗博士，将介绍他一生的文章结集出版，续作《昆虫记》第十一卷。法国文学界曾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为称号，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诺奖委员们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议，便传来法布尔已经离世的消息。然而，这一光荣称号被人们传颂开来。人们曾称法布尔是“昆虫观察家”，到晚年公认他为“昆虫学家”；他去世后，人们在一段时间里称他为“昆虫学家、作家”，后来又把他称作“作家、昆虫学家”。这些称号，对法布尔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法国戏剧家罗斯丹所说，“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在《昆虫记》中，所有的虫子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和人类一样，有着复杂的身体结构，有着微妙的喜怒哀乐，有着杰出的直觉和本能，为了生存，它们也坚韧不拔的与严酷的大自然作斗争——生利和失败都一样惊天地泣鬼神。它们虽然是渺小的生命，却充满了灵性。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 我们首先惊异于法布尔所描写的昆虫世界，改变了对昆虫的看法：蝉并不是寓言中的懒汉，螳螂的性格、母被管虫的不辞辛劳略让人意外……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1．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2．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3．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4．日子像念珠一样，一天接着一天滑过，串成周，串成月。

5．年华一去不复返，事业放弃在难成。

6．黄金时代是在我们的前面，而不在我们的后面。

7．时间是脑力劳动者的资本。

8．文学之知识乃是学问之门禁。

9．天才无非是长久的忍耐，努力吧！

10．知识像烛光，能照亮一个人，也能照亮无数人。

1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2．知识永远战胜愚昧。

13．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14．如果不想在世界上虚度一生，那就要学习一辈子。

15．书籍是横渡时间大海的航船。

16．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收获的好，必须耕耘的好。

17．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

18．光阴易逝，岂容我待。

19．人生有一道难题，那就是如何使一寸光阴等于一寸生命。

20．忘记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记。

21．你若需要时间，还得自己把他造出来。

22．时间是没有声音的锉刀。

23．时间是一味能治百病的良药。

24．人若是把一生的光阴虚度，便是抛下黄金未买一物。

25．时间是一笔贷款，即使在守信用的借贷者也还不起。

26．庸人费心将是消磨时光，能人费尽心计利用时间。

27．不要为已消逝之年华叹息，须正视欲匆匆溜走的时光。

28．向今天献出自己的人，没有哪一个昨天是给浪费掉的。

29．对活者的人来说，是没有明天的；死了的人则没有今天。

30．抓住今天，尽可能少的信赖明天。

31．岁月是百代的过客，而逝去的年华也是旅客。

32．对时间的价值没有没有深切认识的人，决不会坚韧勤勉。

33．除了时间，什么也不属于我。

34．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

35．把握时间观念，同认识一个人一样，相见易，相识难。

36．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连一分钟都无法休息。

37．零碎的时间实在可以成就大事业。

38．浪费了一生就等于夭折。

39．珍惜时间可以使生命变的更有价值。

40．时间像奔腾澎湃的急湍，它一去无返，毫不流连。

41．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就越感到失时的痛苦。

42．得到时间，就是得到一切。

43．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时间就是一种财富。

44．时间一点一滴凋谢，犹如蜡烛漫漫燃尽。

45．我总是感觉到时间的巨轮在我背后奔驰，日益迫近。

46．夜晚给老人带来平静，给年轻人带来希望。

47．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都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为。

48．时间乃是万物中最宝贵的东西，但如果浪费了，那就是最大的浪费。

49．我的产业多么美，多么广，多么宽，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地是时间。

50．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51．别人认为不聪明的孩子，原因是孩子本身就认为自己愚笨。—— （英国•刘易斯）

52．最困难的事是自我了解。——（美国•泰勒斯）

53．你的成就大小，往往不会超出你自信心的大小。。。。。。。不热烈地坚强地希求成功、期待成功，而能取得成功的，天下绝无此理。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自信。。。。。。缺乏自信，就会大大减弱自己的生命力。 —— （美国•马尔腾）

54．这是因为90%成功的根基所在——对自己有信心，并全力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美国•威尔逊）

55．一种思想如果进入心中，就会盘踞成长。如果那是一个消极的思想种子，就会生出消极的果实。积极的思想种子，就会生出积极的果实。 —— （美国：大卫•史华兹）

56．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中国：鲁迅）

57．在世界的进步中，起作用的不是我们的才能，而是我们如何运用才能。—— （英国：布雷斯福德•罗伯逊）

58．研究证明：学习是学习者态度的函数，而不是复习遍数的函数。—— （杰克布威特斯）

59．态度决定成败，无论情况好坏，都要抱着积极的态度，莫让沮丧取代热心。生命可以价值极高，也可以一无是处，随你怎么去选择。 —— （美国：吉格斯）

60．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法国：巴斯）

版本二：

学习格言

1、知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有最大限度地挖掘它，才能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2、新想法常常瞬息即逝，必须集中精力，牢记在心，及时捕获。

3、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深吸一口气，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说：“在这美妙的一天，我又要获得多少知识啊！”

4、不要为这个世界而惊叹，要让这个世界为你而惊叹！

5、如果说学习有捷径可走，那也一定是勤奋。

6、学习犹如农民耕作，汗水滋润了种子，汗水浇灌了幼苗，没有人瞬间奉送给你一个丰收。

7、藏书再多，倘若不读，只是一种癖好；读书再多，倘若不用，只能成为空谈。

8、学习好似一片沃土，只要辛勤耕耘，定会有累累的硕果；如若懒于劳作，当别人跳起丰收之舞时，你已是后悔莫及了。

9、成功包含着黄连与蜂蜜，黄连在成功前吞咽，蜂蜜在成功后品尝。

10、不渴望能够一跃千里，只希望每天能够前进一步。

11、学习的成功与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要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能受到鼓舞，找出努力的方向。

西方翻译史最为盛行的三种翻译模式为：“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

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

二、翻译标准

1、前期标准（preliminary norm）:对原文版本、译文文体、风格等的选择。

2、始创标准（initial norm）：译者对“等值”、“读者的可接受性”以及“两者的折中”所作的选择。

3、操作标准（operational norm）：反映在翻译文体中的实际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