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的时代,诗歌艺术尚处于少年时代。脱离了童年的蒙昧,诗歌艺术正处于美好的年华。自然,纯粹,美好,并且紧密联系生活,质朴和没有过度的抽象,是这一时期艺术的整体表现。
“无论做什么,要使结果和目的是统一的。”
明明是论诗艺,为什么却说“无论做什么”?因为伟大的诗人并不纯粹只是一个人诗人,他首先必须是一个生活家。由此出发,所有的人都是诗人,都是生活艺的术家,只是看一个人从他的生活中发现了多少诗意,并且把这些诗意付诸诗歌,付诸艺术。
一首被完整表达出来的诗即是“结果”,这个“结果”必须和诗人在写作时想要表达的“目的”达到统一。唯有如此时,一首诗才是完整的,进而才是有可能“完美的”。
“必须选择力所能及的题材。”
诗歌艺术的写作,与经营生活事业,不乏共通之处,此是谓生活才是最大的艺术。
比如一个人做一种工作经营一项事业,他必须确保这个工作事业的目标是他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就是说,在经营这件事务时,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失控,但绝不至于全面失控。唯有如此时,他才能驾驭好这件事务,完整并且有可能完美的完成这件事务。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要强调“必须”的原因。一个力有不逮的题材只会使一个人诗人陷入表达的困境,一件力有不逮的事业则会有可能使一个人陷入失败的深渊。
“放弃了夸张的悲哀语句,才能打动观众。”
路边的乞丐为了达到更高的乞讨效果,于是夸张自己的悲惨境遇。比如加重暴露的伤残,或者不断的哀嚎。此类夸张不但不能唤起人更多的同情,反而容易使人心生反感,产生逃离和厌恶情绪。为什么?因为“夸张的悲哀”。
能够打动自己的,往往打动不了别人。用中国化的语言讲,盖自我打动乃是一种小人心性的猥琐体现,令人厌恶。真正能够打动别人的,永远是一个人的真诚。无论这种真诚的对象是好与坏,但对于他人来说,真诚质朴甚于伪装的美好。
“放弃不能带来效果的一切。”
这个要求几乎与“奥卡姆剪刀”完美形成了一致,同时也是简约主义的质朴表达。去除一切多余的,剩下的就是必须的。山下英子的“断舍离”道,所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诗歌艺术忌臃肿,正如人的身体忌肥胖。肥胖意味着内在的疾病,外在的丑陋。如非必要,应该去掉任何一个多余的文字。如非必要,甚至不要增加一个标点符号。
生活中的简约,是如非必要,绝不添置物品。经济企业的经营,如非必要,绝不添加流程,尽可能的降低冗余成本,即是增加利润的合理之途。政府精简用人,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解决人浮于事,才能提高运作效率。
“诗人不可能是头脑健全的。”
所谓“健全”,是指一个诗人完全符合世俗道德的要求,符合庸俗世界的标准。这样的健全会使一个生活艺术家沦为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一个符合大众道德要求的庸人不可能符合大众的审美眼光。大众的世俗道德迫使人平凡普通,大众的审美要求则迫使一个人必须出类拔萃,超凡脱俗。
此一点,是大众思维逻辑中的悖论和困境。大众希望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所以要求大部分人必须普通;但同时又希望世界给予他们以某种希望,所以又希望少数人能够优秀杰出。
因此,一个优秀的诗人艺术家必须使自己在这种悖论困境中找到出路,他必须使自己达到一种可能:过平凡普通的生活,却成为优秀杰出的生活艺术家。
“要寓教于乐,使读者既喜爱又受教。”
美好的艺术作品,比如最有营养的美食,味道既好,使人爱吃,同时有具备很高营养。
比如做饭,能做出一顿饭菜填饱肚子,这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任何一个普通平凡的生活者都能做出来的。唯有能做出一顿超卓出彩的美食,令人赞不绝口,同时营养精良,才是真正的生活艺术家。
最坏的艺术莫过于充满说教,充满无知的自大和狂妄。最好的艺术则远离说教,而是致力于在平庸中表现美好,亦或于绝望中发现希望。
最好的艺术永远给人以生活的勇气和希望,给人以永不衰竭的力量。非如此,是不足以流传世间辉映古今的。
2017-9-21
《诗艺》。
《诗艺》为古罗马学者贺拉斯所著,是西方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
《诗艺》是一封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诗体信简,共四百七十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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