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文物的先秦纺织文物

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这个时期的纺织品，由于年代久远很不容易保存下来。考古工作者在古代遗址考古发掘中，获得了珍贵的织物残片和粘附在器物上的织物痕迹。这为研究中国纺织科学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史料。

1958年，浙江省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700余年）遗址出土了丝帛（绢片）、丝带和丝绳。丝帛残片（图1）长24厘米，宽1厘米，呈黄褐色。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是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度为35拈/厘米。1970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出土粘附在铜器上的丝织物残痕（图2）表明，当时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和 3枚斜纹绮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粘在铜器上的丝织品有五种：纱、纨类的有20余例，用朱砂涂染的有9例，双经双纬的缣有1例，回纹绮有1例。说明商代的丝织技术有较快的发展。

1955年，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铜剑柄上粘附有多层丝织品残痕（图3）。其中有在平纹地上起 5枚纹的菱形花绮，经纬密度为34根/厘米和22根/厘米；有经线显花的纬二重组织的菱形丝织品，经密7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1970年，宁辽阳魏营子西周墓出土有丝织品20余层残片。其中有一块是经二重、三上一下斜纹组织的锦（图4），经密为52根/厘米，纬密为14根/厘米。这些实物说明西周的丝织提花技术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1957年，湖南省长沙左家塘楚墓中出土一叠丝织品。有深棕地、红**显花的菱纹锦。残长325厘米，宽233厘米，经密为138根/厘米，纬密为40根/厘米。褐地矩纹锦的残长为199厘米，宽82厘米，锦面上有墨书“女王氏”三字，经纬密度为80根/厘米和40根/厘米。褐地双色方格纹锦7块，最大的一块残长17厘米，宽11厘米，经纬密度为140根/厘米和 60根/厘米。几何填花燕纹锦的残长为153厘米，宽45厘米，经纬密度为126根/厘米和48根/厘米。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锦的残长为21厘米，宽23厘米，经纬密度为130根/厘米和44根/厘米。这批丝织品表明在战国时期纹样已从几何纹发展为动物纹（见彩图），色彩配置也比较丰富，提花技术已相当进步。

1982年湖北江陵出土大量战国晚期丝织品（见江陵马山战国墓出土丝织品）。 1977年冬，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5000年）遗址出土苘麻的双股麻线和三股草绳，同时出土的还有纺专和织机零件。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3400年）遗址出土了罗纹葛布。经密为10根/厘米，纬密：地部为 13～14根/厘米，有纹部为26～28根/厘米。它是最早的葛纤维织品（见彩图）。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与丝帛同时出土的还有几块苎麻布，都已炭化。经纬纱为S拈，经纬密度为24～31根/厘米和16～20根/厘米。

1973年，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两块大麻布残片（图5），经纬密度为14～20根/厘米和 6～10根/厘米。1978年在崇安武夷山岩墓（公元前1400年）船棺内发现大麻和苎麻织物。大麻纱有S拈，也有Z拈，经纬密度为 20～22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苎麻布残片的经纬密度为20～25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苎麻纱是Z拈，拈度为6拈/厘米。

西周时的麻织品在陕西宝鸡西周墓里出土有平纹麻布，经纬密度为20根/厘米和12根/厘米。到了东周麻织品的精细程度有所提高。如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的苎麻布，经纬密度为24根/厘米和20根/厘米。约合15升布。湖南长沙早期楚墓出土的苎麻布，经纱投影宽度为03毫米，纬纱为045毫米，经纬密度为28根/厘米和24根/厘米。约合 175升布。这种精细的苎麻布已和现代的细布接近。1979年，江西贵溪仙岩战国墓出土许多麻织品。大麻和苎麻布有黄褐、深棕、浅棕三色。同墓还出土纺织工具器物36件。实物说明，当时已有绕线框、齿耙式经具和斜织机等较先进的织具了。更珍贵的是几块印花织物。在深棕色苎麻布上印有分布均匀的银白色块面纹。 自汉至唐纺织品文物在全国各地出土很多。其中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质量最高（见马王堆汉墓出土纺织品）。其余大多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出土的，品种有丝织品、毛织品和棉麻织品等。

各地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大、品种多，组织复杂，花纹多样、色谱齐全。

汉代丝织品有锦、绮、罗等。

①锦：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多种东汉丝织品。其中以汉隶铭文为主的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和阳字彩格锦袜等最有特色。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古楼兰东汉墓中发现韩仁锦、“绣文丸者子孙无极”锦、“昌乐”锦、“长乐未央”锦、“延年益寿”锦、“登高明望四海”锦等许多残片。蒙古诺因乌拉匈奴墓出土“新神灵广成寿万年”锦、“群鹄颂昌万岁宜子孙”锦、游成君守如意锦、“广山”锦、“山”锦等大块残片。苏联米努斯辛克奥格拉赫提古墓出土“益寿大”锦和“延年益寿”锦的残片，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墓发现汉字铭文锦。可见东汉时的汉隶铭文配合卷云纹、茱萸纹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已相当风行。汉锦中最有代表性的“万世如意”锦现存幅面为4075厘米，经纬密度是168根/厘米和75根/厘米。用经二重组织，分组分区织造显花。各区都是绛、白两色的经线，而另配以第3种宝蓝、浅驼（灰褐）或香色（浅橙色）等颜色合为一副。

②绮：汉代的有民丰尼雅遗址的树叶菱纹绮，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以及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墓出土的花卉对兽菱纹绮。这种绮组织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基本相同，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形。树叶菱纹绮的经纬密度为66根/厘米和26～36根/厘米。花纹组织循环的每一单元高39厘米，宽82厘米。这种织物需用38页综织造。

③花罗：汉代的有民丰尼雅遗址的红色杯形菱纹罗。其经纬密度为66根/厘米和26根/厘米。织法是以 4根经线一组的 4经绞罗。这种花罗仍是沿用西汉时绞综环和上口综配合起绞提花、用砍刀打纬的方法制作的。

魏、晋、南北朝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织锦仍是经锦为主，花纹则以禽兽纹结合花卉纹为其特色。北朝夔纹锦，残长30厘米、宽165厘米，由红、蓝、黄、绿、白五色分段织成。方格兽纹锦，残长18厘米、宽135厘米，经线分区分色由红、黄、蓝、白、绿五色配合显花。每区为三色一组，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块状牛文，在绿白地上显出红色线条状的狮纹，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线条状的双人骑象纹，把方格纹、线条纹和块状纹结合成特殊风格的图案。另一块树纹锦的经纬密度为112根/厘米和36根/厘米，用绛红、宝蓝、叶绿、淡黄和纯白五色织成。织造方法和上述两种纹锦基本相同。1966年和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还出土有联珠对孔雀贵字锦、对鸟对羊树纹锦、胡王牵驼锦、联珠贵字绮和联珠对鸟纹绮等品种，其中联珠是第一次发现的特殊纹锦。

唐代丝织品在新疆吐鲁番和民丰的墓葬里发现了大批的联珠对禽对兽变形纹锦。如对孔雀、对鸟、对狮、对羊、对鸭、对鸡、鹿纹、龙纹、熊头、猪头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还出现了团花、宝相花、晕花、骑士、贵、王、吉字等新的纹饰。织造技术已从经显花发展为纬显花。其中以宝相花锦鞋和晕锦裙、针衣的晕色效果最为突出。如变体宝相花鸟锦鞋的晕衬里是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八色丝线织成的彩锦。 有精细的花罽，粗犷的斜褐，稀疏的毛罗，通经回纬的缂毛，簇茸厚敦的栽绒毯。

汉代毛织品1959年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人兽葡萄纹罽三块，残长21～26厘米，宽23～46厘米。经纬密度为56根/厘米和30根/厘米，经线用双股，在米**地上起墨绿色人兽葡萄花纹。同墓出土的龟甲四瓣花纹罽，残长24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为21根/厘米和26根/厘米，经线用3股，纬线用双股，在靛蓝色地上织出绛红色的花瓣纹。毛罗残长30厘米，宽55厘米，经纬密度是24根/厘米和18根/厘米，精密稀疏程度几乎与丝织罗相仿。毛罗的组织是2经绞3纬，这种横罗织法还属首次发现。1959年民丰大沙漠一号墓出土的毛毯，残长32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是7～8根/厘米和 4根/厘米。编结采用的是马蹄形打结法，每5根地纬栽一行绒纬，绒纬长20毫米，恰好将地纹全部盖满。彩色绒纬用绛红、靛蓝和米黄等色线配置花纹图案。现代和田地毯正是从这种毛毯发展而来的。

南北朝毛织品主要有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遗址出土的方格呢和紫色褐。方格呢残长157厘米，宽125厘米，经纬密度为18根/厘米和15根/厘米，用青、黄两色织成方格纹。紫色褐残长为155厘米，宽6厘米，经纬密度均为25根/厘米。另一块是蓝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纹组织，经纬密度均为22根/厘米,织物有细薄精密效果。另一块**斜褐，残长115厘米，宽95厘米。经纬密度为12根/厘米和 9根/厘米，组织是二上二下斜纹，拈向为Z和S，织物有粗犷感。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栽绒毯二块，其中一块菱纹栽绒毯残长19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为3根/厘米和4根/厘米，绒组织仍用马蹄形打结法，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彩色线编织成四个相邻的大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纹内显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装饰性很强，是新疆古代民族图案的特有风格。

唐代毛织品多数是在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有平纹的毛褐，残长8厘米，宽5厘米，经纬密度为12根/厘米和13根/厘米。黄蓝色条纹褐，残长6厘米，宽6厘米，经纬密度为4根/厘米和8根/厘米。由于经纬密度差异大，表面上有横向凸纹效果。同一遗址出土的还有通经回纬的长角形缂毛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等。其中禽纹缂毛毯残长19厘米，宽95厘米。经纬密度为3根/厘米和12根/厘米。经线是Z拈，纬线是S拈合股。在红地上显出蓝色雏禽纹，以棕色饰成羽毛，花纹清晰。六瓣桃花纹缂毛毯残长35厘米，宽4厘米，经纬密度为 4根/厘米和12根/厘米。纬线有红、蓝、黄、白四组，在蓝色地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填成花蕊，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隔，图案更加醒目生动。 汉代棉布又称白叠布。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遗址出土的棉织品有蓝白印花棉布、白布裤和手帕等残片。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长80厘米，宽50厘米。另一块腊染棉布残长86厘米，宽45厘米，组织为平纹，经纬密度是18根/厘米和13根/厘米。

魏、晋、南北朝棉布出土的数量较多。1964年吐鲁番晋墓出土的一个布俑，身上衣裤全用棉布缝制。1959年，于田屋于来克遗址出土一件长215厘米，宽145厘米的褡连布，经纬密度为25根/厘米和12根/厘米，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出方格纹。另一墓葬出土的蓝白印花棉布，残长11厘米，宽7厘米。经纬密度均较前一块细密。

唐代棉布1959年在巴楚脱库孜沙来晚唐遗址出土细密的棉布，同时出土的一块蓝白提花棉布，残长26厘米，宽12厘米，质地较粗重，经纬密度约为16根/厘米和8根/厘米，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双纬织出纬线起花的美丽花纹。 宋代纺织品出土文物主要有福建福州黄升墓的织品和衣物300余件、江苏金坛周瑀墓衣物 50余件、江苏武进村前公社宋墓衣物残片、湖南衡阳宋墓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夏陵区 108号墓丝麻织品、浙江兰溪棉毯等。黄升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6枚花缎等7个品种，其中仅罗就近200件。“宋罗”和“汉锦”、“唐绫”一样，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品种。

4经绞花罗在宋以前已有出土，2经绞和3经绞花罗还是首次出土。2经绞花罗是在2经绞的地纹上起平纹和浮纹花。2经平纹花罗的经纬密度为36×27根/厘米。花纹有卍字、梵轮、必定、叶状四向十字形等杂宝纹饰。2经浮纹花罗是在花纹部以纬线起花，经纬密度为32×18根/厘米。浮纬结构是当绞经和地经不起绞而平行排列时，绞经下沉，纬线浮于经线上有1根、3根、5根、7根、9根不等而形成花纹。花纹有卍字、梅花、四向花、四瓣花等。这两种花罗均是以杂宝花为主题的小提花织物。3经绞花罗有平纹花、斜纹花和隐纹花三种，3经平纹花罗的地组织以3根经丝（1根绞经、2根地经）为一组，花纹部位以单经、双经平纹起花。经纬密度差异最大的是45×18根/厘米。花纹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等，而以牡丹、山茶花为最多。3经斜纹花罗花纹部位起二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经纬密度差异最大的是45×19根/厘米，经丝直径为005～020毫米，纬丝直径020～040毫米。花纹有牡丹、山茶、栀子、蔷薇、月季、芙蓉等，以牡丹、芙蓉为主。隐纹花罗，地组织外观与2经绞相似，实是3经的隐现。当A、B、C3经粗细相绞成地部，花纹部位粗经中分出一根作单独的平纹组织，不起绞的经平纹最长达13根，最短的也有三根。由于绞织和平织的织缩不同，花部的单经平纹出现松弛现象。这种花纹有连枝和折枝花卉两大类。有一块单一的牡丹花，朵径达 12厘米。花纹单位最大的是41×15根/厘米，是宋代以前少见的大型花纹

花纹以牡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山茶、栀子、梅花、菊花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这种以花卉写实题材作为提花工艺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构图设计以复瓣的牡丹、芙蓉为主体的折枝花卉，枝头上点缀小花，主花花芯套织莲花。芙蓉的叶子上填织梅花。 元代纺织品由于特定时代背景在织造技艺上虽然大都继承前代，但风格与品种颇有特色。元代纺织品以色彩华丽，纹样粗犷著称。内蒙古博物馆和新疆博物馆所珍藏的元代纺织品充分反映出这一特点。

简称“织金”，蒙语音译为：纳石失是元代纺织品中最具特色的产品。在新疆博物馆内藏有元代戎装：**油绢织金锦边袄一件。袄以米**油绢作面，粗白棉布衬里，袖窄长，腰部细束。在腰部订有30道“辫线”，共宽95厘米。“辫线”是用丝线数股扭结成辫订在腰部的。在袖口、领、肩、底襟和开衩部分均有织金锦做的边饰。所用织金锦有的用片金织成，有的用拈金织成。片金织成的简称“片金锦”，经线为丝线，纬线则以片金线和彩色棉线作纹纬，丝线作地纬。经丝分单经和双经两种，较细的单经用于固结纹纬，而较粗的双经与地纬交织，使织物坚牢，经纬密度为52×48根/厘米，花纹用穿枝莲遍地花图案。拈金线织成的简称拈金锦，经线亦为蚕丝，分单经和双经两组，纬线由两根平行的拈金线和一根棉线组成，拈金线作纹纬，棉线作地纬。单经与纹纬成斜纹交织，双经与地纬成平纹交织，经纬密度为65×40根/厘米，纬线以拈金线显花，花纹图案中比较明显的部分是人像，修眉大眼，隆鼻小口，脸型略长，头戴宝冠，自肩至冠后有背光。 明清纺织品文物传世较多。出土纺织品可以定陵出土的为代表（见〖HTK〗定陵出土明代纺织品）。传世品则可以各地收藏的明刊《大藏经》封面锦褾和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明清皇室服用的织物珍品为代表。明《大藏经》刊印于永乐、正统至万历时期（1403～1619）。裱装经面的材料，多从内库和“承运”、“广惠”、“广盈”、“赃罚”四库中取用，基本上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提花丝织产品。这批经卷当时由朝廷分赐全国各大寺院。织物的纹样风格有的富丽雄浑，有的秀美活泼；织物组织和品种则有妆花缎、妆花纱、实地纱、亮地纱、暗花缎、暗花丝绒、织金锦和花绫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织物，如漳缎、漳绒、双层锦、栽绒、5套七色夹缬等都较罕见。其中有很多是整匹、整件的料子，常常附有当时的名称和织造年月、地点和织匠姓名等资料。从此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明清织物的原貌。

产生于明代的提花起绒丝织物。故宫博物院收藏较多。明晚期南京生产的金地莲花牡丹云龙漳缎炕褥，纬二重经起绒组织，起毛杆起绒圈，割断毛圈成绒。以双股拈金线浮纬为背景，朱红色绒毛显花。绒毛挺立而整齐密集，高度约2毫米。纹样由五爪龙、四合如意云、缠枝莲花牡丹组成，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清康熙妆花绒缎炕褥残片，实物尺寸119×695厘米。纹样为卍字边勾莲夔龙、独花。以**地经、地纬交织成变化组织，金**绒经起绒花。此外，还用挖梭回纬的方法织入豆绿、墨绿、大红、粉红四色彩纬以及双股拈金线，用专门的接结经接结。这种结合运用妆花、起绒技术织造的漳缎极为罕见。乾隆蓝地缠枝牡丹漳缎匹料，以经面缎纹为地组织，彩色绒经显花。宝蓝、玫瑰红、青莲、朱红、翠绿五色绒经交替排列，使织物正面浑然一体而背面显露色条。织物花纹边缘部分的绒圈未割，同一色彩的绒经产生绒圈、绒毛两种不同的层次，从而使图案的色调丰富，更有立体感。此外，故宫还藏有在缎地上起单色白绒花，再施以彩绘的特殊品种。 明清的栽绒毯遗留品，常以丝、毛、棉等纱线交织，其精致华丽超越了前代。明“九狮图毯”（现存美国）淡杏**地，9匹彩狮构成团花，四周饰以牡丹，外圈再环绕卍字形几何纹。纹样象征着“九世同堂”的吉祥意义。毛毯两端缀有氆氇毯头。栽绒采用新疆维吾尔族传统的8字形固结法。羊毛纬，棉纱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金线地玉堂富贵壁毯”，实物尺寸270×645厘米，排长11厘米。图案是根据当时宫廷画稿设计的。纹样由玉兰、海棠、牡丹、灵芝、竹子、蝴蝶、山石等构成。使用了23种彩色“绒线”（家蚕丝纤维制成）和金、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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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绮高慎结局是收货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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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云绮五岁了。小云绮本就讨喜，更因为她有个极其懂事儿的小娘，所以夫人对她要比其他庶子女要好。这日她们进宫，小云绮也跟着去了。我有些不放心，如今我已是当朝宰相亦是太子师。纵然小云绮只是我的庶女，想来也不会有人敢为难她，我这样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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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物的品种，发展到汉代，已有绢、素、练、缟、綮、缦、缚、缣、纨、纱、罗、绫，觳、绮、锦、织成等，其总称为缯帛。

绢、素，练、缦、缟是普通丝织品，多为本色，也有染成各种颜色的，如绢在战国时用量最大，除白色外，有朱红、紫红、黄、褐、黑等色。

缣、纨、缚是用经过处理的丝织成的精细的高级素色丝织品。《后汉书·章帝纪》有“诏齐相省冰纨”句，这里的冰纨是形容纨的高贵和洁白，后世常以纨夸子弟来形容富家子弟，这里纨是指豪华的穿戴。有人曾将当时的绢和缣作比较，缣比绢精细得多，如汉绢每平方厘米经线46根、纬线36根，而汉缣每平方厘米经线80根、纬线55根。

纱、罗是用特殊工艺织成的高级丝织品。纱、罗的组织比一般丝织物复杂得多，它的经丝是相互缠绕纠织的，表面有透空的孔眼，一般孔眼布满织物表面的叫纱，孔跟按规律分段出现的叫罗，有些罗的孔眼还织成几何形纹样，如著名的朱红色杯形菱纹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纱、罗需要在复杂的纠经织机上织成。战国时，纱、罗织品已风靡一时，如用纱涂上漆做成纱帽以及用罗制成的罗账、罗幔、罗衣、罗裙等。楚国的诗人宋玉曾用“罗、纨、绮、纟贵盛文章”来赞美琳琅满目的丝织花罗。

觳是一种表面起皱，有凹凸不平肌理的丝织品，它是利用两种拈度不同的强拈丝作经纬线交织而成的。细薄的质地，却能给人以厚实的感觉。

绮、绫是有花纹的素色丝织品，绮为斜纹起花，平纹织地，绫为斜纹组织，变化起花。绮和绫都是极精美的丝织品。

锦是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品，是丝织品中最华美和昂贵的一个品种，所以锦作金旁。汉代的锦多以经线起花，通称为经锦。这种经锦，纬线以一单色，经线常为三色，由经线显花纹时，三种色彩的经线，常一种作地色，一种作花纹色，一种作花纹的轮廓线。在汉锦中，还发现一种特殊织造的锦，被称为绒圈锦。这是一种多重经丝提花的丝织品，花纹由织出的环状绒圈组成，使花纹具有立体感。这种锦常作为边饰应用，增加了服饰的视觉效果。如果让绒圈断开，则相当于现代的提花丝绒。

丝织的装饰纹样。早在商周时期已有简单的几何图案，如商代安阳出土的铜钺上残留有云雷纹绮的印痕。到战国时，除几何纹外，开始出现鸟兽、龙凤等动物纹样。发展到汉代，纹样更加丰富，流行云气纹及文字装饰。

绮的意思是有花纹或图案的丝织品，华丽；美丽；美妙。琦的意思是不凡的；美好的，美玉。

1、绮qǐ 

基本释义：

（1）有花纹或图案的丝织品：绮罗。

（2）美丽；美妙：绮丽。

例句：宋· 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

白话译文：全身穿着美丽的丝绸衣服的人。

2、琦qí

基本释义：

（1）美玉。

（2）不凡的；美好的：琦行（美好的品德）。

例句：东汉 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

白话译文：珍贵的财物和宝物，没有大的房屋是不能容纳的。

扩展资料：

琦的相关组词：

1、琦行 [ qí xíng ] 

基本释义：高尚的行为。

2、琦赂 [ qí lù ] 

基本释义；珍贵的财物。

出处：东汉 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

白话译文：珍贵的财物和宝物，没有大的房屋是不能容纳的。

3、琦珍 [ qí zhēn ] 

基本释义：奇异的珍宝。

出处：东汉 班固《汉书·西域传下·渠犁》：“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 

白话译文：夫人号称是君主的女儿，赐给他车骑旗鼓，歌唱吹奏的数十人，绮绣，丝织品、奇异的珍宝数千万。” 

4、琦玮 [ qí wěi ] 

基本释义：

（1）美玉。

（2）浮华；华丽。

（3）奇特；珍奇。

出处：汉 陆贾 《新语·术事》：“杜*邪之欲，绝琦玮之情。” 

白话译文：杜绝奢侈*欲，杜绝浮华丽的追求。

绮在名字里的寓意吉利吗“绮,文缯也”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就是指彩色的丝织品，可引申为富丽堂皇、高贵典雅的含义，给女孩用在名字里则有光彩、华丽的寓意，命运学中更是财运的象征，所以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取名宜用字。同时也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期盼，有希望其能够大富大贵、吉祥如意很好的祝福。用绮字给女孩取名是非常高端大气的，还更有招财旺运的作用。

与绮字读音相近的字：綮 芑 起 乞 企 启 屺 岂 杞与绮字部首相同的字：纠 纡 红 纣 纤 纥 约 级 纨 纩

带绮字有寓意的男孩名字「绮云」（qǐ yún） 云在古代有两种写法，一是云，意思有说话，如熟语子曰诗云；一是霎，指云彩。现代汉语里则简化统一为云。人名用云字，一般是取云彩的意义。「轩字的本义是指一种曲辕有番的车，为卿大夫及诸侯夫人所乘坐，又因饰物不同而分为鱼轩、犀轩、朱轩等。后来，又引申为高起、高仰、飞举，常见词语轩轻、气宇轩昂等即有此义。「绮漫」（qǐ màn） 漫字意为勤俭持家，财通八方。意为遍布、充满；长等。「雁绮」（yàn qǐ） 雁字指天上飞的一种侯鸟，即大雁。由于这种鸟在每年春分后飞往北方，秋分后飞回南方，极有规律，与人类的关系也很密切。人名用雁字，多取其高飞之义。「培绮」（péi qǐ） 培字意指培养、根基堆上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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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

对于西方地中海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也就是丝绸文化。沿着丝绸古道，大量中国丝货源源西运，流向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叙利亚东部沙漠之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就是中国丝织品西运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中途站。这里出土的汉字纹锦，是属于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它的纹样和织人的汉字同本世纪初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都是汉代生产的绫锦、彩缯。中国丝货运到地中海地区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那里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普遍的追求。

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货，都先要经过埃及。因为当时的埃及，属于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省区。作为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枢纽，罗马输往东方的货物大都从亚历山大运往东方各地；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货物也以这里为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的丝货由中国商队直接运到叙利亚，或通过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队转运到那里，然后进入埃及。从公元初年起，中国的丝绸便在埃及流行起来。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装出席宴会。这位历史上的风流艳后身穿的华丽绸衣，就是经过特制的中国绫绮美服。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罗卡纳记述这位女王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耀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克列奥帕特拉所穿的华丽丝衣，是由中国运进的缯彩，在提尔、西顿重加编织而成的。恺撒大帝也曾穿着这种精美的丝袍，到剧场看戏，因而引起了惊羡与非议。

罗马征服埃及之后，中国丝织品自然畅销罗马境内的各个地区。当时，中国丝绸的精美举世无双。汉代丝织品统称“缯彩”。对于夏季干燥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用中国丝织品如绫、罗、绮、纱等裁制的衣服，最为相宜。特别是那些极为轻巧和透明的轻纱，色彩缤纷的暗花绸，更以其特有的轻软、华丽，独树一帜，在素以羊毛、亚麻和棉花为纺织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著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23～79)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所产的丝，名驰宇内。这种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的夫人娇媛，将其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少女全靠这种透明的轻纱，显露她们体态的秀美”。

早在罗马的共和末期，丝绸之价竟贵比黄金。丝绸贸易已成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贸易。到公元2世纪时，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极西端的英伦海岛，丝绸的流行也不亚于中国的洛阳。为了获取丝货等物，每年从罗马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钱，不下一亿赛斯太斯(古罗马货币单位)。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绸缎了。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对美的追求的视野。

由于长期、大量中国丝货西流的影响，西方一些文明先进的民族和地区，不仅购求中国丝织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国丝货。例如，从公元四五世纪以后，埃及人开始用中国运去的生丝作为原料，在当地进行加工制造，或者将中国的丝织品拆成丝线另行重织。如埃及卡乌地方就发现用华丝织成的织物。随着埃及仿制丝货日渐增多，其中还有少量回流中国市场，被统称为“杂色绫”。不过，当时埃及和罗马的简单织机虽能织出透明的轻纱，却织不出中国的花纹。后者需要中国的提花机方能织出。大约在3至7世纪，中国的提花机传入埃及。此外，丝织机的踏蹑设备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而埃及原来一般使用的立机无法安装这种设备，后来引入了中国的平机，才采用了此种装置。

至于中国丝织技艺的西传欧洲，更有一个生动的传说，传说公元55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在东罗马创建缫丝业。当时，有两名曾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向这位东罗马皇帝述说他们在中国见到的养蚕和缫丝的过程。皇帝于是命令他们设法将中国的蚕茧带到东罗马。这两位波斯僧侣挖空心思，将蚕卵藏在空心竹杖里，跋山涉水，抵达东罗马，将蚕卵献给东罗马皇帝。从此，中国的丝织技艺便传入欧洲。

当中国的丝绸产品由海陆两路源源西进的时候，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物品与信息，也不断传入中国。通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当时的中国人对遥远西方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尤指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埃及)物产已相当熟悉。公元3世纪初出使扶南国的康泰，就称罗马为宝国。鱼豢在《魏略》中，更对大秦物产津津乐道，分门别类加以论述。《魏略》所列举的大秦物产，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类；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火烷布等织品类；赤、白、黑、绿等10种流离(即琉璃)；玛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宝石类；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产，总计达65项。它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远涉重洋，输出到中国，受到中国人的赞赏和喜爱。

罗马运来中国的珠宝类船货，大多产自埃及和地中海、红海地区。以珊瑚为例，古代西方文献中记载，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为罗马帝国运往印度的重要输出物。中国史籍上，这种记载更所在多有。如《太平御览》等书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等字样。红海因盛产珊瑚，更被称为“珊瑚之海”。在这些中国史书中，还对地中海、红海地区人民用铁网采珊瑚的办法，作了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