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帛部·卷二
李昉
○锦
《说文》曰：锦，襄邑织文也。
《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制字"帛"与"金"也。
《礼记·王制》曰：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不示民也奢与贪。成犹善也。)
《礼记·玉藻》曰：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童子，未冠之称。《冠礼》曰：将冠者彩衣紒也。)
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
又曰：居士锦带。(居士，道艺处士也。)
又《中庸》曰：《诗》云："衣锦褧衣"，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君子深远难知，小人浅近易知也。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远也。禅为褧。锦衣以美，而君子以禅表之，为其文章露，似小人也。)
《左传·闵公》曰：卫迁于曹，齐桓公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又《襄三》曰：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贿荀偃束锦加璧。
又《襄五》曰：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步马，习马。)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左师曰："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归，以告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
又《襄六》曰：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吾爱之。夫往而学焉，亦愈知治。"子产曰："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言官、邑人重，多于美锦也。)
又《昭四》曰：晋合诸侯，次于卫地，叔鲋求货于卫，*刍荛者。(*，放也。欲使卫惠之而致货也。)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屠伯，卫大夫也。)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而敢有异志？刍荛者异于他日，敢请之。"叔向受羹反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货也。)
又《昭四》曰：平丘之会，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铎射(鲁大夫也。)怀锦，奉壶饮冰，以匍匐焉。守者御之，乃与之锦而入。(匍匐，窃往敛季孙也。冰箭，箭盖，可以取饮者也。)
又《昭六》曰：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申丰从女贾，(丰、贾二人，皆季氏家臣也。)以币锦二两，(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所谓匹也。二两，二匹。)缚一如瑱。(瑱，充耳。缚，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怀藏。)适齐师，谓子犹之人高齮：(齮，子犹家臣。子犹，梁丘据。)"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言若能为我行货于子犹，当为谓；使得为高氏后，又当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齮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言鲁人买此甚多，布陈之，以百两为数。)子犹受之。
又《哀上》曰：吴人藩卫侯之舍。(藩，篱。)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侯伯致礼，以礼宾也。地主，所会主人也。饩，生物。)以相辞也。(各以礼辞让。)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难若用也。)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以赂吴。)
《毛诗·淇澳·硕人》曰：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又《蟋蟀》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
又《巷伯》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而作是诗也。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萋斐，文相错也。)彼谮人者，亦以太甚！
《论语》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
《尔雅》曰：素锦绸杠。(以白地锦韬旗之竿。)
《尚书大传》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举事力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軿马，衣文锦。
《汉书》曰：项羽在关中，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又曰：景帝三年，下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工，宜禁之！"
又曰：贾人毋得衣锦。
谢承《后汉书》曰：朱宠仲威为太尉，家贫，食脱粟，卧布被。朝廷赐锦被粱肉，皆不敢当。
《汉官仪》曰：虎贲中郎将，古官，衣纱縠单衣，虎文锦裤。余郎亦然。
《汉官典职》曰：尚书郎，直中官，供锦被。
《魏志》曰：景国中，赐倭女王绛地交龙锦五匹、绀地勾文锦三匹。倭献暴文杂锦二十匹。
《魏文帝诏》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
《典略》曰：孔子反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吴志》曰：将钦，字公弈，为右护军。孙权常入其内，母练帐缥被。权叹其在贵守约，敕御府为其母作锦被，改易帷帐。
又曰：甘宁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辄割弃以示奢。
又曰：诸葛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侈。
环氏《吴纪》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
《江表传》曰：陆逊攻刘备于夷陵，备舍船步走，烧皮铠以断道，使兵以锦挽车，走入白帝。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
王隐《晋书》曰：袁甫，字公曹，称所知于领军何勖，勖曰："君称其好人，则多所宜，何以为欲使宰民，不可为台阁职乎？"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人虽好，好莫过锦，锦不可以为焰！"
王隐《晋书》曰：窦妻苏氏善属文。符坚时，滔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诗以寄滔。循环宛转以读之，词甚凄切。
《晋书》曰：石季龙僣立，迁都于邺，倾心事佛图澄，有重于勒。下书，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
《南史》曰：宋元凶劭将作难，赐袁淑等裤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裂之，分萧斌与淑及左右，使以缚裤褶。
《齐书》曰：江淹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尺既无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
《赵书》曰：前石死，调大臣子弟六十人为挽郎，引锦一匹。
《后魏书》曰：甄琛为定州刺史，既至乡，衣锦昼游，政体严细，甚无声誉。
又曰：孝武至彭城，宋江夏王义恭献蜡烛十挺，武陵王骏献锦一匹。
《北史》曰：齐毕义云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服器物。
《后周书》曰：太祖曾在同州与郡公宴集，出锦罽及杂绫绢娄段，命诸将樗蒲取之。
《唐书》曰：王方庆，天后初为广州都督，境内清肃。手制褒之，曰："朕以卿历职有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今赐卿杂彩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历初，代宗诏许宰臣元载、王缙及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乾，各出钱三十万，宴郭子仪于子仪私第，内侍鱼朝恩参其会焉。朝恩出锦三十匹、罗五十匹、绫一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旧俗，赏歌舞人以锦彩，置之头上，谓之缠头。宴飨加惠，藉以为词。
又曰：大历中，代宗敕曰："《王制》：'命市纳贾，以观人之好恶。布帛精粗不中度，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汉诏亦云：'纂组文绣害女工也。'朕思以恭俭克己，敦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齐金土之价。而风俗不一，逾侈相高，浸弊于时，其来自久，耗缣缯之本，资锦绮之奢，异彩奇文，恣其夸竞。今师旅未戢，黎元不康，岂使*巧之功，更亏恒制？在外所织造大张锦、软锦、瑞锦、透背，及大繝锦、竭凿六硬已上锦，独窠文纱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等，并宜禁断。其长行高丽白锦、杂色锦，及常行小文字绫锦、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师子、天马、辟邪、孔鹊、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诸织差样文字等，亦宜禁断。"
又曰：张万福为和州刺史。贼许果至楚州大掠，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未至淮阴，果为其将康自劝近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南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代宗发诏以劳之，赐衣一袭、宫锦十双。
又曰：太和中，赐修指南车、记里鼓人，故金忠义男公亮绯衣、牙笏锦三十匹。
《范子计然》曰：锦大丈出陈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华曰："若能入火取得锦者，从所多少。"商丘开入火往还而身不烧。
《尸子》曰：夫茧舍而弗治，则腐而弃；使工女缲之，以为美锦，人君朝而服之。
《子思子》曰：管仲馈锦也，虽恶而登朝；子产练紫也，虽美而不尊。(《孔子家语》)
《淮南子》曰：管仲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帛也，美而不尊。(管虽不及圣，犹文锦也。子产先恩后去，如练帛，虽温，不堪为宗庙服。)
《抱朴子》曰：籍孺董邓，犹锦纨之裹尘埃。
又曰：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知勇。
又曰：寸裂之锦黻，未若坚完之韦布。
又曰：小文虽巧，犹寸锦细碎之珍。
《太公六韬》曰：夏桀、殷纣之时，妇人锦绣文绮之坐席，衣以绫纨尝三百人。
《穆天子传》曰：吉日甲子，天子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郭璞注曰：纯，匹，锦名也。组，绫属，音祖也。)西王母再拜受之。
又曰：盛姬之丧，天子使襞人赠用文锦。
《汉武内传》曰：帝见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黄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不？"王母出以示之："此五岳之真形图也，文秘禁，岂汝秽质所宜佩？"王母即命女宋灵宾更取一图，以与武帝。灵宾探怀中得一卷，盛以云锦之囊。王母起立，手以付帝。
《说苑》曰：魏文侯与田子方语，有两童子衣锦而侍于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于战，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潜夫论》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物故有丑治好者矣。
郭子横《洞冥记》曰：元鼎元年，起招仙灵阁于甘泉宫西。编翠羽麟毫为廉，有走龙锦，有翻鸿锦。
《西京杂记》曰：武帝时，得贰师天马，以玫瑰石为鞍辔，镂以金银，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
《王子年拾遗记》曰：员矫之山名环丘，东有云石，广五百里。有蚕，长七寸，黑色，有角、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其质轻暖柔滑。
又曰：周成王时，因祗国致工女一人，善织，以五色丝内口中，手引而结之，便成文锦。其国人来献，有云昆锦文，如云霞，有楼堞；有离珠锦文，似贯佩珠也；有篆隶锦文，似大篆字；有列明锦文，罗灯烛七幅，皆广三尺。
又曰：周灵王起昆昭之台，以享群臣。张鸾章锦文，如鸾翔。
又曰：吴赵逵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
《神仙传》曰：淮南王为八公张锦绮之帐，燔百和之香。
又曰：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尝在魏武帝坐，帝曰："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须臾，即得姜还，并获使报。
《华阳国志》曰：阎宪，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为绵竹令，以礼让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成夜行，得遗贿一囊，中有锦二十匹，求其主还之，曰："县有明君，何敢负也！"
《陈留风俗传》曰：襄邑县，南有涣水，北有睢水。传曰：睢、涣之间文章，故有黼、黻、藻、锦、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
《异物志》曰：锦鸟，文章如丹地锦，而藻缋互交。俗人见其似锦，因谓之锦鸟。
《邺中记》曰：石虎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用黄地博山文锦，或用紫绨及小明光锦。
又曰：织锦署在中尚方：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葡萄文锦、班文锦、凤皇锦、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
《丹阳记》曰：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
《语林》曰：陈元方遭父丧，骨立。其母悯之，以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吊，见而责之，宾客绝百许日。
《世说》曰：石崇，锦步障四十里。
左思《蜀都赋》曰：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古诗》曰：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传》曰：夫人字宪英，卫尉肃侯毗之女。不好华丽。琇上夫人〈鼠单〉子帔，缘以锦，不肯服。从外孙胡毋杨上夫人锦被，夫人反卧之。
《诸葛亮集》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张温表》曰：刘禅送臣温孰锦五端。
魏武《与杨彪书》曰：今赠足下锦裘二领。
○绣
《尚书·益稷》曰：矛欲观古人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绣。
《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得衣绣。
《毛诗·终南》曰：君子至止，黼衣绣裳。
又《杨之水》曰：素衣朱绣，从子于鹄。(鹄，曲沃邑也。鹄音沃。)
又《九罭》曰：《九罭》，美周公也。我遘之子，衮衣绣裳。
《周礼·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币，琮以锦，琥以绣。
又《冬官上·画缋》曰：五采备谓之绣。
《礼记·月令》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绣有恒，必循其故。
《左传·闵公》曰：狄伐卫，公与石祁子玦、宁庄子矢，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
《春秋潜潭巴》曰：天子文绣布，地必动，绝无嗣。
《释名》曰：绣，修也，文修然也。
《史记》曰：范睢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
又曰：文帝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不得文绣，以示敦朴。
又曰：楚庄王有爱马，衣以文绣。
《汉书》曰：广川王去后昭信，谮姬荣爱："视瞻意态不善，疑有私。"时爱为王刺方领绣，(晋灼注曰：今妇人直领为方领，上刺作黼黻文也。)去取烧之。
又曰：齐织作绣。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来，赐帛绣绮八千匹。
又曰：武帝祠太一，祝宰衣紫及绣。
又曰：江充使匈奴，拜直指绣衣御史，使督三辅。
又曰：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持斧，逐辅盗贼，威震州郡。
又曰：罽宾刺文绣。
又曰：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又曰：霍光薨，赠絮绣被百领。
又《百官表》曰：侍御史有绣衣直指，武帝所制。
《东观汉记》曰：更始遂共谋诛伯升，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
又曰：李忠独不掠财物，上曰："我欲赐之，诸君无望乎？"取大骊马及绣被以赐忠。
《魏志》曰：张既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太祖谓既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
《魏略》曰：大秦国有金缕绣色绫，其国利得中国丝素，解以为胡绫。
《晋中兴书》曰：中宗所幸郑夫人衣无文绣。
《后魏书》曰：王宪为并州刺史，还京师。以宪年老，特赐锦绣布帛、珍羞礼膳。
《管子》曰：桀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衣服，衣皮带茭；今则厚敛，百姓以锦绣文彩靡曼衣。
《范子计然》曰：能绣细文，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
《孙卿子》曰：天子尊重无上矣，衣被则五彩杂，间色，重文绣。
《庄子》曰：楚聘庄子，庄子曰："子不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淮南子》曰：绣为被则宜，为冠则议。
《国语》曰：齐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
《帝王世纪》曰：纣不服短褐处于茅屋之下，必将衣绣游于九重之台。
贾谊曰：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以被墙屋。
《说苑》曰：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
又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张翠盖。越人拥楫而歌曰："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举绣被而覆之。
杨子《法言》曰：今之学也，非独为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喻今学繁多也。)
《盐铁论》曰：古庶人老耄而后衣丝，其余则麻能而已，故命曰："布衣"；今富者绮绣国纨，素绨冰锦。
《论衡》曰：齐郡能刺绣，恒女无不能者。襄邑枲织锦，恒妇无不巧者。目见而手狎也。
又曰：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网缕之工不能织锦。儒生能为文吏，文吏不能为儒生也。文吏一旦在位，则鲜冠利剑；一岁典职，则田宅并集。
又曰：绣之未刺，锦之未织，丝帛何以异哉？反其加五采之功，施针缕之饰，则文章焕耀。学士有文章，其犹丝帛布色之功。
桓谭《新论》曰：阳城子张名衡，蜀郡人王翁与吾，俱为讲乐祭酒。及寝疾，预买棺椁，多下锦绣，立被发冢。
焦赣《易林·离之大过》曰：被绣夜行，不见文章。安坐玉堂，乃无咎殃。
《洞冥记》曰：甘泉有霞光绣、藻龙绣、连烟绣。
《王子年拾遗记》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
又曰：吴主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形军阵之象。赵夫人曰："丹素之色易歇灭，不可为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图于方帛上，写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进于吴王，时人谓之针绝。
《吴越春秋》曰：吴王死，辞曰："不忍见伍子胥！吾死，必结璧连组，以幕吾目。恐其不蔽，即复重罗绣三忄奄以为奄。明生不昭我身，死不见我形，吾何言哉！"
《物理论》曰：世传有夫死而妇许以不嫁者，誓以绣衣襚以衣尸，纳诸棺焉。后三年，妇出适，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人家宿。向晨，主人语之妇约之辞，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干里当逢之，还此衣焉。"或者出门，到所言处，果见迎车，具以事告，还其绣衣。妇遂自经而死。
又曰：夫论事比类，不得其体，虽饰以华辞，文以美言，无异锦绣衣掘株，管弦乐土梗，非其趋也。
《世说》曰：曹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
《戒经·六禽变》曰：寅为衣裳文绣。
《梦书》曰：锦绣为忧事。有文章，梦得锦绣，忧县官也。
班固诗曰：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
张衡《四愁诗》曰：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班固《与窦将军笺》曰：固于张掖县受赐虎头绣鞶囊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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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纺织的历史
中国纺织发展史中国古代纺织品，采用麻、丝、毛、棉的纤维为原料，纺绩（纺沙、辑绩、缫丝）加工成纱线后经编织（挑织）和机织而成的布帛，通常称纺织品。
不同时期的纺织品是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发达的尺度之一。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中国古代的丝麻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罗马帝国最早是通过“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传播，称中国为“丝之国”的。
新石器时代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有苘麻的双股线，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划着4条蚕纹，同时出土了纺车和纺机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出土了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两经绞、圈绕起菱纹）地葛布，经线密度为10根/厘米，纬线密度地部为13~14根/厘米，纹部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上的苎麻和大麻布纹、粘在头盖骨上的丝帛和残片，以及10余枚红陶纺轮，这是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丝织品残片，丝帛的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拈；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拈度为35个/10厘米。
这表明当时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出土的多块苎麻布残片，经密24~31根/厘米，纬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纺织技术更进一步。
新疆罗布泊遗址出土的古尸身上裹着粗毛织品，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织品，组织有平纹和斜纹两种，且用色线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说明毛纺织技术已有进一步发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内出土了青灰色棉（联核木棉）布，经纬密度各为14根/厘米，经纬纱的拈向均为S拈。
同时还出土了丝麻织品。上述的以麻、丝、毛、棉的天然纤维为原料的纺织品实物，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工艺技术已相当进步。
商周时代 此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统治者设立与纺织品有关的官职，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
商周的丝织品品种较多，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粘附在青铜器上的织物，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三枚（2/1） 的菱纹绮。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铜器上所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涂染的色帛、双经双纬的缣、回纹绮等，殷墟还出有丝绳、丝带等实物。
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了纬二重组织的山形纹绮残片。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更是丰富多采，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锦绣品。
毛织品则以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花色品种和纺织技术比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更胜一筹。 汉代 汉代纺织品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出土的丝麻纺织品数量最多，花色品种最为齐全，有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隐花孔雀纹锦、凸花锦和绒圈锦等高级提花丝织品。
还有第一次发现的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等珍贵的印花丝织品。沿丝绸之路出土的汉代织物更是绚丽璀灿。
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东汉墓出土有隶体“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和袜子等。毛织品有龟甲四瓣纹罽、 葡萄纹罽、毛罗和地毯等名贵品种。
在这里并首次发现蜡染印花棉布及平纹棉织品。宋代 宋朝的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
丝织品中尤以花罗和绮绫为最多。宋黄升墓出土的各种罗组织的衣物200余件，其罗纹组织结构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组织的各种花卉纹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
绮绫的花纹则以牡丹、芍药、月季芙蓉、菊花等为主体纹饰。此外有第一次出土的松竹梅缎。
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宋代的棉织品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松江棉布被誉为“衣被天下”。 元明清时代 元代纺织品以织金锦（纳石失）最负盛名。
1970年新疆盐湖出土的金织金锦，经丝直径为015毫米，纬丝直径为 05毫米，经纬密度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织金锦的经纬密度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更加富丽堂皇。山东邹县元墓则第一次出土了五枚正则缎纹。
明清纺织品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富有特色。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云锦）锦合称为“四大名锦”。
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织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一次发现了单面绒和双面绒的实物，其中一块绒的经纬密度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丝绒毛的高度为 02毫米。
棉织品生产已遍及全国各地。明代末年，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万匹至2000万匹。
精湛华贵的丝织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亚欧各国。其它参。
二、棉织品的历史人类利用棉花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5000年甚至公元前7000年前，中美洲已开始利用，在南亚次大陆也有5000年历史。我国至少在2000年以前，在广西、云南、新疆等地区已采用棉纤维作纺织原料。起初人们并未认识到它的经济价值。古代著名的 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游记》中记述，在今北京地区所见到的棉花，还是在花园里被作为“花”来观赏的。《梁书·高昌传》记载：其地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纩，名为白叠子。”由此可见，现今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棉花，最初是被人当作花、草一类的东西看待的。
棉花传入我国，大约有3条不同的途径。根据植物区系结合史料分析，一般认为棉花是由南北两路向中原传播的。南路最早是印度的亚洲棉，经东南亚传入海南岛和两广地区，据史料记载，至少在秦汉时期，之后传入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区。第二条途径是由印度经缅甸传入云南，时间大约在秦汉时期。第三条途径是非洲棉经西亚传入新疆、河西走廊一带，时间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北路即古籍“西域”，宋元之际，棉花传播到长江和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到13世纪，北路棉花已传到陕西渭水流域。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中国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对棉花的种植和利用远比中原早，直到汉代，中原地区的棉纺织品还比较稀奇珍贵。唐宋时期，棉花开始向中原移植。目前中原地区所见到的最早的棉纺织品遗物，是在一座南宋古墓中发现的一条棉线毯。也就是从这时期起，棉布逐渐替代丝绸，成为我国人民主要的服饰材料。元代初年， 设立了木棉提举司，大规模向人民征收棉布实物，每年多达10万匹，后来又把棉布作为夏税（布、绢、丝、棉）之首，可见棉布已成为主要的纺织衣料。元以后统治这都极力征收棉花棉布，出版植棉技术书籍，劝民植棉。从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可知当时植棉和棉纺织已遍布全国。
由于非洲棉和亚洲棉质量不好，产量也低，所以到了清末，我国又陆续从美国引进了陆地棉良种，我国种植的全是各国陆地棉及其变种。
本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相继开展彩色棉的研究、试验，进入90年代，美国率先在改造利用野生彩色棉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彩色棉，即自然生长的带有颜色的棉花，因其具有天然色彩，无需印染、漂白等我国工序，不仅避免了染料对水质的污染和织物的危害，也降低了工业成本，因而彩色棉织品成为“绿色环保产品”，“市场未来的宠儿”，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三、关于纺织的历史中国纺织发展史 中国古代纺织品，采用麻、丝、毛、棉的纤维为原料，纺绩（纺沙、辑绩、缫丝）加工成纱线后经编织（挑织）和机织而成的布帛，通常称纺织品。
不同时期的纺织品是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发达的尺度之一。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中国古代的丝麻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罗马帝国最早是通过“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传播，称中国为“丝之国”的。
新石器时代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有苘麻的双股线，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划着4条蚕纹，同时出土了纺车和纺机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出土了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两经绞、圈绕起菱纹）地葛布，经线密度为10根/厘米，纬线密度地部为13~14根/厘米，纹部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上的苎麻和大麻布纹、粘在头盖骨上的丝帛和残片，以及10余枚红陶纺轮，这是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丝织品残片，丝帛的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拈；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拈度为35个/10厘米。
这表明当时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出土的多块苎麻布残片，经密24~31根/厘米，纬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纺织技术更进一步。
新疆罗布泊遗址出土的古尸身上裹着粗毛织品，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织品，组织有平纹和斜纹两种，且用色线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说明毛纺织技术已有进一步发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内出土了青灰色棉（联核木棉）布，经纬密度各为14根/厘米，经纬纱的拈向均为S拈。
同时还出土了丝麻织品。上述的以麻、丝、毛、棉的天然纤维为原料的纺织品实物，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工艺技术已相当进步。
商周时代 此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统治者设立与纺织品有关的官职，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
商周的丝织品品种较多，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粘附在青铜器上的织物，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三枚（2/1） 的菱纹绮。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铜器上所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涂染的色帛、双经双纬的缣、回纹绮等，殷墟还出有丝绳、丝带等实物。
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了纬二重组织的山形纹绮残片。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更是丰富多采，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锦绣品。
毛织品则以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花色品种和纺织技术比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更胜一筹。 汉代 汉代纺织品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出土的丝麻纺织品数量最多，花色品种最为齐全，有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隐花孔雀纹锦、凸花锦和绒圈锦等高级提花丝织品。
还有第一次发现的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等珍贵的印花丝织品。沿丝绸之路出土的汉代织物更是绚丽璀灿。
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东汉墓出土有隶体“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和袜子等。毛织品有龟甲四瓣纹罽、 葡萄纹罽、毛罗和地毯等名贵品种。
在这里并首次发现蜡染印花棉布及平纹棉织品。宋代 宋朝的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
丝织品中尤以花罗和绮绫为最多。宋黄升墓出土的各种罗组织的衣物200余件，其罗纹组织结构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组织的各种花卉纹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
绮绫的花纹则以牡丹、芍药、月季芙蓉、菊花等为主体纹饰。此外有第一次出土的松竹梅缎。
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宋代的棉织品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松江棉布被誉为“衣被天下”。 元明清时代 元代纺织品以织金锦（纳石失）最负盛名。
1970年新疆盐湖出土的金织金锦，经丝直径为015毫米，纬丝直径为 05毫米，经纬密度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织金锦的经纬密度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更加富丽堂皇。山东邹县元墓则第一次出土了五枚正则缎纹。
明清纺织品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富有特色。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云锦）锦合称为“四大名锦”。
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织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一次发现了单面绒和双面绒的实物，其中一块绒的经纬密度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丝绒毛的高度为 02毫米。
棉织品生产已遍及全国各地。明代末年，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万匹至2000万匹。
四、中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纺织布匹原始社会嫘祖缫丝养蚕开辟纺织的先河。
但也只是传说，没有确切依据。这是棉纺织的历史。
文献和出土的棉纺织品实物证明，中国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对棉花的种植和利用远较中原为早。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不够发达，边疆地区早已发展起来的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向中原的传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直到汉代，中原地区的棉纺织品还比较稀奇珍贵。到了宋代，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往频繁，大量棉纺织品输入中原，棉花和棉布在内地广为流行，植棉和棉纺织技术逐渐传入。
1979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岩墓的船棺中发现了距今3200多年的一块青灰色棉布（图1）。1966年在浙江兰溪宋墓中出土一条完整的拉绒棉毯（图2）。
这两件出土文物，为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纺织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纺纱织布，制作衣服，遮丑饰美，御寒避风，防虫护体，大约便是纺织起源发展的重要动机。
古史传说中国先民是从“不织不衣”①、“而衣皮苇”②，然后演变到“妇织而衣”③。这种传说是与穿着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吻的。
据考古资料，中国纺织生产习俗，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距今约 2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皮衣服。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
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便是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
这则记述反映的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业诞生，麻、丝衣服开始出现并流行的真实情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文化出土的陶纺轮，表明原始的纺织业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纺织业开始呈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大发展趋势。全国各地文化遗址普遍可见到与纺织有关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者有下列诸例：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年代近 7000 年。
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和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 6000 年。
发现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实物是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罗地葛布。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丝似的、半个茧壳”，这是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距今约 5000 多年。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 5500 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苎麻、大麻布纹和丝帛残片，同出十多枚红陶纺轮。
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 5400 年，1980 年出土两件陶塑蚕蛹，这则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 4700 年。除发现多块麻纺织技术较草鞋山葛布先进的苎麻布残片外，还发现了丝带、丝绳和丝帛残片。
从丝织品编织的密度、拈向、拈度情况看，钱山漾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以上实例情况说明，麻织和丝织的技术与习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已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流行。
尤其是草鞋山罗地葛布的发现，证实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夏日衣葛”的习俗。《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帛即丝织品，万国持有丝织品，其语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却反映了禹时及夏朝的丝织习俗的盛行。《帝王世纪》：“未喜（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夏桀王为讨好妹喜而撕裂的缯，便是指丝织品之一种。
《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这种“文绣衣裳”，自然非丝织品而莫属，以此足见夏代丝织业之发达和丝织习俗之流行。
有关夏代的纺织情况，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表露：1960 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铃上，粘附有一层纺织物痕迹，经发掘者观察认为是麻布痕迹。1980 年，二里头遗址Ⅲ区发掘的二号墓中的一件玉圭，在刃部和顶端都粘附有麻布残迹。
1981 年，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兽面铜牌和一件铜铃上，也都发现麻布痕迹。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献传说的丝织业外，在社会的中、下层，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类纺织习俗。
商朝的纺织，至少已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等等。商代的丝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已有充分的反映。
甲骨文已见桑、蚕、丝等字，桑字如桑树的象形，商代已种植桑树，这是没有疑问的。种桑是为了养蚕，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郑州青台、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这是合乎常规的继承发展，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这也应毫无疑问，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甲骨文的丝字，是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
桑、蚕、丝是丝织的前提，种桑、养蚕、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
五、家庭纺织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历史纺织与印染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已懂得就地取材，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纺织和印染的原料，以及制造简单的纺织工具。直至今天，我们日常的衣、某些生活用品和艺术品都是纺织和印染技术的产物。
中国机具纺织起源于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纺轮和腰机。西周时期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机械缫车、纺车、织机相继出现，汉代广泛使用提花机、斜织机，唐以后中国纺织机械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原料多样化
古今纺织工艺流程和设备的发展都是因应纺织原料而设计的，因此，原料在纺织技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世界各国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毛、麻、棉）三种短纤维，如地中海地区以前用于纺织的纤维仅是羊毛和亚麻；印度半岛地区以前则用棉花。古代中国除了使用这三种纤维外，还大量利用长纤维——蚕丝。
蚕丝在所有天然纤维中是最优良、最长、最纤细的纺织纤维，可以织制各种复杂的花纹提花织物。丝纤维的广泛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纺织工艺和纺织机械的进步，从而使丝织生产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纺织技术。
纺织业在中国是一个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对外依存度较大的产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保证中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平衡、人民币汇率稳定、解决社会就业及纺织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很多人了解古人生活面貌，一般从古装影视剧当中了解。但是，影视剧为了艺术效果，并不能把古代的历史面貌完全展现出来。尤其是，古人最底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往往被电视剧误导。很多人估计还认为古人都穿绫罗绸缎，住高大上的房子，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外出随时可以大鱼大肉。我们就来谈一谈古代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看哪些情节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古人劳动场面
衣：平民老百姓的服饰？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古人穿的衣裳都像古装剧当中男主角穿的那样，都是衣冠楚楚，看上去很华丽。即便是路人甲衣服也是大袍襦裙，放在现在感觉也不赖啊！其实，在古代平民老百姓所穿的服饰，并没有贵族所穿的衣服那么华丽。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季节，有不同的服饰和款式。
劳动人民
根据《中国全史》当中的说法：“农民的服饰以束髻、穿草鞋和短袖长襦为特征。市民的常服以包发巾，加抹额、穿襜褕和束大带为特征，厨役的服饰以扎带、着褠、穿襦裤和戴小帽为特征，劳役人的服饰以束发、穿衫裤和加臂褠为特征。”
无论贫贱富贵，古人的服饰款式都是差不多了。华夏民族固有服饰的特征是“交领右衽，头戴冠冕”。古人服饰，分为“衣”和“裳（襦裙）”，衣和裳连在一起的叫作深衣，目前流行的改良汉服都属于“深衣”。古代服饰最大的区别在于布料、颜色和头上戴的冠不同。
先说布料，平民老百姓所穿的是布衣，也就是粗布衣服。布料属于麻葛制品，老百姓家里都可以种麻，自己可以纺织。而贵族和有钱人的家庭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属于丝织品。丝织品来源于蚕桑，民间虽然也养蚕缫(sāo)丝，但是织出来的丝帛主要是补贴家用，也是普通农民的经济来源之一。所以，有钱人和穷人的穿着在布料上已经体现出来了。
其次是颜色，古代平民老百姓服饰用什么颜色呢？根据《礼记·玉藻》的记载：" 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朝服）不入公门。"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正色，就是“青、赤、黄、白、黑”五种富贵之色。“间色”是 “绿、红、碧、紫、骝黄” 这五种颜色，被称之为平民阶级的颜色。比如，明朝的普通老百姓礼服只能用紫色，不能用金绣。穿袍衫时，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淡的颜色，不能用大红、鸦青或**。
再说头上戴的冠，《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女子十五笄。”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需要参加冠礼，戴礼帽。而女子到了十五岁，需要用簪子束发。普通老百姓，没有加冠不戴礼帽，只戴头巾，一般称之为“帻（zé）”。
短褐
最后说一说，古代平民老百姓的劳动装。古人一年四季不可能穿一件衣服，他们在夏天劳动可以不穿衣服，也可以挽袖袒胸，毕竟宽袍大袖在劳动的时候很不方便，但是在秋冬季节一般穿“短褐”。在唐沈既济《枕中记》有一个小故事：“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开元七年（719年），一个叫吕翁的道士，获得了神仙术。到邯郸一客栈休息，见一少年卢生，穿着短褐，骑着小驴，将要下田劳动。卢生经过客栈停下脚步进入客栈小憩，与吕翁共席而坐，席间谈笑风生。只是卢生觉得自己衣装敝亵，长吁短叹，抱怨自己穷没能出将入相，不过他说完以后就做了一个梦，也就是“黄粱一梦”这个成语的由来。
犊鼻裈
总之，“黄粱一梦”当中描写了一个下地劳动的少年形象，“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古人下地劳动所穿的正是短褐（shù hè），用粗布做上衣，下面是裤子（贫穷人家穿还穿犊鼻裈，司马相如曾在邛崃卖酒的时候就穿过），上衣的长度一般在臀部和膝盖上下，头上往往要裹头巾。明朝杨士奇在 《汉江夜泛》中说：“短褐不掩胫，岁暮多苦寒。”短褐遮不住膝盖，一年到头都寒冷，这就是古代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特点。
食：古代老百姓吃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听说过五谷杂粮，所谓的“五谷”就是“稷（小米）、黍（黄米）、麦（小麦）、菽（豆）、麻（麻种子）”。此外，还有“六谷”之说，六谷多了稻（大米），主要是当时北方不产稻谷，稻主要生长在长江流域，是后来才传到北方的。
韩熙载夜宴图
古代的肉食有“六牲（马、牛、羊、豕、犬、鸡）”根据《国语·楚语下》的说法：“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在先秦时期，庶人（平民）不吃肉。在《礼记·王制》中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古人平时杀牛、宰羊、屠狗，庶人平时不吃肉，一般在祭祀的时候才能吃肉。当然，这些规定在先秦时期很严格，到了秦汉以后，平民老百姓都能吃到肉。但是，牛还是在禁止宰杀的行列。
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说：“王法禁杀牛，犯禁杀之者诛！”从汉朝开始，民间禁止杀牛，杀牛者死罪。到了唐朝虽然取消了杀牛死刑，但是杀牛要判一年徒刑。在《宋刑统》当中也规定：“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有人统计在《水浒传》当中一共有48处描写了吃牛肉的情节，很显然不靠谱。不过还有人分析说，《水浒传》当中都是一群亡命之徒，藐视朝廷，他们吃牛肉，只能说他们不怕死。是的，在古代如果不怕死，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牛肉的味道。如果，不想死，还是老老实实的吃素吧！
既然不能吃牛肉，那么什么肉可以吃呢？在古代，贵族一般吃羊肉，羊肉被视为“美味珍馐”，所以“美”和“馐”字从“羊”。平民老百姓，肯定也吃不起羊肉。但是，吃得起狗肉和猪肉。比如樊哙就是屠狗的，张飞就是杀猪的，从他们的身份等级来看，平民老百姓能吃到狗肉和猪肉，不过到了唐朝吃狗肉不再流行。从《儒林外史》“范进中举”当中就有描写，范进的岳父就是一个卖猪肉的。可见，明朝已经流行吃猪肉了。
古人宴会
在古代吃不起肉，还是可以吃蔬菜，古代的蔬菜还是蛮多的。根据《中国文化史》的说法：“古代蔬菜见于记载的有葵、苴、荼、 芑、荠、菲、薇、韭菜、芹菜等，多是野生，有些已人工培植。”在张骞没有出使西域之前，我国的果蔬不是很丰富。不过也能吃到桃、梅、杏、枣、梨、海棠、香瓜、桑葚等本地水果。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从西域带回了豌豆、胡麻、无花果、甜瓜、西瓜、胡豆、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胡蒜、胡桃等果蔬。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破南越之后，能吃到南方的山姜、甘蔗、龙眼、荔枝、槟榔、橄榄、柑橘等水果，据说有百余种。到了明代，引进了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红薯）、西红柿、马铃薯（土豆）、花生和辣椒，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关于佐料，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唐朝时期从西域引进了胡椒。到了明朝，从海外又引进了辣椒。据说辣椒最早是用于观赏的，真正走上餐桌大概是清朝后期。云贵川地区的人将辣椒称之为“海椒”，可能是由于郑和下西洋从海上带回来他老家云南昆明的，所以云贵川盛行吃辣，可能有这个原因。
除了胡椒和辣椒，古代的酱料其实蛮丰富的，据说周天子在用膳的时候馐有一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则一百二十瓮（缸）。先秦时期的“酱”并非酱油，而是一种发酵佐料，比如豆瓣酱。平民老百姓家庭就盐和油，古人吃的油，非植物油而是动物脂肪熬制的，称之为“膏”。在《史记·货殖传》当中，雍伯就是靠卖油脂（油膏）挣到了千金。
阳燧
说了肉类、蔬菜和佐料，我们再说古代煮饭时的用具。先秦时期，一般家庭用三足“锅”，其中一种叫鬲（lì），是用来煮饭，很多人也用“鼎”。“鼎”的用处很多，不仅仅可以用来装食物，还可以用来煮肉、烧菜。在铁锅没有出现之前，古人吃的食物，是煮、炖和烤（火炙）的。到了北宋时期，冶炼技术发达，到那时才有了现在煮饭和烧菜用的铁锅。
古人烧火做饭时没有打火机和火柴，但是古代有两种取火用具，一种是“阳燧”，一种是“火石”。根据《礼记·内则》的记载：“左佩金燧，右佩木燧。”其中，“金燧”因为从太阳取火，故又称“阳燧”。阳燧是铜制的，形状如凹凸镜，向日照物取火。古人随身携带着“木燧”，是一种木制的钻火工具。而“石火”是一种矿石，一般是敲石取火，魏晋时始使用，唐时盛行。在李贺的《南园十三首》诗中就有：“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这种古老的取火办法，直到清朝还在使用，所以清代赵翼在《衰态》一诗中说：“灯前敲石火，饭后问朝餐。”
估计很多人很好奇，古人一天吃多少次饭？从古籍的记载来看，最早的古人吃饭次数是一日两餐，上午餐称“饔”(yōnɡ)，下午餐称“飧”(sūn)。早在商代一日两餐已约为成定俗，那时的记时法，称上午7-9点为“大食”，下午15-17点为“小食” 。到了唐朝，在上午和下午两餐的中间，多了一顿“点心”。据说，韩国将午饭还称之为“点心”，很可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唐朝并没有普及一日三餐，“点心”也只存在于贵族阶级。我们都知道宋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所以唐朝以前的一日两餐，在宋朝已经变成了一日三餐，甚至一日四餐的情况都有。到了明清两朝，一日三餐已经成为定制，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在古代吃饭，还是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比如，古人吃饭用的是 “箸（zhù）”。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筷子”叫法，源于明代。据说，现在日本的“筷子”还称之为“箸”，可见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先秦时期，每个月吃多少饭食，还有规定。《管子·国蓄》中说：“男月食四石（按照秦汉度量衡，一石大约120斤，四石就是480斤），大女月食三石，吾子（小男小女）月食二石。”按理说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吃不了480斤。应该是说，一般家庭的成年男子一个月不会超出这种食用量。
古人织布
除了饭食有定量，《管子·海王》中还提到食盐的使用数量：“终月（一个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从古籍的记载来看，古人对食用盐的使用也有规定。虽然说一个月吃不了几升盐，朝廷限制食盐的用量，主要是为了防止走私。在唐太宗初年一斗米值3-4钱，到玄宗时一斗米值13钱，粮食在那时比较稳定。而盐呢，唐玄宗以前，盐由户部经营，每斗盐10钱。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紧缩，每斗出售价达到了111钱，是原来的10倍。到唐德宗九年（788年），每斗盐增加到了310钱，30年间，盐价上涨30倍，可见盐巴在古代是抢手货。据说，黄巢就是盐贩子，他能聚集这么多人反抗唐朝，就是因为很多农民需要盐这种生活必需品。人民买不起盐，吃不起饭，跟他造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最后，要说的是，古人吃饭时，还要喝酒，当然指的是有钱人吃饭时喝酒。普通老百姓吃饭的时候往往是不喝酒的，在我国某些朝代还禁止私人买卖酒。比如，唐德宗三年（782年），朝廷禁止私自买卖酒，由政府自设店专卖，“收利以助军费”。唐朝时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但是唐德宗在公元793年又开始征收茶税，并分三等征税。唐宣宗初年（847年），有三人私贩茶叶满了300斤，皆处以死刑。
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丝绸就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人们把中国丝织品当作极珍贵的物品，对于东方“丝国”充满着憧憬和向往。
中国丝绸的历史源远流长，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取丝”。在现代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丝绸织品距今5300年，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这比黄帝时代要更早一些。最迟到商代，中国丝绸的生产已经初具规模，不仅织造技艺很高，而且还有复杂的织机。
进入文明灿烂的春秋战国，列国争霸，发展农桑就成为富国强民的普遍国策。与此同时，周礼文化兴起，作为上等织品的丝绸也成为“分尊卑、别贵贱”的礼制工具之一。按照代代传承的舆服制度，穿戴丝绸都是一种显赫的特权。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中，商人地位最低，虽然商人最有钱，甚至经营丝绸，但却不可以穿丝绸衣物。这种禁令在秦汉时就很严厉，直到明朝初年，即使农民都可以穿绸纱，商贾仍不许穿绸裹缎。
丝绸是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长期被作为高价值的货币使用（铜钱属于低价值货币）。特别是对外关系中，丝绸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中国羁縻藩属小国的朝贡贸易几乎完全靠丝绸维系。“军队的工资表格告诉了我们，士兵们得到的工资是成捆成捆的平纹丝绸织物。在汉代，这种织物作为货币流通于市面。士兵们可能和来到长城关口出售马匹和皮毛的游牧民族交换他们的织物。”此外，丝帛还曾被作为高级书写纸。
丝绸由蚕丝织成，这是一种极其特别的动物蛋白纤维，与人体有极好的生物相容性。在棉花出现之前，其他如葛、麻等植物纤维织物从质感上都无法与丝绸相提并论。
中国对丝绸技术垄断了数百年，即使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国仍然是丝绸商品的重要出发地。在古代运输条件下，远距离贸易仅限于高价值的奢侈品，因此丝绸成为最古老的世界商品。丝绸贸易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纺织技术的进步，这为后来的棉花革命和工业革命完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铺垫。事实上，棉花织品一开始也是作为替代丝绸的奢侈品出现的，只是棉花比蚕丝更容易生产，从而使棉纺织品逐渐成为普罗大众使用的普通商品。
作为丝绸中的极品，锦将纺织品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它把蚕丝优良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丝绸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织锦出现于东汉，当时中国已经率先发明出提花技术。如果说纺织技术影响了工业革命，那么提花技术对信息革命则影响甚大。中国提花技术传至西方后，有人采用穿孔卡代替中国“花本”，制成能织造大型花纹的动力提花机——雅卡尔织机。事实上，这种可编程的穿孔卡就是现代计算机的直接前身。
丝绸之国
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丝绸就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旧约》中两次提到丝绸，并称之为“最美丽的织物”，在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雅典娜女神像身上，也同样披着柔软的丝绸长袍。毫无疑问，这些丝绸是经过波斯传过去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时，他们就发现波斯宫廷人人都穿着丝绸。
罗马时代，凯撒征服埃及，大概是受著名的埃及艳后克丽欧佩特拉影响，凯撒很快也成为丝绸嗜好者。有一次凯撒去看戏，他身上光耀夺目、艳丽华贵的中国丝绸令全场观众目瞪口呆。
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蚕丝的国家，中国丝织品在那时已经享有国际盛誉，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人们把中国丝织品当作极珍贵的物品，对于东方‘丝国’充满着憧憬和向往。他们知道‘丝国’是个大国；他们赞扬‘丝国’的人民诚实、聪明和友好可亲。”（郭沫若《中国史稿》）。丝国即塞里斯（Seres在拉丁文中是“丝”的意思），Seres可能源于中国字“丝”。
中国丝绸风靡整个罗马时代，丝绸价格几乎等同黄金，12两黄金才能买1磅丝绸。有历史学家断言，罗马帝国的崩溃与丝绸导致的黄金流失有很大关系。当时也有一些正统人士指责丝绸过于薄透，穿着有伤风化，哲学家赛内加说：“我见过一些丝绸制成的衣服。这些所谓的衣服既不蔽体，也不遮羞。人们花费巨资，从不知名的国家进口丝绸，损害了贸易，却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贵妇人在公共场合能像在她们的房间里一样，裸体接待情人。”
事实上，罗马元老院也曾多次下令禁穿丝绸，但这些禁令根本得不到有效实施，对法律的敬畏也阻止不了人们对丝绸的向往。帝国末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公元301年在位）不得不对丝绸课以重税，硬性将中国丝绸价格抬高，试图以此压制这种奢靡消费。公元408年，北方蛮族哥特人围攻罗马，哥特王阿拉列克向罗马人开出的退兵价码是4000件丝质短袍，而罗马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就找到了足够的丝袍。
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与与西亚的帕提亚发生著名的卡雷之战，在这场东西方冲突中，帕提亚人明亮的丝绸旗帜给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历史的一幕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诞生。
丝绸之路
欧洲的罗马时代基本与中国的秦汉时代重合。为了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汉武帝派 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两通西域。张骞将西亚的帕提亚翻译为“安息”。张骞的这次“凿空之旅”，使中国与西方世界建立了更广泛的正式官方联系。
此后中国的官方使节和民间人士频繁西游，不仅是帕提亚，连最远的犁轩（今埃及亚历山大港）也有汉使的足迹。和平的外交关系和国际环境必然带来跨国商业的繁荣，丝绸之路因此而诞生，而丝绸别无选择地成为最早的世界商品。
实际上，远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丝绸就已经是外国人最为欣赏的一种中国奢侈品。考古人员在埃及一处公元前1070年的木乃伊墓葬中就发现有丝绸。在秦汉以前，中国丝绸已经通过中亚大草原，到达了印度、波斯、希腊和埃及。
张骞沟通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帕提亚），往西到达条支、大秦（罗马）；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自从丝绸之路全面沟通之后，中国丝绸通过骆驼商队的长途贩运，源源不断地流入西亚。罗马人主要通过帕提亚获得中国丝绸。到中国东汉时，已经有罗马使节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得到了汉朝皇帝的接见。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跨越茫茫沙海的欧亚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不久，人们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在唐宋时期走向繁荣，到明清时期，随着大航海运动的风起云涌，这条古老的海上航线成为近代全球化运动的最重要历史场景。
海上丝绸之路以大型帆船为运输工具，经太平洋沟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经印度洋沟通印度、非洲和阿拉伯，擅长经商的阿拉伯人将中国丝绸贩运到最远的欧洲。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终点站之一，威尼斯依靠丝绸贸易获得空前的繁华。与陆路相比，海上贸易规模要大得多。随着丝绸贸易量的扩张，必然导致丝绸技术的对外扩散，到唐宋时期，从日本到印度，乃至欧洲，基本都有了相当规模的丝绸生产，这也奠定了近代世界丝织产业的大致格局。
明清两代，丝绸生产进一步走向商品化和全球化，依托海运的国际贸易发展迅速。江南地区作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晚明时期多次爆发织工罢工事件，后来清廷设立官营的“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16世纪，葡萄牙人开辟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从1580年到1590年，中国每年运往印度果阿的丝货为3000担，1636年达到6000担。清时中国对日本和欧洲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规模更大。“从中国运出的丝绸数量大得惊人。每年从中国运往葡属印度群岛的丝绸达1000公担，往菲律宾派出的运送丝绸的商船有15艘，运往日本的丝绸其数量难以估计。”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到后来的荷兰和英国公司，无不大量贩运中国丝绸和生丝，销往美洲及世界各地。
从出口丝绸到出口生丝，这完全是技术扩散的结果。
技术扩散
在早期欧洲，丝绸一直被视为上流精英不可或缺的服饰用料，但进入中世纪之后，中国逐渐失去了对丝绸技术的垄断，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常常被欧洲工匠拆解，以重新利用这些丝线。到后来，中国干脆以出口生丝为主，欧洲纺织工业因此获得了充足的原料来源。
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把丝绸生产技术视为绝密，禁止外传；蚕卵、桑种和缫丝工都被官方严密管控，出境客商在边关口岸甚至被搜身检查。这样一来，虽然大量丝绸出口到外国，但养蚕业仍是中国人谨慎保护的秘密。这使得早期的欧洲人对丝绸的来源想入非非，罗马人坚信丝绸是中国人用一种特殊的树叶织成的。但古罗马科学家老普林尼想到蚕蛾，他在《自然史》中说“它们就像蜘蛛一样织网，而这些网就成了一种女人使用的奢侈布料，被称作丝绸”。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丝绸技术在中国南北的扩散，势必也会传播到境外。朝鲜最早获得养蚕技术，西域、印度和日本也陆续学会了蚕丝技艺。公元522年，东罗马帝国也成功获得了桑蚕卵并能开始桑蚕的养殖。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不仅开始生产丝绸，而且随着武力扩张，将蚕丝生产传播到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从非洲到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丝绸业方兴未艾。
稍晚一些的十字军东征进一步使丝绸技术扩散到西欧。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丝绸织工到意大利之后，意大利的丝绸产业平地而起，成为一个具有近代工厂特点的新兴行业。14世纪时，就已经出现拥有4000个纺锤，并以水力为动力的造丝厂。1472年时，单单佛罗伦萨市就有84家作坊，以及至少7000名纺织工人。根据经济史学家桑巴特的记述，里昂丝绸工业创始人维亚尔的一座厂房里就有46部织机。17世纪中叶，里昂有14万多架织机在开工，而丝绸行业也喂饱了该城1/3的人口。在1341年的波洛尼亚，巴赫萨罗建立了一个机械化丝织厂：“由雷诺河水带动的大型机器能迅速地纺捻出4000根丝线，从而很快完成4000个丝织工的工作。由于使用水力，纺出的丝既结实又漂亮。他们每年出产18万磅丝绸，其中大量的是双股丝线。”
中国失去丝绸的垄断之后，依然保持着无可匹敌的规模优势，继续沿着丝绸之路向欧洲和近东输出高质量丝绸。但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古老的丝绸工业首当其冲，在廉价的棉纺品冲击下，丝绸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机械缫丝代替手工，蒸汽动力代替了人力；接下来，人造丝开始取代蚕丝。对现代人来说，丝绸更多是作为一段历史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古老的丝绸之路最近才又被赋予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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