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三星堆没有文字记载,个人认为这在早期文明中也很正常,文字的形成大约在商代中后期了,商代早期及周边的文明就目前来说都没有发现成形的文字,最多只有早期符号到文字过渡阶段。所以对于这个时期的三星堆来说,其文明的成长也没有形成文字,或许我们最多可以发现一些符号,那就只能期待考古上的发现了。
首选要明确中华文明的定义和范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中华文明也不是一个单一元素的文明。从民族上看,中华民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不断的融合,到夏商时期形成华夏族,到汉代,而后依然不断的融合,直到现代,形成了以汉人及众多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
而从文明上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多样性,这与历史上的不断民族融合是有关的,所以中华文明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明,而是以早期中原地区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和交流,从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广泛性的文明。根据目前考古和一些记载,在三代时期早期,也就是先商和夏代时期,在中华的土地上并非只存在了中原地区的夏文明,而是包括夏文明,先商文明在内的众多文明共同存在。在中原文明周边,还存在着大量的次级文明,包括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良渚文明和三星堆文明在内的众多文明。这些周边文明并非与中原文明隔绝,而是存在不同程度上的交流,这从出土的文物器型上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么三星堆文明其实在70年代就已经发掘出一部分了,如著名的青铜树,纵目面具等早就陈列在博物馆了,并非是最近才发掘出来。而这些文物的年代基本与商代中后期是相符的,在三星堆早期的文物中并没有这些精美的文物。而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三星堆既有着不同于中原文明的独特特征,但也存在着来自中原文明的文化特征。这就说明,早期的三星堆可能有着与中原文明同源但不同支系的起源,而中后期又与中原文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和融合。
因此,三星堆并非是完全独立于中华文明之外的,而是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支系,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李斯所写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传国玺又称传国玉玺、传国宝,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的玉玺,为秦始皇所作,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李斯所写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忽隐忽现,秦以后历代帝王争以得玺为符应。确为天下所共传宝,国之重器。
说起传国玺就要提到和氏璧。
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给厉王。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罪再断右足。公元前690年,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
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威王将和氏璧赏赐于他。不久,昭阳在水渊畔宴宾客赏壁,是时有人云渊中有大鱼,众人离室至渊边,回席后发现和氏璧失踪,怀疑为门人张仪所窃,拘张仪遍审无果。张仪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再入秦,秦惠文君十年,拜为秦相,游说诸国服从秦国,以使节入楚,瓦解齐楚联盟。后楚败,秦取楚汉中之地。
战国时,赵惠文王从太监缨贤处得楚和氏璧,秦昭王得知,“遗书赵王,愿以十五城请易壁”,其时秦强赵弱,惠文王恐给了壁得不到城,蔺相如自愿奉壁前往。至秦国,献壁后,见秦王无意偿城,当廷力争,设法取回原壁,送回赵国。
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破赵,得和氏璧。
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帝过洞庭湖口,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帝将玺抛入湖中,祈神镇浪,传国玺就此第一次失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将此传国玺奉上。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军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秦亡,刘邦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一记为“汉传国宝”。
西汉末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刘婴年幼未立,玺藏于长乐宫王莽的姑母孝元太后处。王莽派其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无奈,掷玺于地,摔坏一角,王莽令工匠用黄金补上。
公元23年十月,王莽兵败被杀,校尉公宾就得传国玺,赶至宛,献于汉更始帝刘玄。
公元25年,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少帝光熹元年公元189年八月,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北宫避难,玉玺失踪。
献帝时,董卓作乱。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长沙太守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兵士见宫中一井晨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得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孙坚妻,夺玺。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汉献帝在此,至此,传国玺又归汉室。
公元220年,献帝延康元年冬十月乙卯,曹丕篡权,逼献帝禅让,汉亡。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公元265年,司马炎同样篡权,称晋武帝,传国玺归晋。
公元311年,前赵刘聪虏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
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在右侧加刻“天命石氏”。
公元350年,冉闵杀后赵皇帝石鉴,得传国玺,建立冉魏政权;不久,前燕慕容儁灭冉魏,宣称已获传国玺,改元“元玺”,实际上冉魏乞求东晋军救援时,传国玺在冉闵部将蒋干手中,被东晋征西将军谢尚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
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陈朝灭亡,隋一统中国,传国玺入了隋宫。
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宇文化及杀于江都,萧后与遗腹子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号为隋王。五月,恭帝杨侑禅位,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改国号唐,隋亡。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没有传国玺,遂刻受命玄玺,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以及八方“神宝”“受命宝”之类的玉玺聊以自慰。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三月,俘其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同年,萧后与杨政道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
唐末,天下大乱,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李祝,夺传国玺,建后梁。
公元923年,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也随着到了后唐。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带契丹军攻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公元951年,郭威建后周,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于广顺年间刻了“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两方印玺,后,赵匡胤受禅,传此二宝,改朝为大宋,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真宗即位,作皇帝受命宝,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哲宗绍圣三年,咸阳县民段义得古玉印,“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自言于河南乡刘银村修舍,掘地得之,绍圣五年,经当朝十三名学士官员依据前朝的遗迹,多方考证,最终确认为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玺。哲宗大喜,号为“天授传国受命宝”,改元元符。
徽宗时,用于阗大玉制为受命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篆以虫鱼,制作之工,几于秦玺。
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后,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也被大金国掠走,不知所踪。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在大都传国玺忽现于市,伯颜命人购得,玺入大元。伯颜曾将元帝国从各处收缴来的历代印玺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大明。大元朝廷逃往蒙古草原。
明朝初,明太祖遣徐达入漠北,追击遁逃的蒙古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玺,这是历史上最后的有关传国玺的记载,最终还是空手而返。
至此,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另: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汉书”文曰“昊天之命 皇帝寿昌”。两者不同,一般指第一种说法。
另:北宋哲宗时所得的传国玺当时便有人怀疑是章敦、蔡京造假的。
明清两代也时有假玺出现。明孝宗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玺,孝宗皇帝当时就认为是假的;清初时,宫内藏有三十九方各色御玺,其中一方被认为是秦制传国玺,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证实是仿刻赝品。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张壁、鹿钟麟等人仍在追索着传国玉玺。
“辽史”记为“大魏受汉传国之宝”,我以为应该是“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唐武则天时改“玺”为“宝”,应该是那时代改的。
“宋史”记:“宝。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唐改为宝,其制有八。五代乱离,或多亡失。”又:“魏本纪”中曾记录在一座毁坏的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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