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艺伎指的是?

在艺妓业从艺的女妓大多美艳柔情，服饰华丽，知书识礼，尤擅歌舞琴瑟，主业是陪客饮酒作乐。艺妓业是表演艺术，不是卖弄色情，更不卖身。不过，这里面包含着男欢女乐的成分，所以称之为艺妓。艺妓雅而不俗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妓有别，而且在于它的不滥，不相识的人很难介入，大都是熟人或名士引荐。艺妓大多在艺馆待客，但有时也受邀到茶馆酒楼陪客作艺。行业规定，艺妓在从业期内不得结婚，否则，必须先引退，以保持艺妓“纯洁”的形象。 在艺妓业从艺的女妓大多美艳柔情，服饰华丽，知书识礼，尤擅歌舞琴瑟，主业是陪客饮酒作乐。艺妓业是表演艺术，不是卖弄色情，更不卖身。不过，这里面包含着男欢女乐的成分，所以称之为艺妓。艺妓雅而不俗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妓有别，而且在于它的不滥，不相识的人很难介入，大都是熟人或名士引荐。艺妓大多在艺馆待客，但有时也受邀到茶馆酒楼陪客作艺。行业规定，艺妓在从业期内不得结婚，否则，必须先引退，以保持艺妓“纯洁”的形象。 日本历史上的艺妓业曾相当发达，京都作为集中地区曾经艺馆林立，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不过，艺妓业在二次大战后大为萧条了，只是在经济恢复后一段时间内，随着公司公关业的升温，旅游业的兴旺，艺妓又兴盛了一时，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艺妓还保留有几百人之多。但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公司生意减少，艺妓业再度陷入低谷，据估计，目前京都的艺妓只不过200人左右，而且陪客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一些艺馆转作他用，服饰、乐器变卖或出租，艺妓转到夜总会当招待，艺妓业的衰退已成不争事实。 传统意义上的艺妓，在过去并不被人看作下流，相反，许多家庭还以女儿能走入艺坛为荣。因为，这不仅表明这个家庭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有足够的资金能供女儿学艺。这种观念在今天虽已不太多了，但艺妓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不俗的。实际上，能当上一名艺妓也确实不易。学艺，一般从10岁开始，要在5年时间内完成从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直到鞠躬、斟酒等课程，很是艰苦。从16岁学成可以下海，先当“舞子”，再转为艺妓，一直可以干到30岁。年龄再大，仍可继续干，但要降等，只能作为年轻有名的艺妓的陪衬。至于年老后的出路，大多不甚乐观。比较理想的是嫁个富翁，过上安稳生活，但这是极少的。一些人利用一技之长，办个艺校或艺班，也很不错。如果有机会能进入公司作个形象**，虽只是个“花瓶”，尚可一展昔日风采。当然也有不少人落俗为佣，甚至沦落青楼，就很不幸了。 培养一名艺妓投入很大，但一旦其出山成名，要价也是很高的，特别是年轻貌美的高级艺妓身价更高，一般人员不敢问津，但巨商富贾、花花阔少、大企业大公司却不惜千金一掷。经济繁荣时，大公司为揽生意，总要把请艺妓当成公关手段。 艺妓虽衰犹存，但风光不再，衰落是趋势，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尚操此业的艺妓却不失信心。她们觉得，艺妓是京都和日本的“脸面”，应该加以保留。她们甚至周游各地，藉以提高身价。有的人更明确地说：艺妓是京都的象征，传统的古老文化必须加以保护。近年来，对于艺妓的衰与兴、保与弃还存在针峰相对的斗争

侠累，他官拜相国，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严仲子雇聂政杀之，于威烈王五年（甲申，公元前397年）被杀。

申不害是初期的著名人物，他官拜相国，是法家中“术”的代表人物。

暴鸢，将军，前275年救魏于秦，被打败。 郑国是晚期的著名人物，他是韩国派去秦国的工程师，他修筑了郑国渠。

韩非是晚期的著名人物，他是韩国晚年贵族，是法家代表人物，兼采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等三家学说之长，集法家思想的大成，后为秦国所用。

　　金万重（1637—1692）的《九云梦》（1689）标志韩国长篇小说时代的开始。故事说的是一个佛教僧人梦见自己转世成为一个儒家名士并做了大官。《九云梦》运用成熟的象征主义笔法探讨了佛教与儒教之间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的紧张关系。这部小说的主题体现在书名上：《九云梦》。在如处云端的梦境里，现实的真实面貌给隐藏起来了。这意味着人的不完美境界。《谢氏南征记》（1690）也是金万重所著，是讽刺蓄妾制度的小说，矛头针对肃宗对待仁显王后的行为。

　　17世纪时，强调实际经验知识和切合实际的生活的“实学”兴起。随之，文学表达体裁开始从诗走向散文。一种新的、以讽刺当时社会各种偏见为内容的比较现实主义的小说也开始出现。朴趾源（1737—1805）的辛辣讽刺“两班”（贵族）生活的伪善面目的小说是这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

　　《春香传》是朝鲜王朝时代最著名的小说。它最初是一个民间传说，由流动艺人逐渐发展成为“板声”（一种民间唱剧）的一个剧目。小说描写了贵族子弟李道令同一个“妓生”的女儿春香的恋爱故事。两个年青人秘密结婚后，李道令奉命陪他父亲去京都。道知事企图纳春香为妾，春香以自己已经结婚为由拒绝了。道台大怒，把她投入监狱并施加酷刑。春香坚贞不屈。与此同时，李道令扮成乞丐回来了。他事实上是暗行御使，依法惩办了恶知事，使春香重新得了幸福。小说讽刺了一群贪官，细微地刻划了社会问题，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集中表现了机智幽默，突出地描写了理想的忠诚，对一对年青男女相爱的情状写得可爱、有趣。

　　朝鲜王朝时代以历史小说最具特色。《壬辰录》（作者佚名）记载了一些抗击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的名将的功绩。一位匿名的宫中女官写的《癸丑日记》记载了仁穆大妃（1584—1632）在暴君光海君（1556—1622）宫中备受苦难的情况。惠庆宫洪氏（1735—1815）写的《恨中录》用日记形式叙述了宫廷生活，文笔雅丽。这位妃子叙述了她的丈夫思悼世子（1735—1762）如何英年早逝，她本人从此如何孤单寂寞生活凄凉，一些人又如何对她诽谤中伤令她受苦。《仁显王后传》描述了肃宗朝代的宫内阴谋。仁显王后（1667—1701）无子，便为肃宗纳妃张禧嫔为国王生育后嗣。张禧嫔在生下一个儿子以后便频使奸计，终于把仁显王后逐出宫廷。接着，她大杀仁显的侍从。最后，肃宗后悔了，杀了张禧嫔，恢复了仁显王后的后位。

　　19世纪古典小说衰落。19世纪将近结束时，韩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1884年开放通商口岸和随后同一些大国签订的条约标志了“隐士王国”的结束和西方影响开始涌入，其来势确如潮水般汹涌。蔡万植（1902—1950）的短篇小说《平凡的生活》（1933）里有一个片段说明了这些变化的程度。那是在汉城的一个公共纪念碑前面。一对西方夫妇拿着相机走下汽车，开始做旅游者照例要做的事情。叙事人评论道：“要是大院君看到的话……他的嘴角不由得泛起笑意……大院君是韩国最后一位唐吉诃德，因为他想用一只葫芦制止霹雳。”在韩国，大院君确实是一切反对西方影响无情推进的事物的象征。1876年以前，西方影响受到限制，仅有的接触是每年在派出朝觐使团时通过在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接触西方的艺术和科学，以及同已经在韩国实地开始工作的牧师之间的接触。1876年以后，西方影响势如潮涌，先锋是新教传教士，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传教士。

　　这时，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开始上升，初起时的第一个信号是将近世纪末的时候的“东学运动”。这是一场空前的反贪污和反不公正行为的群众起义。在 1910兼并的前后几年，这种新的民族意识开始通过一分用韩文发表文章的名叫《新文学》的文学刊物表达出来。当时是危机年代，是希望和绝望交替出现的年代。现代化已经开始，伴随而来的是新的思想和新的疑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小国权利宣言对不久前从日本上完学回国的韩国年轻知识分子而言成了一种战斗口号。

　　新文学是对汉文和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反动，它赞成按照欧洲方式发展韩语文学。现代小说在韩国是新的概念，在小说这个名目下出现的作品是介乎中国旧传奇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之间的小说。第一部新小说是李人植（1862—1916）写的《血泪》（1906）。这是一部按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俗套写的传奇小说，而且仍然让梦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它在语言上尚未形成一种可以为人接受的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它是这类作品的第一部，而且它所表达的一些思想正是当代的战斗口号：要求择偶自由、重视教育、开明，认为现代化刻不容缓。

　　1908年，崔南善（1890—1957）创办了第一本准文学杂志《少年》。这本刊物和在1908到1928年之间出版的一系列其他杂志为年轻作家提供了发表看法的场地。同崔南善密切合作的是另一位民族情绪狂热的年轻人李光洙（1892—？）。李光洙用小说作为鼓吹他的思想的工具。他所著的《无情》（1917）是第一部现代小说。它讲的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情节里恋爱与包办婚姻错综复杂，特别强调到海外受教育的好处、为祖国作出牺牲的必要以及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价值观念的对立。崔南善和李光洙的主要兴趣都不在文学。他们关心的是宣传民族主义和开明思想。年轻人天真地怀着改良派希望激动地响应这个事业的号召。兼并后的黑暗时期成了过去。人们又有了希望。

　　然而，1919年三一运动的失败动摇了前十年建立起来的一切希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了一种悲观、幻灭的气氛，这种气氛限制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能选择的道路。他可以采取完全逃避的态度，对现实一概不闻不问，也可以接受民族主义的“加强民族”的纲领，或者接受马克思主义道路。后者以新方向小组的成立为开始出现在文学界，一直发展到成立朝鲜无产者艺术家同盟。三一运动的失败虽然留下了创伤。但是的确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效果，特别是日本政府在这之后采取了安抚政策。在这种政策下，韩国报纸和杂志被允许出版，团体可以成立，集会可以举行。然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有警察在背后严密监视。

　　从三一运动得到的教训之一是：独立不是仅仅靠感情鼓动就能赢得的。这一认识对“加强民族”派路线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李光洙全力支持这个纲领。李光洙直到1919年为止一直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鼓吹通过教育、现代化和民众示威获得独立。1919年以后他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从此时此地是否切实可行的角度考虑问题，把独立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来对待。他号召进一步重视道德观和教育，并且以他所写的小说宣传他的主张。

　　这种思想灌输文学必然引起反应。这种反应以韩国第一家纯文学杂志《创造》（1919）的形式出现。一批正在日本留学的年轻人在虽然为人怪诞但是富有才华的金东仁（1900—1951）领导下为这家杂志写稿。这家杂志宣称文学的目的不是进行政治性宣传，而是描写真正的生活。它的口号是进口的：为艺术而艺术。

　　留学日本的韩国青年学生接触了一绝大部分是通过日译本的左拉、莫伯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王尔德的作品，这些作品向他们揭示了一些新的世界。他们追求的是真正的生活，而当时生活所展示的是一个相当严酷的前景。他们阅读的作品的消极、悲观方面看来对他们的影响最大。他们感到自己被各种各样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命规律的势力圈住了，而且认为这是命运。这种结果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某种高度写实主义，它在最终结果上——即使不是在理论？接近于法国自然主义的决定论。

　　金东仁、玄镇健（1900—1943）、廉想涉（1897—1963）和另外一些人开始写他们所看到的韩国？一个黑暗、沮丧、肮脏的世界。金东仁是新一代人中间最突出的人物，是一位奥斯卡·王尔德式人物，甚至也身穿晨礼服、胸戴香石竹花、手持手杖。他所写的短篇小说里包罗了当时流行的所有带 “主义”的字眼，从自然主义直到唯美主义。

　　玄镇健可以说是那一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的风格和技巧都类似莫泊桑和契诃夫。《走运的一天》（1922）？描写日本占领时期一个可怜的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笔法特别细腻？是他的风格的代表作。许多评论家认为廉想涉的《万岁前》（1923）和《三代》（1931）标志了韩国小说进入成熟期。这两部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现实地描写了殖民地的生活，描写了压迫之残酷、人民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