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概括宋元时期社会政治方面的特征,你能不能用实例来说明这些特征?

简单概括宋元时期社会政治方面的特征,你能不能用实例来说明这些特征?,第1张

  三[宋朝的政治民主]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录取比例在3%--6%。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初进太学在外舍学习,一年以后学习合格者进入内舍在学习两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学习。在上舍再学习深造两年,考试合格者毕业。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五百多万贯。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

  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 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显然不是汉语,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

  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定期屠戮中国人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录取比例在3%--6%。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初进太学在外舍学习,一年以后学习合格者进入内舍在学习两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学习。在上舍再学习深造两年,考试合格者毕业。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五百多万贯。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

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 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显然不是汉语,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

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定期屠戮中国人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宋仁宗是北宋帝国最高***,身边美女如云,可是有一美艳女子却能在众多美女中脱颖而出,专宠多年,此人就是贵妃张氏。宋仁宗对她恩宠有加,短短几年间,就把她从小小的才人提拔成仅次于皇后的贵妃,甚至动过废掉曹皇后改立张贵妃的念头。可惜,张贵妃30岁出头就一命呜呼。宋仁宗悲痛万分,不顾曹皇后的冷眼和朝廷众位大臣的反对,在皇后在世的情况下,就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痴情得有些过头。

不过,宋仁宗既非只爱江山不爱美人的冷酷皇帝,也并非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荒*皇帝。就算他对张贵妃再怎么宠爱,可一旦牵涉江山社稷、官员任免的大事,宋仁宗还是很有分寸的。

张贵妃出身寒微,在宫中难免受人歧视,于是总盘算着拉自己娘家人一把。张贵妃的父亲和兄弟都不够争气,或者早丧或者无能,只有伯父张尧佐还算争气,虽然关系疏远了一点,但毕竟是娘家人。张尧佐担任地方官多年,名声还不错,被顺利调到中央。可是担任什么官职好呢?张贵妃看中了“宣徽使”一职。这是皇城各衙门的最高负责人,是皇帝的大总管,权力极大,油水多多,一般都是由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兼任。

可是,张贵妃枕头风吹了很多遍,宋仁宗总是迟迟没有动作。张贵妃每天都哭哭啼啼,宋仁宗招架不住,答应试一试。临出门,张贵妃拍拍宋仁宗的肩,说:“官家今天可不要忘了提宣徽使的事啊。”宋仁宗连连说:“得了得了。”很是无奈。宋仁宗上朝后宣布这项任命,可是包拯极力反对,说话慷慨激昂,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了。皇帝很无奈,只好放弃。

这个故事一般被认为表现了包拯的刚直敢谏和宋仁宗的仁慈虚心,可是原文后面还有一段奇怪的文字:“温成(张贵妃)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按照常理,一个人被人把唾沫喷到脸上后,会在第一时间擦去,可是宋仁宗没有。他不但没有在朝堂上立刻擦去,就算是在散朝之后也没有擦去,而是一直从朝堂退出,走到后宫,来到张贵妃面前,才“举袖拭面”。

很明显,他在施展“苦肉计”。

宋仁宗就是要告诉张贵妃,不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而是阻力实在太大,看看,我都被人吐口水了,绝对不是骗人,有口水为证。他还借题发挥,说:“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言下之意,我这么受辱,完全是为了你啊!

果然,看到宋仁宗为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明明他并没替自己办成事,可张贵妃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主动迎上前去向他道歉。面对大声嚷嚷、一脸愤然的宋仁宗,张贵妃小心翼翼,很久都不再提给家人封官的事情了。

张贵妃身为大宋帝国的第二夫人,自然少不了人来巴结。宋仁宗富有天下,他的宠妃自然也啥都不缺。大臣王拱辰(李清照的曾外公)因为反对庆历新政,刻意打压苏舜钦和范仲淹,被宋仁宗贬到地方担任知州去了。他想调回京城,便千方百计搜罗了一个定州红瓷器献给张贵妃。定州瓷本就是宋瓷中的珍品,红瓷更是定州瓷中罕见的变种,据说颜色犹如朱砂,晶莹剔透又如美玉。

张贵妃见到后爱不释手,但知道宋仁宗不喜欢后妃和大臣来往、干预朝政,只是偷偷赏玩。有一天宋仁宗突然到来,张贵妃来不及藏好定州红瓷,被宋仁宗发现了。宋仁宗一看大怒,生气地问:“安得此物?”张贵妃看到仁宗大怒,也不敢隐瞒,供出了王拱辰。宋仁宗更怒:叫你不要收人家的礼物,你怎么就是不听!他不但是嘴上说说,还抄起柱斧(宋朝皇帝经常拿在手上的一种装饰品,类似玉如意),一下子把珍贵的瓷器砸碎了。张贵妃一脸愧色,连忙下跪请罪。王拱辰自然也没有被调回。

可是,就算张贵妃宣扬自己绝不收礼,还是有许多人想破脑袋用各种方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出身名门、位高权重的名臣文彦博也不能免俗。张贵妃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早年相识,文彦博想借张贵妃之力拜相,就费尽心思找了一匹珍稀的用金线编织的蜀地灯笼锦献给张贵妃。张贵妃大喜,做成一件华丽的礼服,并在上元佳节宫廷大宴时穿上,一时艳惊四座,连宋仁宗都频频注目。可是,当宋仁宗听说这匹灯笼锦是文彦博所献后,就算宴会上人多嘴杂,易惹是非,宋仁宗还是顿时沉下脸来,给了张贵妃一个大大的难堪。

不过,宋仁宗还是很注意分寸的,要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斩断和所有人的人情往来,不大现实,也没有必要。王拱辰献上定州红瓷,宋仁宗一斧砸掉;文彦博献上灯笼锦,宋仁宗只是给点儿脸色。关键在于,王拱辰是因为反对朝廷新法、且恶意陷害朝臣而被贬的,这种人绝对不能轻易赦免,所以宋仁宗态度强硬;而文彦博和张贵妃毕竟算是世交,互相有点人情往来,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一个是后妃,一个是朝廷重臣,并且是呼声很高、即将拜相的朝廷重臣,两人一旦勾结,很有可能操纵朝政,所以宋仁宗必须防患于未然。于是,按照正常程序,宋仁宗仍然任命文彦博为宰相,但当御史提出,文宰相曾经献给张贵妃灯笼锦时,宋仁宗趁机发难,将文彦博罢相,以警醒自己的女人们。为了安抚贵妃,那个提出弹劾的御史随后也被罢官,算是平衡。

当然,如果宋仁宗只是一味强硬,总是使用家庭暴力,动手脚、甩脸子,那也算不得艺术。他在处理江山和美人的关系时,还注意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当时的大宋宫廷,常常是国家流行时尚的发源地,宫中发生的大小事务不但关系到大宋的政治、军事,还关系到大宋的经济、生活。像金橘,本是江西的特产,因为出产地太偏远,开封府的许多人都不认识,可是有一次江西的官员献上金橘,张贵妃一吃就爱上了这口,于是京城都流行吃金橘了,金橘价格一下暴涨几十倍。好在金橘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价格比较低廉,对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小,可是珍珠就不同了。宋代的珍珠,价格多是黄金的十倍。有一年,广州有一个外国商人非法携带一批珍珠进入,被官府抓捕充公。珍珠运到京城,宋仁宗带着后宫嫔妃集体观赏。张贵妃一看到硕大且无瑕的珍珠,就走不动了。看到心爱的女人如此喜欢,宋仁宗自然大方地将珍珠赏赐给她。可是其他嫔妃不干了。平时皇帝就经常赏赐一些好东西给她,现在又给她珍珠,实在太偏心了!宋仁宗也怕烦,就答应让人去集市上购买类似的珍珠,结果搞得京城的珍珠价格暴涨。

宋仁宗听说后很是担忧,当时国家多难,西北不宁,又长年给辽国和西夏支付岁币,国库并不充裕。若是因为购买珍珠这样的奢侈品,耗费大量钱财,实在不划算。可是,也不能无视其他嫔妃,后宫不宁,朝廷也难安啊。怎么办呢—众位嫔妃之所以要珍珠,其实不是为了珍珠本身,只不过是不忿唯独张贵妃得到珍珠罢了。如果张贵妃能够主动放弃,其他人自然就不会纠缠了吧?

几天之后,皇帝召集众位嫔妃观赏牡丹,皇后和嫔妃都到了,唯独张贵妃最后到,头上戴满了前两天宋仁宗单独赏赐的名贵珍珠。众位嫔妃一看张贵妃那神气活现的样子,都很忌妒,曹皇后更是脸如寒冰。这次,宋仁宗没有像以往一样迎上前去,而是站立不动,等张贵妃自己走过来。不但如此,他还用袖子遮住自己的脸,说:“满头白纷纷,岂无忌讳?”一头的白色珍珠,仿佛死了人服丧一样,多难堪!听到宋仁宗这么说,所有嫔妃都哈哈大笑。张贵妃羞愧难当,急忙回去换了寻常的装扮。宋仁宗看了很高兴,亲自上前给张贵妃头上簪了一朵艳丽的牡丹花。于是,所有嫔妃都不戴珍珠头饰,改插牡丹花了。自然,京城的珍珠价格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宋仁宗用一朵牡丹花就平抑了京城的珍珠价格,更平息了众位嫔妃的纷争。如此处理家庭和事业、爱情和工作的关系,江山和美人两不误,可谓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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