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文学形象

刘兰芝文学形象,第1张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其以繁简交错的剪裁方法,生动传神的对话,以及托物起兴、铺张排比等手法展示了刘兰芝、焦仲卿从相爱到相离直至殉情的爱情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和吃人的本质,热情歌颂了人们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与人生幸福的伟大精神。该诗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一个个性鲜明并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光辉妇女形象,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 诗歌开篇便以刘兰芝的口吻向读者展示其良好的个人素养:“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结合后来兰芝见焦母之前的外貌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一个美丽聪慧的女性形象便现于眼前。这里首先描绘的是刘兰芝这一艺术形象清新明丽、素洁淡雅的外表美,给人一种清爽利索的感觉,表现了兰芝美得大方,娇柔得体的外在魅力,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美丽端庄的传统女性形象,符合人们传统的审美心理习惯。 但诗歌没有停留于外表的描绘上。从“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到“左手持刀,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我们不难发现:兰芝不仅美丽,而且勤劳能干。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氓》、《孔雀东南飞》女主人公形象对比

《卫风 氓》通过女主人公恋爱、结婚到被遗弃的悲惨遭遇,塑造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古代妇女形象,表现了古代妇女追求人格平等、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揭露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摧残。塑造了一个勤劳、温顺,但性格又十分坚强的妇女刘兰芝的形象。

这两个相隔六、七百年的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劳动妇女,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相同的性格、相似的生活经历,相同的悲剧命运。

1.善良的性格、勤劳的品质

《氓》中的女主人公在恋爱时热情、活泼、淳朴、天真:对远道而来的氓热情相待;对要回家的氓情意绵绵,“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对本不应该生气(“子无良媒”)而生气的氓委婉相劝,并答应婚期,“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对回家的氓的思念更显天真可爱,“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非常形象、生动的刻画出女主人公活泼、纯真的少女情态。结婚后的的女主人公更是任劳任怨,虽然“三岁食贫”,但还是“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表现出她的勤劳和善良。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同样是美丽、能干、聪明、温顺。从到夫家始便“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日夜操劳,并且能“三日断五匹”,但婆婆故意刁难,“故嫌迟”,为了自己的尊严,刘兰芝便自遣回家,表现了她不愿焦仲卿左右为难的善良本性和柔弱身体下的坚强性格。离别是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上堂拜阿母”,非常镇静地说自己“生小出野里”、“兼愧贵家子”;但与小姑分手时却“泪落连珠子”、“涕落百余行”,表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和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面对母亲的责问,“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面对兄长的指责,兰芝只能答应,“处分适兄意”。在那个时代的女子中,这些做法已是难能可贵了。兰芝用自遣保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用允婚修补家庭的脸面;用徇情回报焦仲卿的恩爱。

2.坚强的个性,忠贞的爱情

《氓》中的女主人公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对喜爱自己的氓百般恩爱,送氓“至于顿丘”,并安慰氓不要生气,并认定婚期,表现出她对爱情的追求;见不见复关的感情变化、婚后的勤劳都体现出她对爱情的执著和忠贞。但婚后的氓变化太大,“二三其德”并且“言即遂矣,至于暴矣”,女主人公认识到了在恋爱、婚姻中男女的不平等,痛定思痛,毅然决然的与氓决裂,“”,表现了女主人公清醒、刚烈、敢爱敢恨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也是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并且表现更突出、悲剧性更强。在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中,虽然“心中常苦悲”,但还是“昼夜勤作息”,这种勤劳表现出刘兰芝正是对爱情执著的表现;当她感到“大人故嫌迟”的真正原因时,便自请“及时相遣归”;当丈夫为她的自遣归家一筹莫展、泣不成声时,它劝慰丈夫“勿复重纷纭”,同时安慰丈夫把自己的嫁妆“留待作遗施”、“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离开焦家时,她黎明即起,严妆辞别,表现出对仲卿的留恋;而辞别焦母又表现出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分手在即,她立下誓言“妾当做蒲苇,蒲苇纫如丝”,表现出对爱情的专一;分手时,又“举手长劳劳”表现出对焦仲卿的依依惜别;回家时,面对兄长的责难,只有“举身赴清池”,用年轻的生命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贰。

3.相同的社会地位,同样的悲惨命运

《氓》中女主人公是社会低层的劳动者,婚前、婚后的境况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与氓结婚后,辛勤的劳动,打不动变心的丈夫;美好的回忆,牵不回变心的灵魂。这些充分表明那个社会,在爱情生活中,男女的极端不平等性:男子可以随便遗弃女子而不受道德的谴责。同时,女主人公又遭到不明真相、不了解自己艰辛生活的兄弟的嘲笑,这样的处境,只能让人伤心。处在男人变心的处境中,女主人公只有也只能自遣回家,与氓决裂。

同样,刘兰芝在婆婆家也是这样辛勤的劳作,但得不到焦母的认可,把她遣归的原因仅仅是焦母认为刘兰芝“举动自专由”,婆婆的家长制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兰芝的悲剧就产生了;就连焦仲卿的哀求“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也不能打动焦母的冷酷的心,可见刘兰芝在焦家的地位如何了。事实上,那个社会妇女的地位就处于附庸的位置,没有平等的地位,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礼记》中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同时《礼记》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这就从根本上固定了家长威严的不可动摇性。所以到家的刘兰芝受到兄长的斥责便不足为奇了。面对趋炎附势的兄长的“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的责难时,刘兰芝只能回答“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专由!”尽管与焦仲卿分手时信誓旦旦,“蒲苇纫如丝”,但也不敢不答应“怅然心中烦”的兄长。因为她知道,“我有亲父兄”,“恐不任我意”。刘兰芝生活的年代里,严格意义上的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多多少少都有家长的意愿和条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立面,坚强倔强的刘兰芝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想做的事。自遣的她只有以府君热烈、铺张、豪华的迎娶队伍为背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氓》中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这般善良、温顺的女子在她们生活的环境中,即使有对爱情的忠贞、对家人的热情、对工作的勤劳,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这样的悲剧结局,不能不让人掬一把同情、哀伤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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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娥具有始终如一的善良而美好的品质。窦娥虽然家境贫寒,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然而正是这种经历,养成了她善良、孝顺的美好品质:她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十分孝顺;她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她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人贤惠;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她不仅为了使蔡婆免受毒打,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用生命为代价,含冤招承了药死公公之罪,而且还在被押赴刑场、即将被处斩时,还想到不能让婆婆看到自己的样子以免婆婆伤心难过。但是,窦娥又充满了反抗斗争的精神。她一出场,便(1)对“恒定不变”的天理产生怀疑;(2)她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不依从婆婆,而且谴责婆婆答应嫁给张驴儿父亲是不守“贞心”,是不知羞的行为;(3)她坚决反抗张驴儿的逼婚,就是在张驴儿嫁“药死公公”之罪于窦娥,以“官休”相威胁而实则强行逼窦娥“私休”的情况下,她仍然坚定沉着地维护自身人格尊严,与其抗争到底;(4)即使她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双手被刽子捆绑得不能动弹,但她仍满腔的怒火和怨气,骂地“不分好歹”,骂天“错勘贤愚”并且发出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的三桩“表明清白”的誓愿——而窦娥这种对“天理不公”的不满,实际上是对人间的不公与黑暗的反抗与责问;(5)尤其是她已含冤屈死,但其鬼魂仍然“一再”为自己伸冤,这充分表明了窦娥不向黑暗的暴力屈服的坚强意志。)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要求“遣归”,对仲卿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亢不卑,很有教养。阿兄逼婚,她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刘兰芝还是个善良温顺的妇女。她对仲卿体贴谅解,一方面忠于爱情,“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设身处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祥林嫂受封建制度压迫颇深的悲惨女性。这个旧中国的劳动妇女,只知在不断的劳动中,换取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最孽限擘自生活,她不断地挣扎着,可是那个罪恶的制度不能容纳她,在遭受夫死,被迫再嫁,后夫叉死,惟一的儿子又死等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她未老先衰,精神和身体完全垮了下来,最后孤零零地惨死在鲁镇人们祝福来年幸福的年三十夜的大风雪里

《氓》与《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的相同点:都忠于所爱之人,都渴望获得真挚的爱情。 

不同点:

女主人公形象上的区别:

《氓》表现出女主人公对社会的控诉和对自身的伤感。她是一个弃妇形象,被小商人抛弃,最后觉醒了,认识到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大胆同氓决绝。

《孔雀东南飞》表现出女主人公刘兰芝以死殉情的刚烈。刘兰芝美丽、勤劳、聪慧,和焦仲卿一起反抗封建家长制度,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只可惜失败了,双双殉情。

扩展资料

《氓》中女主人(以下简称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都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两人的婚姻悲剧有一些相似之处:如两人身份地位都很地下,都是被污辱被损害的对象;在旧社会男权主义社会里,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等,但两人的婚姻悲剧有很多不同之处。

悲剧产生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

女主公大约生活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时期。这时候,中国正处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对人们的精神起到主导作用。虽然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是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问题比较自由开放。

从《氓》第一二章中的句子可以看出来:男子假装拿布来换丝,实际上是同女主人公来商量婚事。婚姻只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事情,没有出现双方父母的影子。虽然男子用布来换丝来掩饰自己的真实企图,但这可能并不是要躲避双方父母的监控,可能只是青年男女羞涩甜蜜心里的自然反应。 

而刘兰芝所处的时代就不相同了。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采用了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虽然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过儒释道的争论,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儒家思想这时候不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已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精神以至日常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等,这些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对焦母的蛮横无理只能采取妥协退让乃至殉情自杀中可以看出来。

——国风·卫风·氓

——孔雀东南飞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 式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史,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便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象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 !” 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 “ 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 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 “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 最后她哥哥说出了 “ 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 ,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 “ 仰头 ” 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不仅暴露了封建门阀统治的罪恶,而且远为深广地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花,也是历史的镜子。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婆媳关系,自古就一言难尽,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之所以能以劳燕分飞的悲剧流传千年,就因为有了焦母这个恶婆婆。为什么把普通甚至是很好的女人分别放在婆婆与媳妇的位置上,世间就几千年都无法消掩婆媳关系这种你死我活的拚却和至死都不能释怀的悲屈呢?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

儒家思想逐渐显露出它的反人性、反感性的一面,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正日渐束缚和禁锢人心,显示出它吃人的丑恶嘴脸。《孔雀东南飞》中婆母的虐待(顺从公婆是对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焦仲卿对他母亲的消极顺从(顺从父母是对中国男子最基本的要求)和在这种顺从中表现出来的对其妻被弃命运的某种程度的漠然,母家兄长的推诿敷衍(中国女性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女子被休或嫁不出是自己父兄的耻辱)等等,都表明这不仅仅是焦仲卿妻个人的悲剧命运的反映,更是中国妇女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悲剧地位的反映。

 刘兰芝的个性特点

 刘兰芝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女子,遵循古时极为崇尚的三从四德,而她和焦仲卿最后的结局则是封建爱情的必然结果。当然,刘、焦二人的悲剧与他们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现在,从刘兰芝的形象特点来分析《孔雀东南飞》这个经典故事。

 刘兰芝是一个才女。文中多次提到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在古代来说,一个女子能做到这些是可以算有才的了。

 刘兰芝吃苦耐劳。“鸡鸡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很好的说明了刘兰芝的心灵手巧和任劳任怨。一个弱小女子每日勤于机织,还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刘兰芝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婆婆故意刁难她,她却在被婆婆逼走的时候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还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足以看出她是多么善良。另外,焦仲卿告诉她过段时间再去找她的时候,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能不能再回来,而是只希望焦仲卿可以记住她,这是真诚的爱。

 既然刘兰芝有才华、能吃苦又知书达理,为什么最后却不能和焦仲卿在一起呢原因就在于刘兰芝本身很软弱,什么事情都是逆来顺受,从来没有想过反抗。婆婆欺负她,她忍气吞声,让她走她就走;哥哥逼她嫁人,她就答应下来。她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去反抗,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她,是封建思想戕害了刘、焦,更注定了他们的悲剧。

 刘兰芝的简介

 刘兰芝,东汉末年女性,家乡在今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皖水东岸。这座古镇原来叫小市港,又叫小吏港,或称焦吏港。据《怀宁县志》记载:“小吏港,以汉庐江小吏焦仲卿得名。”。[1] 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府小吏焦仲卿为妻。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记叙其事的《孔雀东南飞》成为东汉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和北朝的木兰诗合成为乐府双壁。

 刘兰芝的柔情与贞烈,“自古红颜多薄命”,人们看这句话时,多与权势、名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句话也适宜于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

 刘兰芝的人物生平

 出身

 是汉代末年庐江郡的一个小家碧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看样子她是一个家教严谨,多才多艺而又知书达礼的闺阁少女。

 出嫁

 十七岁的那年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

 焦家人口简单,丈夫之外只有守寡多年的老母和一位小姑子,也算是当地的小康之家。刘兰芝嫁到焦家以后,起早睡晚,辛勤操持家务:提水、烧饭、洗衣、织布,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把一个四口之家打理得有条不紊。焦仲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工作余暇便暗在妻子身边,喁喁低语,情话绵绵,偶尔也弹筝奏乐,轻声合唱一曲,伉俪情深,其乐融融,邻里之间对这对郎才女貌的小夫妻,莫不十分羡慕,然而焦母心中却非常不是滋味。焦母始则蛮不讲理地加重媳妇的工作量,继而百般挑剔媳妇的不是,终于完全丧失理性,认为媳妇简直就是破坏焦家和谐气氛的狐狸精,强迫儿子非把刘兰芝休回娘家不可。

 休妻

 焦母当时要休去刘兰芝的理由就是认为媳妇没有礼节,凡事爱自作主张,使我老人家心里不快活。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会是天大的笑话,然而这在古代却是重要的理由,古代有所谓“七出”之余,符合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休妻。《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焦母守寡多年,母子相依为命已经成为长久以来的习惯,家中忽然多出一个媳妇,使母子之间彼此依赖的态势,顿时产生大幅度的变化,失去了心理平衡,迁怒于媳妇。当时焦仲卿认为媳妇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为何得不到母亲的爱护呢他反对母亲这样做,在母亲面前发誓:“倘若遣去媳妇,此生誓不再娶!”但是焦母却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以死相威胁,在最后关头焦仲卿还是败下阵来,屈从了母亲的意思。

 分别

 当天夜里,夫妻两人泪眼到天明,焦仲卿一再解释他的尴尬处境,并保证假以时日,情况必然会获得改善,劝慰其妻务必要暂时忍耐,过些日子再来相迎;然而刘兰芝不敢作此奢望,完全是一别成永诀的态势,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犹自叮咛丈夫把留下来的绣襦、罗裙、斗帐、香囊、镜匣、丝绳等女用物品,得便全部赠送别人好了,不必留置,以免睹物伤情,徒增苦恼。

 泪还没有干,天就快亮了,含着悲愤的心情刘兰芝起床收拾打扮,她在穿衣着袜的时候,每一件小事都重复四五遍,每一遍都牵动着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她款款地走出房门,向焦母辞行。她是严肃的,穿着典雅的'服装,这是一种对焦母的抗议。然而这一圣洁的表情轮到向小姑子辞行的时候,化作珠泪涟涟。她的满腹辛酸在同是女性,又与自己同龄的小姑子面前再也忍不住了。她必须离开而又不忍离开这个家啊!

 该走了。一辆马车载着刘兰芝离开焦家,焦仲卿骑着一匹白马随车相送,行行重行行,车轮的每一转动,似乎在辗碎两颗已经支离破碎的心,忍不住难舍难分的痛楚,焦仲卿下马钻进车里,两人再度相拥而泣,指天发誓,决不相负;“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意即海枯石烂,两情相悦,永不变心。到家了,该分手了,“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回家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刘兰芝回到家中,善良的母亲望着“进退无颜仪”的女儿,大为悲伤。然而刘兰芝还有一位性情暴躁的兄长,对她这位兄长,刘兰芝是早有心理准备,在回家的路上她就知道:“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遂以煎我怀。”

 果然,刘兰芝回家后,首先是县令遣媒为他刚满十八岁的第三个儿子求亲,做母亲的理解女儿的心情,在女儿的求恳下代为谢绝了。不久,太守造县丞为他的五少爷求婚。当母亲再次准备为女儿谢绝时,她的兄长出面干涉了,在旧社会长兄代父啊,而家庭又是认男子为主的,于是答应了这门婚事,并纳采行聘,选定了良辰吉日,准备迎亲过门。刘兰芝默不作声,只有用手巾掩口啼泣,眼泪哗哗地直流,所谓“腌腌日欲瞑,愁思出门啼。”

 殉情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再嫁的消息,快马加鞭赶到了刘家,已经是薄暮时分,那声声马嘶,也就是他心中的悲呜。眼见门前已经搭好了“青庐”,那是以大幅布幔搭成的帐幕,是新娘出阁前的一晚用来过夜的。见到刘兰芝,焦仲卿气急败坏地说:“我如磐石,千年不转移,而你蒲苇的韧性呢何以在一天一夜之间一切就变了样子呢我们的海誓山盟呢!我只有祝贺你攀上高枝,一天比一天过得好。”刘兰芝肝肠寸断,呜咽讲道:“人生不如意,一言难尽,你又何必那样讲呢!我和你同样是受逼迫,只有一死来表明我的志向了。”刘兰芝哭着跑回青庐,焦仲卿也拨转马头,万念俱灰地踏上归途,世上万般辛苦事,无过死别与生离。

 那天已是冷冬的时节,寒风摧凌着树木,树叶飘零。渐渐地庵庵黄昏,寂寂人定,斜月清冷,严霜满地,偶尔地自空中传来一、两声孤鸟的悲鸣。刘兰芝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青庐,趁人不备,跃身投入村外的池塘之中,用她的生命来诠释情爱的坚贞。

 那边焦仲卿回到家里以后,登堂拜母,说了一些“不能承欢膝下,万望善自珍重”的诀别话。他那糊涂而专横的母亲还在安慰他:“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无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廓,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不管母亲如何劝勉,此时焦促卿已经决心赴死,那里听得进去。当天夜里徘徊庭院之中,三更过后,乌鸦成群飞过,焦中卿心知有异,以为爱妻已经殉情,正在黄泉路上等他结伴同行呢!于是解下腰带,绑在庭树枝上自缢而死。

 刘兰芝放着“金车玉作轮,青骢马,金镂鞍”的富贵之家不去,甘愿为情而死,令人赞叹。

 天亮以后,焦仲卿与刘兰芝双双殉情的消息,已经轰动了附近村里,焦母呼天抢地,为独子的死悲恸不已;刘家兄长更是愧悔交加,因为自己的贪利趋势,而害得走投无路的妹妹投水保贞;村民更是由同情而愤慨,聚集在两家门前,鼓躁唾骂,并要求将两人合葬在华盖山麓。

 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墓地,东西植松柏,南北种梧桐,若干年后,枝丫繁茂,浓荫覆地,有一种双栖双飞的鸳鸯鸟,夜以继日地穿飞上下,婉啭和鸣;青年男女纷纷来到墓地参拜,祈求获得美满良缘,至今安徽省舒城县城南的华盖山,还有鸳鸯坟的遗迹!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小吏,大约是如今安徽省庐江县、潜山县与舒城县一带地方。

 拓展内容

 刘兰芝的苦与悲作文

 我既已投身清池,你又何苦自挂东南枝!

 花灯节上,我的手绢被风卷起,落入你的怀里。你把绢帕细心叠好,送还给我,只说一句:“姑娘,好生保管!”便转身离去。我抬起羞红的脸想和你道谢,却只看到你的侧脸。

 本以为将永不相见,却在庙会上遇见了你。在庙会的茫茫人海中我被一个陌生男子撞了一下,摇摇欲坠之际,是你扶住了我。可不曾想,还是把脚给扭伤了,婢女也走散了。你好心把我背到医庐,陪我坐在湖边休息。我羞涩的向你道谢,你朝我微微一笑。我看到你脸上因背我而出的汗,从怀里拿出手帕小心翼翼地帮你擦汗。你接过手帕,看到上面我闲时绣上的牡丹花,便夸:“姑娘,好手艺。”我陷入你的温柔体贴中不可自拔。我们谈天说地直到婢女匆匆来到。

 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我们聊天、泛舟、游湖,无话不谈。我知道我喜欢上你了,但不能说,婚姻大事岂能由我作主,我怕你笑我太痴心。但没想到幸福来的这么快。你前天才说:“我喜欢你”,后脚却媒人就上了门,我就这样风风光光地嫁给了你。

 当我感叹我的幸运时,没想到事情成那个样子。我十三岁能织精美的白绢,十四岁就学会制作衣服,十五岁能弹奏箜篌,十六岁就开始朗读诗书。我自认为遵守了府中的规则,专心不移。我知道你依然爱我。可我独守空闺的寂寞是你不能了解的,三年下来你陪在我身边的时候竟用手指都算得出来,丝巾哭湿了一条又一条,失眠了一夜又一夜。我常坐在窗前等你回来,醒来时却发现泪已不自主地流出。空荡荡的房间,只有我这个行尸走肉在独自啜泣。

 “轰隆隆”地雷声响起,我害怕地缩在一团。这雷声是魔鬼,我亲眼看见它杀死了最疼爱我的父亲。父亲那被电击得扭曲的脸似乎在我面前,你却不曾回来,只有陪嫁过来的小莲紧紧地抱住了发抖的我。就连最脆弱的时候,陪着我的人也不是你。

 每天雄鸡打鸣我就要上织布机织布,每夜都劳累到子时。每两三天织成五匹布,思念成灾,一不留神却划破了手。手上的伤痕遍布,却不及我心上的万分之一。即使这样婆婆还是嫌我织得太慢,欲把我赶出家门。我知道并不是我织得慢才会被赶出家门,而是婆婆嫌我三年竟一无所出。我只能把苦往肚子里咽,一年见不到几日,好不容易回来了,却累得倒床就睡。要我怎么有所出呢?

 我知道你对我的情意始终未变,故回家后约定等你。你是孝子不会违背母亲所说的话,纵使不愿也只能选择放手,我虽善解人意,但心始终不是铁打的。被赶出家门后,便像塌了半边天。长兄如父,我区区弱女子又能做什么?只能以泪洗面,裁衣待嫁,我知道你知道后会怪我。但没料到你竟怀疑我对你的用情之深,夫妻三年你难道不了解我吗?我是贪慕富贵的小人吗?我体谅你怒火攻心,口不择言。但你既然那么认为我活着还有何意义,我的心从来只在你身上,今生今世、永生永世都只在你身上。如果死能证明我的清白,那我就死了吧!

 我既已投身清池,你又何苦自挂东南枝。你家只你一个男丁,你死了,婆婆怎么办?小姑怎么办?这个世道有太多的不公道,你身为男丁就应保护她们,不要又酿成一场悲剧。不要让你我的事在小姑身上重演,生时聚少离多,死却同穴而居,真是可笑可悲。今已为幽魂,对这世间已无牵挂,只愿转世的我们不要再离别!

对于刘兰芝的悲剧命运,大家分歧很大,争论不休,我自己静下心来想想,刘兰芝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呢?首先,刘兰芝和婆婆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可见,刘兰芝已经不堪驱使,做好了离开的准备,而焦母则说“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根本没有给焦仲卿留什么挽留的余地。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而刘兰芝却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刘兰芝平时是怎么做的呢?“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如此勤苦,婆婆还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谓言无罪过”仍更被驱遣“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见,不是刘兰芝做的不好,而是婆婆太挑剔。刘兰芝作为富家女子,从小的教育是优良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一切都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而且即便是刘兰芝要离开的时候,依然去拜别公姥看,“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嘱咐小姑子“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刘兰芝的一言一行有礼有节,无可厚非。但是婆婆依然不依不饶,“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如此绝情。刘兰芝亦反复申明“不堪母驱使”。可见二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刘兰芝必走无疑。即便是这次如焦仲卿所愿,回了娘家再接回来,接回来以后呢?岂不是依然如此?婆媳矛盾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刘兰芝在家庭里面依然得不到焦母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待遇,依然过着辛劳且没有自主的生活,这种生活对刘兰芝来说依然是无法忍受的,你想改变焦母也是不可能的,让自己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低眉顺眼,阿谀逢迎,没有尊严的活着,也是不可能的,谁也改变不了谁,结果只能是离开,决绝。“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一走了之!刘兰芝和社会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在那样的社会背负的太多,恶婆婆的折磨,娘家父兄的逼迫,太守婚事的无法拒绝,丈夫的懦弱和谴责,爱情的不可保全,都是围绕在刘兰芝身边无可逃避的现实环境,面对这些,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女子出路在哪里?你或许会说,刘兰芝面对婆婆,可以忍一忍,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好了;你或许会说,父兄的建议也是为了妹妹好,刘兰芝听从哥哥的建议,选择再嫁,可能是更好的归宿;你或许会说,虽然被焦仲卿遣回家,但是县令和太守相继来求婚,自己的身价岂不是更高了?可是,为了尊严和自由,刘兰芝已经无法和婆婆安然相处;为了捍卫爱情和承诺,刘兰芝不愿意选择再嫁;为了不连累家人,刘兰芝没有办法拒绝太守家的婚约。如果刘兰芝能够和社会妥协,抛弃自己的坚守,那就不是这个冷静、觉醒、有反抗精神的刘兰芝了。这样的社会容不下这样的刘兰芝,这样的刘兰芝在这样的社会无法找到真正自己。这个时候的刘兰芝面对的社会就是铜墙铁壁,根本无法突围。可见她和社会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她已经无路可走。刘兰芝和自己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对自己不想要什么和想要什么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从刘兰芝决定离开焦家的时候开始,刘兰芝应该就已经做好了和这个折磨人的社会决裂的准备,从她决议离开,就放下了,放下了对焦仲卿的依恋,放下了对男人的依附,她独身孤勇的毅然前行,她要和自己的命运去做勇敢的抗争。她的性格是刚烈的,不是懦弱的,她的选择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跟《氓》中的卫国女子不同,刘兰芝一开始就不认命,自始至终就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希望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委曲求全、低三下四的没有自我的活着。这样的性格的女子注定是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宁可带着对焦仲卿的爱以赴黄泉,完成“不负韶华不负卿”的誓愿,也不和自己的至情至性相妥协。就是这样的刘兰芝,她选择了离开就是选择了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誓死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至于爱情,她只能放在心里,只能带到另一个世界了。这就是她无言的呐喊,这就是她掷地有声的承诺,这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这,才是我心中的刘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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