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是哪个朝代的作品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它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以下是我整理的孔雀东南飞是哪个朝代的作品，欢迎阅读。

孔雀东南飞是哪个朝代的作品？

《孔雀东南飞》是产生于建安时期（公元196年～219年）的一首民歌。

　 孔雀东南飞简介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

　《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孔雀东南飞分析

　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孔雀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它长期流传于民间，不断为人增饰，经六朝而写定，后被徐陵编入《玉台新咏》。从它问世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传诵，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光辉篇章，是长篇叙事诗的杰出代表。

　对这样的名篇杰作，教学时，除要讲清字句借以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能力外，对其思想艺术，也应认真加以分析。诗的思想艺术，可讲之处很多，而学生往往在以下几点上理解不深或不准：一、焦刘为何轻易自杀？是否太软弱了？二、开头什么意思？结尾有无迷信色彩？三、刘兰芝那么阔气，经济地位如何？由于对以上问题理解不准，会影响到对全诗的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很值得讲一讲的。而且，这些问题，也正是教材的难点。当然讲解时，也不宜回答问题式地孤立进行，而是要在分析诗的思想性、艺术性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注意。

　其实，焦刘的自杀，正是题旨之所在。作品正是通过焦刘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的罪恶，歌颂了焦刘忠于爱情的崇高品德和不屈服于封建势力的反抗精神。

　刘兰芝从小教养很好，知诗书，懂音乐，能织布，会裁衣；与焦仲卿结婚后，侍奉婆母，甚为恭谨，织布劳作，十分勤快；夫妻相处，更是情笃意深。然而，这样一个本来无可挑剔的女性，竟然命运是那样悲惨！这样一对恩爱夫妻，竟落得个双双自杀的结局！

　是他们轻生吗？是他们软弱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关于这一点，诗中表现得极为明确，那就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迫害。这一点，正需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这首诗，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是认识“封建礼教吃人”的极好的感性材料。

　在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根本没有婚姻自由，一切听命于家长。而女子的地位，尤为低下，命运尤为悲惨。封建礼教规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来维系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所谓伦理纲常，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大戴礼记·本命篇》就明文规定了对妇女的“七去”（又名“七出”）条款：“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这无异于法律。所以，尽管刘兰芝的行为本自“无偏邪”，焦母只要随意找个借口，如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愤”，“吾已失恩义”之类，便算“不顺父母”，便可把刘兰芝逐出家门。

　父母之命，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是造成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

　焦仲卿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首则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带有威胁意味的话恳请母亲宽宥，继则以“卿且暂还家”“不久当归还”来以退为守，图谋他日重得团圆。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他的愿望无情地被粉碎了。同样，刘兰芝的蒲苇磐石之约，刘兄也可以随意践踏。兰芝无父，兄长即家长。所以当刘兄逼嫁时，兰芝也唯有表示“处分适兄意”而已。

　诗中这些情节，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势力的凶残。

　在强大而又毫无人性的封建势力面前，焦刘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有听凭家长的摆布。但这并不反映他们性格的软弱，相反，他们却以他们的时代可能采取的方式给予封建势力以坚决的反抗，那就是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这一行动，一则是为了实践他们“黄泉共为友”的初约，一则是为了冲破家长的安排而采取的勇敢的挑战。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坚贞不渝；对家长的意图，宁死不从。难道这不是一种反抗精神？不是性格坚强的表现？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要求古人。

　也正因如此，焦刘虽被封建势力所吞噬，但他们却赢得了人们的无限同情，“时人伤之”，对他们悲剧命运的反抗精神予以深情地咏叹和颂扬，甚至以神话式的结尾来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

　这一主题，是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讲清这一点，就会加深学生对封建社会的感性认识。

　诗的艺术性也很高，自然可讲之处很多，如叙事真切，情节曲折，故事完整，人物鲜明，语言朴素等等。明胡应麟在《诗薮》中称赞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详而有体，五言之史也。”并誉为“古今绝唱”。所谓“五言之史”，是说它象史传文学一样叙事真切；所谓“详而有体”，是说它象史传文学一样叙事真切；所谓“详而有体”，是说它刻划人物入微，材料安排组织得当；所谓“质而不俚”，是说它语言虽朴实而不粗俗。这一评价，确实抓住了诗作的一些特色。这些优点，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借鉴。但诗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几段铺叙，更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色。这些手法，学生接触比较少，尤其需要讲一讲，引导学生正确欣赏，以免产生上面的那种误解。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样的开头，是民歌惯用的起兴手法，《诗经》中有着大量的例子。所谓“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手法运用得当，除一开篇就会渲染出某种气氛和情调外，还能启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增强诗意。关于本诗的开头，闻一多先生在《乐府诗笺》中，举出《艳歌何尝行》（前几句为“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徊”），《襄阳乐》（前二句为“黄鹄参天飞，中道郁徘徊”）等篇，解释说：“以上大旨皆言夫妇离别之苦，本篇……惟易‘鹄’为‘孔雀’耳。”用孔雀、天鹅（鹄）、鸳鸯之类生有定偶的美禽来喻指夫妻情笃，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本诗用孔雀徘徊眷顾的情景来起兴，正是用了这种手法。

　诗在结尾时，写了焦刘墓地上梧桐松柏，枝叶交错，鸳鸯悲鸣其中的情景。这也是民间文学的常见手法。它植根于人民的美好愿望。死者生前惨遭不幸，这自然已无可奈何，于是人们希望他们身后再得团聚，借以寄托祝愿，表示同情。如晋干宝《搜神记》中记载的关于韩凭夫妇的故事，就是一例。宋康王霸占韩凭妻何氏，至使韩凭夫妇双双自杀。但“宿夕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后世的梁祝化蝶故事，应该说也是和这类传说一脉相承的。神话传说故事与宜传迷信，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应予区别对待。

　至于铺张的手法（即带有夸张性的铺展开来的叙述），也是民歌中习见的艺术手法。如《羽林郎》中写胡姬，《陌上桑》中写罗敷，为了突出主人公的美，便以夸饰的笔触极力描绘她们的装束打扮，这只是为了增强艺术效果，决不能以此论证她们的经济地位。本诗也是如此：为了突出刘兰芝的深情，写了她留下的箱奁的华贵；为了突出她的美丽，写了她告别时妆的精妙；为了突出她不为富贵所动，写了太守家迎娶排场的豪华；为了突出她的精干，写了她裁制嫁衣之快；等等。这一铺张手法的运用，有力地增强了诗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是人民的美好理想的一种体现。关于这一点，也应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不宜看成是纯粹的写实，从而论断她的经济状况。

东汉末建安间有个叫刘兰芝**美丽、善良、聪明 、勤劳。她与焦仲卿结为婚夫妻后，俩人感情非常好。然而焦母却对刘兰芝百般挑剔，并威逼焦仲卿驱逐刘兰芝，焦仲卿迫于母命劝说兰芝暂避娘家，并承诺一定会接她回家。谁知兰芝娘家趋炎附势，她哥哥逼她改嫁太守，焦仲卿闻讯赶来，两人约定黄泉相见。太守迎亲 ，双双殉情死。

知识拓展

刘兰芝和焦仲卿成为悲剧的原因

刘兰芝从小就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真的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从她嫁入焦家以后，更是勤侍婆婆，忙于家事，不敢有所懈怠，这样的媳妇被谴！可以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古代休妻，讲究七出，又称为“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即使是对照这几条，其实也找不出刘兰芝的大错，她的被休。仅仅是因为婆婆对她看不顺眼，早就想把她赶出家门，所以处处为难刁难她。而婆婆对她看不顺眼的原因是因为两人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这些从刘兰芝的话语“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以及焦母的“汝是大家子，仕宦于抬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魏晋时期，婚姻一般来说是家族和家庭之间联合的工具，反倒是结婚的双方没有说话的权力，任由家里做主。所以这样的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被焦母所反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只是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刘焦在父母做主婚姻当中能够相亲相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了，结婚虽说是由家里做主，但两人由陌生人发展到有情人，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婚姻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一旦掺杂进太多的外来因素，也就变得非常脆弱了。所以在焦母的干涉下，即使不情愿，刘兰芝也不得不离开焦家。 

说到刘兰芝，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焦仲卿了，他对刘兰芝真情是有目共睹的，从向母亲苦苦求情，到以为刘兰芝变心时的恶语相向，以及最后的殉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片真情实意。但我们在感动的同时其实也有些遗憾，总觉得焦仲卿的抗争是软弱的，不够坚决。假如他能够再坚决一些，自己做主坚决不让母亲谴刘兰芝，态度再强硬些，也许母亲也会让步，毕竟孤儿寡母的相依为命，做母亲总是最疼儿子，决不会让儿子为难的。

但遗憾的是，在焦仲卿的身上，封建的愚孝思想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母亲的命令，即使是错的，即使是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得不服从。他虽求情了，但当母亲捶床大怒时，焦仲卿能做的就只有诺诺而退了回来。假如焦仲卿能够多抽些时间出来陪妻子和母亲，缓和化解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也许母亲对妻子的态度就没有那么僵了。

但这只是假如，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不能沉迷于温柔乡之中。娶了妻子回来了，但焦仲卿却在官府里忙碌着，以至刘兰芝“贱妾留空房，相见日常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没有了焦仲卿这个润滑剂，尽管刘兰芝处处退让，矛盾在焦母的故意挑唆下，依旧在不断升级。最终让刘兰芝觉得自己不能忍耐下去了，照这样的情形下去，被休是肯定的了，与其被休回家，还不如自请回家，这样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丝尊严。

所以面对婚姻的悲剧，我们只能是说，焦仲卿是在努力了，但他在工作为重的时候，却忽视了妻子，连妻子回家时还说，要赶着到衙门去，以后再去接你回来。他的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了刘兰芝的再嫁及殉情，试想如果他和刘兰芝家里做好沟通，相信家里也会理解的，那么刘兰芝的等待也是值得的了。也不会有那个悲剧的结局了。努力了，却没有尽全力，连自杀的勇气都有，却没有勇气去进行坚决的斗争。   

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必然的结局。

造成刘兰芝和焦仲卿悲剧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1、门第说：有的学者认为，既然焦仲卿是东汉末年时期的大家，而且又在超清当中做官，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但是刘兰芝只不过一个小乡村里面的村姑，和焦仲卿先是在社会地位方面就有着很大的悬殊。

因此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是门不当不户对的，所以焦仲卿的母亲才要极力反对两个人的婚姻，导致了两个人双双殉情的悲剧。

2、越礼说：有一部分的学者根据焦仲卿母亲所说的言语当中，推断出来了，之所以刘兰芝被焦仲卿母亲驱逐出家门，是因为刘兰芝没有礼节，言行举止过于放肆，不懂得顺从焦仲卿母亲，肆意妄为导致的。

3、守旧说：坚持守旧说这种观点的学者把刘兰芝和上邪》中的无名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和《有所思》中的女主人公比较了一下，认为刘兰芝之所以殉情，是因为她自身太过于软弱。

而这种软弱又是因为手就心理的作用，因此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个人的悲剧是反对封建社会的力量和保守的封建心理相结合的一种必然性。

4、情爱说：有一些读者根据《礼记·内则》中的一句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认为刘兰芝之所以没有收到焦仲卿母亲的喜爱。

是因为焦仲卿甚宜其妻，焦仲卿把以前自己对母亲的情感转移到了妻子身上，从而引起了焦仲卿母亲的嫉妒和不满。

扩展资料：

东汉末年建安时期。庐州小吏焦仲卿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刘兰芝，刘兰芝虽不是大户出身，但也是多才多艺知书达理，自幼便习女红，善弹琴，能诵诗书。

刘兰芝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日夜辛劳，勤于家务，把家打理的井井有条，焦仲卿心里很满意，二人情深义重，其乐融融，但刘兰芝入门两年始终没有生育，这在古代算上大不敬，让她的婆婆很是生气，百般刁难媳妇。

刘兰芝于是就去信给正在庐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诉说不堪忍受之苦。焦仲卿回来为妻子求情，却遭母亲斥责，并令其休妻另娶。

仲卿长跪，言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母亲大怒，仍坚持要赶刘兰芝回娘家。焦仲卿迫于孝道压力只得先请妻子回娘家，暂避一时。

兰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别，类似休妻，今后恐难再见，便将自己常用的香囊、妆奁等物留给焦仲卿以作纪念。

刘兰芝被遣回家十余日，县令即派媒人来为其子求婚，被刘兰芝婉言回绝；又数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门提亲，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与刘家结为百年之好，又被谢绝。

这下早惹恼了兰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难违，兰芝被逼迫不过，只得一切任人安排。那边媒人回报，说刘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过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马上四处派人备下金帛彩礼，人马舟车，以便早日完婚。

第二天，刘兰芝整日默默无语，只是和泪裁衣。忽听得一阵熟悉的马嘶声，出门遥相望，知是故人来。

原来，仲卿在任上闻知此变，急忙告假赶来。焦仲卿指责刘兰芝说道：我这磐石千年不移，你这蒲苇却不过一时的坚韧，就让我一个人孤独终老吧。

刘兰芝听后伤心不已，手抚焦仲卿的马鞍，一一诉说原委，我们俩人都是被逼的，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相约黄泉下相见，不要违背了今天的誓言，二人只好相约黄泉下相见，各自回家去了。

仲卿回家后对母亲说道：今天大风吹折了树木，院子里的兰花上结满了严霜；孩儿的性命犹如西山的落日，母亲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长叹而去。

这一天，迎亲的车马格外热闹，新妇已进门。黄昏后人群渐渐散去，夜深沉，万籁无声，刘兰芝揽裙投水自尽。焦仲卿得知，徘徊树下，亦自缢殉情。后两人合葬于华山旁，坟墓两边种植着松柏梧桐。

后人以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来纪念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焦仲卿

孔雀东南飞的现实意义如下：

《孔雀东南飞》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也有利于告诫人们家庭成员之间要加强沟通与交流，每位家庭成员应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在以后的生活中，丈夫在构建和谐家庭中应起到主导作用，在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要讲究方法与技巧。

作为夫妻，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予父母公婆支持，更要读懂老年人，体会人到老年之后的境况，在精神上给予关心与慰藉；做父母公婆的，也应对儿子、媳妇多一 份理解与宽容，才能构建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

《孔雀东南飞》的主要内容：

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不料偏执顽固的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并要求二人离开彼此，焦仲卿向母亲求情未果，无奈只能劝说刘兰芝暂时离开。

可刘兰芝回到娘家，趋炎附势的哥哥要求她改嫁太守的儿子。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答应了太守家婚事。焦仲卿急忙赶来，两人约定永不相负，在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夫妻二人双双殉情。

来自：《语文老师没教过的三国》

亲爱的朋友，如果说《 孔雀东南飞 》和《 三国演义 》有着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您会不会颇为惊奇以至于大跌眼镜呢？

这并非天方夜谭。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背景

首先请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序言：“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 焦仲卿 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建安是 汉献帝 的第三个年号，始于曹操迁都于许的公元196年，终于曹丕建魏代汉的公元220 年，也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个历史时代。

更值得一提的是，《孔雀东南飞》故事的发生地庐江府在建安时期乃是曹操集团和孙权集团激烈争夺的 军事 要地，多场惨烈战役在此发生，众多三国名人在此驻足。

根据历史学者 马伯庸 先生的考证， 刘兰芝 （后世通常这样称呼焦仲卿妻刘氏）和焦仲卿双双殉情发生在公元200年，即曹操和袁绍在北中国展开 官渡之战 的那一年。根据诗中刘兰芝的自述“十七（应该是传统的虚岁，作者注）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和焦仲卿对母亲所说的“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来判断，刘兰芝投水自尽是在她二十岁左右时， 而焦仲卿“自挂东南枝”时应该与她年龄相仿。两个推论放在一起，可以推算出刘兰芝和焦仲卿生于公元181年左右，和 诸葛亮 、孙权年龄大体相当。

那么，这一对苦命鸳鸯从小到大亲身经历了三国时期的哪些重要事件呢？

孙策 夺庐江

公元184年，张角掀起了席卷中国北部的 黄巾起义 ，庐江郡虽然位于南方，也受其影响，陷入了盗匪横行的混乱状态，这一年，焦仲卿和刘兰芝还是脚步蹒跚、未谙世事的孩童。

正当庐江百姓即将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之时，朝廷派来了一个能力超群又爱民如子的好太守，他就是三国名将陆逊的叔祖 陆康 。陆康到任后，一方面安顿百姓，改善 民生 ，另一方面加强军备，严格练兵，不久就凭借着训练出来的新兵平定了庐江郡内的大小盗匪。百姓们对陆太守的丰功伟绩充满感激之情，庐江境内到处传颂着陆太守戡乱救民的传奇故事。

刘兰芝与焦仲卿虽然不幸生逢汉末乱世，但他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幸运的，因为陆康在他俩的家乡庐江做了十年的太守，为庐江百姓带来了长期和平而温饱的生活。

遗憾的是，陆康为了百姓利益得罪了军阀袁术，于是庐江郡在公元194年成了袁术进攻的目标。

袁术占据的九江郡就在庐江郡北面，他在攻打徐州的 刘备 时向陆康狮子大开口，索要三万斛军粮。陆康看不起袁术那样祸国殃民的割据者，更不愿给治下百姓增加负担，当然就婉言谢绝了袁术的要求。袁术闻言大怒，派刚刚来投的孙策带兵攻打陆康，并且许诺如果孙策能拿下庐江郡，就任命他为 庐江太守 。

孙策当时迫切需要一个地方作为立足之本，就奉命打响了庐江争夺战。

对于孙策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场攻坚战，因为陆康深得民心，万众拥戴，就连正在休假的士兵都主动赶回城内为陆太守效命。可是，孙策不仅是一代名将，还是绝世勇将，在长达数月的对峙后，他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城破之后，陆康坚贞不屈，面北而逝，孙策则又一次被袁术所骗。袁术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把庐江郡归入孙策名下，而是安排他的亲信 刘勋 担任了庐江太守。这时历史已经进入了公元195年，按照《孔雀东南飞》的描写，正是刘兰芝“十五弹箜篌”的那一年，也许她弹得正是怀念好太守陆康的曲子。

刘勋做了四年的庐江太守，这段日子相对比较安定，刘兰芝和焦仲卿的 婚礼 就是在此期间举行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公元197年的某月某日。

庐江再引争端

孙策当年虽然没有得到 庐江太守 的位置，却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相反，他的斗志被激发了起来。在随后的几年内，孙策带兵东进南下，攻伐征讨，先后占据了 丹阳郡 、吴郡、会稽郡，将江东的大部分土地归入了自己名下，接着他又将目光转向了庐江郡。

公元199年，刘勋接受孙策建议向南用兵，而孙策则采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再次向庐江郡发起了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就是明摆着的了——孙策占据庐江，刘勋无家可归。这时， 刘勋 的后台袁术已经死掉，他只好北上投奔老友曹操，一年后因为冒犯曹操而被杀。

孙策进入庐江后，安排了一个新太守，此人姓李名术，据 马伯庸 推断，给儿子向刘兰芝提亲的太守就是他。

李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努力和刘兰芝家结亲是有别的目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来看看《 孔雀东南飞 》中对刘兰芝嫁妆的描写：“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显而易见，刘兰芝是一个大家闺秀，她身后矗立着庐江城里的名门望族，而这正是上任伊始的李术想要结交的对象。

尽管李术和刘家联姻的计划因为刘兰芝为情赴死而失败，但他应该成功地笼络了庐江城内的其他望族，而且他在和庐江官民交流时很可能利用了他们对于 陆康 的怀念。正因为有了庐江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李术才 在 孙策 死后做出了一个并不明智的大胆决定——和继位的孙权翻脸对抗。

孙权没有想到李术会这么快背叛他，更没有想到庐江民众会和李术一起背叛他，他当时正是年轻气盛之际，一怒之下下达了血腥残酷的屠城命令，给他的上半生留下了一个大污点：“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求救于曹公。曹公不救。 粮食 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庐江屠城发生在公元200年年中，这时 刘兰芝 和 焦仲卿 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刚刚过去了半年，不知正史中的屠城惨案降临时，在文学史中那座松柏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情人冢上，双飞的鸳鸯鸟会发出怎样的哀鸣……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

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