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是建安时期著名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
刘兰芝从小受到一般劳动妇女受不到的教育。诗开头就通过刘兰芝自叙写到自己: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当兰芝被遣归之后,刘母也对她说: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这种重复的叙述正是为了强调说明这兰芝绝不像焦母所说的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也不是刘兰芝谦称的“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
十七岁时,刘兰芝已被教养成人,并嫁给庐江府吏焦仲卿。在焦家,她服侍年老的婆婆,照顾年幼的小姑,真是: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她辛勤劳作,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尽管她因丈夫远离, “相见常日稀”,经常独守空房,孤单寂寞,却仍然忠实于爱情, “女行无偏斜”,便是其写照;而她的待人处世,落落大方,举止谈吐,合情合理;她善良,即使将被婆婆赶走时,却仍然想着“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并嘱咐小姑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她有美丽非凡的仪表,当她即将离开焦家时,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可挑剔的新妇,却处处遭到婆婆的指责;尽管她从早到晚纺织, “三日断五匹”,婆婆还嫌她“织作迟”;尽管她处处自我克制,焦母却始终看不惯,说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焦母明知儿子和媳妇感情深厚,却毫无人性地强令儿子赶走刘兰芝: “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
面对焦母的虐待,刘兰芝于忍无可忍之下,向焦仲卿诉说了自己的可怜处境: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是其悲惨处境的写照。可以想象,再勉强留下去,刘兰芝将被虐待至死。因此,她才忍心要焦仲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刘兰芝离开焦家,面对的现实仍是残酷的,被休归的女子在家中没有地位可谈,所以她“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更何况她还有一位“性行暴如雷”的长兄。所以她和焦仲卿离别时就预感到回家后她哥哥“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果然,她回家以后,虽然想信守和焦仲卿对天立下的誓言,忠贞不渝。然而当这位兄长责备她屡次拒婚时,她不得不违心地应许了。道理很简单: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明白不过地昭示了她的这种处境。在婆家,她已得到了“举动自专由”的罪名而被“遣归”,又怎能再违背一家之长的哥哥的意志呢
婚期日近,男方又是太守家“娇逸未有婚”的郎君,在常人看来,确实是极好的一门亲事,所以刘兰芝的长兄责备她: “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太守家声势显赫,然而刘兰芝并不羡慕权贵,依然忠实于和焦仲卿的感情,因此,婚期越近,她越加痛苦,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她“愁思出门”显然是在期待和焦仲卿的最后见面。
终于,焦仲卿告假归来。刘兰芝在距离二、三里外已听到焦仲卿的“马声”,并急急忙忙前去会面,如果不是日夜专注地盼望和想念,她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内便听到马声而迎出门去。
刘兰芝向焦仲卿解释了自己被逼迫而不得不答应太守家的婚事: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焦仲卿不了解兰芝作何打算,因此说了一番“贺卿得高迁”之类的话来挖苦她,刘兰芝其实早想好了主意,因此她当即回答说: “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新婚之夜,当“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初定”的时刻,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刘兰芝以自杀的行动,抗议了黑暗社会的迫害。
刘兰芝的形象,具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作品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或对话,或描写,或铺张,或想象,尽情地在读者面前刻画出刘兰芝的美丽、善良、勤劳、灵巧以及知情知礼等种种美德。应该说,在焦家时,刘兰芝还是尽力按照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来身体力行的,她大可与刘向载入《列女传》中的一些贤德妇人相比美。所以,当焦母指责她时,她敢于理直气壮地对焦仲卿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即使她回家后她依然对母亲说: “儿实无罪过。”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罪过”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所谓“无礼节”的罪名而遭弃逐。她没有任何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焦母容不了她,她的哥哥又想用她来结交权贵,丝毫不尊重她的人格和自由。茫茫大地,没有她的容身之所,因此,只有死才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权利!作品正是通过刘兰芝这一十分美好的艺术形象的被摧残、被压迫、被毁灭,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杀人不见血的黑暗现实。这一悲剧,在我国历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的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作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为我国历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投水而死。她为什么要投水目前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或说成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而死。《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也就概括为揭露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又都把焦母和刘兄说成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和帮凶。这种观点至今已大大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本、教参,影响了广大语文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解读,影响了对诗歌中丰富的人文因素的体会和把握。
论者们在讲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刘兰芝时,大多语焉不详,有证据不实之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说得稍微具体一些:“《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是孝顺这一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焦母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在诗中并不能看到她如何引经据典地援引《礼记》条文迫害刘兰芝和焦仲卿。并且,我们都知道:“《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西汉尚《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之后才兴起讲《礼记》之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后学术界才兴起讲《礼记》之风,所以,《礼记》不可能成为东汉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的礼教方面的杀手锏和紧箍咒。
必须指出,论者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孔雀东南飞》中大量的违反《礼记》条文的内容。
如:“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刘兰芝、焦仲卿相约以死,作者却对他们的殉情抱有同情、赞赏的态度。
如:“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奉事循公姥”,不算未孝未敬之人。焦母即使以为她不孝敬,也不用生气埋怨。应对她进行教导,如还不听就责备她,责备后仍不悔改,才叫儿子把她休掉。而焦母对刘兰芝总看不顺眼,故意找茬,本身就是大大违反礼教的。
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意思是说,对儿媳辛勤劳累之事,公婆即使特别疼爱她,也只好任她去干,但要不时劝她多休息。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不但不叮嘱她休息,反而嫌她织慢了,严重违反了礼教。
如:“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父未出场,虽有“公姥”并举的情况,但大都认为这是个偏义复词,意义指向于“姥”:焦母。从“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看,焦母应说是寡妇。我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焦母丈夫还在世,那么,家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轮不到她;如果焦母丈夫已去世,那么,她就应听焦仲卿的。刘兰芝好像也死了父亲,而刘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却是刘兄,并不是刘母。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焦仲卿像刘兄一样,在家里由他说了算,刘兰芝就不会被驱遣;如果理解、同情女儿的刘母像焦母一样当家做主,刘兰芝也不会被逼再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礼教之类在焦刘两家都未严格地贯彻执行。刘兰芝的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是由于“三从四德”未贯彻落实好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一、从作品本身看,焦母、刘兄有暗合封建礼教加害刘兰芝的行为,却有更多的严重违背封建礼教而加害刘兰芝的行为,我们不能说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就和不能说焦母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样。若严格地按《礼记》的教义来行事,刘兰芝的命运可能还要好一些。刘兰芝的悲剧绝不是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造成的。二、从作品内外的社会环境看,以《礼记》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在当时远未成为社会大众(包括作者)的基本的价值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也还未按儒家的那一套教义来约束,并不存在什么专门扼杀幸福婚姻和美满爱情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不能把刘兰芝的死归罪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迫害。
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死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关。
刘兰芝很自信,对自己的聪明能干很自负。“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自我评价很不差。同时,她又很敏感。婆婆对她的不满、存心找茬,她十分清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倔强的她无法逆来顺受。她不迂回、不婉转,她直来直去、主动地表明立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自尊与叛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兰芝的自尊和叛逆突出地体现在离开焦仲卿前的“严妆”上。“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文字突出了刘兰芝的自尊。历来女子被休回家,大都或面容憔瘁,或衣冠不整,或泪流满面,或寻死觅活。但刘兰芝觉得这样做是对自身形象的糟蹋,对自我尊严的损害。她尽管也有巨大的悲伤哀怨,但表现出来的仍是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本身就是对焦母的示威与抗议:你不是说东家的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吗她究竟有没有本**漂亮你不是希望我窝窝囊囊地扫地出门吗我偏要比做新娘子时更鲜亮更神气。这分明是一种抗议与示威。果然,她“上堂启阿母”时,“阿母怒不止”。
婆媳俩,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毫不宽容,喜欢找茬;一个又自尊敏感,自信倔强,只知针锋相对,不能柔婉圆通、逆来顺受,要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难的。
兰芝的自尊与叛逆还深刻地表现在与兄长的对话中。“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往欲何云”――往后打算怎么办这里的潜台词很是丰富:往后打算长久地独身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娘家住下去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兄嫂门下寄食吗往后还有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往后焦仲卿真的能再接你回去吗等等。听后,“兰芝仰头答”。这里的“仰头”很有深意,她的自尊、刚强、镇静、不顺从、不低声下气,表现得很充分,很动人。她的回答有反话正说(理实如兄言),有明顺暗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阳奉阴违(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而“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看似痛快的应允,实则已是定下了最激烈的叛逆之心:逼急了,我只有一死,那你的妹荣兄贵、高攀太守的美梦也一并落空完蛋。如果刘兄没有那么专横、势利,如果刘兰芝没有那么守信、自尊,没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反抗与叛逆,那么,刘兰芝的自杀悲剧根本就不会上演。
与仲卿的相处,兰芝体现得较多的是自尊、柔情与率性任真。对仲卿她有儿女柔情。对婆婆性格清醒的了解和绝不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她毅然决然地提出结束与仲卿的婚姻。这时,儿女柔情少了,率性任真多了。刘兰芝忠于爱情、珍惜爱情,却又不为爱情而委屈自己,这里很有后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成分。而相比之下,仲卿则更为重情。他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非一般男人所能道出。仲卿和兰芝话别时都表现了儿女柔情与对未来的幻想。但兰芝面对的是“性行暴如雷”的兄长,他的逼婚,根本无视忠贞爱情和儿女情长,无情地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兰芝与仲卿最后一次会面时,她说:“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看似绝情,实为对爱情、婚姻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以及对自我尊严的以攻为守的全力维护。她不知生性软弱的仲卿是否屈服,不知仲卿与东家的秦罗敷是否好上了,不知仲卿对婚变有何态度。因此,她要用看似绝情的话来试探仲卿。她应该想到了这话可能伤害仲卿,但率性任真使她有些急不择言了。
若仲卿此时是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如释重负,那倒是兰芝的最大悲哀。但兰芝听到的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是同样重情轻生的真情表白,是毅然赴死的壮烈豪情:“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文学史上,女子为情而死的不在少数,男子为情而死的少而又少,焦仲卿就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兰芝的“何意出此言”表面上是生气了,实际上她听到了最愿意听到的话。这话证明着,仲卿是多么的重情,多么的爱自己。“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得干脆爽利,毫无犹豫与迟疑,仍是刘兰芝的率性、任真、干脆、自尊性格的自然流露。自尊者活着时会努力追求自身的尊严,如果遇到侵犯,他会选择激烈的反抗,当他觉得活着时自尊无法维持时,他会选择走向死亡,这是尊严实现的另一种形式。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与刘兰芝的精神气度惊人地巧合。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选择自杀,虽有婆婆、兄长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由她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她的自尊是她性格的内核,叛逆则是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
把握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脉搏,对认识刘兰芝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时代特征很有作用。中国诗歌史上诞生了刘兰芝这样的为了性情和自尊而不惜一死的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这个作品具有重大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而片面地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就很难把握它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中的价值和影响。
曹清富,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要求“遣归”,对仲卿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亢不卑,很有教养。阿兄逼婚,她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刘兰芝还是个善良温顺的妇女。她对仲卿体贴谅解,一方面忠于爱情,“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设身处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一个蛮横、偏执、寡居多年又近于更年期的老女人和一个外表柔顺内心刚烈、个性十足的女子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孔雀东南飞》描写了两个女人之间的斗法:虽然婆媳二人早已心存芥蒂,但刘兰芝“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让焦母找不出可以挑起事端的破绽,颇有城府的焦母没有首先发难,采用了以逸待劳的战术,用刘兰芝的话说就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无论多么勤劳都可以说是消极怠工,这种刁难让人无法忍受,于是才有了兰芝的自遣,这正中焦母下怀。
倔强的刘兰芝不想就此认输,即使离开焦府,她也要风风光光地走,要展示自己的美丽,借此向焦母示威,于是就有了“堂上拜阿母,阿母怒不止”的情形,刘兰芝以不卑不亢的言辞,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这场冲突看上去双方各有胜负,刘兰芝在事实上处于弱势,因为在封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拥有着无比强大的权力。
在这场不平衡的争斗中,刘兰芝将获胜的一线希望系于焦仲卿身上。就像许许多多的女子一样,刘兰芝为爱情做出了诸多牺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她有理由坚信爱情的力量,相信焦仲卿会成为自己强大的后盾,共同战胜封建家长专制。但是,在爱情与亲情之间,焦仲卿却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以孝为名,努力去扮演一个居中调停的角色,而实际上无计可施。他一再许诺,一再退让,直到事情无法挽回,只好一死了之,“自挂东南枝”,才算做了一回大丈夫。
也许依刘兰芝的冰雪聪明,她早已洞察了人情世态,自知一切无法挽回。但是为了爱情,她依然挣扎着,依然抗争着,她拒绝了另栖高枝的诱惑,忍受了兄长的暴躁指责,如蒲苇一般坚韧,为爱情而执著地生长。但在野蛮、独断的封建家长专制下,她最终也只能纵身化为鸳鸯,以夜夜的哀啼来警醒世人。
当然,我们无法说刘兰芝是一个自觉追求个性自由的先行者,但是她源于天性的自尊和倔强,让我们看到了她柔弱的身体里绽放的人性的价值。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的,在这场战争中,美被毁灭了。但是,美被毁灭之时发出的耀眼光芒却照亮了万古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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