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表演的发展

越剧表演的发展

　引导语：越剧是中国五大戏曲种类之一，有“中国第二大剧种”之称，是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是我整理的越剧表演的发展，欢迎参考阅读!

　 一、从无到有的模仿阶段

　越剧从曲艺形式的唱书转化而来，第一批男班演员全部为唱书艺人，从未受过戏曲表演的基本功训练，除沿用唱书的曲调外，在表演方面一无所有。初期，由于剧目多为民间小戏，也没有专用行头(戏装)，表演上主要是模仿生活动作，或模仿其他剧种的某些简单的程式，但不规范。由于没有专职乐队，无丝弦伴奏，无打击乐，表演没有音乐烘托，没有锣鼓经配合，剧情需要时只能以人声或用手拍桌子来增强节奏。这时期的表演特点是富有生活气息，但形式简陋粗糙，缺少艺术性。

　 二、程式化表演阶段

　进入上海后，为立住脚跟、求得发展，艺人们广泛地学习、吸收其他戏曲剧种的表演技巧，尤其是绍兴大班、京剧的表演程式。由于剧目向古装大戏发展，表演与之适应，逐渐形成完整的角色行当，走上程式化道路。

　女班从创办之初，即进行表演基本功训练，并结合说戏学习各种表演程式;武功技巧一般都延聘绍兴大班或京剧艺人教授。如第一个女班开班时，学员从男班艺人金荣水学习眼法、身法、步法、手法，而由京剧艺人王和千教武功。尹桂芳所在的大华舞台是个三合班，武戏学绍兴大班和徽班(南派京剧)，文戏学绍兴文戏;袁雪芬所在的四季春班，也是由绍兴大班艺人教武功。女班进入上海后，通过观摩绍兴大班、京剧演出，学习和掌握了更多的程式技巧，在表演上走的是绍、京两剧种的路子，有时甚至全盘照搬"孤岛"时期的"改良女子文戏"，出现了一批时装戏，表演上受话剧、**、申曲的影响，强化了写实因素，但没有与原来的表演风格相协调。另外，由于剧目采用幕表制或半幕表制，演员在台上可即兴发挥，因此表演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三、表演特色形成阶段

　进入"新越剧"时期以来，越剧表演发生了深刻变革。以袁雪芬等"十姐妹"为代表的越剧改革者建立了正规的编导制，改掉了过去表演上的随意性;强调从人物出发，表演要有真情实感，改掉了过去从程式出发的虚假性;为了提高表演水平，一方面从昆剧中吸收优美的舞蹈身段，另一方面又吸收话剧、中外**刻划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在实践中逐步将二者融为一体，既重视形体动作美化、提炼，又重视内心体验的独特的表演风格。越剧表演作为综合艺术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剧本、导演、音乐、舞美互相交融，构成有机整体，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

　 四、提高、精致化阶段

　建国以后，越剧表演艺术通过对外、对内的文化交流和越剧界自身的创造，又有新的提高。5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的合理部分，使越剧注重内心体验的表演特点得到充实和完善;多次全国性的、地区性的戏曲会演和巡回演出，使越剧演员广泛接触了其他剧种，打开了眼界，为广采博取、横向借鉴创造了条件;越剧演员参加研究班、讲习班进修，也有助于总结艺术实践经验，提高理论素养。如袁雪芬在1960年，曾到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班学习，由梅兰芳任班主任，俞振飞、徐凌云等作示范，常香玉、陈伯华、红线女、马师曾、关肃霜等著名演员同为研究员。在研究班3个月，袁雪芬进行了观摩、交流，对自己演出的《西厢记》、《祥林嫂》作了初步总结，对戏曲表演理论作了探讨，这对她以后再次加工《祥林嫂》使表演艺术进一步提高很有益处。这时期越剧表演艺术的提高，主要体现在明确了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任务，重视形象的完整性、鲜明性、独创性，许多优秀演员塑造的舞台形象，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袁雪芬的崔莺莺、祥林嫂，尹桂芳的何文秀、梁玉书、屈原，范瑞娟的梁山伯、贺老六、郑元和，傅全香的敫桂英、祝英台、刘兰芝，徐玉兰的张生、贾宝玉，王文娟的林黛玉、春香、鲤鱼精，戚雅仙的王千金，毕春芳的林招得，张桂凤的刘彦昌，张云霞的李翠英、貂蝉，金采风的李秀英、王熙凤，吕瑞英的红娘、君蕊、薛宝钗……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代表着越剧表演艺术的高水平。另外，由于注意向兄弟剧种学习和勤学苦练，表演手段更加丰富，表演技巧更加精湛，如排演《情探》时，傅全香曾向川剧艺术家周慕莲、阳友鹤学习，丰富了越剧的表演语汇。

　越剧表演艺术是从无到有，通过不断吸收，不断创新，逐渐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表演体系和独特的表演风格。

　 越剧中的角色行当

　越剧的角色行当随着剧种的发展，逐渐衍化，从单纯到齐全。在初期，由于剧目多为表现农村中爱情、婚姻题材的"对子戏"，故以"二小"(小生、小旦)、"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以后随着题材的扩大，发展为"四柱头"(又称"四庭柱"，即"三小"加老生)，老旦、花脸地位不高。40年代越剧改革以后，打破了严格的行当界限，但仍保持着基本的行当体制。

　现在越剧角色行当，分为六大类：

　 一、小旦。

　饰青年、少年女性角色。其中又可细分为6种路子及称谓：

　悲旦，专饰命运悲惨的青年、中年妇女角色，类似京剧中"青衣"，以唱工为主、做工为辅。如《三官堂》中的秦香莲、《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梅花魂》中的陈杏元、《血手印》中的王千金等。在越剧传统剧目尤其是40年代的"第二传统剧目"中，有大量悲剧，对形成悲旦这一行当起了重要作用。

　花旦，专饰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少女角色，表演以做工取胜，动作灵巧轻快。如《箍桶记》中的九斤姑娘、《西厢记》中的红娘、《玉连环》中的李翠英、《打金枝》中的公主。

　闺门旦，专饰名门闺秀、千金**一类角色，表演特点是举止端庄、文静大方，唱工和做工兼擅。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彩楼记》中的刘月娥、《西园记》中的王玉贞等。

　花衫，饰演古代青年女子，表演形态介于闺门旦和花旦之间，既有闺门旦的大家子身份和端庄大方的仪态，又有花旦俏丽、活泼的举止。如《梁祝》中的祝英台、《盘夫索夫》中的严兰贞、《情探》中的敫桂英等。

　正旦，主要饰演做了母亲的中年妇女一类角色，穿着素净，动作稳重，在戏中一般做配角。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姨妈、《碧玉簪》中的李秀英之母、《二堂放子》中的王桂英、《打金枝》中的皇后等。

　武旦，专饰有武艺的女性角色，表演以武功、武戏见长，如《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樊梨花》中的樊梨花和薛金莲、《杨八姐盗刀》中的杨八姐、《白蛇传·盗仙草》中的白素贞、《十一郎》中的徐凤珠等。越剧一向以文戏为主，武戏很少，武旦所演剧目和所学武功，多为从其他剧种吸收。演员中无人专演武旦，有关角色一般由武功基础较好的其他旦角行当演员兼演。

　 二、小生。

　饰青年男性角色。在女子越剧中，由于小生由女演员扮演，故比其他剧种的小生行当更具柔美特色，在剧种中的地位也更重要。其中又可分为4种路子及称谓：

　书生，又称儒巾生、风雅小生，头戴秀才巾、解元巾(统称方巾)，主要饰演儒雅潇洒、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表演特点是洒脱庄重、温文尔雅，富有书卷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盘妻索妻》中的梁玉书、《西厢记》中的张君瑞、《何文秀》中的何文秀、《西园记》中的张继华、《梅花魂》中的梅良玉、《碧玉簪》中的王玉林、《沉香扇》中的徐文秀、《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等。

　穷生，又称鞋皮生或破巾生，因脚拖鞋皮、头戴破巾、身穿百衲衣而得名，主要饰演穷愁潦倒的落难公子和寒家子弟一类角色，表演特点是带有寒酸相和迂腐气。如《情探》中的前期王魁、《珍珠塔·前见姑》中的方卿、《杜十娘》中的李甲、《李娃传》中落魄时的郑元和、《彩楼记》中的吕蒙正等。

　官生，主要饰演古代官员、显贵一类角色，头戴乌纱，身着官袍，表演带有一定的工架和气度。如《打金枝》中的郭暧、《贩马记》中的赵宠、《胭脂》中的吴南岱等。

　武生，主要饰演有武艺的中青年男性角色，表演特点是英武挺拔，文武兼长，能参加武打场面。如《双枪陆文龙》中的陆文龙、《貂蝉》中的吕布、《樊梨花》中的薛丁山、《辕门责夫》中的杨宗保等。越剧中武戏不多，无人专工此行当，一般根据剧情需要，由武功较好的小生演员兼演。

　 三、老生。

　饰老年男性角色。演出挂髯口，分黑髯、花髯、白髯三类。按表演特点，可分为2种路子及称谓：

　正生，戴黑髯，唱、做并重。如《打金枝》中的唐皇、《二堂放子》中的刘彦昌、《凄凉辽宫月》中的道宗、《红楼梦》中的贾政、《李娃传》中的郑北海等。

　老外，戴白髯和花髯，过去戏文中称"末"，以做工为主，表演动作性强，如《珍珠塔》中的方本、《情探》中的王忠、《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公远、《李娃传》中的宗禄等。

　老外常兼文武老生，主要饰演有武艺的将帅一类角色，表演讲究工架，气度不凡。如《打金枝》中的郭子仪、《金山战鼓》中的韩世忠、《辕门责夫》中的杨六郎等。

　越剧中以老生为主要角色的剧目不多，以上3种老生在演员中没有严格分工。

　 四、小丑。

　又称小花脸，因过去化装时鼻梁上常画一白方块而得名。表演特点是幽默、机智或狡猾、阴险，动作灵活、夸张，表情丰富。其中可分为4种路子及称谓：

　长衫丑，又称文丑，多饰演花花公子、品行不端的读书人，或其他有喜剧色彩的正面角色。如《碧玉簪》中的顾文友、《王老虎抢亲》中的王天豹和《仁义缘》中的周惠吉、《双狮宝图》中的张友义等。

　官丑，饰演反派的或可笑的官吏。如《春草闯堂》中的胡涂知县、《盘夫索夫》中的赵文华等。

　短衫丑，通常饰演茶博士、店主或店小二、佣人、衙役或公差等角色。如《玉堂春·苏三起解》中的崇公道、《箍桶记》中的张箍桶、《落帽风》中的范仲华等。

　女丑，又称彩旦，通常饰演媒婆、巫婆、老鸨和风趣的中、老年妇女等角色。如《珍珠塔》中的方朵花、《碧玉簪》中的陆氏、《何文秀》中的杨妈妈、《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杜十娘》和《李娃传》等戏中的鸨儿等。

　 五、老旦。

　饰老年女性角色。表演特点是沉稳老练，唱做并重。

　如《红楼梦》中的贾母、《珍珠塔》中的方杨氏、《血手印》中的林母、《西厢记》中的崔夫人等。

　 六、大面。

　亦称大花脸，多饰演奸臣和奸邪的员外、恶霸，多施白脸。

　如《仁义缘》中的赵德贵、《卖花三娘》中的曹超豹、《红鬃烈马》中的魏虎等;也有扮演耿直忠勇或性格粗犷的角色，如《秦香莲》和《追鱼》中的包公、《三看御妹》中的刘天化等，除包公勾脸外，其他角色一般不勾脸。越剧中该行当不发达，40年代改革后，常由老生兼饰，50年代起已经弱化，革命后，无人后继，几近绝行。

　 越剧表演的程式和基本功

　越剧表演有程式，这些程式主要是从绍、京、昆等古老剧种吸收而来，也有少数程式吸收自其他地方剧种，吸收后融化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越剧演员为掌握程式技巧，从学戏之初便进行表演基本功训练。形体训练从站法、手法、腿功、腰功开始，属共同训练项目;以后按不同行当分别练步法(台步)，以及毯子功、把子功、水袖功、扇子功、髯口功等。另一种学习方式是适合剧目需要的基本技术训练，如小戏或折子戏，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学习基本技艺，以戏带功，可以使学戏者进一步掌握基本功，同时学会如何根据剧情灵活地应用程式技巧。

　 越剧表演的特点

　越剧表演既体现着中国戏曲表演的共同规律，如综合运用唱、做、念、舞(打)多种表现手段创造舞台形象，表演虚拟化、歌舞化、节奏化，运用程式和注重形式美等;又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就是吸收了话剧、**表演讲究内心体验，重视真实性的特点，以刻划人物性格为核心，把写实与写意、体验与表现、逼真与美化结合起来。表演与布景、灯光、音乐、服饰交相辉映，融为一体，有浓郁的抒情气息。与一些古老的戏曲剧种相比，越剧表演不受严格的程式规范限制，往往根据剧情需要而灵活地运用程式，被视为"有规范的自由行动"，比较自由、灵活，富有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与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地方剧种相比，越剧表演更注重提炼，表现手段也更丰富。

　 一、虚实相生的舞台时空体现

　越剧的舞台结构体制，从40年代改革以来，受话剧影响，大部分剧目采用分幕制。由于用了接近写实的布景，舞台时间、空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相对固定。但是，与话剧不同，越剧表演继承了传统戏曲中具有超脱性的时空和虚拟的表现手法，根据剧情需要灵活运用，实中有虚，虚实相生。在固定的空间中，时间可以浓缩，如《碧玉簪》中的"三盖衣"，地点是在新房之内，用谯楼更鼓表示时间的流程，通过李秀英的唱和三次给王玉林盖衣的动作，把一个夜晚的时间浓缩在短短一段戏里。又如《祥林嫂》第十一场，祥林嫂在听柳妈说将来到阴司去要被锯成两半后，非常恐惧，演员通过劈柴、抖手、定眼等表演和"千悔恨、万悔恨"这段唱，表现了人物一夜难寐的思想活动，结束时天已破晓。舞台空间是鲁府厨房，但时间却是通过表演和唱段表现了一整夜。在相对完整的时间段落中，也可以通过虚拟的表演表现空间的转换。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从时间来说，是从离开杭州走到草桥亭的过程，但空间却换了多次：过了一山又一山、过池塘、过河、过独木桥、过观音堂……具体场景的空间全是通过唱和虚拟表演加以表现的。又如《情探》中的"行路"，时间是从莱阳县到汴京的路上，漓水、沂水、青州、泰山、运河、梁山泊、黄河……这些具体地点的转换，也是通过演员的唱和表演表现出来的，是虚掉的。由于在舞台上着重表现的是人物，是人物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时间、空间的转换就有了较大的自由度，而且都是通过表演来体现，通过表演调动观众的联想和想象以得到认可、引起共鸣。布景、灯光、道具的运用，不是干扰破坏，而是强化了这种艺术效果。

　 二、创造角色从人物出发，不受行当限制

　越剧早期传统剧目的表演，和一些古老剧种一样，是分行当的。这种按行当分角色的方法，容易流于类型化。自40年代越剧改革以来，新剧目层出不穷，又受到话剧、**的影响，表演不满足于类型化，而力求从人物的具体经历、具体情境出发，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有些剧目中的有些角色，很难用某个行当来归类表演。如袁雪芬演的祥林嫂，年轻时既不是青衣也不是花旦，老年时也不是老旦。祥林嫂就是祥林嫂，有"这一个"的不可重复性。袁雪芬是从人物作为一个贫苦的农村妇女、有着苦难的命运出发的，每段戏的表演，都力求符合特定环境中人物特定的情绪。又如张桂凤虽为老生应工，但她演的卫癞子、二诸葛、双枪老太婆，都打破了行当，都力求表现出每个人物特殊的性格，显得栩栩如生。再如范瑞娟在《一缕麻》中演的呆大，既非小生，也非小丑，而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呆公子的独特形象。在有些剧目中，保持着基本的行当划分，但演员并没有受行当的限制，仍追求人物独特的个性。如《西厢记》中，崔莺莺可以归入闺门旦这一行当，袁雪芬演出时，没有从行当出发，而力求表现出人物大家闺秀的高雅气质，表现出这位相国**受到封建礼教束缚、又向往自由婚姻的复杂矛盾心理，表演时不乏神来之笔;同样，红娘可归入花旦这一行当，但吕瑞英也不是从行当出发，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机伶、大胆、倔犟，充满青春气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可以归入悲旦这一行当，但王文娟的表演，突出的是人物的个性：多愁善感，清高而任性，自尊心强又有叛逆精神;同样，贾宝玉虽属小生这一行当，但正如徐玉兰所说："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按照贾宝玉独一无二的个性创造出来的。演员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原著、剧本、红学研究材料的学习，寻找出贾宝玉的`全部个性特征，演出他所具备的复杂的人性。"(《我演贾宝玉》)人们在越剧舞台上看到的贾宝玉，正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有鲜明个性的形象。由于这种特点，越剧演员创造角色的程序，一般都是先深刻理解剧本和人物，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有关资料以启动思路、进行借鉴，调动自己经历中可供参考的感情回忆和生活积累，有条件时还要深入生活去直接观察体验，使自己深入角色之中，让角色在脑子中活起来，而不是主要凭某行当的表演经验去演出。

　 三、程式动作用来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

　越剧表演运用程式，但不是把现成的程式，当作在不同剧目中可以套用的手段，而是吸取了程式包含的美学因素，根据不同情境中，不同人物的具体特点，自然地用在剧情进展中。譬如人物出场的"亮相"，传统戏曲的演法一般是人物在"九龙口"凝神敛息，以较长的停顿、富有雕塑感的造型，配以强烈的打击乐，给观众以鲜明的印象。越剧吸收了其中动中取静、以静显动，和富有雕塑美的造型这两个因素，而将"亮相"作为人物特定生活过程的一个环节，用以表现人物在特定瞬间的神情变化和心理转折、人物气质、规定情境中的思想活动，这就在写意的"亮相"中融汇进写实的成份。如《祥林嫂》中，祥林嫂是挑着柴担侧身出场，她眼角余光中发现前面走来卫癞子，敏感地想到与自己有关的事即将发生，在这一思索过程中她把柴担换肩，并顺便回身看着卫癞子。用这一短暂的停顿，形成"亮相"。又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第一次出场，他手转佛珠，欢悦地快步走过长廊，转而入室，忽然见到黛玉受到吸引，猛地一惊，心理上形成间歇。这个停顿就是"亮相"，把人物的身份、心情、在家庭中的地位、对黛玉的态度等，都"亮"了出来。《西园记》中张继华出场前，先以两个飞舞着的粉蝶作铺垫，张继华侧身跨过山石，双手拨开草木花丛寻觅着，忽然发现眼前别有洞天，神色惊喜，微微一顿，这个"亮相"颇有传奇色彩。除"亮相"外，其他程式的运用也是根据同样原则。如《情探》这个剧目，川剧和其他一些剧种也有，但剧中的"行路"这一场，却为越剧所独有。这场戏是充分歌舞化的，用了大量程式动作，包括吸收了许多昆剧的舞蹈身段和红绸舞的技巧，借鉴了绍剧《女吊》中的"鬼行步"。傅全香演出时，不是把程式动作编集在一起，而是从人物情境出发进行统一构思，对各种程式加以选择、变化、重新设计和重新组合，运用时结合剧情内容，赋予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强烈的感情色彩。程式用在剧情进程中，成为表达感情的语汇，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内容。如戏的开始，当判官喊"敫桂英在那里"她一声尖厉的"来也"先声夺人，接着背身急速上场，360度小云手转身，向上高跳抛双袖;落地时双脚并紧，脚尖着地挺直，背向观众顺风旗"亮相"。水袖的舞动不是一般的水袖程式，"亮相"也不是程式化的"亮相"，它们都表现出敫桂英积郁已久、如今象火山般爆发的悲愤情绪。在判官、小鬼带领下行路时，她用的也不是一般的圆场，而是双臂下垂，拖着4尺多长的水袖高低起伏地向前行进，揭示出人物急于复仇的心情，并有冤魂飘然游弋的形态。在行路过程中，沿途走过山山水水，她在不同地点以不同的动作、神态表现触景而生的不同感情，如看到黄河东流去，她借鉴红绸舞中的大甩臂动作，挥舞长袖，紧接双手在腹前由下绕袖，袖头形成两个旋涡，既有黄河咆哮如雷的形象，又展现了人物内心似黄河波涛般汹涌奔腾的激情。

　 四、以准确的外部动作细致地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

　传统的程式化表演，表现某种情绪都有一定的套路，譬如悲伤时，演员用"啊……啊……啊……"三声，再上水袖掩面，就表示哭;高兴时，"哈……哈……哈……"三声，就是笑。越剧改革中破除了这种程式化表演方法，要求演员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哭要真正从心底感到悲伤，笑要真正从心底感到高兴，要以内心活动为根据，设计外部动作，外部动作要细致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以真情实感打动观众。袁雪芬在1942年冬演出《断肠人》时，为了体现女主人公方雪影听到姑母悔婚后的痛苦、惊诧、悲伤的心情，借鉴美国影片《居里夫人》中，居里夫人听到丈夫被撞死的噩耗时的表演方法，先用一个长时间的停顿，体现人物精神上受到的震动，只觉得周围一片空寂，最后视线落在一个木鱼上，才放声哭出来，而不是程式化地哭三声"啊"。张云霞扮演的春草和李翠英两角色，都以花旦应工，在都有"行路"的一场戏里，虽均同样运用了圆场的程式和基本功，但在表演时，却根据人物的不同的心态，做到同中有异。春草是惟恐路短，尽量拖延时间，以似快实慢的步姿，脸部常往后面仰;而李翠英惟恐误时，直前赶路，用快中显急的行态，身子常向前倾。准确细腻地表现出两人行路的不同情状。

　 五、以柔美、秀美为特征的优美抒情风格

　由于越剧的剧种风格特色是在女子越剧时期形成的，所有角色都由女演员扮演;又由于越剧改革以来吸收了昆剧载歌载舞的特点，以及受到上海这个大城市文化环境、观众审美情趣的影响，越剧表演注重美化，在美学形态上基本属于柔美、秀美的范畴。这一点，与京剧、绍剧、梆子系统的剧种不同。如《红楼梦》中"黛玉葬花"这段戏的表演，黛玉一面葬花，一面唱"葬花词"，王文娟演出时，注意把花锄、花篮等道具以及水袖舞动起来。这种舞动，是形体动作的美化，又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感情的抒发，使无形的内心活动通过动作的造型、节奏、幅度、变化给人以直观的感受，表演与唱结合，产生一种富有诗情画意的意境感。越剧表演吸收了其他剧种的艺术成果，但学来的东西又加以越剧化。所谓"越剧化"，主要是从创造角色的需要出发，把那些与越剧柔美抒情的风格不够协调的因素，予以削弱和改变，对不足以表现之处，则另行设计。如傅全香演《情探》中的"打神"这场戏，曾一招一式地向川剧学习，但川剧演出中人物外部动作比较刚烈，幅度大，力度强，直线条多，与越剧柔美的风格不协调。傅全香对这些因素有所削弱，同时吸收昆剧水袖动作中讲究圆的技巧，在表演中增强了柔美的质素。又如《十一郎》是根据京剧《白水滩》、《通天犀》、《艳阳楼》等折子戏的故事改编的。京剧演出以节奏强烈、技巧难度高的武打为特点，越剧演出虽突破常规增添了武打，但不以打得火爆、激烈取胜，而是加以舞蹈化，刚柔相济，给人以优美的感受。

　越剧表演的特点，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变化。尤其在现代戏、男女合演中，表演艺术有更多的探索、创新和拓展。演员的表演更注重历史感、真实感，更注重从生活出发加以提炼，赋予人物以伟人的气质和普通人的常情，使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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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并序中心思想：故事以时间为顺序，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和封建家长制的为矛盾冲突的线索，揭露了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忠贞爱情和反抗精神。

基本结构与中心思想

托物起兴：（第1段）

开端：兰芝自遣（第2段）

发展：夫妻誓别（3~12段）

兰芝抗婚：（13~21段）

高潮：双双殉情（22~31段）

尾声：告诫后人（第32段）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首次出现于《玉台新咏》。这首叙事诗共356句，3565个字，故事完整，语言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五四”以来，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

社会环境

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当时的背景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正是焦刘悲剧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时代氛围里，在焦母的*威下，焦仲卿敢于站在刘兰芝一边，表现出与兰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坚决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赏析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慎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在她的身上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刘兰芝　中国古代妇女道德

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

一、刘兰芝的道德风范

刘兰芝善良坚忍，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从妇女道德来看刘兰芝，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

11 刘兰芝的言行举止

（1）其言：作品《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合乎“四德”要求。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突出体现。

（2）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不必颜色鲜丽”；“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儿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谓“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12 刘兰芝的家庭人际关系

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主要表现在：

（1）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

（2）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兰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循。

（3）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

二、刘兰芝之死

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她的死体现了妇女道德规范的人格标准，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11 同焦母刘兄的冲突

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面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孔雀东南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

12 个体的道德信念

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也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

13 刘兰芝的道德理念

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

三、刘兰芝的形象

刘兰芝形象具有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新的文明。

首先，妇女道德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其次，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第三，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实际上刘兰芝不是受到封建家长迫害的一般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她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 来源:《科海故事博览 科教创新》2008年第11期供稿文/管文杰 刘兰芝的柔情与贞烈,“自古红颜多薄命”，人们看这句话时，多与权势、名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句话也适宜于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

刘兰芝是汉代末年庐江郡的一个小家碧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看样子她是一个家教严谨，多才多艺而又知书达礼的闺阁少女。十七岁的那年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焦仲卿为妻。焦家人口简单，丈夫之外只有守寡多年的老母和一位小姑子，也算是当地的小康之家。刘兰芝嫁到焦家以后，起早睡晚，辛勤操持家务：提水、烧饭、洗衣、织布，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把一个四口之家打理得有条不紊。焦仲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工作余暇便暗在妻子身边，喁喁低语，情话绵绵，偶尔也弹筝奏乐，轻声合唱一曲，伉俪情深，其乐融融，邻里之间对这对郎才女貌的小夫妻，莫不十分羡慕，然而焦母心中却非常不是滋味。焦母始则蛮不讲理地加重媳妇的工作量，继而百般挑剔媳妇的不是，终于完全丧失理性，认为媳妇简直就是破坏焦家和谐气氛的狐狸精，强迫儿子非把刘兰芝休回娘家不可。焦母当时要休去刘兰芝的理由就是认为媳妇没有礼节，凡事爱自做主张，使我老人家心里不快活。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会是天大的笑话，然而这在古代却是重要的理由，古代有所谓“七出”之余，符合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休妻。《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焦母守寡多年，母子相依为命已经成为长久以来的习惯，家中忽然多出一个媳妇，使母子之间彼此依赖的态势，顿时产生大幅度的变化，失去了心理平衡，迁怒于媳妇。当时焦仲卿认为媳妇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为何得不到母亲的爱护呢？他反对母亲这样做，在母亲面前发誓：“倘若遣去媳妇，此生誓不再娶！”但是焦母却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以死相威胁，在最后关头焦仲卿还是败下阵来，屈从了母亲的意思。

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墓地，东西植松柏，南北种梧桐，若干年后，枝丫繁茂，浓荫覆地，有一种双栖双飞的鸳鸯鸟，夜以继日地穿飞上下，婉啭和鸣；青年男女纷纷来到墓地参拜，祈求获得美满良缘，至今安徽省舒城县城南的华盖山，还有鸳鸯坟的遗迹！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小吏，大约是如今安徽省庐江县、潜山县与舒城县一带地方。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悲剧爱情故事，有一位民间诗人就此写成了一篇《孔雀东南飞》的五言诗，南朝徐陵把它收集在《玉台新咏》中。诗中对刘兰芝的形貌作了这样的描写：“指若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说到她的服饰，作了这样的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着流纨素，耳垂明月当。”

《孔雀东南飞》中用了许多笔墨。来描写刘兰芝的才情、品性、美丽与装扮，目的在强调如此难得的佳人，竟然无法博得婆母的青睐，益增世人同情惋惜之意。

已经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而今银幕上与舞台上，仍然不断的在搬演这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依旧能够赚人热泪，可见其不朽的因由，断非偶然或浪得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故事叙述汉末建安年间，一个名叫刘兰芝的**，美丽、善良、聪明而勤劳。她与焦仲卿结婚后，夫妻俩互敬互爱，感情深挚，不料偏执顽固的焦母却看她不顺眼，百般挑剔，并威逼焦仲卿将她驱逐。焦仲卿迫于母命，无奈只得劝说兰芝暂避娘家，待日后再设法接她回家。

分手时两人盟誓，永不相负。谁知兰芝回到娘家后，趋炎附势的哥哥逼她改嫁太守的儿子。焦仲卿闻讯赶来，两人约定“黄泉下相见”，最后在太守儿子迎亲的那天，双双殉情而死。

扩展资料：

《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

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

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孔雀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参考链接：-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中心意思

　　全诗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叙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兰芝、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压迫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被迫害者的无限同情和追求婚姻自由、珍惜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

艺术成就

《孔雀东南飞》在艺术上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已臻成熟，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等艺术形象。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二、故事情节完整，矛盾冲突不断。《孔雀东南飞》以人物为中心铺叙故事，情节曲折，首尾完整。故事带有传奇的色彩：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竟然受到县令、太守相继登门为子求婚的奇遇，显然这是极其偶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但作者并不单纯地追求离奇的故事，而是借助于情节，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写此奇遇，不仅衬托出兰芝之美，歌颂了兰芝忠贞专一、不为利诱的品格，而且在比较中刻画出她与刘兄、刘母截然不同的性格。再则，叙事长诗易致平直，此诗却写得曲折有致，扣人心弦，因此令人读来不觉其长，不愧为“长篇之圣”。尤其是诗通过刘兰芝和焦母、焦仲卿和母亲、兰芝与刘兄这三对连续不断的矛盾，描叙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把普遍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集中概括，驱遣笔端，从而通过一个家庭，反映一个社会，使这首诗成为复杂社会的写真。这又是当时其他叙事诗所无法企及的。

三、语言通俗化、个性化，明白如话而又神情毕肖。这首诗描摹情态，铺叙事物，全都通俗易懂。尤其是人物的对话，真实而又贴切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的对话，显现了他们之间的恩爱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进行抗争的性格；仲卿母子的对话，既写出了焦母对儿子的爱，又写出了她对新妇的恨；兰芝母女、兄妹的对话，令人看到了母亲对女儿所特有的感情和刘兄的刻薄势利之心。清代陈祚明曰：此诗“佳处在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这的确说出了《孔雀东南飞》的语言艺术所达到的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