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是近代史上最难以被评价的人，敬他恨他的人都有，梁启超曾言“敬其之才，惜其之志，悲其之遇”，生在这个落魄的帝国之中，李鸿章只落下了“卖国贼”这一千古骂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李鸿章一生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李鸿章的一生又有哪些功与过呢

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原名章桐，字渐甫、子黻，号少荃(泉)，谥文忠，享年87载，乃清朝末期重臣，清末近四十年的国家大事无不与其有关，他一手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倡导了洋务运动，李鸿章曾经代表清廷签订了《中法新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的功与过

李鸿章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国家大事，因此李鸿章也是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赞他的认为他是国之栋梁，是整个清朝的支柱，有人将其评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毁李鸿章的则认为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主权旁落，国土分崩离析。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系统地评价一下他的功过。

李鸿章的一生功过难辨，他一手创建了淮军，并且作为淮军的最高统帅，他治下严格，对于军中纪律十分重视，在任职期间，李鸿章更看重能力而不是出身和文化。并且李鸿章很务实，不喜欢嘴上说得好听但是不知世事的人，李鸿章还很体恤民情，比起剥削贫困的农民，他更倾向于从商人手中多收一点军饷。李鸿章曾率领淮军，为剿灭太平天国做出卓越的贡献，虽然这种行为造成了过多的杀戮，但毕竟他结束了战争，给了国内一个平静发展的时机。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功绩是倡导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主张“以夷制夷”的他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炼钢炉、第一支近代海军等等，这一切为了中国后来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人骂李鸿章是“卖国贼”，并不只是因为李鸿章签下的那些条约，更是因为李鸿章的一味求和的思想和很多错误的决策，他一心想着“和平发育”，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李鸿章在对外交涉时主张议和，妄图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然而却没有清楚的意识到世界列强是不会坐视中国的发展壮大，他们只会不断的挑起战争来进一步的侵略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想要和平是极不现实的，其艰难可想而知，而且李鸿章在决策上，也又严重的失误之处，主要表现在李鸿章在指挥中日甲午战争中出现失误，导致北洋水师大败;中法战争明明胜利了却和失败没有什么区别等等。

对于李鸿章，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弱国无外交”，国家自身的羸弱这不是靠外交家就可以弥补回来的，虽然李鸿章是一个文化上的先进分子，他主张将西方的技术学来增强国家的能力，这很符合中国的实际需求。然而最后，归根到底李鸿章只是一个封建王朝的修补匠，为这个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国修修补补。是历史造就了李鸿章的辉煌，也是历史给他带来身后骂名无数，对于这样的李鸿章只能说是“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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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7页

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缓期，此明证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9页

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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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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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他既是“晚清四大重臣”之一，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洋务派领袖，也是“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贪婪腐败之徒。对待他，要把他的功绩和错误分开来看。

李鸿章

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不是什么名垂千古的忠廉之臣，但是很有能力。也称得上是为了维护清王朝最后一丝尊严而尽心竭力。只是可惜腐朽的封建社会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毫无可比性，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是枉然。伊藤博文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得意洋洋地向李鸿章炫耀国力，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说清王朝已是回天无力，伊藤博文也是点头承认如果换成他恐怕还不如李鸿章，足可见李鸿章的能力。但是他为人贪腐，颇为百姓诟病，就连官吏士族也不屑与他为伍；再加上他多次主持签订卖国条约，更为世人所恨。但这还真不是他的错，毕竟是慈禧说了算的，李鸿章只是个靶子就是了。

在和平年代，李鸿章会是个能臣、贪官，但还算不上秦桧一样的大奸臣，死了也就赐个谥号就完了；但是在那个耻辱的年代，李鸿章，也挺不容易的。

1984年，中日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海陆大战。一个来自日本的大型记者团密切关注着战争的进展，并立即将这一报道发送给日本和西方媒体。同时，日本还招募欧美记者跟随日军采访前线的军队。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收藏有抗战时期出版的日文杂志《日清战争实录》，其中刊登了很多随军记者的报道和文章。翻看这些120年前的杂志，可以看到，在这些精心编排的报道中，日方刻意开脱罪责，“驳斥谣言”。同时，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内部情况，对日方也是透明的。

发现过程：中日宣战后，日本在490天内出版了49期《日清战争》。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贤斌说，这本名为《真实的日清战争记录》的杂志是他2009年从北京潘家园买来的。

“我知道以前有这样的杂志。2011年9月，我去了北京潘家园，偶然发现了这套书。我马上提出要收藏这套书，朋友很快就同意了。”

吴贤斌把杂志拿回南京后，翻了一遍又一遍。“这本杂志有49期，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出版的。我问了说日语的朋友，他说杂志上的文章晦涩难懂，应该是老日本人的。好在日语的汉字比较多，很多专有名词我们都能看懂，比如地名，人名。所以我先自己看了一下，然后咨询了一下说日语的朋友，大概了解了一下内容。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该杂志详细报道了中日之间的一系列战役，直至北洋政府战败，《马关条约》签约。此外，详细介绍了北洋水师的将领、战船和战斗力。有些文章还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海军实力。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情报的准确性和舆论控制能力不可低估。”

现代快报记者《探索周刊》浏览了这些杂志。根据公布的信息，这些杂志的出版商是东京新桥区的“博文馆”，编辑是“岛田高雄”，发行人是“大乔阿拉太郎”。其中，第一期杂志于2007年8月27日在明治出版。此后，该杂志平均每十天出版一期，2008年12月27日在明治出版第49期。据记者了解，日本明治27年是清朝光绪20年，公历1894年。也就是说，1894年，中日宣战后的第27天，《日清战争实录》杂志第一期问世。

对李鸿章的评价：“他曾被称为东方第一政治家，现在也很老了”[S2/]

甲午战争期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真正统帅。1894年夏，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直隶总督李鸿章一方面遥控北洋水师司令丁等人作作战部署，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保存北洋最后的力量。此时，在一水之隔的日本，日本国民通过《日清战争实录》对这个遥远的敌人有了清晰的认识。

1894年9月出版的《日清战争第二部分》中有一篇题为《李鸿章》的文章。从李鸿章的身世说起，“郝少泉，安徽合肥人，父亲金文，母亲沈氏。他生于清四祖仁宗嘉庆二十六年，祖上在文学史上都是显赫的。”后来李鸿章的学术经历、履历、政绩甚至相貌都一一罗列，细节惊人。比如讲自己少年时代的老师叫吴；他的外貌被描述为“六英尺长，强壮，诚实坦率，肤色略黑，眼睛黑，牙齿不全，因吸烟而轻微变色。”

文章还讲述了李鸿章的一个故事：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后，李

这篇文章虽然对李鸿章略有褒奖，但在文末却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常言道，被称为东方第一政治家的李鸿章，如今也是如此。”文章也熟悉李鸿章当时在清廷的尴尬处境，说他“不是疯了，就是想自杀。”虽然“疯狂自杀”一词只是谣言，但李鸿章今天的地位和谣言一样。"

对清军的评价：“两队作战，人数相同清军一定会输”[S2/]

甲午战争前，日本非常重视搜集中国情报。一个重要的收集方法是通过战俘。此外，战俘被日本作为种族的例子，进行各种医疗和身体对抗测量。《日清战争实录》中有一篇标题为《日清军事体质比较》的文章，发表了这样的测量结果。根据这些实测数据，进一步分析清军的军纪、军事能力和实力。

《日清实录》第二版还有一篇文章叫《清军军纪》，肯定了清兵单打独斗的能力，说清兵人数多，强壮，锋利，枪法不差。但清军集团的作战能力却被否定了。“一个欧美和中国打，中国人不一定会输，但是双方组队，中国人一定会输。不仅如此，还有四个欧美人打不过七个中国人。”

为什么会这样？文章作者说：“毕竟没有齐新的配合，只需要个人安全。只要军队有难，不顾他人安危，只要一军败退，很容易全军覆没。'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日本做了有利的预测：“除非是改良人种，否则清军根本不是我军的对手。”军纪是无形的，但可以有形的体现出来。可以判断一下日清战争的胜负。"

旅顺大屠杀：利用西方媒体为日本暴行开脱

1894年11月22日，日军攻占旅顺，随即在旅顺制造大屠杀。

当它被屠杀时，英国海员艾伦也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记录道：“日军迅速向城内四面推进，遇到的都被击落。几乎在每条街上，人们都开始被躺在地上的尸体困住。

旅顺惨案后，纽约的《清兵与军纪》，《世界报》，《泰晤士报》，《威利》，《旗帜》等。把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报道发到他们国家。与此同时，日本积极利用各种渠道为自己辩护。他们把日本的所谓“真相”发给西方媒体，在国内媒体上做了很多歪曲报道。

在第14版《阿斯顿》，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日清战争实录》的文章。文章说：“敌人在进攻旅顺时伤亡惨重，这是事实。但外国新闻报道多为诽谤，无视我日军的光辉战绩。”文章还说，几位报道旅顺大屠杀的西方记者只是主观猜测，他们的证词毫无价值。

文章借用了《旅顺大屠杀使馆武官的证言》公使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武官的话。日军攻城前，城内百姓都迅速逃离，清兵穿上市民的衣服抵抗，于是家家杀人。“日军用剑的时候，结果往往很可怕。有时候会有不必要的杀戮。所以不应该推测这是故意杀人。有人说日军有时会杀害无辜市民，这不是故意的。这是因为日本士兵在使用剑的时候很难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

对于一些西方媒体指责日军在旅顺杀害妇女，这篇“辟谣”文章认为毫无根据，并诬称：“旅顺大屠杀发生在11月21日晚，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就没有发生过大屠杀。”

在我看来，为李鸿章定位，以下三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制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所有大小官员高明。这是不可能的。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李鸿章：《复朱久香学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7页。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识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同治元年(1862)他便指出“华夷混壹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同上卷一第9页。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须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

例如，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各地经商、传教、办医院、办学、办报等等，其中有些败类胡作非为。各地与外国人的冲突层出不穷，反入城和驱赶洋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李鸿章反对外国人各种违反法纪的行为，但他也不赞成用简单粗暴的驱逐等办法去对待外国人。他说：“庚申(1860年)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如果这个警告真正得到重视，不但可以减少大小不等的中外纠纷，也许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那样的大灾难亦有可能避免。

又如，有清一代共开放了三十四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少而又少(目前仅广东就有40多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可当时清政府和外国却为此弄得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历史已经证明，正确的是李鸿章而不是冀图闭关锁国之辈。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70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例如，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页。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

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

他是奉命筹议海防的大臣之一，而在覆奏中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三次尖锐地指出人才培养的变革是成败关键。他说：“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才，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品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这里提出的“人人皆能通晓”或“无不明于洋务”，显然不是对原有科举制度补苴罅漏所能达到。因此，他猛烈抨击“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可是，鉴于前此局部改变科举的建议均一再受阻，他不敢提出立即全面废除这一腐朽制度的主张，只好委婉而明确地要“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改变“士大夫趋向”，建议“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多方诱掖”，令“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12、23页。这是一个冀图推广西学，改变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计划。

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

他认为除了发展造船制械等军事工业外，纺织品等日用货物“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而矿藏则“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与此同时，还应支持“设厂造耕织机器”的建议。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0、21页。

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

就在这个奏摺中，他两次提出“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节省冗费”。“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2、22页。

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化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同时，下面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他的文化、经济思想，会看到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致命的弱点。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在这次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中，只有郭嵩焘的眼光比他深邃。参阅本书(一)《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我无意引述那些著名的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分子的言论以证明李鸿章的高明，尽管那类言论比比皆是。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当时任湖南巡抚，他在讨论中说：“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故臣渭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表中所以固本之一端。”《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百。如果说他是内陆省份的巡抚，情有可原的话，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不愧是办洋务的名家了，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竟下令拆掉!直到光绪五年(1879)他仍认为：“查铁路以便转输，电线以通文报，均非不适于用。然创举必视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沈荷桢奏摺》，《洋务运动》(一)第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这样的认识去管理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借法自强”在他权力所及之处自然成为一句空话。

又以鼎鼎大名的左宗棠来说，史家们素来誉之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他创办福州船政局及附属学堂，是官办企业和学堂中之佼佼者，确实功不可没。他的认识如何呢1866年他向朝廷报告英、法等国“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广东的抬枪“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此外奇巧之器甚夥，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则亦玩艺而已”!，因此，那些均不必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外商运来器材，要架设线路，开办电报，他竟阔气地“给以价值，收其器具，见(现)尚存福州府库也!”左宗棠：《覆陈筹议洋务事宜摺》(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8-69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

与李鸿章把兴办洋务看作救国大计的认识相反，从70至80年代，左宗棠却除了自己举办的项目外往往持否定态度。1878年，他在给陕西巡抚的信中写道：曾纪泽“绝口不谈洋务，或亦心知其不然耶”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48页，岳麓书社1989年。同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哀其抓不住根本的批评不同，这是以“不谈洋务”为高的错误见解。他对购买军舰也不以为然。1879年他写道：“幼丹(两江总督沈葆桢——袁)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翌年，他又说：“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汝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也。”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7页，岳麓书社1989年。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评论左宗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兴办洋务而言，左与李比，无疑望尘莫及。

又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騄来说吧。直到1888年他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为之宣讲常识：“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不少官员更等而下之，说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哭笑不得的李鸿章只好说：“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李鸿章：《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三第18、25、21页。

正是当政群臣的平庸才显出李鸿章的杰出。

还应指出，为了推动洋务自强运动，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李鸿章也有所考虑。70年代起，由于在要不要学西方及向西方学什么等问题意见分歧，引起了长时期的关于道器关系的议论。王韬、郭嵩焘等对道器统一论作了深刻的分析。李鸿章也于1876年以道器统一的观点去开导那些食古不化之流。他说：“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他认为只有“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2-13页。他没有像王、郭等人那样，由道器统一而触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而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但他以此论证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合理性，仍然是值得称许的。同时，据现有材料看，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中国当时的礼义教化也不如西方，落后的不仅是枪炮舟车。光绪二年(1876)正月，他同日本公使穆丽交谈。穆丽说：“以鄙见论之，亚细亚洲教化非不美也，然以顶善之教化比之欧罗巴洲，亚细亚不过十分之三，欧罗巴不在七分之下也。”李鸿章的答复是：“此论甚公。”《日本穆丽钦差直督李中堂面谈大略》，《万国公报》398卷第684页。对东方文化落后现状的认识远非闭目塞聪之流可比拟。

进入80年代以后，他甚至注意到了西方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力图从中汲取教益。他说：“阿(里斯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根)氏。”《王佐才课卷批语》，《格致课艺汇编》(己丑)第6页。褒扬培根，贬抑阿里斯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与此同时，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的思想已经不完全受中体西用论的桎梏。在当朝大臣中，有如是认识者真如凤毛麟角。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人们已经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铁的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他这一类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于是，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他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他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5页，岳麓书社1986年。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有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时代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我看过很多版本的关于李鸿章的评价，争议很大，其中好多都是人云亦云的。事实上李鸿章生活的年代距今并不远，反映他人生情况的资料并不少，我们完全应该能给他一个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

李鸿章科考出道后的人生主要集中在军事、洋务、外交、政斗等几方面。纵观他的人生，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概括评价：

第一，李鸿章的才能和见识是值得肯定的，属于能臣的范畴。李鸿章自幼聪颖，年轻即中进士，可见其自身的文化才识是较高的。其后他抓住当时国内太平天国作乱这个机会，毅然回乡办团练，加入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列。最终他不仅取得了军功，而且还组建了实力雄厚的淮军，这个过程虽然离不开曾国藩的指点，但其自身的能力也是成功的关键。后来的组建北洋水师、倡导洋务运动等事件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些事都能看出李鸿章的国际视野开阔，对晚清国力以及国内外差距具有深刻的见识。

第二，李鸿章不是清官。从许多文献中都能看出李鸿章在为清政府服务的同时，也在积极为自己谋利。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时因为看不上北方的螃蟹，专门从南方购买阳澄湖大闸蟹吃，而且一次就买几千只。诸如这类反映李家生活作风奢侈的例子还有一些，总之就是可以反映出李鸿章此人比较奢侈。其次，从李鸿章死后留下来的巨额遗产来看，他也不可能是一位清官。此外，李鸿章积极靠拢慈禧太后，提拔安插自己的人马，而且与左宗棠、翁同龢等人是政敌，投身朝廷政斗之中，这样一个善于为己谋利的人也不可能是清官。

第三，李鸿章只是晚清朝廷的忠臣，不是民族的伟人。李鸿章作为一个汉臣之所以能爬上高位，除了能力和军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积极为腐朽的晚清朝廷做事，积极靠拢腐败的晚清统治者。李鸿章对当时的清政府以及统治者的情况肯定是很知情的，但他做的只是通过议和停战让清王朝多延续几十年。他的做法对清王朝而言是一个合格的忠臣，但对于民族的发展进程以及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来说，那就决定不是伟人了。许多人骂李鸿章是历史的罪人，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第四，关于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在晚清与列强的战争中主要是主张议和停战的，这点没有争议。虽然李鸿章代表清廷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他只是被迫代表晚清统治者去签约的，并不是他自己乐于去签约。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一些外国人点名要李鸿章去签约，因为李鸿章搞过洋务，负责过外交，许多外国人熟悉他，了解他的风格。从李鸿章耻以在条约上直接写自己的名字，以及签约后郁愤成疾这些事来看，李鸿章自己对这些条约都是感到不满和耻辱的。所以在签订不平等条约这件事上，李鸿章只是晚清政府的背锅侠而已。

摇摇欲坠的晚清时期，曾经令朝廷引以为傲的八旗军，早已失去以前那种战斗力，让他们溜溜鸟、喝喝茶还行，其他事情基本都干不了，更别提上战场作战。那时的清朝，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全靠 出身的大臣顶着，其中就包括褒贬不一的李鸿章。

上百年来，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多如牛毛，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极力肯定他的功劳，给予非常高的称赞，比如伊藤博文将他看作偶像，德国海军将领称他为东放俾斯麦，慈禧甚至将李鸿章比作“再造玄黄”之人，如此夸奖实为罕见。

而另一种评价则认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天津条约》等，都是李鸿章签订的，他的这些行为注定留下骂名。俗话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别人的那些或好或坏的评价只是参考，李鸿章晚年称自己是大清糊裱匠。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尤其在对汉臣不信任的清廷，李鸿章能有后来的成就，全凭自身不懈的努力，以及审时度势的眼光。他从六岁入私塾读书，一步步通过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一直到进士，除了父亲之外，曾国藩对他的影响颇深，两人有师生情谊。

咸丰六年，李鸿章的老家庐州被太平军攻破，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家人奔赴南昌，此时曾国藩刚经历过惨败，正是用人之际，立马将他召入自己府上担任幕僚。虚心好学的李鸿章，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为他以后的仕途之路打下坚实基础，而且还与左宗棠等人相识。

在曾国藩的帮助下，李鸿章创建淮军，算是拥有了自己的班底，日渐得到朝廷的重视。在消灭太平军的战斗中，淮军的功劳不小，李鸿章的名气随之提升，但直到此时，他还没有见过皇帝和太后，不是不想见，而是资格不够。

公元1864年，李鸿章奉旨来到京城，接下来就要入宫面见小皇帝同治和慈禧、慈安两位太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按照流程，李鸿章向太后汇报最近的工作，紧张到差点忘词，也得到些许的赏赐，然后就离开了。

回到家的李鸿章，回忆着刚才第一次见到慈禧的场景，在跟家人的聊天中，他用8个字评价慈禧：“似有韬略，却无大才。”从慈禧之后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来看，足以体现李鸿章犀利的眼光，那8个字的评价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