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陶器和青铜器上运用了不同的什么对比

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与纯铜（紫铜）相比，青铜强度高且熔点低（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到800℃。纯铜（紫铜）的熔点为1083℃）。青铜铸造性好，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

《周礼·考工记》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的所谓金就是铜，铜锡合金即青铜。所谓“金之六齐”，就是区分青铜品种的六种之分量，以制造各种用器。所谓“钟、鼎之齐”铜、锡比例为六比一，即铜占8571%，锡占1429%。“斧斤之齐”的铜、锡比例为五比一，即铜占8333%，锡占1667%。“戈戟之齐”的铜、锡比例为四比一，即铜占80%，锡占20%。“大刃之齐”所需铜、锡比例为三比一，即铜占75%，锡占25%。“削杀矢之齐”铜、锡比例为五比二，即铜占7143%，锡占2857%。“鉴燧之齐”铜、锡比例为一比一，即各占50%。杨宽先生认为：《考工记》规定各类青铜器的“铜锡合金的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原理的”①。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7%到20%最为坚韧。《考工记》说“斧斤之齐”锡占1667%，“戈戟之齐”锡占20%，是因为斧、斤、戈、戟都需坚韧。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40%，硬度最高。《考工记》中规定“大刃之齐”锡占25%，“削杀矢之齐”锡占2875%，是因这类武器所需硬度高。青铜中锡占的分量增多，光泽就会从青铜色转为赤**、橙**、淡**。锡占到30-40%，青铜就会变为灰白色。《考工记》规定“钟鼎之齐”锡占1429%，为了使它能呈现橙**较美观，同时也为了能敲出美妙的声音。《考工记》规定“鉴燧之齐”锡占50%，是因为铜镜需要白色光泽。

《周礼·考工记》说：“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是符合冶金学道理的。在青铜混合熔铸中，首先是不纯物质挥发，所以产生"黑浊之气"。其次，锡熔化挥发，于是产生“黄白之气”。温度再上升，铜熔化挥发，又产生“青气”。到“青气”出现，铜、锡完全熔化，青铜合金冶炼完成，而后就可以铸成器物了。荀子说：青铜器的铸作在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③这说明铸范的制作、原料选择、冶铸技巧、火候的掌握等环节都要掌握好，才能铸造出好的器物。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以下两项技术的使用上：一项是金银错技术，所谓金银错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制成图案或文字。这项技术，春秋中期已出现，当时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有错金的美术字。战国初，铜礼器上出现了大片金银错图案，战国中期这种技术不仅用在兵器、礼器上，而且也用在符节、玺印、车器、铜镜、带钩和漆器的铜扣上。二是战国中期以后刻镂画像工艺发展了起来，这种工艺是在比较薄的壶、柸、鉴、奁上制上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一般多是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等方面的图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

表面处理制造部

什么是SMT

SMT就是表面组装技术（表面贴装技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缩写），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

SMT有何特点

组装密度高、电子产品体积小、重量轻，贴片元件的体积和重量只有传统插装元件的1/10左右，一般采用SMT之后，电子产品体积缩小40%~60%，重量减轻60%~80%。

可靠性高、抗振能力强。焊点缺陷率低。

高频特性好。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

易于实现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达30%~50%。 节省材料、能源、设备、人力、时间等。

[编辑本段]为什么要用SMT

电子产品追求小型化，以前使用的穿孔插件元件已无法缩小

电子产品功能更完整，所采用的集成电路(IC)已无穿孔元件，特别是大规模、高集成IC，不得不采用表面贴片元件

产品批量化，生产自动化，厂方要以低成本高产量，出产优质产品以迎合顾客需求及加强市场竞争力

电子元件的发展，集成电路(IC)的开发，半导体材料的多元应用

电子科技革命势在必行，追逐国际潮流

[编辑本段]SMT 基本工艺构成要素

印刷（或点胶）--> 贴装 --> （固化） --> 回流焊接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印刷：其作用是将焊膏或贴片胶漏印到PCB的焊盘上，为元器件的焊接做准备。所用设备为印刷机（锡膏印刷机），位于SMT生产线的最前端。

点胶：因现在所用的电路板大多是双面贴片，为防止二次回炉时投入面的元件因锡膏再次熔化而脱落，故在投入面加装点胶机，它是将胶水滴到PCB的固定位置上，其主要作用是将元器件固定到PCB板上。所用设备为点胶机，位于SMT生产线的最前端或检测设备的后面。有时由于客户要求产出面也需要点胶， 而现在很多小工厂都不用点胶机，若投入面元件较大时用人工点胶。

贴装：其作用是将表面组装元器件准确安装到PCB的固定位置上。所用设备为贴片机，位于SMT生产线中印刷机的后面。

固化：其作用是将贴片胶融化，从而使表面组装元器件与PCB板牢固粘接在一起。所用设备为固化炉，位于SMT生产线中贴片机的后面。

回流焊接：其作用是将焊膏融化，使表面组装元器件与PCB板牢固粘接在一起。所用设备为回流焊炉，位于SMT生产线中贴片机的后面。

清洗：其作用是将组装好的PCB板上面的对人体有害的焊接残留物如助焊剂等除去。所用设备为清洗机，位置可以不固定，可以在线，也可不在线。

检测：其作用是对组装好的PCB板进行焊接质量和装配质量的检测。所用设备有放大镜、显微镜、在线测试仪（ICT）、飞针测试仪、自动光学检测（AOI）、X-RAY检测系统、功能测试仪等。位置根据检测的需要，可以配置在生产线合适的地方。

返修：其作用是对检测出现故障的PCB板进行返工。所用工具为烙铁、返修工作站等。配置在生产线中任意位置。

SMT 之 IMC

IMC系Intermetallic compound 之缩写，笔者将之译为”介面合金共化物”。广义上说是指某些金属相互紧密接触之介面间，会产生一种原子迁移互动的行为，组成一层类似合金的”化合物”，并可写出分子式。在焊接领域的狭义上是指铜锡、金锡、镍锡及银锡之间的共化物。其中尤以铜锡间之良性Cu6Sn5(Eta Phase)及恶性Cu3Sn(Epsilon Phase)最为常见，对焊锡性及焊点可靠度(即焊点强度)两者影响最大，特整理多篇论文之精华以诠释之

一、定义

能够被锡铅合金焊料(或称焊锡Solder)所焊接的金属，如铜、镍、金、银等，其焊锡与被焊底金属之间，在高温中会快速形成一薄层类似”锡合金”的化合物。此物起源于锡原子及被焊金属原子之相互结合、渗入、迁移、及扩散等动作，而在冷却固化之后立即出现一层薄薄的”共化物”，且事后还会逐渐成长增厚。此类物质其老化程度受到锡原子与底金属原子互相渗入的多少，而又可分出好几道层次来。这种由焊锡与其被焊金属介面之间所形成的各种共合物，统称Intermetallic Compound 简称IMC，本文中仅讨论含锡的IMC，将不深入涉及其他的IMC。

二、一般性质

由于IMC曾是一种可以写出分子式的”准化合物”，故其性质与原来的金属已大不相同，对整体焊点强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将其特性简述于下：

◎ IMC在PCB高温焊接或锡铅重熔(即熔锡板或喷锡)时才会发生，有一定的组成及晶体结构，且其生长速度与温度成正比，常温中较慢。一直到出现全铅的阻绝层(Barrier)才会停止(见图六)。

◎ IMC本身具有不良的脆性，将会损及焊点之机械强度及寿命，其中尤其对抗劳强度(Fatigue Strength)危害最烈，且其熔点也较金属要高。

◎ 由于焊锡在介面附近得锡原子会逐渐移走，而与被焊金属组成IMC，使得该处的锡量减少，相对的使得铅量之比例增加，以致使焊点展性增大(Ductillity)及固着强度降低，久之甚至带来整个焊锡体的松弛。

◎ 一旦焊垫商原有的熔锡层或喷锡层，其与底铜之间已出现”较厚”间距过小的IMC后，对该焊垫以后再续作焊接时会有很大的妨碍；也就是在焊锡性(Solderability)或沾锡性(Wettability)上都将会出现劣化的情形。

◎ 焊点中由于锡铜结晶或锡银结晶的渗入，使得该焊锡本身的硬度也随之增加，久之会有脆化的麻烦。

◎ IMC会随时老化而逐渐增厚，通常其已长成的厚度，与时间大约形成抛物线的关系，即：

δ＝k √t，

k＝k exp(－Q/RT)

δ表示t时间后IMC已成长的厚度。

K表示在某一温度下IMC

的生长常数。

T表示绝对温度。

R表示气体常数，

即832 J/mole。

Q表示IMC生长的活化能。

K＝IMC对时间的生长常数，

以nm / √秒或μm / √日(

1μm / √日＝34nm / √秒。

现将四种常见含锡的IMC在不同温度下，其生长速度比较在下表的数字中：

表1 各种IMC在不同温度中之生长速度(nm / √s)

金属介面 20℃ 100℃ 135℃ 150℃ 170℃

1 锡 / 金 40

2 锡 / 银 008 17-35

3 锡 / 镍 008 1 5

4 锡 / 铜 026 14 38 10

[注] 在170℃高温中铜面上，各种含锡合金IMC层的生长速率，也有所不同；如热浸锡铅为

5nm/s，雾状纯锡镀层为77(以下单位相同)，锡铅比30/70的皮膜为112，锡铅比70/30的皮膜为120，光泽镀纯锡为37，其中以最后之光泽镀锡情况较好。

三、焊锡性与表面能

若纯就可被焊接之底金属而言，影响其焊锡性(Solderability)好坏的机理作用甚多，其中要点之一就是”表面自由能”(Surface Free Energy，简称时可省掉Free)的大小。也就是说可焊与否将取决于：

(1) 被焊底金属表面之表面能(Surface Energy)，

(2) 焊锡焊料本身的”表面能”等二者而定。

凡底金属之表面能大于焊锡本身之表面能时，则其沾锡性会非常好，反之则沾锡性会变差。也就是说当底金属之表面能减掉焊锡表面能而得到负值时，将出现缩锡(Dewetting)，负值愈大则焊锡愈差，甚至造成不沾锡(Non-Wetting)的恶劣地步。

新鲜的铜面在真空中测到的”表面能”约为1265达因/公分，63/37的焊锡加热到共熔点(Eutectic Point 183℃)并在助焊剂的协助下，其表面能只得380达因/公分，若将二者焊一起时，其沾锡性将非常良好。然而若将上述新鲜洁净的铜面刻意放在空气中经历2小时后，其表面能将会遽降到25达因/公分，与380相减不但是负值(-355)，而且相去甚远，焊锡自然不会好。因此必须要靠强力的助焊剂除去铜面的氧化物，使之再活化及表面能之再次提高，并超过焊锡本身的表面能时，焊锡性才会有良好的成绩。

四、锡铜介面合金共化物的生成与老化

当熔融态的焊锡落在洁铜面的瞬间，将会立即发生沾锡(Wetting俗称吃锡)的焊接动作。此时也立即会有锡原子扩散(Diffuse)到铜层中去，而铜原子也同时会扩散进入焊锡中，二者在交接口上形成良性且必须者Cu6Sn5的IMC，称为η-phase(读做Eta相)，此种新生”准化合物”中含锡之重量比约占60%。若以少量的铜面与多量焊锡遭遇时，只需3-5秒钟其IMC即可成长到平衡状态的原度，如240℃的05μm到340℃的09μm。然而在此交会互熔的同时，底铜也会有一部份熔进液锡的主体锡池中，形成负面的污染。

(a) 最初状态：当焊锡着落在清洁的铜面上将立即有η-phase Cu6Sn5生成，即图中之(2)部分。

(b) 锡份渗耗期：焊锡层中的锡份会不断的流失而渗向IMC去组新的Cu6Sn5，而同时铜份也会逐渐渗向原有的η-phase层次中而去组成新的Cu3Sn，即图中之(5)。此时焊锡中之锡量将减少，使得铅量在比例上有所增加，若于其外表欲再行焊接时将会发生缩锡。

(c) 多铅之阻绝层：当焊锡层中的锡份不断渗走再去组成更厚的IMC时，逐渐使得本身的含铅比例增加，最后终于在全铅层的挡路下阻绝了锡份的渗移。

(d) IMC的曝露：由于锡份的流失，造成焊锡层的松散不堪而露出IMC底层，而终致到达不沾锡的下场(Non-wetting)。

高温作业后经长时老化的过程中，在Eta-phase良性IMC与铜底材之间，又会因铜量的不断渗入Cu6Sn5中，而逐渐使其局部组成改变为Cu3Sn的恶性ε-phase(又读做Epsilon相)。其中铜量将由早先η-phase的40%增加到ε-phase的66%。此种老化劣化之现象，随着时间之延长及温度之上升而加剧，且温度的影响尤其强烈。由前述”表面能”的观点可看出，这种含铜量甚高的恶性ε-phase，其表面能的数字极低，只有良性η-phase的一半。因而Cu3Sn是一种对焊锡性颇有妨碍的IMC。

然而早先出现的良性η-phase Cu6Sn5， 却是良好焊锡性必须的条件。没有这种良性Eta相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完成良好的沾锡，也无法正确的焊牢。换言之，必需要在铜面上首先生成Eta-phase的IMC，其焊点才有强度。否则焊锡只是在附着的状态下暂时冷却固化在铜面上而已，这种焊点就如同大树没有根一样，毫无强度可言。锡铜合金的两种IMC在物理结构上也不相同。其中恶性的ε-phase(Cu3Sn)常呈现柱状结晶(Columnar Structure)，而良性的η-phase(Cu6Sn5)却是一种球状组织(Globular)。下图8此为一铜箔上的焊锡经长时间老化后，再将其弯折磨平抛光以及微蚀后，这在SEM2500倍下所摄得的微切片实像，两IMC的组织皆清晰可见，二者之硬度皆在500微硬度单位左右。

在IMC的增厚过程中，其结晶粒子(Grains)也会随时在变化。由于粒度的变化变形，使得在切片画面中量测厚度也变得比较困难。一般切片到达最后抛光完成后，可使用专门的微蚀液(NaOH

50/gl，加1，2-Nitrphenol 35ml/l，70℃下操作)，并在超声波协助下，使其能咬出清晰的IMC层次，而看到各层结晶解里面的多种情况。现将锡铜合金的两种IMC性质比较如下：

两种锡铜合金IMC的比较

命名 分子式 含锡量W% 出现经过 位置所在 颜色 结晶 性能 表面能η-phase(Eta) Cu6Sn5 60% 高温融锡沾焊到清洁铜面时立即生成 介于焊锡或纯锡与铜之间的介面

白色 球状

组织

良性IMC

微焊接强度之必须甚高

ε-phase(Epsilon) Cu3Sn 30% 焊后经高温或长期老化而逐渐发生

介于Cu6Sn5与铜面之间

灰色 柱状

结晶

恶性IMC

将造成缩锡或不沾锡 较低只有Eta的一半,非常有趣的是，单纯Cu6Sn5的良性IMC，虽然分子是完全相同，但当生长环境不同时外观却极大的差异。如将清洁铜面热浸于熔融态的纯锡中，此种锡量与热量均极度充足下，所生成的Eta良性IMC之表面呈鹅卵石状。但若改成锡铅合金(63/37)之锡膏与热风再铜面上熔焊时，亦即锡量与热量不太充足之环境，居然长出另一种一短棒状的IMC外表(注意铜与铅是不会产生IMC的，且两者之对沾锡(wetting)与散锡(Spreading)的表现也截然不同。再者铜锡之IMC层一旦遭到氧化时，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顽强的皮膜，即使薄到5层原子厚度的15nm，再猛的助焊剂也都奈何不了它。这就是为什么PTH孔口锡薄处不易吃锡的原因(CLea的名着A scientific Guide to SMT之P337有极清楚的说明)，故知焊点之主体焊锡层必须稍厚时，才能尽量保证焊锡性于不坠。事实上当”沾锡”(Wetting)之初，液锡以很小的接触角(Contact Angle)高温中迅速向外扩张(Spreading)地盘的同时，也另在地盘内的液锡和固铜之间产生交流，而向下扎根生成IMC，热力学方式之步骤，即在说明其假想动作的细节。

五、锡铜IMC的老化

由上述可知锡铜之间最先所形成的良性η-phase(Cu6Sn5)，已成为良好焊接的必要条件。唯有这IMC的存在才会出现强度好的焊点。并且也清楚了解这种良好的IMC还会因铜的不断侵入而逐渐劣化，逐渐变为不良的ε-phase(Cu3Sn)。此两种IMC所构成的总厚度将因温度上升而加速长厚，且与时俱增。下表3即为各种状况下所测得的IMC总厚度。凡其总IMC厚度愈厚者，对以后再进行焊接时之焊锡性也愈差。

表3 不铜温度中锡铜IMC之不同厚度

所处状况 IMC厚度(mils)

熔锡板(指炸油或IR) 003~004

喷锡板 002~0037

170℃中烤24小时 022以上

125℃中烤24小时 0046

70℃中烤24小时 0017

70℃中存贮40天 005

30℃中存贮2年 005

20℃中存贮5年 005

组装之单次焊接后 001~002

图12 锡铜IMC的老化增厚，除与时间的平方根成比例关系外，并受到环境温度的强烈影响，在斜率上有很大的改变。

在IMC老化过程中，原来锡铅层中的锡份不断的输出，用与底材铜共组成合金共化物，因而使得原来镀锡铅或喷锡铅层中的锡份逐渐减少，进而造成铅份在比例上的不断增加。一旦当IMC的总厚度成长到达整个锡铅层的一半时，其含锡量也将由原来的60%而降到40%，此时其沾锡性的恶化当然就不言而喻。并由底材铜份的无限量供应，但表层皮膜中的锡量却愈来愈少，因而愈往后来所形成的IMC，将愈趋向恶性的Cu3Sn。

且请务必注意，一旦环境超过60℃时，即使新生成的Cu6Sn5也开始转变长出Cu3Sn来。 一旦这种不良的ε-phase成了气候，则焊点主体中之锡不断往介面溜走，致使整个主体皮膜中的铅量比例增加，后续的焊接将会呈现缩锡(Dewetting)的场面。这种不归路的恶化情形，又将随着原始锡铅皮膜层的厚薄而有所不同，越薄者还会受到空气中氧气的助虐，使得劣化情形越快。故为了免遭此一额外的苦难，一般规范都要求锡铅皮膜层至少都要在03mil以上。

老化后的锡铅皮膜，除了不良的IMC及表面能太低，而导致缩锡的效应外，镀铜层中的杂质如氧化物、有机光泽剂等共镀物，以及锡铅镀层中有机物或其它杂质等，也都会朝向IMC处移动集中，而使得缩锡现象雪上加霜更形恶化。

从许多种前人的试验及报告文献中，可知有三种加速老化的模式，可以类比出上述两种焊锡性劣化及缩锡现象的试验如下∶

◎ 在高温饱和水蒸气中曝置1~24小时。

◎ 在125~150℃的乾烤箱中放置4~16小时。

◎ 在高温水蒸气加氧气的环境中放置1小时；之后仅在水蒸气中放置24小时；再另於155℃的乾烤箱中放置4小时；及在40℃，90~95%RH环境中放置10天。如此之连续折腾

约等於1年时间的自然老化。 在经此等高温高湿的老化条件下，锡铅皮膜表面及与铜之介面上会出现氧化、腐蚀，及锡原子耗失(Depletion)等，皆将造成焊锡性的劣化。

六、锡金IMC

焊锡与金层之间的IMC生长比铜锡合金快了很多，由先后出现的顺序所得的分子式有AuSn

，AuSn2，AuSn4等。在150℃中老化300小时后，其IMC居然可增长到50μm(或2mil)之厚。因而镀金零件脚经过焊锡之后，其焊点将因IMC的生成太快，而变的强度减弱脆性增大。幸好仍被大量柔软的焊锡所包围，故内中缺点尚不曝露出来。又若当金层很薄时，例如是把薄金层镀在铜面上再去焊锡，则其焊点强度也很快就会变差，其劣化程度可由耐疲劳强度试验周期数之减少而清楚得知。

曾有人故意以热压打线法(Thermo-Compression，注意所用温度需低于锡铅之熔点)将金线压入焊锡中，于是黄金就开始向四周的焊锡中扩散，逐渐形成如图中白色散开的IMC。该金线原来的直径为45μm，经155℃中老化460小时后，竟然完全消耗殆尽，其效应实在相当惊人。但若将金层镀在镍面上，或在焊锡中故意加入少许的铟，即可大大减缓这种黄金扩散速度达5倍之多。

七、锡银IMC

锡与银也会迅速的形成介面合金共化物Ag3Sn，使得许多镀银的零件脚在焊锡之后，很快就会发生

银份流失而进入焊锡之中，使得银脚焊点的结构强度迅速恶化，特称为”渗银Silver leaching”。此种焊后可靠性的问题，曾在许多以钯层及银层为导体的“厚膜技术”(Thick Film Technology)中发生过，SMT中也不乏前例。若另将锡铅共融合金比例63/37的焊锡成分，予以小幅的改变而加入2%的银，使成为62/36/2的比例时，即可减轻或避免发生此一”渗银”现象，其焊点不牢的烦恼也可为之舒缓。最近兴起的铜垫浸银处理(Immersion Silver)，其有机银层极薄仅4-6μm而已，故在焊接的瞬间，银很快就熔入焊锡主体中，最后焊点构成之IMC层仍为铜锡的Cu6Sn5，故知银层的功用只是在保护铜面而不被氧化而已，与有机护铜剂(OSP)之Enetk极为类似，实际上银本身并未参加焊接。

八、锡镍IMC

电子零件之接脚为了机械强度起见，常用黄铜代替纯铜当成底材。但因黄铜中含有多量的锌，对于焊锡性会有很大的妨碍，故必须先行镀镍当成屏障(Barrier)层，才能完成焊接的任务。事实上这只是在焊接的瞬间，先暂时达到消灾避祸的目的而已。因不久后镍与锡之间仍也会出现IMC，对焊点强度还是有不良的影响。

表4 各种IMC在扩散系数与活化能方面的比较

System Intermetallic Compounds Diffusion Coefficient(m2/s) Activation Energy(J/mol)

Cu-Sn Cu6Sn5，Cu3Sn 1×106 80,000

Ni-Sn Ni3Sn2，Ni3Sn4，Ni3Sn7 2×107 68,000

Au-Sn AuSn，AuSn2 AuSn 3×104 73,000

Fe-Sn FeSnFeSn2 2×109 62,000

Ag-Sn Ag3Sn 8×109 64,000

在一般常温下锡与镍所生成的IMC，其生长速度与锡铜IMC相差很有限。但在高温下却比锡铜合金要慢了很多，故可当成铜与锡或金之间的阻隔层(Barrier Layer)。而且当环境温度不同时，其IMC的外观及组成也各不相同。此种具脆性的IMC接近镍面者之分子视为Ni3Sn4，接近锡面者则甚为分歧难以找出通式，一般以NiSn3为代表。根据一些实验数据，后者生长的速度约为前者的三倍。又因镍在空气非常容易钝化(Passivation)，对焊锡性也会出现极其不利的影响，故一般在镍外表还要镀一层纯锡，以提高焊锡性。若做为接触(Contact)导电用途时，则也可镀金或银。

九、结论

各种待焊表面其焊锡性的劣化，以及焊点强度的减弱，都是一种自然现象。正如同有情世界的生老病死及无情世界的颓蚀风化一样均迟早发生，无法避免。了解发生的原因与过程之后，若可找出改善之道以延长其使用年限，即为上上之策矣。

铜镜铸造制作工艺

所谓铜镜铸造制作工艺,是指将纯红铜和锡,或铅或锌,通过严格配比,进行冶炼溶化,再灌入模范,冷却后取出毛坯,最后进行机械加工,表面涂锡汞,成为可照容的日用品的工艺过程。

生产铜镜要进行许多道程序,而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标准。如某一道工序发生缺陷,都会影响铜镜的质量,甚至出次品,带来损失。在铜镜产生的四千多年历史过程中,战国、两汉、隋唐铜镜制作最精美,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的产物,为收藏者孜孜追求。而宋以后精品少缺,其历史原因应与一些铸造制作的关键工艺的失传有关。虽然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有介绍,但不详细,难于掌握,并且是宋以后之事了。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升温,对古铜镜研究的深入,逐步对古人铜镜铸造制作工艺有了全面科学分析与了解。作为一名收藏铜镜爱好者必须全面了解铜镜的铸造制作工艺,掌握铜镜生产全过程的知识,用理论指导实践。在恒心的支撑下,才能慢慢的进入收藏的佳境,从而实现对铜镜实物,无论是理论上与实践上,对鉴定、断代、修复、鉴别伪品,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一)采矿和冶炼: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等金属的合金。地面可采集的自然铜很少,铜镜大量的铸造必须依靠铜矿的大规模开采和冶炼。中国铜矿资源的开发是商周铸造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青铜器遗存数量很多,说明古代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具有相当的规模。由于采矿遗迹深埋地下,不容易被发现,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发现大型的和比较大的矿冶遗址只有几处:如湖北省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湖北省麻阳古矿井遗址；安徽铜陵铜矿井遗址等。

(二)各个时期的铜镜合金成分:

《考工记》是先秦古籍中的重要科学技术著作,它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是我国,也是全世界关于铜镜及其他器物合金配比的最早记载。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人类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距今约5000年左右。先民们已开始掌握了制造合金的技术方法。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经过高温使它熔合在一起,制造成为另一种金属,从而具备了新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这就是合金。合金在铸造方面是属于金属再创造,青铜是合金的首创。

青铜作为一种合金,与纯铜相比,它的优点是硬度高、光泽好、能发出青光,可照容,以及抗腐蚀性能好。中国古代的锡青铜中常含有少量的铅,使得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不易阻塞,但铅分子唯溶解于铜内,只能在铜液中均匀地分布作滴状浮悬。红铜的溶点是10845℃,若加上15%的铅,熔点降到960℃,若加上25%的锡,熔点则为810℃。然而,加铅或加锡,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使合金的物化性能得到极大的改善。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代,我国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复杂的合金制造技术,并创造出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品。如雄浑重器铜方鼎、玲珑剔透的云纹镜、锋利无比的吴王夫差矛等。

对此,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上有大量的记载。周朝设有冬官司空掌管百工事宜,负责“营城郭,建都邑,造车服器械”。具体就冶金铸造而言,百工中又产生了十分细密的产业分工,即“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

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明确由专业匠人分别专造乐器、量器、农具和刀器。对此现象,汉代郑司农解释道:“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由此可知,在周代,冶金铸造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产业,并历史性地形成了专造某一类器物的家族,并因世袭而成为官名,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先民们能从不同的矿石中分别提炼出金(即红铜)、铅、锡、锌等金属,通晓不同的金属各自的理化性能,并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不同器物的特殊用途要求,创造出分门别类的合金。“六齐之论”即是合金制造的理论总结。《周礼·考工记》记载:“金有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工匠不仅清楚青铜中含锡量越高,质地越硬的原理,还把握住了硬度和韧度、光亮度在工具不同部位各自的特殊要求,按需制作。如采用复合技术制造剑时,用含锡较低的青铜做剑脊,用含锡高的青铜做剑刃,如此造出的剑,剑锋锐利,剑身坚韧,杀伤力大且经久耐用。具体就铜镜而言,光亮度是其重要特征,铜锡各半,能使光洁度恰到好处。故先贤总结“金锡半”为制造鉴燧最合适的配比剂量。但各个时代铸造的铜镜,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它的金属配比有所不同,加工方式亦不同,所以铜镜断代,主要应借助于先进的现代化科学仪器进行测试。对于无法确切断代的铜镜,如果我们掌握各时期金属配比的知识,再结合铜镜其它方面的特点,也是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的。

齐家文化铜镜的铜锡比例是1:0096。商周镜含锡量稍高,但质地远不如同时期的青铜礼器,对镜面缺乏必要的防锈处理。战国铜镜中铜、锡、铅的比例已较稳定,铜大多在68%上下浮动,多的达748%,少的也在566%以上,但锡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另外,铅的比例在045%—3%。战国镜中有一种表面黑里透亮似涂有一层厚厚的黑漆,被称之为“黑漆古”的,这类镜保存完好,尤其是它的防锈技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这与当时制镜的金属配比是直接相关的。

汉镜的合金配比较为稳定,铜占60—70%左右,锡占20—24%,铅占4—6%左右的配比最为普遍。汉镜保存稍好的镜面仍可反光,有的精品还能反射出青褐色的光。魏晋南北朝铜镜的合金配比不稳定,较易锈蚀,色以黑褐居多。

唐镜,尤其是盛唐时期的镜子,呈银白色,其金属成分中,大体铜平均69%,锡25%,铅5%,配比较为稳定。在唐代,已采用了向镜中加入微量或一定量的银的新工艺,使得典型的盛唐时期铜镜泛银白色光,很少有铜绿锈色,似乎不是青铜铸成,给人以厚重、富态之感,加之纹饰绚丽多彩、内容丰富,实为难得之艺术珍品。明《天工开物》记述:“唐开元宫中镜尽以白银与铜等分铸成,每口值银数两者以此故。朱砂斑点乃金银精华发现……,唐镜、宣炉皆朝廷盛世物云。”唐镜珍贵,因银而贵。

宋、西夏、辽、金、元铜镜,合金成分发生了变化,含锡量仅有10%左右,含铅量却增至8%以上,最多达237%,大大高于汉唐镜平均5%的数量,锌含量也增多,最高达8%,所以,这时期的铜镜呈黄铜色,一般都布满铜锈。虽形制较薄,但因含铅多,反比汉镜为重。

明代是我国古代铜业比较发展的一个阶段,采铜业兴盛,当时冶铜及其合金技术的主要成就有三:一是火法炼铜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二是直接使用金属锌配制了黄铜；三是制造了宣德炉,它在合金配制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铜锌合金一般都是**的,故名黄铜。铜锌合金颜色与含锌量关系是:含锌10%左右时赤带黄,15%左右时黄带赤,25%左右呈**,30%左右为深**。明、清铜镜大多呈**,其合金配比是铜70—75%,锌25—30%。因黄铜流动性较好,有利于改善合金的铸造性能。(三)造型陶范、石范和泥范的制作:

学术界已知有镜范出土,大约是清末以后的事,从报道和著录情况看,这些镜范始见于春秋晚期,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计约30多片。

1、镜范的制作:制作陶范的基本成分是粘土和细砂。但陶模和陶范在铸造青铜镜时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前者决定器物的造型,而后者却需要承受上千度高温的铜液的冲击,并在其中冷却。因此陶范除了耐高温以外,还要有良好的机械强度,经得起液灌浇冲刷而不致损坏,同时还要有一定的透气性。因为铜液灌入后,会在范中产生程度不同的气体,这些气体大部分通过浇口和冒气口排出范体外,少量的需要通过范的毛细孔渗透出去,以保证所铸器物在外观上看不出气孔之类的铸造缺陷。因此制作陶范的泥土必须是很细腻的,在既能够清晰反映出铜镜上的铭文和花纹的同时,又要有很好的吸收性。

陶范要达到耐热性能优良,机械强度也相当好,用来制范的泥土必须精心淘洗。淘洗的目的一方面是把泥料按粒度分级,另一方面将泥料中所含碳酸钙、硫酸盐等有机物溶于水中,以减少这种盐类的危害,否则会造成降低耐火度、烧结温度和增加发气性。

制范时先用粗“真土”制成范的雏形,然后再依次加上较细的“中真土”、“造型真土”,及至到了范面,再加上极细的“肌真土”。制作一枚直径约25厘米的镜子,范厚约需12厘米,其中“粗真土”层厚约8厘米,“肌真土”是最薄的,大约只有01厘米。这种分层用料法的优点是既可保证生产对铸型的各项性能要求,亦可节省较细的优质“真土”。《天工开物》指出:“凡铸镜,模用灰沙,铜用锡和,不用倭铅。”倭铅,即锌,对铜镜质量有影响,故不能用。灰沙是用稻谷壳灰之类透气性和保温性较好的材料,和颗粒很细的细砂伴和而成。这样的材料才适合做镜模。

石范今见于著录和报道的有通化汉代博局四神石质镜范。范体呈瓢形,范径

约205厘米,有浇口一个,下宽53厘

米,范面图纹清晰。另一片镜径约17厘

米,范面内容为柿蒂座。座外方格内有

十二地支铭,主题纹饰为四神及规矩符

号。主纹区外有一周铭带:“尚方作镜 (见图1—18)

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

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计35字。上海市博物馆还藏滑石质“镜范”1片(见图1—18)。在石范中,有的大约是可以用来浇铸的,如“通化石范”等。有的则可能是用来制范的阴模,如“上海石范”,它的优点是能耐高温及能多次反复使用,线条式纹饰尤其特出,尽显风采,但出土实物少,需要深入研究。

石范铸镜工艺当与泥范有些相似,但有一些区别,主要差别是其范为石料直接雕成,属半永久型。

泥范铸镜的优点是:造型较易,并可制作出许多细如发丝、纤毫无失、形态各异的镜背图纹来,特别是制作大镜、定做器尤为方便,缺点是通常一范只能用一次,不能批量生产。

以上是镜范出土和著录的大概情况,有重大价值的陶范和石范,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出于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吉林等北方省区,南方迄今未见,大约与其地潮湿,陶范又是易碎之物有关。

(四)陶范的翻制:

大凡一般青铜器造型,皆须先制模,后制范。此“模”可用木块、陶泥雕成,也可用范土制成。若器物形制较为简单,所需产品较少,此“模”便可直接用来制范,若器物形制较为复杂,花纹较为繁缛,需对其多次修整；或产品需要量较大,祖模需长期保存备用,则须由“祖模”(一次阳模)制出“一次阴模”,再用“一次阴模” 制出“二次阴模”,再用“二次阴模”来制范。对花纹图案的修整,通常宜在阳模上进行,对于高浮雕花纹,则可通过堆砌、按压、雕刻等方式,在泥质阳模上制出。官方作坊所铸之镜,都是依朝廷提供的某种标准镜模来制作的。铜镜的成熟技术在我国沿用了二千余年,历代铜镜的花纹、形制不同,对产品的需要量亦不一样,故其对陶范的翻制也就千差万别。有关研究认为,我国古代铜镜陶范的翻制常用的是整范整模复制,这应是我国古代镜范制作使用最普遍的传统方法。

镜背范的制作:做法是先用木料、陶片或金属等制成了整个镜背图纹的模子,后再在一个造型框内用夯填法复制,只需一次操作便可得到一块完整的镜背范。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整范整模复制。“夯填法”在古代金属铸造型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铜铁铸范都是使用此法制成的,否则,便很难获得清晰的棱角和花纹,就是现代,某些场所还在应用。另外,还有整范分模复制,分范分模复制等方法。

面范的制作:制作面范与背范的造型材料应大体一致,造型方法大同小异。但面范有它的要求,即铜液接触的表层和支撑表层的厚厚的基体层的要求不同。表层的陶土致密,渗有匀净的细砂,有的厚度约在05厘米左右。基体层除了同样掺和细砂以外,还包含有丰富的孔洞,主要是在土中拌和切碎的植物茎叶和麦秸等草料,使阴干时不致开裂变形,浇铸时易出气体。

(五)铜镜浇铸的基本(工艺)操作:

1、顶式浇铸法:

我国古代金属铸造的传统工艺一般主要是泥型,石型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范片经焙烧,凉透后,便可合范浇铸。浇铸前,铸范需要预热,以防止产生废品。浇铸温度不宜过高,这不但可减少金属吸气等弊端,而且可避免范面烧结,保证顺利脱范和镜面质量。一般而言,内浇口是设计好的,是不会浇不到的。在此有几点值得注意的是:

(1)因锡青铜的树枝状晶甚为发达,此枝晶间的小液池最后冷凝时并无金属液填补,铸件在固态收缩时常被拉裂,故浇铸过程中要切忌金属内部再产生自张力,否则容易炸裂。

(2)因锡青铜的冷凝收缩主要表现为分散性收缩,疏松倾向很大,故铜镜设计时,应尽量考虑这一因素,避免疏松大量出现于镜面。

(3)范和芯皆应烧透,避免重新吸气,尤其是钮芯,否则会极大地影响背纹的清晰度。组织疏松和芯子发气在古铜镜实物收藏中,常可看到。

从现有镜范的外形看,我国古铜镜浇铸主要是采用顶式浇铸法的(图1—19)。一套范(即一片面范,一片背范)组成一个浇铸系统,每套范可单独浇铸,也可叠在一起。顶式浇铸的优点是:浇铸过程较为简单,从而减少了制作工作量和金属损失,缺点是易引起金属飞溅。

2、透雕镜特殊浇铸法:

特殊浇铸法主要用于铸造双层透雕镜。其镜面和镜背系由两种成份不同的合金复合嵌铸而成,通常是镜背部分嵌到了镜面部分中,即“镜面”包“镜背”。双层透雕镜始见于春秋晚期、战国中后期和西汉初期仍有使用,直至到唐、宋、元代。其正背两部分金属一般嵌合较好,很少看到分离开了的,一般说来,这类镜子应当是先浇镜背,之后才浇镜面,金属冷凝后,与镜面部分连在一起的镜缘同样会产生一个紧箍力,从而加强了两部分金属嵌合。

3、夹镜特殊浇铸法: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夹镜有详尽的记载。夹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镜面与镜背分为两层,而且中空。2、“正面部分”较薄,与普通镜子同样,“背面”亦可有图纹凸起。3、没有焊迹。4、其声冷然纤远。关于夹镜的材料,同样是高锡青铜,因为只有清晰高锡青铜花纹,才能达到此种效果。夹镜成型工艺比较复杂,不是铸的,也不是焊的,是使用一种与前述双层透雕纹镜相近,而又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方法加工而成的。其工艺要点是:1、先分别铸成了“镜面部分”和“镜背部分”,并且“镜面部分”要向后凸出一个圆环状的背缘来,使之最后能够夹住“镜背”；2、将铸好的“镜背”、“镜面”两部分金属分别进行一次淬火处理；3、把“镜面部分”加热到β相区,即稍高于586℃的范围,保温后趁热以强力使之与“镜背部分”套合、候冷,两部分金属便紧密粘合在一起了；4、用锡汞齐把接合部位抹平并打光,把接缝遮盖住。“镜面”与“镜背”两部分的尺寸必须十分准确,不能失之纤毫,接合面须光洁干净,不得殊留任何氧化物、易挥发物。“夹层空腔”的大小要选择得当,套合火候要适宜,否则便难以达到长久不分离的效果。夹镜难得,看来主要是难制之故。

4、铜镜热处理技术:

高锡青铜是既硬且脆的,为改善铜镜的加工和使用性能,战国、汉唐时人们经常对它进行一些淬火和回火处理,这操作大约是铸造成形后,并稍经简单清理后,始才着手进行。从现代技术原理上看,铸态高锡青铜淬火前,其性硬且脆。淬火后其塑性好,使材料强度、塑性都有了明显提高,硬度却下降了,回火温较低时,硬度又复回升,回火温度提高后,硬度又复下降。这主要是指强度而言的。我国古代铜镜淬火术,约发明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汉唐间使用得较普遍。从文献记载和现代技术原理看,古镜淬火、回火的技术效果大约有3个方面:1、强度和塑性提高了,从而改善了它的切削加工性能,回火温度稍高时亦同此理；2、因强度、塑性的提高,便减少了铜镜损坏的机会,延长了使用年限；3、回火后,颜色皆近于青灰,而“青近白”故宜于镜。今见一般战国、汉唐镜断口皆洁白如银,当与此有关。可见铜镜淬火后既保存了锡态,锡青铜原有的一些优点,又改善了加工性能,延长了使用年限,是一项相当合理、科学的工艺。

青铜淬火是我国古代金属技术的一项杰出成就,它使用得如此之早,如此之广,在古代世界其它地方是很少看到的。

吴文化发祥赣中

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

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

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经江西省社科院牵线，卢水石和张富余两位吴文化研究专家亲临樟树实地考察了吴城商代遗址和筑卫城遗址，参观了樟树境内出土的各种文物。在随后举行的“吴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省社科院副院长陈文华研究员和卢水石先生在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后认为，至今在安徽，江苏所发现的有铭文和吴国青铜器都是十九世纪吴王寿梦以后的，太湖东部地区迄今未发现一件春秋晚期以前的吴国遗物。江西出土的“者减钟”仍是最早的吴国铜器，同时在赣鄱流域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铜礼器，特别是樟树市“吴文化”遗址和新干商代大墓及西周列鼎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吴城文化”是一种溶合晋陕地区先周文化与汉水流域荆蛮文化及赣鄱流域夷越文化而形成的一支自成体系的青铜文化，其族属应为句吴，吴城文化的实质就是吴国的早期文化。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吴国（古句吴）始建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一研究成果不但在史学研究上是个重大突破，而且必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研究活动，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而作为一个县级市——樟树市积极参与这一文化研究活动，在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随着经济发展中文含量的提高，必将对樟树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和海内外吴氏宗亲的联谊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吴城文化与中国远古红铜文明

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和我省其他地区出土的部分先秦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铜器，其成色虽也有一些是碧绿透亮的所谓“黑漆古”或“绿漆古”。但多数器壁粗糙、较薄，器表锈蚀严重，多有一层铜绿，内心多呈紫红色。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成分是红铜即纯铜制作。

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新的发现。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保留了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在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红铜文明的肇始当然远比商周时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时期，由于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先民已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与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伴出的1号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与2号鼎风格相近。两鼎比较，1号鼎器壁较厚，2号鼎相对较薄；前者表层锈蚀不很严重，呈淡绿色。后者表层锈蚀相当严重，呈深绿色；前者硬度较高，后者硬度较低。虽然1号鼎的成分未曾测试，但从外观理化性能来看，它的含锡量显然要比2号鼎高。表明吴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铜中加入锡等元素用以改进铜的性能的技术。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揣想，铜的冶铸技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虽然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完全证实郭老的这种揣想，便通过吴城等遗址的发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铜的主要产地，有大量的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遗迹，具有炼铜的物质条件；在商周时期还大量采用浑铸法（即将多块范、芯紧密扣合，然后一次浇铸成型）和石范铸铜这种原始而古老的工艺；在商周时期还继续着红铜器物制作。我们可以设想，我国的红铜冶金术可能起源于江西乃至南方，传入中原后，又加以改进产生了青铜冶金这一新技术，而中原的青铜冶金技术又对南方各地产生了强烈影响，共同铸造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明。

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

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

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

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吴城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

鬲,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43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大都是铜剑，炼制铜剑的基本方法是铸造，铸造一件铜剑大体上有五道工序。

（一）制范 即制作供浇铸用的型范。剑范多用泥塑造，然后放入窑中经火烘干，再加修整，质地似陶，故称泥范或陶范。制范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依据，而铜剑器形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规整而谐调、匀称而美观，则决定于制范是否精细。制范还要为以后的装饰打下基础，如剑体上铸出的花纹和名文，都必须预先在剑范的内壁上刻镂出阴阳相反的纹路。实际上，铜剑装饰的第一步是范型上进行的。

（二）调剂 铸剑的材料是青铜，青铜是铜和锡或铜和锡、铅的合金。剂即剂量，指青铜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古时写作“齐”。熔炼青铜之前，须根据合理的配比规律，对铜、锡或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称作调剂。这是决定铜剑性能的关键环节。在一定范围内，青铜中含锡量提高，能够相应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含锡量超过合量的界限，就会使青铜合金变得非常脆弱，易于断折。在青铜合金中加入少量的铅，可调节金属的铸造和加工性能，但铅含量过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因此，只有按照合理的比例对各成分进行调配，才能得到适于充作剑材的既坚且韧的青铜。

对于铜剑合金的成分配比，春秋战国之际已经认识到了其中的规律。《考工记·攻金之工》所记“金有六齐”，标明了六类铜器的成分比例，其中第四类为：大刃即剑；叁分其金而锡居一，指青铜合金作四等分，铜（金）占三分（百分之七十五），锡占一分（百分之二十五）。

近年来，冶金史研究者陆续分析检测了一些春秋晚期和战时期的中原铜剑实，发现其合金成分中，铜的含量与“大刃之齐”很接近，大致在百分之七十五上下；但锡的含量相差较多，实际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六左右，较高的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一些。这种差别可能因为，《考工记》“六齐”只标明了青铜合金中最主要的两种成分——铜和锡，而铜实物中常含有少量铅及其他一些元素（铁、锌等），因之，六齐的铜锡配比法大概是一般性地代表了青铜合金中铜和其他非铜元素的比例，如此，则青铜剑实际成分中其他非铜元素的总量也就大致接近百分之二十五了。

撇开文献和实物的上述差别不管，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考工记》关于“大刃之齐”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匠师对于铜剑合金万分的配比规律已经有所认识，有所总结，并以之指导铸剑；二是铜百分之七十五上下和锡百分之十六左右的实际合金比例是合理的，一些研究者对如此配比的铜剑作了机械性能和硬度试验，证明其具有很好的强度和硬度。

古人铸剑既无先进的熔炼设备、纯洁的原材料，又无精确的测试手段，匠师们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长期实践，摸索总结出了青铜合金的配比规律，并具有很强的规律，铸出的铜剑的合金比便也会不尽相同，而呈现在配比常数上下浮动的现象。

（三）熔炼 原料调配停当后，将之装入坩锅炼。熔炼的目的是将铜、锡、铅等原料熔液体，同时也进一步去除原料中含有的杂质，如附着于原料上的木炭，以及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铁等其他金属元素，使合金精纯。

熔炼的关键是观察火候，判断是否熔炼成熟。《考工记》对此有较详记述：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

黑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等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黄白气主要是熔点低的锡先熔化而产生的，同时，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其他元素挥发出来也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

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

温度升高，铜熔化的青焰色有几分混入，故现青白气；

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

温度再高，铜全熔化，铜量大于锡量度，一进只有青气了。而且，焰色纯净，表明原料中的杂质太多气化跑掉了，剩下残渣可予以去除；

然后可铸也。

销炼成熟，可以浇铸了。

上述次序，也是古代匠师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后来人们用“炉火纯青”喻功夫纯熟，就源于这里。

为了提高青铜合金的质量，工匠们还对铜锡进行多次熔炼，以进一步去除杂质。《考工记·栗氏》所记“改煎金锡”，就是指更番，重复煎炼。

（四）浇铸 将熔炼成熟的青铜液体浇灌入剑范，俟其冷却、凝固，铜剑就成形了。

（五）铸后加工 范铸出来的铜剑仅是一个坯件，表面精糙，故卸去铸范后，还须进行如下的修治加工：

——刮削琢磨，使其表面平整光滑；

——装饰，如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嵌琉璃、绿松石，或嵌错红铜丝、金丝、银丝，甚至进一步在器表刻镂花纹。嵌错是当时很常见的装饰工艺，它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或刻镂出花纹，再嵌以金、银、铜丝（或片），用错石将表面磨光，即显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生动形象；

——装置附件，配齐剑具；

——砥砺开刃。

这样，铜剑的制作就最终完成了。但在使用过程中，剑器还要时常修治砥砺，故当时可能有一类工匠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汉代称这类工匠为“削厉（砺）工”，其技艺又称“洒削”之技。削砺就是刮削砥砺的意思；洒削，指磨刀以水洒之，泛指修治刀剑。

西汉景帝时，大臣袁盎被刺，尸体上弃有凶器，是一柄新修治过的剑，官府就在长安的削砺工中访查，一工匠说：这把剑是梁王的某位郎官来修治的。由此便查出了主使人梁孝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战国晚期大学者荀子的一段话来概括铸造铜剑的整个过程：

刑（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剂）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

黄白杂则坚且牣

战国相剑术士曾说：

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

这种精良之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合剑。战国时期，铜剑应用臻于极盛。在此背景下，铸剑术不断发展进步，出现了一些科学先进的工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尤以铸造复合剑的技术最为突出。

所谓复合剑，是指剑脊和剑刃用不同成分配比的青铜合金分别浇铸的青铜剑。其剑脊采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合金，韧性强，不易断折；剑刃采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合金，硬度高，特别锋利。因而刚柔相济，是古代铜剑的精品。其铸造方法也与普通铜剑有别。普通剑之剑身系一次浇铸完毕，复合剑则是二次浇铸：先以专门的剑脊范浇铸剑脊，在剑脊两侧预留出嵌合的沟槽；再把铸成的剑脊置于另一范中浇铸剑刃，剑刃和剑脊相嵌合构成整剑。

从冶金史研究者检测的一些复合剑实物得知，其剑脊的含铜量要高于一般铜剑，含锡量则低于一般铜剑；刃部的情况相反，含铜量低于一般铜剑，含锡量高于一般铜剑。如果单以脊部或刃部的材料制作整剑，势必过于柔软或过于刚脆，但以之分别制作剑脊和剑刃，就获得了超过一般铜剑的更为优秀的性能。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青铜合金成分配比规律的高超工艺，体现了古代匠师对铜剑合金成分比例的控制达到了极高境界。

复合剑的脊部含铜多，故呈**；刃部含锡多，故泛白色。剑脊和剑刃判然异色，正如相剑术士所言，所以有人称之为“两色剑”。又由于这种剑表面看起来，剑脊像是镶嵌上去的，故也有人称之为“铜镶剑”或“插心剑”，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名称。

器表之谜

近年来，许多冶金史研究者注意到中原地区出土的一些战国铜剑，表面呈深绿色或灰黑色，虽在地上埋没两千多年，仍光亮而不锈蚀。对这些剑所作检测揭示，其表层硬度要比深层高出许多，而且远远超出普通铜剑的表层硬度。因此学者们推测，这些剑铸成后，可能进行过特殊的表面处理，使器表生成一个复盖层，异常坚硬而不锈蚀，既显著提高性能，又起到防腐蚀的作用。有学者对一些铜剑的检测分析揭示，其表层组织中含铬，是三价铬化物Cr2O3，因此他们认为剑的表面经过了铬化处理。又有学者对另一些铜剑的检测分析揭示，其表面是一层土漆和二氧化硅所形成的高聚物涂层，即生漆漆膜。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刚开了一个头，要彻底揭开战国铜剑表层组织之谜，还有待于更全面，深入的检测和分析。

见若狐甲而利钝识

《淮南子·氾论训》记：

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钝识矣。

意思是说，齐国薛邑有一位烛庸子，只要见到剑身上指甲盖那么在原一块，就能够鉴别出这把剑是利还是钝。看来，烛庸子精于相剑，并因此而闻名。

所谓相剑，即通过观察器身外表（包括器形、文理、颜色、光泽、铭文、装饰等），来鉴别剑器的优劣和名剑的真伪。战国社会上专门有一类术士以此为务，被称为“相剑者”。《吕氏春秋·疑似》称：“使人大迷惑者，患剑似吴干者。”可见，即使是相剑术士，对于一般铜剑之貌似名剑也很头痛，要予以鉴别，就必须精通铸剑之术，能够识别优劣。故相剑术又以铸剑术为基础。《吕氏春秋·别类》记：“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这句话大概出自相剑术士的相剑经，它就是以铸剑术为依据，结合铜剑的形貌特征和流传使用情况等，即今之所谓掌故，这样才能够最终鉴别名剑的真伪。《吴越春秋》记有薛烛为越王允常相剑的故事，他事先并不知情，仅凭观察，判明了各剑的名称、优劣，并历数其特征、来历和流传始末。这虽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大致反映了相剑的情形。

《韩非子·说林上》也记有一则与相剑有关的故事：

曾从子是一位善相剑之人，客游卫国。卫君怨吴王，曾从子就说：吴王好剑，我是相剑者，请大王让我去为吴王相剑，乘机将他刺死。卫君却说：“你这样做并非缘于义，而是为了利。吴国富强，卫国贫弱，你如果真去了，恐怕反会为吴王用之于我。于是就将曾从子逐走了。

这个故事来看，春秋晚期似已有相剑术。尽管《说林》中的故事都是为游说而编集的事例，有些来源于传说，有些是韩非自己杜撰的，不一定真有其事；但说相剑术大约初起于春秋晚期，却完全有可能，因为古代铜剑正是在这个时期趋于成熟兴盛，并在战争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相剑之所以能够流行而形成为了一门方术，与贵族中盛行的带剑、好剑之风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社会上有这么一个显赫阶层，不仅盛行佩剑，而且喜好精良华美的宝剑，于是就出现 了一些以相剑为务的术士，他们出入豪门，专为权贵鉴别刀剑。曾从子、薛烛之流，可谓典型。

出土文物证明，吴越青铜兵器确实精湛无比，除了锋利坚韧外，还集中了许多杰出的装饰技术，如菱形纹饰、火焰纹饰、镶嵌宝石琉璃等技术，其中剑首同心圆装饰尤其令人叹为观止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善于铸剑，出现了许多传奇式的铸剑大师，并在史籍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欧冶子和干将、莫邪夫妻。尤其是干将夫妻铸剑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近年来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吴越铜剑，更是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其中，吴国有铭兵器已经出土不下百件，在湖北、安徽、河南、山西等地都曾发现过，有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还有吴王夫差之子"姑发间反"剑等。但遗憾的是，作为春秋吴国晚期政治中心所在地的苏州，却从未出土过。不久前，苏州博物馆宣布，苏州市人民 出资4250万元，征集的58件台湾"古越阁"旧藏青铜兵器，于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3月22日在"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藏吴越青铜兵器特展"上亮相，让世人得以一睹它们的真容。这批文物征集部分共计27件组，还有31件组为"古越阁"主人 、王淑华夫妇慷慨捐赠。

在这批兵器中，最重要的一件当属被称为"吴老大"的吴王夫差剑，是目前已知存世的9柄吴王夫差剑中保存最完好的，堪称国宝。

吴王夫差剑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前495至前473在位）时制造的一系列青铜剑。作为大名鼎鼎的吴国君王，夫差在历史上的记载和传说故事颇为丰富。他在公元前473年战败自杀，国家随之灭亡，象征着权力的吴王夫差剑也散落民间。传说中，吴王夫差剑是削铁如泥、吹毛自断的珍宝，而苏博此次得到的这把吴王夫差剑通长583厘米，身宽5厘米，格宽55厘米，茎长94厘米，剑身宽长，覆有蓝色薄锈，刃锋极犀利;近锋处明显收狭，双刃呈弧曲形;中起脊线，两从斜弧面;剑格作倒凹字形，饰兽面纹，镶嵌绿松石，一面已佚;圆茎实心，有缠缑痕迹;茎上有两道凸箍，箍上有纤细的凹槽，遗存少量绿松石;圆盘形首，铸有多圈精致峻深的同心圆凸棱;剑首以不同成分之合金青铜分铸后再衔接剑茎而成;剑身近格处铸有铭文两行十字：攻（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

博物馆工作人员透露，这柄吴王夫差剑铸工精致，历经2400余年仍完好如新，无比锋利。此前的藏家曾经做过实验，把一张A4纸放在桌上，没有任何人去按住白纸的情况下，剑刃只在纸上轻轻划过，纸便立刻被割成了两半，可见其锋利的程度。

青铜剑的起源

剑作为兵器，开始受到重视，是西周以后的事。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剑的形制有了新的变化。考古发现的春秋早期青铜剑，都是柱脊剑，也就是由圆柱体的茎，直向前伸延而形成剑身的凸脊，只是有的剑茎上装有剑首，有的没有，形体都比较短，一般在28至40厘米之间。这样类型的剑只适于前刺，而不适于劈砍，更像是匕首，所以也称它是一种"直兵"，是一种防范非常的卫体兵器。西周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两军对阵时，首先用远射的弓矢，待到战车错毂格斗时，多以长柄的戈、戟、矛、钺为主。剑，这种仅有几十厘米的手握短兵器，在当时不占重要位置。从考古发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剑的出土数量与铜戈数量相差很大。

但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地区出土的同一时期青铜短剑，却与中原地区的剑有明显区别。剑茎实芯，有的饰有花纹，茎端有较大的圆首，剑身中脊隆起，前锋尖细，两侧刃已呈现两度弧曲的雏形。这种侧刃的弧曲，是吴越青铜剑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到春秋晚期，吴越国力日渐强盛，军队扩大，促进了兵器制作工艺的发展，此时吴越的铸剑技术达到高峰。在发展过程中，吴越青铜剑的剑身变长，柱脊变为棱脊，截面凹弧、有血槽，前锷收狭、刃部由直刃变为弧线内收。形制上的变化，提高了剑的杀伤能力，使其在步战加强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

而吴越宝剑之所以能如此精美锋利，主要是因为吴越的铸剑工匠了解根据青铜器不同的使用性能，选用不同的铜、锡配比，可使青铜器物的性能达到相应的使用要求。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考工记》，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关于青铜合金配比的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刀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此处的"金"即为青铜或纯铜，"六齐"实为锡、铜的六种不同合金比例而做出不同的器具的冶炼技术。

将不同铜锡比例的合金熔炼一体，去除杂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次之，然后可铸也。"古时的铸剑工匠，是根据熔炼时的烟气颜色进行判断的。黑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等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黄白气主要是熔点低的锡先熔化而产生的，同时，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其他元素挥发出来也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温度升高，铜熔化的青焰色有几分混入，故现青白色。温度再升高，铜全部熔化，因此只有青色了。火焰颜色纯净，表明原料中的杂质大多汽化蒸发，剩下残渣可予以去除。为了提高青铜合金的质量，工匠们还对铜锡进行多次熔炼，以进一步去除杂质。后来人们用"炉火纯青"喻功夫纯熟，就源于此。

此次苏州博物馆的这把吴王夫差剑，因为剑柄部位装饰复杂，且和剑体的韧性要求不同，所以采取了分铸技术。所谓分铸，就是将剑脊和剑刃分开铸造。剑脊，含锡量较少，所以比一般青铜质柔而韧，比较不容易折断。剑刃，含锡量较多，所以质脆而硬，使得刃口更加锋利。这种外坚内韧的青铜剑，称之为复合剑。

吴越青铜剑三绝

复合剑、菱形纹饰和剑首同心圆这三种技艺被称之为吴越青铜剑三绝。

普通剑之剑身是一次浇铸完毕，复合剑则是二次浇铸：先以专门的剑脊范浇铸剑脊，在剑脊两侧预留出嵌合的沟槽;再把铸成的剑脊置于另一范中浇铸剑刃，剑刃和剑脊相嵌合构成整剑。由于这种剑表面看起来，剑脊像是镶嵌上去的，故有人称之为"铜镶剑"或"插心剑"。复合剑的脊部含铜多，故呈**;刃部含锡多，故泛白色，故也有人称之为"两色剑"。两千多年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复合剑，虽不像当时脊黄身白，但由于合金成分不一样，在相同环境、温度、湿度下，电化反应快慢和过程也会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剑脊和剑身锈色差异现象。

出土文物证明，吴越青铜兵器确实精湛无比，除了锋利坚韧外，还集中了许多杰出的装饰技术，如菱形纹饰、火焰纹饰、镶嵌宝石琉璃等技术，其中剑首同心圆装饰尤其令人叹为观止。剑首同心圆位于剑首端部，由厚度02至08毫米，间距03至12毫米不等的多圆薄壁凸棱组成，并且十分规整。在多圈同心圆的槽底，又分布着极细凸起的绳纹，极具装饰性。

其实这个所谓的“金有六齐”的神秘配方，是古人在实践中对于青铜合金比例的一个认知，根据器物类型的不同，其中铜和锡的比例也应该有所区别，如此一来才能造出高品质的各种青铜制品。

（一）金有六齐

关于这个青铜器配方，据郭沫若考证，《考工记》一书是春秋年间齐国的官书。里面记录了关于六种器物的不同合金比例。

《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的“齐”字，其实就是“剂量”的剂，意义相通，指量的多少，而在《考工记》中就指合金中各种成分的配料量。但是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这里的“金”该如何理解？

围绕着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认为“金”指青铜，“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意指将青铜合金六等分，铜占五份，锡占一份，铜锡配比为5:1。其他依此类推。

另一种，认为“金”指纯铜，则“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意指将青铜合金分为七等分，铜占六分而锡占一分，铜锡配比6:1，其他依此类推。而后者对于“金锡半，鉴燧之齐”的解释仍存在差异，或认为“金、锡各一半”，或认为“将青铜合金三等分，金二、锡一”。

所以，到底哪一种理解才是古人眼中真正的“金有六齐”这个配方呢，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以上六种青铜器成分进行分析，或许能够帮我们找到答案。

（二）考古证据

在学者进行一系列检测验证之后发现，两个说法好像都各有合理的一部分，而并非人们所想的能够一锤定音。

其中，钟鼎之齐与斧斤之齐均以第一种解释与所设计的含锡量相符。

戈戟之齐，第二种解释较符合；

大刃之齐，两种解释含锡量均偏高；

削、杀矢之齐，第二种解释较合适；

鉴燧之齐以第二种解释的后者较合适。 

可以看到《考工记》中的“六齐”基本上涉及了乐器（钟）、食器（鼎）、兵器（斧斤、戈戟、大刃、杀矢）、日常用品（削、鉴燧）这几个常用的青铜器具，而青铜器因为材质和用途的不同，其铜锡配比理应有所区别对待。

而根据对商周青铜器和东周青铜器的检测结果来看，其中大多数都符合东周时期的实际情况。所以，《考工记》中所谓的“金有六齐”，从某种程度上讲，极有可能反映的是东周时期青铜合金配比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