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青铜剑：上古神兵怎样铸成？

出土文物证明，吴越青铜兵器确实精湛无比，除了锋利坚韧外，还集中了许多杰出的装饰技术，如菱形纹饰、火焰纹饰、镶嵌宝石琉璃等技术，其中剑首同心圆装饰尤其令人叹为观止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善于铸剑，出现了许多传奇式的铸剑大师，并在史籍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欧冶子和干将、莫邪夫妻。尤其是干将夫妻铸剑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近年来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吴越铜剑，更是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其中，吴国有铭兵器已经出土不下百件，在湖北、安徽、河南、山西等地都曾发现过，有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还有吴王夫差之子"姑发间反"剑等。但遗憾的是，作为春秋吴国晚期政治中心所在地的苏州，却从未出土过。不久前，苏州博物馆宣布，苏州市人民 出资4250万元，征集的58件台湾"古越阁"旧藏青铜兵器，于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3月22日在"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藏吴越青铜兵器特展"上亮相，让世人得以一睹它们的真容。这批文物征集部分共计27件组，还有31件组为"古越阁"主人 、王淑华夫妇慷慨捐赠。

在这批兵器中，最重要的一件当属被称为"吴老大"的吴王夫差剑，是目前已知存世的9柄吴王夫差剑中保存最完好的，堪称国宝。

吴王夫差剑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前495至前473在位）时制造的一系列青铜剑。作为大名鼎鼎的吴国君王，夫差在历史上的记载和传说故事颇为丰富。他在公元前473年战败自杀，国家随之灭亡，象征着权力的吴王夫差剑也散落民间。传说中，吴王夫差剑是削铁如泥、吹毛自断的珍宝，而苏博此次得到的这把吴王夫差剑通长583厘米，身宽5厘米，格宽55厘米，茎长94厘米，剑身宽长，覆有蓝色薄锈，刃锋极犀利;近锋处明显收狭，双刃呈弧曲形;中起脊线，两从斜弧面;剑格作倒凹字形，饰兽面纹，镶嵌绿松石，一面已佚;圆茎实心，有缠缑痕迹;茎上有两道凸箍，箍上有纤细的凹槽，遗存少量绿松石;圆盘形首，铸有多圈精致峻深的同心圆凸棱;剑首以不同成分之合金青铜分铸后再衔接剑茎而成;剑身近格处铸有铭文两行十字：攻（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

博物馆工作人员透露，这柄吴王夫差剑铸工精致，历经2400余年仍完好如新，无比锋利。此前的藏家曾经做过实验，把一张A4纸放在桌上，没有任何人去按住白纸的情况下，剑刃只在纸上轻轻划过，纸便立刻被割成了两半，可见其锋利的程度。

青铜剑的起源

剑作为兵器，开始受到重视，是西周以后的事。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剑的形制有了新的变化。考古发现的春秋早期青铜剑，都是柱脊剑，也就是由圆柱体的茎，直向前伸延而形成剑身的凸脊，只是有的剑茎上装有剑首，有的没有，形体都比较短，一般在28至40厘米之间。这样类型的剑只适于前刺，而不适于劈砍，更像是匕首，所以也称它是一种"直兵"，是一种防范非常的卫体兵器。西周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两军对阵时，首先用远射的弓矢，待到战车错毂格斗时，多以长柄的戈、戟、矛、钺为主。剑，这种仅有几十厘米的手握短兵器，在当时不占重要位置。从考古发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剑的出土数量与铜戈数量相差很大。

但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地区出土的同一时期青铜短剑，却与中原地区的剑有明显区别。剑茎实芯，有的饰有花纹，茎端有较大的圆首，剑身中脊隆起，前锋尖细，两侧刃已呈现两度弧曲的雏形。这种侧刃的弧曲，是吴越青铜剑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到春秋晚期，吴越国力日渐强盛，军队扩大，促进了兵器制作工艺的发展，此时吴越的铸剑技术达到高峰。在发展过程中，吴越青铜剑的剑身变长，柱脊变为棱脊，截面凹弧、有血槽，前锷收狭、刃部由直刃变为弧线内收。形制上的变化，提高了剑的杀伤能力，使其在步战加强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

而吴越宝剑之所以能如此精美锋利，主要是因为吴越的铸剑工匠了解根据青铜器不同的使用性能，选用不同的铜、锡配比，可使青铜器物的性能达到相应的使用要求。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考工记》，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关于青铜合金配比的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刀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此处的"金"即为青铜或纯铜，"六齐"实为锡、铜的六种不同合金比例而做出不同的器具的冶炼技术。

将不同铜锡比例的合金熔炼一体，去除杂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次之，然后可铸也。"古时的铸剑工匠，是根据熔炼时的烟气颜色进行判断的。黑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等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黄白气主要是熔点低的锡先熔化而产生的，同时，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其他元素挥发出来也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温度升高，铜熔化的青焰色有几分混入，故现青白色。温度再升高，铜全部熔化，因此只有青色了。火焰颜色纯净，表明原料中的杂质大多汽化蒸发，剩下残渣可予以去除。为了提高青铜合金的质量，工匠们还对铜锡进行多次熔炼，以进一步去除杂质。后来人们用"炉火纯青"喻功夫纯熟，就源于此。

此次苏州博物馆的这把吴王夫差剑，因为剑柄部位装饰复杂，且和剑体的韧性要求不同，所以采取了分铸技术。所谓分铸，就是将剑脊和剑刃分开铸造。剑脊，含锡量较少，所以比一般青铜质柔而韧，比较不容易折断。剑刃，含锡量较多，所以质脆而硬，使得刃口更加锋利。这种外坚内韧的青铜剑，称之为复合剑。

吴越青铜剑三绝

复合剑、菱形纹饰和剑首同心圆这三种技艺被称之为吴越青铜剑三绝。

普通剑之剑身是一次浇铸完毕，复合剑则是二次浇铸：先以专门的剑脊范浇铸剑脊，在剑脊两侧预留出嵌合的沟槽;再把铸成的剑脊置于另一范中浇铸剑刃，剑刃和剑脊相嵌合构成整剑。由于这种剑表面看起来，剑脊像是镶嵌上去的，故有人称之为"铜镶剑"或"插心剑"。复合剑的脊部含铜多，故呈**;刃部含锡多，故泛白色，故也有人称之为"两色剑"。两千多年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复合剑，虽不像当时脊黄身白，但由于合金成分不一样，在相同环境、温度、湿度下，电化反应快慢和过程也会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剑脊和剑身锈色差异现象。

出土文物证明，吴越青铜兵器确实精湛无比，除了锋利坚韧外，还集中了许多杰出的装饰技术，如菱形纹饰、火焰纹饰、镶嵌宝石琉璃等技术，其中剑首同心圆装饰尤其令人叹为观止。剑首同心圆位于剑首端部，由厚度02至08毫米，间距03至12毫米不等的多圆薄壁凸棱组成，并且十分规整。在多圈同心圆的槽底，又分布着极细凸起的绳纹，极具装饰性。

其实这个所谓的“金有六齐”的神秘配方，是古人在实践中对于青铜合金比例的一个认知，根据器物类型的不同，其中铜和锡的比例也应该有所区别，如此一来才能造出高品质的各种青铜制品。

（一）金有六齐

关于这个青铜器配方，据郭沫若考证，《考工记》一书是春秋年间齐国的官书。里面记录了关于六种器物的不同合金比例。

《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的“齐”字，其实就是“剂量”的剂，意义相通，指量的多少，而在《考工记》中就指合金中各种成分的配料量。但是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这里的“金”该如何理解？

围绕着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认为“金”指青铜，“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意指将青铜合金六等分，铜占五份，锡占一份，铜锡配比为5:1。其他依此类推。

另一种，认为“金”指纯铜，则“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意指将青铜合金分为七等分，铜占六分而锡占一分，铜锡配比6:1，其他依此类推。而后者对于“金锡半，鉴燧之齐”的解释仍存在差异，或认为“金、锡各一半”，或认为“将青铜合金三等分，金二、锡一”。

所以，到底哪一种理解才是古人眼中真正的“金有六齐”这个配方呢，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以上六种青铜器成分进行分析，或许能够帮我们找到答案。

（二）考古证据

在学者进行一系列检测验证之后发现，两个说法好像都各有合理的一部分，而并非人们所想的能够一锤定音。

其中，钟鼎之齐与斧斤之齐均以第一种解释与所设计的含锡量相符。

戈戟之齐，第二种解释较符合；

大刃之齐，两种解释含锡量均偏高；

削、杀矢之齐，第二种解释较合适；

鉴燧之齐以第二种解释的后者较合适。 

可以看到《考工记》中的“六齐”基本上涉及了乐器（钟）、食器（鼎）、兵器（斧斤、戈戟、大刃、杀矢）、日常用品（削、鉴燧）这几个常用的青铜器具，而青铜器因为材质和用途的不同，其铜锡配比理应有所区别对待。

而根据对商周青铜器和东周青铜器的检测结果来看，其中大多数都符合东周时期的实际情况。所以，《考工记》中所谓的“金有六齐”，从某种程度上讲，极有可能反映的是东周时期青铜合金配比的情况 。

铜镜铸造制作工艺

所谓铜镜铸造制作工艺,是指将纯红铜和锡,或铅或锌,通过严格配比,进行冶炼溶化,再灌入模范,冷却后取出毛坯,最后进行机械加工,表面涂锡汞,成为可照容的日用品的工艺过程。

生产铜镜要进行许多道程序,而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标准。

如某一道工序发生缺陷,都会影响铜镜的质量,甚至出次品,带来损失。

在铜镜产生的四千多年历史过程中,战国、两汉、隋唐铜镜制作最精美,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的产物,为收藏者孜孜追求。

而宋以后精品少缺,其历史原因应与一些铸造制作的关键工艺的失传有关。

虽然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有介绍,但不详细,难于掌握,并且是宋以后之事了。

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升温,对古铜镜研究的深入,逐步对古人铜镜铸造制作工艺有了全面科学分析与了解。

作为一名收藏铜镜爱好者必须全面了解铜镜的铸造制作工艺,掌握铜镜生产全过程的知识,用理论指导实践。

在恒心的支撑下,才能慢慢的进入收藏的佳境,从而实现对铜镜实物,无论是理论上与实践上,对鉴定、断代、修复、鉴别伪品,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一)采矿和冶炼: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等金属的合金。

地面可采集的自然铜很少,铜镜大量的铸造必须依靠铜矿的大规模开采和冶炼。

中国铜矿资源的开发是商周铸造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国青铜器遗存数量很多,说明古代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具有相当的规模。

由于采矿遗迹深埋地下,不容易被发现,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发现大型的和比较大的矿冶遗址只有几处:如湖北省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湖北省麻阳古矿井遗址；安徽铜陵铜矿井遗址等。

(二)各个时期的铜镜合金成分:

《考工记》是先秦古籍中的重要科学技术著作,它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

是我国,也是全世界关于铜镜及其他器物合金配比的最早记载。

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

人类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距今约5000年左右。

先民们已开始掌握了制造合金的技术方法。

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经过高温使它熔合在一起,制造成为另一种金属,从而具备了新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这就是合金。

合金在铸造方面是属于金属再创造,青铜是合金的首创。

青铜作为一种合金,与纯铜相比,它的优点是硬度高、光泽好、能发出青光,可照容,以及抗腐蚀性能好。

中国古代的锡青铜中常含有少量的铅,使得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不易阻塞,但铅分子唯溶解于铜内,只能在铜液中均匀地分布作滴状浮悬。

红铜的溶点是10845℃,若加上15%的铅,熔点降到960℃,若加上25%的锡,熔点则为810℃。

然而,加铅或加锡,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使合金的物化性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代,我国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复杂的合金制造技术,并创造出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品。

如雄浑重器铜方鼎、玲珑剔透的云纹镜、锋利无比的吴王夫差矛等。

对此,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上有大量的记载。

周朝设有冬官司空掌管百工事宜,负责“营城郭,建都邑,造车服器械”。

具体就冶金铸造而言,百工中又产生了十分细密的产业分工,即“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

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

”明确由专业匠人分别专造乐器、量器、农具和刀器。

对此现象,汉代郑司农解释道:“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

”由此可知,在周代,冶金铸造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产业,并历史性地形成了专造某一类器物的家族,并因世袭而成为官名,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先民们能从不同的矿石中分别提炼出金(即红铜)、铅、锡、锌等金属,通晓不同的金属各自的理化性能,并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不同器物的特殊用途要求,创造出分门别类的合金。

“六齐之论”即是合金制造的理论总结。

《周礼·考工记》记载:“金有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

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

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

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工匠不仅清楚青铜中含锡量越高,质地越硬的原理,还把握住了硬度和韧度、光亮度在工具不同部位各自的特殊要求,按需制作。

如采用复合技术制造剑时,用含锡较低的青铜做剑脊,用含锡高的青铜做剑刃,如此造出的剑,剑锋锐利,剑身坚韧,杀伤力大且经久耐用。

具体就铜镜而言,光亮度是其重要特征,铜锡各半,能使光洁度恰到好处。

故先贤总结“金锡半”为制造鉴燧最合适的配比剂量。

但各个时代铸造的铜镜,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它的金属配比有所不同,加工方式亦不同,所以铜镜断代,主要应借助于先进的现代化科学仪器进行测试。

对于无法确切断代的铜镜,如果我们掌握各时期金属配比的知识,再结合铜镜其它方面的特点,也是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的。

齐家文化铜镜的铜锡比例是1:0096。

商周镜含锡量稍高,但质地远不如同时期的青铜礼器,对镜面缺乏必要的防锈处理。

战国铜镜中铜、锡、铅的比例已较稳定,铜大多在68%上下浮动,多的达748%,少的也在566%以上,但锡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

另外,铅的比例在045%—3%。

战国镜中有一种表面黑里透亮似涂有一层厚厚的黑漆,被称之为“黑漆古”的,这类镜保存完好,尤其是它的防锈技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这与当时制镜的金属配比是直接相关的。

汉镜的合金配比较为稳定,铜占60—70%左右,锡占20—24%,铅占4—6%左右的配比最为普遍。

汉镜保存稍好的镜面仍可反光,有的精品还能反射出青褐色的光。

魏晋南北朝铜镜的合金配比不稳定,较易锈蚀,色以黑褐居多。

唐镜,尤其是盛唐时期的镜子,呈银白色,其金属成分中,大体铜平均69%,锡25%,铅5%,配比较为稳定。

在唐代,已采用了向镜中加入微量或一定量的银的新工艺,使得典型的盛唐时期铜镜泛银白色光,很少有铜绿锈色,似乎不是青铜铸成,给人以厚重、富态之感,加之纹饰绚丽多彩、内容丰富,实为难得之艺术珍品。

明《天工开物》记述:“唐开元宫中镜尽以白银与铜等分铸成,每口值银数两者以此故。

朱砂斑点乃金银精华发现……,唐镜、宣炉皆朝廷盛世物云。

”唐镜珍贵,因银而贵。

宋、西夏、辽、金、元铜镜,合金成分发生了变化,含锡量仅有10%左右,含铅量却增至8%以上,最多达237%,大大高于汉唐镜平均5%的数量,锌含量也增多,最高达8%,所以,这时期的铜镜呈黄铜色,一般都布满铜锈。

虽形制较薄,但因含铅多,反比汉镜为重。

明代是我国古代铜业比较发展的一个阶段,采铜业兴盛,当时冶铜及其合金技术的主要成就有三:一是火法炼铜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二是直接使用金属锌配制了黄铜；三是制造了宣德炉,它在合金配制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铜锌合金一般都是**的,故名黄铜。

铜锌合金颜色与含锌量关系是:含锌10%左右时赤带黄,15%左右时黄带赤,25%左右呈**,30%左右为深**。

明、清铜镜大多呈**,其合金配比是铜70—75%,锌25—30%。

因黄铜流动性较好,有利于改善合金的铸造性能。

(三)造型陶范、石范和泥范的制作:

学术界已知有镜范出土,大约是清末以后的事,从报道和著录情况看,这些镜范始见于春秋晚期,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计约30多片。

1、镜范的制作:制作陶范的基本成分是粘土和细砂。

但陶模和陶范在铸造青铜镜时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前者决定器物的造型,而后者却需要承受上千度高温的铜液的冲击,并在其中冷却。

因此陶范除了耐高温以外,还要有良好的机械强度,经得起液灌浇冲刷而不致损坏,同时还要有一定的透气性。

因为铜液灌入后,会在范中产生程度不同的气体,这些气体大部分通过浇口和冒气口排出范体外,少量的需要通过范的毛细孔渗透出去,以保证所铸器物在外观上看不出气孔之类的铸造缺陷。

因此制作陶范的泥土必须是很细腻的,在既能够清晰反映出铜镜上的铭文和花纹的同时,又要有很好的吸收性。

陶范要达到耐热性能优良,机械强度也相当好,用来制范的泥土必须精心淘洗。

淘洗的目的一方面是把泥料按粒度分级,另一方面将泥料中所含碳酸钙、硫酸盐等有机物溶于水中,以减少这种盐类的危害,否则会造成降低耐火度、烧结温度和增加发气性。

制范时先用粗“真土”制成范的雏形,然后再依次加上较细的“中真土”、“造型真土”,及至到了范面,再加上极细的“肌真土”。

制作一枚直径约25厘米的镜子,范厚约需12厘米,其中“粗真土”层厚约8厘米,“肌真土”是最薄的,大约只有01厘米。

这种分层用料法的优点是既可保证生产对铸型的各项性能要求,亦可节省较细的优质“真土”。

《天工开物》指出:“凡铸镜,模用灰沙,铜用锡和,不用倭铅。

”倭铅,即锌,对铜镜质量有影响,故不能用。

灰沙是用稻谷壳灰之类透气性和保温性较好的材料,和颗粒很细的细砂伴和而成。

这样的材料才适合做镜模。

石范今见于著录和报道的有通化汉代博局四神石质镜范。

范体呈瓢形,范径

约205厘米,有浇口一个,下宽53厘

米,范面图纹清晰。

另一片镜径约17厘

米,范面内容为柿蒂座。

座外方格内有

十二地支铭,主题纹饰为四神及规矩符

号。

主纹区外有一周铭带:“尚方作镜 (见图1—18)

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

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

”计35字。

上海市博物馆还藏滑石质“镜范”1片(见图1—18)。

在石范中,有的大约是可以用来浇铸的,如“通化石范”等。

有的则可能是用来制范的阴模,如“上海石范”,它的优点是能耐高温及能多次反复使用,线条式纹饰尤其特出,尽显风采,但出土实物少,需要深入研究。

石范铸镜工艺当与泥范有些相似,但有一些区别,主要差别是其范为石料直接雕成,属半永久型。

泥范铸镜的优点是:造型较易,并可制作出许多细如发丝、纤毫无失、形态各异的镜背图纹来,特别是制作大镜、定做器尤为方便,缺点是通常一范只能用一次,不能批量生产。

以上是镜范出土和著录的大概情况,有重大价值的陶范和石范,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出于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吉林等北方省区,南方迄今未见,大约与其地潮湿,陶范又是易碎之物有关。

(四)陶范的翻制:

大凡一般青铜器造型,皆须先制模,后制范。

此“模”可用木块、陶泥雕成,也可用范土制成。

若器物形制较为简单,所需产品较少,此“模”便可直接用来制范,若器物形制较为复杂,花纹较为繁缛,需对其多次修整；或产品需要量较大,祖模需长期保存备用,则须由“祖模”(一次阳模)制出“一次阴模”,再用“一次阴模” 制出“二次阴模”,再用“二次阴模”来制范。

对花纹图案的修整,通常宜在阳模上进行,对于高浮雕花纹,则可通过堆砌、按压、雕刻等方式,在泥质阳模上制出。

官方作坊所铸之镜,都是依朝廷提供的某种标准镜模来制作的。

铜镜的成熟技术在我国沿用了二千余年,历代铜镜的花纹、形制不同,对产品的需要量亦不一样,故其对陶范的翻制也就千差万别。

有关研究认为,我国古代铜镜陶范的翻制常用的是整范整模复制,这应是我国古代镜范制作使用最普遍的传统方法。

镜背范的制作:做法是先用木料、陶片或金属等制成了整个镜背图纹的模子,后再在一个造型框内用夯填法复制,只需一次操作便可得到一块完整的镜背范。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整范整模复制。

“夯填法”在古代金属铸造型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铜铁铸范都是使用此法制成的,否则,便很难获得清晰的棱角和花纹,就是现代,某些场所还在应用。

另外,还有整范分模复制,分范分模复制等方法。

面范的制作:制作面范与背范的造型材料应大体一致,造型方法大同小异。

但面范有它的要求,即铜液接触的表层和支撑表层的厚厚的基体层的要求不同。

表层的陶土致密,渗有匀净的细砂,有的厚度约在05厘米左右。

基体层除了同样掺和细砂以外,还包含有丰富的孔洞,主要是在土中拌和切碎的植物茎叶和麦秸等草料,使阴干时不致开裂变形,浇铸时易出气体。

(五)铜镜浇铸的基本(工艺)操作:

1、顶式浇铸法:

我国古代金属铸造的传统工艺一般主要是泥型,石型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范片经焙烧,凉透后,便可合范浇铸。

浇铸前,铸范需要预热,以防止产生废品。

浇铸温度不宜过高,这不但可减少金属吸气等弊端,而且可避免范面烧结,保证顺利脱范和镜面质量。

一般而言,内浇口是设计好的,是不会浇不到的。

在此有几点值得注意的是:

(1)因锡青铜的树枝状晶甚为发达,此枝晶间的小液池最后冷凝时并无金属液填补,铸件在固态收缩时常被拉裂,故浇铸过程中要切忌金属内部再产生自张力,否则容易炸裂。

(2)因锡青铜的冷凝收缩主要表现为分散性收缩,疏松倾向很大,故铜镜设计时,应尽量考虑这一因素,避免疏松大量出现于镜面。

(3)范和芯皆应烧透,避免重新吸气,尤其是钮芯,否则会极大地影响背纹的清晰度。

组织疏松和芯子发气在古铜镜实物收藏中,常可看到。

从现有镜范的外形看,我国古铜镜浇铸主要是采用顶式浇铸法的(图1—19)。

一套范(即一片面范,一片背范)组成一个浇铸系统,每套范可单独浇铸,也可叠在一起。

顶式浇铸的优点是:浇铸过程较为简单,从而减少了制作工作量和金属损失,缺点是易引起金属飞溅。

2、透雕镜特殊浇铸法:

特殊浇铸法主要用于铸造双层透雕镜。

其镜面和镜背系由两种成份不同的合金复合嵌铸而成,通常是镜背部分嵌到了镜面部分中,即“镜面”包“镜背”。

双层透雕镜始见于春秋晚期、战国中后期和西汉初期仍有使用,直至到唐、宋、元代。

其正背两部分金属一般嵌合较好,很少看到分离开了的,一般说来,这类镜子应当是先浇镜背,之后才浇镜面,金属冷凝后,与镜面部分连在一起的镜缘同样会产生一个紧箍力,从而加强了两部分金属嵌合。

3、夹镜特殊浇铸法: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夹镜有详尽的记载。

夹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镜面与镜背分为两层,而且中空。

2、“正面部分”较薄,与普通镜子同样,“背面”亦可有图纹凸起。

3、没有焊迹。

4、其声冷然纤远。

关于夹镜的材料,同样是高锡青铜,因为只有清晰高锡青铜花纹,才能达到此种效果。

夹镜成型工艺比较复杂,不是铸的,也不是焊的,是使用一种与前述双层透雕纹镜相近,而又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方法加工而成的。

其工艺要点是:1、先分别铸成了“镜面部分”和“镜背部分”,并且“镜面部分”要向后凸出一个圆环状的背缘来,使之最后能够夹住“镜背”；2、将铸好的“镜背”、“镜面”两部分金属分别进行一次淬火处理；3、把“镜面部分”加热到β相区,即稍高于586℃的范围,保温后趁热以强力使之与“镜背部分”套合、候冷,两部分金属便紧密粘合在一起了；4、用锡汞齐把接合部位抹平并打光,把接缝遮盖住。

“镜面”与“镜背”两部分的尺寸必须十分准确,不能失之纤毫,接合面须光洁干净,不得殊留任何氧化物、易挥发物。

“夹层空腔”的大小要选择得当,套合火候要适宜,否则便难以达到长久不分离的效果。

夹镜难得,看来主要是难制之故。

4、铜镜热处理技术:

高锡青铜是既硬且脆的,为改善铜镜的加工和使用性能,战国、汉唐时人们经常对它进行一些淬火和回火处理,这操作大约是铸造成形后,并稍经简单清理后,始才着手进行。

从现代技术原理上看,铸态高锡青铜淬火前,其性硬且脆。

淬火后其塑性好,使材料强度、塑性都有了明显提高,硬度却下降了,回火温较低时,硬度又复回升,回火温度提高后,硬度又复下降。

这主要是指强度而言的。

我国古代铜镜淬火术,约发明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汉唐间使用得较普遍。

从文献记载和现代技术原理看,古镜淬火、回火的技术效果大约有3个方面:1、强度和塑性提高了,从而改善了它的切削加工性能,回火温度稍高时亦同此理；2、因强度、塑性的提高,便减少了铜镜损坏的机会,延长了使用年限；3、回火后,颜色皆近于青灰,而“青近白”故宜于镜。

今见一般战国、汉唐镜断口皆洁白如银,当与此有关。

可见铜镜淬火后既保存了锡态,锡青铜原有的一些优点,又改善了加工性能,延长了使用年限,是一项相当合理、科学的工艺。

青铜淬火是我国古代金属技术的一项杰出成就,它使用得如此之早,如此之广,在古代世界其它地方是很少看到的。

　青铜的特点

　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

　适用于铸造各种器具、机械零件、轴承、齿轮等。

　青铜器的类别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农器与工具、货币、玺印与符节、度量衡器、铜镜、杂器十二大类，其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类。其中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这五类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

　青铜的研究

　动植物形象纹：“蟠虺纹”因图形为盘绕成组的蛇形得名，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虺是上古典籍记载的剧毒

　蛇，所谓似蛇而小。“蟠虺纹”仅见于春秋时期。

　“象纹”与“象鼻纹”也是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象，通相。既是一种温顺的大型动物，又常作为太平吉祥的象征，还有就是“出将入相”的辉煌。

　“兽面带纹”过去亦称“狩带纹”，是青铜器上一种变形为带状装饰纹的动物面部形象组合。这种纹饰带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

　几何图形：指菱形、三角形、圆形及其他相连成组的变形图案等。比较典型的有：“圈带纹”或称“串珠纹”，多为辅助纹饰，流行于商周时期;“三角云纹”常交错其他纹饰，流行于战国时期;“菱形斜格纹”多见杂以“涡纹”和“S”形图案，流行于战国;“环带纹”，旧称“公字纹”，表现为连续的“S”形波浪带图案，上下充填“窃曲纹”或环纹，流行于西周晚期;“窃曲纹”很早就见于《吕氏春秋》的记载，“窃曲纹”的变化很多，如蜷曲若双环而其中之一有目形者，有两端内曲呈一如意头状者，不一而足。

　青铜的运用

　国外

　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制造出青铜，但用作一般应用的人工制品要晚得多。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荷马在《伊利亚特》史诗中提到希腊火神赫斐斯塔司把铜、锡、银、金投入他的熔炉，结果炼成阿基里斯所用的盾牌。铜和锡的比例变化范围很大(从残存人工制品中测得，铜含量为67~95%);但在中世纪已经知道不同的比例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收藏的11世纪希腊手抄本中列举了1磅铜与2盎司锡的合金，即8比1的比例，这与后来使用的炮青铜相近。青铜较铜坚硬，熔点较低，容易熔化和铸造;青铜也较纯铁坚硬，不同合金成分的青铜适于制造炮管和机器轴承。在工具和武器中，历史上以铁代替青铜并不是铁本身有任何特殊优点，而是由于铁较铜和锡丰富。钟青铜的特性是受敲击时能发出洪亮的声音。其含锡量较高，为1/4~1/7雕塑青铜含锡量低到1/10，有时还加入锌和铅的混合物。锌能提高硬度，轴承合金中通常含少量的锌。青铜中加入少量的磷能改善其性能和强度;磷青铜含磷量铸锭可达1~2%，铸件只含微量;它的强度高，特别适用于作泵的柱塞、阀和套。在机械工业中也使用锰青铜，它含有少量锡或甚至不含锡，但含有大量锌和锰。除用作工具和武器外，青铜也广泛用于制作钱币;很多铜币实际上是用青铜铸造的，其典型成分是4%的锡和1%的锌。 青铜是和水一样热胀冷缩的物质。

　中国

　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形成期：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省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铆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它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称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著名的越王剑也是由青铜铸造的。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进一步发展，由于经验的积累，铸造各种青铜器时铜与锡的配合已有一个比例。《周礼·考工记》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的所谓金就是铜，铜锡合金即青铜。所谓“金之六齐”，就是区分青铜品种的六种配方之分量，以制造各种用器。所谓“钟、鼎之齐”铜、锡比例为六比一，即铜占8571%，锡占1429%。“斧斤之齐”的铜、锡比例为五比一，即铜占8333%，锡占1667%。“戈戟之齐”的铜、锡比例为四比一，即铜占80%，锡占20%。“大刃之齐”所需铜、锡比例为三比一，即铜占75%，锡占25%。“削杀矢之齐”铜、锡比例为五比二，即铜占7143%，锡占2857%。“鉴燧之齐”铜、锡比例为一比一，即各占50%。杨宽先生认为：《考工记》规定各类青铜器的“铜锡合金的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原理的”①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7%到20%最为坚韧。《考工记》说“斧斤之齐”锡占1667%，“戈戟之齐”锡占20%，是因为斧、斤、戈、戟都需坚韧。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40%，硬度最高。《考工记》中规定“大刃之齐”锡占25%，“削杀矢之齐”锡占2875%，是因这类武器所需硬度高。青铜中锡占的分量增多，光泽就会从青铜色转为赤**、橙**、淡**。锡占到30-40%，青铜就会变为灰白色。《考工记》规定“钟鼎之齐”锡占1429%，为了使它能呈现橙**较美观，同时也为了能敲出美妙的声音。《考工记》规定“鉴燧之齐”锡占50%，是因为铜镜需要白色光泽。

　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墓编钟，有纽钟19件，甬钟45件，楚王赠送的镈一件①经测音知道，“这套编钟系七声音阶，与现代音律相同，它的振动频率也与现代国际标准相近，总音域跨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各少一个八度。这套编钟的音色优美，音域很宽，变化音比较完备，能奏各种曲调”②这组编钟的发现，是春秋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成就辉煌的一个生动例证。

　《周礼·考工记》说：“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是符合冶金学道理的。在青铜混合熔铸中，首先是不纯物质挥发，所以产生"黑浊之气"。其次，锡熔化挥发，于是产生“黄白之气”。温度再上升，铜熔化挥发，又产生“青气”。到“青气”出现，铜、锡完全熔化，青铜合金冶炼完成，而后就可以铸成器物了。荀子说：青铜器的铸作在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③这说明铸范的制作、原料选择、冶铸技巧、火候的掌握等环节都要掌握好，才能铸造出好的器物。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以下两项技术的使用上：一项是金银错技术，所谓金银错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制成图案或文字。这项技术，春秋中期已出现，当时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有错金的美术字。战国初，铜礼器上出现了大片金银错图案，战国中期这种技术不仅用在兵器、礼器上，而且也用在符节、玺印、车器、铜镜、带钩和漆器的铜扣上。二是战国中期以后刻镂画像工艺发展了起来，这种工艺是在比较薄的壶、柸、鉴、奁上制上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一般多是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等方面的图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

　转变期：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我就是干机电金属这一行的，也酷爱历史，更爱看YY小说，

　　如果从YY的角度说，我会说：上古时期，干将莫邪、定光鱼肠，

　　古之神器，锋利无比，鬼哭神泣…………

　　其实，我也知道，这是纯粹胡说八道。

　　就是我本人和LZ您，谁也不会否定：历史是不断进步的，科技是日新月异的。

　　从所学的专业角度说：铸刀当然是现代科学工艺最为发达，

　　无论是西方传说中的大马士革钢、还是中国历史上珍贵的乌兹钢、百炼钢，

　　现在科学工艺都能轻松大批量生产。

　　铸刀的工艺关键，其实是淬火，无论是百炼钢，还是别的，

　　刀是否锋利，关键还是淬火，相信学金属材料的同行们都知道

　　当然，合金配比也很关键。

　　中国和西方古代，不断钻研试验的，其实还是这个关键工艺，

　　以前古代科学不发达，材料学、显微镜、分析仪、色谱都没有，只能靠摸索，

　　偶尔成功一次，却很难复制，所以神兵很少，变成了传奇，

　　现代材料工艺学发达了，只要一次性配方试验成功，就会不断复制，

　　每一批刀具，放在古代都是异常锋利（当然，不是普通碳钢，而是工具钢），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哪一个是神兵了，而是个个都是。

　　说的专业绕口了一点，但现实确实如此。

　　以前小时候没有学习和从事金属材料的时候，看武侠和历史书都是充满了浪漫色彩，

　　现在学习理科之后，发现现实其实很残酷，但就是如此，不信您可以去任何一个钢铁厂、机电加工企业问一问。

　　附古代铸刀流程

　　青铜类：

　　（一）制范 即制作供浇铸用的型范。剑范多用泥塑造，然后放入窑中经火烘干，再加修整，质地似陶，故称泥范或陶范。制范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依据，而铜剑器形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规整而谐调、匀称而美观，则决定于制范是否精细。制范还要为以后的装饰打下基础，如剑体上铸出的花纹和名文，都必须预先在剑范的内壁上刻镂出阴阳相反的纹路。实际上，铜剑装饰的第一步是范型上进行的。 当然，现代电脑、模具工程，可多批次大规模生产，而且绝对不限制数量，

　　（二）调剂 青铜刀剑的材料是青铜，青铜是铜和锡或铜和锡、铅的合金。剂即剂量，指青铜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古时写作“齐”。熔炼青铜之前，须根据合理的配比规律，对铜、锡或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称作调剂。这是决定铜剑性能的关键环节。在一定范围内，青铜中含锡量提高，能够相应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含锡量超过合量的界限，就会使青铜合金变得非常脆弱，易于断折。在青铜合金中加入少量的铅，可调节金属的铸造和加工性能，但铅含量过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因此，只有按照合理的比例对各成分进行调配，才能得到适于充作剑材的既坚且韧的青铜。 现代材料则可加入大量的稀有金属，更加科学合理

　　（三）熔炼 原料调配停当后，将之装入坩锅炼。熔炼的目的是将铜、锡、铅等原料熔液体，同时也进一步去除原料中含有的杂质，如附着于原料上的木炭，以及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铁等其他金属元素，使合金精纯。熔炼的关键是观察火候，判断是否熔炼成熟。《考工记》对此有较详记述：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

　　黑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等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黄白气主要是熔点低的锡先熔化而产生的，同时，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其他元素挥发出来也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

　　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 温度升高，铜熔化的青焰色有几分混入，故现青白气； 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 温度再高，铜全熔化，铜量大于锡量度，一进只有青气了。而且，焰色纯净，表明原料中的杂质太多气化跑掉了，剩下残渣可予以去除； 然后可铸也。销炼成熟，可以浇铸了。

　　上述次序，也是古代匠师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后来人们用“炉火纯青”喻功夫纯熟，就源于这里。

　　为了提高青铜合金的质量，工匠们还对铜锡进行多次熔炼，以进一步去除杂质。《考工记·栗氏》所记“改煎金锡”，就是指更番，重复煎炼。

　　现代工艺，则一次成型，还绝对保证配比精确。

　　（四）浇铸 将熔炼成熟的青铜液体浇灌入剑范，俟其冷却、凝固，铜剑就成形了。

　　（五）铸后加工 范铸出来的铜剑仅是一个坯件，表面精糙，故卸去铸范后，还须进行如下的修治加工：

　　——刮削琢磨，使其表面平整光滑；

　　——装饰，如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嵌琉璃、绿松石，或嵌错红铜丝、金丝、银丝，甚至进一步在器表刻镂花纹。嵌错是当时很常见的装饰工艺，它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或刻镂出花纹，再嵌以金、银、铜丝（或片），用错石将表面磨光，即显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生动形象；

　　——装置附件，配齐剑具；

　　——砥砺开刃。

　　这样，铜剑的制作就最终完成了。但在使用过程中，剑器还要时常修治砥砺，故当时可能有一类工匠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汉代称这类工匠为“削厉（砺）工”，其技艺又称“洒削”之技。削砺就是刮削砥砺的意思；洒削，指磨刀以水洒之，泛指修治刀剑。

　　二、铁刀：

　　没什么好说的呢，就是剑过程是异常艰辛的，通常的过程是这样：

　　第一步：通常是工匠自己去选择优良的材料，然后经过炉火纯青的高温将其融化，去除其中的杂质。过去没有高炉，只能慢慢来，1个熟练工匠几年也搞不出1公斤好钢来。现在工艺发达了，炼钢厂一般按万吨给你计算产量。

　　第二步：将融化铁水铸成模型，再接着经过不断的敲打，百炼成钢，形成锋利的刀刃。现在工艺一次性成型，要什么样的配方都可以。

　　最后一道关口，也是最关键的一道程序，就是淬火，把烧红的宝剑放入冷水之中。经过了这一番艰苦劳作，方才成为剑锋利无比，吹毛得过，可切牛马，削金属，劈石头，永不卷刃。为天下良才美器。

　　但这里小天我要说一句，过于锋利坚硬的，则往往容易折断，而不容易折断的，则往往太软，所以度要掌握好，最好采用夹钢的方式，即剑脊部分用软钢，剑刃部分用高碳钢。

　　过去工匠靠经验，所以就是熟练工匠，也多有失手，现在不同了，电脑控制温度，想什么样的硬度，随便你调，还能保证批批都精准一样。

金锡共晶焊料处于共晶点位置，熔点为280℃，焊接温度只需300 ℃~310 ℃ ，仅比熔点高出20 ℃~30 ℃ 。在焊接过程中，基于合金的共晶成分，很小的过热度就能使合金熔化并润湿器件；另外，金锡共晶合金的凝固过程进行得也很快。因此，金锡共晶合金的使用能够大大缩短整个焊接过程周期。

金锡合金的流动性和浸润性很好，和无氧铜可以很好的浸润，没有问题的。清洗干净的

金锡合金焊料与无氧铜，可以在真空中或还原保护性气体中进行钎焊。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采用铜来制钱

(2009-11-20 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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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古代钱币

在我们欣赏钱币的时候,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钱币的色泽、其次是形状和钱面上的文字、纹饰或图案，及至拿到手中，又掂量出钱币的大小、轻重和光滑、粗糙与否的手感，这些直观的感受直接形成了我们对钱币的审美判断。清朝古钱学家翁树培说他研究钱币的时候，“辩之于其字、于其形、于其色、于其质、于其声；兼此五者，而精审焉”。 可见钱币自身的材质、造型、书法、纹饰以及附着于钱币载体之上的文化，无不带给人们审美的视觉效果和愉悦的心理感受。

铜制钱币因其天然本色的材质,在中国钱币的审美意蕴里并不是为着装饰和艺术的目的而产生，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其独特的实体形态与历史上的社会思想和审美观念相融合，在承担实用功能之外逐渐成为了历史文化的载体

先秦时期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考工记》开篇就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朴素的工艺观强调“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是古代器物设计和工艺生产的理论基础和造物原则。“天时”可以理解为不能违背自然，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安排造物，也可以理解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地气”则是指客观的自然条件，比如天然资源和地域传统，表现在钱币铸造上，便是各地金属矿藏的多寡。天时、地气的综合形态最终要通过材质的成型才能表达出来。材料的质感、色泽、肌理等效果本身就具有一种美感，根据功能目的，对材料进行选择，再通过加工工艺对材料进行处理。天时、地气、材美便通过工巧而完美地结合成为一体。我国古代钱币的铸造尽量遵循“天时”、“地气”、“材美”的设计观念，因地制宜，将钱币造型艺术同先进的金属冶炼水平和铸造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铸造了制作精美至今仍为收藏家称道喜爱的美品。

先秦时期，由于真贝数量不够，不能满足流通需要，曾选用仿制贝代替，有石贝、玉贝、骨贝、铜贝等，最后稳定在铜贝上。铜贝的出现，奠定了铜作为古代主要币材的基础。在商周时期，大量青铜用于制造礼器、兵器、农具等，青铜客观上已经成为普遍认同的社会财富，具有取代天然货贝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发展迅速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寻找和加工石料、玉料用来制作石器、玉器的过程中，逐步具备了识别天然铜和铜矿石的选矿经验，而烧制原始陶器的实践又为青铜的冶炼提供了必要的高温和耐火材料。青铜是一种含有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材料。它的特点是熔点较低，硬度较高，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经过长期冶炼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青铜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地控制铜、锡、铅的配比，熟练掌握了青铜的配比与应用。先秦工艺典籍《考工记》载有当时严格合理的“六齐”配比：“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种合金比例表明青铜是一种理想的合金材料，可以用来制作任何人们想要的东西：礼器、盛器、兵器、乐器、农具、工具以及装饰用物等。同时，《汉书·律历志》载：“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 于士君之行，是以用铜也。” 铜具有不易腐蚀、不易变形的优点，因此用铜来制作度量衡器具，以此来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度量衡标准。这表明了古人对铜的喜爱，甚至认为铜的品质有类于君子之德。

我国历代古钱币大多数是以铜合金形式铸造的，因而合金的成份不同，钱币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青铜的颜色会随着锡含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由赤铜色（红铜）经赤**、橙**，最后变为灰白色。又由于古代冶炼技术“天时”和“地气”的差异，因而各时代的钱币铜质不同，各个朝代、各地区铸造的古钱也各不相同，各有特点。

先秦铸币即指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这个时期的铸币，一方面受各诸侯国文化渊源和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别的影响，不同的国家铸行不同的钱币；另一方面，由于青铜铸币本身还处在发展阶段，因此，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所铸钱币也不尽相同。青铜铸币只是雏形铸币，同时还兼有装饰物等功用。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早的布币是空首布，最早的刀币是尖首刀，它们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担当专门货币职能的青铜铸币。圜钱和蚁鼻钱都是在其后产生的。考古出土证实，空首布和尖首刀都始铸于春秋中期前后。 经过现代科学分析：布币系列，空首布的合金成分的特征含量为：铜62-64%、铅26-28%、锡6-7%，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青铜钱的合金组成，与北宋铜钱类似。尖足布的合金成分平均值为：铜44-46%、铅48-50%、锡2-4%。铜铅比为105，尖足布的含铅量如此之高，又很轻薄，因而出土品大都腐蚀严重，容易破碎。方足布的合金分布范围大致为：60%＜铜＜80%、10%＜铅＜30%、5%＜锡＜20%。刀币系列，包括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的燕系刀币的合金成分组成的特征含量为：铜40-42%、铅52-54%、锡0-2%，表现为铜含量低，铅含量高，锡含量变化无常。这类铸币，严格说来，应属于铅（基）铜（合金）币了。齐刀是先秦货币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它自始至终在文字、器形大小、风格上基本保持不变，品种相对较少，它的合金特征含量为：铜50-60%、铅42-44%、锡2-4%。齐刀的铅含量普遍较高，有点类似于燕刀的成分，但是跟燕刀不同的是，齐刀的铅含量始终没有超过铜。直刀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赵国的货币，它的特征含量为：铜56-58%、铅30-32%、锡2-6%。蚁鼻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钱币，蚁鼻钱的合金组成与它出土地区密切相关。出土于湖北的蚁鼻钱，是楚国早中期的货币，此时楚国国力昌盛，境内富产铜锡，所以铸币不仅选料上乘，成色较好，而且铸工讲究，合金的特征含量为：铜66%、铅22-24%、锡6-8%；出土于安徽的蚁鼻钱属于楚国东扩后的铸币，此时楚国经过连年战争，国力空虚，因而铸币质量有所下降，铅含量明显增加，合金的特征含量反映为：铜30-32%、铅56-58%、锡0-2%。圜钱为战国晚期铸币，齐国的賹化钱的合金组成与齐刀的合金组成非常一致，大致为：铜50-60%、铅30-40%，锡3-4%，这说明齐国铸币之规整。秦国的半两和两甾钱的合金组成为：铜74-76%、铅6-8% 和22-24%，锡4-8%。魏国的“垣”字币的含铜量非常高，几乎为纯铜。“明月”为燕国的圜钱，合金组成不同于燕国的明刀，而与半两钱相接近。先秦钱币的铜质主要呈青红色。

秦、汉钱币是在我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铸造的，钱币的铸造有一套合金标准，即战国秦半两的标准。但是秦末汉初社会动荡，物质基础薄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不得不“更令民铸钱”。 民间私铸现象严重，因而铸币合金变化较大。秦半两的合金配比为：铜60-80%、铅10-30%、锡8%，《汉书·食货志》的“铜钱质如周钱”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这里周钱当是指战国秦半两。汉初行“榆荚半两”、“八铢半两”、“五分半两”、“三铢钱”以及“四铢半两”等，钱名与实重不符，币制多变。汉半两初期尽管钱币轻薄如榆荚，但合金成分还是与秦半两基本相同。但在文帝“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以后，合金成分变化很大，铜含量高者达90%以上，低者不足50%；还有用纯铅铸钱的；锡含量的变化也异常突出，高者达18%，低者几乎为零。西汉五铢自元狩五年（前118年）铸行开始，至公元6年王莽居摄改制，共铸行120余年。五铢钱含铜量普遍较高，绝大多数在60%以上，且含锡量相对比较稳定，大都在2-5%，含铅量普遍较低，绝大多数在20%以下，但波动较大。总体而言，西汉五铢钱合金组成整体比较稳定。王莽执政期间，数易币制，但研究表明新莽钱的合金组成非常规整划一，合金组成大都集中在铜80-90%、铅5-10%、锡3-6%的范围，多数钱币相当于铜九成、铅锡一成和铜八成、铅锡两成的组成配比。可见，莽钱不仅外观制作精美，合金组成也极其规整，在我国古代的钱币中堪称“不惜铜、不爱工”的典范。东汉五铢的合金组成与西汉大体类似，特征含量为：铜84-86%，铅6-8%，锡2-4%。且东汉五铢同一品种之间及各个不同的品种之间，虽然重量、品相相差很大，但合金组成大体相当，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汉代绝大部分钱币的铜色为青白色中微带淡红。

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铸造非常混乱，钱币虽然减重厉害，但是铸币的成色普遍较高，铜含量大都在70%以上，呈铜含量的适量减少和铅锡的配用量逐渐增高的趋势。隋五铢大都制作精好，锈蚀较轻，有的钱因锡的成份大，铜质泛白，称之为白钱； 隋五铢的金属成分中的铜含量稳定在60-70%之间，铅含量在10-20%和20-30%之间，锡含量在6-10%和14-18%之间。

唐初沿用隋五铢，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新唐书·食货志》曰：“天下炉九十九，…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 唐代铜钱皆为典型的铅锡青铜，合金组成大致为：铜60-80%、铅10-30%、锡5-15%。唐代铜钱的合金组成比较集中，铜含量稳中有降，铅锡含量稳中有升，铅锡含量的增加可以提高铜钱的铸造质量，而且还可以节省铜料。这是我国古代铜钱铸造水平的进步。

北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个时期青铜铸币无论在规模、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宋钱堪称我国古代铸币合金之最。北宋钱的铜铅锡含量的分布高度集中，其特征含量为：铜64-66%、铅22-24%、锡8-9%。《宋史·食货志》载：“天禧三年…时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洲曰广宁，建州曰丰国…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计算相应的铜、铅、锡的比例为：铜6448%、铅2664%、锡888%，文献记载与实物分析结果非常吻合。可见，宋朝不仅制定出精确而又科学的合金配比，还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北宋钱币在保证基体有适当的含锡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掺用铅，这样既保证了铸币的硬度、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又因为铅相对而言廉价且处于低熔点区而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原料成本和燃料成本。南宋铜钱相对北宋而言，不仅铸造数量大为减少，合金品质也大大降低，铜锡含量明显降低，铅含量显著提高，钱币合金的特征含量为铜56-58%、铅34-36%、锡2-3%。《北宋·食货志》曰：“绍兴以来，岁收铜二十四万斤，铅二十万斤，锡五万斤，仅可铸钱一十万缗。诸道拘到铜器二百万斤，附以铅、锡，可铸六十万缗。然拘者不可以常，唯当据坑冶所产。” 南宋朝廷不得不收敛民间铜器以维持铸钱，国家政治、军事的衰微以及社会经济的败落可见一斑

辽地贫禧而富产铜，因而辽钱用铜很高，用锡很少，有的钱几乎为纯铜制造。辽钱合金配比不佳，常给人以字口浅、轮廓不清、铸造不精的感觉。金钱的形制仿照宋钱，其铜含量比较稳定，且铅锡用量比较固定。金钱的泰和钱制作精美，书法秀丽，有的因为高锡青铜所造，外观色质泛白，煞是美观。

元朝推行宝钞，铜钱的铸造和使用数量都很少，但是元钱的合金组成非常规整，大致为：铜70-75%、铅15-50%、锡7-8%。明朝从太祖的大中通宝到孝宗的弘治通宝都铸行的是青铜钱，合金成分的特征含量为：铜74-76%、铅16-18%、锡8-9%。明嘉靖以后，开始向黄铜铸钱过渡。黄铜是一种不同于青铜的另一种具有良好铸造性能的铜合金。嘉靖通宝是我国古代最早用黄铜铸造的钱，合金成分范围为：铜60-80%、锌11-21%、锡0-10%、铅1-14%。嘉靖铸币精细，铜钱还有“金背”、“火漆”、“镟边”等精工品。嘉靖以后的隆庆通宝、万历通宝、泰昌通宝、天启通宝以及崇祯通宝都为黄铜铸币，合金成分中锌的含量逐渐上升，但都不稳定，反映我国古代黄铜铸钱的发展过程。到天启年间，直接用金属锌配铜铸币，我国古代黄铜铸钱技术至此已基本成熟。黄铜铸币成为定制。清朝早期铸钱基本沿袭明代的做法。乾隆五年以后，为防止民间毁钱制器，在铸钱的铜铅中加入点锡，铸成青钱，其配方为：“红铜五十斤，配合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再加点锡二斤。” 即铜50%、锌415%、铅65%和锡2%。清朝铸钱有四色（铜、锌、铅、锡）、三色（铜、锌、铅）、二色（铜、锌）配比之说。嘉庆以后，随着原料供应的变化，铸钱的用料配比经常有所调整，但总体上都是围绕着上述合金配比左右，因此这段时期的铸币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品质。

红铜钱，指的是那些没有配以合金元素铅、锡或锌直接用铜铸造的钱，以及那些合金元素含量过低近似为纯铜铸造的钱。铜质纯则钱体呈红色。红铜钱最早为战国晚期魏国铸造的“垣”字圜钱。汉代的半两、五铢钱中也有少量的红铜钱或近似为红铜铸造的钱。辽地处北方和东北，地多产铜而寡铅、锡， 因而铸钱也只能“多铜而寡铅锡”。新疆同样也是铅、锡比较贫乏的地区，因此清乾隆帝统一新疆以后，“[乾隆]四十年开伊犁鼓铸局…伊犁素不产铜，其各处以粮折纳红铜，每斤约银四钱九分有奇。又采挖黑铅，每斤约银四钱。合计铜铅两项，每铸钱一千约需银三两八钱有奇。但均非动项采买。至[于]白铅，必须由西安远递解伊犁，核计脚价所费颇重。今以体质坚硬之红铜，配以柔软之黑铅，微加点锡，轮郭肉好即可适用。因照内地常行制钱，每文一钱二分重，用红铜八分四厘，黑铅三分四厘八毫，点锡一厘二毫。”

我国在铜钱匮乏不足的时候还铸造过铁钱，公孙述的铁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铸铁钱。铁钱一般是作为铜钱不足的代用品，我国铁矿丰富，铁钱自身价值不高，因而始终不能取代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

今所见钱币，无外乎两种：一为传世品，一为发掘品。传世品是指铸造之后，一直流传于世、从未入过土的古钱币。年份越久的传世钱币因为长期抚摸、经常盘玩，时间长了，表面形成一层乌黑发亮的黑色或铜色的膜，宛如古玉表面的“玻璃光”，即为古玩家通常所说的“包浆”，这种乌黑发亮、色泽自然的黑膜则称之为“传世古”，也称“黑漆古”。传世古玩如玉器、印石、瓷器以及家具，都有一种因为岁月流逝而留下宛如剔透莹润的美玉一般的光亮。并且年代越久，人们把玩抚摸的越频繁，这种包浆越明显。传世之包浆美在熟润，抚之细腻，如婴儿肌肤。钱体因为这层厚厚的包浆，呈现出玉石般赏心悦目的光亮，给人圆润、莹泽的感觉，触之动人。

发掘品在地下埋藏了许多年，其表面都长满了铜锈色。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下不易生锈。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生成氧化铜、碱式碳酸铜等，即在金属表面由铜胎自身发出来的质地坚硬牢固的小粒或块状铜锈。这种氧化物，由于地理、地质、入土时间、土层所含的化学元素等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颗位大小不同、堆积程度亦不尽相同，呈现出黄、橙红、鲜红、深棕等不同的颜色，俗称“枣皮红”、“栗子壳”等。铜锈的形成又有南北方的差别，地质带酸性的地区氧化程度也相应严重些。北方干燥，雨水少，则锈色坚硬。南方多雨水且潮湿，氧化层较松且多呈蓝绿相间二色。例如南宋钱币发行于南方，出土于南方较多，受地理环境的影响，钱币一般呈蓝绿色。如果入土区域燥热，铜锈会呈红紫色，但这种锈色不会单独存在于钱体上，必伴有绿锈混杂在一起，称之为“红斑绿锈”。不同的锈色也有鲜艳的名字，如锈片带蓝色，则称之为“靛青蓝”；锈片带红色，则称之为“朱砂斑”或“鸡血斑”；锈片带绿色，则称之为“松儿绿”或“瓜皮绿”。出土的钱币则多红斑绿锈，色泽鲜亮，别有风味。刚出土的钱币表面附着一种银白色氧化层，亮如水银，紧附钱体，即通常所说的“水银锈”，钱面往往还有红绿锈，煞是美丽。还有一种被称为“老生坑”的包浆，是出土已久，钱体仍残存着部分锈色的古钱币，经过长期不断的赏玩，表面又经氧化而生出包浆，这种包浆则更加入骨， 色泽更加幽深，因而意味更加悠远。

无论传世古钱币的色泽可人的包浆，还是新出土的古钱币表面的新鲜锈色，都能让人瞬间感受到美的冲击，携带着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器物的审美感受，就不仅通过人的视觉，而且还通过人的触觉等感官的感受，更多地传达出应有的作用来。” 古人在收藏和赏玩钱币时，便已经意识到钱币的声音，“大抵古钱轮郭皆厚重，叩之有声” 。古钱币由于年代久远，氧化严重，其质地已经发生变化，逐渐失去金属特质，敲击时或落在桌面时，声音沉闷、呆板、喑哑，几乎没有金属之声。而且年代越久，声音越喑哑，因此，先秦时期的刀、布、圜钱都是哑音。而明代以后的钱币，因为距今时间较近，还未受到深层的氧化，声音则清脆、响亮。民间一般凭声音来分辨古钱的质地。陈达农说：“至于铜钱，新铸的钱，其声必有转音；传世的钱，质坚而声尖响；入土的钱质地松软，扣之声沉；破裂之钱，无论传世、入土，其声必喑。” 至于转音的解释，他引刘文叔的说法为：“所谓转环、悠悠两音，系在初发声之后，假使初发声为扬，在扬声后即是转环，转环而后悠悠，悠悠即在声音将尽未尽之间”。因此赏玩把弄古钱币之时，依次叩击，音色的暗沉、清亮的错落变化，悠扬顿挫，则又是另一种感官上的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