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真传统民间民俗有什么

道真地处黔北边陲，素有“黔蜀门屏”之称。道真是一个以仡佬族聚居的地方，全县有34万人口，其中仡佬族16万多人，约占总人口的50%。仡佬族是最早开发西南地区的民族，也是境内的土著民族。经历了濮人、僚人、仡佬族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商周时期称“濮”，秦汉时期称“夷僚”、“夷濮”或濮、僚并称，魏晋至隋以“僚”专称，唐代称“葛僚”、“仡僚”，宋代有“葛佬”“仡僚”“葛僚”“佶僚”等称谓，明清以后“仡佬”族称渐趋统一。新中国成立后，经贵州各地仡佬族代表协商，报经国务院同意，1953年公布统称为仡佬族。于此，仡佬族在这征土地上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仡佬文化已成为道真一张富有无穷魅力的仡佬文化名片。

　　——道真有古朴幽深的仡佬傩戏。傩戏是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的原始戏曲。俗称“冲傩”。道真傩坛多源多流多姿多彩，具有极为丰富的想像力。道真仡佬族“傩”的精彩之处在于“戏”，如《跑功曹》、《五岳归天》、《大战洪山》、《降妖造斧》、《裁缝偷布》、《春兰卖酒》、《湘子度妻》、《赵元求寿》、《骑龙下海》、《双城配》、《仙鹤配》、《钟斛鬼》……当那些头戴面具的法师兼民间艺人在台上说说唱唱，打打闹闹，演绎天上人间、海洋地狱里的悲欢离合故事，其剧目就足以令人心驰神往。道真仡佬族傩戏中各傩神各有面具，各配衣饰，分生、旦、净、末、丑等角色。以锣鼓、牛角、师刀、带牌、钺斧、朝简、令旗、神棍、花旗等伴奏伴演。民国年间，戏班赴正安、务川、南川、重庆等地演出。1989年3月，贵州民族学院教授庹修明、顾朴光陪同日本学者广田律子到道真考察，广田律子将现场演出节目录像并带回日本，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的假面剧》一书，并为之发出“中国傩戏在贵州，贵州傩在遵义，遵义傩戏在道真”的感叹。1956年，道真傩戏《山王图》获省民族民间文艺调演二等奖等。

　　——道真有神秘惊险的民间绝技。道真仡佬族民间技艺以“神、奇、惊、绝”。如仡佬族 “高台舞狮” 高台一般为五六张桌子叠成，最高者可达12张， 整个表演惊险绝伦，扣人心弦，反映了道真民间艺人高超的技艺，曾先后荣获我省一届、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表演奖、金奖，获全国第五届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银奖。又如在道真傩戏表演过程中有很多项目穿插煞铧、上刀梯、退七星剑等，具有很高的表演性和浓厚的神秘性。其中上刀梯和煞铧近年已被作为表演项目屡屡推出。上刀梯即是在一直柱两边排列36把或72把利刃不等，锋刃向上，其形若梯，表演者要赤脚踩在锋刃上，一步一步达柱顶，做完法事后再一步一步退下来。煞铧则是将一件铧口放在炭火内绕红后，表演者赤手赤脚或踩或端，还要张口叼住铧头，四面游走。等等。这里的神秘性至今尚未见到合理的解释。

　　——道真有绚丽多姿的民间文艺术。道真仡佬民间文艺富多姿，民族民间文艺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谜语、谚语、歇后语、歌谣等。神话传说栩栩如生，民间故事娓娓动听。有反映人类起源的，有描述古时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有口述先人开荒辟草、逃官避匪的，有揭露昏君、贪官污吏、财主的迂腐昏庸无道，贪吝刻薄，为富不仁的故事等。歌谣有“打闹歌”、“号子”、“山歌”、“盘歌”、“情歌”、“牧歌”、“闺怨歌”、“长工歌”、“哭丧歌”、“戒烟歌” 、“戒赌歌”等，以七字句居多，兼具赋比兴、押韵，类似七言绝句诗体，寓哲理于歌词，显情趣于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盘歌，一问一答，将生活中的事物用歌的形式表达，富有趣味性和知识性。民间文学包括经典、科仪、谱牒、戏曲、小说、诗、词、歌、赋、祭文悼词、墓碑铭泐、摩崖题记、匾额楹联等。此外，仡佬族剪纸、根雕、刺绣、纸扎等民间艺术别具一格，让人爱不释手，不愧为一朵永不凋谢的民间艺术奇葩。

　　——道真有独具特色的“三幺台”。“ 三幺台”是道真仡佬族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之一。我曾无数次品尝过“ 三幺台”风味。每当我品尝“三幺台”的时候，我都要慢慢地品，细细地想。“三幺台”是道真仡佬族独具风味的食俗，浓缩了仡佬族食俗的精华。贵州电视台“吃在贵州系列”专题报道，曾对道真“ 三幺台”作了较为详细报道；与此同时，贵州“扶贫开发百乡行”采访组一行赴道真采访，该县三桥镇为欢迎专程前住采访记者，吃饭时竟摆出“三幺台”，记者们真正领略了仡佬族原汁原味“ 三幺台”风味。“三幺台”是道真仡家人最具特色且最隆重的一种食俗礼仪。每逢嫁娶、寿庆、建房、节日宴请等，都要用“三幺台”招待贵客。通过“三幺台”互诉衷肠、增进情感。仡家人饮食文化非常丰富，风格独特。“三幺台”中以“油茶”之席最有意思，人们称之为“干劲汤”，喝了“油茶”精神爽，让人回味无穷。

与王介甫书 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光居尝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余裕，台候万福。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髙而学富，难进而易退，逺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巳，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曰誉盛徳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湏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本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巳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苖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巳。”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顾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于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

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于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鄼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公明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徳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徳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余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巳，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与王介甫第二书 熙宁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尽言于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尽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泽。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

王羲之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评价，被后人称为“书圣”。王羲之的字写得这样好，固然与他的天资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的刻苦练习。

东晋明帝有一次要到京都建康北郊覆舟山祭祀土地神，让王羲之把祭文写在木制祝板上，再派人雕刻。这个人先用刀削木板，发现王羲之的墨迹竟渗进木板深处，直到剔去三分厚才见白底。笔力非常雄厚，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引得刻者连连惊叹：“竟入木三分！”

这件事情可是轰动了整个京城，“入木三分”也就成了人人皆知的成语了。于是，后来的人便根据这段故事的情节，直接把“入木三分”，用来形容人们写文章，或者是说话的内容非常深刻。

扩展资料：

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曾在临川郡城的一块坡地置宅，宅内挖有一口练习书法专用的洗墨池。宋代文学家曾巩曾去临川墨池游览凭吊，并写下《墨池记》，其中就提到，王羲之为了表示对张芝的仰慕，曾仿效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王羲之可以成为引领历代书坛的大家，绝不仅是靠他的家族和天赋，更多是他付出了许多努力，这些努力不止是在书法技术上的苦练，还有他对书法源流和变化的思考。

参考资料：

解析如下：

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

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

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挽歌-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作品介绍

拟挽歌辞三首是陶渊明晚年六十三岁的作品，写后两月后逝世了。诗人假设自己死后亲友的情况，既表达自己对生死的看法，也安慰亲友不必过于悲伤。

扩展资料：

挽歌创作背景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

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