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璧是明末徽商，长期寓居江阴县，主营有当铺等十八家商铺，是江阴最有钱的人之一。1645年典史陈明遇主持抗清守城，急需大量武器物资。程璧带头募捐，毅然献出十万两白银（已倾尽家财）。后来程璧又奉命出城联络救兵，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但最终无果。等他返回时江阴县已被攻破，全城被屠。最后心灰意冷的程璧落发为僧。
《诗经：下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忾我寤叹，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萧。
忾我寤叹，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
忾我寤叹，念彼京师。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
四国有王，郇伯劳之。
注释：
1、冽：寒冷。下泉：地下涌出的泉水。
2、苞：丛生。稂：一种莠一类的野草。毛传：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也有人说稂是长穗而不饱实的禾。
3、忾：叹息。寤：醒。
4、周京：周朝的京都，天子所居，下文京周、京师同。
5、萧：一种蒿类野生植物，即艾蒿。
6、蓍：一种用于占卦的草，蒿属。
7、芃芃：茂盛茁壮。毛传：芃芃，美貌。
8、膏：滋润，润泽。
9、有王：郑笺：有王，谓朝聘于天子也。
10、郇伯：毛传：郇伯，郇侯也。郑笺：郇侯，文王之子，为州伯，有治诸侯之功。何楷《经世本古义》则据齐诗之说以为是指晋大夫荀跞。盖郇、荀音同相通假。兹从齐诗说。劳：慰劳。
译文：
地下涌出那冷泉，一丛童粱浸朽腐。
醒来叹息又叹息，怀念周朝的京都。
地下涌出那冷泉，一丛艾蒿浸凋零。
醒来叹息又叹息，怀念周朝的京城。
地下涌出那冷泉，一丛蓍草浸烂死。
醒来叹息又叹息，怀念周朝的京师。
茂盛黍苗长势旺，一场好雨滋润它。
四方诸侯朝天子，郇伯亲自慰劳他。
赏析：
《毛诗序》说：《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唐孔颖达疏申其意曰：此谓思上世明王贤伯治平之时。若有明王贤伯，则能督察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贤伯。清姚际恒《诗经通论》亦取思治说，但又称：大《序》必谓共公时，无据。而宋朱熹《诗集传》另发挥说：王室陵夷而小国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见伤为比，遂兴其忾然以念周京也。其《诗序辨说》又道：曹无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势，非共公之罪也。
此外，影响较大的有伤周衰说，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之作，所以念周衰伤晋霸也。使周而不衰，则四国有王，彼晋虽强，敢擅征伐？刘沅《诗经恒解》云：周衰，大国侵陵，小国日削，王纲解而方伯无人，贤者伤之而作。另又有美晋大夫荀跞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据汉焦赣《易林-蛊之归妹》繇辞下泉苞粮，十年无王；荀伯遇时，忧念周京，认为《下泉》，曹人美荀跞纳周敬王也，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谓何氏阐明齐诗、说，深于诗义有裨，从其说。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高亨《诗经今注》亦从之。据《左传》记载，春秋末期的公元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王子猛立，是为悼王，王子朝因未被立为王而起兵，周王室遂发生内乱。于是晋文公派大夫荀跞率军迎悼王，攻王子朝。不久悼王死，王子匄，即丐、被拥立即位，是为敬王。何楷说：今考诗与《春秋》事相符合。焦氏所传确矣。同上、诚然如此。又《春秋》记周敬王居于狄泉，又名翟泉，在今洛阳东郊，有人认为即《下泉》一诗中之下泉，如此说成立，又是美晋大夫苟跞说之一证。鉴于以上根据，并吸取《毛诗序》等说的合理成分，兹从高亨《诗经今注》的说法：曹国人怀念东周王朝，慨叹王朝的战乱，因作这首诗。
此诗的前三章，是《诗经》中典型的重章叠句结构，各章仅第二句末字稂、萧、蓍不同，第四句末二字周京、京周、京师不同，而这又恰好在换韵的位置，易字目的只是通过韵脚的变化使反覆的咏唱不致过于单调，而三章的意思则是完全重复的，不存在递进、对比之类文言文句式关系。第四章在最后忽然一转，这种转折不仅在语句意义上，而且在语句结构上都显得很突兀。因此古往今来，不乏对此特加注意的评论分析。有人大加赞赏，如清陈继揆《读诗臆补》说：感时追忆，无限伤心，妙在前路绝不说出。读末章正如唐天宝乱后，说到贞观盛时，一似天上人，令人神驰，而不觉言之津津也。牛运震《诗志》说：末章忽说到京周盛时，正有无限忾想，笔意俯仰抑扬，甚妙。也有人极表疑惑，如宋王柏《诗疑》说：《下泉》四章，其末章全与上三章不类，乃与《小雅》中《黍苗》相似按，《黍苗》首章句云：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疑错简也。今人向熹《诗经语言研究》也说：《下泉》末章与前三章文言文句式内容不相类，却与《黍苗》首章相似。除了编简错乱，把《黍苗》诗的一章误入《下泉》，很难说出别的理由。持怀疑论者有一定启发，但除非今后在出土文物中发现错简之前的原有文句，否则这种怀疑本身仍将受人怀疑。何况检《国风》一百六十篇，就会发现虽然三章复沓叠咏的有不少，如《周南-樛木》、《召南-鹊巢》、《卫风-木瓜》、《郑风-缁衣》等等，但三章复沓叠咏之后再加上句式不同的一章那样的结构并非一无所见如《邶风-燕燕》即是、。语句部分重复在《国风》、《雅颂》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如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就见于《蝃蝀》、《泉水》、《竹竿》三篇中、，更不能据此径自说某句是某诗的错简。并且，此诗第四章的前两句与前三章的前两句相比较，昔时苗黍，今则苞稂；昔时阴雨，今则冽泉清陈继揆《读诗臆补》、，可谓字字对照，直以神行清陈震《读诗识小录》、，在内容上也是互有关联的。正是因为以寒泉浸野草喻周室内乱势衰的比兴加上慨叹缅怀周京直陈其事的赋法本身已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感，而三章复沓叠咏使这种悲剧感加强到了极点，所以末章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就令人产生非常兴奋的欣慰之情，这样的艺术效果当然是独具魅力的。从这一点上说，完全有理由将《下泉》一诗置于《国风》的优秀篇章之列。
白云泉
白居易 白云泉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译文及注释
1、天平山：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西。
2、白云泉：天平山山腰的清泉。
赏析
《白云泉》是一首七言绝句。写于诗人任苏州刺史任内。这两句是说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号称吴中第一水的白云泉，清冽而晶莹；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后句尤为传神，表现白云闲静雅致的神态，连用两个自字，强调白云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种景况，对身为州刺史政务繁忙的诗人来说，不禁产生了羡慕之情。诗人采用象征手法，写景寓情，言浅旨远，寄托遥深，情趣盎然。
天平山上白云泉，起句即点出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在苏州市西二十里。此山在吴中最为崷崪高耸，一峰端正特立，
巍然特出，群峰拱揖，岩石峻峭。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依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洌而晶莹，自白乐天题以绝句，名遂显于世。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帘中却呈现为：云自无心水自闲。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澈，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至二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十分繁忙冗杂，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与泉水，对照自己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便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自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后，济世的抱负和斗争的锐气渐渐减少，而知足保和、独善其身的思想则逐步增加。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深深感到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渴望能早日摆脱恼人的俗务。结尾两句流露出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的情绪，集中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
这首七绝犹如一幅线条明快简洁的淡墨山水图。诗人并不注重用浓墨重彩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摹画白云与泉水的神态，将它人格化，使它充满生机、活力，点染着诗人自己闲逸的感情，给人一种饶有风趣的清新感。诗人采取象征手法，写景寓志，以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恬淡的胸怀与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言浅旨远，意在象外，寄托深厚，理趣盎然。诗的风格平淡浑朴，清代田雯谓乐天诗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古欢堂集》）这一评语正好道出了这首七绝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 白云泉
《白云泉》
作者：白居易
原文：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翻译：
天平山白云泉边是那样清幽静谥，
天上的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
山上的泉水淙淙潺流，从容自得。
我问泉水，你既然在这里如此闲适，
何要奔冲山下去，
给原本纷扰多事的人间推波助澜？
赏析：
天平山上白云泉，起句即点出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在苏州市西二十里。此山在吴中最为崷崪高耸，一峰端正特立，巍然特出，群峰拱揖，岩石峻峭。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依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洌而晶莹，自白乐天题以绝句，名遂显于世。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帘中却呈现为：云自无心水自闲。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澈，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公元825-826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十分繁忙冗杂，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与泉水，对照自己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便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自公元815年（元和十年）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后，济世的抱负和斗争的锐气渐渐减少，而知足保和、独善其身的思想则逐步增加。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深深感到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渴望能早日摆脱恼人的俗务。结尾两句流露出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的情绪，集中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
这首七绝犹如一幅线条明快简洁的淡墨山水图。诗人并不注重用浓墨重彩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摹画白云与泉水的神态，将它人格化，使它充满生机、活力，点染着诗人自己闲逸的感情，给人一种饶有风趣的清新感。诗人采取象征手法，写景寓志，以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恬淡的胸怀与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言浅旨远，意在象外，寄托深厚，理趣盎然。诗的风格平淡浑朴，清代田雯谓乐天诗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古欢堂集》）这一评语正好道出了这首七绝的艺术特色。
幽涧泉
李白 幽涧泉
拂彼白石，弹吾素琴。幽涧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张清。
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中见愁猿吊影而危处兮，叫秋
木而长吟。客有哀时失职而听者，泪淋浪以沾襟。乃缉商缀羽，
潺湲成音。吾但写声发情于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涧泉，
鸣深林。
黄庭坚不是宋徽宗（赵佶）的老师，因为老赵艺术天分奇高，可以算书画界百年一遇的天才，只是对盛名之下的老黄的作品做过研读，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精华。老赵贵为皇帝，老黄只是神交已久的师傅，却没有面授之实。所以严格讲不是老师。也不敢有这么牛碧的学生。
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树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 ——这是宋徽宗(赵佶)写的一首亡国蒙尘词。
和南唐李煜一样，这位亡国皇帝在艺术上是有作为的，他对于宋代画院的建设和院体画的发展，对于书画艺术的提倡和创作，以及对于古代艺术的整理与保存，是有突出贡献的。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他广泛收集民间文物，特别是金石书画，命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等。
他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联笔字象游丝行空，已近行书。其用笔源于褚、薛，写得更瘦劲；结体笔势取黄庭坚大字楷书，舒展劲挺。
略谈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及其它
一
《千字文》是我国六朝以来盛行最久的一种字书，用以教授学童，是读书识字的启蒙读物。在《千字文》流行以前，早就有类似的字书出现过。东周时期，有《史籀篇》问世，通行於秦国的领域之内。秦始皇统一六国，有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流传全国各地。西汉之际，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纂篇》和史游的《急就篇》相继流传过，对每个时期帮助学童识字，推进文化的发展，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
历代流传的字书，到了後来，只剩下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和六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两种，而一千多年来，最具深远影响的，惟独周氏的《千字文》。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千字文》所反映的内容，必须存在忠君、孝亲、甚麽节义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当它涉及到自然科学、人文历史、日用器物诸内容时，虽然仅说到一些现象，确有它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的认识，总算是沙裏淘金，多少有可取之处。还有另一种版本所谓的古千字文，虽不见刻本流传，确有墨迹传到今天，即所谓东晋王羲之所书《魏太尉锺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勅书》，标题说是三国曹魏锺繇编撰的，如果属实，则南朝梁周兴嗣的千文必然是出自抄袭。可是反覆推敲，经多方面考察，版权应属於周氏。然则锺繇之名，为後人强行加在他头上的。後人是谁，不便妄断时代当在周代之後，至迟不得晚於唐末。就书法而论，已是五代时期的风貌，与《兰亭叙》、《圣教序》书风相去甚远。很难理解龙大渊之流竟将其收入《宣和书谱》之中，也许是根据原题签有宋徽宗赵佶书而出此。此卷《千字文》流传自北宋宣和年间历经金昌明内府，再转入南宋权相贾似道，明晋府，项元汴，清初梁清标迄於近代壮涛阁诸家递藏，并载之著录，对之咸无荐议，殊乃咄咄怪事。我之所以在涉及到千文的问题上特地将传为王氏一卷略加考辨，以备参酌，或非赘词。
这卷《千字文》为北宋徽宗赵佶所书，书法属於狂草一类。从一代帝王的角 度来衡量作者，他无疑不能与其祖先赵光义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如果单就这卷 草书进行评价，剖析它的艺术素养，在书法史上的作用，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因 此，就书法艺术的品评看来，赵佶草书《千字文》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它代表 一个作者的艺术成就以及时代的风貌，从而对研究我国狂草书法前後发展的脉 络，窥测它演变的迹象，是十分必要的。
二
赵佶擅长书画，独具风貌，对後世起过相当重大的影响。在书法的艺术实 践，他早年曾一度学过同时人黄庭坚的字迹，随後改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通 过对薛氏兄弟书法的临习，心摹手追，持之以恒，在他廿岁前後，真书即已形成 一种“新”的面貌，後人不察，以为是创自赵佶本人，美其名日“瘦金体”或 “瘦筋体”，贵则出自薛曜《夏日游石淙诗》，由於它断了流传已达四五百年， 一旦由赵佶写出，於是就显得新颖了。行书则保存薛稷的前规，间架紧密，笔锋 遒劲，传世的《方丘敕》和《蔡行敕》黑迹，就具有这种风骨。至於赵佶的草书，世不多见，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十四字题昼七绝两句『掠水燕翎寒自缚，随泥花片湿相重』的草书团扇，连同此卷考察，其法当出自张旭、怀素狂草一派，瘦 劲挺拔，使转奔放，不离规矩，与怀素更为接近些。此外，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草 书流传下来，也可以说是仅见的孤本。
赵佶与所有的书家一样，也喜欢书写《千字文》，他一生不知写了多少卷， 流传至今，仅存两件。其一为瘦筋书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写於崇宁三年（公元 1104年），时年二十二岁。卷後的“赐童贯”题字，当是他为那时正供奉明 金局的童贯所书。卷为朱丝栏，素笺本，字大寸许，每行十字，前後百行，书法 已基本定型，不过此时尚嫌瘦弱拘谨，不如晚年的肥润刚韧，心手一致的好。此 卷草书怪怪奇奇，大大小小，有的如“腾猿过树，逸虬得水”；有的“或连或 绝，如花乱飞”；有的“若枯松之卧高岭，类巨石之偃鸿沟”；有的“如飞鸟出 林，惊蛇入草”……真是不一而足。此卷书於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是 年作者恰好四十岁，已是他短短一生中的接近於晚年，正是其书法大成之时。他 这两卷用真楷、狂草所书的千文，都是根据周兴嗣的版本，中间为避讳改了几个 字而外，概无差异，不见所谓魏锺繇千文的踪迹。
由於草书在书写中的制约较大，因此，历代书家在草书方面所作的建树，除 王羲之父子和张旭、怀素诸人外，很少有自辟蹊径，突破前规的，唐宋以来的草 书，尽管名家辈出，他们师法传统， “非王即张”。至於章草的书写，皆法皇象 《急就篇》，未闻有独创新意之说，却有画虎类犬之讥。故我们对於草书的评 价，以应著重观察作者运腕、使笔以及气势如何而定高下。所谓“草即纵心奔 放，复腕转蹙，悬管聚锋……起伏连卷，收揽吐纳”，“或体雄而不可抑，或势 逸而不可止，纵於狂逸，不违得寸进尺意。 ”此处所说的“纵心奔放”和“纵於 狂逸，不违得寸进尺意”，对草书来说，极为重要，是我们据以评论它的准则。 也正由於草书与楷书在书写上不尽相同，“真以点画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 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所以草书的书写较难，求工尤难，其症结所在，正在 於“使转”这一点上面。
此卷草书《干字文》，其所以可贵，在於作者掌握了狂草的基本法则，“使 转”不违笔意，基本上达到了“纵心奔放”，所谓“『意先笔後，潇洒流落”的艺 术效果。有人以为这卷草书写得如此精妙，怀疑它不是赵佶自运之作，有可能是 临写怀素之本。他们的根据认为此种草法出自怀素和尚，兼之宣和内府藏有怀素 《千字文》有四轴之多，完全有条件从事临摹，我们以为这种怀疑不是毫无根据 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形。可以肯定，赵佶草书出於怀素，不仅平时临摹 过怀素的草书《千字文》，而且还临过其它有关的草书帖。从时代风格上讲，两 宋的草书，大都师法张旭、怀素，不但名家黄庭坚、赵佶是如此，就是南宋的大 诗人陆游诸人，亦莫不如是。凡属临写之本，不管其技巧如何精到和高超，一经 深入观察，会多少流露出矜持、板滞的运笔痕迹。再说草书难摹，尤其是狂草更 是如此。此卷草书行笔飞动，全长数丈，一气呵成，几无败笔可寻。值得提出留意的地方，卷中草书的字裏行间，夹了少数几个行书字，如“伊尹”、“圆”、
“用”诸字书法。已露出薛稷的影响，与怀素的面貌迥然有别，倒是赵佶本人原 有的特色。明末孙承泽在所撰《庚子消夏录》中，著录此卷时，指出“徽宗千 文，书法怀素”，这裏用的“书法”两字，意义相当明显，是师法而非临摹，不 好理解为“临摹”之意。这一点，想必不会引起读者对它有甚麽误会的。
三
这卷笔翰飞舞的《千字文》，是写在全长达三丈以上的整幅描金云龙笺上 的。一幅长达三丈余的手工麻纸，今天看来，似乎不算是多麽新奇。可是，在八 百年前的北宋时期，已经制造出这样长尺度的精美用纸，不能不使我们为之惊 讶。从纸的质量考察，主要原料以麻的成分为主，表面光滑而无帘纹，吸墨的效 果很好。造纸技术创始於我国西汉，即两千多年前。文献记载说是东汉蔡伦造纸 不足为据。我国考古学界在陕西省西安近郊灞桥折柳送别的地方，发掘出西汉时 期使用过的纸张，说明我国造纸技术历史悠久，并且随著时间的推移，在使用材 料的精挑细选，根据使用性质的各种加工，都在不断地改进中。北宋的造纸术已 相当发达，而此卷用纸，固然属於特制一类，据专家推算，可能在江边把船舶排 列成行，然後浇上纸浆使之均匀
草书纨扇
赵佶草书纨扇，是一件非常罕见的团扇书法作品，上海博物馆藏。这件作品线条细瘦刚劲，同其“瘦金体”楷书一脉相承，但比其用笔更为爽快、洒脱，笔势圆转流畅，打破了楷书那种匀称整齐的单字排列组合方式，从而越发显得活泼。释文：“掠水燕翎寒自缚，随泥花片湿相重”。
赵佶评论
看《宣和遗事》中的一段描写：“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活脱脱一个倜傥公子相，若是放在民间，不知要迷煞多少女子，自己也少不了风流雅士的美名，可惜这套诗文书画在治国时不顶用，否则也不会有什么靖康之耻，看看赵佶晚期的词作，颇含悔不当初的意思。不过抛开他政治上的昏庸不谈，论书论画，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诗词文赋也精致旖旎，后世的唐解元都不过如此了，谈及他创办书画院、设书画博士、修宣和书画谱，更是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千秋功业，历代皇帝有附庸风雅者，但象他这样真正成就卓绝不输时贤的就屈指可数了。
有唐一代法度齐备，其后在体格上自出新意大是困难，这虽然是唐代功绩辉煌的明证，也是后世艺人的悲哀。赵佶没有赵子昂的才华，不能以一人之力与前朝的欧褚颜柳争先后，但身为一国的皇帝，又有这个雅好，却只能跟在前人后面亦步亦趋，岂不是大丢天子的颜面？不甘心的赵佶倒想出了个走小路的办法，既然不能真正自成宗师，那么就吸取几个大家的精华，揉合起来，在体格上改头换面也是不错的，于是精心学习薛曜薛稷两兄弟的正书笔画，注入黄庭坚那种放射性的结构中去（追根溯源，我们也能在赵佶的字中看到褚遂良、瘗鹤铭的影子），“瘦金书”就诞生了，虽然这种新体始终只能在书坛上占据一偏师的地位，未能发扬光大，成为什么“赵体”（这个赵体的任务只能交给他的后辈本家去干了），但有两点是不可否认的：
一． 瘦金书是一种很漂亮的楷书字体
二． 瘦金书的名字也很漂亮，很有几分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当然如果换成“瘦筋书”就更切合实际了。
看薛稷的《信行禅师碑》，瘦则瘦矣，不过身处初唐的他，终究逃不脱时代的限制，纤丽的笔画间时时可以看见那种挥之不去的生拙意味，架子虽然立起来了，具体的结构还是未成熟，赵佶继承了这种很有个性的“瘦劲”，再借鉴中唐颜柳那高度成熟的结构意识，总算摆脱了生拙和不严谨。光是这样还难以形成特立独行的个人风格，本朝的黄庭坚，行楷潇洒俊逸，字形有一种向外放射性的特点，很对本皇的胃口，不妨习之，两者相加，瘦金书的基本面貌就定下来了：轻落重收、筋骨转折，借助硬毫的弹性强化书写时的提按动作，节奏感速度感便兼而有之；用笔锋芒毕露，干净利落，如快刀利匕一般，完全摒弃旧时常有的柔媚藏锋，拖沓含糊的流弊也一扫而空，只是跟历来文人字温文儒雅谦谦君子的习性不太对路了（我是皇帝耶，还用得着苦守孔夫子那套中庸之道？）；结构上中宫紧缩，四面开张，有说不尽的舒畅发散之感，这样既兼顾了字心的紧凑又满足了创作时神采飞扬的才子意气，陈振濂评为“轻逸飘宕，霞卷云输”深合我心。
他早期写千字文虽然已有了瘦金书的意味，但尚未成熟，对前人的学习还是勤勤恳恳，少有越雷池之举（写这件作品的时候他才二十三岁，也不知道当皇帝没有）这时笔画纤细为主，提按转折还不是那么爽利，尤其成为后来成熟期“招牌菜”的那重重的落笔完全没有写出气势，力道的强弱跟一般的用笔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到了写秾芳诗的时候，瘦金书应该已经完全成形了，加上又是大字，更加将瘦金书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严格来说现在不管哪一笔都不是以往的细弱了，只是相对各处力贯纸背的钩挑撇捺来说，中间的用笔稍微收敛一点，粗重的笔画带出尖利的收尾，置于这种放射状的字体结构中越发显得纵横恣肆、不可扼抑。若按“字如其人”的论调来看，谁也不会想到在书法创作中如此干脆爽朗的赵佶在政治上居然会昏庸懦弱一塌糊涂^_^，再看他的“夏日诗帖”等等成熟期的作品，无不如此，只是字形小些的在运笔时稍微收敛点罢了。
其实除了瘦金书，赵佶在大草上的成就也是出类拔萃的，尤其是在草书不振的北宋。看他写在匹长三丈的描金云龙笺上的狂草千字文，一气呵成，笔势凌空，变幻莫测，犹如长江奔腾，一泻千里，运笔迅疾流畅，结体奇宕潇洒，而且拜其扎实的瘦金书功底所赐，不论写到如何得意忘形，起笔收笔处都锋锐凝定，没有常见的散锋乏力之感，大草长于气势，却难于细处疏漏，赵佶此作，在宋朝已是顶级的草书巨制了。
说了这么多宋徽宗的好话，缺点也得习惯性地讲讲。虽然他在字体上别出心裁，用功又勤，但一来终究不是什么非常高明的书体，只是容易让人眼前一亮；二来天资不是特别突出，加上晚年潦倒，所以成就终究不能凌驾于苏黄米蔡之上（不说胜过，便是要跟他们一争高下恐怕也是力有不逮）表现在具体的书法作品上，有两点是很遗憾的。
一． 过度强调提按转折，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工笔花鸟大师，绘画修养极高，写瘦金书便有了美术字的倾向，众所周知，书法创作是最忌此病的，这也是为什么瘦金书很少有人看了不叫好，但再细看却索然无味的原因，变化太少了。
二． 不知道是何缘故，赵佶的笔力始终让我感觉偏弱，虽然在勾勒间他已经竭力展露锋芒，写竖的时候还是不能凝力直下，如此便缺少了主心骨的感觉，字型再奇宕有致，也站不起来，看看他狂草千字文中的一些长竖，写到收笔处更是力竭而疲，难以为继，赵佶的字为何不能更上一层楼，至少这个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赵佶素称书画皆能，并非虚言，他的书法虽然还有不少弊端，但不可否认，其中的创意与节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而他的工笔花鸟画，地位就比他的书法要高得多，在这个方面，赵佶绝对是可以站在最高峰傲视群雄的天才，后世但凡学工笔花鸟者，少有不观摩赵佶作品画法的，只是我在这方面所知不多，便不罗嗦了。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好一个风流天子，好一个落魄皇家！
公元1100年，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
这位向太后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
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由于哲宗病逝时无子，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
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赵佶生于1082年。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稍后一点的人普遍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会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的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也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正如《宣和遗事》中所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一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奋发有为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在当皇帝之前，是一个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
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从事罗织罪名的办事机构，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章惇做了六年宰相，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最后，他被流放到雷州岛。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1987年11月，国务院发文，宣布撤销徽州地区，转而成立地级黄山市。对于这次更名，不少徽州人仍“耿耿于怀”：我们徽州便只剩下了一个旅游景区吗？
徽州的珍贵并不在于名字。山水与村落，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人探访徽州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徽州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从哲学艺术到生活方式的自成体系。形成这一特殊地域文化的背后力量又是什么呢？
01 徽州，山水是她的底色
古徽州长期保持一府（州）六县的格局，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近代以来徽州府经历行政区划的变革，先是婺源转隶江西，后是绩溪划归安徽省宣城市，徽州的主体部分则作为今黄山市存在。“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的确确是徽州地区，乃至安徽、中国的一张名片。
徽州经历过剧烈的地质运动。从而形成了中部断陷盆地，两侧断块隆起的基本格局。从地理的角度来说，黄山山脉是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东接天目山，北连九华山，是皖南山地的中枢。以黄山为首，徽州有着众多的山地丘陵。根据《徽州地区简志》，徽州地区撤销前辖区面积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总面积达到了10578平方公里。因为有了这些山，才有了新安画派，才有了行遍天下的徽商，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徽州。
外地游客去到徽州游玩，多半也是为了看徽州的山。作家郁达夫到徽州旅行时也对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车非要穿入山去，学穿山甲，学神仙的土遁，才能到得徽州了……我先在车里默数着，要绕几个弯，过几条岭才到得徽州，但后来为周围的险景一吓，竟把数目忘了”。
徽州的山太过有名，以至于水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最重要的新安江东流进入浙江，阊江、乐安江南流入鄱阳湖，青弋江北流入长江。徽州山地丘陵占主导，但是发源于其间的河流水系不断冲刷侵蚀，使得徽州境内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山间盆地，进而为后来徽州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空间。徽州的古镇、古村落都是依托盆地与谷地兴建。
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为本，徽州的地理条件绝对算不上优渥。比如满是奇松怪石的黄山，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种地的好地方。徽州人只能在盆地与河流沿岸平原，从事有限的农业生产。不过，多亏了这种艰苦环境，才塑造出徽州文化。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这个道理。
02 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
在徽州的故事里，山的作用在于阻隔，水的作用则在于沟通。
徽州被山脉包围，形势险固，甚至有人将之比作“蜀之剑阁”。山越是这块土地原本的主人，他们就倚仗地形优势，拒绝接受中原的统治。在中原王朝势力逐渐南下的过程中，这些山中土著与外来势力的冲突就不时发生。东汉末年，孙吴重兵围剿山越，将山民驱逐出山，才第一次在这里建郡（新都郡），开启有效统治。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西晋末年战乱爆发，徽州险峻的山峰，足以成为挡在战乱与百姓之间的屏障。这块开发尚不完全的“世外桃源”成为北方难民落脚地之一。
以家族为单位的北方世家大族陆续定居于此，徽州人对血缘纽带的执着，此时已埋下了一颗种子。类似的故事又在唐末五代、北宋末年两度发生，迁入的百姓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从这种角度来看，大概所有徽州人都不属于这里。
徽州人的脚步倒也真的没有停下过。徽州移民社会的属性不光是“走进来”，也是“跑出去”。明朝人王世贞就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坐不住的性子。
徽州连接周边省份除了数条古驿道，靠得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系。因为多山，徽州的河流大多湍急，所以易出难进。对于打算外出谋生的徽州人来说，水流湍急却是自有好处。徽州的木材商便是通过“放木排”的方式将木材销往外地，也就是将木材捆扎成排，顺水而下。
君主专制时期，商人受歧视，经商被视为“舍本逐末”，徽州人却“寄命于商”。他们脑后有反骨吗？偏要与朝廷对着干？徽州人经商是迫于无奈，毕竟这里的耕地太少了。不过，正是他们的背井离乡奠定了徽州繁盛一时的物质基础。
03 无徽商，不徽州
如今我们提起徽商，第一反应会是明清的盐商，亦或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实徽州的商业活动开始得很早，并且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唐朝成书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载当时“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唐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词句（唐中叶划黟县赤山镇与饶州浮梁县地设祁门县）。可见祁门一带在唐朝已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徽骆驼”们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是人多地少，但这并不能解释徽商为什么能成为最重要的商帮。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徽州人宗族观念极重。唐末以来北方士族群体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世家大族的那种家族观反而在徽州这个“避难天堂”保留了下来，并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明朝嘉靖年间，长期以来禁止庶民建立家庙的限制被打破，徽州从宋朝就开始的家祭风俗逐渐走向公开化，徽州人骨子里的宗族观被去掉了最后一副枷锁，凝聚力大大加强。以同姓为单位的徽州商帮自然而然受惠于宗族文化。
《茗州吴氏家典》就有“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这样一条家法。徽州人投身商海的资本也大多是通过家族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联姻而获得。《清稗类钞》中记载，汪氏家族移居徽州后，只与程氏联姻，因为两家都是富商巨贾。不仅如此，徽商甚至雇佣学徒伙计都优先选择家族内知根知底的人。
俗话说“无徽不成镇”，徽州人走到哪便把家安在哪。同乡同族的情谊，使得他们在客居地自发形成了商会组织。同时家族从事同一行业也有利于形成垄断，取得利益最大化。比如开设典当铺的就大多是休宁籍商人。
经营有方，加上抱团取暖，徽商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除了用这些钱财进一步投资，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造福乡里，就是徽商的主要目的。
徽州的村落很多是一姓村，同村便是同宗，宗族观念让徽商有很强的责任感，认为必须要为同族做出贡献，这也是一桩光宗耀祖的美事。西溪南吴氏家族财力雄厚，他们就专门延请水利专家为村落修建条堨等水利工程，这些明朝修建的水渠至今仍在使用。
捐资公共工程之外，吴氏家族最知名的是与文人墨客的来往。新安画派的****渐江曾长期住在吴家的家山寺庙之中，明朝知名才子董其昌、祝枝山等人都是吴家的座上宾。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吴家家山，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黄山。与文人交往在徽商群体中并不稀见，吴氏家族最令人惊叹的还是家藏的艺术品。吴家以盐业致富，巨额财富让他们可以收藏许多艺术珍品，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前一阵因赴日展览而引爆舆论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真迹。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对徽州感兴趣。人们常引用汤显祖所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来赞美徽州，其实这是清高的若士先生在讽刺徽州这个“名利场”，表明自己不愿意去徽州谋名利。不过，这倒也侧面说明了徽州人的能量之大。
徽州像吴氏一样的大家族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与文人士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兴建书院。
04 再穷不能穷教育
徽商一直有儒商的称号。他们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放眼全国也难有能与之相比者。
歙县鲍氏的徽商鲍柏庭曾直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有钱了不办教育，有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处呢？徽州的诸多大家族也几乎都有先弃农从商，致富后再投资办学让子弟读书的经历。绩溪胡氏家族一支明经胡氏，就是因为始祖胡昌翼中科举，便以科目之一的明经指代家族。
徽州文风兴盛并不是偶然。因为这里是程朱理学正宗所在。朱熹和程颐、程颢兄弟的祖籍地，都是徽州。理学所阐述的那一套“纲常伦理”，既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又深度契合徽商重宗族的文化内核。希望通过科举取士得到更多话语权，又必须保持家族稳定的徽州人，自然重视儒学。
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书院这种形式始于唐朝，是徽州儒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自明朝起，徽商通过垄断盐业取得巨额财富，书院也得到了大量资助，即使是深山远谷之中，也能听到诵读声，时人称徽州为“东南邹鲁”。
中国人向来在教育上是毫不吝啬的。家里再困难也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条件，徽州人可以说是最佳的例证之一。明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歙县人许国，少时父亲经商失败，只好自己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可惜连续五次乡试不中，家产变卖一空后跑到河边寻短见，最后是得到了木材商的资助才能够继续读书。许国一人的经历，已足以看出徽州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商人与士人的良好结合，也是徽州文化的特殊性所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一直是排在首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则最低，科举制形成之初，商人甚至都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而徽州人能够直接说出“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这样务实的话，或许才是这片土地发展出徽州文化的真正原因。
05 徽，中式美学的一个符号
不管是经商还是做官，徽州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改变家乡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客居地的一切。清朝时扬州的繁荣，就得益于客居当地的徽州盐商。由于尊儒的传统，这些商人，并不是只知挥霍的暴发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中留下独特的一种美。
士农工商之中，最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直观印象的不是别人，正是徽州工匠。
或许是学风兴盛，徽州的工艺品之中最有名的就是文房用品：汪笔、徽墨、澄心堂纸、歙砚。由于徽州多山地，松树极多，可以满足大量生产松烟墨的需要。徽墨制法复杂，在徽州本地还要细分为歙（县）、休（宁）、婺（源）三派。此外，往来于徽商家中的文人墨客，又参与到工匠制墨的过程之中，使得徽墨实用性、艺术性并重。尽管世事变迁，徽墨一直名列国人通称的“文房四宝”之中。
徽州三雕更是直接受惠于徽商雄厚的财力。徽商兴建住宅，或者为家族修建祠堂，都离不开砖雕、石雕、木雕的装饰。从人物、山水到花草、鸟兽，都是徽州三雕常见的题材。装饰房屋的同时，也起到潜移默化的说教作用，让族人耳濡目染，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为这些精致的雕刻存在，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远观素雅，近观则充满丰富的细节，充分展示了徽州人的审美情趣。
徽州文化大概也是这样。乍一看是徽商文化主导的一种地区文化，其实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背后丰富而细腻的文化内涵。里面装着的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是中国人穷则思变的务实思想，也是对于家族传承的深刻体会。
大的徽州的区划已不存在。但是，历经沧桑的徽州文化，传承未曾断绝。她在山水之间展现一如往昔的姿态，也藏在可感可知的文化符号之中，向后人证实着自己的存在。
参考资料：
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和明英宗朱祁镇同样是被异族俘虏，为什么最终只有明英宗被放了回来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虽然都是被俘，但是时易则事易，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首先，宋高宗赵构虽然和明代宗一样是未经禅让而“继承”皇位的。但是，二者是有巨大区别的。明代宗朱祁钰是在嫡母孙太后的默许下，由于谦等大臣推上皇位的，虽然他的皇位来自哥哥明英宗，应当算作“兄终弟及”。但是这话也可以换个说法，因为哥哥明英宗被俘了、生死未卜，为了国家的安定，作为弟弟的明代宗以明宣宗朱瞻基庶出儿子的身份继承了父亲明宣宗的皇位，法理上也能说得过去。换言之，换一种说法，明代宗当皇帝“名正言顺”，这也是他为什么干预尊明英宗为“太上皇”的原因所在，我的皇位来自父亲明宣宗，哥哥你可以是“太上皇”，却不是父皇！我没有义务必须要把皇位还给你！
宋高宗则不同，虽然自己的皇位来自哥哥宋钦宗，可是无论怎么歪曲解释，宋高宗都绕不开自己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这就是最初吴乞买不愿意放还宋徽宗、宋钦宗的原因所在。明代宗成为皇帝之后，明英宗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皇帝，扣在手里对明代宗已经起不了太大的要挟作用。相反，放回去还说不定还能让他们兄弟之间搞出点内斗什么的，瓦剌可以渔翁得利。宋徽宗则完全不同，他是宋高宗的亲生父亲，只要他回去，宋高宗的皇位就名不正言不顺！手里握着这么一个严重威胁宋高宗正统地位的筹码，那可是吴乞买与南宋谈判的巨大筹码！吴乞买怎么着也是不会把宋徽宗放回去的。到后来，宋金议和，金人知道短期内无法吞并南宋，徽钦的作用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南宋曾试探要接回要徽钦，可金人的松口吓坏了宋高宗，他直接不要老爹和哥哥了。既然金人想和平共处，自然也就不便强制给俩货送回去了。
其次，金宋之间的地位几乎是平等的，而且金已经占据了中原之地，金离开了宋照样可以活下去，只不过有了宋，金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好滋润一些。金可以陪南宋耗下去，他不着急讲和。但是，瓦剌不行，因为瓦剌没有控制中原地区，辖区都是游牧草原，很多生活必需品自己军需用品都必须通过边境贸易从明王朝获得。换言之，没了与明王朝的边境贸易，瓦剌的日子将会非常难过，不说活不下去吧，起码会活得很艰难！如果长期扣着明英宗，皇帝被扣着，明王朝即便不管其他原因，冲着帝国的颜面，也不可能恢复与瓦剌的边境贸易，而瓦剌根本耗不起！持久僵持下去，吃亏的是瓦剌自身。这就是为什么瓦剌在景泰元年便着急忙慌地把明英宗送回去的原因所在。
其三，吴乞买最初对南宋是有领土野心的，他的目的很明确，一举拿下宋地、统一天下！而徽钦是要挟宋高宗就范的重要筹码。同时，一旦拿下宋地、一统天下，还可以把徽钦拿来用一用，玩一玩当年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玩过的那一套！手里有现成的前朝皇帝，还省事儿了！瓦剌则不同，瓦剌对明王朝并没有领土野心，凭瓦剌的实力根本吃不下明王朝。而且，明英宗之所以被俘，是自己主动出击兵败的结果，这一次还真不是瓦剌挑的事儿！明英宗对于瓦剌而言，没有徽钦之于吴乞买的作用。相反，明英宗更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不仅烫手，还不能磕着碰着，得花钱养着，攥在手里得不偿失。
其四，徽钦被俘后的德性简直可以用下作来形容。非但没有自杀殉国的气魄，连老婆、闺女被金人强暴，徽钦也丝毫不敢反抗。后来宋徽宗的女儿被金国皇帝为侧室，宋徽宗居然还上表谢恩！在金人眼中，徽钦就是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两条狗而已，看看皇帝狗摇尾巴，心理上的满足感还是无以言表的，不着急送回去。明英宗被俘之后，虽然没有自杀殉国，但是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帝王应有的骨气和尊严，既不贪生怕死、也不摇尾乞怜，以至于瓦剌太师也先的亲弟弟伯颜帖木儿都为明英宗的帝王之气所折服，成为了明英宗的“好基友”。在护送明英宗返回北京途中，伯颜帖木儿甚至暗示明英宗可以用武力帮助明英宗复位。这样一位皇帝，瓦剌想在他身上榨出点什么，或者找点儿优越感，几乎是不可能的，倒不如放回去算了！
因此，最终明英宗被瓦剌人护送回了北京，而宋徽宗、宋钦宗却只能客死他乡了！实际上，在金宋议和之后，徽钦是可能被接回的，金国方面已经松口。可宋高宗不干了，他怕父兄回来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死活也不要这俩货！连亲儿子、亲弟弟都不要了，徽钦想不客死他乡也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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