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哪些优秀的法律思想具有现代的传承意义?

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这份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国大陆学者目前正努力编篡《儒藏》(藏,音zang4)以弥补历史遗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经》，惟儒教无自己的经藏），传承和弘扬儒学。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1、 汉朝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 2、历代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960 AD-1279 AD)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10）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3、 近代的研究和发展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学在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寻隐者不遇 / 孙革访羊尊师诗》唐代：贾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释义：

苍松下询问年少的学童，他说他的师傅已经去山中采药了。只知道就在这座大山里，可山中云雾缭绕不知道他的行踪。

2、《渡汉江》唐代：宋之问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释义：

客居岭外与家里音信断绝，经过了冬天又到了春天。离故乡越近心中越胆怯，不敢询问从家那边过来的人。

3、《忆江南·江南好》唐代：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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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江南是个好地方，那里的风光我曾经很熟悉。春天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花照得比火红，碧绿的江水绿得胜过蓝草。怎能叫人不怀念江南？

4、《长相思·汴水流》唐代：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释义：

怀念丈夫的思潮，就像那汴水、泗水一样朝着南方奔流，一直流到瓜洲渡口，愁思像那江南群山，起起伏伏。思念呀，怨恨呀，哪里才是尽头？除非你归来才会罢休。一轮皓月当空照，而我倚楼独自忧愁。

5、《天净沙·秋思》元代：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释义：

天色黄昏，一群乌鸦落在枯藤缠绕的老树上，发出凄厉的哀鸣。小桥下流水哗哗作响，小桥边庄户人家炊烟袅袅。古道上一匹瘦马，顶着西风艰难地前行。夕阳渐渐地失去了光泽，从西边落下。凄寒的夜色里，只有孤独的旅人漂泊在遥远的地方。

1、梵名 Mahāratnakūṭasūtra。凡一二〇卷。又作宝积经。唐代菩提流志等译。收于大正藏第十一册。系纂辑有关菩萨修行法及授记成佛等之诸经而成。宝积，即“积集法宝”之意。因其为大乘深妙之法，故谓之“宝”；聚集无量之法门，故谓之“积”。全经计收四十九会（部），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之诸译经家用不同经名陆续译出二十三会八十卷余，称为“旧译”，菩提流志新译出二十六会三十九卷半，称为“新译”，本经即为新旧译之合编本。全经内容泛论大乘佛教之各种主要法门，涉及范围甚广，每一会相当一部经，亦各有其独立之主题，例如四十六会“文殊说般若会”主要论述“般若性空”之思想；第五会“无量寿如来会”宣说弥陀净土之信仰；另如第二、第三、第七、第十一、第二十四会等则阐扬密教之各种重要教义。此外，本经各会所属部类亦极纷杂，如第十四会“佛说入胎藏会”属于小乘部，第一“三律仪会”、第二十三“摩诃迦叶会”属于律部，第四十六会“文殊说般若会”属于般若部，第四十七会“宝髻菩萨会”属于大集部。故可说全经每一会虽然各有特色，然若就整体而言，则缺乏一贯之系统。又于菩提流志所译二十六会中，有十一会二十二卷为初次翻译者，其余十五会则属重译部分。本经之异译本极多，兹为便于比较，特将四十九会名称、卷数、译者（新译即指菩提流志）列表如次：（见参考资料）

除上举四十九会外，另有下列之异译本。又下表会数栏内之数字，乃相当于大宝积经内容之会数。：（见参考资料）

本经之梵本，今仅存部分断简残片。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等载，玄奘自印度归返时，曾带回本经之梵本，玄奘译完大般若经六百卷后，诸方名德又敦请玄奘再译本经，然其时玄奘已精力殆尽而预知寂期不远，遂舍却所请。而玄奘所带回之梵本，今已不存。另据多罗那他之印度佛教史第十三章、第二十章等所载，本经之梵文原本，与华严、大集、般若等经相同，均有十万颂之多，后因辗转传译而仅余今之四十九会一二○卷。本经另有西藏译本，题为‘大宝积法门十万章’（藏Dkon-mchog brtsegs-pa chen-poh!i chos-kyi-rnam-gran%s leh!u ston%-phrag-brgya-pa ），亦有四十九会，然西藏译本原为各会单独传译，且缺少其中若干会，后乃自汉译本补充数会，并仿其四十九会之制而集成者。本经各会之注疏极多，北魏菩提留支所译之大宝积经论四卷（安慧着）为第四十三会之释论，同为菩提留支所译之大宝积经释为第四十一会之注释，潜真之大宝积经疏三卷为第十五会（不空译本）之注释，康僧会之大宝积经子注为第十九会（安玄译本）之注释，此外，第五会、第四十八会之注疏甚多。[开元释教录卷九、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阅藏知津卷二、卷三、西藏译大宝积经の研究（樱部文镜，大谷学报第十一之三）]

FROM 佛光大辞典

2、（经名）有四十九会七十七品，前后诸师译一会或译数会而别行之。唐菩提流志新译三十六会三十九卷，取旧来诸师所译二十三会八十一卷合之，以四十九会一百二十卷为全本。宝积者法宝之集积也，为大乘深妙之法，故目之为宝，无量法门摄在此中故谓之积。宝积经论一曰：‘大乘法宝中，一切诸法差别义摄取故。所有大乘法中诸法差别者，彼尽摄取义故名曰宝积。’

FROM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3、《大宝积经》是一部丛书体裁的经集，一二〇卷。收在《大正藏》第十一册。玄奘在示寂前一年（663）曾试译几行，感觉气力衰竭而辍笔。菩提流志从神龙二年（706）开始编译，历时七年，于先天二年（713）完毕，完成玄奘未尽的伟业。他利用《宝积经》的丛书体裁，尽量勘同从前译过的另本编入大部，遇到旧本文义不全或旧无译本的，才出新译。因此全经四十九会，几乎一半用了旧本，只二十六会新译，其中还多数是参酌旧本重出，纯粹的初译本只十一会而已。

《宝积》这样四十九会的大丛书，是后来发展而成的。最初出现的是里面最原始的一种，中国前后译过四次，开始是支娄迦谶译的，名叫《佛遗日摩尼宝经》（佛遗日，即毗佛略，意为方广；摩尼为如意珠），次晋录失译名《摩诃衍宝严经》，又姚秦失译名《大宝积经》，或名《迦叶品》（后由单卷编入大部四十九会中第四十三会，因大部也有〈迦叶品〉，遂改名〈普明会〉），最后译的名《迦叶问正法经》。四个译本名称不同，都是小本《宝积》的异译，原经叫什么名字已不清楚。

小本《宝积》是继《般若》之后出现的大乘经类之一，其内容较《般若》更为丰富。不过基本理论仍出于《般若》。全部分为十六门，都是属于大乘教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谈到了大乘出家，即戒律的问题，谈到定慧学，以大乘和小乘相比较指出其优劣。更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大乘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本正观’，说大乘应该用般若去观察一切。菩萨乘就是提倡般若，所以《宝积》的根本正观来自般若。具有智慧，就掌握得到判别正与不正的方法，从而使他们的理论超出了单纯的空观，提出所谓‘中道’来。‘空观’原对‘实有’而言，‘实有’固然不对，若定以空为实在的‘空’，也不对，离去‘空观’、‘实有’的两边，他们主张‘中道’。‘中道’原在部派佛学时期也偶尔谈到，现在大乘把它扩大，而且固定在‘正观’方面运用，这就是从小品《宝积》开始的一个重要思想。小品《宝积》还特别指出，‘有见’很坏，但‘有见’走向极端，即使大如须弥山，也还有办法破除，如果着了‘空见’那就不可救药了。可见，《宝积》的思想比‘空观’进了一步，它破空破有，提倡‘中道正观’。

《胜鬘夫人会》是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的异译，编入大部第四十八会。内容主要讲‘佛性’，特别以‘如来藏’为主题。全经结构分十四门，即有十四义。说法基本上与《大涅槃经》的后分一致，但着重结合心的法性讲的。心的法性即心的本质，心以‘清净’为本质，就是‘自性清净心’。《胜鬘经》又提到如来藏即自性清净心，把佛性扩展到心性，如来藏厌苦欣灭而为出世正因，尤属内学大本之谈，乃对于人性的理解以及人生转依根据的说明。把‘如来藏’联系于对‘自性清净心’的理解力方面，即‘空性智’。空性智对心的理解有两个方面︰

(1)从自性清净心讲，一切众生皆有此心，但现时不能觉察，乃因烦恼障蔽，即所谓‘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净心与客尘是同时并存的，但两者性质不同，又是分离的，即所谓‘与客尘俱，而性相离’。何以知其相离？是空性智的理解，‘由智而见其不实’，从而把客尘断掉，如来藏就具有空的意义，即‘空如来藏’。

(2)如来藏可以成佛，可以使之具有佛的各种功德，尽管现在未发现功德，但功德的基础存在。藏与功德的关系，被看作‘不俱与不离’，现在虽尚未实现佛的功德，但如来藏里早已摄藏了实现它的基础，如幼儿已具备有成年人基础，总有成长为成年人的一天。从智慧看来，它也是圆满无欠缺的。这样又具有不空的意义，即‘不空如来藏’。

《胜鬘经》共讲了十四义，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说法，如三乘归于一乘，暗示一切众生（包括一阐提在内）都可以成佛。四谛归于灭谛，可以看出四谛有有作、无作两方面的意义。

《菩萨藏经》二十卷，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译出，编入大部第十二会。它是菩萨藏理论新的发展，对于大乘全体又有所组织的一部书。菩萨藏的理论根据就是法门，此经对大乘的重要法门都提到了，因此，对了解这一时期的学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玄奘是传播这一学说系统的瑜伽行派的人，对此学说原委了解得很清楚，所以非常重视它，归国后最先翻译的就是此经。它讲大乘菩萨道的组织，以‘四无量’、‘六度’、‘四摄’为纲，把有关法门统摄在这三类里。首先提出‘四无量’来，是与外道说法相照应而内容却不相同，剔除了婆罗门所说以梵天为解脱目标，修行结果与梵天共住的理想。他们修行的手段之一是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大乘认为这还是贪欲的低级要求，因而主张四无量是无染心的。此经继承龙树吸取和利用外道所说的四无量这一方法，把四无量列在六度之先，以四摄为六度的推广，构成了以六度为中心的组织体系。它把以前及当时的一切说法加以简别，最后把重点放在‘智度’上。这从经的最后带有结论性的颂文‘于业应知业，于报应知报，无业亦无报，是安隐涅盘。诸有为皆苦，于中无有智，是故智生已，有为皆解脱’里也表示出来了。此经不但把智慧放在首位，而且讲到如何才能构成智慧；需有十善巧︰蕴、界、处、谛、四无碍、四依趣、资粮、三十七道品、缘起、一切法（包括有为、无为）。应对十个方面有正确的认识，就是善巧。

此经对《大涅槃经》、《胜鬘经》所提到的问题也涉及到了，但无所偏重，而是包罗各个方面。如讲‘界’善巧时，不用‘佛性’而用‘我界’解释，说‘我界’就是‘法界’，也就是‘法性’的意思，实际上与《涅槃经》、《胜鬘经》一样。讲‘谛’善巧提到四谛归于灭谛，与小乘讲四谛以苦谛为中心相反。关于谛，平常只讲胜义谛和世俗谛，此经加一个相谛为三谛。相谛是无相，把一切归于无相。通常讲胜义谛只讲一切法自性空，此经认为这样讲空还不够，应以无相为基础，建立一切相。无相与一切相，非一非异。诸法不一，归为无相。异中见一，无相非相，乃是一切相之共相。这种说法对后来的有关说法很有影响。在讲四谛时，一方面肯定了可用五蕴解释，即五取蕴是苦，因而有苦集灭道。另一方面也可从能取所取来解释，由于能取所取的执着，也会形成苦。这是针对有部把六根看成内能取，六尘看成外所取，而此经认为这种执着就属苦谛。此外，还提到涅盘与生死是无区别的，成就瑜伽师地得方便慧的等等，可见与后来的瑜伽行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因此，它对大乘学说讲得很全面，很扼要，可以看成大乘思想的重新组织。玄奘虽然首先译出它，是重视它的一个表示，可惜他并没有说明此经对大乘学说有这样多的发挥。

《大宝积经》内有重大义理的几会，特别是小本《宝积》为大本《宝积》之先河，要义如上。以下即依次略述其余各会的大概。

第一〈三律仪会〉，三卷。唐·菩提流志新译，与旧译《大方广三戒经》同本。佛因大迦叶问，而说菩萨种种应作、不应作的三法。

第二〈无边庄严会〉，四卷，新译。佛为无边庄严菩萨说一切法自性无性，不可以相表示；然是一切诸法本性，非由染净之所建立，无住无起，本性清净。菩萨如实解了无明诸有为法，悟智见等无为法，入清净法门，获遍持光明智慧，圆满所有不思议善根等愿。

第三〈密迹金刚力士会〉，七卷，西晋·竺法护译。密迹金刚力士说如来身口意三秘密真实之法。目连欲穷佛声边际，过西方九十九恒河沙佛土终不能得，其音常近不远。应持菩萨过上方百亿恒河沙佛土，欲见佛顶相亦不能见。

第四〈净居天子会〉，二卷，西晋·竺法护译，旧名《菩萨说梦经》。净居天子问菩萨所行相貌摄受诸法，佛言梦中见相一百八事，应随梦境进修，净除业障。

第五〈无量寿如来会〉，二卷，新译，与旧《无量清净平等觉》、《大阿弥陀》、《无量寿经》等同本。佛说阿弥陀佛因地愿力，极乐国土种种清净庄严，劝人往生。

第六〈不动如来会〉，二卷，新译。与旧本《阿閦佛国经》同本。佛说妙喜世界种种胜妙，不动佛行愿功德，劝人往生。

第七〈被甲庄严会〉，五卷，新译。佛为无边慧菩萨说菩萨被大甲胄，乘于大乘，行于大道，为诸众生作大利益。

第八〈法界体性无分别会〉，二卷，梁·曼陀罗仙译，与罗什译《法界体性经》同本。文殊师利说一切法皆法界体性，是污染者法界体性，若知污染是法界体性是名白净。然第一义无有污染，若污染法若白净法，名佛出世。佛出世者，诸法无生，是无生法，都无生死，亦无涅槃。又广说菩提之相，菩萨闻已，能于诸法体性无所分别，即名为佛。

第九〈大乘十法会〉，一卷，元魏·佛陀扇多译，与梁译《大乘十法经》同本。十法者︰(1)信成就，(2)行成就，(3)性成就，(4)乐菩提心，(5)乐法，(6)观正法行，(7)行法慎法，(8)舍慢大慢，(9)善解如来秘密之教，(10)心不希求二乘。

第十〈文殊师利普门会〉，一卷，新译。与旧《普门品经》等同本。佛说色、声、香、味、触、人、天、善、恶等法，了知其性空，本自无生起，皆悉寂静，是名诸三昧普入不思议法门。

第十一〈出现光明会〉，五卷，新译。佛答月光童子问，说如来因地善根资粮圆满，成就相好光明等法门。

第十二〈菩萨藏会〉，内容见上文有关《菩萨藏经》之说明。

第十三〈佛为阿难说人处胎会〉，一卷，新译，与旧译《胞胎经》同本。佛说人受生入胎种种事。

第十四〈佛说入胎藏会〉，二卷，唐·义净译。佛说种种方便，化难陀离欲出家事。

第十五〈文殊师利授记会〉，三卷，唐·实叉难陀译，与《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同本。佛说文殊师利于往昔雷音佛所初发菩提之心，过不可思议微尘数劫行菩萨道，劝教十方无量无边如来，然后作佛名为普见，刹土功德庄严，极乐世界非所比量。

第十六〈菩萨见实会〉，十六卷，高齐·那连提黎耶舍译。佛成道已，还迦毗罗城，为净饭王说六界差别法门。

第十七〈富楼那会〉，三卷，姚秦·鸠摩罗什译，旧译名《菩萨藏经》，亦与《大悲心经》同本。佛为富楼那说菩萨藏。

第十八〈护国菩萨会〉，二卷，隋·阇那崛多译。佛为护国比丘说菩萨清净无畏，喜舍调伏等四十八法。

第十九〈郁伽长者会〉，一卷，曹魏·康僧铠译，与《法镜经》及《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同本。佛为郁伽长者说在家种种过患功德及出家菩萨修行功德之法。

第二十〈无尽伏藏会〉，二卷，新译。佛说菩萨有贪行、嗔行、痴行等分行，说法等五伏藏，成就殊胜功德，速证菩提。

第二十一〈授幻师跋陀罗记会〉，一卷，新译，与旧译《幻士仁贤经》同本。王舍城幻师变幻供养验试如来，不知如来现证诸法如幻，悔悟发心而得授记。

第二十二〈大神变会〉，二卷，新译。如来有大神变，说法教诫，答商主天子问，说云何名无生，云何名无生忍。

第二十三〈摩诃迦叶会〉，二卷，元魏·月婆首那译。佛为迦叶说出家比丘妄言得果，贪著名利等种种罪相。

第二十四〈优波离会〉，一卷，新译，与旧译《决定毗尼经》同本。优波离问佛戒律轻重开遮，文殊师利言一切诸法毕竟寂灭，心寂灭故名究竟毗尼，乃至是名法界究竟毗尼，诸佛世尊依此成道。若善男子于是法中不善观察，则为远离如来净戒。

第二十五〈发胜志乐会〉，二卷，新译，与旧译《发觉净心经》同本。佛说初业菩萨既出家已，应离乐着、利养、愦闹、俗言、睡眠、众务、戏论等过失，修出世道慈念众生。

第二十六〈善臂菩萨会〉，二卷，姚秦·鸠摩罗什译。佛为善臂菩萨说菩萨当具足六波罗蜜法。

第二十七〈善顺菩萨会〉，一卷，新译，与旧译《须赖经》同本。舍卫城有菩萨名善顺，方便度人，示现极贫，佛为说法，授以佛记。

第二十八〈勤授长者会〉，一卷，新译。佛为舍卫城勇猛授等五百长者，说应观身四十四种过患，厌离身命妻子、舍宅衣服、车乘香鬘、一切乐具，速能成就六波罗蜜，疾得无上菩提。

第二十九〈优陀延王会〉，一卷，新译，与旧译《优填王经》同本。优陀延王因第二夫人诬陷，对第一夫人及如来圣众发起嗔恚，悟后忏悔。佛为说先知丈夫过患，然后多种观察女色欲染过患。

第三十〈妙慧童女会〉，一卷，新译，与旧译《须摩提经》及先译《妙慧童女经》同本。长者女妙慧问佛︰云何得端正身？ 乃至临终诸佛现前等境，佛为说于恶友所不起嗔心等四十行。

第三十一〈恒河上优婆夷会〉，一卷，新译。佛与恒河上优婆夷问答，说一切法如幻化，如虚空，心尚不可得，何况心所生法，一切法皆无所得，名真修梵行。

第三十二〈无畏德菩萨会〉，一卷，与《阿阇世王女阿术达菩萨经》等同本。阿阇世王女无畏德，见声闻不起迎问礼，为王广说二乘与大菩萨人种种差别，与舍利弗等问答妙法。

第三十三〈无垢施菩萨应辩会〉，一卷，与《离垢施女经》及《得无垢女经》同本。波斯匿王女与声闻迦叶、舍利弗等，及菩萨文殊、观音等，问答法要。

第三十四〈功德宝花敷菩萨会〉，一卷，新译。佛因问，为说持诵十方现在佛名所得殊胜功德。

第三十五〈善德天子会〉，一卷，与先译《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同本。文殊演说诸佛不思议甚深境界。

第三十六〈善住意天子会〉，四卷，与《如幻三昧经》及《圣善住意》等同本。文殊与善住意，于佛前问答不施不悭、不戒不犯、不忍不诤、不进不怠、不禅不乱、不智不愚、无凡夫无佛、不因缘不无缘等甚深法。

第三十七〈阿阇世王子会〉，半卷，与旧译《太子刷护》、《太子和休》二经同本。王太子问佛︰何因缘得端正莲华化生、知宿命、生天上、得六神通等？佛随问演说。

第三十八〈大乘方便会〉，二卷半，东晋·竺难提译，与《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等同本。佛因智胜菩萨问，说诸菩萨依回向，随喜，以一抟食给施一切众生，一香一华供养十方佛等善权方便法门。

第三十九〈贤护长者会〉，二卷，原名《移识经》，隋·阇那崛多译。贤护问佛，众生有识如宝在箧，不显不知，身谢识迁，如梦迁化，受种种身，往来苦乐等事。

第四十〈净信童女会〉，一卷，新译，波斯匿王女问菩萨正修行法、得坚固力、安住生死、成熟众生、六度、四无量等。

第四十一〈弥勒菩萨问八法会〉，一卷。本名《弥勒菩萨所问经》，与《大乘方等要慧经》同本。佛说菩萨成就深心等八法，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速成菩提。

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所问经〉，半卷，与旧译《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等同本。佛说弥勒以善权方便安乐行，昼夜六时礼佛忏悔，劝请诸佛，愿于来世人民无垢秽奉行十善时成佛。释迦以身命布施，勇猛精进，愿于五浊恶世成佛度生。

第四十三〈普明菩萨会〉。

第四十四〈宝梁聚会〉，二卷，北凉·释道龑译。佛说沙门善恶垢净，梵行非梵行种种事相。

第四十五〈无尽慧菩萨会〉，半卷，新译。佛说十波罗蜜及入十地先相等法（与华严部《庄严菩提心经》同）。

第四十六〈文殊师利说般若会〉，一卷半，萧梁·曼陀罗仙译。文殊师利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及一行三昧法。

第四十七〈宝髻菩萨会〉，二卷，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六波罗蜜、三十七菩提分法、菩萨净行等。

第四十八〈胜鬘夫人会〉，内容见上文有关〈胜鬘夫人会）之说明。

第四十九〈广博仙人会〉，一卷，新译。佛为广博仙人说三十三垢染布施不得果报及说种种上施、生死转识、诸天欲乐衰相等事。

关于《宝积经》的注释，《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有释文与经配合，但不牒经文。对勘四译，唯晋译结构比较相近，可以对读。元魏·菩提流支译有释论一种，名《大宝积经论》，凡四卷，不详作者，译文也错乱拙劣。西藏藏经中同有此本，题安慧作，考其体例，是依《瑜伽》配合经文，详为之解，家法井然，或者真是安慧之作。第四十一〈弥勒菩萨问八法会〉有释论五卷，名《弥勒菩萨所问经论》，元魏·菩提流支译。第四十七〈宝髻菩萨会〉有释论《宝髻菩萨四法经论优波提舍》一卷，天亲菩萨造，元魏·毗目智仙译，也都可资参研。（李安）

◎附︰长尾雅人著·许明银译《印度佛教史述要》第六章（摘录）

《宝积经·迦叶品》

（前略）《宝积经》（Ratnakūṭa）也同样地称赞菩萨，而讨厌职业性的小乘比丘。

此经典也许比《般若经》与《金刚经》还要晚出，不过，仍旧是相当古老的大乘经典。汉译大藏经内有为数一二〇卷的大部头经典《大宝积经》。其实，它是集合四十九部独立的经典而成的。其中，第四十三号的〈迦叶品〉（Kaśyapa-parivarta，后改名为〈普明菩萨会〉），即等于此处所译出者。编集四十九部经典成现在之形态的是在七世纪的唐代，且四十九部经典当中也搀杂着旧经典与新经典。有名的《大无量寿经》是排在第五号，《胜鬘经》则列在第四十八号。

〈迦叶品〉在这四十九经当中属于最古老层次，且《宝积经》的平常称呼原先是指此〈迦叶品〉（《宝积经》一名，在印度古代诸学者之间很著名，它常被引用于论书之中；且从其引用全是〈迦叶品〉内之文章，可得知此一事实）。相当于此〈迦叶品〉的部分，汉译方面译了四次。此外，现在还有梵文本及西藏语译本。最初的汉译本乃属于二世纪后半期的后汉时代。将此与其他的汉译本、梵文本与西藏语译本作比较，可知经文是逐渐增加扩大的。在每一节上相同的内容有很多是以诗颂的形态反覆着，而旧的汉译则缺少此诗颂部分。这里是依照梵文本，节译最有趣之处。

全体的旨趣是在对照大乘菩萨的优秀性，以及小乘比丘修行的偏狭态度。前半部从各种角度来宣说菩萨是什么。特别是第二十九节以下，以丰富的比喻来说明菩萨德，若将它视做一文学来看时也是很有趣的。此一比喻一直持续到第九十七节，而第五十二节以下则是本经的核心，是说明‘中道’的。如此具体说明中道的经典并不太多。此部分常为其他论书所引用。第九十八节以下的‘心之观察’也很重要，于此也详细地考察了‘种姓’──‘佛性’。

从第一二一节起，开始批判职业性的‘出家人’、‘比丘’与‘沙门’。至于‘四种破戒比丘’在任何一世都有。特别有趣的是结束此说法时，有五百位比丘离席而去。彼等不懂此经典之意趣，且不信受。此一情形使我们想起《法华经》〈方便品）有五千位增上慢的比丘，离开佛陀说法处而去的情景。《法华经》载佛陀任由彼等离去，而此〈迦叶品〉言，佛化作二比丘向此五百比丘说法。

[参考资料]　印顺《宝积经讲记》；《宝积部经典》（《大乘佛典》{9}，中央公论社）；樱部文镜《西藏译大宝积经の研究》；月轮贤隆《古本大宝积经について》；A K Warder《印度佛教史》；Winternitz《印度文献史》。

FROM:中华佛教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