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明朝对西藏是怎么控制的

明朝的西藏政策中,最突出的一点,乃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形式来确立明朝与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的这一政策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在大明洪武初年,明太祖为安抚应招前来归附朝贡的藏区各僧俗首领,逐授予他们以各种官职和封号如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获得河州卫指挥同知官职；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获得炽盛佛宝国师封号；帕竹第悉章阳沙加获灌顶国师封号；八思巴后裔公哥坚藏卜获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封号；僧人答力麻八刺获灌顶国师封号同时,明太祖还

先后对前来归附和请官的大批西藏故元官员授予了新的官职,这些官职大抵有：乌思藏或朵甘思都指挥司同知、指挥佥事、宣慰司使、巡检司巡检、招讨司官、万

户、正副十户、百户等等不过,明洪武年间,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封显然还带有较大随意性这着重表现于两点其一,当时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

封,有相当数量是应西藏僧俗首领的要求而进行的如大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大规模授官职,均是应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的要求和荐举答力麻

卜刺与公哥坚藏卜的受封,亦是两人主动“请师号”的结果②其二,从明洪武年间明朝所授官职和封号的名称来看,不仅多而杂,而且较为混乱,其中有不少只是

沿用元朝的封号和官职罢了这之中因人设官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少故《明史·西域传》载：“初,太祖的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

明太祖所以对西藏僧俗首领这样大量授官封号,大致基于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意在安抚明初,西藏各僧俗势力无疑是将明朝作为元的继承者看待,因此,他们竭力向明朝请官请封,不仅是沿袭元朝以来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传统做法,而

且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在西藏取得稳固与合法地位以及争取自身实力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政治需要,这正是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明初频频向明请求封号官职的原因而

明太祖在这方面大力满足他们的需要,采取“来者辄受官”政策,这在政治上对西藏各僧俗势力乃是极人的安抚

其二,明朝在政治上同样需要通过对西藏僧俗首领的授官封号以及由此而确立的朝贡关系来体现其对西藏的统治主权明朝对接受封号与官职的西藏各僧俗首领明确要求他们承担其政治责任,即“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③

大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所实行的不断对前来朝贡、归附的西藏僧俗首领授官封号的政策,尽管已经初步具有

“多封众建”的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明洪武时期的分封由于其随意性较大,以及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点尚缺乏深入了解,故其分封政策明显地存在两大弱点

首先,在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分封的职官和僧号两大系统中,基本上是以职官系统为主而以借号系统为辅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分封主要是授

以官职,如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对西藏授官职即多达百余人,而对西藏僧人首领赐封封号者则极少,整个明期洪武朝,明朝封给西藏僧人首领以封

号者仅有数人,他们是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公哥坚藏卜、灌顶国师答力麻八刺明太祖对西藏僧俗首领主要授予官职

而不是封给僧人首领以封号的做法,可能包含了削弱其宗教影响并以汉区方式来强调西藏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地位的意图,但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以及由教派为主

而形成政治势力的情况显然存在较大距离,不利于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其次,在明洪武年间,明朝赐封西藏僧人首领的封号等级普遍偏低,最高者仅为“大国师”和

“灌顶国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取消了元以来的“帝师”封号,另一方面也与其分封着重以授官职为主有关这种对西藏僧人首领封号等级偏低的状况,同样

不利于明朝对西藏宗教势力的政治凝聚因此,虽然明太祖的分封政策可能已有“分其势而杀其力”之意图,但这一意图在明朝洪武时期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明朝对西藏的分封政策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经过开国三十多年来与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政治上的频繁联系和交往,明朝统治者对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的举足轻重地位逐渐有了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背景无疑使继明太祖之后而即位的明成祖对西藏的分封产生了一种更积极、更富针对性的政策构思在这一新的政策构思基础上,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遣宦官侯显前往乌斯藏、迎请自己做皇子时就已闻其名的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

大明永乐四年,明成祖又遣使带着玉印、诰命,到西藏封帕竹第五任执政者札巴坚赞为准顶国师阐化王,并赐银五百两及锦绮茶叶等

同年,在向帕竹派出封王使的十天后,明成祖又遣使到灵藏（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柯一带、一说在道孚一带）、馆觉（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分别将两地的宗教领袖封为灵藏灌顶国师和馆觉灌顶国师

大明永乐五年二月,明成祖封应邀来京的哈立麻（噶玛）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同年,又加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加封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

大明永乐八年,明廷又派宦官到后藏迎请萨迦派嫡系拉康方丈僧人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昆泽思巴到京,受到隆重接待,明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并赐诰印同年,明成祖又封必力工瓦（止贡）僧人为“必力工瓦阐教工”,封萨迦派都却方丈僧人为“思达藏辅教王”

此外,在大明永乐六年,明成祖还曾遣使到前藏延请新兴的黄教即格鲁派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宗喀巴进

京,但宗喀巴婉言辞谢大明永乐十二年,明廷再次遣使迎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赴京,次年,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从大国师前

所加的名号看,其地位应比一般灌顶国师、大国师要高,但比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要低这可能因为他只是宗喀巴弟子的缘故十九年后,即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

再次到京,明宣宗遂册封他为“至善大慈法王”

由上可见,从大明永乐四年册封帕竹札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始,到大明永乐十三年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为止,在短短九年时间里,明成祖即以极高的

效率对西藏各宗教势力和教派领袖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先后分封了两大法王（大慈法王的最后受封虽是在明宣德年问、但其始封却在永乐时期）、五大教王同

时,在法王、教王之外、明成祖还陆续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明朝永乐年间的这种大规模分封行动,在西藏各地掀

起了一般受封热潮一时间,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僧俗上层纷纷来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辄子封号和官职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在大明永

乐年以后,西藏来京者主要是入贡或请袭封之事,新请封号的情况已极少,这说明在大明永乐年间,明朝对藏区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从上到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已基本完

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调整的内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调整分封重点和对象即将洪武朝时期以授职官为主的分封改为着重授予教派领袖以封号的分封也就是说,在分封对象上把西藏宗教教派领袖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从而改变了洪武时期在分封上突出职官系统而忽视僧人作用的弊端明成祖在分封重点和对象上的这一调整,显然意在利用西藏宗教领袖的影响来巩固和保

持明朝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的特点相吻合

第二、提高分封规格和等级针对洪武朝时期对藏族僧人分封规格偏低情况,明成祖大幅度提高了对僧人的

分封规格,在所封僧人名号中,以“法王”为最高等级、“教王”次之,以下依次为“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等,从而建立起了一套新

的较完善的僧人封号等级制度值得强调的是,明成祖首次对西藏各教派首领实行的普遍封王做法,不仅是对洪武时期西藏政策的重要变革,而且也重大发展

这一做法显然有助于加强明朝对西藏各教派势力的政治凝聚

第三、充分注意了分封的地区性和代表性明成祖时期受封的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其各自的教派如下：

大宝法王：噶玛派；大乘法王：萨迦派；大慈法王：格鲁派；阐化王：帕竹派；赞善王：灵藏派；护教王：萨迦派；阐教王：止贡派；辅教王：达仓派

其中,噶玛派、帕竹派和止贡派是噶举派的分派,达仓派、灵藏派是萨迦派的分派由此可见,在明成祖分

封的三大法王和三大教王中,基本上无一遣漏地囊括了西藏从东部到西部最有实力的几大派系,即后藏的萨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贡、在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大部分地

区拥有相当影响的噶玛噶举；以及在帕竹地方政权扶植下异军突起的格鲁派

从分封的地区性来看,大宝法王的势力范围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大乘法王在后藏,即最西,大慈法王在

前藏,居二者之中,这样的分封布局,体现了明成祖精湛的政策构思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言到“最早的三大法王其势力范围各自占有东部、

中部和西部西藏明朝一向熟知在此三大地域中最大宗派为准,其设置了三大法王,于其间的小空间配置了五名教王,当是依据当时西藏的现实、了解了全部情况后

的决策当我们知道这些教王的封爵几乎都在永乐时代授予时,对于明成祖关于西藏的政策推行得如何妥当,更加感叹不止了”④永乐时代这种充分依据西藏各教

派实力大小和各地区代表性而进行的分封,使明朝与西藏之间建立起了更广泛的政治领属关系

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西藏分封政策的调整,无疑使这一政策更趋完善和成熟但是,对明朝统治者来说,分封作为对西藏体现和行使其主权的一项基本政策,仅止

于分封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强调分封所包含的政治隶属关系,明朝统治者在分封的同时,又建立了一套与之配套的严格的朝贡制度朝贡制度主要针对受封者

制定,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1．“例贡”即各受封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进行的朝贡例贡的宗旨是让西藏受封的各僧俗首领以

定期向明朝廷进贡“方物”形式来表示其政治上对明朝的隶属关系,这种朝贡实际上成为西藏受封的各实力派首领对明朝中央承担的一项特殊政治义务例贡通常三

年一次,但在大明永乐和宣德年间,也出现了一年一贡或二年一贡甚至一年两贡的情况

2．袭职朝贡明朝规定,除三大法王的名号可由师、徒或转世者继承,不必听候中央诏命外,其余五王和

灌顶国师等,其职号的承袭、替代都必须由承袭者遣使或亲自入朝申请承袭,上缴原颁印信、诰敕,旨准后方颁赐新的印信、诰敕,至此完成袭职手续重要首领,

特别是诸王的承袭一般均由朝廷遣专使往封这种袭职朝贡,成为明朝制约和管理西藏各僧俗首领的重要手段

3．谢恩、贺庆朝贡当受封者在得到朝廷特殊恩惠（如赏赐隆厚、准予袭职等）之后．也要入朝进贡以示感谢如弘治八年,大乘法王陆竹坚参巴藏卜,灌顶国师藏卜领占各遣人朝贡,“谢恩袭职”此外,遇有朝廷庆贺大典,如皇帝万寿圣节、皇太子千秋节等,西藏各受封首领也前往朝贡,表示庆贺如宣德元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遣国师班丹扎思巴、净觉慈济大国师班丹扎夫“贡马及方物,贺万寿圣节”

很明显,明朝对西藏各教派首领的分封并未徒具形式,原因就在于明朝对各受封首领规定的一套严密的例贡

和袭职朝贡制度使其以分封来体现的对西藏的政治隶属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因此,对明朝统治者来说,作为分封基础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成为明朝维系和加强与西

藏的政治隶属关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和途径

二

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如何来保证朝贡制度的顺利实施即明朝以什么措施来确保西藏大大小小的各受封首领能按照规定源源不断地前来朝贡

我们知道,明朝与西藏的情况和元朝和比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明朝在对西藏的施政上至少存在两个不利

因素首先,明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缺乏象元朝那样的紧密宗教联系虽然在表面上,明朝统治者（尤其以明成祖为代表）同样优待西藏宗教首领,但这并

非象元朝统治者那样是出自宗教上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和皈依,而更主要是基于一种政策上的考虑正如佐藤长先生指出的那样：“明成祖完全不认为宗教在个人生活

上有需要,他所以优待哈立麻,决非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无疑是由一种政策的立场而出发的”⑤实际上这不仅是明成祖,也可以说是整个明朝统治者对西藏宗教

的基本态度由于明朝统治者并不真正崇信和皈依藏传佛教,这不但导致他们取消了元朝那种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也使他们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

不可能有象元朝那样的特殊宗教联系从而决定了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已经不可能以其同西藏教派势力的宗教联系为基础其次,明朝既不象元朝那样是通过对西藏地

方政权的直接扶持和支撑来行使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同时明朝对西藏权威地位的确立和维系也不是象元朝那样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随时可施加的军事威慑力为后盾明朝虽然也在西北驻军布防,但主要目的是为对付北方的蒙古并阻隔蒙古与西藏的联系,北方蒙古始终是明朝的最大威胁和主要劲敌,双方之间战争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要以任何武力方式或强制性手段来作为对西藏施政的基础也已属不可能所以,明朝唯一的选择是以怀柔和安抚的手段来推行其西藏政策这一点,在明朝推行朝贡制度方面得到了最充分、最集中的反映

对于明王朝来说,保证西藏各受封的实力派首领按规定前来朝贡,既是维系分封的重要政治手段,也是实现明朝与西藏政治隶属关系的主要途径和标志因此,朝贡

制度对于明王朝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而明朝在推行朝贡制度方面无疑采取了一种极明智而又实际的作法,这就是对前来朝贡者回

赐大量财物,优予市贡之利,以经济手段来加强对西藏各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凝聚

这一作法始于明初,当时,明太祖为了安抚前来归降入贡的西藏各大小僧俗首领,除授其官职外,还给予厚

赏到明成祖时,由于对西藏采取积极经略态度并大肆分封和优宠西藏宗教首领,对西藏朝贡者的赏赐也日益丰厚如大明永乐中大宝法王哈立麻入朝,成祖先后赏

赐七次,其中仅金、银两项每次约以百、千两计,此外还有大量金银器皿、丝绸彩缎、钞锭等明朝的赏赐一般分为正赏和贡品价赏两种正赏是根据朝贡者身份和

地位高低而给予的赏赐,正赏数额明朝前期无明确规定,大明成化以后,对一般喇嘛僧人进贡者的正赏数额作了如下规定：“喇嘛僧人等从四川起送到京每人彩缎一

表里,纻丝衣一套、俱本色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阔生绢四匹,纻丝衣一套,内二件本色、衣一件折生绢三匹俱赏钞五十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

十斤从洮河起送来者,到京每人折衣彩缎一表里,后加一表里,纻丝并绫贴里衣二件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生绢四匹俱食茶五十斤、靴袜钞五十锭”

但诸王的正赏远不受此数额限制,尤其是请王亲自入贡者,赏赐往往非常隆厚贡品价赏则是给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大多根据贡物品质高低、数额大小相应给赐

如对进贡马匹均一律给价,宣德前所进马匹不论等第高下都同一给价、大明宣德元年始规定：“中马一,给钞二百五十锭,纻丝一匹；下马一,钞二百锭,纻丝一

匹；下下马一,钞八十锭,纻丝一匹；有疾瘦小不堪者,每一马钞六十锭,绢二匹”⑦明朝赏赐的对象包括遣主、使者和随行人员三部分使者和随行人员的赏赐

在朝贡时颁给,遣主的赏赐则由使者带回对于地区较高的遣主,如诸王等,朝廷还往往派专使赍物回赐之除实物赏赐外,来京使者一般还有赏宴,留边听赏人员

的食宿也由当地官府供给此外,西藏朝贡使团在内地的往返,均由明朝政府沿途驿传提供食宿,“水路递运船,陆路脚力”,并配有伴送人员为其办理登记,过关

手续等

一般而言,明朝的回赐往往三倍于贡物之值⑧,如果加上对朝贡使团每位使者和随行人员的层层赏赐以及承

担他们在内地的护送、马匹、车辆、船只和全部食宿等,其实际支付费用要高得多明朝这种优予贡利的作法,对西藏各大小地方首领显然具有极大吸引力从大明

永乐年起,西藏僧人即渐渐突破明朝规定的三年一贡的入贡期限、开始频繁入贡如大明永乐七年,乌思藏必力工瓦国师端竹监藏即两次遣使朝贡,大宝法王从永乐

七年至十年,每年皆遣使入贡由于所有前往朝贡人员均能得到赏赐,而明朝前期对朝贡人数并无明确限制,故导致了西藏朝贡人数和使团规模的逐年剧增大明宣

德、正统年间,一般为三、四十人,景泰年间增至二、三百人,到天顺年间则猛增至二、三千人可以想象,当多达两、三千人的朝贡使团每年浩浩荡荡地穿梭于西

藏与明朝京城之间,其景象是何等壮观史载“前后终绎不绝,赏赐不赀”这无疑给明朝带来很大财政负担所以,从大明成化以后,明朝在与西藏关系上最感棘

手的问题已远不是如何招来西藏朝贡者,相反而是如何限制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次数和人数

大明成化六年,明朝作出四项规定第一,乌恩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皆三年一贡；第二,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第三,国师以下不得径自遣人入朝；第四,朝贡时各王须将僧人姓名及所贡方物各具印信番文,以凭验入,以杜混冒⑨

上述限制措施显然并未完全得到执行为此在大明隆庆六年明朝不得不再次作出如下限制性规定：第一,将国师、禅师、都指挥使等的袭职朝贡一律并入年例贡

内,袭职后不许再差人谢恩进贡第二,规定未及三年不许来贡,“不愿者不强”,凡贡不如期及年例外多贡者,参作下次例贡之数第三,鉴于使团规模日渐扩大

的局面,不得不在限制赴京人数基础上相对放宽诸王贡使数额,规定阐教、阐化、辅教三王,大乘大宝二王“俱三年一贡,每贡各一千人,内五百人全赏,在京题

给,五百人减赏,本省给与于全赏内起送八人赴京,余留边听赏护教王三年一贡,每贡七百七十五人,内三百八十七人全赏,三百八十八人减赏,全赏内起送六

人赴京,余留边听赏”⑩

不过,除了在大明万历以后明朝对西藏朝贡次数和人数的限制真正有所成效外,在从永乐朝到隆庆朝的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中,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无论在次数和人数上都保持了相当的规模

大明成化八年,礼部奏当年岷、兆等卫奏送各族番人共四千二百余人,除给马值不计外,凡赏彩缎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绢八千五百二十匹,钞二十九万八千三百锭这里还主要是从西北来的藏族,并不完全是乌思藏的朝贡者

大明成化二十一年,阐化工遣使四百六十二人入朝同年,大宝法王、牛耳寨（阐化王下属官）派来谢恩、请求袭替或新招抚的头人使人共一千四百七十人

大明弘治十二年,乌思藏及长沙西宣慰使司各遣人来贡,贡使达二千八百余人

大明正德五年,大乘法王遣使达八百人

大明嘉靖四年,乌思藏、长河西、长宁安抚司贡使过额者达九百四十三人

大明嘉靖十二年,乌恩藏及朵甘贡使达千余人

大明嘉靖十五年,辅教、阐教王和大乘法王及长河西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各进贡,贡使竟多达四千一百七十余人

新一世的大宝法王是按照上一世大宝法王圆寂前所写的信函，

信函之中写明下一世将转世在什么地方的地名，父母亲的名字等，

他的弟子们就按照这个转世信函所写的地址去寻找。

详细的请看《大宝法王传奇——寻找香格里拉》网上可以搜到视频

或电子书《大宝法王传奇》与视频内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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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师”是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550—577）法常为始。

国家的军队。 3王莽设置的职官。 4太师的别称。 5一国的师表。 6指国子祭酒。 7帝王封赐僧人的尊号。始于北齐法常。 8元、明、清亦用以敕封藏传佛教地区(西藏、内蒙等)的上层僧侣。 “国师”是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550—577）法常为始。 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说，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诏高僧法常入宫讲《涅盘经》，尊为国师；国师的名称以此为始。同时又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僧官），统治天下僧尼，亦尊为国师。但从唐法琳的《辩正论》卷三“（僧）实国师”的记载看来，则在北周时似已有国师的称号了。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述国师称号的由来说：“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者，必尊其位，异其称，曰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如是为得其宜。”因此，后来有些学德兼备的高僧，常被当时帝王尊为国师。 不过这种国师的称号，在印度和西域早已流行。《大宋僧史略》卷中《国师》条说：“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内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罗门法，国王封为国师。内则学通三藏，兼达五明，举国皈依，乃彰斯号。”《中阿含经》卷十五《转轮王经》记刹利顶生王时：国师梵志巡行国界，……这是婆罗门为国师的例子。又《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诃梨跋摩传序》记载：佛灭九百年时，有个印度外道论师，想阻止巴连弗王崇敬三宝，就到摩竭陀国来活动。王即募境内学折服了这个外道。王及臣民非常高兴，即与全国人民奉为国师。《慈恩传》卷四也说：印度胜军论师，学德兼备，摩揭陀王很敬重他，便派特使邀请，立为国师。 佛教东传以后，西域也有国师的称号。如前秦建元十八年（382）时，西域车师前部王弥第来访长安，其国师鸠摩罗跋提同来，献胡语《大品般若经》一部（《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又高僧鸠摩炎（即鸠摩罗什之父，他从印度到龟兹，娶其王妹而生罗什），聪明有志节，舍相位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名敬慕，自出郊迎，请为国师（《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此外，汉地高僧也有为当时西域国师的。如陇西高僧法爱，深解经论，兼通术数，为西域芮芮（亦称蠕蠕或柔然国）国师，俸以三千户（《高僧传》卷八《法瑗传》）。 当中国南北朝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和支持，许多高僧赖以开展活动，佛教获得很大的发展。当时许多高僧虽没有国师的称号，但受贵族王侯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等。特别是在北朝，自北齐文宣帝起，历代君主常以国师为宗教领袖的封号。魏文成帝奉沙门统昙曜以师礼，孝文帝称呼《成实论》讲师道登为“朕之师”，北凉沮渠蒙逊对于昙无谶，后赵石勒、石虎对于佛图澄，前秦苻坚对于道安，后秦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等的尊敬，都是相当于国师的礼遇。至北齐文宣帝时，更正式尊称法常为国师。元代法洪所撰的《帝师殿碑》（1321）说：“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惟其道之所存，不以类也。故赵以佛图澄为师，秦以罗什为师。夫二君之师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图国，言足以兴邦，德足以范世，道足以参天地赞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技而然也”（《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南朝陈宣帝，曾以天台智顗为菩萨戒师，隋炀帝也同样以智顗为菩萨戒师，故有时也号为国师（《僧史略》卷下）。隋炀帝时之智顗（早亲南岳大师，修法华三昧，隐居锺山），炀帝屡诏，请问法要，礼为国师（《佛祖统纪》卷九）。 唐高祖时之智满，亦有国师的称号。唐代三百年间，佛教各宗高僧被尊为国师的很多。禅宗的神秀，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密宗方面，金刚智寂后，谥为灌顶国师。不空为帝灌顶，赐号智藏国师。 净土宗有南岳法照为代宗时代的国师。华严宗的澄观，于贞元十五年（799）入宫阐说华严宗旨，德宗赐以大统清凉国师之号；法藏则被封为康藏国师。祖琇在《隆兴编年》卷十五说：“吾释之盛，莫盛于唐，凡三百年间，以道德为天下宗师者不可悉数。”从以上人物看来，此说是符合事实的。 五代时期，虽然战乱不停，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对于高僧的赐号仍见流行，西蜀后主赐无业为佑圣国师，吴越王以天台德韶为国师，南唐以文遂为国大导师，闽王王审知以鼓山神晏为兴圣国师。 宋代佛教是禅宗的全盛时代，禅僧获得赐号者极多，未见有国师的称号。但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于宋时来访我国，至开封谒见神宗，神宗赐以善慧大师之号；寂后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建塔，赐题“日本善慧国师之塔”（常盘大定《日本佛教之研究》二百六十四页）。 辽代崇信佛教，不少僧徒兼任朝廷高官。《契丹国志》卷八说：“（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著名高僧非浊于重熙十八年（1049）为上京管内都僧录，清宁二年（1056）晋至检校太傅太尉，赐纯慧大师之号。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燕京奉福寺圆融国师。圆融名澄渊，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科》三卷，称为燕台奉福寺特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奉福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记》，《辽史拾遗》卷十六）。 到了金代，国师的名义更见明确。《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条说：“浮图之教……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具曰维那。……国师，在京之老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正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 元代的国师，兼有政教的权力；由于朝廷过分宠信喇嘛，造成了许多流弊。元史《释老传》记当时帝师的权力说：“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其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以帕思巴（1239，一说1235—1280）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奉敕新制蒙古字（亦称帕思巴文字）成，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更受赐玉印。至元十七年（1280）以四十二岁（或云四十六岁）入寂，帝极哀悼，赐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的尊号（《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至元初，设立释教总制院，命国师管领释教僧徒及西藏事，同二十五年改为宣政院。其后对于西藏喇嘛特赐或追谥为帝师、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者，不胜枚举。汉族僧人受元朝尊为国师的也有九人，世祖时代的海云国师（1202—1257）最为著名。海云名印简，山西岚谷宁远人，道行孤高，为朝野所重，卓锡燕京庆寿寺。太子生时，诏海云国师摩顶立名。寂后筑塔燕京；元初新筑京城，监筑者谋毁海云国师塔，两雉相合，奏帝欲去其塔。帝云：海云高僧，筑城围之；贵僧之德，千古不磨（其行状详载于近年北京市发见的王万庆撰《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及《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三十五）。大德五年（1301）成宗建大万圣佑国寺于五台山，诏求开山第一代住持，帝师迦罗斯巴推荐洛阳白马寺住持华严学僧文才（号仲华，1241—1302），成宗即铸金印，署他为真觉国师（《佛祖通载》卷二十二）。万松行秀为金、元两朝禅宗第一流人物，深受名相耶律楚材等王侯皈依。佛教史籍虽未见他有国师之号，但元代日僧邵元所撰《山东灵岩寺息庵禅师道行碑记》所云：“大万松雨（秀？）国师下，有雪庭总统，三世而继其灯，息庵也。”万松之为元代的国师也是无疑的（塜本善隆《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九十八页）。天目山中峰明本禅师于至治三年（1323）入寂，敕谥为普应国师。明本于延佑四年（1317）住湖州幻住庵时，著有《幻住庵清规》，在《续藏》本即称它为《普应国师幻住庵清规》。 此外，云南大理地方的左黎，亦被元朝封为国师。左黎滇西人，至京治成宗手疽，封为国师归大理（《滇释记》卷一）。 明代之初，朝廷为加强和西藏等民族的联系，虽仍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但其声势已不如元代之盛。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诏西番、土番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受职赐印，使因俗为治；以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及彩币。自是番僧有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王者，俱赐以金章诰命，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永乐五年（1407），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六）。六年，土鲁番僧清来入贡，封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八年，以番僧绵思吉为净慈妙济国师，以班丹藏卜为净觉弘济国师。十三年，又封乌斯藏的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等。自永乐一朝受封的西藏喇嘛，有阐化、阐教、辅教、护教、赞善五法王，及二西天佛子，九灌顶大国师，十八灌顶国师（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英宗天顺元年（1457），递减番僧封号：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成化四年（1468），魏元、康永韶等上书谏言：“今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又多中国之人习为番教图宠贵者，伏望资遣番僧使之还国。”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等又条陈时政说：“闲住番僧，往往自都纲、禅师、升至国师、佛子、法王等，给与金银印信图书。其有死亡，徒弟承袭，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财物，宜行禁治。”于是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等称号。到武宗时，又大优遇喇嘛。正德二年（1507），升慈恩、能仁、护国三寺禅师为国师，以大慈恩寺领占竹为灌顶大国师。正德五年（1510），武宗自称为大庆法王，并学番语诵番经，所封国师更多。至世宗信仰道教以后，国师的尊号才不多见（《释教部·汇考》卷六）。但穆宗隆庆三年（1569），仍有阐化、阐教、辅教三王入贡，诏依洪武之制，令三年一贡（《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明代汉族僧人之得封国师尊号见于记载者，只有洪熙元年（1425）赐释智光号广善大国师。《明外史·方技传》说：“释子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榜葛刺、泥八刺、地涌塔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 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英宗嗣位，又加号西天佛子。此外，成化间僧继晓初以邪术获封法王和国师，后被革去国师为民（《释教部·汇考》卷六）。又万历间相传漳州闲云石室高僧樵云因超度神宗皇太后，获赐龙袴，俗称为龙袴国师（念西《龙袴国师传》）。但从徧益（《灵峰宗论》卷八之二）所撰《樵云律师塔铭》看来，樵云不过是一个精持戒律兼修净业的高僧而已，并没有国师的称号。 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1644—1661），憨璞性聪、木陈道忞、玉琳通琇等，先后入宫说法，各赐紫衣及尊号。憨璞称为明觉禅师。木陈称为弘觉禅师（清《尤西堂集序》及《八指头陀诗集》八均称为弘觉国师）。玉琳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为玉琳国师，是清代汉族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清代虽为喇嘛教的复兴时期，但喇嘛被封为国师的并不多见。青海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于清初入藏受戒并就学于第五世拉萨大喇嘛等，被认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后，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北京谒见清圣祖，圣祖为建汇宗寺（东庙、黄寺）于内蒙多伦诺尔，令传教于内外蒙古；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灌顶普觉广慈大国师金印”。雍正年间，清世宗又为第十五世章嘉于汇宗寺西方建立了善因寺（西庙、青寺）（天纯《内蒙黄教调查记》）。清初诸帝对于喇嘛的封号甚为谨慎。乾隆特别制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四面碑上，那上面说：喇嘛又称黄教，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注云：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雍正十二年加授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令住持嵩祝寺。 乾隆时代对于章嘉国师虽极礼遇，但章嘉似已不大过问政治。据清礼亲王的《啸亭杂录》（嘉庆年间出版）关于清字经馆的记事说，乾隆三十七年，设清字经馆（即满文藏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综其事，以达天、运筏等助之，考取满人誊录纂修若干员，令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竣。章嘉国师，喇嘛黄教高僧，为乾隆帝所优遇，帝尝以法司案卷命师判决，师合掌答曰：此国之大政，宜由皇上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预也。直到清末，章嘉虽世袭国师称号，实际上只是在蒙藏地区从事宗教活动而已。

正德信封藏传佛教。 正德对伊斯兰只是有点感兴趣，但最信的是藏传佛教。正德皇帝比较喜欢玩，他确实给自己取了同时他还有个蒙古名字叫忽必烈。

楼里有个胡说八道把朱元璋也说成是穆斯林，还说朱元璋老家凤阳城朱姓都是回族能不要造谣了吗？不要无中生有，编造历史。连皇觉寺都能编成清真寺我也是服，实际上中国坐东朝西的佛寺道观也有不少，坐南朝北坐北朝南的清真寺也有。所以单凭朝向就下定义，只能说佩服你的脑洞。并且人家老朱家还有不少后代呢、人家朱明Y染都研究出来了、几万年中国本土土著，属于典型的汉人Y染类型。朱元璋吃猪肉，不仅自己吃，给祖先也吃（祭祀）生前吃死后也吃，明朝皇帝军帽上是真武大帝和六甲神像，永乐皇帝十分推崇真武大帝。成化皇帝有佛装画像，他自己还画过很多佛像，最有名的是儒释道一团和气图。孝宗皇后有道装像，嘉靖皇帝修道修的朝都不上，万历皇帝墓都被掘了，里面有很多关于佛教的东西，其皇后身盖佛教经被，万历手上还有佛珠。就是连对伊斯兰教比较感兴趣的正德，也是更信藏传佛教，他精通梵语，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宠信重用星吉班丹，罗竹班卓、剌麻癿竹、三竹舍刺等藏僧，甚至自称为“大庆法王西觉道圆明自在大定丰盛佛”，命礼部为之铸造金印，兼给诰命，（注：《明武宗实录》卷64，正德五年六月庚子。）并以皇帝和大庆法王的双重名义签署诏诰敕令，并且还有藏文史料佐证。明代皇家墓全都是北斗七星阵。所以朱元璋家族是汉人，而且信仰是儒释道。朱元璋也并没有打压佛教，只是朱元璋规范了限制了一些出家人。并且如果翻看明实录，可以看出明代帝王和藏传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多位皇帝都信仰。洪武年间，朱元璋不仅耗费大量财力和物力，修缮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鸡鸣寺、栖霞寺等许多佛教寺院，还修复、重建朝天宫等一批道教宫观，“凡道家所号天帝之宫，靡不崇饰”。（注：《金陵玄观志》卷1，商辂：《奉敕重建朝天宫》。）而且朱元璋其实他对汉地佛教和道教是有扶持的，他拨给寺观、宫观大量田土、芦荡，免除其税粮和差役，并多次召集名僧举办法会，自己亲戴皮弁，腰插玉圭，率领群臣顶礼膜拜，或征召道士，举办斋醮祈雨，自己“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中，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注：《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戊午。）。

武宗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崇奉藏传佛教的。即位初，官员疏请“屏逐法王、番僧”，武宗“不听”（注：《明武宗实录》卷四，弘治十八年八月己卯。）。其后，他自封为大庆法王外，还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注：[日]佐藤长：《明廷……教崇拜》一文罗列正德年间封授的法王共七位，遗漏了领占班丹，且未引用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无法标出诸法王名号。）：1著肖藏卜，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八月升为法王（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亥。）。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觉法王（注：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79页。）；2那卜坚参，五年四月升为法王；3札巴藏播，五年四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那卜坚参、札巴藏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戊戌。）；4乳奴领占，五年六月升为法王；5舍剌札，五年六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乳奴领占、舍剌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悟法王；6领占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庆法王；7绰吉我些儿，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德法王（注：亦见于《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8星吉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善法王。其余封授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还有很多。武宗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先是，黑帽系编造神话说，武宗为其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的转生（详见后文）。藏僧又宣传说，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动。十年十一月，武宗派太监刘允打着“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号，“以十年为期”，“乘传往迎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按，《明武宗实录》及《明史》记载该藏僧为“西域胡僧”，“土人谓之活佛”，未言其名。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该僧即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大宝法王弥觉多吉。）。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弥觉多吉与刘允相见后，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几年入朝。刘允强请，弥觉多吉遂藏匿不出（注：参阅[日]佐藤长《明代八大教王》（上），载日本《东洋史研究》1962年第21卷第3号。）。刘允部下乃与藏人发生冲突，死伤大半，刘允逃回成都，时武宗已经去世。

>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尊崇理学，以思想为治国之本，但他因早年曾出家为僧，又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为兵，登上帝位后对佛教不能忘情，曾经大兴佛 教，广修庙宇，刻印佛经，但是朱元璋究其根本，小沙弥出身，无法理解佛教的真正道理，鉴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威力，在当时佛教庞杂、混乱的情况下，他 以控制为出发点，对佛教采取整顿，下令分寺院为禅、讲、瑜伽三类，各类僧分住其寺，各安本业，以免僧俗混杂，败坏风教。并令天下僧俗人等不得乱建寺观庵 堂，度僧给牒须按有关规定。朱元璋对佛教的强化管理，目的在于切断它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他还提倡沙门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 经》，力图引导佛教思想的统一。> >　明成祖用僧人道衍（姚广孝）之谋兴“靖难”之师，即帝位后因此礼敬佛教，亲为《法华经》作序，撰《神僧传》，尤重视 喇嘛教，迎哈力麻至京，赐号大宝法王。> >　明武宗，极喜佛教，托名大庆法王，度僧无数。嘉靖帝崇信道教，热心斋醮，佛教势力遭到遏制。而朝由于两宫皇太后笃信佛教，广建寺院，开经厂，印藏经，分送名山大寺，崇佛之势又炽。天启、朝，此风未减。可以说，佛教为大多数帝王所崇信。> >明朝的佛教内部，由于世俗化的影响，除净土宗之外，佛教各派都已经衰落，禅宗的棒喝机锋在数百年的流传中，早已失去其本来意义，成为不学无术者遮掩其窳 陋的把戏，为有识者所深恶痛绝。他们呼吁由虚返实，在修行中增加信仰成分，反对纯务知解。在佛教的理论改造中，由于受到理学的强大影响，佛教的儒家化越来 越明显，开始出现了“三教调和论”和“三教同源论”。> >　三教调和论，也可以称之为“三教相资论”，最有代表的人物是云栖宏（莲池大师），他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在他所撰的警惕自己，奉劝行善的《自知录》中，许多条目完全是儒家伦理的翻版：事君王竭忠效力、敬奉师长、敬兄爱弟、居官视子如民等等。> >“三教同源论”则比“三教调和论”更进一步，认为儒释道三教在根本处是相同的，从形式上说，儒释道三教都是理论学说，任何学说都是人心灵的创造。从内容 上说，儒释道三家学说虽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对世人进行教化，其善世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这正是人类心灵共同的最高的追求，其不同只在于用以教化的 方式和理论特点不同。在这一见解指导下，明代许多佛教僧人主张多读儒道之书，以增加通识。比如，认为精通《易》，可以使微密难见者显明，使显而易见者神 妙。再如认为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佛，学佛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儒。儒释道若真通得一门，其他两门也可以掌握。> >　与“三教同源论”相适 应的则是明代儒学也受到了佛教的巨大影响，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以佛教的一些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他自己曾说过：“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 耳”。在王阳明的理论中，“性善”论与佛教的“本心清静”同出一辙，禅宗中的“直指本心”的修习方式成为儒者的最高境界——“致良知”。与宋儒的理学相 比，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受到佛教影响后，以直截了当而见长，吸引了一批士大夫学佛参禅，如董其昌、“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等等。> >在“三教同源论”的影响下，结社念佛的信佛形式逐步在民间流行，这些信佛的人一方面有出家的欲望，另一方面却有严格恪守儒家的伦理观念，这样的双重性格 被“三教同源论”完全调和，居家念佛的居士逐渐增多，慢慢地成了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适应不同层次信仰的佛教著述问世，现在将这些民 间的著述称之为“善书”和“宝卷”，其内容将儒家伦理完全溶解到佛教教义，或以佛教故事阐扬佛教教义，这些传播方式对民间的社会生活影响极深。> >但是随着佛教化的儒学思想逐步扩大的时候，王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会对思想的控制产生动摇，于是开始了对佛教的打击，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徐桓向皇 帝上书，认为科举考试必须以阐发孔孟之学为准则，不得牵强附会佛教话头。尤其佛教与道教之间矛盾的扩大，统治者认为“异端之害，惟佛为甚”，严禁官员学 佛，如有学者，就要解职。限制了佛教的发展与佛教思想改变的继续进行。> >　统治者入关后，延续了明王朝后期的佛教政策，而且他们信奉的主要是萨满教和喇嘛教，因此对汉地佛教的发展作用不大，尤其在文化领域以理学为根本，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不允许佛教自由的发展，只能承担统治的工具。> >　至于佛教在社会思潮中的作用，由于清代的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重儒学经典，主导思想上恪守传统观念，讲求义理、训诂，因而佛教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思想的一种补充，是他们闲暇时候表示恬淡的一种姿态，说到底，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

确实有统治过，但是并没有像两京十三省那么强的统治力，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是类似于奴儿干都司一样的东西，介于本国和藩属国之间，并没有纳税。

元朝时期西藏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朝统治者任命藏人萨迦派喇嘛为萨嘎班琴，管理西藏的世俗事务。后来元朝爆发内乱，其与西藏的关系逐渐疏远明初，西藏与中原王朝几乎没有接触。

明朝开国皇帝早年出家，后来在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宗教（玛尼教，又称明教）的影响朱元璋派一个叫宗泐的高僧出使西藏，并但愿宗泐能尽量汇集藏传释教的典籍珍本。

然而，尽管朱元璋明朝和西藏的统治时期建立一些联系，但与很多人接触想象不一样的东西。当时西藏已经分裂成许多派别的寺庙，没有派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声称洪武皇帝建立了西藏，西藏颞都市，花甘都司等军事和政治机构，但事实上这种关系甚至吉米都算不上，更喜欢明朝，明朝单方面宣布历史承认这一点，因为西藏精神领袖样的关系并没有在西藏的统治，甚至是主流的力量是不是真的合适。

所以你不能在领土问题上说的是规则的规则，至少也得看别人的感情和态度。人真的有话语权不知道，我不认识你执政，若干行政规划是什么在地图上它的呢？

真正寻求扩大与西藏关系的是明朝第三位皇帝，即明成祖朱棣。朱棣篡夺通过缴获了王位，所以他的生活，他正在寻求合法性。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邀请藏传佛教的噶玛巴和尚哈立麻到南京主持宗教仪式。永乐四年（1407年），藏族僧人哈立麻抵达南京。朱棣下令他举行一个很隆重的欢迎宴会，并发表了大量的精美礼品，专门建立了哈立麻主持普渡大斋寺庙。

另外，朱棣还赏给哈立麻大宝法王封号，这是昔时忽必烈赏给藏传释教高僧八思巴的封号，朱棣但愿借此暗示西藏应该处于明朝的附属国地位。不过哈立麻并没有承认这种依附关系。

从那以后的几年里，藏族僧侣到明朝的次数有了很大的增加，但这些交流却少了一些政治色彩。藏族僧侣来到明朝主要是为了进行宗教仪式活动，也是为了促进明朝和西藏的茶马贸易。朱也利用这些宗教活动来加强他的正统。

虽然明代西藏永乐年间成为了密切的关系无数次明有意无意地暗示明代王国的中心位置，但藏族人不知道或者觉得自己是明朝的主题王朝。他们不需要明干预以维持其与邻国的关系，附着于明朝没有正式表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是完全独立的地位。

明朝虽未驻军，但照样治理西藏事务。

找转世灵童，就是永乐朝开始的，派人入藏找转世灵童，西藏布达拉宫还保明朝派人入藏寻转世灵童，朱元璋到明武宗之前十年，对西藏绝对有真正管理权，共有140年左右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嘉靖年间才不再设乌斯藏，也不留乌斯藏法王、官员、蕃僧，反而驱逐，找转世灵童，就是永乐朝开始的，派人入藏找转世灵童，西藏布达拉宫还保明朝派人入藏寻转世灵童图。

在藏区的归降后，明太祖要求藏民输马作赋、承担徭役，或蒸造乌茶、输纳租米，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

《智者喜宴》里说大宝法王劝导朱棣放弃派兵入藏解决萨伽大殿的争夺问题(最后也解决了)。

公元1414年，永乐皇帝修通了一条从雅安到西藏的驿路。那个时候，征蒙古，下西洋，都花了很多钱，财政非常紧张。而且这条路要穿过崇山峻岭，那个时候又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工期浩大，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收益，所以大臣们都表示反对，怒斥这是一种败家子的行为，但是朱棣铁了心要修通这条路，严办了一些反对的大臣，统一了思想(威逼利诱）以后，明王朝开始修这条路，历经千难万险后，这条路终于修通了。这条路从四川雅安直通藏区，大大加强了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有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条件后，西赞和内地的经3济联系也不断加深，很多商队利用这条通路进行茶叶和丝绸贸易，后来明朝灭亡，但是这条路依旧是中原向西藏施加影响力的纽带。随着这种影响的加深，设想一下如果朱棣没有顶住压力修这条路，后来的清王朝会修这样的路么，如果不修，那么就不会有中原王朝对西藏进军，有实力统治，那随着英国等西方势力的到来，西藏最终会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明史》：永乐五年，明成祖开始大规模恢复驿站，他直接给阐化王下诏：“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同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三卫、川藏等簇，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

同时，成祖还命“都指挥司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令所辖地方骚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明实录》。

经过前后七年的努力，汉藏金桥再次畅通。《明史》载:“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

刘昭，永乐五年(1407)以都指挥同知出使朵甘、乌思藏，建驿站。升都指挥使，镇河州。宣德二年(1427)副陈怀讨平松潘寇乱。累进都督同知。镇西宁二十年，为番汉所畏服。

每有使臣往来，帕竹还有义务提供保护和承担费用。这点在明朝太监侯显出使乌斯藏时，最为明显“给道里费，且遣人防护”。——《明实录·宣宗实录》。

《明实录·孝宗实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其时王卒，其子(即阿吉旺秋第悉)请袭，命番僧二人为正副使往封。此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扎失扎巴坚参请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谢恩仪物，并献其父所领勘合印章为左验，至四川，守臣勤其擅封，逮治论斩，减死戍边，副使以下悉有。”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老阐化王死了，其子请求继承王号，但路途遥远等到明使带着敕书赶到西藏时，新王也死了。

这下作为明使的蕃僧犯难了，敕书上写的可是过世人名字。但他可能是为了省事儿，便将这份不对应的敕书给了继任阐化王。

这事儿让四川官员知道后，马上就弹劾了蕃僧，绳捆索绑押送入京，判了斩立决。后来，孝宗考虑到“番人不足深治”，免其死罪，发配陕西平凉卫充军。

这件事情可以清楚的看出，明朝对帕木竹巴番权的重视，否则大可不必如此上纲上线，严肃处理。

明朝前中期，明朝绝对有乌斯藏的管理权，到了嘉靖年间，驱逐番王、番僧，对乌斯藏放弃，到了万厉年间，乌斯藏再次表示附归，得到张居正认可，但已经没有嘉靖之前对乌斯藏的实力管理。

朱元璋3年到朱厚照之前10年，对西藏绝对有真正管理权，共有140年左右对西藏的管理，正德十年，派刘允使乌斯藏。

刘允一路糜费，声势浩大，经临清、长江三峡至成都，又率兵千人，当时噶玛巴第八世弥觉多杰驻锡之地理塘进发，邀请弥觉多杰随之进京。但是，弥觉多杰自卫藏楚布寺赶到康区自有目的：一是实现前辈多次受丽木土司邀请而未成行的夙愿；二是为劝说木土司皈依佛法，停止对藏某区的用兵。因而以活佛年幼，尚未出痘为由而婉言回绝。迎请不成，刘允盛恕之下决心以武力劫持进京，不料事情败泄，木土司一万余兵趁夜袭击刘允，护送弥觉多杰秘密去了丽江。这标志着明朝开始逐渐丧失乌斯藏的管理权。

嘉靖年间才不再设乌斯藏，不再留乌斯藏官员、法王、番僧，反而驱逐。

明朝嘉靖之前的中央政府，经常派出进藏人员。这些政府官员、宦官、内地僧人、驻京藏僧、藏区首领或宣布诏谕、或延请宗教领袖、或平定动乱、或设置驿站。这些从实际出发的治藏方略能充分反映出当时中央王朝的主权意识。各派各治各地，不得越界，谁越界，就派人入藏处罚，有矛盾，中央随时派人入藏处理。明朝真正失去西藏时间，是在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驱逐京师番僧、法王、放弃乌斯藏，不再封乌思藏都指挥使，之前明朝对乌斯藏是划分自治各管各的，不得越界搞事，否则朝廷派人入藏处罚。

对番僧政治策略，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嘉靖之前京师，都是留下乌斯藏法王、番僧在京，以中央官员巡藏，明朝把汉族犯人、政治犯迁至藏区，即青海、甘肃、四川西部、云南西北，这一政策非常正确，为当地日后稳定立了有力基础。

明朝把汉族犯人、政治犯迁至藏区，即青海、甘肃、四川西部、云南西北，到了清朝，这些地方，已经很好控制，之前，清海没道教的，有了这群汉人，道教也有了，终明一终，以政治犯、犯人迁至戍守，还是一人犯法全家罚迁，都是迁至海南、东北、藏区等少数民族区域，明朝以犯人迁安入少数民族区域，对藏策略，第一，是藏区可以不驻军，但必须迁徙政治犯、犯人，这一政策非常正确。 第二，在京师留驻法王、番师、番僧等人。第三，经常派人入藏巡视（可是在嘉靖年间放弃乌斯藏了），以上策略，清康熙时的都照着做，准葛尔侵藏，只是给了清康熙驻军机会而已。

而永乐一朝的合璧文献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数永乐四年（1406）五世噶玛巴活佛稽留南京时期，明成祖命人根据其为皇帝已故双亲举行的祈福活动而绘制的《荐福图》。该图以后收藏于西藏楚布寺，其总长度超过44米，高逾半米，共由二十二幅连续性彩绘图画构成，皆用汉、藏、波斯、蒙古、回鹘五种语言文字记录相关内容，尽收图文并茂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