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不是真的有国师这官职的？

「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

而不是官职。 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550—577）法常为嚆矢。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说，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诏高僧法常入宫讲《涅槃经》，尊为国师；国师的名称以此为始。同时又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僧官），统治天下僧尼，亦尊为国师。但从唐法琳的《辩正论》卷三「（僧）实国师」的记载看来，则在北周时似已有国师的称号了。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述国师称号的由来说：「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者，必尊其位，异其称，曰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如是为得其宜。」因此，后来有些学德兼备的高僧，常被当时帝王尊为国师。 当中国南北朝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和支援，许多高僧赖以开展活动，佛教获得很大的发展。当时许多高僧虽没有国师的称号，但受贵族王侯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等。特别是在北朝，如魏文成帝奉沙门统昙曜以师礼，孝文帝称呼《成实论》讲师道登为「朕之师」，北凉沮渠蒙逊对于昙无谶，后赵石勒、石虎对于佛图澄，前秦苻坚对于道安，后秦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等的尊敬，都是相当于国师的礼遇。至北齐文宣帝时，更正式尊称法常为国师。 南朝陈宣帝，曾以天台智顗为菩萨戒师，隋炀帝也同样以智顗为菩萨戒师，故有时也号为国师（《僧史略》卷下）。隋炀帝时之智顗（早亲南岳大师，修法华三昧，隐居钟山），炀帝屡诏，请问法要，礼为国师（《佛祖统纪》卷九）。唐高祖时之智满，亦有国师的称号。唐代三百年间，佛教各宗高僧被尊为国师的很多。禅宗的神秀，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密宗方面，金刚智寂后，諡为灌顶国师。不空为帝灌顶，赐号智藏国师。净土宗有南岳法照为代宗时代的国师。华严宗的澄观，于贞元十五年（799）入宫阐说华严宗旨，德宗赐以大统清凉国师之号；法藏则被封为康藏国师。 五代时期，虽然战乱不停，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对于高僧的赐号仍见流行，西蜀后主赐无业为祐圣国师，吴越王以天台德韶为国师，南唐以文遂为国大导师，闽王王审知以鼓山神晏为兴圣国师。 宋代佛教是禅宗的全盛时代，禅僧获得赐号者极多，未见有国师的称号。但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于宋时来访我国，至开封谒见神宗，神宗赐以善慧大师之号；寂后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建塔，赐题「日本善慧国师之塔」。 辽代崇信佛教，不少僧徒兼任朝廷高官。《契丹国志》卷八说：「（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著名高僧非浊于重熙十八年（1049）为上京管内都僧录，清宁二年（1056）晋至检校太傅太尉，赐纯慧大师之号。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燕京奉福寺圆融国师。圆融名澄渊，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科》三卷，称为燕台奉福寺特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奉福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记》，《辽史拾遗》卷十六）。 到了金代，国师的名义更见明确。《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条说：「浮图之教……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具曰维那。……国师，在京之老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正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 元代的国师，兼有政教的权力；由于朝廷过分宠信喇嘛，造成了许多流弊。元史《释老传》记当时帝师的权力说：「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其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以帕思巴（1239，一说1235—1280）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奉敕新制蒙古字（亦称帕思巴文字）成，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更受赐玉印。至元初，设立释教总制院，命国师管领释教僧徒及 事，同二十五年改为宣政院。其后对于 喇嘛特赐或追諡为帝师、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者，不胜枚举。 汉族僧人受元朝尊为国师的也有九人，世祖时代的海云国师（1202—1257）最为著名。海云名印简，山西岚谷宁远人，道行孤高，为朝野所重，卓锡燕京庆寿寺。太子生时，诏海云国师摩顶立名。寂后筑塔燕京。帝云：海云高僧，筑城围之；贵僧之德，千古不磨。大德五年（1301）成宗建大万圣祐国寺于五台山，诏求开山第一代住持，帝师迦罗斯巴推荐洛阳白马寺住持华严学僧文才（号仲华，1241—1302），成宗即铸金印，署他为真觉国师（《佛祖通载》卷二十二）。万松行秀为金、元两朝禅宗第一流人物，深受名相耶律楚材等王侯皈依。佛教史籍虽未见他有国师之号，但元代日僧邵元所撰《山东灵巖寺息庵禅师道行碑记》所云：「大万松雨（秀？）国师下，有雪庭总统，三世而继其灯，息庵也。」万松之为元代的国师也是无疑的。天目山中峰明本禅师于至治三年（1323）入寂，敕諡为普应国师。明本于延祐四年（1317）住湖州幻住庵时，著有《幻住庵清规》，在《续藏》本即称它为《普应国师幻住庵清规》。此外，云南大理地方的左黎，亦被元朝封为国师。左黎滇西人，至京治成宗手疽，封为国师归大理（《滇释记》卷一）。 明代之初，朝廷为加强和 等民族的联系，虽仍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但其声势已不如元代之盛。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诏西番、土番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受职赐印，使因俗为治；以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及彩币。自是番僧有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王者，俱赐以金章诰命，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永乐五年（1407），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六）。六年，土鲁番僧清来入贡，封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八年，以番僧绵思吉为净慈妙济国师，以班丹藏卜为净觉弘济国师。十三年，又封乌斯藏的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等。自永乐一朝受封的 喇嘛，有阐化、阐教、辅教、护教、赞善五法王，及二西天佛子，九灌顶大国师，十八灌顶国师（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 记》上）。 英宗天顺元年（1457），递减番僧封号：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成化四年（1468），魏元、康永韶等上书谏言：「今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又多中国之人习为番教图宠贵者，伏望资遣番僧使之还国。」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等又条陈时政说：「闲住番僧，往往自都纲、禅师、升至国师、佛子、法王等，给与金银印信图书。其有死亡，徒弟承袭，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财物，宜行禁治。」于是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等称号。到武宗时，又大优遇喇嘛。正德二年（1507），升慈恩、能仁、护国三寺禅师为国师，以大慈恩寺领占竹为灌顶大国师。正德五年（1510），武宗自称为大庆法王，并学番语诵番经，所封国师更多。至世宗信仰道教以后，国师的尊号才不多见（《释教部‧汇考》卷六）。但穆宗隆庆三年（1569），仍有阐化、阐教、辅教三王入贡，诏依洪武之制，令三年一贡（《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明代汉族僧人之得封国师尊号见于记载者，只有洪熙元年（1425）赐释智光号广善大国师。《明外史‧方技传》说：「释子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榜葛刺、泥八刺、地涌塔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英宗嗣位，又加号西天佛子。此外，成化间僧继晓初以邪术获封法王和国师，后被革去国师为民（《释教部‧汇考》卷六）。又万历间相传漳州闲云石室高僧樵云因超度神宗皇太后，获赐龙裤，俗称为龙裤国师（念西《龙裤国师传》）。但从遍益（《灵峰宗论》卷八之二）所撰《樵云律师塔铭》看来，樵云不过是一个精持戒律兼修净业的高僧而已，并没有国师的称号。 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1644—1661），憨璞性聪、木陈道忞、玉琳通琇等，先后入宫说法，各赐紫衣及尊号。憨璞称为明觉禅师。木陈称为弘觉禅师（清《尤西堂集序》及《八指头陀诗集》八均称为弘觉国师）。玉琳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为玉琳国师，是清代汉族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清代虽为喇嘛教的复兴时期，但喇嘛被封为国师的并不多见。青海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于清初入藏受戒并就学于第五世 大喇嘛等，被认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后，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北京谒见清圣祖，圣祖为建汇宗寺（东庙、黄寺）于内蒙多伦诺尔，令传教于内外蒙古；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灌顶普觉广慈大国师金印」。雍正年间，清世宗又为第十五世章嘉于汇宗寺西方建立了善因寺（西庙、青寺）（天纯《内蒙黄教调查记》）。清初诸帝对于喇嘛的封号甚为谨慎。乾隆特别制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四面碑上，那上面说：喇嘛又称黄教，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注云：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雍正十二年加授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令住持嵩祝寺。 乾隆时代对于章嘉国师虽极礼遇，但章嘉似已不大过问政治。据清礼亲王的《啸亭杂录》（嘉庆年间出版）关于清字经馆的记事说，乾隆三十七年，设清字经馆（即满文藏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综其事，以达天、运筏等助之，考取满人誊录纂修若干员，令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竣。

参考: big5jiexieyin/showxpage=7&id=2851&cid=150(中国佛教仪轨制度

作者:林子青)

根据国语辞典

有五项解释： 国家的军队。左传˙襄公十八年：子殿国师，齐之辱也。 一国的师表。后汉书˙卷二十七˙赵典传：公卿复表典笃学博闻，宜备国师。 王莽时设立的官名。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 六朝时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师。梁书˙卷四十一˙王承传：三世为国师，前代未之有也，当世以为荣。 古代帝王对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尊称。景德传灯录˙卷五˙西京光宅寺慧忠禅师：时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敕令与国师试验，三藏才见师，便礼拜立于右边。

“国师”是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550—577）法常为始。

国家的军队。 3王莽设置的职官。 4太师的别称。 5一国的师表。 6指国子祭酒。 7帝王封赐僧人的尊号。始于北齐法常。 8元、明、清亦用以敕封藏传佛教地区(西藏、内蒙等)的上层僧侣。 “国师”是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550—577）法常为始。 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说，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诏高僧法常入宫讲《涅盘经》，尊为国师；国师的名称以此为始。同时又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僧官），统治天下僧尼，亦尊为国师。但从唐法琳的《辩正论》卷三“（僧）实国师”的记载看来，则在北周时似已有国师的称号了。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述国师称号的由来说：“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者，必尊其位，异其称，曰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如是为得其宜。”因此，后来有些学德兼备的高僧，常被当时帝王尊为国师。 不过这种国师的称号，在印度和西域早已流行。《大宋僧史略》卷中《国师》条说：“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内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罗门法，国王封为国师。内则学通三藏，兼达五明，举国皈依，乃彰斯号。”《中阿含经》卷十五《转轮王经》记刹利顶生王时：国师梵志巡行国界，……这是婆罗门为国师的例子。又《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诃梨跋摩传序》记载：佛灭九百年时，有个印度外道论师，想阻止巴连弗王崇敬三宝，就到摩竭陀国来活动。王即募境内学折服了这个外道。王及臣民非常高兴，即与全国人民奉为国师。《慈恩传》卷四也说：印度胜军论师，学德兼备，摩揭陀王很敬重他，便派特使邀请，立为国师。 佛教东传以后，西域也有国师的称号。如前秦建元十八年（382）时，西域车师前部王弥第来访长安，其国师鸠摩罗跋提同来，献胡语《大品般若经》一部（《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又高僧鸠摩炎（即鸠摩罗什之父，他从印度到龟兹，娶其王妹而生罗什），聪明有志节，舍相位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名敬慕，自出郊迎，请为国师（《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此外，汉地高僧也有为当时西域国师的。如陇西高僧法爱，深解经论，兼通术数，为西域芮芮（亦称蠕蠕或柔然国）国师，俸以三千户（《高僧传》卷八《法瑗传》）。 当中国南北朝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和支持，许多高僧赖以开展活动，佛教获得很大的发展。当时许多高僧虽没有国师的称号，但受贵族王侯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等。特别是在北朝，自北齐文宣帝起，历代君主常以国师为宗教领袖的封号。魏文成帝奉沙门统昙曜以师礼，孝文帝称呼《成实论》讲师道登为“朕之师”，北凉沮渠蒙逊对于昙无谶，后赵石勒、石虎对于佛图澄，前秦苻坚对于道安，后秦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等的尊敬，都是相当于国师的礼遇。至北齐文宣帝时，更正式尊称法常为国师。元代法洪所撰的《帝师殿碑》（1321）说：“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惟其道之所存，不以类也。故赵以佛图澄为师，秦以罗什为师。夫二君之师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图国，言足以兴邦，德足以范世，道足以参天地赞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技而然也”（《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南朝陈宣帝，曾以天台智顗为菩萨戒师，隋炀帝也同样以智顗为菩萨戒师，故有时也号为国师（《僧史略》卷下）。隋炀帝时之智顗（早亲南岳大师，修法华三昧，隐居锺山），炀帝屡诏，请问法要，礼为国师（《佛祖统纪》卷九）。 唐高祖时之智满，亦有国师的称号。唐代三百年间，佛教各宗高僧被尊为国师的很多。禅宗的神秀，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密宗方面，金刚智寂后，谥为灌顶国师。不空为帝灌顶，赐号智藏国师。 净土宗有南岳法照为代宗时代的国师。华严宗的澄观，于贞元十五年（799）入宫阐说华严宗旨，德宗赐以大统清凉国师之号；法藏则被封为康藏国师。祖琇在《隆兴编年》卷十五说：“吾释之盛，莫盛于唐，凡三百年间，以道德为天下宗师者不可悉数。”从以上人物看来，此说是符合事实的。 五代时期，虽然战乱不停，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对于高僧的赐号仍见流行，西蜀后主赐无业为佑圣国师，吴越王以天台德韶为国师，南唐以文遂为国大导师，闽王王审知以鼓山神晏为兴圣国师。 宋代佛教是禅宗的全盛时代，禅僧获得赐号者极多，未见有国师的称号。但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于宋时来访我国，至开封谒见神宗，神宗赐以善慧大师之号；寂后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建塔，赐题“日本善慧国师之塔”（常盘大定《日本佛教之研究》二百六十四页）。 辽代崇信佛教，不少僧徒兼任朝廷高官。《契丹国志》卷八说：“（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著名高僧非浊于重熙十八年（1049）为上京管内都僧录，清宁二年（1056）晋至检校太傅太尉，赐纯慧大师之号。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燕京奉福寺圆融国师。圆融名澄渊，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科》三卷，称为燕台奉福寺特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奉福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记》，《辽史拾遗》卷十六）。 到了金代，国师的名义更见明确。《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条说：“浮图之教……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具曰维那。……国师，在京之老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正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 元代的国师，兼有政教的权力；由于朝廷过分宠信喇嘛，造成了许多流弊。元史《释老传》记当时帝师的权力说：“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其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以帕思巴（1239，一说1235—1280）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奉敕新制蒙古字（亦称帕思巴文字）成，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更受赐玉印。至元十七年（1280）以四十二岁（或云四十六岁）入寂，帝极哀悼，赐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的尊号（《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至元初，设立释教总制院，命国师管领释教僧徒及西藏事，同二十五年改为宣政院。其后对于西藏喇嘛特赐或追谥为帝师、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者，不胜枚举。汉族僧人受元朝尊为国师的也有九人，世祖时代的海云国师（1202—1257）最为著名。海云名印简，山西岚谷宁远人，道行孤高，为朝野所重，卓锡燕京庆寿寺。太子生时，诏海云国师摩顶立名。寂后筑塔燕京；元初新筑京城，监筑者谋毁海云国师塔，两雉相合，奏帝欲去其塔。帝云：海云高僧，筑城围之；贵僧之德，千古不磨（其行状详载于近年北京市发见的王万庆撰《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及《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三十五）。大德五年（1301）成宗建大万圣佑国寺于五台山，诏求开山第一代住持，帝师迦罗斯巴推荐洛阳白马寺住持华严学僧文才（号仲华，1241—1302），成宗即铸金印，署他为真觉国师（《佛祖通载》卷二十二）。万松行秀为金、元两朝禅宗第一流人物，深受名相耶律楚材等王侯皈依。佛教史籍虽未见他有国师之号，但元代日僧邵元所撰《山东灵岩寺息庵禅师道行碑记》所云：“大万松雨（秀？）国师下，有雪庭总统，三世而继其灯，息庵也。”万松之为元代的国师也是无疑的（塜本善隆《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九十八页）。天目山中峰明本禅师于至治三年（1323）入寂，敕谥为普应国师。明本于延佑四年（1317）住湖州幻住庵时，著有《幻住庵清规》，在《续藏》本即称它为《普应国师幻住庵清规》。 此外，云南大理地方的左黎，亦被元朝封为国师。左黎滇西人，至京治成宗手疽，封为国师归大理（《滇释记》卷一）。 明代之初，朝廷为加强和西藏等民族的联系，虽仍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但其声势已不如元代之盛。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诏西番、土番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受职赐印，使因俗为治；以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及彩币。自是番僧有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王者，俱赐以金章诰命，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永乐五年（1407），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六）。六年，土鲁番僧清来入贡，封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八年，以番僧绵思吉为净慈妙济国师，以班丹藏卜为净觉弘济国师。十三年，又封乌斯藏的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等。自永乐一朝受封的西藏喇嘛，有阐化、阐教、辅教、护教、赞善五法王，及二西天佛子，九灌顶大国师，十八灌顶国师（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英宗天顺元年（1457），递减番僧封号：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成化四年（1468），魏元、康永韶等上书谏言：“今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又多中国之人习为番教图宠贵者，伏望资遣番僧使之还国。”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等又条陈时政说：“闲住番僧，往往自都纲、禅师、升至国师、佛子、法王等，给与金银印信图书。其有死亡，徒弟承袭，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财物，宜行禁治。”于是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等称号。到武宗时，又大优遇喇嘛。正德二年（1507），升慈恩、能仁、护国三寺禅师为国师，以大慈恩寺领占竹为灌顶大国师。正德五年（1510），武宗自称为大庆法王，并学番语诵番经，所封国师更多。至世宗信仰道教以后，国师的尊号才不多见（《释教部·汇考》卷六）。但穆宗隆庆三年（1569），仍有阐化、阐教、辅教三王入贡，诏依洪武之制，令三年一贡（《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明代汉族僧人之得封国师尊号见于记载者，只有洪熙元年（1425）赐释智光号广善大国师。《明外史·方技传》说：“释子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榜葛刺、泥八刺、地涌塔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 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英宗嗣位，又加号西天佛子。此外，成化间僧继晓初以邪术获封法王和国师，后被革去国师为民（《释教部·汇考》卷六）。又万历间相传漳州闲云石室高僧樵云因超度神宗皇太后，获赐龙袴，俗称为龙袴国师（念西《龙袴国师传》）。但从徧益（《灵峰宗论》卷八之二）所撰《樵云律师塔铭》看来，樵云不过是一个精持戒律兼修净业的高僧而已，并没有国师的称号。 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1644—1661），憨璞性聪、木陈道忞、玉琳通琇等，先后入宫说法，各赐紫衣及尊号。憨璞称为明觉禅师。木陈称为弘觉禅师（清《尤西堂集序》及《八指头陀诗集》八均称为弘觉国师）。玉琳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为玉琳国师，是清代汉族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清代虽为喇嘛教的复兴时期，但喇嘛被封为国师的并不多见。青海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于清初入藏受戒并就学于第五世拉萨大喇嘛等，被认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后，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北京谒见清圣祖，圣祖为建汇宗寺（东庙、黄寺）于内蒙多伦诺尔，令传教于内外蒙古；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灌顶普觉广慈大国师金印”。雍正年间，清世宗又为第十五世章嘉于汇宗寺西方建立了善因寺（西庙、青寺）（天纯《内蒙黄教调查记》）。清初诸帝对于喇嘛的封号甚为谨慎。乾隆特别制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四面碑上，那上面说：喇嘛又称黄教，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注云：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雍正十二年加授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令住持嵩祝寺。 乾隆时代对于章嘉国师虽极礼遇，但章嘉似已不大过问政治。据清礼亲王的《啸亭杂录》（嘉庆年间出版）关于清字经馆的记事说，乾隆三十七年，设清字经馆（即满文藏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综其事，以达天、运筏等助之，考取满人誊录纂修若干员，令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竣。章嘉国师，喇嘛黄教高僧，为乾隆帝所优遇，帝尝以法司案卷命师判决，师合掌答曰：此国之大政，宜由皇上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预也。直到清末，章嘉虽世袭国师称号，实际上只是在蒙藏地区从事宗教活动而已。

国师”是中国历代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有时也作为僧官的一种。中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550-577)法常为嚆矢。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诏高僧法常入宫讲《涅盘经》，尊为国师，国师的名称以此为始。同时又以沙门法上为大统，统治天下僧尼，亦尊为国师。但从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僧“实国师”的记载看来，则北周(557-581)时也有国师的称号了。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述国师称号的由来时说：“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者，心尊其位，异其称，曰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如是为得其宜。”因此，后来有些学德兼备的高僧，常被当时帝王尊为国师。

不过，这种国师的称号，在印度和西域早已流行。《大宋僧史略》卷中“国师”条说：“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内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罗门法，国王封为国师。内则学通三藏，兼达五明，举国皈依，乃彰斯号。”《中阿含经·转轮王经》卷十五记刹利顶生王时，国师梵志巡行国界。这是婆罗门为国师的例子。《出三藏记集·诃梨跋摩传序》卷十一记载，佛灭九百年时，有个印度外道论师，想阻止巴连弗王崇敬三宝，就到摩揭陀国来活动。王即招募境内学者；谁能以辩论折服外道的，当奉为国师。诃梨跋摩应募而至，折服了这个外道。王及臣民非常高兴，即与全国人民奉他为国师。《慈恩传》卷四也说：印度胜军论师，学德兼备，摩揭陀王很敬重他，便派特使邀请，立为国师。

佛教东传以后，西域也有国师的称号。如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西域车师前部王弥第来访长安，其国师鸠摩罗跋提同来，献胡语《大品般若经》一部(《出三藏记集·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卷八)。又高僧鸠摩炎(即鸠摩罗什之父，他从印度到龟兹，娶其王妹而生罗什)，聪明有志节，舍相位出家，东渡葱岭。龟兹王闻名敬慕，自出郊迎，请为国师(《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卷十四)。此外，汉地高僧也有为当时西域国师的。如陇西高僧法爱，深解经论，兼通术数，为西域芮芮(亦称蠕蠕或柔然国)国师，奉以三千户(《高僧传·法瑗传》卷八)。

至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和支持，许多高僧赖以大力弘法，佛教获得很大发展。当时许多高僧虽没有国师的称号，但受贵族王侯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等。特别是北朝，如魏文成帝奉沙门统昙曜以师礼，孝文帝称呼《成实论》讲师道登为“朕之师”，北凉沮渠蒙逊对于昙无谶，后赵石勒、石虎对于佛图澄，前秦苻坚对于道安，后秦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等的尊敬等，都是相当于国师的礼遇。至北齐文宣帝时，更正式尊称法常为国师。元代法洪所撰《帝师殿碑》(1321)说：“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惟其道之所存，不以类也。故赵以佛图澄为师，秦以罗什为师。夫二君之师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图国，言足以兴邦，德足以范世，道路足以参天地赞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技而然也。”(《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南朝陈宣帝，曾以天台智□为菩萨戒师，隋炀帝同样也以智□为菩萨戒师，有时也号为国师(《大宋僧史略》卷下)。隋炀帝时之智□，早亲承南岳大师，修法华三昧，后隐居钟山，炀帝屡诏，请问法要，礼为国师(《佛祖统纪》卷九)。唐高祖时之智满，亦有国师称号。唐代三百年间，佛教各宗高僧被尊为国师的很多。禅宗的神秀，历则天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被尊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密宗方面，金刚智圆寂后，谥为灌顶国师。不空为帝灌顶，赐号智藏国师。净土宗有南岳法照为代宗时代的国师。华严宗的澄观，于贞元十五年(799)入宫阐释华严宗旨，德宗赐以大统清凉国师之号；法藏则被封为康藏国师。祖琇在《隆兴佛教编年》卷十五说：“吾释之盛，莫盛于唐，凡三百年问，以道德为天下宗师者不可胜数。”从以上人物看来，此说庶几近于事实。

五代时期，虽然战乱不停，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对于高僧的赐号仍很流行。西蜀后主赐无业为佑圣国师，吴越王以天台德韶为国师，南唐以文遂为国大导师，闽王王审知以鼓山神晏为兴圣国师。

宋代佛教是禅宗的全盛时期，禅僧获得赐号者极多。但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以宋时来访中国，至开封谒见神宗，神宗赐以善慧大师之号，圆寂后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建塔，赐题“日本善慧国师之塔”，这算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常盘大定《日本佛教之研究》第二百六十四页)。

辽代崇信佛教，不少僧徒兼任朝廷高官。《契丹国志》卷八说，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摄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著名高僧非浊于重熙十八年(1049)为上京管内都僧录，清宁二年(1056)晋升为检校太傅太尉，赐纯慧大师之号。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燕京奉福寺圆融国师。圆融名澄渊，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抄详集记》十四卷，《科》三卷，被称为燕台奉福寺特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辽史拾遗·奉福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记》卷十六)。

到了金代，国师的名义更见明确。《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条说：“浮图之教，……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国师，在京之老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正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

元代的国师，兼有政教的权力。由于朝廷过分宠信喇嘛，造成许多流弊。《元史·释老传》记当时帝师的权力说：“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其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以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奉敕新制蒙古字成，升号为帝师大定法王，更受赐玉印。至元十七年(1280)以四十二岁入寂，帝极哀痛，赐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的尊号(《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至元初，曾立释教总制院，命国师管领释教僧徒及西藏事，至元二十五年，改为宣政院。其后对于西藏喇嘛特赐或追谥为帝师、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者，不胜枚举。

汉族僧人被元朝尊为国师的也有九人，世祖时代的海云国师最为著名。海云名印简，山西岚谷宁远人，道行孤高，为朝野所重，卓锡燕京庆寿寺。太子生时，诏海云国师摩顶立名。寂后筑塔燕京。元初新筑京城，监筑者谋毁海云国师塔，两雉相合，奏帝欲去其塔。帝曰：“海云高僧，筑城围之；贵僧之德，千古不磨。”(其行状见于北京市发现的王万庆撰《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及《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三十五)。大德五年(1301)成宗建大万圣国寺于五台山，诏求开山第一代住持，帝师迦罗斯巴推荐洛阳白马寺住持华严学僧文才，成宗即铸金印，署其为真觉国师(《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万松行秀为金、元两朝禅宗第一流人物，深受名相耶律楚材等王侯皈依。佛教史籍虽未见他有国师称号，但元代日僧邵元所撰《山东灵岩寺息庵禅师道行碑记》所云：“大万松雨(秀？)国师下，有雪庭总统，三世而继其灯，息庵也。”万松之为元代的国师也是无疑的(冢本善隆《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第九十八页)。天目山中峰明本禅师于至治三年(1323)入寂，敕谥为普应国师。明本于延佑四年(1317)住湖州幻住庵时，著有《幻庵清规》，《续藏》则直称其为《普应国师幻住庵清规》。此外，云南大理地方的左黎，亦被元朝封为国师。左黎为滇西人，至京治成宗手疽，封为国师后归大理(《滇释记》卷一)。

明代之初，朝廷为加强和西藏等民族的联系，虽仍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但其声势已不如元代之盛。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诏西番、土番各族酋长，推举过去有官职者至京受职赐印，使因俗为治。以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及彩币。自是番僧有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王者，俱赐以金章诰命，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永乐五年(1407)，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六)。永乐六年，吐番僧清来入贡，封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永乐八年，以番僧绵思吉为净慈妙济国师。以班丹藏卜为净觉弘济国师。永乐十三年，又封乌斯藏的释迦也夫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等。自永乐一朝受封的西藏喇嘛，有阐化、阐教、辅教、护教、赞善五法王，及二西天佛子，九灌顶大国师，十八灌顶国师(魏源《圣武记·国朝抚绥西藏记》卷五上)。

英宗天顺元年(1457)，递减番僧封号，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成化四年(1468)，魏元，康永韵等上书谏言：“今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又多中国之人习为番教图宠贵者，伏望资遣番僧使之还国。”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又条陈时政说：“闲住番僧，往往自都纲、禅师升至国师、佛子、法王等，给予金银印信图书。其有死亡，徒弟承袭，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财物，宜行禁治。”于是明政府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等称号。到武宗时，又大优遇喇嘛。正德二年(1507)，升慈恩、能仁、护国三寺禅师为国师，以大慈恩寺领占竹为灌顶大国师。正德五年(1510)，武宗自称为大庆法王，并学番语诵番经，所封国师更多。至世宗信仰道教以后，国师的尊号才不多见(《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六)。但穆宗隆庆三年(1569)，仍有阐化、阐教、辅教三王入贡，诏依洪武之制，令三年一贡(《明史》卷三三一)。

明代汉族僧人得国师封号见于记载者，只有洪熙元年(1425)赐释智光号广善大国师。《明外史·方伎传》说：“释子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榜葛剌、地涌塔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英宗嗣位，又加号西天佛子。此外，成化间僧继晓，初以邪术获封法王和国师，后被革去国师为民(《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又万历年间相传漳州闲云石室高僧樵云因超度神宗皇太后，获赐龙袴，俗称为龙袴国师(念西《龙袴国师传》)。但从蕅益所撰《樵云律师塔铭》(《灵峰宗论》卷八之二)看来，樵云不过是一个精持戒律兼修净业的高僧而已，并没有国师的称号。

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1644-1661)，憨璞性聪、木陈道态、玉琳通琇等，先后入宫说法，各赐紫衣及封号。憨璞称为明觉祥师。木陈称为弘觉禅师(清《尤西堂集序》及《八指头陀诗集》卷八，均称其为弘觉国师)。玉琳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为玉琳国师，此是清代汉传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

清代号为喇嘛教的复兴时期，但喇嘛被封为国师的并不多见。青海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于清初入藏受戒并受学于第五世拉萨大喇嘛，被认定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后，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北京谒见清圣祖，圣祖为其建汇宗寺子内蒙多伦诺尔，令传教于内外蒙古；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灌顶普觉广慈大国师金印”。雍正年间，清世宗又为第十五世章嘉于汇宗寺西建立了善因寺(天纯《内蒙黄教调查记》)。清初诸帝对于喇嘛的封号甚为谨慎。乾隆特制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四面碑上，其上曰：喇嘛又称黄教，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又注云：“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雍正十二年加授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令住持嵩视寺。”

乾隆时代对于章嘉国师虽极礼遇，但章嘉似乎不大过问政治。据清礼亲王的《啸亭杂录》关于清字经馆的记述说，乾隆三十七年，设清字经馆(即满文藏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综其事，以达天、运筏等助之，考取满人誊录员、纂修若干员，令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成。帝尝以法司案卷命师判决。师合掌答曰：“此国之大政，宜由皇上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预也。”直至清末，章嘉虽世袭国师称号，实际上只是在蒙藏地区从事宗教活动而已。

史部通典职官典》里记载：太师，古官。殷纣时，箕子为之。太傅，古官。傅，傅之德义也。 周成王时，毕公为太傅。太保，古官。殷太甲时，伊尹为太保。太宰，于殷为六太，于周为六卿，亦曰冢宰。太尉，秦官。月令曰：“孟夏，太尉赞杰俊。”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为号。

太师

太师，古官。殷纣时，箕子为之。

周武王时太公，成王时周公，并为太师。周公薨，毕公代之。

秦及汉初并无，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绶，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莽为太傅。光常称疾，不敢与莽并。太后诏：“ 令太师无朝，赐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赐食十七物。”十七物者，食具十七种物也。灵寿，木名。汉东京又废。献帝初，董卓为太师，卓诛又废。

魏世不置。

晋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讳师，故置太宰，以代太师之名，晋书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齐王冏为太师”。当时撰述者之误也。秩增三司。蜀李雄僭号，时范长生自西山乘素舆诣成都，雄拜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

后魏、北齐、后周、隋、大唐皆有之。天宝以前，唯以其官赠仲尼及长孙祯、武士□、窦毅、韦玄贞、张说、裴光庭而已。□音忧缚反。

太傅

太傅，古官。傅，傅之德义也。 周成王时，毕公为太傅。

汉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绶。初用王陵，后省。八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为之。

后汉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无常职。光武以卓茂为之，薨，省。明帝又以邓禹为之。邓禹字仲华，以元功拜太傅，进见东向。又张禹字伯达，迁太傅，舍于宫中，太官进食，五日一归府。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章帝以赵熹三世在位，为国元老，乃以为太傅。和帝即位，幼弱，以邓彪有高名，海内归仁，征为太傅，百官总己以听之，恩宠之异，莫与为比。其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则省。胡广注曰：“犹古冢宰总己之义。”桓帝践祚，已加元服，不复置傅，但令太尉胡广、司徒赵戒领尚书事。至灵帝，复以陈蕃为太傅，与广参录尚书事。陈蕃志欲芟夷阉竖，以清本朝，世乱谗胜，用殒厥身。胡广代之，拱默而已。

魏初置太傅，以钟繇为之。钟繇字元常，迁太傅，有疾。时华歆亦以高年病，朝见，皆使乘舆上殿就坐。 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晋宋金章紫绶，进贤三梁冠，介帻，绛朝服，佩山玄玉。

梁、后魏、北齐、后周及大唐皆有。

太保

太保，古官。殷太甲时，伊尹为太保。

周成王时，召公为太保。

汉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为之。光武中兴，省。

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郑冲为之。冲，字文和。 位在三司上。

晋武初践祚，以王祥为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太保，所以训护人主、导以德义者也。汝南王亮为太宰，录尚书事，与太保卫瓘对掌朝政。又卫瓘为太保，以公就第，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也。章绶佩服冠秩与太傅同。

梁、后魏、北齐、后周、隋及大唐皆有之。天宝以前，唯以其官赠窦季谋一人而已。

太宰

太宰，于殷为六太，于周为六卿，亦曰冢宰。

周武时，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

秦、汉、魏并不置。平帝加王莽号曰宰衡。

晋初，依周礼，备置三公。三公之职，太师居首，以景帝名师，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献王孚居焉。增掾属十人，盖为太师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何曾为太宰，朝会乘舆入朝，剑履上殿，如萧何、田千秋、钟繇故事。又安帝以太宰琅玡王德文不宜婴拂事务，以纡论道之重，可衮冕之服，绿盭绶，羽葆鼓吹。盭音戾。盭，绿也，以绿为质。盭，草名也，出琅玡平昌县，似艾，可染绶，因以为绶名。

宋大明中，用江夏王义恭为之，冠绶服秩悉与太傅同。至齐以为赠。

梁初有之。至陈，又以为赠，有事则权兼之。

后魏初无。至孝庄时，以太尉上党王天穆为之，增置佐吏。

北齐无闻。

后周文帝又依周礼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国。

自隋而无。

太尉

太尉，秦官。月令曰：“孟夏，太尉赞杰俊。”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为号。

汉因之。应劭汉官谓太尉为周官，非也。郑玄注月令亦曰秦官。尚书中候云“舜为太尉”。束皙据非秦官，以此追难玄焉。刘昭曰：“纬候众书，贵尚神诡，出没隐显，动挟诞怪。太尉官实司天，虞舜作宰，璇衡赋政，当是据后位以书前职，非虞之实号也。太尉所职，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称太尉，乃中候之误假，盖非官之为谬。康成渊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礼而忘舜位，岂其实哉！此是不发讥于中候，而正之于月令也。广微之诮，未探硕意。”金印紫绶，掌武事。汉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复置，其尊与丞相等。 丞相卫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藉福说田蚡曰：“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窦婴；婴为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蚡从之，皆如其谋。蚡音扶粉反。五年，又省。元狩四年，更名大司马。大司马说在本篇。

后汉建武二十七年，复旧名为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与太傅同录尚书事，府门无阙。论者云，王莽以大司马篡盗神器，故贬其阙。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与二公通谏诤之。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自此则大司马与太尉始并置矣。刘宠字祖荣，迁太尉，以日食免。又初第五伦为会稽太守，署郑弘为督邮，举孝廉。及弘为太尉，而伦为司空，位在下，每朝见，弘曲躬自卑。帝知其故，遂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又陈蕃拜太尉，临朝叹曰：“黄宪若在，不敢先佩印绶。”后坐辟召非其人，策罢。

魏亦有之。王祥字休征，为太尉。司马文王进爵为王，祥与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并诣王。顗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国势位，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耶？损魏朝之美，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何曾、荀顗遂拜，祥独长揖。文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也。”

晋太尉进贤三梁冠，介帻，绛朝服，金章紫绶，佩山玄玉。若郊庙，冕服七旒，玄衣纁裳，七章。

宋制，武冠，山玄玉。

齐制，九旒。

后魏初，与大将军不并置。正光之后，亦皆置焉。

历代唯后周无，其余皆有，悉为三公。

综上所述可见他们是在不同时代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时有时元，时断时续，然而没有这些头衔，他们的工作会有其他人做，如南北朝时各诸候小国太字官职可见一斑，齐时，三公唯有太傅。

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等官，诸公及位从公开府者，亦置官属。

陈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并为赠官。三公之制，开黄合，厅事置鸱尾。

后魏以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上公也。大司马、大将军谓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谓之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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