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派的基本概况

萨迦派（花教），创始于1073年，因该教派主寺萨迦寺所在地呈灰白色，故得名萨迦（藏语意为白土）。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三怙主”的红、白、蓝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花教”在形成教派体系、扩大宗教影响、伸展封建势力过程中，出现过历史上著名的“萨迦五祖”。其中，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1247年被元朝统治者召于凉州，商洽西藏的归属。之后，萨班联络西藏各个封建势力归顺蒙古。萨班去世后，萨迦五祖八思巴又成为元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受到元朝皇帝极大的恩宠，被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萨迦派也由此成为元朝在西藏统治的代表，奠定了1279年以后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行政管理的基础，西藏从此正式纳入中央直接管辖。明朝，萨迦派高僧贡噶扎西前往南京朝见永乐皇帝，受封为明朝三大法王之一的“大乘法王”。

萨迦派有血统、法统两支传承。元代以后，萨迦派内又出现俄尔、贡噶、察尔3个支派。此外，萨迦派的重要寺院还有四川德格的贡钦寺，青海玉树的结古寺、称多县的示藏寺，西藏林周的那烂陀寺，今锡金境内的结蔡寺等。

萨迦派采用款氏家族世代相传的传承方法。代表人物有萨迦五祖。初祖贡噶宁波（1102一1158）、二祖索南孜摩（1142一1182）、三祖扎巴坚赞（1147一1216）、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一1251）、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1235一1280，萨迦班智达侄子）。1244年，萨迦班智达应蒙古皇子阔端邀请赴凉州会谈，为元朝统一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帝师，领总制院事，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1267年西藏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在元中央王朝的支持下，萨迦派势力大增，其寺院及势力波及到康区和安多各地，对元朝皇室亦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萨迦派内部的矛盾亦逐渐发展，1324萨迦寺分成细脱、仁钦岗、拉康、都却4个拉章，各领属民、土地。1351年，萨迦派在西藏的掌权地位被帕竹噶举派的大司徒绛曲坚赞取代，萨迦势力日渐衰落。明成祖时，封萨迦首领为大乘法王，萨迦派仅保有萨迦附近一小片领地，其首领称萨迦法王。明朝中期，其他3个拉章传承断绝，都却拉章则再分为彭措颇章和卓玛颇章两房，延续至今，萨迦法王由两房的长子轮流担任。现今的萨迦法王在美国居住。

萨迦派在显教方面注重经论的翻译及辩经。显宗方面有两个传承，一个倡导唯识见，传授法相学；一个主张诸法性空，传教中观应成学说。密教方面有萨迦十三金法（《十三种不越外围之金法》），“道果法”是最独特的教法。“道果”法认为，修习佛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舍去“非福”（“恶业”、做坏事）。专心于行善，来生即可投生三善趣之中。第二层次是断灭“我执”（“我执”指执于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事物）。“我执”一断灭，烦恼苦痛便无从生起，人也可从流转轮回的痛苦中得以解脱。第三层次便是除去“一切见”。一切见指“断见” （指片面解释“宇宙万物皆非实有” ）和“常见”（指一般人的见解）。萨迦派认为，要防止“断见”、“常见”，走中道，这样才能达到智者的境界。

萨迦派不禁娶妻，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萨迦派僧人戴红色、莲花状僧冠，穿着红色袈裟。

在佛教哲学上，萨迦派特别推重“道果”教授，在教义中最重要的是“道果法”。

萨伽派在11世纪时由昆·贡却杰布创始，由其子贡噶宁布发扬光大。

萨迦派到公元13世纪即中原社会进入元朝时，发展成为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教派。萨迦派的第四祖萨班·贡噶坚赞和第五祖八思巴(本名罗追坚赞)，分别为元帝国的巩固作出巨大贡献。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并奉命创制了“八思巴文”。这种蒙古新文字，在蒙古全境流通使用，为蒙古的社会、文化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

萨迦派的主寺是萨迦寺。其佛殿后的藏经库可称作是智慧的储存库，所藏一万余种佛经、佛典，是八思巴时期集中了卫、藏、康三地区的缮写家用金汁、银汁、朱砂、宝石和墨汁精心抄写的，堪称佛教中之珍宝。萨迦寺另有—‘部“方经”，长、宽各一公尺，上下均用夹板保护着，全部用金汁写成。更被视为宝中之宝。整个萨迦寺共藏佛教经藏四万多卷，其中包括大量“贝叶经”。有人称萨迦寺为“第二敦煌”。色龙生根翁述于公元1429年出生在康区，他曾远赴厄旺寺等地，在十八位译师跟前求学四种密续、显密十大明学等等，并修建了尧龙加寺，在萨迦寺当主持人，还远赴蒙古等地传播佛法。于公元1499年在萨迦寺圆寂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迦派于公元1550年在四川德格贡钦寺所设立的德格印经院，这是藏区最著名的印经院。专门刊刻藏传佛教经书、各教派重要著述、历法和医学等于余种典籍，对保护、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元代帝师达玛巴拉在北京召集藏、汉、印度、北庭名僧用梵文原本对勘藏汉文佛教大藏经典，历时3年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为《藏文大藏经》的编定和刻印打下了基础。萨迦寺至今仍是藏传佛教中藏书最为丰富的一座寺院。

萨迦派的特点：

萨迦派是最早的新译密咒派，它的创立正是阿底峡入藏噶当派的兴盛时期。萨迦的衮乔杰布就依止阿底峡的大弟子桂·枯巴拉孜学习显教。他的儿子衮噶宁布依止噶当派僧丈底·达玛宁布等学习龙树的中观和慈氏的诸论，所以受噶当派的影响很大。后来住持萨迦教法的高僧如雅楚·桑结白和绒敦·玛畏僧格都是游学阿底峡及门俄敦·桑浦之门。所以萨迦教法的特点，就是融有噶当的教授从显入密，本派有名要门《道果》就是以显教打基础，以密法为究竟的法门。根据众生的根器说法，极重修道的次第。在见上先以小乘的出离，大乘的唯识中观之见，然后再导入密乘的最高之见－－轮回涅磐无别见；在修法上也是先修显教的修心和止观法门，然后是入密法的生圆二次第。在行持上极重律戒也是从小到大。《三律仪辨别论》就是萨班提出来的。　　关于萨迦之见，他们也承认格鲁派的应成派见，认为一切诸法皆是缘起性空，但他们又同觉囊派一样，不承认只是毕竟空，认为胜义世俗均应有根，作为依据，所以承认胜义有即如来藏作为万有之依。承认如来藏是胜义有，则属承认有真常本性。这一点他们与格鲁派的应成见完全相反，与噶举派、宁玛派则颇为相合。　　他们和觉囊派见也接近，但不完全相同，萨迦、觉囊都是从唯识上发展起来的，但他们都否定唯识派认为“识”不是胜义有，“识”是杂染是世俗有，轮回法有生灭的；认为如来藏是“智”，是清净的，是涅磐法，无生灭的才是胜义有。但不管世俗和胜义、轮回和涅磐、识和智，都是一个根，是一体的两面，故轮回涅磐无别，世俗胜义无别，则是二谛双融之见，但觉囊派承认胜义他空，本身不空，世俗自空，这样就把世俗和胜义隔为两截，又觉囊派说如来藏是胜义有，偏着一边则着相。萨迦说如来藏是离戏，既不说它是有，又不能说它是空，其体不可认知，不可以心想，不可以言表，是非空非有，远离有、无、断、常诸边，故名离戏。此见与宁玛等派相同。　　本来说真性是非空非有，这种说法不好理解，用《神会语录》上的话来解说“体空无相，不可为有，用之不废，不可谓无”。真性体空是本无一物是“毕竟空”，然而真性非如一块木石，其用为明，能有照用，又是“胜义有”，空是体，有是用，空有二者结为一体，这是自然规律，也即是法尔如是。　　同时，萨迦派同宁玛、噶举一样，承认众生有佛性，此性即离戏，即是轮涅无别。不过萨迦派认为众生只是有佛因，是凡夫，佛性被烦恼荫蔽很深。故的心是识，还不名为智，要从凡夫因位起修，通过许多修心方便，先小后大，先显后密，逐步通过各种方便才能转识为智。所以他们认为识转为智要渐修，不主顿悟，这是他们与宁玛、噶举的不同之处。　　又萨迦特别强调乐空双运之见，认为是一切见中最高之见，此见是修 生圆二次第、修风脉明点，求见本性光明，现证三身。这颇与噶举派、觉囊派相同，但与宁玛派则异。宁玛派认为最高见为大圆满，顿悟本元，是全无功用法门，属无上瑜伽中之阿底瑜伽。走方便道的路子是有功用法门，易出偏差，只相当于宁玛派之麻哈瑜伽和阿鲁瑜伽。　　以上将萨迦派之见总括起来，如同《密乘要集》中所说“偏计，依他皆非有(空)，园成实性本非无(有)，分别有无离断常，善演上师恭敬礼”(原书159页)。所以萨迦派的最高之见－－轮涅无别见，仍然是属于真常本性论

1、宁玛派

宁玛派为藏传佛教流派之一，由于该派的僧人都戴红色僧帽，所以也被称为红教。在各派中历史最久，形成于公元11世纪，"宁玛"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古"和"旧"。所谓古，是说它的教理是从公元8世纪时传下来的，历史悠久；所谓旧，是说它的一些教义教规是以古时候吐蕃的旧密咒为主。

宁玛派与西藏本土所固有的雍仲本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8-9世纪，佛教中的密宗从印度传入西藏，并保持父子相传的形式。而雍仲本教在西藏民间的影响很大，恰好密宗的神秘性与它非常相似，结果二者逐渐结合起来。

这一派别没有寺院，组织涣散，也没有系统的教义，更没有完整的僧伽制度。他们以印派佛教为师，运用该派的经典，建立寺院，开展一些集体活动，最终形成一个教派。这一教派开始时是没有名字的，直到后来其它一些教派产生，才由于它的特征而被称为宁玛派。

宁玛派的传承主要分经典传承和伏藏传承两部分。14世纪后，经典传承即不见史载，由伏藏传承取而代之。伏藏为前弘期时莲花生等密教高僧埋藏的密教经典法门，后弘期时发掘出来弘传于世。

藏传佛教各宗派都有伏藏，但以宁玛派最为重视，有南藏、北藏之分，《大圆满法》即为该派独有的特殊伏藏法。

宁玛派的教法主要为九乘三部。九乘即声闻、独觉、菩萨等显教三乘，事续、行续、瑜伽续等外密三乘，摩诃瑜伽（大瑜伽）、阿鲁瑜伽（随类瑜伽）、阿底瑜伽（最极瑜伽）等内无上三乘。

其中的阿底瑜伽即“大圆满法”。宁玛派最为注重修习心部的大圆满法，主张人心本自清净，三身圆满，不假造作，本自现成，修习的关键仅是消业净习，即可契证本性，圆满佛事。

2、萨迦派

萨迦，藏语意为灰白土，因该派的主寺——萨迦寺建寺所在地呈灰白色而得名。创始于1073年，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

萨迦派的教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传。有血统、法流两支传承。萨迦派不禁娶妻，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僧人戴红色、莲花状僧冠，穿着红色袈裟。

13世纪中，萨迦派发展成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教派，有过著名的“萨迦五祖”。其中，萨迦四祖萨班兖噶坚赞，于1247年率西藏各个封建势力归顺蒙古。萨班去世后，萨迦五祖八思巴，受到元朝皇帝极大的恩宠，被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并奉命创制了“八思巴文”。

这种蒙古新文字，流通蒙古全境，促进了蒙古的社会、文化进步。萨迦派教义是属于“时轮金刚法”和“金刚持法”的体系传承。时轮金刚法至今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萨迦派于1550年在四川德格贡钦寺设立了德格印经院，是藏区最著名的印经院。专门刻印藏传佛教经书、历法和医学等千多种典籍，对保护和弘扬佛教起了重要作用。

3、噶举派

噶举派派于11世纪发展起来，重视密宗学习，创立者先后有穹布朗觉巴和玛巴罗咱瓦（玛巴译师），他们都曾到印度学习了不少的密法，主要是学《四大语旨教授》。

“语旨”是佛语的意旨，由祖师口语相传，代代延续故称为语传，藏名叫“噶举”。因该派僧人按印度教的传统穿白色僧衣，故称为白教。

噶举派本来创始于玛巴译师和米拉日巴二人，但他们二人都没有修建寺庙，招聚僧人，所以传法事业发展不大，到他们的第三代达布拉吉时，才在达布地区建立冈布寺，招聚门徒，弘传玛、米二人所传噶举教授。

噶举派创始人米拉日巴（1040-1123），师承玛巴译师(（他修成了最为弦妙莫测的“夺舍秘法”。即是将一种身体的心识迁移到另一个身体上，或者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入一种由修法者独自选择而决定的转世状态，即如我们所说的借尸还魂）。

玛巴译师是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是全藏最著名的瑜伽大修士。

他7岁丧父，遭叔父欺凌，受母之言学咒术杀死怨家多人后深悔其罪，故跟玛巴学法。玛巴最初不传法而先用种种苦行折磨和考验他，后圆满传授给以语旨教授。

此后他长年在深山闭关苦修，缺衣少食，生活极为艰苦，曾有一年以荨麻为食，肢体长出了绿绿的毛，肤色也像荨麻一样，形同鬼魅。据传练成了空中飞行之术，晚年才开始收徒传法，84岁圆寂于聂拉木。

4、噶当派

噶当派创建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通俗说法是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教道理。

噶当派的奠基人，是古格时期从印度迎请过来的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热振寺是噶当派的主寺。该教派以修习显宗为主，主张先显后密。在噶当派传承中，形成了三个主要支派：教授派、教典派、教诫派，并各有自己所依的典藉和教义。

13世纪晚期，一位名叫泅丹惹迟的噶当教典派僧人，把噶当派的纳塘寺搜集保存的大量藏译佛经编订成《甘珠尔》、《丹珠尔》。这就是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藏文《大藏经》最早的编纂本。

噶当派由于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因而对藏传佛教其他各派都有重大影响。噶举、萨迦派的一些重要僧人都向噶当派学习。而格鲁派则是直接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建立的，故有“新噶当派”之称。

此外，藏传佛教中一切大论的讲说，也都源于噶当派。15世纪时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逐渐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噶当派从此在藏区隐灭。

5、格鲁派

格鲁，藏语意为善律（又意“善归”），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创建于1409年，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教派。由于此派戴**僧帽，故又称为黄教。

宗喀巴的传承弟子中以五世达赖和班禅大师最为有名，1652年35岁的五世达赖在清顺治皇帝接连四次邀请之后，清朝官员三千众随行进京弘法，并于返藏前获顺治帝册封。

1647年班禅四世被顺治授与“金刚上师”；1713年康熙皇帝敕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格鲁派在修行上采取“止观双运”的修行方法，止观兼重，强调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和显密兼修的方法。

格鲁派有三大特点：

提倡僧人必须严格遵守戒律，不应干预世俗事务，不得娶妻和从事生产劳动；

大力兴复寺院，招收僧人，噶当派的寺院全部纳入格鲁派属下；

每年定期举行传昭法会，在会上讲经说法，主张僧人修习先显后密，规定必修五部经论，创立传昭期间进行辩论和考试，考取格西等学位的制度。

扩展资料：

藏密，全称西藏佛教密宗。在八世纪中叶，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应藏王赤松德赞之请来到西藏传播佛教时传入。其所修法门属于源自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性力派和苯教的混合物---密教。

是密教自创经典中所说的大日如来宣扬的金胎两部教法，主要以大日如来所说的内证真言境界为教法，因其文义令人骇然，深密奥妙，秘密难晓，故称密教。

自阿底峡尊者、莲花生大师等传入后，藏密在西藏地区、蒙古地区等持续、隐秘、广泛、严格地弘传，它又分为红教、白教、花教、黑教、黄教等物种教派。

—藏密五教

　　宁玛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一位绝对唯一最高领袖，每一个时代，至少会有七位主寺最高领袖同时并列。除此之外，在某些时代，还会出现一些游离于七大祖寺传承之外的“威望领袖”，因其具有无可争议伏藏大师地位和广大修证学识而成为当时宁玛所谓的莲师摄政代表。如近代的第二世敦珠法王、顶果钦则仁波切、法王如意宝等，虽不具有六大主寺领袖地位，却符合前面所说“威望领袖”的一切特点，因而在宁玛内部、尤其是在他们传承弟子角度而言，对二世敦珠仁波切、顶果钦则仁波切、法王如意宝等称为法王并无不妥之处，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也是由宁玛派本身教派特殊性而决定的。

　　另外，无论是宁玛内部还是具有正直本性的藏传佛教其它派大德或领袖，也有很多称赞法王如意宝为宁玛法王或领袖的。这样的称呼，是符合宁玛教派历史特点和现实情况的。

第十六世大宝法王荼毗后所得的部分舍利第十六世大宝法王荼毗后火化不坏的心脏舍利法王大概在58岁的时候就圆寂了，圆寂的地方是在美国。在法王过世的前五、六个月前，就找来了木工跟木匠，法王说他要订21个木箱子，而且这个木箱子要做得非常标准，质量要非常好的木箱子。就在那个时候他把所有珍贵的伏藏还有宝物法器等等，都放到那21个箱子里面，每一个箱子都把它锁好，并且绑好还封了印。所以校长认为那时法王可能就已经知道自己即将要圆寂了。当然那个时候法王也确实生病着。当时的总管，也就是现在竹奔仁波切的父亲，就祈请法王说：“您一定要赶快到西方去看病，那里有比较好的医疗设备。”所以那时候医院就给他抽血打针，各位都知道到了医院里面也就是要做那一些检查，法王仍然还是圆寂了。于是大家又把法王的遗体从美国运回隆德寺。当时从国外来的飞机，就是降落在希里咕哩拔德拉的这个地方，之后再从那里乘坐直升机飞到锡金城里的甘拓。当直升机到的时候就有上万的人民都在那里等候迎接着，这些群众里面有一位老和尚，其实他也不算是隆德寺的僧人，他哭得非常厉害，当然他也可能有一些施主，就是另外一位太太跟先生，即供养这位法师的施主，这位老法师的两位施主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过世的时候，那位老法师曾经安慰他们说：“你们不用哭，因为这一切都是无常的，这都是会发生的，所以你们不需要哭。”就曾经这么劝过他们。但就在那一天法王的遗体到的时候，这位老法师他自己哭得非常厉害。于是这一对施主夫妻就过来回劝这位老法师说：“您以前不是劝我们吗？那现在您也不应该哭。”所以他又告诉这两位夫妻说：“你们也赶快哭吧！今天可不是笑的时候，今天是不能笑的，今天要赶快积功德赶快哭。”当然那两个人就哭不出来。这位老法师因为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在这一天如果哭泣的话，反而是积功德积福德，因为他有这样的念头跟信念，所以那一天他的哭泣对他来说就是累积了福德。在遗体被运回到了隆德寺之后，大概隔一天，确戒仁波切他们也到达了隆德寺。确戒仁波切还记得当时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哈达，要去拜见法王的遗体。那个时候还没有摆好供品，其它外面周围的建设也都没有，所以当他们去见的时候，每个人都哭泣了，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悲伤，甚至连很多的长老法师们也都跟着哭泣，就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当然之后大家就做了49天的法会，最后一天要做火化的仪式。那时在火供时，塔的造型像一个佛塔一样，四边有孔，下面垫着许多的木材，这里面放了很多要火供的供品物质，塔的四边坐着四大法子，那时蒋贡仁波切、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还有夏玛仁波切，他们就各自坐着一边，当然也有很多的僧伽喇嘛都在，大家纷纷的往里面放上火供的供品，然后遗体就要火化，所以就在傍晚整个仪式修完的时候，他们还要再去巡视一遍这个佛塔，即火化的这个塔，于是他们就过去了。当时司徒仁波切绕的时候，他的右手边正好就是这个烧化遗体的佛塔，确戒仁波切那时听说法王的眼睛、舌头还有心脏就跳到司徒仁波切的手上。当这么听到的时候，当天晚上寺院就举行了会议，当然是抱着很好奇的心，也要去看个究竟。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司徒仁波切就说了，他说：“今天可能因为我的信心还有我清净的三昧耶誓戒，所以法王的眼睛、舌头跟心脏就跳到我的手上，为了这个目的，我想要做一个金的塔来供养供奉这三样圣物。”所以会议主要也是要看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如果有意愿的话他就会开始去做那个金塔，然后把圣物供起来。在这个会议两天之后，确戒仁波切去见了司徒仁波切，从那时候开始确戒仁波切跟司徒仁波切一直都有很好的一些联系。确戒仁波切当时就去问了司徒仁波切说：“听说法王他的眼睛、舌头和心脏都跑到您手上了，可不可让我看一下，让我拜见一下？”然而那时司徒仁波切把这些圣物放在一个金子打造的嘎屋里面，是供在他的佛堂上，当时司徒仁波切说全部都在这个嘎屋里面了，都在这里头了，可能就只是要给确戒仁波切碰一下吧，但是确戒仁波切说：“不行，我一定要看里面，我一定要全部都看到。”司徒仁波切说：“当时我经过的时候，其实下面已经烧得都是一大堆的灰团，从塔的四个孔就突然磞出了一团东西，那一团有点像烧过一样，烧焦的一团团的东西就掉在我前面的地上。”当时司徒仁波切心里想，这一定是什么预兆，或一些什么缘起征兆，怎么会有一团东西掉到他的前面呢？因为要烧化这个遗体的时候，要准备很多火供的物品，因此会有很多的盘子，他就拿起了两个盘子；因为那一团东西还是烫的，所以他就把一个盘往下面插，另外一个盘子往上盖，就把这一团东西拿起来了。当他拿起来的时候发现它非常的轻，但是就在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却又觉得这一团东西变得很重，那时他就一直把它带着，在火化仪式没有修完之前，都把它放在他的坛城上面，在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司徒仁波切就把这一堆东西带回他的寮房。说到了这里，他就打开了那个嘎屋，因为把灰都拨掉之后，把那个心脏就放在桌上的庄严布，那就是法王的心。确戒仁波切说当他看到它的时候，真的觉得内心有种很奇怪的感受，于是确戒仁波切就好好的、仔细的看着，那时的形状就像手这样子的形状，颜色是咖啡色的，在顶尖上还沾了一些灰尘，心的旁边留有一些水的痕迹，好像水洒在上面那样，再仔细看看的时候，很像是眼睛跟舌头，它的形状已经没有了，只是一点点、一些些的在旁边。那时确戒仁波切就请求司徒仁波切，是不是能够用这些圣物加持他一下，当时他心中的感受其实是很难过，因为觉得就好像法王在世的时候那个样子，但法王过世的时候心脏竟然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一些些了，所以当时他就非常难过的哭了。怎么说呢？那时确戒仁波切形容他的心境说，我们在这个轮回里面，真的是因为自己的业障深重，对于这样一个报身佛，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见到他的报身形像，而我现在只能见到的，就只是这样已经烧过的一颗心脏，因此确戒仁波切当时就生起了一种很强烈的感受。那时候司徒仁波切也说，一般人如果要见的话，顶多是献上一条哈达只能够见到这个嘎屋，是不会把嘎屋打开来给人看的，因为司徒仁波切认为确戒仁波切他具备很大的信心，因此就把这个嘎屋打开，让确戒仁波切看里面这些圣物。于是之后的七天，火化的那个佛塔就全部封上，然后每天洒净水，后面七天都是做这样的仪式，于是就在第七天的时候把那个塔打开，要把里面的骨灰清理出来，那时因为在塔的底下，他们用布做了七个坛城，这个坛城是垒在一起的，上面就是法王的遗体，但是当打开拿出来的时候，下面每一个布的坛城都已经烧掉了，但是最上面的这个布坛城虽然已经烧了，但是它的颜色全部都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在这个坛城的上面他们看到，就像一个小孩子的两个脚印，那可能就是16世法王火化之后仅留的一些预示，像是一个小孩的两个脚一样朝向西藏的方向。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不是代表着，法王会再投生到西藏，而当时他们也观察这个烟它是朝哪个方向飞去，也代表着可以预示法王会投生到哪里。而那个时候的烟就往北方去的，所以那时大家都盛传着第17世的大宝法王，透过这些种种的征兆，是会投生在西藏的。其实在我这一生里面，对于过去在16世大宝法王的时代，能够去见到他、亲近他是非常少的，但是因为可以听到许多的故事，还有包括我个人的感受，所以以上所说的你可以说是一些传记也好，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些故事也好都行。每当我在祈请法王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会浮现出那时我所看到的那一颗心脏的影像，就是会很清晰的浮现，而当我每一次想到那颗心脏的样子而去做祈请的时候，甚至有时在我人生中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对我来说确实是很有帮助的。每次我讲到16世大宝法王故事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哭了起来，之前我在乌克兰也有人问我关于16世大宝法王的一些事情时，每次当我解说的时候也都忍不住的哭了，他们甚至还把它录像下来，就是还有这个录像为证。总之我是因为有这些实际的感受及亲身的体会，所以会这样的克制不住而哭泣，而当时在座有很多人也会透过我的这种感受，而感觉到说原来大宝法王确实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的接触，但他们却是能够间接的因为我的感受而感同深受。当然对于第16世大宝法王的故事，我只能说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是我所说的都是我实际亲身的感受及亲身的体会，对于我来说，法王也是我授别解脱戒的上师，也就是大乘比丘戒的上师，还有这个大乘戒律的上师以及密乘戒法很多的灌顶，包括胜乐金刚、金刚亥母还有二臂玛哈嘎拉护法等等，很多这些的本尊灌顶，也都是从法王那边受得。所以法王对于我来说是具备了三恩德的一个上师。

元朝统一中国后，根据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施政措施：

——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

——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在西藏颁行。

——任用藏族僧俗担当从中央到地方高级官吏。乌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机构之设裁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皆听命于中央。

——划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区设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就今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而言，当时分归其中两个宣慰使司管辖——今拉萨、山南、日喀则、阿里等地归乌斯藏宣慰司管辖；今昌都一带及那曲地区东部归朵甘宣慰司管辖。元朝在乌思藏等地清查户口，确立差役，征收赋税，建立驿站，派驻军队，镇守边疆。乌思藏宣慰司设在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下设13个万户府和若干个千户所，并征收赋税。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

明朝先于卫、藏地区设置“乌思藏卫”。洪武七年（1374年），升“乌思藏卫”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后接而升“行都指挥使司”为“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 阐教王封地：永乐十一年(1413)设阐教王，领有封地，驻必力公。

辅教王封地：永乐十一年(1413)设辅教王，领有封地，驻思达藏。

阐化王封地：永乐五年(1407)设阐化王，领有封地，驻列伍栋。

大慈法王封地：宣德九年(1434)设大慈法王，领有封地，驻拉萨。

大宝法王封地：永乐五年(1407)设大宝法王，领有封地，驻簇尔卜寺。

大乘法王封地：永乐十一年(1413)设大乘法王，领有封地，驻萨加。

俺不罗行都司：初置乌思藏俺不罗行卫，洪武十八年(1385)升置乌思藏俺不罗行都指挥使司，驻浪卡子。

牛儿宗寨行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乌思藏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

领司奔寨行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领司奔寨行都指挥使司。

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洪武八年(1375)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驻列城。

怕木竹巴万户府：洪武八年(1375)置怕木竹巴万户府。

必力工瓦万户府：洪武六年(1373)置必力工瓦万户府。

仰思多万户府：洪武十五年(1382)置仰思多万户府。

沙鲁万户府：洪武十八年(1385)置沙鲁万户府。

着由万户府：永乐七年(1409)置着由万户府。

答笼千户所：洪武八年(1375)置答笼千户所。 洪武年间，明太祖所实行的不断对前来朝贡、归附的西藏僧俗首领授官封号的政策，尽管已经初步具有“多封众建”的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洪武时期的分封由于其随意性较大，以及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点尚缺乏深入了解，故其分封政策明显地存在两大弱点。首先，在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分封的职官和僧号两大系统中，基本上是以职官系统为主而以僧号系统为辅。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分封主要是授以官职，如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对西藏授官职即多达百余人，而对西藏僧人首领赐封号者则极少，整个洪武时期，明朝给西藏僧人首领以封号者仅有数人，他们是炽盛佛宝刚国师喃加巴藏卜、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公哥坚藏卜、灌顶国师答力麻八剌。明太祖对西藏僧俗首领主要授予官职而不是封给僧人首领以封号的做法，可能包含了削弱其宗教影响并以汉区方式来强调西藏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地位的意图，但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以及由教派为主而形成政治势力的情况显然存在较大距离，不利于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其次，在洪武年间，明朝赐封西藏僧人首领的封号等级普遍偏低，最高仅为“大国师”和“灌顶国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取消了元以来的“帝师”封号，另二方面也与其分封着重以授官职为主有关。这种对西藏僧人首领封号等级偏低的状况，同样不利于明朝对西藏宗教势力的政治凝聚。因此，虽然明太祖的分封政策可能已有“分其势而杀其力”之意图，但这一意图在洪武时期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明朝对西藏的分封政策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经过开国30多年来与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政治上的频繁联系和交往，明朝统治者对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的举足轻重地位逐渐有了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背景无疑使继明太祖之后而即位的明成祖对西藏的分封产生了一种更积极、更富针对性的政策构思，在这一新的政策构思基础上，明成祖对洪武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遣宦官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自己做皇子时就已闻其名的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

永乐四年，明成祖又遣使带着玉印、法命，到西藏封帕竹第五任执政者札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并赐银五百两及锦绮茶叶等。

同年，在向帕竹派出封王使的十天后，明成祖又遣使到灵藏（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河柯一带，一说在道孚一带）、馆觉（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分别将两地的宗教领袖封为灵藏灌顶国师和馆觉灌顶国师。

永乐五年三月，明成祖封应邀来京的哈立麻（噶玛）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同年，又加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加封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

永乐八年，明廷又派宦官到后藏迎请萨迦派嫡系拉康方丈僧人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昆泽思巴到京，受到隆重接待，明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并赐诰印。同年，明成祖又封必力工瓦（止贡）僧人为“必力工瓦阐教王”，封萨迦派都却方丈僧人为“思达藏辅教王”。

此外，在永乐六年，明成祖还曾遣使到前藏延请新兴的黄教即格鲁派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宗喀巴进京，但宗喀巴婉言辞谢。永乐十二年，明廷再次遣使迎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赴京，次年，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从大国师前所加的名号看，其地位应比一般灌顶国师、大国师要高，但比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要低。这可能因为他只是宗喀巴弟子的缘故。19年后，即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再次到京，明宣宗遂册封他为“至善大慈法王”。

由上可见，从永乐四年册封帕竹札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始，到永乐十三年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为止，在短短九年时间里，明成祖即以极高的效率对西藏各宗教势力和教派领袖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先后分封了两大法王（大慈法王的最后受封虽是在明宣德年间，但其始封却在永乐时期）、五大教王。同时，在法王、教王之外，明成祖还陆续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永乐年间的这种大规模分封行动，在西藏各地掀起了一股受封热潮。一时间，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僧俗上层纷纷来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辄予封号和官职。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在永乐以后，西藏来京者主要是入贡或请袭封之事，新请封号的情况已极少，这说明在永乐年间，明朝对藏区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从上到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已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