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帝师是谁

　　康熙帝师：汤若望、陈廷敬、彭而述、南怀仁

　　帝师

　　元朝皇帝从吐蕃请来喇嘛充当的一种最高神职。从元世祖忽必烈起，累朝皇帝都供奉帝师。（其实在忽必烈以前，在八思巴以前，西夏早已供奉帝师。）元代各帝师都是乌思藏佛教流派之一萨斯迦派的高僧。 11世纪70年代，吐蕃款（hKhon）氏贵族管术间卜（dKon-mchog-rgyal-po）在今西藏萨迦县建萨斯迦寺，教授显密教法，不禁娶妻生子，称得祖传毗卢巴（Birwa-pa，Virūpa）独授密法，自成一派。

　　帝师，中国古代职务称呼，有两个意思，一是国家宗教的最高领袖，例如八思巴为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帝师。二是皇太子的老师，例如方孝孺是建文帝的帝师。此外，封建时代皇帝敬赠智博功高德隆之臣也有称帝师的，如明朝开国谋臣刘基就被赐称帝师。

　　介绍

　　帝师，中国古代职务称呼，有两个意思，一是国家宗教的最高领袖，例如八思巴为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帝师。二是皇太子的老师，例如方孝孺是建文帝的帝师。此外，封建时代皇帝敬赠智博功高德隆之臣也有称帝师的，如明朝开国谋臣刘基就被赐称帝师。

　　相关

　　因寺院围墙涂红白黑三色，俗称花教，款氏家族世袭教派法主。1244年，萨斯迦教派法主萨斯迦·班弥怛·功嘉监藏（Saskya pandita Kun-dgah-rgyal-mtshan）代表乌思、藏、纳里（见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僧俗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向蒙古阔端太子表示归顺，从此萨斯迦派僧侣在蒙古地位愈来愈高。功嘉监藏死，侄八思巴继为教派法主。蒙哥汗时，释道争辩，八思巴驳倒道家，深受崇敬。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立总制院管辖全国释教和吐蕃地方僧俗，命八思巴领之。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意思是比皇帝还要神圣。八思巴之后，累朝帝师有亦邻真（Rin-chen-rgyal-mtshan）、答儿麻八剌剌吉塔（Darmapālaraksita）、亦摄思连真（Ye-shes-rin-chen）、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pa-hod-zer）、辇真监藏（Rin-chen-rgyal-mtshan）、相加班（Sangs-rgyas-dpal）、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Kun-dgah-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旺出儿监藏（dBang-phyug-rgyal-mtshan）、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Kun-dgah-legs-pahih-byung-gnas-rgyal-mtshan-dp-al-bzang-po）、辇真吃剌失思（Rin-chen-bkra-shis）、公哥儿监藏班藏卜（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g-po）等人，多数出自款氏家族，有的则是帝师弟子、侍者出身。

　　元朝蒙古统治者崇奉吐蕃佛教，帝师在元廷地位极高。帝后妃主都接受灌顶（洗礼）。帝师来去京师，百官隆重迎送。生时受大量布施、赠赏，死后赙金可达上千两黄金、上万两银和上万匹缯帛。帝师的子弟和门徒很多人被封为国师、司空、司徒、国公，这些高级僧侣也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以作“好事”（功德）名义，奏释犯人，从中受贿得利；有的还出卖官爵。通过赏赐、布施等途径，高级僧侣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帝师及其门徒主持的各种佛事，耗费巨大。据延■四年（1317）统计，内廷佛事消耗的食品，每年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

　　元世祖曾把乌思藏十三万户指给第一任帝师八思巴作为供养地，使之成为吐蕃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那里，元朝皇帝的诏令和帝师的法旨并行。款氏帝师世代继承这种地位。帝师制度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区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帝师作为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其法旨也行于内地各寺院僧徒。帝师的存在使佛教在全国获得了高于其他宗教的优越地位。

　　明朝帝师

　　建文帝 方孝孺

　　万历帝 张居正

　　天启帝 孙承宗

　　崇祯帝 文震孟

　　清朝帝师

　　顺治帝 通琇、汤若望

　　康熙帝 汤若望、陈廷敬、彭而述、南怀仁

　　雍正帝 巩建丰、何世璂、徐元梦、蒋廷锡

　　乾隆帝 朱轼、张廷玉、嵇曾筠、潘仕权、洛桑丹贝准美、张照、刘尊和

　　嘉庆帝 王尔烈、周煌公、戴联奎

　　道光帝 戴联奎、曹振镛、沈岐

　　咸丰帝 师匡源、杜受田、翁心存

　　同治帝 刘崐、李鸿章、翁同和

　　光绪帝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夏同善

　　宣统帝 陆润痒、陈宝琛、伊克坦、徐坊、朱益藩、梁鼎芬

　　帝师大宅

　　皇城相府

　　国家AAAAA级景区，皇城相府[1] （又称午亭山村）总面积36万平方米，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35年经筵讲师陈廷敬的故居。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官宅民居，鳞次栉比，是一组别具特色的明清城堡式官宅建筑群。“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皇城相府不仅是一幅古代“自然山水画”、更是一座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东方古城堡。

　　皇城相府是国家AAAAA级景区，皇城相府自2007年起开始创建国家5A景区，历经3年，投资28亿元，从旅游交通游览、旅游安全、卫生、邮电服务、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源与环境保护等8个方面进行全面建设和升级，顺利通过国家级评审验收，继云冈石窟、五台山之后，成为山西省第3家AAAAA级景区。2011年1月14日，国家旅游局在京为举行AAAAA级景区授牌仪式，2011年2月22日皇城相府生态文化旅游区5A级景区正式挂牌。

　　皇城，原叫黄城，后来为了开发旅游改为皇城。

　　皇城，枕山临水，依山而筑，城墙雄伟，雉堞林立，官宅民居，鳞次栉比，朴实典型，错落有致，是一组别具特色的古代建筑群。

　　皇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外城完工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有前堂后寝、左右内府、书院、花园、闺楼、管家院、望河亭等，布局讲究、雕刻精美。康熙御赐的"午亭山村"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

御书楼金碧辉煌，河山楼雄奇险峻，中道庄巍峨壮观，斗筑居府院连绵，藏兵洞奇妙无穷，南书院曲径通幽，西花园风景别致，紫芸阡御碑林立。纵观相府景区，历史人文底蕴厚重，造型独特，气象万千。

　　明清两代，陈氏一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康熙皇帝对陈廷敬有"房姚比雅韵，李杜并诗豪"的评价。乾隆皇帝亲书"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对陈廷敬及陈氏家族予以褒奖。

在八思巴成长的过程中，整个中华大地发生着剧烈变化。蒙古崛起，西藏也笼罩于蒙古铁骑的尘埃之下。1239年，蒙古的兵锋直指西藏， 1240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派兵攻入西藏。蒙古人想找一位西藏高僧进行谈判，就选择了八思巴的伯父，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

1244年，阔端给萨迦班智达写了一封邀请信，信中表面上是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凉州（现甘肃武威）商量西藏日后的安排，实际上却是恐吓他“如果不来就让西藏生灵涂炭”。已经63岁的萨迦班智达根据当时的形势，大胆做出决断：去！之所以去，一方面是他不愿见到西藏血流成河，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加强自己在西藏的势力——当时西藏教派众多，竞争激烈，若要胜出，必须依靠强大的外部势力。

于是，萨迦班智达不顾体弱多病，带上了他的两个侄子，即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上路了。两年后，3人到达凉州，并在1247年正月见到了阔端，开始了改写蒙藏历史的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是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商谈如何在保证西藏各种势力利益的前提下，使西藏归附蒙古。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的民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促使西藏归附了蒙古。在此期间，因为萨迦班智达医术高超，治好了阔端的旧疾，于是藏传佛教深受阔端的信服。

萨迦班智达和两个侄儿在凉州住了下来，八思巴继续跟着萨迦班智达学习佛教知识，而恰那多吉则穿上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言。后来，恰那多吉娶了阔端之女，蒙藏贵族之间形成了联姻关系，也符合萨迦昆氏家族以一子繁衍后代的传统。

1251年11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年仅17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教主。

1253年夏天，忽必烈的军队到达六盘山、临洮一带，请八思巴到军营一叙，虽然有的史书记载之前八思巴就与忽必烈见过面，但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教主身份会见忽必烈。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西藏摊派兵差、收取珍宝。这下八思巴急了，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八思巴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王妃察必的“枕边风”起了重要作用，她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

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

八思巴说的正是唐朝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于是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哪里肯接受？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

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薛禅汗，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

1255年，八思巴回藏从康区迎请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完成佛教出家僧人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不久，八思巴又返回上都。当时蒙古汗王对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别的宗教，还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所以，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为了解决此事，蒙哥汗王命忽必烈主持并判定两派优劣，

1258年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十七人，佛教方以少林寺为首组成，八思巴以观摩者身份出席，但在辩论中道教以《史记》为论据驳斥佛教正统，佛教方一时无以应对，此时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论据进行阐述列举出道教方的论据自相矛盾 。最终，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

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 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如新造佛像、灵塔，以及用金汁书写大量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同时分别拜克什米尔班智达希达塔噶大巴札、罗沃译师喜饶仁钦、纳塘堪钦青南喀札第二十多位大师为师，研习修教因明学、显宗理论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教理仪轨，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五明学等知识。八思巴此次回藏居留三年，其间还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蒙古新字是八思巴依照藏文30个字母创制的由41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后来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极为高兴，并於1268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 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由于八思巴为元朝中央创制新文字，为元朝皇帝授予神圣灌顶，深得元朝皇帝器重。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并更赐玉印。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 1276年，八思巴从大都抵达萨迦寺，此次八思巴返藏，由太子真金护送，在途中专为真金著述并讲授了《彰所知论》，此经有汉译本，收录在大藏经中。 1277年，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地方（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七万僧众盛大法会，史称“曲弥法会”。 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拉章英年早逝，享年46岁。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1320年，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功臣。

当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圆寂以后，创古仁波切又来到台湾，刚好遇到这位正在参与总统大选的退休官员；创古仁波切拉拢他，他就跟创古献计说：「你最好找到十七世大宝法王，让他带着他的那个最有名的黑宝冠来台湾弘法。」

这位总统参选人的用心，不外是要召唤封建迷思的游魂，塑造「王者必有其帝师」的历史神话来联结，让大家迷醉在「明成祖与黑宝冠」的不切实际遐想中，藉此开拓自己的竞选话题和票源而已。

扩展资料：

人物履历

1992年，根据宗教仪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是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国务院任命的第一位转世活佛。

1999年12月28日，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突然离开了噶举派的主寺——西藏拉萨楚布寺，出走尼泊尔，后辗转到达印度。

据美国《国家》杂志2010年7月21日消息，伍金赤列多吉在1999年出走后途经尼泊尔来到印度，之后就被印度政府软禁在国内。他曾多次试图旅行至西方国家，但是均被印度政府制止。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自从公元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以来，其他教派先后仿效。到新中国成立时，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各地区约有上千个活佛转世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活佛群。　佛是梵文Buddha的音译“佛陀”的简称。梵文佛陀的本意是“觉者”“知者”。藏传佛教早期把学佛有成悟得佛义又能引导他人觉悟的人称为“上师”（喇嘛），进而认为他是转生来到人间的佛，从而创立了寻找佛的化身，作为宗教和寺庙首领和法位传承方式。所谓“佛的化身”，是指那些学佛修行有成就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死后投胎转生为另一个肉体，重返人间，继续普度众生。 活佛转世的理论依据　佛教教义和神学中有“佛有三身”说和灵魂不灭说。“三世”是指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一位最高的佛为主宰；一切生灵都在六道轮回之中，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犹如车轮之旋转，佛的化身也不例外，但佛经过轮回仍然是佛。这本是佛教教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可是在佛教其它支派的信仰实践中并没有活佛和活佛转世，唯独在藏传佛教中成为法位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藏传佛教区别于其它派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历史的事实是，这种传承方式创立和形成于“后宏期”藏传佛教形成派别之后。当时各教派存在着争夺信徒，扩大各自影响，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争斗。为此，给转世灵童披上一层佛的化身降世和灵魂不灭的神秘外衣，用以慑服人心，排除非议，又可依靠神力强化其统治。

佛教对佛的尊称。后也引申为对菩萨、明王、阎王等的尊称。 2西藏、蒙古、日本等地的某些僧侣的尊称。亦是元、明、清三朝， 中国朝廷授与藏传佛教地区宗教领袖的封号。 3汉语中的藏传佛教术语，为佛教徒对于转世喇嘛的称谓

法王"一词在古象雄、吐蕃、印度和尼泊尔等几个古国都曾沿用，当时有些国王以佛法的方法管理国家，爱护百姓，大家就尊称他为法王。约在元朝初期，藏地社会渐渐进入政教合一的时代，很多高僧大德、世系活佛被动参与政治，拥有了政权，法王的称号便与责任一并落在了他们肩上。

现今藏传佛教，世界公认有五大法王，他们为藏传五大教派的教主，分别是萨迦派的萨迦法王、噶举派的大宝法王、宁玛派贝诺法王、格鲁派的噶丹赤巴、雍仲本教的曼日法王。

在藏地群众也有对修行极好、学识渊博、威望极高，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的高僧称之为法王。

这是他的个人决定，他想要去印度找人。

2001年4月27日他在临时驻地印度达兰萨拉附近的上密院会见记者并发表声明：

1999年12月28日，在黑夜笼罩下，我和几位贴身侍从，离开了我在西藏的寺院出走到印度。离开家乡、寺院、僧众、父母、家庭和西藏人民的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没有人告诉我要离开，也没有人叫我来此。

我离开我的家乡是为了弘扬佛法，另一方面是为了接受噶玛噶举传承深奥的灌顶、口传和教授，这些我只能从上一世噶玛巴的弟子得到他们两位都曾被预言是我的老师，目前都住在印度。

出走后的社会活动：

2008年5月，法王展开他期待已久的首度西方之旅。法王出访美国，巡视了他位於纽约的北美法座，以及许多在他精神领导之下的佛法中心。除此之外，法王噶玛巴也行遍印度各地，参与他第二故乡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从赛巴巴（Sai Baba）位於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新寺院的落成典礼，到在加尔各达举行的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百岁冥诞纪念，秉持著相互尊重和包容的精神，法王会见了许多其他的精神领袖。

此外，法王也是孟买（Mumbai）印度佛教徒的佛教发展协会（Buddha Vikas Sangha）的佛法老师。

西元2009年11月，法王受邀在TED印度大会中发表谈话，成为大会最年轻的一位演说者。西元2010年1月，超过一万两千名观众出席由法王制作并撰写剧本的舞台剧现场演出，法王这出关於密勒日巴大师生平的六幕舞台剧中，结合了传统西藏歌剧和现代剧场的元素。

-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

噶举派是以教法传授方法的特点而命名的，注重密法的修习，而修习密法又必须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的途径。另外，由于噶举派僧人的僧裙中加有白色条纹，后人学者又俗称“白教”，但这一称呼不十分妥切。在《土观宗派源流

》中指出：晚近主巴（不丹）的一些书中写“白传”的，这是因为仅考虑到玛尔巴、米拉日巴、林热巴等噶举派高僧曾穿著白衣的原故。实际它的名字应当是普遍流传的“语传”二字较为合理。因为此派是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传承的教派。由于藏语“噶举”一词也是教授传承的意思，而且它还蕴含着继承师长传给的重要教授之深层意义，所以，有关这一宗派的名称，还是用“噶举”一词更能表达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藏传佛教的第一位活佛是三世噶玛巴攘回多吉，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作为蒙古大汗蒙哥的上师，获赠黑色金边僧帽，继后又得到继任者大元皇帝忽必烈的赏识，使得噶举派在西藏当事拥有了巩固的政治地位，在噶玛巴希圆寂后，楚布寺掌握了大量的财产和权利，在寺主继承人方面产生非常大的分歧，各派在权衡利弊后，采用了折中的方式，利用佛教轮回理论，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由第三方继承寺主，而由各派共管教派权利，这就找寻到了灵通攘回多吉来继承，楚布寺以蒙哥汗所赐黑色僧帽为信物，开启了黑帽系噶玛巴（大宝法王）传承，随后，藏密各派都先后采用了转世制度，到目前该系已传承到十七世噶玛巴，也就是著名的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