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 八思巴？

　　元朝第一代帝师，学者。吐蕃萨斯迦人。本名罗古罗思监藏（bLo-gros-rgyal-mtshan=hPhags-pa），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生于款（hKhon）氏贵族之家，从伯父萨斯迦·班弥怛·功嘉监藏（Sa-skyapandita Kun-dgah-rgyal-mts-han）习佛典，精通五明。窝阔台汗时，蒙古军进入乌思藏地区，引起极大震动。1244年，萨斯迦·班弥怛奉蒙古阔端太子之召，北上凉州，代表乌思藏各僧俗首领表示归顺（见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八思巴从行，先期到达。1251年，萨斯迦·班弥怛去世。八思巴继为萨斯迦教派法主。1253年，在六盘山谒见忽必烈（见元世祖忽必烈），备受崇敬。当时，佛教与道教为争夺蒙古汗廷的信任，争夺权力和徒众，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1258年，八思巴在忽必烈面前与道教首领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驳倒了对方。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让他统领天下释教。至元元年（1264），立总制院管辖全国释教和吐蕃僧俗政务，以国师领之。八思巴回到乌思藏，设置宣慰司等官衙后，返回中都（燕京）。六年，八思巴创制成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后人称为八思巴字），元世祖下诏颁行。八思巴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元世祖把乌思藏地区十三万户指定为八思巴的供养地。十一年，其弟亦邻真监藏嗣为帝师，八思巴本人返回萨斯迦，统治吐蕃。八思巴著有《彰所知论》等多种著作。所制八思巴字（见蒙古文字），以描写语音精确见长。

　　（亦邻真）

　　八思巴（1235或1239～1280）元代第一代帝师（即元代皇帝从吐蕃请来喇嘛充当的一种最高神职），学者。本名罗古罗思坚藏，尊称八思巴（意为圣者）。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生于款氏贵族之家。1244年，从伯父应蒙古阔端太子召赴凉州，表示归顺。1251年继为萨斯迦教派法主。1253年，谒忽必烈于六盘山驻地，备受崇敬。当时，佛教与道教为争夺蒙古汗廷信任，引发论战。1258年，忽必烈集僧道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

　　八思巴参与辩论，使道士词穷。中统元年（1260），封国师，赐玉印，统领天下释教。至元元年（1264）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统辖释教僧及吐蕃僧俗政务。回乌思藏，置宣慰司等官衙后，返中都（燕京）。1269年，完成了以藏文字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后人称八思巴字）的创制。次年升号帝师1274年，八思巴返回萨斯迦，统治吐蕃。著作有《彰所知论》等。

　　八思巴出身于萨迦派昆氏家族，本名罗追坚赞，自幼聪明过人，故被人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十岁时随其叔父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赴凉州会见蒙古汗阔瑞，途经拉萨时，八思巴在大昭寺从萨班出家。1253年，八思巴年19岁，谒见忽必烈。1260年，忽必烈即位，当年封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玉印（玉印在当时为职权的象征）。

　　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当时称燕京），设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的地方行政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后创立了蒙文，并设置了西藏地区行政区划。1280年，八思巴卒于萨迦，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他为“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年仅45岁。八思巴是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人，是第一任萨迦法王。他对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蒙文的创制、佛教开始传入内蒙古及华北等地、萨迦派在西藏的兴盛、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八思巴著作甚丰，达30余册，其中以《彰所知论》最为著名。

　　八思巴（1235－1280）也作癹思八、帕克思巴。西藏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元代第一任帝师。本名罗追坚参。幼从伯父萨班归顺蒙古，住西凉（今甘肃武威）。1253年忽必烈召置左右，从受佛戒。中统元年（1260年）封为国师。至元元年（1264年）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曾赞助元朝在卫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置十三万户，调查户口、规定赋役、设驿站等。又奉命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年）下诏颁行。七年（1270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其随从弟子辈，曾传来西藏造型艺术，并传内地雕版印刷术入藏。他对元代中央加强西藏地方行政建置，促进汉藏两族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著作有《彰所知论》等。

在八思巴成长的过程中，整个中华大地发生着剧烈变化。蒙古崛起，西藏也笼罩于蒙古铁骑的尘埃之下。1239年，蒙古的兵锋直指西藏， 1240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派兵攻入西藏。蒙古人想找一位西藏高僧进行谈判，就选择了八思巴的伯父，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

1244年，阔端给萨迦班智达写了一封邀请信，信中表面上是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凉州（现甘肃武威）商量西藏日后的安排，实际上却是恐吓他“如果不来就让西藏生灵涂炭”。已经63岁的萨迦班智达根据当时的形势，大胆做出决断：去！之所以去，一方面是他不愿见到西藏血流成河，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加强自己在西藏的势力——当时西藏教派众多，竞争激烈，若要胜出，必须依靠强大的外部势力。

于是，萨迦班智达不顾体弱多病，带上了他的两个侄子，即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上路了。两年后，3人到达凉州，并在1247年正月见到了阔端，开始了改写蒙藏历史的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是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商谈如何在保证西藏各种势力利益的前提下，使西藏归附蒙古。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的民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促使西藏归附了蒙古。在此期间，因为萨迦班智达医术高超，治好了阔端的旧疾，于是藏传佛教深受阔端的信服。

萨迦班智达和两个侄儿在凉州住了下来，八思巴继续跟着萨迦班智达学习佛教知识，而恰那多吉则穿上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言。后来，恰那多吉娶了阔端之女，蒙藏贵族之间形成了联姻关系，也符合萨迦昆氏家族以一子繁衍后代的传统。

1251年11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年仅17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教主。

1253年夏天，忽必烈的军队到达六盘山、临洮一带，请八思巴到军营一叙，虽然有的史书记载之前八思巴就与忽必烈见过面，但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教主身份会见忽必烈。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西藏摊派兵差、收取珍宝。这下八思巴急了，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八思巴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王妃察必的“枕边风”起了重要作用，她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

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

八思巴说的正是唐朝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于是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哪里肯接受？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

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薛禅汗，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

1255年，八思巴回藏从康区迎请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完成佛教出家僧人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不久，八思巴又返回上都。当时蒙古汗王对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别的宗教，还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所以，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为了解决此事，蒙哥汗王命忽必烈主持并判定两派优劣，

1258年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十七人，佛教方以少林寺为首组成，八思巴以观摩者身份出席，但在辩论中道教以《史记》为论据驳斥佛教正统，佛教方一时无以应对，此时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论据进行阐述列举出道教方的论据自相矛盾 。最终，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

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 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如新造佛像、灵塔，以及用金汁书写大量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同时分别拜克什米尔班智达希达塔噶大巴札、罗沃译师喜饶仁钦、纳塘堪钦青南喀札第二十多位大师为师，研习修教因明学、显宗理论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教理仪轨，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五明学等知识。八思巴此次回藏居留三年，其间还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蒙古新字是八思巴依照藏文30个字母创制的由41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后来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极为高兴，并於1268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 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由于八思巴为元朝中央创制新文字，为元朝皇帝授予神圣灌顶，深得元朝皇帝器重。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并更赐玉印。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 1276年，八思巴从大都抵达萨迦寺，此次八思巴返藏，由太子真金护送，在途中专为真金著述并讲授了《彰所知论》，此经有汉译本，收录在大藏经中。 1277年，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地方（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七万僧众盛大法会，史称“曲弥法会”。 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拉章英年早逝，享年46岁。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1320年，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功臣。

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两人共同经历了与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的夺位大战以及建立元朝的过程。1260年12月，在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初步取得胜利后，忽必烈返回燕京（现北京），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八思巴统领释教，八思巴由此有了全国佛教领袖的地位。

成为蒙古大汗后，忽必烈考虑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对政府管理、军队后勤供应以及商旅往来都造成严重影响，决定建设通往西藏的驿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主要建了一条从青海通往萨迦地区的驿站。八思巴则对西藏佛教界颁了法旨，要求全力配合建设。此后，从青海到萨迦，一共建了27个大驿站，保障了往来畅通。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现北京），改年号为至元，设置了管理全国佛教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由八思巴统领。封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命兄弟俩返回萨迦地区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

1276年，在太子真金的护送下，八思巴回到萨迦，自任萨迦法王，任命本钦释迦尚波统领西藏13万户，为萨迦派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开端。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把西藏的艺术带到了内地，又把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传到了西藏。

八思巴还钻研创造蒙古新字。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前，蒙古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先后使用过畏兀儿蒙古字、波斯文、汉字、西夏文等。忽必烈深感统一的文字对统治的重要性，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多人的智慧，八思巴最终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即后来所称的八思巴字，并将它呈给忽必烈。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1270年，八思巴被晋封为“帝师”“大宝法王”，另赐玉印。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朝建立。

1280年11月22日八思巴圆寂，享年46岁。据说八思巴年幼时，曾梦见自己手拿一根有80节的藤杖，但到第四十六节处就弯曲了，第二天向萨迦班智达说起时，萨迦班智达对他说：“这预示着你的岁数，所以到46岁时要格外留心。”想不到一语成谶。

特殊的时代产生特殊的人物，正当乱世之际，藏传佛教走出来一个八思巴，用他的智慧，赢得了统治者的尊重，由此也奠定了藏传佛教的地位，大大促进了西藏与中原的连通、汉藏文化的交流，对西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他是西藏历史上继松赞干布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广阔视野的杰出人物。

对于僧人来说妖魔是人的自性，但从高维虚空来说确实存在虚体光体生命，光体生命维度不同，有神佛仙圣，也有妖魔鬼道，神佛也常与某有缘人合灵启悟修行人，也有低维怨恨生命来附体人类令人生病甚至要人生命，大德高僧都明白诸法空性，唯因果不空，高僧善解善化，不会破坏因果规律，更不会降妖降魔，人着魔附体往往是其人性先缺才招来附体，有因才有果， 社会 上确有很多人有天眼通，能查信息因果，通过某些案例使患者明白因果，懂得忏悔，懂得修心，同时也劝化光体生命通过放下怨恨净化生命之光，提升维度空间，如果不明白这些道理寻觅所谓的“高僧"与“降妖除魔"是永远找不到的，不如放下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

善于除妖降魔的佛教高僧，我理解为除心魔的高僧啊！

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好像是方外之宾，脱离凡尘，活得心静自然的，其实未必也，要是你仔细看一下佛教的发展史，你会发现这些和尚是深度参与到上层建筑中去的，影响力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不是我们理解的撞撞钟那么简单。为何这么说呢？

第一 西汉打通河西走廊，佛教从丝绸之路上传入中国，很快它宣扬的天道轮回，万物与我为一的理论吸引了我国的读书人，自上而下的推广让佛教在我国有了适合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是得到成足的发展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说的那个时期。那有没有有名的高僧能影响当时 社会 的呢！

当然是有的，那个阶段杰出的高僧有很多，说几个啊！1，佛图澄，被誉为神僧，还是一个外来和尚，原籍龟兹，精通玄术，310年到洛阳，在后赵石勒哪里做国师，深得皇帝的信任，那他为何会受到后赵政权信任呢！因为后赵政权是羯族人所创立，人种是以前西域和两汉打仗过来的战俘，和他基本上是同一种人种。所以他们有认同感。普渡众生方面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出多少力，因为后赵政权在中国 历史 里以极度残暴出名，但是他为中国佛教培养了很多人才，也算是奠基人。

2，道安，佛图澄最有名弟子，河北人，24岁拜师，他整理校阅了许多佛教经典，后被胡族政权挟持到长安，在长安翻译并讲授般若学，为般若学，本无宗的创始人，为中国般若学的奠基人。

3，慧远，道安弟子，他也是中国庐山教派的创始人，静土宗的创始人，因为当时南朝的权臣要排除佛教，当时佛教发展已经影响到政治了，慧远退而求其次，答应了一些混迹在佛教中的混混吧，但是开创了 沙弥不敬王者 的理论，为后世俗世政权和佛教政权相处之道奠定了理论基础。

还有一些外来和尚，他们不知何处来，不知何处终，就像 历史 的飘尘，在中国发展佛教，但是不知所踪，如，大师支度，乱世中不知所踪，只留下一些思想。

这是汉传佛教的初期发展高德大僧，还有藏传佛教里一个高德大僧不能不提，元帝国一代帝师，八思巴，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 历史 功绩最大的就是使西藏正式归人中国版图，北京城的选址者，设计者，规划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在道教和佛教哪一个应该排在国家的首要发展中，他和道教徒辩论，引用史记的观点驳倒道教徒，使佛教高于道教为中国第一大教。是元朝西藏的实际控制者，死后，被追封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这个一人之上应该指的是忽必烈，因为他是忽必烈的宗教导师。

这些应该算是佛教中的高僧了，应该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看佛教典籍里都有

杭州灵隐寺的济公和尚啊，是金身罗汉转世，下界降妖除魔、扶危济困、惩强救弱、点化世人的，由于事迹太多，不能一一列举。有兴趣可借本《济公传》看看，或者听一听郭德纲的评书《济公传》，还有周星驰的**《济公》。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提的有问题，因缺乏佛教常识，把降妖除魔跟佛教高僧联系在一起，确切地说，历朝历代，没有哪个高僧降妖除魔。

佛教以慈悲为怀，怜悯众生，即使是恶道众生，也是超度，使其远离痛苦，从来不会杀生的。所谓的降妖除魔跟佛教半点关系都没有。

我认为《西游记》中唐僧，收得徒弟孙悟空等，降妖除魔打胜仗，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为东土大唐取得真经。杭州西湖《白蛇传》故事中一代高僧法海和尚，除了白蛇妖精，救了许宣性命，功德无量。后来五四运动为迎合妇女解放，把法海改编成反派，把蛇妖改编成正派。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也是降妖除魔不少故事。还有不少高僧，降妖除魔，我们不知的，………………………。

帝师制度是元朝建立的一种独特的僧官制度。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时期，蒙古皇室已对藏传佛教各教派有所了解。贵由汗二年（1247年），阔端写信邀请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至今甘肃武威相见，萨班之侄八思巴随伯父同往。不久，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在萨班的号召下归顺蒙古皇室，萨迦派因此独受倚重。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闻八思巴之名，召置左右，从受佛戒。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同年，设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负责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封自幼生长于蒙古宫廷的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命其领总制院事。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献上他所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忽必烈将其颁行全国。第二年，升八思巴号为“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从此帝师一职的设置终元之世而未改。

帝师一职，位高权重。自八思巴之后嗣帝师者，例领宣政院事，秩从一品，赐玉印。忽必烈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之初，都从帝师受佛戒。即位之后，要专门对帝师“降诏褒护”。其诏书络珍珠为字，被称作“珠诏”。平日百官上朝，排班列队，皇帝座旁为帝师设有专座。帝师的号令被称做法旨，通行于全国各地佛寺。皇帝对藏族地区发布的诏书，例由帝师副署。帝师出行，皇帝往往派大臣迎送，甚至用皇帝的半副仪仗为其开路导行。帝师生前备受尊崇，死后也享尽哀荣。以首任帝师八思巴为例，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去世后，被加封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者沈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忽必烈为他在京城修建真身舍利塔。元英宗时（1321～1324年），“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元泰定帝时（1321～1328年），又“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俾塑祀之”。元世祖敕令重修的《百丈清规》中列举元代重大佛事，佛诞、佛涅槃与帝师涅槃并提。帝师在元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几乎与佛祖释迦牟尼相等。

帝师既受到元帝的尊崇，也对元帝负有一定的职责和义务，所以仍是元朝中央政府中的一名高级官员。作为宣政院最高负责人，帝师负责向皇帝举荐该院“居第二者”的宣政院使及以下各级官员。全国藏族地区所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的高级官员，如宣慰都使元帅、元帅、万户等，须经帝师或宣政院提名，然后由皇帝任命。元朝以萨迦本钦统领卫藏十三万户，对本钦的任免也要根据帝师的提名。此外，帝师作为皇帝在佛教方面的老师，要负责向皇帝传授佛法、授戒、为皇帝举行灌顶仪式，还要为后妃、皇子等皇室成员授戒。帝师统领天下僧尼，掌管全国佛教事务，要遵照皇帝的旨意主持佛事、弘扬佛教、为在位皇帝祈寿延年，为已故皇帝资祈冥福，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因帝师承担如此重任，故不可或缺。凡遇帝师因故暂离京师，皇帝即另委一人担任此职。至元十三年（1276年），八思巴奉旨返藏，忽必烈即委任他的弟弟仁钦坚赞接任帝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帝师达玛巴拉受命返藏主持西藏政务，忽必烈又任命八思巴的弟子意希仁钦接替他出任帝师。当时新任命的帝师年纪幼小，实权则操于宣政院使手中。

元朝前期实行扶植和倚重萨迦派僧人的政策，前后任命的十几位帝师中，除二三人身世不详外，其余均属萨迦昆氏家族，也就是萨班或八思巴的弟子、再传弟子。元朝末年，萨迦派在与其他教派势力的斗争中失败，其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为帕竹噶举派所取代，再加上元皇室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渐由萨迦派转为噶举派，由萨迦派僧人所出任的帝师一职于是形同虚设。元顺帝时的最后一任摄帝喃加巴藏卜，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以藏族地区前元朝高级藏族官员的身份归降明朝，第二年，被明朝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先后举荐的旧元官员百余人，均蒙洪武帝授以官职。元朝覆亡后，明清两朝均不再设帝师一职。

藏传佛教的第一位活佛是三世噶玛巴攘回多吉，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作为蒙古大汗蒙哥的上师，获赠黑色金边僧帽，继后又得到继任者大元皇帝忽必烈的赏识，使得噶举派在西藏当事拥有了巩固的政治地位，在噶玛巴希圆寂后，楚布寺掌握了大量的财产和权利，在寺主继承人方面产生非常大的分歧，各派在权衡利弊后，采用了折中的方式，利用佛教轮回理论，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由第三方继承寺主，而由各派共管教派权利，这就找寻到了灵通攘回多吉来继承，楚布寺以蒙哥汗所赐黑色僧帽为信物，开启了黑帽系噶玛巴（大宝法王）传承，随后，藏密各派都先后采用了转世制度，到目前该系已传承到十七世噶玛巴，也就是著名的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

元朝就像一个大海，虽有歧视部分民族的色彩，但又吸引不同种族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劳。

元代帝师——八思巴

八思巴（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又译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发等，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公元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

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

六年（公元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次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13万户。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甩，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尼哥与刘元

我国元代美术史上，有两位值得介绍的雕塑家，这就是阿尼哥和刘元。阿尼哥和刘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蓝旗境内）的佛寺道观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结着中尼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史话。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在我国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萨加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黄金塔。尼泊尔选派80名工匠协助建造。当时，年仅17岁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黄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随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见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务。

他设计的大圣万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极为壮观，也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另一个与阿尼哥相关的雕塑家，就是与他同时期的刘元。刘元是河北省宝坻人，早年曾在山东为道士，在道观他接触了雕刻技术，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术和外来艺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据《元史》载，“凡两都名剁、塑土、范金、转换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为精彩，据认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韵。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残片，据认为可能与刘元有关。

阿尼哥和刘元两位艺术大师的真迹已很难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众多喇嘛召庙中，他们的技法风格却随处可见，带着中尼两国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态地遍布我国北方各召庙。

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马鲁丁

元代天文学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有很大的发展。兴建天文台两座，一座是上都天文台，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台长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是“西域”人，是中亚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中国时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书籍和几件仪器。当时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诸王身份召见札马鲁丁等，称他们是“回回星学者”，希望他们安心在中国研究天文。札马鲁丁等经过长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万年历》和七件天文仪器，献给了忽必烈。

《万年历》是阿拉伯系统的历法，忽必烈决定用这部历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历》。札马鲁丁设计制造的七件天文仪器也是阿拉伯系统的，名称都是阿拉伯文的译音，如“咱秃哈剌吉”（多环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和“兀速都儿刺不定”（观象仪）。

札马鲁丁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由札马鲁丁负责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

札马鲁丁对我国元代的科学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