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蒙古帝国征服了西藏吗？

不能说是完全征服了吧，但西藏投降了， 并且服从的蒙古的统治

1240年，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派遣大将多达，率军深入西藏，企图了解西藏的政治形势和众多教派的详细情况。1244年，60余岁的萨迦派高僧班智达 贡噶坚赞受阔端的邀请，起程前往凉州。1247年，班智达与阔端会晤，并以西域学者为译师，向阔端宣讲佛法，阔端逐渐敬信并决定免除天下僧尼的赋税和兵役。阔端并为班智达建造 “幻化寺”，供奉了大量的财宝，由此开始了西藏喇嘛与蒙古之间的“施舍关系”。1251年，班智达过世，不久后阔端亦逝

1253年，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与忽必烈会晤。八思巴不仅向其讲述佛法，而且还解答了忽必烈所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使忽必烈对佛法产生虔诚的信仰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汗的王

随后并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又设“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该院院事。在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则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的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 蒙古帝国和萨迦政权的关系是互惠的。一方面，由于蒙古方面的大力支持，萨迦派成了当时整个西藏的统治者。另一方面，蒙古却也在文化和其他层面受到西藏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八思巴就曾经根据忽必烈的要求，按照藏文字母的拼音方式创造了蒙古文字，史称 “八思巴文 ”

虽然古代蒙古人信仰的是崇拜“腾格理”（天）的萨满教，多神崇拜的倾向却使他们很容易对各种宗教的高僧大德提起注意。忽必烈早在1240年就曾将汉地的名僧海云禅师召赴漠北问对。听说萨斯迦班智班已在凉州，他就派人到阔端处，要求阔端把大师护送到蒙古草原与他见面。使者驰至凉州时，萨斯迦班智达已经死去。阔端回复忽必烈说：“大师已经圆寂。他有一个侄子叫八思巴，意思是‘圣寿’。年纪只有十几岁，却精通佛法。请允许我送他前来复命。”不过八思巴不用再像海云那样长途跋涉远去岭北了。1252年秋，忽必烈奉皇兄蒙哥之命领兵南下，进征大理。1253年初夏他驻牧于“凉陇羌浑之交”的六盘山。在这里，八思巴第一次见到忽必烈。

忽必烈忽必烈似乎对见不到萨斯迦班智达仍有点遗憾。他问八思巴：“你的佛法，与令叔相比怎么样？”八思巴回答：“叔父的佛法浩如大海之水。我所掌握的，不过像用手指探海，点水于舌而已。”随行军中的忽必烈王妃察必先请八思巴传授金刚灌顶，就是请八思巴施行以水灌洒头顶的密宗仪式，表示由八思巴引进佛门，从此可以把喜金刚作为最根本的尊崇对象来修行。随后，忽必烈也要求接受灌顶。但是由八思巴传授灌顶就是以八思巴为师。从此“上师”就要坐于弟子的上座。这使忽必烈十分为难。经由察必调解，双方约定：今后八思巴讲论佛法或人少时，可以坐在上座；吐蕃之事先征求八思巴意见再下令旨；忽必烈处理俗界政务的正式场合则坐上座，八思巴不得对他徇情干预。

忽必烈即将从事的南征要经过藏地东部边缘。大概忽必烈曾与八思巴商讨蒙古军道经吐蕃时向藏人征发钱粮人力的问题。八思巴力图劝说忽必烈豁免藏地助军的义务，当然使忽必烈感到不大中意。所以这次会面时间似乎不长。八思巴“旬日即乞西还”，回到“凉州王宫之佛殿”。

1254年初，蒙古军攻灭大理国。忽必烈分军留滇经略未服诸部，自己取原路班师，于当年夏天再次驻牧于六盘山。这时八思巴已从凉州动身，正在赶回萨斯迦的途中，听说忽必烈北还的消息，八思巴中途折返，“驰驿径往王府”。他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接待，获得忽必烈颁赐的藏文令旨。根据藏学家陈庆英的汉语译文，令旨说，这位蒙古宗王已从“上师”八思巴处获得信仰，接受灌顶，乃以教法和僧伽的施主自任，“故此特赐给上师八思巴此项褒护藏地方三宝之所依处及僧伽不受侵害之诏书”，并在过去赏赐之外，加赐白银56大锭、茶叶200包、锦缎110匹。作为一个宗王，忽必烈不能给予八思巴什么实际权力，所以只在这份令旨中重申保护藏地佛教和寺院的诺言而已。但对八思巴来说，重要的是，在阔端对西藏的决定性影响消失之后，萨斯迦派的新法王终于及时地找到了自己的新“施主”。他显然极其看重这一点。从1255年直到1280年去世，八思巴几乎每逢旧历新年都要给忽必烈写吉祥祝辞。他在1255年的新年祝辞中这样写道：“祈愿你这权势如大海、如须弥山、如日月珍宝之神中神健康长寿，所愿俱得成就！……你出身家族洁净高贵，财富受用等同如意宝树，祈愿你在尊胜众神所依止之须弥山胜于各方！……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为皇子胜于各方之故，持守清净戒律、智慧无畏之说法僧八思巴撰此祝辞。”佛教的“清净戒律”并不禁止高僧大德使用最华丽铺张的辞藻，为被他们认为是“真命有归”的统治者招徕吉祥与佛的护佑。

这时，在藏地佛教界以神奇的法力闻名的葛里麻拔噶希也应邀来到忽必烈在汉地的大营。忽必烈显然被葛里麻拔噶希的法术所倾服。出自萨斯迦派的藏文史料说，八思巴在他的忠实信奉者察必王妃提示下，用刀截四肢而不受伤来证明自己受“五部佛护佑”的功德。噶举派的文献则说，葛里麻拔噶希拒绝了忽必烈要他留侍左右的请求，不辞而别，后来又在漠北受宠于蒙哥。所以当他中统年间来到汉地时，被忽必烈拘捕并流放海边。无论如何，随着蒙哥汗去世、旭烈兀远走西域、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庇护下的萨斯迦派取得了在元代藏传佛教各派中定于一尊的地位。

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八思巴被新即位的忽必烈封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这时，忽必烈在全力应付与阿里不哥战争的同时，已开始为系统地建立元朝对藏地的行政统治做准备。中统三年初，他派遣专使持金字牌符入藏，向各寺院布施，实际意图是探视藏地的局势。八思巴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藏地佛教各派的领袖，要他们慎重接待朝廷特使。在他的信里，八思巴再次强调，他以国师身份留住汉地，不是为了萨斯迦一派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佛法及所有众人之事”。

争位之战结束以后，忽必烈正式着手进一步治理藏地。至元初，在藏地最东北的边区（今甘青地区）设立“吐蕃宣慰司”。元军在这里“随地厄塞设屯”，用“恩威并著”的手段“镇抚”藏人各部。对今川北藏区，元廷也置司“招谕”、“镇抚”。与此同时，八思巴兄弟被派回吐蕃本部，去整治藏地政教事务。

1264年，他们从大都启程返回萨斯迦。八思巴的弟弟恰纳多儿只娶阔端的女儿为妻，于是以黄金家族“古儿干”（蒙语，译言女婿，亦可用于专指成吉思汗家族的“驸马”）的身份受封为白兰王。大概用以象征蒙古统治藏地的世俗权力。这一年又新建立“总制院”，掌管佛教和吐蕃之境，由国师统领。所以，八思巴此行是以统领总制院的国师和萨斯迦法王的地位，代表朝廷号令藏地佛教各派。临行前，忽必烈颁赐了一份诏书给八思巴，让他传谕各地。诏书“绣以白绒，网以真珠”，所以称为“珍珠诏书”。诏文宣称，忽必烈“已从明白无误之上师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封彼为国师，任命彼为所有僧众之统领。……僧人们不可违了上师之法旨”。由此可见，两兄弟中，真正具有元廷在藏地代言人地位的乃是八思巴，而不是白兰王。

回到萨斯迦以后，八思巴按照护卫蒙古大汗和诸王的怯薛组织的形式，改造了萨斯迦法王的侍从机构。在这个称为“剌让（bla-brang）”的机构里，除了“内大相”的官号大概源于古代吐蕃王朝的“内大相”一词外，其余职官名称的构成，差不多全是模仿怯薛的各种执事官名称，其中包括：索本，负责法王饮食的官员；森本，管理卧室、卧具和服装的官员；却本，负责供奉仪式的官员；皆本，接待来人的官员；仲本，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佐本，管理财务的官员；真本，负责引见的官员；迦本，管理驮畜、运输的官员；达本，管理坐骑的官员；作本，管理牦牛、奶牛的官员；其本，管理狗的官员，等等。八思巴还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西藏各重要的地方修建萨斯迦派的寺院。萨斯迦派的势力在前、后藏乃至甘青、川北地区都获得很大的扩展。

1267年，恰纳朵儿只在萨斯迦病死。八思巴在处理完丧事后离开藏地重返大都。这一年，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争中曾经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因而与元政府和萨斯迦派结下怨恨的必里公派起而反抗。元军再次深入吐蕃本部镇压叛众。史料没有提到八思巴在藏地的活动与此次必里公之乱是否发生过直接关系。

恰纳朵儿只之死和必里公之乱的平息，对13世纪吐蕃本部的政治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白兰王本来是元王朝建立在藏地的地方政权的象征（八思巴相当于中央政府的佛教领袖和主管吐蕃之境的负责官员）。白兰王死后，元廷遂设立“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府”作为统治吐蕃本部的地方权力机构，后来改名为“乌思藏宣慰司”。它的长官经八思巴推荐，由朝廷任命，授予水晶官印。首任长官是正在萨斯迦法王府中代理主持政教事务的释迦藏卜。在这前后，元廷又乘平定必里公之乱的余威，在吐蕃本部调查户口。这次括户分两组进行。一组从藏地西部开始调查，逐渐往东进入后藏之地，由阿衮和弥陵负责实施；另一组则从后藏向前藏推进，由司徒阿昔吉实施。新上任的乌思藏宣慰司长官释迦藏卜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次括户。吐蕃本部著名的“十三万户”，大概就是在这次括户的基础上确定的。

至元五六年（1268～1269）之交，八思巴回到大都。蒙古王公和朝臣、市民到大都郊外远迎。八思巴在“香华幢盖、天乐仙音”的簇拥下，经过结扎着彩带的街道，进入宫中。一路上“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

回京师后不久，八思巴就把他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一种方形直书的字母体系呈献元廷。用这套字母，既可拼写蒙语、藏语，也可以拼写汉语。它于1270年被元朝指定为书写蒙古语的法定字母体系，叫做“蒙古新字”，现在学术界通称它为“八思巴字母”。元朝有很多官方汉语文书，也使用八思巴字母来拼写。在一个多语种环境中，用一种通用的字母体系来拼写各种文字，这个设想似颇有可取之处。但八思巴字母除拼写藏文较贴切易通外，用以拼写多音节的蒙语词汇，就必须把本来应当连书的字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切开，给认读带来很大的困难。汉文本不是拼音文字，改用八思巴字母来拼写汉语，认读方面的障碍也很大。例如元武宗时发行的铜币“大元通宝”，钱面上铸有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文，作tayytienthungbaw。用ytien来拼写“元”，用thung来拼写“通”，这样的“谐声”一般人也很难掌握。所以虽经政府强行推广，这种字母还是无法真正被社会接受。元朝灭亡后，八思巴字母在任何一种书面语中都未被继续行用。

至元七年（1270），元廷颁行八思巴字母后，即把八思巴的身份从国师升号为帝师，颁赐比诸王所用金印品位更高的玉印，大朝会时得坐在皇帝之侧傲视群臣。他的封号很长，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整个天下只有一人在他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知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藏文史料说，在被加封为帝师时，八思巴第二次为忽必烈传授金刚乘灌顶，并因此领受“吐蕃三区”作为供养。藏文“吐蕃三区”，直译当做“Bod地的三个chol-kha”。这里的chol-kha是蒙文chlge的音译。蒙古人既接受金、宋政权把“路”作为较大的施政区划的观念，用chlge意译“路”；又用这同一个蒙语辞汇来翻译大于路的辖区“道”。这里用chlge来称呼的藏地的三大部分，即位于它东北的甘青地区、东部的昌都和川北地区，以及吐蕃本部，意思是藏域三“道”。用吐蕃三区供养八思巴的意思应当是说，现在八思巴不再仅仅以一个统领总制院的“僧官”和萨斯迦一个教派的法王身份去号令藏地佛教各派，而是利用元政权的力量取得了全藏佛教领袖的地位。八思巴到达了他一生中权力的顶峰。

这时，经他提携而进入总制院任职的一个甘青藏人桑哥，替他在宫内造了一座豪华的佛堂。为此，桑哥受御史台弹劾而下狱。八思巴很不高兴。适逢忽必烈邀请他参加一次与佛教有关的庆典，八思巴回答说：“在藏地，儿子入狱，父亲即使行走在小巷里也觉得羞愧。我的桑哥为向我学法造了一座小屋，竟被台臣据以治罪，把他关进监狱。所以我不能出席。”忽必烈于是命令释放桑哥。1270年末，曾任乌思藏宣慰司长官的功嘉藏卜与回到萨斯迦的八思巴发生冲突。元朝派军入藏弹压，统帅这支军队的正是重入总制院并且做了院使的桑哥。桑哥攻杀功嘉藏卜，在吐蕃本部留下一些蒙古驻军，并且改革了藏北高原上的驿站体系。他在汉文史籍中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以敛财固宠的“奸臣”。但在藏文史书中，却是一个“有作为的善良大臣”。可见完全根据单方面的记载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是很不保险的。据说，忽必烈在下决心处死桑哥时，还向他询问有谁可以继任他的职位。

1271年夏天，八思巴离开大都前往临洮（在今甘肃）。1274年，他又从临洮继续往西，回到萨斯迦。大元帝师之职，由他的异母弟亦邻真继任。1280年末，即“功嘉藏卜之乱”为桑哥镇压后不久，八思巴在萨斯迦死去，当时他46岁。

在八思巴成长的过程中，整个中华大地发生着剧烈变化。蒙古崛起，西藏也笼罩于蒙古铁骑的尘埃之下。1239年，蒙古的兵锋直指西藏， 1240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派兵攻入西藏。蒙古人想找一位西藏高僧进行谈判，就选择了八思巴的伯父，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

1244年，阔端给萨迦班智达写了一封邀请信，信中表面上是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凉州（现甘肃武威）商量西藏日后的安排，实际上却是恐吓他“如果不来就让西藏生灵涂炭”。已经63岁的萨迦班智达根据当时的形势，大胆做出决断：去！之所以去，一方面是他不愿见到西藏血流成河，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加强自己在西藏的势力——当时西藏教派众多，竞争激烈，若要胜出，必须依靠强大的外部势力。

于是，萨迦班智达不顾体弱多病，带上了他的两个侄子，即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上路了。两年后，3人到达凉州，并在1247年正月见到了阔端，开始了改写蒙藏历史的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是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商谈如何在保证西藏各种势力利益的前提下，使西藏归附蒙古。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的民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促使西藏归附了蒙古。在此期间，因为萨迦班智达医术高超，治好了阔端的旧疾，于是藏传佛教深受阔端的信服。

萨迦班智达和两个侄儿在凉州住了下来，八思巴继续跟着萨迦班智达学习佛教知识，而恰那多吉则穿上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言。后来，恰那多吉娶了阔端之女，蒙藏贵族之间形成了联姻关系，也符合萨迦昆氏家族以一子繁衍后代的传统。

1251年11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年仅17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教主。

1253年夏天，忽必烈的军队到达六盘山、临洮一带，请八思巴到军营一叙，虽然有的史书记载之前八思巴就与忽必烈见过面，但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教主身份会见忽必烈。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西藏摊派兵差、收取珍宝。这下八思巴急了，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八思巴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王妃察必的“枕边风”起了重要作用，她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

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

八思巴说的正是唐朝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于是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哪里肯接受？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

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薛禅汗，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

1255年，八思巴回藏从康区迎请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完成佛教出家僧人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不久，八思巴又返回上都。当时蒙古汗王对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别的宗教，还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所以，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为了解决此事，蒙哥汗王命忽必烈主持并判定两派优劣，

1258年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十七人，佛教方以少林寺为首组成，八思巴以观摩者身份出席，但在辩论中道教以《史记》为论据驳斥佛教正统，佛教方一时无以应对，此时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论据进行阐述列举出道教方的论据自相矛盾 。最终，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

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 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如新造佛像、灵塔，以及用金汁书写大量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同时分别拜克什米尔班智达希达塔噶大巴札、罗沃译师喜饶仁钦、纳塘堪钦青南喀札第二十多位大师为师，研习修教因明学、显宗理论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教理仪轨，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五明学等知识。八思巴此次回藏居留三年，其间还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蒙古新字是八思巴依照藏文30个字母创制的由41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后来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极为高兴，并於1268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 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由于八思巴为元朝中央创制新文字，为元朝皇帝授予神圣灌顶，深得元朝皇帝器重。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并更赐玉印。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 1276年，八思巴从大都抵达萨迦寺，此次八思巴返藏，由太子真金护送，在途中专为真金著述并讲授了《彰所知论》，此经有汉译本，收录在大藏经中。 1277年，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地方（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七万僧众盛大法会，史称“曲弥法会”。 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拉章英年早逝，享年46岁。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1320年，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功臣。

帝师制度是元朝建立的一种独特的僧官制度。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时期，蒙古皇室已对藏传佛教各教派有所了解。贵由汗二年（1247年），阔端写信邀请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至今甘肃武威相见，萨班之侄八思巴随伯父同往。不久，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在萨班的号召下归顺蒙古皇室，萨迦派因此独受倚重。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闻八思巴之名，召置左右，从受佛戒。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同年，设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负责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封自幼生长于蒙古宫廷的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命其领总制院事。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献上他所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忽必烈将其颁行全国。第二年，升八思巴号为“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从此帝师一职的设置终元之世而未改。

帝师一职，位高权重。自八思巴之后嗣帝师者，例领宣政院事，秩从一品，赐玉印。忽必烈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之初，都从帝师受佛戒。即位之后，要专门对帝师“降诏褒护”。其诏书络珍珠为字，被称作“珠诏”。平日百官上朝，排班列队，皇帝座旁为帝师设有专座。帝师的号令被称做法旨，通行于全国各地佛寺。皇帝对藏族地区发布的诏书，例由帝师副署。帝师出行，皇帝往往派大臣迎送，甚至用皇帝的半副仪仗为其开路导行。帝师生前备受尊崇，死后也享尽哀荣。以首任帝师八思巴为例，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去世后，被加封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者沈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忽必烈为他在京城修建真身舍利塔。元英宗时（1321～1324年），“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元泰定帝时（1321～1328年），又“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俾塑祀之”。元世祖敕令重修的《百丈清规》中列举元代重大佛事，佛诞、佛涅槃与帝师涅槃并提。帝师在元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几乎与佛祖释迦牟尼相等。

帝师既受到元帝的尊崇，也对元帝负有一定的职责和义务，所以仍是元朝中央政府中的一名高级官员。作为宣政院最高负责人，帝师负责向皇帝举荐该院“居第二者”的宣政院使及以下各级官员。全国藏族地区所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的高级官员，如宣慰都使元帅、元帅、万户等，须经帝师或宣政院提名，然后由皇帝任命。元朝以萨迦本钦统领卫藏十三万户，对本钦的任免也要根据帝师的提名。此外，帝师作为皇帝在佛教方面的老师，要负责向皇帝传授佛法、授戒、为皇帝举行灌顶仪式，还要为后妃、皇子等皇室成员授戒。帝师统领天下僧尼，掌管全国佛教事务，要遵照皇帝的旨意主持佛事、弘扬佛教、为在位皇帝祈寿延年，为已故皇帝资祈冥福，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因帝师承担如此重任，故不可或缺。凡遇帝师因故暂离京师，皇帝即另委一人担任此职。至元十三年（1276年），八思巴奉旨返藏，忽必烈即委任他的弟弟仁钦坚赞接任帝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帝师达玛巴拉受命返藏主持西藏政务，忽必烈又任命八思巴的弟子意希仁钦接替他出任帝师。当时新任命的帝师年纪幼小，实权则操于宣政院使手中。

元朝前期实行扶植和倚重萨迦派僧人的政策，前后任命的十几位帝师中，除二三人身世不详外，其余均属萨迦昆氏家族，也就是萨班或八思巴的弟子、再传弟子。元朝末年，萨迦派在与其他教派势力的斗争中失败，其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为帕竹噶举派所取代，再加上元皇室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渐由萨迦派转为噶举派，由萨迦派僧人所出任的帝师一职于是形同虚设。元顺帝时的最后一任摄帝喃加巴藏卜，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以藏族地区前元朝高级藏族官员的身份归降明朝，第二年，被明朝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先后举荐的旧元官员百余人，均蒙洪武帝授以官职。元朝覆亡后，明清两朝均不再设帝师一职。

忽必烈改制

蒙古帝国自建立起一直实行的是成吉思汗建立的一套制度，基本是延续他们蒙古族的传统。等到忽必烈继位尤其是建立元朝后，他就放弃原来的制度，改革使用汉族封建王朝的政策和制度。

元朝行省制度

忽必烈从小尊崇汉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深受其的影响。等到蒙古帝国的对外征服，疆域不断扩大，原有的统治机构和制度渐渐暴露出落后的一面，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比如，蒙古族游牧的传统，在草原等地可以延续，但是在中原这样的丘陵和平原，牧业很难发展，所以必须改变。因此，忽必烈即位后，即使“汉法”遭到了不少顽固派的反对，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改制。

忽必烈的改制，实质上就是学习中原汉族的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框架。主要包括，在中央设置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宗教和 事务的宣政院，而地方则实行行省制度，共十个行省，这很大的影响了现在中国的行政制度；一改原来蒙古族游牧的传统为定居农业，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甚至推广棉花的种植，同时保护农民的既得利益，禁止他人非法侵占耕地。

忽必烈的一系列改制措施，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对地方的管辖，也促进了蒙汉等民族的大融合；经济上，恢复了因为战乱而衰败的农业经济。可以说，正是这一改制，才真正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打仗天才忽必烈

打仗天才忽必烈是一部由胡军主演的影视作品。该剧以忽必烈为主角，全面讲述了元朝开国皇帝的一生。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对汗位野心勃勃，他的妻子更是阴狠毒辣。拖雷是窝阔台的四弟，战功赫赫，深得大汗信任。

打仗天才忽必烈剧照

不久后，拖雷的四儿子忽必烈降生。忽必烈自幼展现了聪明机警胆识过人的一面。成吉思汗非常喜欢这个孙子，曾经想过要把汗位传给这个孙子。这引起了窝阔台的忌惮，想尽办法想要杀害他的四弟和侄子，但始终没有成功。窝阔台继承了父亲的汗位，可是大妃依旧对拖雷父子不放心，毒害了拖雷。长子蒙哥决定为父亲报仇，想要起兵造反。其实大妃现在巴不得蒙哥这样做。拖雷的妻子深明大义劝住了大儿子，汗后的阴谋没有成功。大妃将窝阔 死，她自己也自食恶果。

蒙哥登位，开始警惕忽必烈，到了最后才明白自己的弟弟对自己只有忠心。蒙古王朝又因为汗位陷入了争斗，最后忽必烈打败了自己的胞弟阿里不哥成功继任汗位。阿里不哥与自己的四哥自幼感情深厚，两人常常一起并肩作战。可是后来阿里不哥因心爱的女人爱上了四哥与他生了嫌隙。阿里不哥凡事都想要跟忽必烈争个输赢，结果反倒是自己走上了灭亡之路。

继位后的忽必烈在臣子的建议下开始逐鹿中原，最终灭了南宋王朝，结束了三百年的乱世。这就是打仗天才忽必烈的介绍。

忽必烈是谁的儿子

忽必烈是托雷和他的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第四个儿子。托雷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第四个儿子，在他死后成为大蒙古国的摄政监国。

忽必烈父母画像

托雷是成吉思汗儿子里最有军事才能的一个，跟随他南征北战立下不汗马功劳。在成吉思汗死后，托雷也继承了80%的蒙古军队，几乎掌握了大蒙古国的兵权。不过因为没有继承汗位，托雷之后仍然像一个将领一样带兵打仗，最后也是在打败金国回来的路上病逝。也有记载说，是因为当时的大汗窝阔台生病，托雷用自己代替他，喝下了巫师给的圣水，没几天大汗痊愈而托雷就死了。

忽必烈的母亲是成吉思汗许配给的托雷。据说她治家有方，在托雷死后很好地管理着家族，拉拢其他势力，此外和窝阔台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两人时常商量国家大事。也正是因为她的深谋远虑，最后才能够由自己的孩子继承汗位。

窝阔台死后，他的皇后称制，她想立长子贵由继位。为了争位，蒙古各大势力产生了矛盾，国家处于发生内乱的边缘。此时是唆鲁禾帖尼带着儿子们参加选汗大会，拥立了贵由，才缓和了矛盾稳定了局势。短短两年，大汗病逝。因为唆鲁禾帖尼已经拉拢了多方势力，声望极高，所以这次当上可汗的是托雷与她的长子蒙哥。

蒙哥死后，忽必烈继承了汗位，后来建立元朝。之后，忽必烈为父母追尊谥号，一个“景襄皇帝”，一个“庄圣皇后”。

忽必烈的国师

八思巴（1235年－1280年），是吐蕃（今 ）的一位高僧，本名罗古罗思监藏，八思巴是他的尊陈，意思是圣者。忽必烈在继承蒙古帝国大汗之位后，册封八思巴为国师。

八思巴像

八思巴从小跟着长辈学习宗教知识又接触政治，后来成为萨迦派第五祖。1253年，八思巴谒见了还未即位的忽必烈，忽必烈一家都尊他为上师，又在他面前接受了密宗灌顶，并奉上财宝作为供养。这次见面，为他两人以后的亲密关系打下了基础。当时在蒙古帝国里，佛教与道教一直相争，为争权力和信徒，双方时常发生激烈辩论，八思巴就曾经在一次辩论中代表佛教“战胜”道教。

1260年，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八思巴被他尊为国师，四年后，又兼任了总制院事，慢慢参与朝政。不久，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创造了“蒙古新字”，也被称作八思巴文，并被忽必烈下令全国推行，成为了元朝官方的文字。之后，深受器重的八思巴给忽必烈进行了第二次灌顶，因此晋升为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在1280年去世，享年46岁。

八思巴是元朝第一位国师也是第一位帝师，在世时的功绩极大。首先，佛教在元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死后元朝依然任命僧侣为国师；另一方面，他也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是民族融合的功臣。此外，因为管理 事务，他也使 得到了发展。

忽必烈杀了多少人

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有战争就免不了死伤，有仁爱的将领宁愿花更多的精力来换取双方更少的伤亡，但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以杀立威，敢于屠城和杀人的情况。忽必烈就曾经被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杀人和屠城最多的人。

蒙古军队

蒙古人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对外的征服，从东南亚沿海到东欧地中海，以侵略和掠夺为主。为了更快更多的发战争财，蒙古人常常屠城和斩杀俘虏。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敌人和百姓都不是蒙古族人，是外族就没必要客气和心软。而当他们是在统一蒙古或者平定内乱时，即使是面对反抗自己的族人，想来也不会这么杀人不长眼

忽必烈领导、指挥或者参与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境内或者周围，比如大理、南宋、缅甸等。有人统计，元朝灭宋，最后得到百姓930万户，比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时的1360万少了30%，按照每户有5人来计算，也就是说南宋大约被屠杀了2400万。

除了战争，之后元朝的统治也纵容着杀戮。据说在当时元朝的法律规定，人分四等，其中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北方 第三，南方 第四。因此杀最高等的蒙古人要偿命，而杀最低等的 只需要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在这样的法律下，蒙古人杀 的事情自然时有发生。

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大约失去了7000多万人口。据说，这还成了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两人共同经历了与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的夺位大战以及建立元朝的过程。1260年12月，在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初步取得胜利后，忽必烈返回燕京（现北京），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八思巴统领释教，八思巴由此有了全国佛教领袖的地位。

成为蒙古大汗后，忽必烈考虑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对政府管理、军队后勤供应以及商旅往来都造成严重影响，决定建设通往西藏的驿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主要建了一条从青海通往萨迦地区的驿站。八思巴则对西藏佛教界颁了法旨，要求全力配合建设。此后，从青海到萨迦，一共建了27个大驿站，保障了往来畅通。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现北京），改年号为至元，设置了管理全国佛教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由八思巴统领。封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命兄弟俩返回萨迦地区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

1276年，在太子真金的护送下，八思巴回到萨迦，自任萨迦法王，任命本钦释迦尚波统领西藏13万户，为萨迦派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开端。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把西藏的艺术带到了内地，又把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传到了西藏。

八思巴还钻研创造蒙古新字。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前，蒙古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先后使用过畏兀儿蒙古字、波斯文、汉字、西夏文等。忽必烈深感统一的文字对统治的重要性，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多人的智慧，八思巴最终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即后来所称的八思巴字，并将它呈给忽必烈。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1270年，八思巴被晋封为“帝师”“大宝法王”，另赐玉印。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朝建立。

1280年11月22日八思巴圆寂，享年46岁。据说八思巴年幼时，曾梦见自己手拿一根有80节的藤杖，但到第四十六节处就弯曲了，第二天向萨迦班智达说起时，萨迦班智达对他说：“这预示着你的岁数，所以到46岁时要格外留心。”想不到一语成谶。

特殊的时代产生特殊的人物，正当乱世之际，藏传佛教走出来一个八思巴，用他的智慧，赢得了统治者的尊重，由此也奠定了藏传佛教的地位，大大促进了西藏与中原的连通、汉藏文化的交流，对西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他是西藏历史上继松赞干布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广阔视野的杰出人物。

元朝就像一个大海，虽有歧视部分民族的色彩，但又吸引不同种族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劳。

元代帝师——八思巴

八思巴（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又译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发等，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公元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

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

六年（公元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次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13万户。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甩，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尼哥与刘元

我国元代美术史上，有两位值得介绍的雕塑家，这就是阿尼哥和刘元。阿尼哥和刘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蓝旗境内）的佛寺道观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结着中尼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史话。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在我国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萨加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黄金塔。尼泊尔选派80名工匠协助建造。当时，年仅17岁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黄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随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见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务。

他设计的大圣万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极为壮观，也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另一个与阿尼哥相关的雕塑家，就是与他同时期的刘元。刘元是河北省宝坻人，早年曾在山东为道士，在道观他接触了雕刻技术，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术和外来艺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据《元史》载，“凡两都名剁、塑土、范金、转换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为精彩，据认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韵。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残片，据认为可能与刘元有关。

阿尼哥和刘元两位艺术大师的真迹已很难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众多喇嘛召庙中，他们的技法风格却随处可见，带着中尼两国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态地遍布我国北方各召庙。

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马鲁丁

元代天文学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有很大的发展。兴建天文台两座，一座是上都天文台，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台长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是“西域”人，是中亚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中国时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书籍和几件仪器。当时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诸王身份召见札马鲁丁等，称他们是“回回星学者”，希望他们安心在中国研究天文。札马鲁丁等经过长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万年历》和七件天文仪器，献给了忽必烈。

《万年历》是阿拉伯系统的历法，忽必烈决定用这部历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历》。札马鲁丁设计制造的七件天文仪器也是阿拉伯系统的，名称都是阿拉伯文的译音，如“咱秃哈剌吉”（多环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和“兀速都儿刺不定”（观象仪）。

札马鲁丁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由札马鲁丁负责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

札马鲁丁对我国元代的科学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