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继华是哪本小说

庄继华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个角色，该小说是由中国作家路遥所著，是一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义小说。庄继华是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一个勤奋、努力上进的青年，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努力奋斗。

庄继华的一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他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并最终成为了一名村干部，为村民们做出了很多贡献。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小说，通过庄继华这样的角色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历程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勇敢面对人生中的挫折和困难，不断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庄继华虽然坚强努力，但他的一生却没有逃脱社会现实的限制，他的梦想也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也需要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身处其中的不易，要保持一份理性和清醒，同时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好的未来。

生平简介

曹知白与无锡倪瓒、昆山顾瑛过从甚密，合为江南称世的三大名士。曾任昆山教谕，后辞官隐居，读经书，好道教。为江南富族，庄园宽敞豪华而清幽，喜交结文人名士，家富收藏。擅山水，师法李成、郭熙，山石勾皴柔细，少渲染，笔墨早年秀润，晚年苍秀简逸，风格清疏简淡。有《寒林图》、《疏林幽岫图》、《群峰雪霁图》《溪山泛艇图》《双松图》等传世。

据记载，知白身长七尺，美须髯，性机敏。曾北游京师，王侯巨富，多折节相交。後南归隐居读易。曹知白与倪瓒、顾瑛同为太湖一带著名文人。家筑园池，闻名一时，“所蓄书数千百卷，法书墨迹数十百卷。”

曹知白家业很大，资财也够雄厚，虽然他兴来也常常“宾朋满坐冠峨冠，投壶散帙罄交欢”，但骨子里处静尚修，不爱喧噪，显得为人比较清素，这一点尤与玉山主人顾瑛不一样。从他为自己的斋居取名为：“右古节”、“常清静”、“玄虚”、“淡然”、“自立”、“止”等看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实所蓄书数千百卷，法书墨迹数十百卷，非徒藏也，日展诵之，所得者深广也”，因此他之文学素养、师承宽度亦皆非常人可比。曹知白与发奋临摹古迹的黄公望素有交谊，本人又博闻好古、富于文艺，黄公望称老友有“王摩诘遗韵”，《图绘宝鉴》说他“画山水师冯觐”，倪瓒说 “云西老人子曹自，画手远师韦与李”，明代何良俊则说：“吾松善画者在胜国时，莫过曹云西，其平远法李成，山水师郭熙，盖郭亦本之李成也。”明代董其昌又说“曹本师冯觐、郭熙”。他的山水作品一如他的为人，有一股沉静清穆的气息扑面而来，尝自钤一画印作“聊以自娱”，与元季倪高士的画旨相仿佛，正是元代文人画之宗旨。其作品也广受喜爱。

画作特色

元代初年，南宋画风的流痕余迹一度存在，尚未消泯。因而多多少少影响着当时山水画的定位与走向。直到赵孟\不遗余力地“拨乱反正”，才逐渐恢复了对古意的重视和传承，从而在传统理论的引领下，形成了借古开今、独具品格的绘画风貌。至于曹知白，他虽然无法与大匠巨擘并论，但这位清静疏放的“听松斋”主人，其名气之大，成就之高，也是早有定评的，并且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曹知白善画山水，受赵孟\影响，而趋向李成、郭熙，也吸取董源、巨然，笔墨疏秀清润，后期作品，用干笔皴擦，情味变为简淡，当时为黄公望、倪瓒所推重。 曹知白善画山水，师法李成、郭熙，从中演变成一种清疏简淡的风格。作品多以柔细之笔勾皴山石，极少渲染。早年笔墨较秀润，晚年变为苍秀简逸。

曹知白近乎肃穆的画面感觉含蓄深沉内敛，与杨维祯引领的晚元松 相比更象是典型的吴门画风。曹知白非常富有，所处时期相对安然，《农田余话》卷上 “惜乎其家废于己酉、庚戌，园林百岁巨林，佳花名果，辄自枯死，鱼鸟皆无复来止”之说也能证明。 “己酉、庚戌”已是明洪武二、三年，也就是说曹知白身后十三、四年其家道方艾，所以他无需象倪瓒那样面对周遭生活的困苦穷境和压力，无奈地用四处漂泊来保全自己，也许这一点就是夏文彦所说的“笔墨差弱”的原因。但倪高士不这么看。至正二（1342）年，倪瓒经过杨维祯书斋时，见到了曹知白所画《溪山无尽图》就“别有会心”，“爰题三绝于左”。其中一首曰：“曹君笔力能扛鼎，用意何曾让郑虔”。见仁见智，全由云西翁的画作来说话。

艺术风格

曹知白的艺术风格就存世作品如《松林平远》、《溪山泛艇》、《良常山馆图》等来看，是糅和了李成、郭熙、董源、巨然后的一种新发展。元代山水画放弃对南宋传统的直接继承，转从五代及北宋的传统中寻找发展的依托，李、郭、董、巨是关注的焦点。以纸本为主,以书法性线条令画面形象情韵俱盛的画风，使元画面目一新。曹知白尤擅雪景寒林，虽不改“蟹爪”、“鹿角”程式，能赋新意于笔线之中。松秀疏朗的笔致中有坚挺遒劲之趣、温和儒雅之情趣，漾溢着浓重的书卷气。何良俊认为:“吾松善画者,在胜国时莫过曹云西。其平远法李成,山水师郭熙。盖郭亦本之李成也”。

何氏之论，客观地道出了曹知白对后世松江画家的影响力，曹氏的风格、技巧及其文人气质,藉着整个有元一代画风的嬗变因素，袭领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开松江画派之风气。

人物评价

曹知白父早亡，他是靠母亲抚养教诲成人的。曹知白年轻时，与同代的许多人一样，也曾有意无意地涉足於宦海仕途，但他很快便“意甚不乐，遂辞去”。此时，他的兴趣已转移到了游历与交际。凭着祖上基业雄厚，家资富足，不仅可以坐吃山不空，还能尽情结交奇才高士，如赵子昂、邓文肃、虞文清、杨载等人，他们逍遥於嘉花美木、苍石清溪之间，吟诗作赋，援琴雅歌，觞咏无算，挥麈谈玄……其风流韵致，不让古人。

曹知白是道地的有闲阶级，除交游聚友之外，他还不惜耗费大把时光用来读《易》，研习黄老学说，道家理论，终日足不出户，志尚清素。不过，作为一个以书画著称的文化名人，曹知白无疑在绘事上更具有存在价值。而大凡画家，其书法造诣又都相当精深。善书者不必善画，而善画者无不善书，这固然是指古代或近代而言，绝非当代。比如曹知白，年届八旬，尚能“手书细字，精致可怜”(意可爱)。他的山水画，从早期到晚期，其间风格变化比较明显。早年，他的笔墨倾向於粗实腴润，颇有李成、郭熙的痕迹、味道，而他后来的作品，虽然仍不免有前贤遗影，但基本上确立了自家面目，用笔施墨，讲究细、淡、枯、疏，富於简净苍秀的意蕴，也就是说，与元画的总体风貌大致相融共通。

大德中（1302年左右）荐为昆山教谕，旋弃去，北游京师，不受举剡，遂归隐长谷中。回来以后他“隐居读《易》，终日不出庭户”，“晚益治圃，种花竹，日与宾客故人以诗酒相娱乐，醉酒漫歌江左诸贤诗词，或放笔作图画”，兴奋处“掀髯长啸”，“四方士大夫闻其风者争内屦愿交”。 而“风流雅尚，好饰园池”的曹知白更“笃于友义”，对待文士诗僧，“生则饮食之，死则为治丧葬”，他的性格“外和内刚，寡嗜欲”，学者们尊称他为“贞素先生”，并称颂其“有司马子长之风”，（见《玩斋集》卷十，《贞素先生墓志铭》），是一位深受乡人敬爱的长者。

作品掇英 印章作品

《曹知白印》、《云西》

书画作品

曹知白存世作品有

《疏松幽岫》（745×278cm）

《雪山图》

《雪山清霁》

《群峰雪霁图》（1297×564）

《寒林图》册页 （绢本，水墨273×262cm，泰定二年 1325）

《古木寒柯》（1325）

《双松图》（钤清内府「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1329）

《松林平远图》（绢本，水墨，1321×574cm，天历二年（1329）

《重溪暮霭图》（至正九年1349）

《群山雪霁图》至正十年（1350）

《疏松幽岫图》至正十一年（1351）

《溪山泛艇图》轴藏上海博物馆。

《良常山馆图》卷藏南京大学。

《为石岩书张公九世同居图》（43×31cm）

《石岸古松图立轴》（587×305cm）

《洼盈轩图》

《山水》（120×62cm）

《溪山泛艇图》等

他人画作

《曹知白十八公图》（董邦达绘）（47×315cm）

相关诗作

作者：邵桂子

年代：宋朝\\代

诗文：

草菜可食，总名曰疏。

品题有圃，树艺有书。

衡纵町畦，周绕屋庐。

缭以樊垣，经父沟渠。

晨出抱瓮，夕归荷锄。

有蔓必薅，有蝗必驱。

风披雨沐，日暄露濡。

a甲怒生，嘉苗蔚敷。

芥姜杞菊，韭薤蒜葫。

薇蕨藜藿，瓜瓞匏瓠。

楮鸡桑鹅，箨龙棕鱼。

马齿鹿角，鼠尾虎须。

薯蓣蔓菁，杜蘅蘼芜。

茵陈莪萝，艽兰茹。

赤苋银茄，翠荇墨菰。

酸浆辣苫，甘荠苦荼。

庖人调s，园丁拮据。

煮，筐稆贮储。

椒橙内交，{左齿右差}醢效劬。

以d以湘，可茹可俎。

维昔尼父，瓜祭齐如。

饮水曲肱，其乐只且。

召南苹藻，韩奕笋蒲。

知味羡黄，o根叹胡。

葵蓼饫J，葱韭厌徐。

火芋明瓒，山菌接舆。

庾郎三种，石生一盂。

刘参玉版，苏传冰壶。

巢字元修，鲋姓豆虑。

菘羔抱孙，蹲鸱将雏。

丝滑露葵，练净土酥。

野荠锟钝，水苔脯。

饼炊菠棱，W酿苞芦。

胡麻馈馏，**醍醐。

萍~西晋，莼羹东吴。

芹撷泥坊，藤采丰湖。

沼泪有蘩，江汉有蒌。

冈有常，洲有接余。

雁门天花，黄河蘑茹。

大宛苜蓿，太华芙蕖。

环滁野蔌，盘谷山茹。

地饶所产，天茁此徒。

菲葑是采，口腹以娱。

落英未莎，初篁未z。

霜根旋挑，露叶半舒。

烹泉石鼎，养火地炉。

色炫匕著，香浮盂。

气含土膏，味逾天厨。

肥生华池，响鸣辅车。

商颜饥解，文园渴苏。

前招L生，后引酷奴。

馔非膻荤，饷非苞苴。

园无羊踏，壤有鼠余。

彼哉肉食，俎列豢刍。

心炙椎牛，项脔割猪。

春羔秋，冬鲜夏朐。

猩豹胎，麋{上难下肉}蟹胥。

缁裙解鼋，银丝脍鲈。

羊尾截肪，锦袄脱肤。

山肴雉兔，泽羞雁凫。

北馔潼酷，南烹{上圭下黾}蜍。

嗜鼠则鸱，甘带则蛆。

乃笑郑老，烂蒸瓠{左卢右瓜}。

乃笑坡翁，梦餐鸡苏。

属厌饕餮，饱死侏儒。

语以疏味，能知否乎。

予雅嗜之，日不可无。

乃颜兹屋，羞供是须。

宁疏而癯，毋肉而腴。

易牙司味，敢告膳夫。

邵亨贞尝从游于曹知白，在《野处集》中他回忆说：“追思（云西）翁康强时亦喜招邀文人胜士，终日逍遥于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间”，并称云西翁论文赋诗谈玄，援琴雅歌觞咏，“风流文采，不减古人。”诗文书画方面，黄公望不用说，与张雨、杨维祯、倪瓒、王冕等皆有往来。王冕诗：

流水涓涓石凿凿，一啸长林风雨作。

岂云笔底有江山，自是胸中蕴邱壑。

昨日亭东白云起，怅望吴淞满江水。

安得先生乘兴来，写我江南千里雪。

黄公望题跋称他：“老而益进。于今诸名胜善画家，求之巧思者甚多，至于韵度清越，则此翁当独步也。”

藏书故实

元代藏书家、书画家，字又玄，一字贞素，号云西。青浦小蒸（古时属浙西华亭）人。今小蒸芦花庵即曹知白居宅。从小机敏颖悟，很有见识，爱读书，好黄老之学。家有藏书数千卷，也喜蓄字画。23岁参加疏浚吴淞江，所提建议颇见成效。至元中被荐为昆山教谕，不久辞去。结交赵孟\、邓文原、虞集、王冕等名流，各倪瓒、黄公望交往最密，常以书画相唱和。主要成就在山水画。传世作品有《寒林图》册、《疏松幽岫图》轴、《雪山图》轴、《松林平远图》轴、《群峰雪霁图》轴等。晚年身体轻健，书画功力愈加深厚，画风由丰润趋向苍简，自成一格。78岁时作《重溪暮霭图》，黄公望题跋称他：“老而益进。于今诸名胜善画家，求之巧思者甚多，至于韵度清越，则此翁当独步也”。

明代画风明代画风明代画风

在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在艺术流派方面，涌现出众多以地区为中心、或以风格相区别的绘画派系。在师承方面，主要有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的宫廷绘画和浙派，以及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派和松江派、苏松派

等两大派系。在画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勃兴，成就显著，人物画也出现了变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独特的新面貌。另外明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

汉宫春晓图

早期绘画

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盛行于画坛

，形成了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画风为主的时代风尚。明代宫廷绘画承袭宋制

，但未设专门的画院机构。朝廷征召的许多画家，皆隶属于内府管理，多授以锦衣卫武职。画史称他们为画院画家，实际上是宫廷画家。洪武和永乐(1403～1424)两朝属初创时期，机构未臻完备，风格也多沿续元代旧貌。至宣德（1426～1435）、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浙江与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画家，陆续应召入宫，遂使明代院画一时呈现出取法南宋院体画的面貌，宫廷绘画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正德(1506～1521)以后，吴门派崛起，逐渐取而代之。明代宫廷绘画以山水、花鸟画为盛，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以描绘帝后的肖像和行乐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礼贤下士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谢环《杏园雅集图》、倪端《聘庞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都是其例。山水画主要宗法南宋马远、夏圭，也兼学郭熙，著名画家有李在、王谔、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几乎可以乱真，王谔被称为“明代马远”。花鸟画呈现多种面貌，代表画家有擅长工笔重彩的边景昭，承袭南宋院体传统，妍丽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孙隆从北宋徐崇嗣

脱胎而出，专攻没骨法。林良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笔墨洗练奔放，造型准确生动。吕纪工写结合，花鸟精丽，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宫廷绘画虽未取得像宋代院画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吕纪：《狮头鹅图》

浙派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活动于宣德至正德年间。因创始人戴进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称。继起者吴伟为湖北江夏（今武汉）人，画史亦称他为江夏派，实属浙派支流。戴、吴二人都曾进过宫廷，画风亦源自南宋院体，故浙派与宫廷院画有密切的关系。戴进、吴伟作为职业画家，画艺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长，山水画成就尤为突出。但二人风格又有所区别，戴进变南宋的浑厚沉郁，而为健拔劲锐之体，但仍不失谨严精微；吴伟以简括奔放、气势磅礴见胜。论者谓他“源出于文进（戴进），笔法更逸，重峦叠嶂，非其所长，片石一树，粗简者，在文进之上。”戴进、吴伟前后踵接，影响了一大批院内外画家。追随者有张路、蒋嵩、汪肇、李著、张乾等人。张路的山水画水墨淋漓，人物画则以挺秀、洒脱见长。蒋嵩善用焦墨，笔法简率。汪肇作品多动荡之势。李著学吴伟笔法，遂成江夏一派

。浙派至后期，一味追求粗简草率，积习成弊，正德后遂见衰微。明代后期蓝瑛，有人称之为“浙派殿军”，从师承、画风看，实与浙派无涉。 明代早期，江南地区还有一批继承元代水墨画传统的文人画家，如徐贲、王绂、刘珏、杜琼、姚绶等人。徐贲山水承董源、巨然，笔法苍劲秀润。王绂喜用披麻兼折带皴作山水，繁复似王蒙，墨竹挺秀潇洒，被称为明代“开山手”。刘珏山水取景幽深，笔墨浓郁，近王蒙、吴镇。杜琼善水墨浅绛山水，多用干笔皴染。姚绶主要师法吴镇、王蒙，风格苍厚。他们的画风堪称吴门派先驱。[郭诩：《青蛙草蝶图》明沈周纸本谈设色1938cmx98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还有一些画家，虽未归宗立派，亦各有建树。如初宗马远、夏圭，后师法自然，以画《华山图》著名的王履；被称为院派，给唐寅、仇英以较大影响的周臣；擅长水墨写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诩、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称的杜堇等人。

中期绘画

明代画风

约自正德(1506－1522)前后至万历(1573～1620)年间苏州地区崛起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波澜日壮，成为画坛

主流。明代中期，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逸格”的元人绘画传统，其间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负盛名，画史称为吴门四家

。他们开创的画派，被称为吴门派或吴派。沈周和文徵明，是吴门派画风的主要代表。他们两人都淡于仕进，属于诗、书、画三绝的当地名士。他们都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兼能几种画科，但主要以山水画见长，作品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抒写宁静幽雅的情怀，注重笔情墨趣，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两人渊源、画趣相近，但也各有擅长和特点。沈周的山水以粗笔的水墨和浅绛画法为主，恬静平和中具苍润雄浑气概,花卉木石亦以水墨写意画法见长,其作品主要是以气势胜。文徵明以细笔山水居多，善用青绿重色，风格缜密秀雅，更多抒情意趣，兰竹也潇洒清润。唐寅和仇英有别于沈周、文徵明，代表了吴门派中另外的类型。唐寅由文人变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仇英为职业画家，在创作上则受文人画的一定影响，技法全面，功力精湛，题材和趣味较适应城市民众的要求。他们两人同师周臣，画法渊源于李唐、刘松年，又兼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元人的影响，描绘物象精细真实，也重视意境的创造和笔墨的蕴藉，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唐寅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有两种路数：①以李唐、刘松年为宗，风格雄峻刚健；②为细笔画

，风格圆润雅秀。人物画则时工时写，工笔重彩仕女承唐宋传统，细劲秀丽，水墨淡彩人物学周臣，简劲放逸。仇英从临摹前人名迹处得益，精谨清雅，擅长着色，以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著称。吴门四家杰出的艺术成就，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学者甚众。宗法沈周的有王纶、陈焕、陈铎、杜冀龙、谢时臣等人，王纶为沈周的入室弟子，陈焕较为粗重苍老，杜冀龙稍变沈周之法，谢时臣以气势纵横、境界宏伟见胜。追随文徵明的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文嘉、文伯仁、陆治、陈淳、陆师道、周天球等。文嘉山水疏简，文伯仁缜密，陆治劲峭，钱□粗重，陈淳放笔写意，陆师道细笔勾染，周天球兼善兰石，诸家各具特色。吴门派诸家中陆治、陈淳、周之冕在花鸟画领域中尤有新创。陆治是文徵明的学生，花鸟画兼取徐熙、黄筌两派之长，创文人画的工笔花鸟新格，笔墨细秀，设色淡雅，有妍丽派之称。陈淳亦出文徵明门下，花鸟画受沈周影响，继承水墨写意技法，在造型的洗练、笔墨的放逸、情致的跌宕等方面有所发展，开启了徐渭的大写意画派，与徐渭并称。周之冕受吴门派影响，融汇陆治、陈淳两家之长，另创一兼工带写的小写意画法，被称为勾花点叶体。吴门派发展到明末，因循守旧，徒仿形貌，其地位被另辟蹊径、重倡文人画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

后期绘画

明代画风

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以董其昌

为代表的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形成了许多支派。徐渭是继陈淳以后，从根本上完成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家，其画风有力地推进了后世写意花鸟画的发展,画史称为青藤画派。他的花鸟，吸取了宋元及沈周、林良、陈淳等水墨花鸟的长处，又有重大革新。在题材方面，他大胆突破客观物象形质的局限，赋予物象以强烈的个人情感，作品或缘物抒情，或借题发挥，一反吴门派文人画恬适闲雅的意趣，而直抒激荡不平的心情，产生撼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在艺术形式上，他擅长泼墨法，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不拘成法，形象脱略形似，追求气韵，墨色滋润淋漓，奔放流动，充分发挥了生宣纸的晕渗效果。这种随意点染的画法，气势磅礴，纵横睥睨，恰当地表达了画家炽热激愤的情怀。徐渭的画风，对清代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海派

乃至现代的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中后期的人物画，承浙派者流于粗陋简率，效唐寅、仇英者日趋柔弱靡丽。陈洪绶异军突起，一扫弊习。他糅合传统艺术和民间版画之长，在浙、吴两派之外，别树一帜。赋予所取题材以一定寓意，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人物形象夸张甚至变形，气势伟岸，格调高古，线条刚柔相济，富有装饰性和金石味；设色浓重，以俗为雅，他的画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子陈宇、弟子严湛、魏湘等直承其法，清代罗聘等都融化他的画法，清末“四任”（任熊、任颐、任薰、任预）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传统。此外，陈洪绶也涉猎木刻插图

，造诣尤高，对版画艺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崔子忠擅长白描人物，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丁云鹏善画道释人物，两人的画风虽与陈洪绶不同，但同样都反映了明末清初书画艺术上的一股“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时代风尚。明代肖像画在人物画中较为发达，民间画工中尤多写真能手，至明代后期更有发展，曾鲸为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代表画家。他的肖像画重墨骨，即在用淡线勾出轮廓五官后和以淡墨渲染出明暗凹凸后，再以色彩烘染数十层，必穷匠心而后止。这种画法较富立体感，可能已受到当时新传入的西洋画法的一定影响。学者甚众，遂形成波臣派，影响直至清代。明代后期山水画，继吴门派而起的代表画家是董其昌。他的艺术与吴门派有密切关系，为矫正吴门派末流之弊，他重倡文人画，强调摹古，注重笔墨，追求“士气”，并提出了南北宗论。由于他官至礼部尚书的显赫地位和在画坛上的声望，遂成为画坛盟主，他所创立的松江派遂取代了吴门派的统治地位。他提出的绘画理论，尤其是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时之间苏松地区形成了许多山水画支派。这些画派在观点、主旨、方法、意趣等方面，与董其昌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模仿某家和笔墨运用上各有侧重。较著名的画家有莫是龙，与他共创南北宗论，陈继儒与他为至交，赵左亦常为其代笔，他们都是松江派主将；顾正谊创华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启导，宋旭亦属华亭派巨子，沈士充受业于宋懋晋，兼师赵左，也为董其昌代笔，世称云间派。另外，受吴门派影响的晚期画家还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杨文等人。程嘉燧的山水枯简疏放，李流芳爽朗清秀，卞文瑜细秀，邵弥简逸，杨文兼具枯笔、秀润

两种风貌。

董其昌：《昼锦堂图卷》除苏松地区外，晚明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山水画派。如浙江钱塘的蓝瑛创武林派，安徽芜湖的萧云从创姑熟派，浙江嘉兴的项元汴、项圣谟创嘉兴派，江苏武进邹子麟、恽向创武进派等，这些派别大多影响不大。明末清初，虽然形成名目繁多，关系复杂的山水画派别，但大多受吴门派和董其昌影响，统属于文人画

的系统。明代文人墨戏画也很发达。专门以墨竹著名的有宋克、王绂、鲁得之，以墨梅著名的有孙以吉、陈宪章，以墨兰著名的有周天球等。其中夏□的墨竹，被当时称为第一。

民间绘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代的民间绘画比较活跃，尤其是木刻版画有较大发展。创作者主要是民间画工，但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画家参与活动，如从事木刻的陈洪绶、萧云从等人，曾为适应版画的需要，而创作了不少画稿。民间创作的卷轴画，主要内容有风俗画、历史故事、神像画、水陆画及肖像画等，许多不知名的民间画工所绘制的肖像画，一直流传了下来。明代壁画创作不如前代兴旺，存世的主要是寺观壁画。较著名的有北京的法海寺壁画、山西新绛县稷益庙壁画等。法海寺创建于元代，明代重建，正殿北壁《帝释梵天图》为明代壁画中的精工之作。稷益庙初建于宋代，元代时重修，正殿东、西、南三壁均绘有明代壁画，题材内容以古代神话传说和社会生活为主，在寺庙壁画中是少见的。其他还有山西稷山青龙寺壁画、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明代流行的水陆画，现存者亦多。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壁画，富地方特色，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木刻年画至明代逐渐普遍，到明末已初步形成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南北两大创作基地，为清代年画的繁兴创造了条件。明代版画，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堪称鼎盛时期。戏曲、传奇、小说等文学作品插图的成就最突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许多作品如小说《忠义水浒全传》插图、戏曲《望江亭》插图等，讴歌英雄豪杰和自由婚姻，传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个性鲜明，情感细腻，构图灵活，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陈洪绶的木刻《九歌》、《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西厢记》等，对版画的发展尤其产生深远影响。画谱的成就也很辉煌，胡正言完成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以及《萝轩变古笺》等，创造了版水印、彩色套印的新技术，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绘画著述

明代的画论著述比前代丰富，不仅画史、画论众多，还出现丛书辑录，题跋、笔记也多成为专集。属于史传类的，有韩昂《图绘宝鉴续编》、朱谋《画史会要》、姜绍书《无声诗史》等。属于论说类的，有王世贞《艺苑卮言》、董其昌《画旨》、《画眼》、《画禅室随笔》、莫是龙《画说》、屠隆《画笺》、唐志契《绘事微言》、顾凝远《画引》等。属于品评类的，有李开先的《中麓画品》、王□登的《吴郡丹青志》等。属于绘画丛辑的则有王世贞《画苑》、詹景凤《画苑补益》等。属于著录类的，有都穆《寓意编》、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玉《珊瑚网》、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等。另外，还有王履、沈周、文徵明、唐寅、李日华、陈洪绶等人的诗文、题跋、笔记中有关画论的部分，其中颇多精辟的见解。

南宋四家-刘松年

　　刘松年，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住于清波门外而被人称为“刘清波”或“暗门刘”(清波门俗称暗门)。淳熙初画院学生，绍熙年间(1190~1194年)升为画院待诏。《四景山水图卷》描绘西湖庭院别墅的四时景色，春景图中春风绿柳，芳草萋萋，外游寻春，生机盎然；夏景图中花繁树茂，新荷初展，主人端坐，静心纳凉；秋景图中老树经霜，秋色甚浓，庭院深深，长者独坐；冬景图中白雪飘冬，朔风凛冽，骑驴过桥，踏雪寻梅。四时变化清晰，四景描绘入木，笔墨严谨细密，刚健兼有滋润，既继承了界画用笔精细的传统，又把人物与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笔墨生妙，诗意浓郁。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马远的《踏歌图轴》为绢本，设色，纵 1925厘米，横111厘米。

　　南宋四家-马远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其曾祖、祖父、伯、兄及本人均为画院待诏，活动于南宋光宗、宁宗年间。马远对于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马远有“马一角”之称，意指马远多作山水一角之景致，所画的树石线条刚劲坚凝，有如折钗股似的弯折之角。他常常不作全景式铺陈格局，而描绘边角之景，如明代曹昭所说：“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坐独坐。”(明曹昭：《格古要论》)《踏歌图轴》系马远大幅山水的代表作，也是大斧劈皴法的经典之作。图中远山矗立，雾霭迷蒙，宫阙隐现，小桥通垄，老翁醉酒，且歌且行，安居乐业，景象和谐。图意可见宋宁宗赵扩在图上题的五言绝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夏圭的《梧竹溪堂图页》为绢本，设色，纵23厘米，横26厘米。

　　南宋四家-李唐

　　李唐在北宋徽宗时入画院，南渡后以成忠郎衔任画院待诏，时年已八十。他创格变体，开南宋绘画一代风气。 “南宋四家”发展的大背景是南宋王朝在临安的建立，在政权稍稳定后，赵构重整宫廷画院，江南地区的绘画在继承北宋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天地，代表这一时期绘画成就的便是“南宋四家”。这四家的艺术风格既有共同特征，又有各自的艺术个性，他们的画风在南宋150年盛行不衰，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卷》为绢本，设色，四幅，纵412厘米，横分别为679厘米、692厘米、689厘米、695厘米。

　　南宋四家-夏圭

　　夏圭，字禹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宁宗朝画院待诏。初学人物，后工山水。夏圭有“夏半边”之称，意指夏圭多作山水滩岸林带半边之景致。此图页画梧桐用浓墨作双勾，苍劲质朴，画竹叶分出浓淡不同层次，茅屋中的人物以简笔勾出，远山以花青轻勾淡染，下笔果断，墨色淋漓，笔法苍老，但气韵清幽。

南宋绘画风格分析

一、南宋山水之变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发生发展的早期，人们面临着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转移到二维画面上来的任务。为了实现这种转移的最佳效果，人们势必会在取景上尽量追求完整，希求圆满和真实的反映，于是也就发展成全景式的画面构图。也正因为此，山水画即使是在技艺尚未成熟的稚拙状态，“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画家仍然要把舟船画在水中，把人物置之山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全景式构图一直是山水画创作的主流形式。

经五代至北宋，全景山水绘画图式得到空前发展，走向高度成熟。如荆浩《匡庐图》，描绘有峰峦、树木、建筑、桥梁、瀑泉、人物、驴匹等诸多事物，画面十分详实丰富。“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比例也十分协调。该画面境界雄大，以全景方式体现出画家喜写的“云中山顶”，并有“百尺危峰，屹立于青冥间”的雄伟气概。其他的作品如董源《潇湘图》、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等，它们或为立轴，大山高耸画中，顶天立地，给人以饱满充盈之感；或为长卷，层峦叠嶂，山重水复，具有连绵不绝的气势，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大幅的绘画作品，都体现了全景式构图的特点。

全景式构图的山水画画面圆满开阔，境界舒展，丘壑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有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意蕴。画面景物常以多取胜，表现充分，层次分明，向人们展示出高远、深远、平远等不同的视觉特点。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构图都被认为是观赏大自然的最好方式。

然而进入南宋时期，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首的画家，一改中国山水画前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角之景”时代风格。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及山水之变，便有“刘、李、马、夏又一变也”的观点。这次山水画之“一变”，是在画面空间布局结构中探索新的形式法则，是以一种新异的艺术趣味和美学追求建立画面新秩序，因而较之山水画其他时期的变革显得尤为突出，以至很多美术史论家称之为“顿变”。

但是对于出现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却一直少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取边角之景，与南宋画家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南宋山水画多以钱塘风物为描绘对象，杭州四面环山，画家观察事物时身处低谷，取景多仰视的角度，因而产生了边角式的画面构图。这种说法未免太无视画家主体的能动性，只能被动地处在“低谷”和“仰视”作画，也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更何况许多典型的南宋“边角之景”山水画，如萧照《山腰楼观图》、贾师古《严关古寺图》、马远《踏歌图》等，都是石体坚凝、苍松耸峙、剑峰插空的北方山水景致。所以无论何种山水题材，只要在画家的艺术手笔点化之下，都能成就画面上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效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画面上“边角之景”是南宋偏安一隅、残山剩水的反映，画家以画作讽刺当时的朝廷，并抒发对山河沦陷的无限感慨以及对故国的眷恋之情。该观点还进一步指出，北宋的山河基本完整与李成、范宽的全景式山水画相对应，结合北宋稳定的社会秩序、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产生了饱满大气公正严谨的绘画图式；然而及至后来北宋王朝国势衰落，便有了“瘦金体”的出现。南宋偏安政权仅有半壁江山，与之相对应自然产生了“一角”、“半边”的绘画。

这种对绘画艺术风格进行的归纳、总结，特别是从政治学而非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在当时的南宋并没有出现，元代也没有发生，而是直到后来的明代才大肆兴起，例如：

明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论及马远作品：“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

明韩昂在《图绘宝鉴续编》中记到：“郭文通（1370-1444），永嘉人，善山水，布置茂密，长陵最爱之。有言马远夏圭者，辄斥曰：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

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类》有“马夏画”条目：“太宗尝言：夏圭、马远之画，乃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今马、夏成堂大轴亦少见矣，所见者，孤峰独树，果无重山叠水曲折之妙，真可谓至言。”后面还有按语：“如《中州集》无全首好者，正诗文关国运也。”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有诗：“中原殷富百不写，良工岂是无心者。恐将长物触君怀，恰宜剩水残山也。”

明汪珂玉《珊瑚网·题马远鹤荒山水图》中记有：“评画者谓远画多残山制水，不过南渡偏安风景耳，又世称‘马一角’。”

明朱谋垔《画史会要》中记有：“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以后四大家也，画家虽以残山剩水目之，然可谓精工之极。”

……

由此可见，正是在明代的时候，“边角之景”的空间布局和“残山剩水”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并影响到以后数百年来人们对南宋山水画风的认知和解读。

把“边角之景”说成是南宋偏安的残山剩水的反映，把画面上山水的构图和简繁变化，说成是政治疆域范围大小的反映，这难免有妄加臆测和附会之嫌。从绘画作品产生的实际效应来看，“边角之景”所呈现出来的简洁明快、具有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画面和意境，也绝不会用来表现令人扼腕痛惜的残山剩水。更何况，南宋时画院主盟画坛，院画家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不会去大肆影射残山剩水的政权局势，更不会以此而形成整个时代的绘画风格。相反，南宋院画家创作了许多粉饰太平的绘画，而且是采用了边角之景的手法，如马远《踏歌图》，图上方还有宋宁宗赵扩题写的王安石的诗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所以，我们对边角之景的认识还是应该回到绘画艺术本身发展的角度上来。

那么，南宋这种独特的绘画面貌到底源于何处呢？

二、团扇扇面之制

在宋代，中国绘画史上正式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绘画形制——扇面画。《书继》中记载：“郑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南宋诗人陆游也感叹道：“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一时天下画家名手纷纷研习笔墨，经营画扇，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景象。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实物中脱离出来。其时画家于扇面之上作画，已是主动借用扇面的形制形式，这为中国画的创作注入一股清新、自然、活泼的艺术气息。扇面绘画以其形制灵活小巧，与传统的长卷、立轴绘画大异其趣，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艺术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团扇扇面引入中国画创作的形制中，是促使产生南宋山水画构图取景变化的重要原因。

针对绘画艺术而言，其风格面貌之形成与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个方面，即绘画作品的材料材质和绘画作品的形式形制，由于被人们视为“形而下”的“器”，且远较绘画艺术表面性的风格、面貌稳定，所以从事艺术风格研究者很容易将之忽略。事实上，这两个方面能够对绘画风格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绘画作品的材料材质的更新变化，其影响甚至会超出风格面貌所能表达的范围，形成绘画品类的差异，如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素描、版画等。绘画作品的形式形制一般不会造成这种改变，但其大、小、长、短、方、圆等种种不同，深刻地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应物象形”、“经营位置”等创作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使绘画的风格面貌发生改变。

在扇面绘画的创作中，客观要求画家的视角由远观转为近察，由整体把握趋向局部发掘。与长卷大幅绘画相比，扇面绘画移大作小，从“以大观小”走向“以小观大”，艺术视角发生变化。这如同通过放大镜看世界，它能够指引观者的目光，集中观者的精力，近观细察，认真品味微观艺术世界里的奇妙景象。在这种新形制下的创作，山水很少有全景式的构图，而是大胆截取某些局部并将之放大；花鸟在构图上突出主体，善于剪裁，时画折技，讲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人物则多是选出有限的典型性个体对象，然后在画面上进行精心描绘和表达。扇面如同摄像机的变焦镜头，将高大的事物缩小，将繁琐的事物析离，最终定格成一个清晰美丽的画面。

据《续画品》记载：南朝梁画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这种团扇上画出的山川，必然会对描绘对象进行一番剪裁和提炼。也可以判定，扇面形制客观要求改变层峦叠障、布置茂密的全景图式，形成去其繁章、采其大要的截取图式，艺术视角相应地从“以大观小”走向“以小观大”，这些即是“边角之景”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扇面形制的小品画，与局部取景、重点刻画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促使了“边角之景”绘画图式的生成。例如，北宋赵令穰《橙黄橘绿图》是一幅扇面小景，画面利用对角线构图形成一种平衡感，左上角和右下角密布橘树丛林，中部是开阔的水流，营造出大片的空白。这种“近岸广水、旷阔遥山”的构图，已经与“边角之景”相差无几，也体现出小景山水所追求的空间美学趣味。南宋时期，这种空间美学趣味被应用到长卷和立轴大幅山水画的创作中，从此打破了“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的构图传统，也就正式形成了“边角之景”的南宋山水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