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卡寺的传说
措卡寺坐落在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麻日乡,位于海拔3000多公尺的高原山区,距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
传颂有位大乘就者——塔巴嘉曾生于1285年,(龙树菩萨的化身)从小就出类拔萃,超绝胜妙之意,勤修显密宗,大圆满,修持有成成佛大乘就者塔巴嘉曾是噶举派弟子,尊者为了弘扬佛法,远游来此,经过现今的措卡寺所在地时,见这里叁天的古木,四周环绕,眺望远山,云峰重叠,近观目击之处,沟渠交错,林海层层,绿水青山,柏香阵阵,是个建寺修行的好地方 尊者塔巴嘉曾当时就想,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湖泊加以衬托,将给该寺带来佛像善举,作为一个能体现本身超凡脱俗的得道大乘就者,是不会轻易放弃一段修行之缘于是,高僧带着弟子牵着骡子,翻山越岭寻找能与寺庙结缘的湖水,历尽千辛万苦,高僧的弟子终于在现在的洛古乡境内找到了需要的湖水,便在牛皮口袋内装了一袋湖水驮在骡子背上返回。几经周折,通过多次卜卦选址之后选取了措卡湖位置便形成了今天的措卡湖。选湖之后,尊者就在湖边建起了寺庙(建于1336年),也就是现在措卡寺庙,尊者塔巴嘉曾住在措卡湖边,见着水里的倒影,手捏泥巴自身像,尊者圆寂时留下的肉身骨头做成了肉身佛塔,罕见万分珍贵,寺庙的木头也都是尊者亲自一根根搬,日乃噶麦丘万物所建随心而行,如今措卡湖边当年驮水的骡子留下的蹄印和尊者塔巴嘉曾建寺时留下的掌印,都历历在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得不感叹藏传佛教神秘莫测、博大精深。的确,若能像尊者塔巴降措一样证得甚深道自在大手印(噶举金刚持亲口传承密咒教义),那万物所现就随心自在。
今天措卡寺的美丽景观不由的让人流连忘返,湖如明镜,微风起时,波光辚辚,湖中游鱼五光十色,千姿百态,让人仿佛置身仙境,那万物所现就随心自在,朝拜而得之加持不可思议,仿佛闪耀着无边的佛光。在历史上,措卡寺一直非常殊胜,但由于政治交通等各方面的违缘障碍,措卡寺一直显为人知。1863年措卡寺遭遇破坏,宁珠彭措到措卡寺把尊者塔巴嘉曾的肉身佛塔摧毁,金银财宝拿走,遇到了这些破坏,这颗明珠遂隐了它的光彩。
历史上记载至今有多位德高望重大乘就者来到措卡寺
第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通瓦敦殿,多次到措卡寺传法及修行开光加持。
第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确札嘉措,58岁圆寂了,为了护佑未世修行众生,大宝法王噶玛巴亲自塑造,具有极大加持力的“玛哈嘎拉”大护法圣像,此泥塑等身高的大护法圣像属世界罕见万分珍贵,有殊胜的日子,高僧大德和虔诚的弟子来拜见发愿时“玛哈嘎拉”圣像会说话并且脸上会发出金光或变色奇迹,非常殊胜,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大乘就者,江登 西若降措,到了措卡寺,尊者曾给措卡寺灌顶加持传承念经等开光。
第八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米觉多杰曾多次到措卡寺灌顶加持传承念经等开光。
大乘就者龙萨尼波来到措卡寺传法加持开光并亲手泥塑造一尊内手臂大小高度的莲花生大士佛像。
大乘就者七乃如珠噶多寺堪布传法讲经,授课几年译成十几本课诵集之类的相关书籍。众多大乘就者弘法传教噶举与宁玛派教法,相辅相成,流传至今。
大乘就者邬坚巴戎,美龙巴戎,能智巴戎,堪珠巴戎等有着13位巴戎来到措卡寺传法加持灌顶开光等。
噶玛寺的登边乃先来到措卡寺,传法加持开光灌顶等,大乘就者——白玛邓登,祖师来了三次措卡寺授课传法加持念经灌顶开光等,索登丹曾来到措卡寺传法加持念经灌顶开光等,尊者曾译过书记载过说到措卡湖有着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措卡湖围湖转一圈,相当于念诵六字真言,嗡嘛尼呗美吽3亿遍功德,半山腰中转湖一圈,相当于念诵六字真言,嗡嘛尼呗美吽13亿遍功德。
尊者拉嘛索加仁波切带随十几个弟子随同来到措卡寺,传法、加持、开光、灌顶等。
尊者饮珠仁波切到了措卡寺举行了极乐世界授课、传法、法会并加持开光、灌顶等。
尊者切麦登多仁波切到了措卡寺传法、加持、念经、开光灌顶等并在措卡湖山顶间见到玛哈嘎拉多位显像奇迹。
尊者森邬尼巴仁波切来到措卡寺传法、讲经、开光、灌顶加持等。
尊者茶夏巴登仁波切来到了措卡寺传法“丹珠尔”开光灌顶加持等。
尊者仁孜乃珠仁波切到措卡寺灌顶加持等。
尊者邬杰传同尼巴仁波切到措卡寺传法、灌顶、开光、加持等。
活佛切多仁波切到措卡寺传法、念经、灌顶、开光加持等。
活佛白玛能珠仁波切到措卡寺传法、念经、灌顶、开光加持等。
措卡阿白仁波切,1907年出生,出类拔萃,超绝圣妙之意,勤修修持有成,精通所有传法灌顶,博大精深(1972年圆寂66岁)。
2008年藏历3月4日失火,寺院出家人不怕危险去救火,寺院很多佛像装藏的宝物都一一拾回。寺院出家人有174位商量三天议失火事件,重建寺院,寺院喇嘛2个,管家14人,共16人讨论商议建寺的规模由大经堂,护法殿,会客室,供灯室,发愿花了4年时间重组修建如今的措卡寺。
综上所述,措卡寺史不可胜数,圣湖圣迹确有所依。不是吾作自见,而是大乘就者们之言,根据寺院的事迹、传说、简介依尊者们的记述。
更为殊胜!
此措卡寺历史简介事迹
呷绒公布仁波切撰写!
吉祥
作品:《元史》
简介
《元史》,明宋濂、王祎等撰。二百十卷。其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元太祖称成吉思汗(1206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间163年的史事。
宋濂(1310—1381),明浦江(今属浙江)人。因李善长之荐,充明太祖文学侍臣,官至学士承旨,深得太祖信任。以“为文醇沉演迤”闻名于世。王祎(1322—1373),义乌(今属浙江)人。元末隐居青岩山,以文章名世。明初征为中书省掾,官至翰林待制。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尽快纂修元史,二年二月即设史局,至三年七月已基本修成。实际纂修仅历时331天。是二十四史中修纂最及时、费日最短的一部史书。朱元璋想通过此举说明明朝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同时也想以元朝灭亡为鉴戒,巩固朱明天下。
《元史》本纪和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列传的一部分依据元朝官修的《后妃功臣列传》,一部分采自私人家传、神道碑和墓志铭等。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始资料的直接摘抄,一般不作认真熔铸和润色。《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较高,但“文芜”、“体散”是其缺点。
八 思 巴 传
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也。相传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曰班弥怛。岁癸丑,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①,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中统元年②,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③,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④兴,而字书有关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遂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
十一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怜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讣闻,赙⑤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间⑥,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⑦,又以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云。
注释
①潜邸:未当皇帝前的住宅。潜,潜龙。 ②中统元年:世祖忽必烈年号,公元1260年。 ③至元六年:至元,世祖忽必烈年号,至元六年为公元1269年。 ④寖:同“浸”,渐渐。 ⑤赙(fù):以财物助人办丧事。 ⑥至治间:至治,元英宗(硕德八剌)年号。至治间,指公元1321—1323年间。 ⑦泰定元年:泰定,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年号,元年为1324年。
译文
帝师八思巴,土番萨斯迦人,属于款氏家族。相传自从他的祖宗朵栗赤以来,用佛法帮助国主称霸于西海十几代。八思巴长到七岁时,能朗诵佛经几十万字,并能大致通晓其中的内容,国人称他为圣童,因此才叫他八思巴。几年之后,对五明学(古印度学者通习的五种基本科目)很有研究,因此又被称为班弥怛。癸丑年,八思巴十五岁,拜谒世祖于藩王府,忽必烈与他谈话非常高兴,越来越同他亲近。
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给玉印。让他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制成后献给世祖。蒙古新字只有一千多个,有四十一个字母,字母关联纽结成字者,叫作韵关法,用两个字母再加上三个或四个字母而成字者,叫做语韵法,大体上以谐声为准则。至元六年,世祖下诏颁行于天下。诏书说:“朕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语言又是记录事件的,这是古往今来的通例。我们国家兴起于北方,风俗崇尚简朴,没有制造文字,凡须用文字的地方,都用汉文和畏吾字,以沟通本国的语言。考察辽、金以及周边各国,照例都有文字,如今文治渐渐兴起,但是还缺少文字,对于一个朝代的制度来说,的确说不上完备。因此特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用它译写一切文字,仅只希望能够达到语言没有阻隔、办事顺利而已。从今往后,凡应用玺书发布诏令者,一律用蒙古新字,仍旧以各国的文字作为附录。”于是把八思巴升号大宝法王,更换赏赐玉印。
至元十一年,八思巴请求返回萨斯迦,世祖挽留他,八思巴不从,世祖便让他的弟弟亦怜真继承他的位置。至元十六年,八思巴去世。噩耗传到世祖那里,送去了很多钱作为丧葬的费用,赐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年间,特地下诏让各郡县建庙祭祀。泰定元年,又绘像十一幅,颁发到各行省,为他塑像。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或称永乐帝,是明朝第三任皇帝。
公元1402年至1424年在位,在位二十二年,年号永乐。
明太祖皇四子,安徽凤阳人,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洪武三十二年或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削藩,燕王遂发动靖难之役,起兵夺位,经过三年的战争,最终胜利,杀害方孝孺,驱逐其侄建文帝夺权篡位自封为帝。
明成祖在位期间,完善明朝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北京,使北京至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至今。此外他编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北征蒙古,南平安南。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
另外,他加强太祖以来的专制统治,强化锦衣卫并成立东厂,此外,他在位期间重用宦官,也促成明朝中叶后宦官专政的祸根。
明成祖崩逝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嘉靖帝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扩展资料:
发展经济
明成祖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
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史称永乐盛世。
经营边疆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描绘的明永乐年间的明朝最大疆域,包括羁縻地东北地区(包括外东北)、新疆哈密、青藏地区(有争议)和短暂占据的安南地。
西南边疆,永乐十一年(1413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思藏(今西藏)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赐,尊为帝师。不过,史学界对明朝是否实际统治了西藏存在较大的争议。
永乐年间,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如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后封其为“大宝法王”。
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入藏封乌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明封八王中的两大法王、五大教王都是永乐时期封授的。此外,明成祖依僧官制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由此明朝对藏区的各政教势力由上至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基本完成。
但明朝并未在乌思藏等地区驻军。亦有学者通过对比元朝对于西藏的实际管辖,认为明朝上面这些对藏人名义上的封授并不能被认为拥有在西藏的实际政治权力。
《剑桥中国明代史》亦指出:“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西藏人都未觉得他们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们无须中国(明朝)居中调解而维持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
评价
《明史·成祖本纪》中评价明成祖: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
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蔡石山在其著作《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的开篇评价明成祖“明朝的永乐皇帝,驾崩于1424年8月12日,自从1402年7月17日登极以来——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间——而且所有的证据也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
在书末,他再次评价明成祖“毋庸置疑,永乐有过多的自我,而且拥有很多的美德:他是自信、直率的,能够甄别和牢记有很强能力之人的贡献,而且保护依靠他的那些人,尤其是他的家人。不过,他也有黑暗面,特征就是不必要又未经思考的侵犯性,而这类侵犯性经常产生了暴虐和消耗”。
参考资料:
13世纪中叶,在元朝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下,西藏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封建农奴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各僧俗领主对其土地和属民的封建关系,通过中央王朝的政令被固定下来。元朝扶植萨迦地方政权,分封十三万户,统由萨迦节制,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管理体系。14世纪下半叶,明王朝基本上承袭了元代对藏区的制度和措施,但不采取元朝单一扶植某个教派的做法,而是“多封众建经分其势”,对有影响的佛教各派首领均加封号。最高的封号是“法王”,如永乐五年(1407)封噶举派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永乐十一年(1413)封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宣德九年(1434)封黄教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次等封号是“王”,如“赞善王”、“护教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等;其下还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号。此与同时,明朝还设立茶马司,专管藏汉两族间的茶马司交流,民间的商业往来也相应发达。这些措施既有利于中央对西藏的统治,也有利于西藏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活跃与发展,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在多方面得到加强、据《明史》记载,15世纪60年代藏区朝贡人员一次就达3、4千人。他们把藏区的牲畜、皮毛、药材、藏香、铜佛等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带到内地,把内地的金银、绸缎、布疋、各种生产工具等运回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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