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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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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公元8）罗马杰出诗人、文艺批评家。后成为奥古斯都的宫廷诗人。《诗艺》原是一篇诗体信简，无题，发表后不及百年，即被罗马修辞学、演说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us,约35-95AD)称之为《诗艺》(Ars Poetica)，其后遂以此名著称。受信人是皮索(Piso)父子三人。当时皮索氏甚多，不知确指何人；根据此信内容，三分之一谈戏剧，三人中可能有人想写剧本，求教于贺拉斯，贺拉斯作此复函，信笔所之，谈谈写作的体会。
分为诗意论、诗法论、诗人论。主要观点：1古典主义诗学原则。贺拉斯是古典主义的奠基者。所谓古典主义，是指罗马的文艺要像古希腊的文艺学习，以古希腊的文艺为典范的文艺主张。后来17世纪法国的布瓦洛等提倡法国的文艺要向古希腊古罗马文艺看齐的主张，西方文学史上称为新古典主义。（1） 借鉴原则。这是贺拉斯古典主义诗学中的首要原则，即把古希腊文学作为典范来学习借鉴。“请你揣摩古希腊典籍，日夜不辍。”认为学写诗“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对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推崇备至。亚里斯多德强调文艺模仿人生，他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文艺模仿古典的原则。如，首先，他提出要沿用古典题材，从希腊史诗、悲喜剧中吸取创作题材。其次，在题材处理上要遵照古人的作法。诗歌格律也应沿用古希腊诗的格律，史诗应像荷马史诗一样善于剪裁、布局。然而他并不要求罗马作家跟在希腊作家后面亦步亦趋，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创造表现罗马奴隶主上流社会人物的军功伟业和高贵性，创造无愧于罗马帝国的光辉艺术。在题材上、语言等方面，要求既有继承，又要创新。 （2）艺术创作的合式原则。贺拉斯认为，正确的判断力表现为艺术创作中的“合式”原则。这“合式”原则是他为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确立的具体法则。“合式”原则，主要指艺术上的协调一致、恰当得体，符合自然、符合情理、符合观众心理、符合艺术原则。源于古希腊的史学和美学传统。贺拉斯合式原则源于古希腊的诗学美学传统，其理论基础是柏拉图“有机统一说”和亚里斯多德悲剧的艺术应该成为有机整体的“整一性”原则。合式原则的社会根源是罗马贵族生活与意志、贵族审美理想情趣的体现。所谓“合式”，就是要求在艺术上做到协调一致、妥贴得体，恰到好处，叫人感到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它既包括形式的要求，也涉及对内容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首先，结构要虚实参差，毫无破绽，在内容、形式技巧、整体效果上要和谐一致他认为叙述要切合题材，不同的诗体有不同的叙述与表达。“喜剧的主题不能用悲剧的诗行表达；悲剧的题材也不能用日常的适合于喜剧的诗格来表达。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配合，盛怒要配恐吓的词句。他认为不但史诗的情节布局应该这样，悲剧也应该这样，还要注意什么样的情节适宜表演，什么样的情节不适宜表演、只适宜叙述。要是演员的表演和叙述相结合、虚实参差，没有破绽。认为个别细节的真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体效果，要求各细节特别是主要细节的协调一致。其次，人物性格上要自相一致，合乎类型，合乎特征。a人物的性格要与年龄相符；再现古代作品中的人物，要描写人们熟知的性格特征要求描写的人物性格“必须注意从头到尾要一致，不可自相矛盾。”描写古希腊题材中的人物，要写人们熟知的性格特征，写阿喀琉斯必须写他的急躁暴戾、无情、尖刻，如何拒绝法律的约束，处处要诉诸武力；美狄亚的凶狠、骠悍；伊娥的流浪；俄瑞斯特的悲哀。如果创造人物，必须注意首尾一贯，不能自相矛盾。人物性格要切合年龄特点，切合各种年龄的人所常有的一般特征。人物的语言、台词要切合身份，要合乎民族、地域、职业特点。 “你必须注意老幼少壮各有其行藏，务使举止同各种性格和年龄相当”这一原则构成他的“性格论”，这种性格论的本质是定型的、类型的。（传统人物的类型说，相同人物的类型说）他要求描写的是按年龄和气质划分的类型性格，被17世纪新古典主义继承和发展，对西方文学造成不良影响，直到康德、黑格尔、歌德艺术理论出现，这种类型化的理论才被冲破。b人物语言要符合个人的身份和遭遇他不但要求作家写出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语言，而且要求人物语言的词句和人物的表情相协调。再次，要有高贵的内容与优雅的形式他的“合式”原则要求符合罗马奴隶主贵族的心态和艺术趣味，而不是符合“没有教养的庄稼汉的嗜好”，因此要求文艺必须是高贵和优雅的。他认为，高贵的文艺必须表现高贵的人的伟大事业，这就要求文艺表现古代和现代的高贵的奴隶主英雄的业绩和道德，在艺术形式上则要在情节的条理和安排上下功夫，特别是在语言使用上分清什么是粗鄙，什么是优雅，运用合式的韵律写成新颖的作品。他对高贵性的要求，被新古典主义发展，对文艺“雅”与“俗”的划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理性主义倾向贺拉斯对艺术活动本质的看法主要继承亚里斯多德的看法，他谈诗神，但不谈迷狂，承认是人的天才有天资的成分，更强调苦学和训练，把艺术看作是人的生活的模仿，而不是神的诏语。认为“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这种判断力是指艺术家的思辩能力，也就是艺术家正确判断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能力，来自思想、道德和知识。“如果一个人懂得他对于他的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是什么，懂得怎样去爱父兄、爱宾客，懂得元老和法官的职务是什么，派往战场的将领的作用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也懂得怎样把这些人物写得合情合理。”这种合情合理是指合奴隶主阶级的情理。它的价值在于进一步阐述了文艺创作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和作家的思想深度、道德倾向、知识和经验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启发后人认识艺术判断力的特点，是一种综合的包括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审美判断的判断力，是一种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比较、鉴别的能力。揭示了创作主体的重要作用。“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这句话成为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信条。但他们要求以封建的理性判断代替作家个人的判断，使新古典主义趋向僵化。贺拉斯的“合理与合式”就是“内容与形式”的最早源头，标志着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与内容相对应的“形式”概念最早之滥觞。贺拉斯认为，诗要写得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应该写和可以写的，什么是不应该写和不可以写的；也就是说，一个称职的作家，首先应该能够对艺术所要表现的对象和内容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思考。这就是“合理”。所谓“合式”，又译“得体”、“妥贴”、“妥善性”、“工稳”、“适宜”、“恰当”、“恰到好处”等，是贺拉斯对艺术形式的要求，体现了古典主义典雅方正的艺术原则，诸如语言要切合身份，性格要切合年龄，人物要切合传统等等。如果说此前的形式概念建基在世界一元论观念之上，那么，合理与合式则是一种新的二元论范畴。这一新范畴的出现与当时思想文化界“希腊化”与“化希腊”的冲突、拜金主义与审美追求的矛盾等有着密切关联，于是必然导致“灵”与“肉”、“教”与“乐”、“善”与“美”、实用主义与 等审美二元论观念的萌生。3艺术的功用：“寓教于乐”原则关于诗的社会作用，希腊化时期分为三派：一派是斯多葛派（又称坚忍学派）认为人生应该摒弃享乐、恬淡寡欲，因此强调诗的内容和教育目的；一派是伊壁鸠鲁派（又称享乐派）主张人生应追求个人幸福和安宁愉快，因此强调诗的娱乐性和优美词句的吸引力；第三派是亚里斯多德派（又称散步学派或逍遥学派），他们极言内容和形式同等重要，主张诗的教育作用和 娱乐作用不可偏废。贺拉斯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传人。首先，他阐述了文艺对早期人类社会的作用，指出古代诗歌教导人们“划分公私，划分敬渎，禁止 ，制定夫妇礼法，建立邦国。”诗歌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教师。贺拉斯比较早注意到文艺摹仿现实的特点规律，提出“寓教于乐说”：他提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 ，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既劝谕读者，又使之喜爱。在“娱乐中得到教益”。这里提出艺术的双重目的、效果，通过情感作用实现教育目的。“既予读者以 ，又有教训可汲取”。劝谕的思想内容要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思想性与艺术性、情感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在艺术享受的同时，文艺必须承担教化的使命。“寓教于乐”对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作了概括；对艺术教化作用的重视形成后世功利主义艺术观。他的“寓教于乐”的理论揭示了文艺的审美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关系。也隐含着使文学创作可能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情况。这在后来的法国新古典主义那里，表现得很明显。小结：贺拉斯是罗马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奠基者，丰富发展了古希腊的文艺思想。他结合自己创作体会，针对罗马文艺现状，提出了富有见解的思想。他的《诗艺》奠定了古典主义理论基础。他的文艺观是现实的，其对艺术摹仿现实的肯定，对艺术社会功用的肯定影响了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时代的作家和文论家们。
《圣殿》是福克纳所有长篇中唯一开始就获得商业成功的作品，但也是一部广受批评的作品。福克纳认为写该书是为了“庸俗的想法”，制造的是一个“最为恐怖的故事”。小说本来包括关于霍拉斯·班鲍、谭波尔·屈莱克的两个故事，后来删除了次要的枝节，加入了高潮，因而到读者手里的版本已大为不同。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使用的语言比较简练，文句也不复杂，跟《喧哗与骚动》大不一样。福克纳用快节奏的手法把大量经过高度提炼的细节直接推到读者的跟前，而且故意有所省略，留出一些空白来迫使读者进入故事情节，参与创作和想象，从而在令人窒息的事实面前痛苦地作出他含而不露但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社会腐败了，人性泯灭了，世界快要完蛋”的结论。
《圣殿》的故事就是开始在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开始的场面极富象征意义，充分表现了哥特小说最根本的特征：善与恶的对立。在林中一条溪流的两边蹲着两个人，隔溪而望，僵持着。看起来他们在几乎所有方面都相反。一个高，另一矮；一个着装考究，另一个衣不合体，而且裤褪上、鞋上都沾满了泥；一个光着头另一个戴着一顶似乎从未取下过的草帽；一个举止文雅，另一个则口里总是斜叼着一支烟；一个衣兜里装着一本书，另一个衣兜里装的则是一把手枪。后来我们得知，他们中一个是律师，另一个却是黑社会头目，杀人凶手。这些对立的因素几乎都具有象征意义。他们的个子象征着高尚和卑劣；光着的头和压得很低的草帽象征着光明与黑暗，诚实与欺诈；而他们的着装、举止以及所携带的书和手枪则分别象征文明与野蛮。很明显，他们是善与恶、正义与罪孽的代表。小说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两极对立：侦探与凶手，法律与罪行、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表面上的道貌岸然与本质上的腐败堕落，世俗观念与道德意识，同情与冷酷，无私与贪婪等等。正是在这些对立与冲突中，小说的情节得以展开，主题得以深化。
那两人就这样蹲着，隔溪而对，几乎没说话，相持了两个小时。这种似乎没有尽头的相持象征着善与恶之间永恒的对立和冲突。只不过，这部小说并非像一般哥特式小说和侦探小说那样以正义战胜邪恶来结束，而是邪恶最终战胜了正义。这样的结局，或者说这一主题思想也在卷首这貌似平静却暗藏杀机的对立中暗示出来，因为他们之间表面上相持不下，实际上是揣着枪的人把揣着书的人控制在那里，并最后将他押送去了法国人庄园的废墟。这预示着在一个法律被潮弄、道德被践踏、个人利益重于良心的社会里，正义是多么软弱无力而罪恶则是怎样肆意横行。这正是《圣殿》要展示的南方社会的状况和作者要表达的思想。
《圣殿》的故事情节主要是以两个人物为中心展开的。一个是贺拉斯，另一个是谭波尔·屈莱克。前者主要是作为一件凶杀案的辩护律师而像侦探一样侦察案情搜寻证据；而后者则是这一案件的受害人之一和主要见证人，并且同时也是引发此案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个案件把这两个毫无关系的人的故事联结在一起。谭波尔是一个18岁的女学生。同贺拉斯一样她也来自一个法官家庭。但她的性格和思想同贺拉斯几乎完全不同。德莱克法官和他的四个儿子是南方清教文化的代表，把妇女的贞节和家庭声誉看得重于一切。为了家庭声誉，他们可以置法律和道德良心于不顾。他们完全按南方清教妇道观来要求和束缚谭波尔，把她看作是（正如她的名字Temple所暗示的）“神圣的殿堂”，禁止她同男孩子交往。但是“爵士乐时代”的谭波尔已不再是旧南方的淑女。那种压抑妇女人性的桎梏，不但没有使她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念，相反却使她产生了逆反心理。由于具有这种心理又缺乏正确的道德信念，所以她专门想做他们不准她做的事。特别是她上大学住到校园后，她更是毫无顾忌地同男同学交往，甚至在晚上溜出去同镇上的男孩子鬼混。她在同男孩子的交往中极不严肃，更不用说有什么爱情。她纯粹是为了好玩和追求刺激。她甚至不在乎约会的对象是谁，她需要的只是约会；“她把约会的时间记在她那供抄袭用的拉丁‘直译本’里，这样她就用不着管是同谁约会。她只需要打扮，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叫她。”
她牵扯进这个凶杀案就是因为跑出去和一个同她一样毫无道德观念、毫无责任心的男人戈德温约会造成的。戈德温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毕业生，然而他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只是怎样以“绅士派头”大碗喝酒和说大话吹牛皮。他在同谭波尔约会期间多次酗酒，最后导致在法国人庄园附近翻车，使自己和谭波尔落入“金鱼眼”等黑社会分子手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继续酗酒，而不设法使谭波尔和自己脱身。第二天清晨，他竟扔下谭波尔不管一个人溜了。他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胆小鬼，对谭波尔的遭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也是那个以传统价值观念的沦丧为特征、以追求享乐为目的的时代的典型人物。
尽管戈德温负有重要责任，但谭波尔的遭遇以及她随后的堕落的主要根源还在于她自身，在于她没有一套立身处世的正确原则或价值观念，而是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和与人交往。她挑逗男孩子，只是为了玩玩。她在还有法律和世俗观念管束着的学校或城里，这样“玩玩”还算幸运没有遇到危险。可是在法国人庄园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她那一套游戏规则就不灵了，只会给她带来危险。当她落入那些不法分子手中后，她既害怕又感到刺激。一方面理智告诉她面临的危险，因此她要求戈德温带她离开，并一再恳求卢比（私酒制造者戈德温的妻子）帮她逃走。然而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兴奋和刺激，下意识地不想离开。卢比一再劝她走掉，她借口说没有车。卢比说：“你知道我怎么取水吗？我走路。一英里，一天六趟”。后来在小说《修女安魂曲》（这部小说被看作是《圣殿》的续集）里，她也承认她“有两条腿”，完全可以离开。所以卢比说：“我知道你这种人。我见过。总是在逃跑，但并不太快”，“你是在玩”，“当你回去后，你就有向别人吹嘘的东西了”。卢比的这些话可谓一针见血，揭示了谭波尔这类人的本质，同时也指明了谭波尔处在那种情形中的矛盾心情。
不幸的是，人们身上的那种非理性的东西往往比理性更能支配一个人的行为从而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正是谭波尔的情况。她不断恳求人帮助并告诉自己应该离开，但她没有离开。非但如此，她还把对镇上男孩子的那一套也有意无意地搬了出来。她在那些不法分子喝酒时不断进进出出，在他们面前展示自己。卢比曾告诫她呆在一个地方不要动，但她就是不听。不但如此，就寝时，她甚至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脱掉外衣并拿出化妆盒来涂脂抹粉。不管她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挑逗性的行为对那些不法分子们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就连曾在卢比的要求下出面保护过她的戈德温·李也受到刺激。所以卢比对她说：“我怕的不是李……而是你。”部分由于她的挑逗，唐米和戈德温，甚至连那个阳萎的“金鱼眼”也一个接一个在黑暗中摸到她床前。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她的心情仍然是又惊又怕又渴望。当“金鱼眼”来到她床前时，她竞在心里说：“来吧，抚摸我。抚摸我！如果你不，你就是一个胆小鬼。胆小鬼！”当“金鱼眼”抚摸她时，她为“保护”自己所作的只是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45岁的老师”，接着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头”。幸好一方面由于卢比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不法分子要外出活动，那天晚上总算没出事。可是第二天早上，当戈德温也拦车溜走后，她仍然留在那里。这时卢比连自己的丈夫也控制不住了，只好带着孩子到外面去，以示抗议。不过在戈德温“动手”之前，“金鱼眼”枪杀了唐米，用玉米芯强暴了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与凶杀发生在星期日上午10点。这是基督复活之日，也是人们上教堂之时，但那却是谭波尔在精神和道德上死亡的时刻。在这之前她还有一丝天真和单纯，对罪恶还有一点恐惧。在这之后，她落入“金鱼眼”的掌握之中，在道德上、精神上完全堕落了。她变得是非不分、毫无正义感，对戈德温的冤案和曾经帮助过她的卢比的遭遇无动于衷。至于在性方面，她的欲望和行为更是同野兽一样令人作呕。当贺拉斯最后在妓院找到她时，要她讲述她在法国人庄园的遭遇和案情发生经过。在讲述中，她对罪犯的暴行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悲惨遭遇不仅不感到愤怒和羞愧，相反，“她实际上是带着骄傲在讲述这一经历”。正是由于她道德上的堕落和是非不分，当她最后出庭作证时竟作伪证，把强暴过自己的“金鱼眼”所犯的罪行都推到戈德温身上，致使戈德温被暴徒们活活烧死。谭波尔的例子可以表明，一个人如果从小没有得到正确的精神指导，没有树立起正确的道德意识，当他同罪恶相交时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由此可见，贺拉斯在“侦破”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案件的真象，而且是一些关于生活、社会和人性的真理。《圣殿》这部小说使用侦探手法的真正意义就是要用这种手法来有助于对社会、对人的探索。其实，与通常的侦探小说不同《圣殿》并没有制造迷雾来掩盖案情。尽管有些细节到后来才逐渐揭示出来，读者一直都知道案情的大致真相和谁是真凶。所以这部小说的重点不像一般小说那样放在“谁干的”上面，而是放在“业余侦探”贺拉斯律师在“侦破”过程中究竟“发现了什么”上。他所发现的远非案件的真相，他发现了存在于南方社会、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和人身上的普遍的罪恶。
然而，福克纳不是绝对不进行心理分析的。谭波尔对霍拉斯说的那番话就是她在遭到强暴前一天晚上所思所想的心理活动的十分真切的描绘。对于那个敏感多思、好幻想的知识分子霍拉斯，福克纳并不吝惜任何心理描写。第二十九章关于霍拉斯冲进人们残害戈德温的场地，第十九章表现他潜意识里**欲念的有关他凝视小蓓儿照片的那一节。尤其是第二十三章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意识深处不可告人的罪恶思想的那一段，都是用意识流手法表现的既生动又深刻的心理分析。福克纳也不是不采用其它现代派手法的。谭波尔被强暴的故事就运用了多视角多层次的叙述方法。第五到十四章用的是全能视角，由作者进行描述。第十九章里，鲁碧从她的角度把这事件又介绍了一遍。到了第二十三章，谭波尔亲自出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霍拉斯。同一个故事反复讲述了三次，却都没有交代那关键部分。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不仅重视事件在小说里的作用，而且去挖掘文本以外的寓意。
福克纳在谈到文体时曾反复强调“主题，故事，创造自己的文体”，作家企图写的作品控制它的文体，强迫（作家使用某种）文体”。他还明确地表示过，“看比听强，无声胜于有声，用文字创造的形象就是无声的。文中惊雷、文中仙乐，都只能在无声中领会”。可以说《圣殿》的手法充分表现了他的观点。福克纳在1928和1929两年里写了三本风格迥异的小说：用典型的意识流、多视角等现代派手法表现的《喧哗与骚动》、也用意识流和内心独自等手法但不是用多视角来把同一个故事重复讲述多遍而是各自介绍故事一个部分或方面的《我弥留之际》以及基本上不用这些手法而是以情节取胜的《圣殿》。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福克纳具有何等高超的手法技巧。何况，三种不同的手法讲述了三个不同的故事，表现了社会的不同侧面。《喧哗与骚动》展现了上流社会贵族阶层的没落，《我弥留之际》刻画乡野村民的自私与自尊、顽强拼搏与苟且偷生兼而有之的两面性，而《圣殿》所揭示的画面既包括上流社会及其习俗和保护它们的法律体系又涵盖了下层社会乃至底层犯罪分子的种种心态。应该说，虽然《圣殿》跟《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在风格上大相径庭，但它同样展示了“人的内心冲突”，也同样能证明福克纳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造诣方面都无愧于大师的称号。 哥特式
《圣殿》里充满了暴力、凶杀、强奸和弥漫着令人恐怖的气氛，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暴力引起的死亡。小说中共有七人死亡：两人被烧死，两人被枪杀，两人被绞死，还有一个人带着冒血泡的喉管和吊在背后“越吊越下去的头”跑了一段路才倒下。哥特小说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一个“哥特式地点”，比如阴森的城堡、荒废的庄园、闹鬼的房屋或者充满危险的荒野等等。《圣殿》中的哥特式地点是被当地人称之为老法国人庄园的地方。那是一个充满传说和早已被废弃了的庄园，现在是一个制造和贩卖私酒的窝点，是犯罪分子的场所。它不受法律的管辖和社会道德的约束。任何不慎闯入此地的外人都会遭受难以预测的危险。正是在这里，误入其中的谭波尔·德莱克度过了一个恶梦般的夜晚，并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目睹了一个人被枪杀，而且自己也被强暴。
命名
其实讽刺在《圣殿》里随处可见，成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核心。比如斯诺普斯是一个堂堂的州议员，却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卑鄙小人。戈拉哈姆是地区检察官，却为了当国会议员肆意践踏法律。谭波尔的名字有“神圣殿堂”之意，却堕落成一个道德上和性生活上的无耻之人。娜西莎等人名为基督徒，却毫无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苦难中的母亲和孩子毫无同情之心。相反卢比这样一个被人鄙视的人却具有许多美德。贺拉斯性格软弱，却不得不肩负起伸张正义的沉重使命。“金鱼眼”是罪恶的化身，却出生在圣诞节。就连小说的名字“圣殿”（Sanctuary）也不无讽刺之意。关于“圣殿”的意义，福克纳曾说，那是一个人们“躲避麻烦”的“安全地方”。他是指在以前如果一个人逃到教堂的圣坛上，他就能躲债或逃避追捕这一古老传统。然而在小说中，不论是法庭，还是法国人庄园或者孟菲斯妓院都只是藏污纳垢之处，既不神圣也不安全。
蒙太奇
福克纳在《圣殿》这部作品中通过精心的蒙太奇剪辑效果，对比了城市与乡村，人与穷人、道德与罪行、正派与情欲，溶所有这一切于全无怜悯与尊严的情感结构之中，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阴暗面。
《圣殿》的故事情节的展开主要集中在老法国人驻地、孟菲斯及杰弗生镇三地，这三处的社会背景并非彼此孤立，综合并里分析不难发现作者是颇具匠心的。福克纳精心安排了这三个地方，蒙太奇手法突出了它们的共性，以罪恶之本可以从这三幅图画的深层结构得到揭示。老法国人驻地是三个地域中最自然、最朴实的地方，到处都是被废弃的痕迹，住在这儿的是两种靠天吃饭的人：一个又聋又瞎的老人与一白痴，一对经法律程序结合的夫妇及他们的孩子。这五口人依赖地里自然生长的一点农作物过活。尽管读者初涉此地时听到的是鸟声，看到是夭然池塘，而那声却“规律得令人感到不自然，尤如钟控制一般”，那池却又是“被“金鱼眼”吐过唾液”的池塘。
《圣殿》的开头部分就描写了律师本博与恶棍“金鱼眼”池塘旁仅有的一次会面，并就其表情、衣着、外貌、动作等予以浓墨描写，甚至强调本博随身携带着一本书，而“金鱼眼”携带的则是一把枪，他们彼此虽无共同语言，却又隔着闪烁的塘水相互凝视达两小时之久。作者的安排无疑是令人费解的，但肯定具有某种深刻意义。显然，福克纳并非想强调本博与“金鱼眼”的差异性，而是企图诱导读者去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之间的共性。
另外，谭波尔是《圣殿》中的核心人物，她的被奸是小说的主要情节，但关于她的被奸过程，福克纳并未平铺直叙，而是采取多种叙述法，引导读者去综合分析，从中自作结论。
《贺拉斯》取材于古罗马历史，写罗马人与阿尔巴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战事一触即发。鉴于双方多有姻亲关系，为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双方约定，各派三人作代表，展开一场决斗，以决雌雄。罗马方面选出了贺拉斯三兄弟，而阿尔巴方面则选出了居理亚斯三兄弟，他们开始了残酷的厮杀，居理亚斯三兄弟全部被杀，贺拉斯三兄弟中也只有一人生还，而居理亚斯三兄弟中的一个，就是贺拉斯姐姐的未婚夫，姐姐万分痛苦，责骂弟弟，结果也被杀死。但是，国王对贺拉斯却不予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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