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严嵩

严嵩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权臣，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喜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山门是独乐寺的大门,门额上悬挂的“独乐寺”3字大匾,相传为明代官吏严嵩所题

北京的老字号、著名的酱菜“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写的，以下的一些牌匾是经专家考证确认出自严嵩之手

相传为严分宜(严嵩)手迹

严嵩生平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严嵩创作的百寿图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至口外保安。沈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被杀。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严嵩书法欣赏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

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

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水冰山录(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乾隆刻本

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

简介：天水冰山录是明朝奸臣严嵩的财清单明朝大贪官严嵩在被抄家后，曾将其家产列清册，取「太阳一出冰山落」语意，名曰《天水冰山录》，光是登录财的字数竟多达六万多字，据书中所载，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差最后一册。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终年八十六岁。

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钤山堂集》

《钤山堂集》

严嵩―庆云赋

惟灵璧之丕叹兮，憾神坤以通乾罡。历万古之锤炼兮，含自然以极造化。>奇五岳之神韵兮，混千面集于奇峰。比穹苍而袭云兮，拈颛顼以摇营室。>体嵯峨之玲珑兮，待谐宙而绕香雾。观庆云之毓魂兮，升碧石以接北辰。>击磬鼓以镇诰兮，听秋水之谓晨风。随即信步轻易，>浮念庆云；神之所遗，缘出泗水；开山启道，始镇吴江；>石间桥洞，百千之数；待遇九河，千泉泄玉；峰底举燧，>孔洞生烟；礼乐铮铮，和与清阳；庆为天同，比及流云。>

提到小沈阳，大家一定会想到以下几个关键词：大贪官、马屁精、矮胖子、无能。然而，真正的小沈阳是清朝最有权势的官员，有着英俊的面孔和伟大的才华。他过人的才华和贪官的操守与他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乾隆皇帝的宠爱和嘉庆皇帝的去世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

读诗书，才貌双全。

电视剧中的小沈阳经常被刻画成一个愚昧无知、丑陋不堪的滑稽角色，但历史上真实的小沈阳并非如此平庸。相反，他是一个外表优秀，学识渊博的“才子”。小沈阳最初的成功与他杰出的个人资历密切相关。

小沈阳，原名何善宝，出生于满洲正红旗。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10岁时，他到皇宫西门的咸安宫求学为官。“少年得志，学诗有礼”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求学期间，他接受了系统的儒家经典和满汉蒙文字教育。由于他的聪明和勤奋，他受到了他的老师吴胜兰等人的高度重视。18岁时，他娶了排名第二的内务部首席部长连赢的孙女。20岁时，小沈阳继承了祖先传下来的三级蓬车队长的世袭头衔。22岁时，小沈阳成为官衔三等侍卫，后担任“粘棒护卫”。所谓“棒卫”，就是就职之旅中负责皇帝的车和伞的差使，因此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皇帝。

相传乾隆皇帝在一次狩猎之旅中，审阅边境罪犯逃亡报告，随口背诵了《论语》的一句话“虎胆龙威出椽子，龟玉毁于椽子。谁该对此负责？”乾隆皇帝身边的侍从大多不读书，听后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深谙诗词歌赋的小沈阳听得一清二楚，当即答道：“典卫不可尽忠。”龙皇帝很惊讶身边的侍卫竟有如此见识。他也看到了眉清目秀、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声音洪亮的小沈阳。他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不禁让人佩服。

从此，小沈阳在小沈阳皇帝的赏识下，凭着自己出众的资历上升到了顶峰。他经历了干青城卫队、禁军司令部卫队、正蓝旗满洲总司令等职位。后历任首席武官、文华堂大学士、部尚书、内务总长、禁卫部长、《四库全书》大总统官、步兵司令、九门提督、户部、兵部、吏部三副。此外，他还成为了乾隆皇帝的姻亲，乾隆皇帝将他最宠爱的十公主嫁给了小沈阳的儿子丰绅殷德。

小沈阳可谓是“人才辈出”，后来他“一飞冲天”。

千人千面是什么？

《飞黄腾达》之后，小沈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的做官之高，官职之多，权力之广，权力之大，在清朝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位置。因此，他也被称为“清朝第一权臣”。

龙为什么这么喜欢小沈阳？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有天赋。例如，清朝历史博物馆整理的小沈阳原始档案《和_列传》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正月，31岁的小沈阳被派去调查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腐案。类似的案件通常因缺乏证据而难以处理。然而，小沈阳非常聪明。他先是拘留了李侍尧的管家，并获得了贪污的证据，迫使聪明的李侍尧俯首认罪。小沈阳结案前后仅用了两个月，对乾隆皇帝大加赞赏。此外，乾隆朝《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特别提到小沈阳精通曼奇

当然，才能并不是小沈阳“登峰造极”的决定性因素。他受欢迎的关键在于善于读圣旨，迎合乾隆皇帝的心意。在小沈阳繁荣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老了。此时的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称一代圣贤，最喜欢的就是身边有人迎合他的自满。小沈阳就是发现了这个想法，才成为乾隆皇帝“解你父之忧，舍你妻”的知心人。

乾隆皇帝晚年生活奢侈。为了庆祝他的八十大寿，他计划在小沈阳举行盛大的长寿仪式，但这需要很多钱。当时国库濒临枯竭，无处筹钱。满清大臣们要么无计可施，要么极力挽救，让乾隆皇帝大失所望。但是，小沈阳坚决支持乾隆皇帝的想法，想出了许多“歪门邪道”为皇帝敛财。在被任命为生日庆祝活动的组织者后，小沈阳想出了一个主意，要求所有其他省份的官员捐献大量的钱来庆祝他们的生日。结果，小沈阳很快就筹集到了足够的钱来庆祝生日，并赢得了乾隆皇帝的青睐。

此外，还能投隆帝之所好。乾隆皇帝一生热爱诗歌和小沈阳书法。为了迎合他，小沈阳在这些方面下了功夫，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经常和乾隆皇帝一起写诗，很多作品都很优秀。他经常临摹乾隆皇帝的书法，以至于后来他写的字居然很像乾隆皇帝的笔迹。隆帝自然喜欢，晚年干脆把一些碑文交给了。

尤其是在晚年，乾隆皇帝的许多事情再也离不开小沈阳。对于不善言辞的乾隆皇帝，小沈阳只需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就能明白他的意思，并马上照办。而“懂”皇帝和正厅，又怎能不呼风唤雨？

大贪官敛财之道

小沈阳的才华和攻心的方式都掩盖不了他腐败的本性。小沈阳是“史上大贪官”，十之八九名副其实。他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命官员索贿。一个官员很难上九卿，到外面巡抚府，又不向小沈阳行贿，所以出现了严重的“官贿”的情况。他敛财的第二种方式是贪污。他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各地上缴的银币和财宝，甚至宫中的财宝，也敢私运出宫为己有。此外，小沈阳还管理各种产业。凭着自己的精明，他通过买卖土地、古董、收取租赁费，甚至经营砖瓦厂，聚敛了大量财富。

为了筹集资金，小沈阳还创造了一种被称为“议银”的制度，这种制度允许有过错的地方官员支付罚款，而不是惩罚。“可辩银”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这种破坏了法规的制度，很快就让乾隆皇帝和他自己的腰包鼓了起来，却严重侵蚀了清朝的吏治。很多诸侯都被勒索过，花钱买和平的方式就是一层一层的摊派，最后都变成了剥削老百姓。

小沈阳积聚了多少财产？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和_犯罪全案档》的记载，嘉庆四年查抄小沈阳房产时，发现的资产如下：“土地8000余公顷，房屋3000余间，典当行75家，银行号42个，古玩店15家，紫檀木、梨库房6家，绸缎库房4家，玉器库房2家。有两个皮革仓库100锭赤金，100锭银锭，580万两赤金金盘32个，银盘32个，镶金镶玉筷子200双，水晶杯120个。玉器4126件，大东珠60多件，珍珠手镯236串，宝石素珠1010套，大金罗汉18件，各种颜色的首饰28000多件”

据估计，在小沈阳查封的资产总值约为11亿两白银，相当于

尽管小沈阳生前享有巨大的荣誉和荣耀，但他不可避免地死于腐败、贿赂和任人唯亲。隆帝死后没几天，就被嘉庆帝以“二十条罪状”处死，背上了千古骂名。

如果说对秦桧前期的表现，史学界尚有人加以些许肯定，那么对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贾似道，就只有全盘否定。诚然，贾似道入朝以后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评价，贾似道仍不失为是一个有功有过、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贡献，单从后期被人指责为造成南宋灭亡的两件罪状———他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和推行公田法来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先言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发生于南宋理宗开庆二年（1259年）秋冬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关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重要战役，指挥入侵蒙古军的最高统帅是蒙可汗之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领导鄂州保卫战的是南宋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贾似道。蒙军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两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激烈战斗，双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种原因，蒙军被迫于当年闰十一月上旬撤围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卫战的胜利。可是后人不仅不承认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功绩，反而认为正是他在这次战争中与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后来又隐瞒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灭亡，是有罪无功。事实上，贾似道在鄂州保卫战中的表现，深得当时人的赞赏，如诗人刘克庄云：蒙古军大举南侵之际，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贾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

著名学者王柏赋诗云：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五行互相制，自昔谁去兵？代马饮江水，舄赤司专征。肃肃荆楚净，汤汤江汉清。东西亘万里，齐民竞春耕。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鲁斋集》卷一《寿秋壑》）甚至忽必烈也不得不承认贾似道在军事上的才干，发出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的慨叹。虽然贾似道在鄂州与蒙古确实有过议和活动，但双方并未签订具有实质性的和约，更无割江、称臣的承诺。

至于他后来扣留郝经，企图掩盖求和真相，从而为蒙古的大规模南侵找到借口，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蒙古早已发动了对南宋的侵略，并处心积虑地想灭亡它，有无借口实在并不重要，对此明人张以宁也说：如罪其羁信使之类，皆欲加之罪之辞也。（《翠屏集》卷二《舟中睹物忆亡儿煊诗》后语。）因而将议和这一权宜之计，说成是贾似道对蒙古的投降行为，并进而认为这是后来招致蒙古南侵、南宋灭亡的原因，都有失允当。

再言公田法的问题。南宋末年，官僚、地主阶级对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攻击得最为猛烈，如官员高斯得说：公田法是白夺民田，流毒数郡，告、牒弃物，不售一钱。遂使大家破碎，小民无依，米价大翔，饥死相望。（《耻堂存稿》卷一《彗星应诏封事》）后人根据这些人留下来的记载，也对公田法加以全盘否定，并进而将它作为贾似道又一大罪状。

可是我们只要从公田法推行的历史背景、目的和效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绝非贾似道的罪状，而是他的一个政绩。南宋末年，战争频繁，对军粮的需要量很大。但是由于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无力筹集粮饷，造成了军粮的匮乏。为此，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企图解决军粮问题，同时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以挽救统治危机。

弥远拜相

史弥远与御史中丞章良能也做了一笔交易。六月，章良能不顾与卫泾的老关系，上章弹劾了他，同时面交弹章副本，逼着卫泾自求罢政。七月，史弥远兼参知政事，十月，在钱象祖升为左相的同时，他进拜为右相兼枢密使，宁宗已像过去信任韩腚心茄倚信于他。

拜相仅月余，史弥远就遭母丧，按例必须辞相守制，这样就会出现钱象祖独相的局面。令人蹊跷的是，十天后钱象祖竟被论劾出朝。政变以后，他的权位始终压史弥远一头，但地位却不稳固。在二相勾心斗角中，御史中丞章良能仍站在了史弥远一边。只要把钱象祖在党禁时逮捕庆元六君子的劣迹抖落出来，就会被清议所不齿，何况人们对他在嘉泰年间趋附韩腚械某笫禄辜且溆绦隆G象祖罢相两个月后，章良能同知枢密院事，当上了执政，这是对他弹击卫泾与钱象祖的酬报。在权力角逐中，史弥远抓住了杨皇后与皇太子。他已在政变中取得了杨皇后的信任，至于太子更是他 出来的学生，宁宗理政时让他在一旁“侍立”，说话很管用。弥远归里守丧第五天，在皇太子建议下，宁宗在行在赐弥远一座第宅，命他就第持服，以便随时谘访。史弥远故作姿态，仍在鄞县老家守制。

次年五月，宁宗派内侍去请他回临安，就在这时发生了忠义军统制罗日愿的未遂政变。罗日愿曾支持北伐，尤其不满史弥远乞和弄权的行径，便联络了部分军将、士兵、士人、府学生、归正人与内侍，准备在他渡钱塘江回临安那天捕杀他，劫持宁宗升朝，任命新的宰执班子。不料有人告变，罗日愿等悉数被捕。

首席执政雷孝友对宁宗说自己能薄望轻，不足镇服奸慝，宁宗遂敦促史弥远起复。弥远担心守制两年，局面难料，也就顾不得儒家名教与朝野清议，重新做起了宰相。起复第三天，史弥远就指政变者为韩党，罗日愿凌迟处斩，其他人多处以各种死刑。弥远起复，标志着有名无实的嘉定更化的结束，史弥远专政时代的开始。

大权独揽

起复以后，史弥远继续在 “伪党”、起用“党人”上博取人心，取悦清议。他任用了黄度、楼钥、杨简等著名党人，还找来了真德秀、魏了翁等知名之士。群贤点缀朝廷，一时人以为小庆历、元v，这正是弥远老谋深算之处。实际上，他追逐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

首先，史弥远独揽相权，破坏既定的宰执制度。宋代宰执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相权，虽有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但都是应付战争局面的特例。史称开禧以后“宰臣兼使，遂为永制”，是钱象祖以右相兼枢密使，但这或出于诛韩形势的特殊需要。其后钱、史并相，俱兼枢使，不久象祖罢相，弥远丁忧，但他嘉定二年起复以后，前后在宁、理两朝独相达二十五年之久（秦桧独相也不过十七年），时钟并长二府，大权独揽。可以说，从史弥远开始，宰相兼使才成定制，这对南宋后期皇权一蹶不振、权臣递相专政的局面以直接的恶劣影响。在独相局面下，史弥远尽选些便于控制的人备位执政，作为摆设。从嘉定六七年起，他专政之势已成，就经常“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第”，破坏了宰执合堂共议的政事堂制度，最高行政权沦为其囊中之物。

其次，史弥远独攥官吏任命大权，培植个人势力。宋代朝官以上的任命例由宰执注拟，经皇帝同意才能正式除授。史弥远只把任命结果告诉给宁宗，从来不取旨奏禀。宋代京官和选人的除授权在吏部，号称吏部四选;唯有特殊勋劳者可由政事堂直接注拟差遣，所得差遣较吏部选为快为优，号称堂除。史弥远以堂除名义把吏部选的美差都揽了过来。这样，他就以官职差遣为诱饵，呼朋引类，结党营私。有一次相府开筵，杂剧助兴，一艺人扮士人念开场白：“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另一角色打断道：“非也，尽是四明人”，讽刺史弥远援引同乡，网罗党羽。

再次，史弥远操纵台谏，控制言路。这是宋代权相专政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弥远曾以共同执政为筹码拉拢谏议大夫傅伯成，示意他弹劾某人，不料遭到拒绝。碰此钉子后，他引用台谏必先期会见，酒肴招待，条件谈妥，然后任命，确保台谏俯首效力。尽管如此，他还不放心，便在弹章谏草上大做手脚。台谏论事前，先把福封（即草稿或副本）呈送给他过目，是则听之，否则易之。还嫌麻烦，干脆从相府直接付出言章全文让台谏使用。这样，史弥远既杜绝了言路抨击他专断朝政的可能，又让台谏成为他搏击异己的鹰犬。

嘉定政治，说到底就是史弥远专政。所有人才进退，政事行否，天下人都知道这是史丞相的意思，以至朝野“皆言相不言君”。而宁宗也习惯了在权臣的鼻息下做他木雕泥菩萨似的傀儡皇帝，无所作为而“垂拱仰成”。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史弥远专政进行了抗争。当年上书请斩韩腚械奈溲生华岳，诛韩以后登第为武学进士，担任殿前司同正将。他目睹史弥远对外苟安乞和，对内擅权专政，曾上书宁宗，大忤史弥远。

听说华岳要除掉自己，史弥远立即将其逮捕，判以斩罪。宋代实行死刑复奏制，宁宗对华岳记忆犹在，关照将其发配海南，意在免其一死。史弥远阴黠的说：“如此，则与减一等。”宁宗误以为减一等就是流配，表示同意，而实际上斩罪减一等是杖杀。弥远上下其手，活活杖死了这位“倜傥似陈亮”的英才。

涉及国本

嘉定十三年（1220年），皇太子赵笕ナ溃宁宗仍膝下无子，不得不再次考虑国本大计。次年四月，宁宗选十五岁以上的太祖十世孙入宫学习，意在遴选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其中以早已入嗣沂王之后的贵和呼声最高。弥远不希望贵和入选，因为他对自己专权流露出反感，便物色了另一位太祖十世孙赵与莒。六月，宁宗立贵和为皇子，改名赵f。史弥远知道这是宁宗对国本的安排，不便公开反对，就提议再为无嗣的沂王立后，并把赵与莒推荐了上去。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其改名贵诚。[2]

史弥远知道宋朝南渡之时，曾有不少的皇室子弟流落到了浙西一带，于是便派余天赐到那一带去打听寻找流落到此地的皇室。余天赐不负所望，很快就为史弥远领回来两位气度不凡的皇室子弟。史弥远见后，觉得非常满意，二人确实有着天生的富贵之相。于是他便在宁宗面前多次为二人美言，说这两位皇室子弟是怎样的天资过人和品行超群。于是宁宗便召见了这两位宗室子弟。宁宗见后也是非常满意，便立年长的赵与莒为沂王的子嗣，并赐名贵诚，授秉义郎。

史弥远在暗地里对贵诚和另一个宗室子弟赵闳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贵诚是一个为人乖巧、品行端正的人，每次上朝都是面容严肃，而且思虑缜密，尤其是对自己毕恭毕敬，所以对贵诚十分满意，认为日后与贵诚必能合作愉快，所以他在众人面前常常夸赞贵诚。相比之下，赵闳则总是一副傲慢的姿态，对谁都是不理不睬，更是不把史弥远放在眼里，对他独揽大权的做法十分不满。两者通过比较，史弥远自然是倾向于贵诚一方的。

次年，赵f进封济国公，娶了太皇太后吴氏的侄孙女为夫人。这桩婚事应是杨皇后的意思，他对吴氏势感恩戴德的。史弥远知道皇子喜欢弹琴，送上一名擅长琴艺的美人作眼线。皇子缺乏心机，不知韬晦，对这位美人十分宠昵，当着她的面大骂史弥远，还说将来一定要将他发配到海南四州去。

由于溺爱这位美人，皇子冷落了吴氏夫人，她便到杨皇后面前数落皇子的不是。杨皇后特赐水晶双莲花，命皇子为夫人戴上，以为调解。但数日后两人再起口角，皇子一怒碰碎了那对双莲花，吴氏又去哭诉，杨皇后自然不高兴。

而史弥远接到那美人的密报，处心积虑不让皇子登上皇位。他让自己的同乡与亲信国子学录郑清之兼任沂王府学教授，精心辅导与 贵诚。不久，关于贵诚出生时的种种吉兆在宫廷内外不胫而走。

矫诏废立

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宁宗临死前夕，史弥远加紧了废立的步伐。他先让郑清之通知贵诚做好即位的准备，然后把两府执政与专司草诏之职的翰林学士隔在宫外，另召直学士院程入宫，许诺事成以后引为执政，与郑清之连草矫诏二十五道。

其中与废立关系最大的有三道矫诏。其一，改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其二，进封皇子赵昀为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这两道诏书使贵诚地位与赵f不分伯仲，政变成功后，史弥远指使史官将这两道诏书的日期前移四日，造成贵诚立为皇子完全是宁宗决策的假象。第三道诏书是进封皇子赵f为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

夜漏未尽，宁宗驾崩。史弥远一方面立即派人宣召贵诚进宫，一方面找到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渲染了皇子赵f对杨皇后干政的反感，让他们去说服杨皇后同意废皇子而立皇侄。杨皇后虽对赵f没有好感，但不赞成废立。

杨氏兄弟七次往来于史弥远与杨皇后之间，最后哭诉道：“如不同意，必生祸变，杨氏一门恐无遗类！”杨皇后知道史弥远的手段，这才不得不向废立阴谋屈服，引见了史弥远与赵昀。在开禧诛韩时，史弥远不过是杨皇后借重的搭档，而嘉定废立中，杨皇后反成为史弥远利用的配角。

一切安排停当，这才宣赵f入宫，与百官立班听宣遗诏：“皇子成国公赵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赵f坚决不肯跪拜新皇帝，硬被殿帅夏震按下了头。接着以杨皇后名义，宣布史弥远预先拟好的第三道诏书：皇子赵f进封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数日后，赵f改封济王，赐第湖州，被监管了起来。

湖州之变

对史弥远的废立，朝野不少人感到义愤不平。济王被监管以后，湖州人潘壬、潘丙兄弟联络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密谋拥立济王，他们派堂兄潘甫到淮北争取李全的支持。李全是一个翻云覆雨之人，后面还要专门细说他。他玩了一个空袋背米的花招，表面约好日期进兵接援，届时却背信爽约。

潘壬兄弟只得仓促起事，妆束成李全“忠义军”的模样，夜入州城找到济王，硬把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跪拜如仪。济王号泣不从，潘壬等以武力胁迫。济王只得与他们相约不得伤害杨太后与理宗，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以李全的名义揭榜州门，声讨史弥远私自废立罪，号称将领兵二十万水陆并进。连知湖州事谢周卿也率当地官员入贺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济王见拥戴他的都是些渔民与巡卒，知道乌合之众其事难成，就派人向朝廷告变，并亲率州兵讨叛。待史弥远派出的大军赶到湖州时，起事者已被济王讨平。潘丙、潘甫当场被杀死，潘壬逃到楚州被捕，押回临安处斩。

湖州之变（因川流经湖州，故也称川之变），是民众对史弥远专政的一种 ，也表明只要济王存在就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因而尽管济王不是主谋，而且告变平乱有功，史弥远也决心斩草除根。

不久，史弥远派亲信余天锡（一说秦天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济王自缢身死，并杀死其子，对外宣布病故。为平息朝野非议，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上奏，理宗收回成命，追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

这种处理，激起了不少正直之士的愤慨，真德秀、魏了翁和胡梦昱等朝臣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胡梦昱还因此贬死。但在处理济王问题上，理宗只得与史弥远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也就动摇了自己继统的合法性，所以终理宗之世没有为济王 昭雪。理宗与史弥远既已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史弥远也就获取了比宁宗朝更大的擅权资本。

专政尾声

理宗已经二十岁，之所以还要杨皇后垂帘听政，一是理宗出身宗室远族，此举有助于加强其继统的合法性;二是史弥远有意将杨皇后推在第一线，以遮掩与与缓冲其擅自废立的罪责，对付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但理宗已年非幼冲，女主垂帘显然不合赵宋家法。史弥远对湖州之变的阴狠处理，也让杨皇后不敢恋栈贪权。宝庆元年（1225年）四月，她主动撤帘还政。

理宗由史弥远一手扶上皇位，在朝中也没有根基，尽管杨皇后已还政给他，他还得看史弥远的脸色行事。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去世，理宗在权相专政下，“渊默十年无为”，其目的显然是韬光养晦，保全皇位与性命。从这点看来，理宗还是很有心计的。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的心腹党羽遍布朝廷，执政有郑清之、薛极、袁韶等，台谏官有李知孝、莫泽、梁成大等，地方制帅有史嵩之、徐国、胡榘、赵善湘等，还有知临安府余天锡等。他最信用的是世人所咬牙切齿的“三凶”和“四木”。“四木”是指名字中都含有“木”字的薛极、胡榘、聂子述和赵汝述。“三凶”是指担任台谏官的李知孝、莫泽、梁成大，他们是史弥远的忠实鹰犬，搏击政敌不遗余力。太学生们愤慨地为梁成大的名字加上一点，直呼其为“梁成犬”。

绍定六年，史弥远病重，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并越级提拔史氏家族成员到要害职位上，其侄史嵩之数月之内由大理寺卿升为京湖安抚制置使。有朝臣上书指斥史弥远专政误国，理宗仍恩宠不衰，先后晋封他为太师、会稽郡王。史弥远死后，理宗追封其为卫王，赐谥忠献，还不许朝臣揭露其过失，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

架空历史的经典作那可是太多太多了

随便给你推几部经典吧。。。

北唐

北唐的历史背景选择在五代后周。这个时段的大势是由分-裂到统一。和很多力挽狂澜的YY小说不一样，主角的作为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天行事。

另一个，柴荣的高平一战，书中和历史上的战前形势大不一样了，由于主角的加入，形势大大有利于后周一方。因此，在历史上冯道有名的一段劝谏在那种形势下几乎可以说是不需要的。由敬畏而生谦恭，那些恶搞后面的自嘲大概是这么来的吧。没有违逆历史趋势，对历史人物的尊重，再加上恶搞和自嘲，这样的写法，作者没有试图去弥补YY小说的天生缺陷，而使得读者在阅读中始终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历史是历史，YY是YY，分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本小说在军史方面的写作还是相当认真的，在俺这种军史小白看来相当出色。

2宰执天下

是一本格局很大的小说，涉及历史、军事、政治，所谓宰执，宰者宰相，执者执政。上辅君王，下安黎庶，群臣避道，礼绝百僚，是为宰相。佐政事，定国策，副署诏令，为宰相之亚，是为执政。主角因为一场空难，一迈千年，回到了传说中‘积贫积弱’同时又‘富庶远超汉唐’的北宋。来到一个贫寒的家庭，因一场因贪婪带来的灾难，为了能保住自己小小的幸福，新生的韩冈开始了向上迈进的脚步。

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逻辑严谨讲叙了一个宏大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主角韩岗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穿越的身份，也不是领先的知识，而是他沉稳的气度，谋而后动的宰相气度。

3极品家丁

看完极品家丁，再看“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是否有了恍若隔世的感觉？

一部小说，说不完人世心酸，道不尽情历沧桑，让我们大笑，让我们大哭，让我们记住了那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让我们记住了那一个个令人无限唏嘘的女子。 感动，无须言表，却已化作泪眼婆娑。我无法描述看到最后一章“万千柔情”时心中的感受，是感动，是欣慰，是心酸，是忧愁，是痛苦，还是悲伤

这部书真正令大家感动的，是男主和各个女主的至情至性。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生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被生活抹去了棱角，被名利牵引已久。似乎曾经的那些热血和感动，都是自己逝去的青春。看到街上的年轻情侣出双入对，你侬我侬，却也无甚触动。到底是流落于生活，尘封自己麻木已久的心。

4蚁贼

元末，红巾起义，英雄辈出。 时人罗贯中作《三国》，不无本人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乱世之惨烈，可见一斑。而越逢乱世，人才越容易脱颖而出，当时谋臣之如云，将星之璀璨，亦可谓古今罕见。 时势造英雄，诚哉斯言。他，正为其中一员。

这本书多我来说最大的吸引点。把女人放到整个故事中去，放到整个故事最深的矛盾中去，这是《蚁贼》比那么多以“风流”名之的历史小说更风流的地方。

5边戎

故事从一个“终极游戏”开始穿越之旅，但不是架空小说，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小说。主角杨应麒首先在一个山谷中苏醒，发现自己为辽兵困在山谷里，周围的兄弟失去记忆，而山谷里是一群因为瘟疫而与世隔绝的饥饿民众。这些人即使最终恢复健康，也要卖身海外为奴隶。杨应麒谋划之下，这些准奴隶发起暴动，一路辗转来到女真部落辖地。随后不断发展，东征西讨，平大辽、克漠北、南攻赵宋，建立了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帝国。

这部小说的作者对于中国的历史乃至于更广泛的政治方面都有相当深度的认识，并且想在小说中把自己的思考体现出来，这也是自古中国读书人“文以载道”的传统。

6权臣

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要有一个在路上，读一本好书的确是一种享受，这本书就是这种书！本文以生存为主线，描述了在古王朝中一个人的生存，一个世家的生存、一个国家的生存。作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不要以为生在一户富贵人家就一定能生存下去。就像达摩斯之剑，危险也时时存在与显赫者中。

在六个世家一点点从燕国的版块中消失时，谁能想到：曾经风光一时的、主掌燕国一方土地的大佬，会倒塌的这么快，树倒猢狲散，但其他世家会让你散吗？可见，生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起码是在古代，起码是在韩漠生存的时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迫的，在不知的情况下，就必须要反抗了，就到了挣扎的地步了，因为你要生存，要活下去，这就像被出卖了一样，正如那句：我本仁慈，奈何苍天不许，只有屠尽四方。

7紫川

两百年前的蓝河战场，光明帝国最后的军团在魔族的喧嚣声中崩溃，帝国最后的元帅和皇帝战死。混乱的西川大陆上没有了共同的君主，群雄并起而混战，武力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本钱，制霸天下，是一代代强者的梦想。

它就如一部话剧，每一个角色在作者的笔墨渲染下，仿佛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有血有肉，真实生存。这本书所处的时代是冷兵器时代，没有所谓的魔法斗气，但依然是一部玄幻小说。它写出了宏伟的战争，残忍的政治，可叹的兄弟情义。

这本小说对人物的塑造太成功了，描述的就像一个真实的世界，没有逆天的运气，没有强大的背景，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可谓当年的神作之一！它就是在叙述一个个故事，发生在你身边的故事。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本书老了，如若不能接受，还是不要去看了。

8二鬼子李富贵

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怎样的知识背景与生活阅历，作为一本小说，虽然主角的势力和剧情发展有过快的嫌疑，不是那么的完美。但作为一本书，只感觉每个文字都散发着一股灵气，一种对历史独到的见解，颠覆了我的很多历史观！

李富贵关于兵家思想的建立，关于汉字很拼音文字优劣的讨论，关于晚清各个人物的品评，以及作品中，作者写得短文《金鱼和渔夫》以及《于终结者时空穿梭问题的讨论》，以及对酒徒新书的评论，都可以看出都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到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