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点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四)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全诗内容与小序内容相照应，按照故事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的顺序合理安排，严谨而完整。其中第一部分写故事的发生，第二、三两部分为故事的发展阶段，第四部分为故事的高潮与结局，第五部分为尾声。

　　人物形象的刻画使主题鲜明而突出。这首诗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婚姻悲剧的叙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热情讴歌了刘兰芝、焦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被迫害者的无限同情和追求婚姻自由、珍惜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一主题是在几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中突出出来的。

　　这首诗以朴素生动的个性化语言，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中鲜明生动地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

《孔雀东南飞》中心意思

　　全诗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叙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兰芝、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压迫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被迫害者的无限同情和追求婚姻自由、珍惜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

艺术成就

《孔雀东南飞》在艺术上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已臻成熟，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等艺术形象。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二、故事情节完整，矛盾冲突不断。《孔雀东南飞》以人物为中心铺叙故事，情节曲折，首尾完整。故事带有传奇的色彩：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竟然受到县令、太守相继登门为子求婚的奇遇，显然这是极其偶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但作者并不单纯地追求离奇的故事，而是借助于情节，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写此奇遇，不仅衬托出兰芝之美，歌颂了兰芝忠贞专一、不为利诱的品格，而且在比较中刻画出她与刘兄、刘母截然不同的性格。再则，叙事长诗易致平直，此诗却写得曲折有致，扣人心弦，因此令人读来不觉其长，不愧为“长篇之圣”。尤其是诗通过刘兰芝和焦母、焦仲卿和母亲、兰芝与刘兄这三对连续不断的矛盾，描叙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把普遍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集中概括，驱遣笔端，从而通过一个家庭，反映一个社会，使这首诗成为复杂社会的写真。这又是当时其他叙事诗所无法企及的。

三、语言通俗化、个性化，明白如话而又神情毕肖。这首诗描摹情态，铺叙事物，全都通俗易懂。尤其是人物的对话，真实而又贴切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的对话，显现了他们之间的恩爱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进行抗争的性格；仲卿母子的对话，既写出了焦母对儿子的爱，又写出了她对新妇的恨；兰芝母女、兄妹的对话，令人看到了母亲对女儿所特有的感情和刘兄的刻薄势利之心。清代陈祚明曰：此诗“佳处在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这的确说出了《孔雀东南飞》的语言艺术所达到的高水平。

1、个性化的语言

本诗用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了众多人物的不同身份和性格。如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一个“故”字，既画出了焦母故意挑剔的凶恶，也显示了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自请遗归，一则不堪焦母虐待，二则深知遗归之势已无法挽回，兰芝也是迫不得已。兰芝辞别：“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仲卿大道分手：“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能移”，表现对爱情的忠贞。“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预知兄长会逼迫她，心中无比悲凉、焦虑、痛苦。

再如仲卿：“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度，黄泉共为友。”不仅表现了他和兰芝笃深的感情，也委婉地表示了若休弃兰芝，他不再复娶的态度。“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直言不讳，态度明朗。

焦母的蛮横无礼，一意孤行，也是闻声如睹：“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恶语威胁。“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好言诱哄，真是软硬兼施。

刘兄性行暴戾，冷酷无情，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小人只慕富贵，不顾礼义，可耻嘴脸，跃然纸上。

2、铺陈排比的手法

诗的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这是纵的铺陈，按时间顺序，突出多才多艺，有教养的特点。罗列数字，应作为互文看，交叉表述。详写兰芝离家的打扮，“……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由足到头、至腰、至耳、至指、至口、至步，一连串夸张性的铺陈，旨在描写她的美，更表现她的从容镇定。写太守办喜事豪华排场，显示刘兰芝不为富贵所动的节操，也形成太守家的喜和兰芝、仲卿的悲之对照，强化了悲剧性。诗中的铺陈排比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也为诗歌带来了声律和色彩之美。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开头用孔雀徘徊起兴，结尾以鸳鸯和鸣作结，使全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鸳鸯和鸣，虽然造就了和谐宽松的情境，但是带给读者的不是喜悦，而是深沉的哀痛与遐思。

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这里第一、二句诗，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松柏”是四季常绿、刚直挺拔之树，“梧桐”，传说凤凰常栖于此树，可见“松柏”、“梧桐”都属良木。“鸳鸯”鸟多成双成对生活，常用来比喻恩爱夫妻，是幸福美满婚姻的象征。诗人这里选取良禽良木，是继承了先秦文学中“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的文学传统，很显然，作者对刘兰芝、焦仲卿二人忠贞爱情的肯定与赞颂正是通过良禽良木的幽雅含蓄才得以体现的。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是多么美好的情境啊！这种美好的情境，既是刘、焦二人墓宅自然景观的写照，也是诗人主观愿望的表现与寄托；没有情感的树木能够彼此覆盖，情意缠绵；没有思想的鸟儿能够成双成对，相向和鸣。这生动和谐的景观，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美好的向往；可是低头一看美好景观之下长眠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他俩生前也像这里的良木良禽一样恩爱眷恋，可有情人最终难成眷属，无情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活活地将他们拆散，甚至被逼而死。残酷的现实、悲惨的命运与墓地美好的自然景观所营造的充满幻想、情趣的意境，彼此鲜明地对照，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得以映衬。作者的用意不言而谕，同情之心溢于言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前没有团圆，死后该会像松柏和鸳鸯一样相互覆盖，双双和鸣了吧。另一方面，我们在读到“松柏”、“梧桐”、“覆盖”、“交通”时，仿佛也看到刘兰芝和焦仲卿在墓穴中恩爱地偎依在一起，只是他俩的脸上还挂着人世间没有流完的最后一滴泪；我们在听到鸳鸯和鸣到五更时，仿佛也听到他俩对人世间不幸命运的一声又一声的叹息与哀怨。这不正是作者希望的寄托和对冷酷社会现实的指责吗？

因此，《孔雀东南飞》结尾和谐美好的景观描写，并未给读者带来多少的喜悦；相反，加倍增加了读者对刘兰芝、焦仲卿二人不幸婚姻的无限同情和深深的思考。我们在宽松和谐的意境中哀叹刘、焦二人悲惨的命运时，不由得又赞叹作者以乐衬哀、意蕴悠长的高超表现技巧与艺术手法。

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故事是：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氏，被仲卿的母亲驱赶回娘家，她发誓不再改嫁。但她娘家的人一直逼着她再嫁，她只好投水自尽。焦仲卿听到妻子的死讯后，也吊死在自己家里庭院的树上。

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感天动地、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深深的感动了大家。当时的人哀悼他们，便写了《孔雀东南飞》这样一首诗。

扩展资料

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