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明朝比满清强大，那么明朝的国土面积到底多大？

《明史》记载明成祖时期的明朝疆域“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明朝西到伏尔加，东到库页岛，南到马六甲，北到北冰洋，面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所以明朝疆域最大时为约900万平方公里。

看来务实一点真的不容易。我们说明朝疆域最大是多大，首先要明白明朝疆域最大是在什么时期，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答案，当然是朱元璋时期。明成祖虽然五征漠北，收复安南，设置奴儿干都司、关西七卫以及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但明朝疆域最大时仍然不是明成祖时期。静夜史说过了，是朱元璋时期。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给后代做了太多太多，除了制定了一整套繁琐制度保证子孙后代万世无虞，还给后代开拓了大量的疆土，将明朝疆域推向了极盛。

朱元璋时期的明朝疆域面积约为900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不到400万的直接统治区和500多万的羁縻统治区。其中：

1、直接统治区

包括了明朝的两京一十三省和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南部地区。两京一十三省包括：北直隶（京师、北京、顺天府）、南直隶（南京、应天府）、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在朱元璋时期，为防范北元的不断进犯，朱元璋不断发动北伐战争，并在长城以北相继设立东胜卫、大宁卫、开平卫等一系列卫所，将明朝疆域推向长城以北数百里。

长城以北的各卫所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一体系从靖难之役开始瓦解，靖难之役爆发时，朱棣绑架宁王，大宁卫被放弃；永乐元年，朱棣内迁东胜卫；1430年，明宣宗内迁开平卫，至此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线全线崩解，不得不以长城作为和蒙古的边界。虽然朱棣时期征服了安南，但是安南的开疆相比于长城以北的丧地，显然是不对等的。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在明朝初期，虽然国力强盛，但是仍然丧失了部分土地，这就是内迁铁岭卫，割地李氏朝鲜。李成桂推翻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建立李氏朝鲜，断绝和北元关系，和明朝修好，李成桂通过阿谀奉承的方式，促使朱元璋在1388年将鸭绿江以东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李氏朝鲜，至此明朝国土开始缩水。

2、羁縻统治区包括了奴儿干都司、关西七卫、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等。之所以说这些地区是羁縻统治区，是因为明朝在这些地区并没有直接任命流官进行管理。

蓝玉降服哈纳出之后，将元朝的辽阳行省全盘接收，这是奴儿干都司的前身。永乐二年，朱棣设置奴儿干都司。明朝在黑龙江入海口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东北全境，并派出宦官亦失哈九次北上巡边。在奴儿干都司的广大区域，明朝任命蒙古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首领为卫所首领，向明朝称臣纳贡。

1391年明军征服了哈密地区并控制了新疆东部，随后明朝陆续设置在周边设置七个卫所，称“关西七卫”，卫所首领依然是投降的蒙古人，明朝没有派出流官；在青藏高原地区，明朝的统治相比于元朝力不从心，明朝在青藏高原地区大举册封宗教领袖，企图通过多封宗教领袖的方式保持在青藏高原的影响力。但是，这种方式很快因为明朝国力的衰退以及青藏地区宗教斗争而名存实亡，明朝在青藏高原的影响力保持了100年左右。

因为是羁縻统治区，所以其自主性远远高于两京一十三省。在明朝国力强盛时，这些土地是明朝疆域，而当明朝国力衰退，各少数民族首领纷纷自立，明朝的羁縻统治区就全部丢失。比如明宣宗时撤销奴儿干都司、放弃安南；明代宗时丢失关西七卫；明世宗时丢失河套平原、澳门，至此明朝疆域基本稳定在两京一十三省直到灭亡！

　　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宗族凭借特权疯狂掠夺土地，以“皇庄”为名的占田不断扩大。年间，神宗的皇庄占田竟达二百一十四万亩。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赐田二百万亩，由于河南土地不足，又“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①。受封湖广的潞王朱翊，其庄田亦有四百万亩。到明熹宗时，仅一次赐予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湖广田就多达三百万亩，而此时湖广土地已被兼并殆尽，只凑得六十万亩，于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县百姓分摊租银，谓之“无地之租”。> >　皇室宗族强夺土地，官僚豪强更是巧取豪夺。天启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四十万亩。而大宦官“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②，前后受赐田产竟逾百万亩。加之地方上豪强、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山东地区“民产田土搜刮殆尽”③。四川成都地区州县土地，“为王府者十之七，军屯十二，民间仅什一而已”④。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权贵、地主手中，而多数农民则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无地可耕、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民和饥民，出现了“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⑤的严重社会问题。> >　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破产，亦使朝廷收入急剧减少。然而明朝统治的腐败，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挥霍，更加剧了朝廷财政的危机。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明朝 极力将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变本加厉地盘剥和苛征。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权贵豪强们，凭借手中的权势，或享有免税的特权，或减免赋税，于是出现了“富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⑥的情景，富户大家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屋无税。明初全国有税田八百五十万顷，到弘治年间仅存四百二十万顷，减少近一半。嘉靖初年，湖广地区的税田已由二百二十万顷减至二十三万顷，河南地区的税田也由一百四十四万顷减至四十一万顷，减少额竟占绝大比重。这些流失的税田多为官府侵占，或被豪强强夺。> >　自万历末年起，明廷岁收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其中入内府供皇帝及宫廷开支的约六百万两，余下的才归户部作为朝廷的开支。其时官僚机构庞大，官吏剧增。而东北地区女真族再度兴起，于辽东建立后金政权，举兵反明，造成明朝严重的边患。战争频繁，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为此明朝政权不断增加赋税，于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其中尤以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项加派最为扰民。> >　自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明廷借对后金作战之名，始征“辽饷”，每亩征银三厘五毫，两年后增至九厘。三年（1630），又于九厘之外再增收三厘。“剿饷”则是专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练饷”则是专为训练军队而置。一年辽饷可达九百万两，剿饷三百三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之合，每年多达二千万两，超过正税一倍以上。> >　“三饷”之外，又巧立名目，加征商税、关税、盐税、矿税等，以至于“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⑦，“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⑧，一时间，“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⑨。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压榨下，广大农民处境更加危难，只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以求得一条生路。自万历初年起，各地相继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尽管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遭受镇压，但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入县城，处死张斗耀，开仓济饥，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举立即得到广大的饥民、逃兵及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陕西府谷县民王嘉胤率众起兵，与王二会合，众达五六千人。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崇祯三年（163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率众起义。米脂人、曾为驿卒的也因裁减驿卒俸禄，而率驿卒起义，投靠王左挂所部。王左挂兵败投降后，李自成率众转投张孟存的义军，张孟存牺牲后，他领部众冲出明军包围，继续与官军作战。> >　面对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的局面，明廷采取“恩威并济”、“招抚”为主的策略，企图分化瓦解义军。此时各路义军各自为战，也曾一度推举当时声势最强的王嘉胤为首领。王嘉胤遇害后，又推举王自用为首领。但实际上，各路义军仍不相统摄，力量分散。崇祯四年（1631），各路义军因陕西地区连年饥荒，而转移山西，王自用联合老 马守应、罗汝才、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等路义军，组成三十二营，共有二十余万众，分三路活动在山西平阳、泽、潞、太原等地。> >　义军自陕西转战山西，明廷大为震惊。明帝朱由检一改“招抚”为主的策略，转为以“剿灭”为主，以为陕西巡抚，总督三边（延绥、甘肃、宁夏）军务，令其组织数十万官军围剿义军。分散作战的义军经过激烈战争，又转战河北。不久王自用阵亡，余部投奔李自成。此时，实力较强的高迎祥再与张献忠、李自成、马守应、罗汝才等首领联合，突破明军包围，南渡黄河。崇祯八年（1635），明廷令洪承畴领兵出陕西，另一位明将朱大典统军出山东，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妄图一举剪除农民义军。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案。荥阳大会上，作为闯王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策略，为众将领所采纳，遂分十三家七十二营兵力为东、南、西、北四路，另有一路作为策应，主办突击明军兵力最为薄弱的东路。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东路军突破官军的包围，由河南转入安徽。仅十余天，兵至凤阳城下，一举全歼凤阳守军六千余人，留守朱国相兵败自杀。义军在此焚毁的祖坟——皇陵，又镇压了百余名抗拒的官吏、诸生及太监。张献忠且于城上竖起“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义军于凤阳的举动令崇祯皇帝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他一面下诏“罪己”，一面又慌忙调遣兵力，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为总理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兵镇压义军，“承畴剿西北，象升剿东南”⑩，对义军展开一系列的攻势。> >　高迎祥于凤阳大捷后，又率兵入河南，继而转入陕西。卢象升紧追不舍，双方大战于朱龙桥，高迎祥部失利，随后又一再受挫，被迫率部向汉中地区突围，最后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其余部在继为闯王的李自成率领下，继续与官军抗争。张献忠则率部南进，攻陷庐州、麻城，使明廷的镇压遭受挫败。> >　崇祯见此情景，顾不得对付东北地区的满洲反明斗争，将主力从辽东调往义军活动地区。崇祯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翦灭义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明廷随即增兵十二万，增饷二十八万两，出动十省官军，扬言于三个月内彻底消灭义军，使义军再度处于危急的形势之中。而此时的各路义军仍分散流动作战，既无根据地又无明确的纲领口号，因而相继失利。十一年十月，李自成于潼关战败，与刘宗敏等十八人杀出重围，进入商洛山。张献忠亦于湖北受挫后伪降。其他义军或败或降，起义斗争陷入困境。> >　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军大举入关，以凌厉的攻势横扫山东、河北等地。明廷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得不从镇压义军的前线抽调官军，急驰北上抗清。此时适逢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旱灾严重，蝗虫肆虐，饿殍遍野。这一形势对陷入低潮的起义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转机。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起，由湖北转入四川，连克官军，扭转被动的战局。李自成闻讯，立即出商洛山，招集旧部，重整旗鼓，转战于陕南地区。十三年（1640）九月，李自成突破杨嗣昌官军的包围，于冬天进入河南。受大旱之灾的河南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数万饥民争相投奔李自成所部，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文士也先后加入义军队伍，义军声势迅速壮大。> >　起义军针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的弊政，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的纲领口号，且将缴获官府、地主的财物赈济给饥民。这一举动立刻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均田免粮”的口号更是深得民心。在此基础上，起义军又制定了“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政策，得到市民们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义军，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之多，实力迅速壮大。> >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明将杨嗣昌率领官军主力入川，追剿张献忠。趁中原地区空虚之际，李自成毅然率军攻入洛阳，处死了广占良田、侵夺民财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及一批官吏被处决，令洛阳城内外的百姓拍手称快。攻占洛阳后，李自成继续转攻开封府，由于拒守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有所准备，义军未能攻下，然而在河南全歼了增援的官军。> >　二月，张献忠也率部复入湖广，一举攻陷襄阳，处死襄阳王朱翊铭。杨嗣昌见非但未能剿灭义军，反而义军连克重镇，处决皇亲贵戚，遂畏罪自杀。崇祯改以陕西总督丁启睿代替杨嗣昌，又令兵部尚书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攻李自成，却遭李自成所部全歼。> >　张献忠占据襄阳后，骄傲自满，罗汝才等义军将领与之不和，率部北投李自成，于是李自成的势力又得壮大。年底，李自成再度挥师攻开封，但因他于阵前中箭伤眼，被迫放弃攻城。崇祯十五年四月，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于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大败官军援兵主力。在随后与前来镇压的官军交战中，李自成的义军又连连取胜，彻底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年底，李自成挥师南下，进攻湖北重镇襄阳。在攻占襄阳后，义军连续作战，迅速占据数十个州县，控制了澧州、常德以北，麻城、黄州以西，光化、均州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张献忠也率部转战于两湖及四川地区。两支主力义军南北呼应，使明朝的武力镇压政策几近破产，明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 >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义军各部推举李自成为盟主，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五月，义军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称为“新顺王”，修宫室，设置文武官吏，建立“大顺”政权。同月，张献忠率部在攻占汉阳、武昌后，自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政权，之后又经湘赣，进入四川，于十七年十一月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且以成都为西京。> >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九月率军北伐；十月，破潼关，占据西安；十七年正月，定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并在西安地区镇压地主豪强，抚慰流亡，募民垦田，流通商贾，铸造“大顺”钱币，制定“五年免征”、“追赃助饷”等政策。二月，李自成亲统大军进击北京，一举攻占太原，发布讨明檄文，历数明朝统治者的罪状，提出“不杀人、不爱财、不奸*、不掠抢、平买平卖”的纲纪，再次重申“贵贱均田”的政策，受到了农民普遍的支持和拥护。> >　之后，李自成、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主力经忻州、代州、大同、宣化，走居庸关，向北京进发。另分一路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东渡黄河，经河南、河北，北进北京。面对大顺军的迅猛攻势，崇祯皇帝慌忙下诏“罪己”，既而又向“大顺”政权提出“割地求和”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 >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包围北京城，城外官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十八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企图外逃，但已为时太晚。他急召文武百官，却无一人 入宫，绝望之中，崇祯帝登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内）自尽，明朝灭亡。> >　注释> >　①吴传业：《绥寇纪略》卷八。> >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三○。> >　④《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　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　⑥《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 >　⑦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　⑧《明史·食货志》。> >　⑨《明史·王宗沐传》附《王世昌传》。> >　⑩《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　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卷三一。> >　《明季北略》卷二○。> >　赵士锦：《甲申纪事》。

土地兼并，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

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土地的私有和允许自由买卖。由于自然经济的实质就是农业经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必然维护其统治的经济基础，必然维护农业经济，因而提出了“以农业为根本”的思想，作为主要的经济指导思想，这种经济指导思想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重农抑商”行为。重视农业的发展，本身无可厚非，相反，它有利于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安定，有利于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抑制商业却严重阻碍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在这种经济政策下，原本成为社会经济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商业成为“末业”、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下等职业，经营商业都被认为是“操手游食之徒”，封建统治者向其征收重税，迫使他们从事“本业”。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封建社会个人财富的象征，官僚、地主甚至包括经营有方、略有盈余而致富的个别农民，都把土地作为唯一的投资对象，纷纷买田置地。于是乎，越有钱者，土地占有量就越大；土地占有量越大，收取的地租就越多；收取的地租越多，个人的财富就越多。所有获得的财富除一部分用于消费外，其余部分就再用来买田置地，以维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此循环，造成了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最终是大地主、大官僚广置美宅良田，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却无“立锥之地”，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中对明代全国粮食的平均亩产量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南北方亩产加权平均后的结果是每明亩生产231明石原粮，明代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0225市石，也即约每亩2362市石。每市石原粮按照134市斤计算，则平均每明亩生产原粮3165市斤。明代的一亩相当于现在的09216市亩，相除一下，得到明代的亩产量是平均每市亩生产原粮343424市斤。

明朝田赋的税率，各地不一；土田的归属不同，来源不同，税率亦不相同，因而不免发生畸轻畸重的矛盾。一般说来，官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苏、松、嘉、湖、常、杭诸州浙西地区，因土地肥沃，又曾是张士诚统治之地，故田赋独重，亩税有的达二三石。而浙东之地，田赋极轻的现象也存在。“洪武元年有司奏，定处州七县田赋，亩税一升。”这个税已较一般民田田赋少二升三合五勺，但“帝以刘基故，命青田县止征其半。”刘基是朱元璋的得力谋臣，所以，朱元璋对他家乡特别优免，每亩田赋只有零点五升。

关于明朝土地的问题，静夜史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关于那句震古烁今的“不割地，不赔款，不称臣，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早就被历史的发展啪啪打脸。

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封建王朝，明朝被很多人塑造为极具历史意义的特殊王朝，比如不割地不赔款。在很多人心中，明朝代表了我国历史上所有的正能量，比如骨气。

之所以这么特殊，静夜史认为主要是因为明朝之前的元朝和明朝之后的清朝，特别是清朝。因为清朝入主中原，打碎了很多人所谓的自尊，自然招致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抹黑和污蔑！

难道清朝不是封建王朝，作为平民，你在明朝种地能比在清朝多产几百斤粮食？

而关于领土的对比就更有意思了。概况起来，明朝没有和外国签订过一项不平等条约，割让过一寸土地，相反清朝却多大1000多项。然而现实却是明朝的国土不断丧失，清朝保留了今日的版图框架。

在这里静夜史并无意比较清朝和明朝在领土上的贡献，单单说现在的很多人拿明朝和清朝相比本身就是一件错误的做法。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明朝是童叟无欺的古代王朝，而清朝却是带有近代性质的王朝。就好像拿着弓箭和机关枪比杀伤力一样，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那么，明朝为何土地越来越少？又为什么没有遭遇清朝一样的签订条约的阶段呢？静夜史认为有以下原因：

1、明朝没有现代领土观念

1689年清朝和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我国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边境条约，标志着我国开始走向现代疆域框架之中。而在此之前，我国封建王朝从来没有过成熟的领土观念！

在我国古代，疆域边界并不是今日的界碑和铁丝网。相反，古代的边境有着很大的模糊性，比如汉唐帝国。在王朝前期国力强盛时，帝国皇帝励精图治，雄才大略，国力强盛，帝国便有能力反击经常南下劫掠的游牧民族，并将其活动的草原地区纳入版图。

但是，由于帝国早早确立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形式，这意味着不适宜发展农业的游牧民族区域，帝国统治者是看不上的，在向草原地区扩张是没有自发性的！

因为没有自发性，这就导致帝国反击少数民族，只是在被动地报复，而不是主动的开拓。当游牧民族被击败甚至消灭，比如匈奴、突厥或者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减轻，这种高调的远征也会随即停止。

明朝也是如此，在对蒙古形成猛烈打击，使其短期内无法恢复元气时，明朝选择了主动撤回修整。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士兵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军队远征需要小农家庭提供后勤，这意味着军队规模越大，对小农经济发展造成的掣肘就越大！远征草原又会造成大量的青壮年伤亡，这对小农经济造成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相反，游牧民族都是天生的战士，他们的主业就是扩张和抢劫，战争对他们的影响不能说促进，但最起码不会影响。

这就导致农耕文明讨伐游牧民族时，虽然能形成强烈打击的效果，但是不能持久，也就不能斩草除根。而游牧民族却能够不断地春风吹又生！

面对这场严重不对等的战争，聪明的中原王朝选择了在文明边界修筑万里长城，以不变应万变。事实证明，长城对于封锁和扼杀游牧民族相当有效。而长城也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最明确和稳定的边界线。

回到明朝，虽然明朝能不断北伐，甚至取得捕鱼儿海这样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封建王朝小农文明的特质，注定了这种讨伐不可持久，而游牧民族又是敌退我进的态势。所以明朝对长城以北的东北北部、蒙古高原、西域以及青藏地区失去控制是必然的过程。这个即使没有外敌胁迫，小农经济的特质也会让明朝将边界退缩到长城一线。

不止明朝，历朝历代的汉家王朝都是如此，因为没有现代领土观念，所以帝国的边界随着国力的兴衰而进退。当帝国走上下坡路时，疆域自然逐渐内缩，直到长城一线稳定下来。

2、明朝为何不向外国割地？

在小农经济基础的作用下，明朝疆域大规模退缩无可厚非。但是很多人非要将明朝的疆域和清朝的疆域做对比，就显得自取其辱了。

一直以来，明朝的疆域一直在变化之中，在朱元璋时代疆域面积达到顶峰后，明朝的疆土就不断缩小。而在朱元璋时期，明朝疆域面积约为900万平方公里，其中350万平方公里为两京一十三省的汉地区域。剩下的550万平方公里为奴儿干都司、朵甘都司、乌思藏都司等机构。这些地区面积庞大，但除了长城以北的卫所，基本都是羁縻统治区。

即明朝册封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头目，代表明朝进行管理。因为一没驻军二没派官，这些地区的忠诚度全靠自觉！相当不稳定！

可以说，明朝最稳定的区域就是两京一十三省。关于这片核心区域，静夜史认为并不大，但是明朝仍然没有尽到守土有责的责任。比如嘉靖年间倭寇入寇闽浙沿海，整个江南地区遭受长达10多年的兵灾；

还有1553年葡萄牙窃据澳门，很多人说澳门只是明朝租给葡萄牙，主权在我，历史的发展证明这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只能自娱自乐，因为葡萄牙早已将这片区域当做殖民地，并向澳门派遣总督进行管理了！

澳门不大，但是就不是大明领土了吗？

至于说明朝为何没有和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静夜史认为只有一个原因：查无此国！

什么意思呢？没有可签订条约的国家，你怎么去割地？

在遥远的漠北，沙俄侵略的是喀尔喀蒙古，因为喀尔喀从未属于过明朝，所以明朝不可能代表喀尔喀和沙俄签订条约；在富庶的东南沿海，倭寇是以流寇的而不是以军队的形式入侵的，所以明朝不可能和某个日本军阀签订割地条约；在遥远的澳门，澳门是连哄带骗的形式窃据澳门的。虽有殖民之实，但表面上澳门对明朝非常恭顺且每年交纳515两的租金。明朝一直自认为澳门主权还在！又怎么能和葡萄牙签订卖国条约？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作为一个古代王朝，明朝没有机会和近代化的国家签订边界条约。但是，明朝仍旧没有做好一个古代封建王朝应有的“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随便尺寸与人”的古训！

一、明朝土地兼并的问题异常严重

封建社会的历史始终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资源的兼并周期和朝代的轮回。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建立这个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同一个政权建立的朝代没有超过三百年的，究其原因和土地兼并周期不无关系。一个政权建立后，就同步将包括土地的社会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于是社会开始安定，休养生息。但由于封建社会固有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享受特殊的政策，手里掌握更多的资源，因此优势，他们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少。等到了农民没法养活自己了，他们就会选择造反，然后便是社会动荡，生灵涂炭。也不乏一些中兴帝王可以通过改革来对资源进行重新调配，但周而复始，百余年后又是一个绕不开的怪圈。

明朝也不例外，到了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已经达到了空前高度。广东、福建等地十之八九的人口没有土地，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北方地区，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王王公贵胄的手里，一个普通的小地主家都有几十户佃农。当年明神宗一次性赐给福王就有200万亩土地。你说皇帝有这种需要各州县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明朝的藩王没什么兵权，皇帝能给的只有土地。所以，光各地藩王对土地的兼并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的地步。

二、明朝的土地兼并为害了大明王朝的根基

蒙古人统治近百年之后，明朝非常重视恢复汉制。为了激发天下人读书的兴致，明朝对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举人资格的免征土地税，从而又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如果一个家族有一个人中了举人，整个家族都会将土地挂在他的名下，从而导致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严重降低。后来，因为辽东的战事，朝廷不得不开征新的税种，但这些新税都又转嫁到了拥有土地的少数的不同农民身上。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仍然会坚持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比如东林党控制的土地仍然享受着免税的特权

明末的社会矛盾已经让大明王朝变得十分脆弱，任何一场天灾人祸都可能让这座大厦轰然倒塌，偏偏又遇到了明末小冰河期，广东、福建都开始下雪。农民粮食几乎绝收的情况下，不造反才怪呢？于是，天下流匪四起，辽东女真人逼近山海关，朝中大臣又各怀鬼胎。大明王朝几乎是四面楚歌。在要钱没钱，内斗不止的情况下，崇祯皇帝魂断煤山，大明王朝宣告覆灭。

明朝土地兼并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那么简单，因为他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根基，最终在内力和外力的综合作用下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朝国土面积约997万平方公里。

明朝疆域囊括汉地，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后缩至辽河流域；北达阴山，后撤至明长城；西至新疆哈密，后退守嘉峪关；西南到达缅甸和暹罗北境，后折回约今云南境；并在青藏地区设有羁縻卫所，还曾收复安南。

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明初废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明朝这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明朝领土范围

明初在外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为边防前线，包括东胜卫、斡难河卫、开平卫、大宁卫等皆为明朝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以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致使边境逐渐南移。

明中期随着蒙古复振，北方边境再次内迁，并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当时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1435年，明宣宗撤回在奴儿干的流官驻军  ，至万历年间卫所增加至384个。晚明，后金崛起后逐渐进占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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