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明朝时期翁万达和林大钦,哪个官位比较大? 林大钦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没几年就辞职回家照顾母亲去了,仕途生涯很简单。
翁万达虽只进士出身,做到兵部尚书和都察院都御使(正二品),事功卓著。
翁万达官大,功勋也大。
问题二:翁万达,字仁夫,揭阳人 翻译求助 这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基本是直译,实在直译起来讲不通的我用了意译,还有没有翻译的就是人名(不能翻译,呵呵)。为自己说句话,呵呵,真的很用心。希望能帮上你。古文翻译这东西,学学不错的,中国过去的很多故事都是用文言写就的,能看懂古文的可以看中国很多的好东西,像各个朝代的历史,名人传记,民间传说等等。我每次回答问题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一定要热爱看书多看书,因为看书让我们幸福,呵呵,加油。
下面是译文。
翁万达,字是仁夫,揭阳县人。嘉靖五年中了进士。被授户部主事的官职。再升迁做了郎中,到梧州做了那里的知府。咸宁侯 仇鸾镇守两广地区,放纵部下士卒危害乡里。万达逮捕绑了其中尤其蛮横的人,用棍子打了他。过了四年,名声成绩大有卓著。正好逢上朝庭商议要讨伐安南,升任万达为广西副使,专门督办安南事宜。万达向总督张经 说:
“莫登庸口出狂言‘中国连各地土官的忤逆之罪都不能公正,怎么能审问讨伐我呢?’。如今因为祥州的土舍李寰杀了祥州那里的土官珍,思恩府的土目卢回煽动九个司叛乱,龙州的土舍赵楷杀了从的儿子燧和爰,又勾结田州人韦应杀了燧的弟弟宝,断藤峡的瑶侯公丁负固。现如今各方恶人共同的作恶,一旦勾结成理应外合,我们就无法自我保护了。先捉住这些人问他们的罪,才容易南下征讨登庸。”张经说:“是啊,只能依你的意思办了。”于是杀了李寰、应,捉住卢回,招回还原了九司,引诱并杀了赵楷,假装要审判公丁的人骗了公丁,捉了他们正法,用两方兵力剿破了它的老巢。又商议把四峒归属于南宁,使峒豪黄投降做了贤相。登庸才开始害怕。又升迁万达为浙江右参政。张经用征安南的人非万达不行,启奏留下万达,(皇帝)才任命他为参政治理广西。后来毛伯温集中兵力进一部剿匪,万达上书给伯温,说:“让他们扶手称臣甘心为奴的成功,是最好的计策,震慑他们不敢不听从,中间的计策(比较好的计策)。武力消灭他们,始终是下策(最不好的计策)。”伯温赞许这个意见。刚好抓获了安南的探子(就是情报人员)丁南杰,万达解开绑缚他的绳子,厚待了他,遣送他离开,用天朝的兵威吓唬他。登庸非常害怕,就到伯温祈求投降。
嘉靖二十三年,升为右副都御史,。做了陕西的巡抚,兵部的右侍郎和右佥地区的都御史,代翟鹏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弹劾罢免了宣府总兵官永和副总兵姜,推荐何卿、赵卿、沈希仪。赵卿于是取代了代永。万达恭谨的观察各下属,明智的决定赏罚。每当防秋,发卒乘障,阴遣卒倾朱于油,察离次者朱其处。卒归辄缚,毋敢复离次者。严杀降禁,违辄抵死。得到了投降的人,安抚他们像亲人一样,以致更加的了解敌情。敌寇好几万的骑兵进犯大同的中路,进攻铁裹门,原来的总兵官张达全力应战退却了他们。敌人又进犯鹁鸽谷,参将张凤、诸生王邦直等人战死在战场上。万达与总兵官周尚文备假装正面和解,而派骑兵四出发游击,斩获很多的敌兵。寇占领山头,看到大量的官兵 ,才退却离开。事闻,赐敕奖赉。多次上书请求修筑边防城墙,建议从大同的东路阳和口至宣府西阳河,需要花费白银二十九万两。帝已经,准许了,兵部却阻挠他的建议,他们以为大同原来就有二边界,不应当再在界内修筑城墙。皇帝没有准许。于是从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各处建筑了城墙一百二十八里,七个堡垒,墩台一百五十四个;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各处修筑城墙六十四里,观察敌人的筑太修了十个。把断崖铲了出了五十里的斜坡。工作了五十多天完成。
问题三:可以告诉我1542年中国处于什么朝代吗?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一历史纪事
答寇山西
嘉靖二十年(1541),俺答派遣使者到大同阳和堡求通贡互市,明廷不许。俺答与吉囊遂分兵入犯。兵退后,又派使者至大同,要求通贡互市。大同巡抚龙大有缚其使者,谎称用计擒获,诏磔于市,俺台大怒。遂于嘉靖二十一年夏六月,纠集青台吉,咒刺哈、哈刺汉及大同判军高怀智、李天章等各领兵数万,分兵入掠朔州,抵广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复从忻、崞以北,屯驻祁县。俺答精兵戴铁浮图,马具铠甲,刀剑锋利,官官望而惮畏,不敢交战。俺答诸路兵遂经朔州破雁门关,并劫掠太原以南地区,京师 。
俺答杀掠山西
嘉靖二十一年(1542)秋七月,俺答率军越太原南下,列营汾水东西,四出劫掠潞安、平阳诸州县。复返回太原北上,分掠定囊、五台、盂县,自代州出繁峙、灵丘、广昌,由广武出关,徐徐通过大同左卫及阳和塞而去。俺答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出关,先后劫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害男女约二十万人,掠牛马羊豕共二百万,焚毁官军民舍八万余区,蹂踏田禾数十万顷。
大高元殿(祀天神用)落成,又用“真人”陶仲文言,建雷坛,费用浩大。夏言因“欺谤君上”,罢。严嵩入阁,嵩善作“青词”(醮祀告神之文),为世宗所赏识。广西思恩士民刘观、卢回等起兵反抗,已近三年,至是为翁万达等所破。广东琼州黎民反抗,为张经等所破。
二、文化纪事
吕逝世
吕(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第一,授修撰。以忤权阉刘瑾,辞官。瑾诛,复官。世宗即位,以议“大礼”以张璁、桂萼不合,下诏狱,谪解州判官,后累迁至国子祭酒,晋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十一日,自陈致仕。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一日逝世,追赠礼部尚书,谥文简。学宗程朱,以穷理实践为主,重躬行,不为玄论,名闻朝鲜,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他著述宏富,有《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礼问内外篇》、《春秋说志》、《四书因问》、《史约》、《小学释》、《宋四子钞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南省秦》、《泾野诗文集》等。
三、杂谭逸事
定京军脱班之罚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二十八日,提督团营成国公朱希忠上言,官军脱班数多,乞行究治。上命下部详议,且云,官军脱班数多,岂独该卫买闲作弊,坐营大小官员纳贿鬻放皆袭以为常。既而兵部斟酌旧例,奏请将少军卫所官员查照失额多少按等究治。诏如议行。
停边将养廉田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二十九日,户部核奏宁夏巡抚范疏言,边镇将领,本朝初无给田养廉之制,边镇军余屯田各有课额,亦无盈余可给将领者。自武定候郭勋奏以田园地土给各将领耕种,委任奸军以为庄头,索取种子牛具,派拨耘锄人工,为害不可胜言。今宁夏镇庄田五顷有余,拨分总兵、参将、游击诸官者,宜仍归军民耕种。诏令,田地属于军余开垦者,依拟给还;塞下遏虏自辟田地,听其耕种。
王府捐助太庙工费
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秦王进银万两、周王及诸宗人进银六千两资助修复太庙工费。
毛伯温申明宪纲
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二十七日掌都察院事毛伯温申明宪纲八事:禁酷刑,慎举劾,革骚扰,惩势豪,省繁文,明职守,正士风,备两造。世宗嘉纲,所陈允行。
勒大学士夏言闲住
首辅夏言再罢再相,然帝怪其违旨怠慢,恩宠已移。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二日,世宗手谕都察院,开列夏言罪状,言其欲改皇太后慈庆宫为太子东宫府;乘轿西苑;拒不服戴所赐道士巾;罗织郭勋狱;军事重事径自家裁等。七月一日,诏>>
问题四:潮汕前七贤是那七位 潮州前、后八贤和前、后七贤,具体人物是谁和出自哪一朝代?
潮汕地区昔时行政域名称潮州府,明末清初,潮州府辖:海阳、潮阳、揭阳、饶平、程乡(今梅州)、惠来、大埔、平远、澄海、普宁、镇平(今蕉岭)等11县。唐宋以后,文化昌明,贤才辈出。到了明代,因科举入仕,贤士最盛。举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戊辰科,全潮同榜登第的进士竟达八人之多,号称潮州〃戊辰八贤〃,乃潮州府科举史上前无先例、后无再者的盛事,有潮州府城大街的石刻〃盛世元凯坊〃(俗称〃八贤亭〃),镌刻八贤之姓名碑记为证(惜该亭已毁!)。
此八贤(又称“后八贤”)包括:
辜朝荐――揭阳人,《潮州府志人物传》记乡籍为海阳,学籍属揭阳应考登第(《选举表》列其为揭阳人),官至户部给事中,太常少卿;
郭之奇――揭阳人,官庶吉士,福建提学,官至礼部尚书;
黄奇遇――揭阳人,官翰林编修,累官礼、兵二部尚书;
宋兆 ――揭阳人,官仁和县令;
李士淳――程乡人,官曲沃翼城县令,考选翰林院编修,累官吏部侍郎;
梁应龙――饶平人,官福建参议;
杨任斯――饶平人,官沁水县令;
陈所献――普宁人,官保定府推官。
另,该科有原籍福建漳浦、落籍普宁的进士林铭球,登第后入籍普宁,为有“戊辰九贤”之说。
此前,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甲辰科已有七贤同榜登第之盛事,府城东门内有〃七俊坊〃(俗称〃七贤亭〃)在先,为彰显潮汕文化昌明久远和规范说法,文林贤士们遂追溯至唐代韩愈治潮时开办府学,以本地乡贤赵德担任教授算起,故有前八贤、后八贤。
此前八贤是:
赵德――海阳人,(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戊午科进士,授推官;
许申――潮阳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6年)庚戌科,初举贤良方正,应诏正奏进士第一,官工部郎中,江南东路转运使,刑部郎中;
林巽――海阳人,(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丁卯正奏第二甲,对策忤权贵,不录。后股匦书论事,仁宗异之,授徐州仪曹。弃仕不就,南归读易,著有《易范》;
卢侗――海阳人,(宋)仁宗皇五年(公元1053年)癸已特奏进士,官太子中舍;
刘允――海阳人,(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丁丑正奏第三甲进士,历官梅州权管化州;
张夔――饶平人,(宋)徽宗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戊戌正奏第四甲进士,官廉州判官,新州知府;
王大宝――海阳人,(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戊甲正奏第一甲第二名,官礼部尚书;
吴复古――揭阳人,〔生前为海阳人,过世后,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拆海阳之永宁、延德、崇义3乡13都复置揭阳县,吴之出生地蓬州属揭阳,故清版府、县志均载其为揭阳人〕,隐逸贤士,(宋)神宗熙宁间(公元1068-1077年)弃家筑远游庵于潮阳麻田山。
此八贤从唐朝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登第的赵德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登第的王大宝,其跨度为唐、宋两朝中间还夹了后五代:梁、唐、晋、汉、周,首尾相距7个朝代达350多年,为当时贤士之稀贵,可谓〃凤毛麟角〃。后八贤则是同科名登金榜的八位贤才,为潮汕全境文化快速进展之佐证。
至于“八贤”改称“七贤”,是因潮州所属的程乡县于清雍正十年(公元1173年)改隶嘉应州(今梅州市)统辖,>>
问题五:历史名人林大钦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林大钦(1511年~1545年),明嘉靖壬辰科状元。字敬夫,号东莆。潮州府海阳县东莆都仙都村(今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仙都村)。幼家贫,聪颖嗜学。1532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以母老乞归,结讲堂于桑浦华岩山,与乡子弟讲贯六经,究性命之旨。1540年母逝,哀伤过度而大病。1545年葬母于桑浦山之麓,在归途中病卒。
林大钦是潮汕史上唯一一位封建朝代文科状元,其学术思想主要是当时盛行的王阳明学说。后人集其生前作品结集《东莆先生文集》,潮学学者黄挺补充整理为《林大钦集》。
林大钦在潮汕地区有大量传说故事,不少潮汕熟语亦与其相关,他的蟾宫折桂,为一代代潮汕学子树立了一个奋发向上良好榜样。
林大钦对提倡道学可谓是不遗余力。不论是在讲学中,还是在与友人切磋探研中,他都竭力加以倡导、阐述,以至于使旧里儒生,不致惑于佛老。而且,他还对其母也竭诚地加以渲染,使其母“不焚香以徼福,不供养以幸报,平心易行,起化门内以及于众人。”这在迷信佛老之风盛行于全国的情况下,的确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2]
林大钦生活的时代,正是王阳明心学开始盛行,并进而发展到足以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时期,潮州各地不少名人显宦,诸如薛侃一家,杨骥兄弟,陈明德,陈思谦,以至功名显赫的翁万达等,都是阳明心学的崇拜者。王阳明便曾直言“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者”。林大钦与这群学人,多是至交,常与切磋心学心得,深受阳明学说影响,实际上,他上京赴考,已曾参加过王门学者40多人的聚会。后回潮讲学,讲的就是阳明心学。《华岩讲旨》就是他的讲稿,也是他心学研究的代表作。
在《华岩讲旨》一文中,林大钦论说的中心内容全在论心学道,这是心学的内核,是研习心学者首必弄清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诸贤进学,先须理会此心。”林大钦认为,“此心广大虚空,原无取舍爱恶”,“此心神秘无二,本自条理”。这显然与此前区别气性善恶,区别“本体无欲是非之心”与“世情之心”的主张(这种主张一如朱熹的区别“道心”与“人心”),已有原则上的区别。尽管文中还有“妄心”与“正心”的区别,但他将这个区别限定在“妄心即正心”的前提下,其区别也只是从体用动静上来说,正所谓心体原本“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心动则妄,不动何妄之有”?也就是说,妄心复于不动,也就无善恶,就是“正心”了。因此“心本无欲,以妄为欲;心本无妄,见欲则妄”,“见可欲而不乱,则性定矣”,“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是以君子扩然大公,物来顺应”。
潮籍学者黄挺一再指出:林大钦的“《讲旨》论述是以阳明学说为依归的”;“《华岩讲旨》论心说道的言论,几乎都祖述阳明”,“连用语都从王阳明那里搬来”。在王阳明看来,人人都有良知,因而“致良知”的修持方法自然也应该是简易的。林大钦在《华岩讲旨》中在强调读书穷理的重要作用时,也强调了这一良知说:“诸贤须知吾道原从自心,实存自得”;“圣贤百言,异世同符”;“尧、舜、孔、颜之道,原是愚夫愚妇天然之心”。本着这个精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修持简易说:“夫道之至迩至易,不得外求”,“良知故易,良能故简,易简天下之理得也”。“易简之性,本不落于想象”。对因主易简而出现的“不须读书”的误解,他在《讲旨》中给予反驳:“若谓读书为心累,则必不读书,便有必不读书心累”,“无心累者,安得书累”。
林大钦的论述,对阳明学说还是有所发挥的。特别是《讲旨》中说:“千古圣贤说学,真实平心,原从吾人各足之心。如尧曰执中,文曰缉熙,孔曰一贯,颜曰博约,曾曰至善,思曰明诚,孟曰性善,周曰无欲,程曰性定。”林大钦又分析说,这些学说,谁都听到了,谁也都能讲了,但如果“不察其义,不会于心”,就>>
问题六:翁氏祖先是否当过皇帝 应该是没有的。
翁姓的来源有三:
1 来源于周朝时期的姬姓。属于西周昭王的后代。相传周昭王的
小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双手紧握,别人都掰不开,周昭王去掰,却是应
手而开。只见他的小儿子的左手掌的纹路像是篆书的“公”字,右手
的掌纹像一个篆书的“羽”字。周昭王于是就给他的小儿子起名叫做
“翁”。翁的子孙后代也以翁作为自己的姓氏。
2 根据史料记载,周昭王的庶子食采于翁山(在今天的浙江省定海
县东,也有说是广东省翁源县的)。他的子孙后来就以邑名为姓,世
代相袭,形成了翁姓。
3 上古夏朝初建时期,启为夏王,当时有一位贵族叫翁难乙,相
传他就是翁姓最古老的祖先。
问题七:历史上,有哪些兵部尚书 隋唐始设兵部,成为六部之一,《新唐书・百官志一》:“兵部。尚书一人,正三品……”
举例:
――隋朝
傅荞元岩柳述李圆通
――唐朝
杜如晦李靖李世绩侯君集姚元崇郭子仪柳公绰卢杞崔汉衡
――宋朝
庄夏张士逊欧阳修王庶张齐贤尤文献余
――明朝
于谦
夏言
胡宗宪
丁汝夔
邝
石星
王在晋
崔呈秀
袁崇焕
梁廷栋
张鹤鸣
杨嗣昌
洪承畴
孙传庭
陈新甲
张缙彦
史可法
翁万达
杨博
王越
孙承宗
――清代,兵部尚书分满、汉,计有122名满蒙旗人尚书,有115名 尚书
著名的有:
明珠
姚启圣
纪晓岚
和
明亮
陈孚恩
问题八:腿上长了一块癣,好多年了,没有什么感觉。是什么呢, 5分 天平二年(535年),高欢镇压了并、汾地区的刘蠡升起义。孝昌年间(525年―527年),受六镇起义的影响,居住在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泾川)以东广大山区的稽胡族人民不堪 压迫,在刘蠡升领导下举行起义。刘蠡升自称天子,在汾州境内的云阳谷一带建立政权。刘蠡升力量日益发展,对以并汾为基地的高欢造成严重威胁。高欢先后三次发重兵进行讨伐,甚至不惜采取欺诈手段,终于将义军战败。刘蠡升被杀,五万多户胡 口被高欢俘获。
魏孝武帝逃到长安后不久,与宇文泰发生矛盾,被毒死。宇文泰改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宇文泰以丞相的职务控制大权。西魏同东魏比较,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高欢建立东魏后,有志消灭西魏统一北方,开始频繁地向西部用兵。天平三年(536)正月,高欢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袭击西魏的夏州(今内蒙乌审旗南),逼降其刺史斛拔俄弥突。不久,高欢又派兵将准备投降的西魏灵州刺史曹泥、凉州刺史刘丰解救到东魏。两次战争高欢共虏获西魏一万多户人口。
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是关中地区的大灾年,“人相食,死者什六八”(《资治通鉴》卷一五七)。高欢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当年年底大举进攻宇文泰。他以大都督窦泰趋潼关,以司徒曹昂包抄蓝田,自己亲率主力进屯蒲坂。次年正月,宇文泰抓着东魏军队骄傲轻敌的弱点,潜军出小关,突袭窦泰。攻潼关的东魏军没有防备,结果全军覆没,窦泰兵败自杀。高欢听到窦泰的败讯,急忙拆掉为渡河而建置的浮桥,撤军而还。不久,高昂也身受重伤,返回东魏。
天平四年(537年)九月,高欢不甘心小关的失败,选择宇文泰东出潼关到恒农(今河南灵宝北)“就谷”之机,一面派高昂围攻恒农,截断宇文泰的归路,一面亲率十万大军,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而西,先后渡过黄河、洛水,屯军许原,准备一举攻陷长安,消灭西魏政权。但是,高欢没有想到,宇文泰会很快摆脱高昂,引兵入关,又轻骑渡渭,将大军隐蔽在渭曲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一带。高欢的部将由于地理环境不熟,且又麻痹轻敌、纪律涣散,结果二十万之众竟然被不足一万的西魏人马打败。这一战是高欢统兵历史上所遭遇的最惨重的失败,全军将士死伤八万余人,各类武器、铠甲损失十八万多件。
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在关中陇上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高欢逐渐丧失对西魏的战略优势,靠东魏的力量统一北方的目标已很难实现。东西魏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高欢退军后,西魏乘胜攻占了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元象元年(538年)七月,高欢得知宇文泰与魏文帝要来洛阳祭拜园陵,遂命令侯景、高昂率军反攻金墉城,自己亲率大军担任后继部队。宇文泰亲自赶来救援守城的西魏军队,在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被侯景打败,几乎被俘。但西魏大军及时赶到,反败为胜。高昂全军覆没,本人为追兵所杀。河桥一役,东魏将士被俘一万五千余人,落水而死的近万人。
高欢在同西魏的几次大战中连续告败,具体原因因战争而异,各不相同,但都是次要的原因。政治上的逐渐腐败,官吏贪污成风,东魏境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东魏立国之初,高欢也想对北魏末年泛滥成灾的腐败吏治予以廓清。天平二年(535年),他为在邺城的文武百官规定了给禄标准,并派人检查各州郡县 官吏执法的情况。但是,随从高欢起家的鲜卑族权贵不顾禁令,依然肆意贪污,高欢无可奈何。有个叫杜弼的行台郎中实在看不过去了,要求高欢惩办贪官污吏。高欢对他说了实话:“官场上贪污的风气,由来已久。武将中有很多人因家眷在关中,受到宇文泰的招诱,去留未定。江南的萧衍专搞礼乐制度,对汉族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如果对他们过分强调>>
《胡铨》历史评价与正史事迹,《胡铨》人物故事小传
胡铨(公元1102—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年间进士。对策主张君王治政应听于民而不迷信于天,为此,受高宗赏识,欲取为第一,但为权臣忌恨,列为第五。任抚州军事判官,征募民兵抵抗金兵。因全力反对秦桧和议,遭迫害数次被贬谪。宋孝宗即位,召胡铨入朝,以奉议郎知饶州。上书建议修德、结民、练兵、观衅四策,受孝宗所赏识,迁秘书少监、擢起居郎。后又兼侍讲、国史院编修官。请孝宗迁都建康,伺机收复中原。上书认为议和有十可吊,不议和有十可贺。后又任措置浙西、淮东海道,抵御金兵进犯。历任宝文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以资政殿学士退休还乡。著有《易解》、《春秋解》、《周礼解》、《礼记解》、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
〔正史〕
胡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铨因御题问“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汤、武听民而兴,桀、纣听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锋镝间,外乱内讧,而策臣数十条,皆质之天,不听于民。”又谓:“今宰相非晏殊,枢密、参政非韩琦、杜衍、范仲淹。”策万馀言,高宗见而异之。将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置第五。授抚州军事判官,未上,会隆佑太后避兵赣州,金人蹑之,铨以漕檄摄本州幕,募乡丁助官军捍御,第赏转承直郎。丁父忧,从乡先生萧楚学《春秋》。
绍兴五年,张浚开督府,辟湖北仓属,不赴。有诏赴都堂审察,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荐,赐对,除枢密院编修官。
八年,宰臣秦桧决策主和,金使以“诏谕江南”为名,中外汹汹。铨抗疏言曰:
臣谨案,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①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②,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朝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 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这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雠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当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校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已,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当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卫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书既上,桧以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除名,编管昭州,仍降诏播告中外。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者,桧迫于公论,乃以铨监广州监仓。明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十二年,谏官罗汝楫劾铨饰非横议,诏除名,编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张棣讦铨与客唱酬,谤讪怨望,移谪吉阳军。
二十六年,桧死,铨量移衡州。铨之初上书也,宜兴进士吴师古锓木传之,金人募其书千金。其谪广州也,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其谪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诗赠行。皆为人所讦,师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刚中谪知虔州安远县,遂死焉。三十一年,铨得自便。
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召对,言修德、结民、练兵、观众,上曰:“久闻卿直谅。”除吏部郎官。隆兴元年,迁秘书少监,擢起居郎,论吏官失职者四:一谓记注不必进呈,庶人主有不观史之美;二谓唐制二史立螭头之下,今在殿东南隅,言动未当得闻;三谓二史立后殿,而前殿不立,乞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四谓史官欲其直前,而阁门以未当预牒,以今日无班次为辞。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预牒阁门,及以有无班次为拘。诏从之。兼侍讲、国史院编修官。因讲《礼记》,曰:“君以礼为重,礼以分为重,分以名为重,愿陛下无以名器轻假入。”
又进言乞都建康,谓:“汉高人关中,光武守信都。大抵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不能全胜。今日大势,自淮以北,天下之亢与背也,建康则搤③之拊之之地也。若进据建康,下临中原,此高,光兴王之计也。”
诏议行幸,言者请纾其期,遂以张浚视师图恢复,侍御史王十朋赞之。克复宿州,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且与邵宏渊忿急,军大溃。十朋自劾。上怒甚,铨上疏愿毋以小刃自沮。
时旱蝗、星变,诏问政事阙失。铨应诏上书数千言,绐终以春秋书灾异之法,言政令之阙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尧、舜明四日,达四聪,虽有共、鲧,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赵高为腹心,刘、项横行而不得闻。汉成帝杀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闻;灵帝杀窦武、陈蕃,天下横溃而不得闻;梁武信朱异,侯景斩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李密称帝而不闻;唐明皇逐张九龄,安、史胎祸而不得闻。陛下自既位以来,号召逐客,与臣同召者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今焘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宝又将去,惟臣在尔,以言为讳,而欲塞灾异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
铨又言:“昔周世宗为刘旻所败,斩败将何徽等七十人,军威大震,果败旻,取淮南,定三关。夫一日戮七十将,岂得有将可用而世宗终能恢复,非庸懦者去,则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败,士死于敌者满野,而败军之将以所得之金赂权贵为自解,上天见变照然,陛下非信赏必罚以应天下可。”其论纳谏曰:“今延臣以箝默为贤,容悦为忠。驯至兴元之幸,所谓‘一言丧邦’。”上曰:“非卿不闻此。”
金人求成,铨曰:“金人知陛下锐意恢复,故以甘言款我,原绝口勿言‘和’字。”上以旁事全倚张骑浚,而王之望、尹穑专主和排浚,铨延责之。兼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张浚之子栻赐金紫,铨缴奏之,谓不当如此待动臣子,浚雅与铨厚,不顾也。
十一月,诏以和戎遣使,大询于庭,侍从、台谏预议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铨一人而已。乃独上一议曰:“京师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圣播迁自何栗主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自秦桧主和。议者乃曰:‘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战乎!”除宗正少卿,乞补外,不许。
先是,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萧琦以军百人降,诏并为节度使。铨言:“受降古所难。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时候景以河南来奔,未几而陷台城;宣、政间郭乐师自燕云来降,未几为中国患。今金之三大将内附,高其爵禄,优其部曲,以击中原之心,善矣。然处之近地,万一包藏祸心,或为内应,后将噬脐。顾勿任以兵柄,迁其众于湖、广以绝后患。”
二年,兼国子祭酒,寻除权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灾异避殿减膳,诏延臣言阙政急务。铨以振灾为急务。议和为阙政。其议和之书曰:
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变,皆在和议,则丑虏之不可与和,彰彰然矣。内食鄙夫,万口一谈,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议之害,而争言为和者,是有三说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会。偷懦则不知立国,苟安则不戒耽毒,附会则觊得美官,小人之情状具于此矣。
今日之议若成,则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则有可贺者亦十。请为陛下极言之。何谓可吊者十
真宗皇帝时,宰相李沆谓王旦曰:“我死,公必为相,切勿与虏讲和。吾闻出则无敌国外患,如是者国常亡,若与虏和,自此中国必多事矣。”旦殊不以为然。既而遂和,海内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
中原讴吟思归之人,日夜引领望陛下拯下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与虏和,则中原绝望,后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
海、泗今日藩篱咽喉也,彼得海、泗,且决吾藩篱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则两淮决不可保。两淮不保,则大江决不可守;大江不守,则江、浙决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
绍兴戊午,和议既成,桧建议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归地。一旦叛盟,却执允迪等,遂下亲征之诏,虏复请和。其反覆变诈如此,桧犹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谨,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变,惊动辇毂,太上谋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辙不远,忽而不戒,臣恐后车又将覆也。此可吊者四也。
绍兴之和,首议决不与归正人,口血未乾,尽变前议,凡归正之人一切遣还。如程师回、赵良嗣等聚族数百,几为萧墙忧。今必尽索归正之人,与之则反侧生变,不与则虏决不肯但已。夫反侧则肘腋之变深,虏决不肯但已,则必别起衅端,猝有逆亮之谋,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以饵犬羊,迄今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复和,则蠹国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
今日之患,兵费已广,养兵之外又外增岁弊,且少以十年计之,其费无虑数千亿。而岁弊之外,又有私觌④之费;私觌之外,又有贺正、生辰之使;贺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复来,生民疲于奔命,帑廪涸于将迎,瘠中国以肥虏,陛下何惮而为之。此其可吊者七也。
侧闻虏人媪书,欲书御名,欲去国号“大”字,欲用再拜。议者以为繁文小节不必计较,臣切以为议者可斩也。夫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楚子门鼎,义士之所深耻;“献纳”二字,富弼以死急之。今丑虏横行与多垒孰辱国号大小与鼎轻重孰多“献纳”二字与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从之,则是多垒不足辱,问鼎不必耻,“献纳”不必争。此其可吊者八也。
臣巩再拜不已必至称臣,称臣不已必至请降,请降不已必至纳土,纳土不已必至衔璧,衔璧不已必至与榇,与榇不已必至如晋帝青青衣行酒然后为快。此其可吊者九也。
事至于此,求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
窃观今日之势,和决不成,傥乾刚独断,追回使者魏杞、康清等,绝请和之议以鼓战士,下哀痛之诏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为矣。如此则有可贺者亦十:省数千亿之岁币,一也;专意武备,足食足兵,二也;无书名之耻,三也,无去“大”之辱,四也;无再拜之屈,五也;无称臣之忿,六也;无请降之祸,七也;无纳土之悲,八也;无衔璧、舆榇之酷⑤,九也;无青衣行酒之冤,十也。
去十吊而就十贺,利害较然,虽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如以臣言为不然,乞赐流放窜殛,以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自符离之败⑥,朝论急于和戎,弃唐、邓、海、泗四州与虏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岁币,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
时金使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之兵号八十万,刘宝弃楚州,王彦弃照关,濠、滁皆陷。惟高邮守臣陈敏拒敌射阳湖,而大将李宝预求密诏为自安计,拥兵下救。铨劾奏之。曰:“臣受诏令范荣备淮,李宝备江,缓急相援。今宝视敏弗救,若射阳失守,大事去矣。”宝惧,始出师掎角。时大雪,河冰皆合,铨先持铁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举太平兴国宫。
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为工部侍郎。入对,言:“少康以一旅复禹绩,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既位九年,复禹之效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谋国者之过也。宜令有司速为先备。”乞致仕。
七年,除宝文阁侍制,留经筵。求去,以敷文阁直学士与外祠。陛辞,犹以归陵寝、复故疆为言,上曰:“朕志也。”且问今何归,铨曰:“归庐陵。臣向在岭海尝训传诸经,欲成此书。”特赐通天犀带以宠之。
铨归,上所著《易》、《春秋》、《周礼》、《礼记解》,诏藏秘书省。寻复元官,升龙图阁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转提举玉隆万寿宫,进端明殿学士。六年,召归经筵,铨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仁。薨,谥忠简,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
《宋史》卷三七四
〔注 释〕
①捽(zuo):揪。②商鉴不远:犹殷鉴不远。③榏:“扼”的异体字。④觌(di):见,相见。⑤“无衔璧”句:榇(chen):棺材,舆榇:以车拉棺材。古代亡国,士舆榇,以示当死。衔璧:古时国君死,口含玉,故战败乞降的国君口衔玉璧,表国亡当死。⑥符离之败:即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李显忠兵溃事。四月,南宋枢密使张浚主持北伐抗金,李显忠与邵宏渊率军与金将纥石烈志宁战,败撤至符离(今安徽宿县),又被金军偷袭,溃不成军,被迫与金议和。
〔相关史料〕
罗钦若、李东尹与胡邦衡同在学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试,钦若见邦衡试卷,问曰:“此欲何为”邦衡曰:“觅官也。”钦若因于邦衡卷内指示一讳字谓曰:“与汝一官。”邦衡改之。是榜遂入选。胡公为随从,东尹亦仕至中大夫,钦若止中郎。尝曰:“顷在太学,偶乏仆供庖,同舍自执烹饪。邦衡能操刀,东尹能和面,某无能,但燃火而已。今之官职大小,已定于此。”
《独醒杂志》
胡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髯吏部为戏。
《二老堂诗话》
胡淡庵上书乞斩秦桧,金人闻之,以千金求其书,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金使来,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鹤林玉露》
杀岳武穆,范同谋也。胡铨上封事,桧怒甚,问范如何处置。范曰:“只莫采①,半年便冷了,若重行谴谪,必成竖子之名”。
《宋裨类抄》
公上书请斩秦桧,拟昭州编管。时公妾临孕,遂寓湖上僧舍,欲少迟行,而临安已遣人械送②贬所。范如查、方畴同见晏敦复为公求援,敦复即往见守臣张澄曰:“铨论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谪,开封府必不如是。”澄媿谢曰:“即追回矣。”
《名臣言行录》
胡淡庵于福州佥厅分扇,得一扇,画古木间一人骑驴向西南行。及有新兴之命,方知为先兆。
《话腴》
胡忠简请诛桧以谢天下,胡之州里,竞传公以诛死,独一卜者谓公命当阶 ③,必不死。又揭榜通衢,以验他日,人皆目为狂生。公封事未达金廷,间者募以千金得其副本,为之动色。
《四朝闻见录》
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州守评其诗曰:“‘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迁儋耳。
《独醒杂志》
公徙吉阳军。先是桧于一德格天阁下书赵鼎、李光、胡铨亡人姓名。公时犹在新州。广帅王铁问知新州张棣曰:“胡铨何故未过海”铨赋词曰:“欲驾巾车归去④,有豺狼当辙。”棣即奏公怨望朝廷,于是送海南编管。命下,棣选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项筒,过海至雷州。守臣王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随,械送狱,且厚饷公。是时诸道望风摭流人,以为奇货,帷趯与流人调护,海上无薪粲百物,趯辄津致之,后卒以此得罪。
《名臣言行录》
邦衡窜⑤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遇之无状,每旬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是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尝邀至入山,见军守者,荷枷絣西庑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虚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此人固无状,要为一州主,欲诉其过,各以告海南安抚使,不应擅杀也。”酋遂释之。明日,张诣门悔谢,感再生之恩,自此待为上客,邦衡隆兴初在侍从,录所作生日诗示仲兄文安公,且言昔日事。
《容斋三笔》
淡庵在谪所,因读《离骚》,浩然有江湖之思,作《潇湘夜雨图》以寄兴,自题云:“一片潇湘在笔端,骚人千古带愁看。不堪秋著枫林港,雨阔烟深夜钓寒。”时绍兴丁卯七夕。后一百三十五年辛已,此画归之赵子昂。
《梅磵诗话》
胡淡庵十年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黎颊生微涡。”谓侍奴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事无知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鹤林玉露》
胡忠简作字端凝劲挺,孝宗尝谓之曰:“卿写字宛如卿为人。”对曰:“臣幼法颜真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皇,于德寿宫阁上治叠书画,得卿戊午所上封事,太上与朕详久玩之。喜卿词意精切,笔法老成,英风义气,凛然飞动。太上自藏之曰:“留为后代式。”但其后为秦桧批抹污渍者多,朕启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装裱之矣。
《宋裨类抄》
隆兴元年五月三日晚,铨侍上于内殿之秘阁,蒙赐金凤笺、玉管笔、龙脑墨、凤咮砚。唤内侍司厨满头花备酒。上御玉荷杯,铨用金鸭杯。令潘妃唱《贺新郎》,兰香执玉荷杯,上自注酒赐铨曰:“《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铨流涕,上亦黯然。俄而迁座,进八宝羹,洗盏更酌。上命潘妃持玉荷杯,唱《万年歌》,此词乃仁庙所制,上饮讫,亲唱一曲,名《喜迁莺》,故作此乐。”铨奏曰:“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正当勉力恢复,然此乐亦当有时。”上曰:“卿真忠臣也,汉之汲黯、唐之魏征,亦不过是。”上又问铨在海南时所作诗文,铨一一奏对,时漏已四下。上又凭栏四望,顷之天竺钟声已动,御苑已鸦噪⑥矣。
《玉音问答》
周益公赠胡邦衡诗,题曰:“邦衡置酒出小环,予以官柳名之,闻邦衡近买婢名野梅以为对。”
《益公省斋稿》
胡忠简既以乞斩秦桧掇新州之祸,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莫敢与之立谈。独王卢溪庭珪作诗送之,曰:“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丑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待他年公论出,汉庭行召贾生还。”“大厦原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桧大怒,坐以谤讪,流夜郎⑦。时年七十。既而桧死,因读韩文公《猛虎行》,复作诗曰:“夜读文公《猛虎》诗,如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来事,虎死方羞向所为。昨日犹能食虎豹,今朝无计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唤作痴儿果是痴。”寻许自便。
《桯史》
诗狱起,郡守收公,掾突入公家,公谈笑自若。家徒壁立,唯所著《易解》锁箧内,疑其货也,挈以去。公叹曰:“天厄吾书!”或谓今藏掾家。
《续名臣言行录》
秦桧卒,卢溪在夜郎。郡守夙待以囚隶,适邮筒至,张燕公堂以召之。卢溪怪前此未有,不敢赴。邀者接踵。不得已趋诣。罢燕之明日,始闻其事,守盖先得之矣。卢溪既得自便之命,题诗壁间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长安信息希。二十年兴缙绅祸,一朝终失相公威。外人初说哥奴病,远道俄闻逐客归。当日弄权谁敢指今日忆得姓依稀。”
《桯史》
(以上均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六)
〔注 释〕
①只莫采:采同睬,即不必理睬。②械送:带枷押送。③当阶 :应该在朝廷封官。④巾车归去:辞官回乡。⑤窜:流放。⑥鸦噪:指天已亮。⑦夜郎:汉代西南地区的地方政权。
松树是我国古典诗歌常见的植物意象之一,或与颜色组合如青松、苍松、赤松,或与处所组合如窗松、岩松、涧底松,或与季节组合如寒松、夏松,或与树龄组合如古松、万年松,或与形状组合如直松、盘松,或与数量组合如孤松、双松,总之,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不过,佛教东传华夏之后,寺、松意象组合十分常见,并且具有丰富的禅学思想内涵(参李小荣《制度文化视域下的唐宋寺松意象群——以松僧、松塔为例》,待刊稿)。像王维,就爱写在寺院听松声的感受,如《游悟真寺》“松声泛月边”,《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尤其是杜甫《戏为韦偃双松图歌》,则勾勒了一幅活生生的“松根胡僧憩寂寞”的胡僧松下禅定图,并奠定了北宋元祐初期苏轼、李龙眠绘制《憩寂图》的基础(参李小荣《胡僧憩松:文化意象的唐宋变迁——兼论〈憩寂图〉的经典化》,待刊稿)。
在两宋,教内外描写寺院高僧松下生活剪影的诗作颇为普遍,如杨亿《留题黄山院》“趁斋幽鸟闻疏磬,出定高僧见偃松”、章得象《题东掖山承天院》“岚色排空长似画,松枝偃盖不知年”、赵抃《题杭州普应院偃松》“老松低偃四时荣,太守重来眼为青……每容狂客春携酒,长庇闲僧昼看经”、沈遘《杭州燕思阁分题四首》其一《七言得偃松院》“古寺半空人迹稀,老松自偃何年有”、蔡襄《和古寺偃松》“横柯圆若张青盖,老干孤如植紫芝”、张耒《观音泉》“岩松偃盖不知年,寂寂秋灯宝供前”、释重显《永丰庄新植径松,忽二本,邻偃,抒辞纪之》“双偃松何似,螺文结数遭……对客圆分盖,孤禅翠滴袍。若教图画得,争奈有萧搔”、释怀深《和尧峰泉老·偃盖松》“寒松门底如张盖,招引嘉宾眼倍青”、释绍嵩《和崇上人》“松下中峰路,疏阴偃盖清”,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偃松与寺僧的意象组合,最可关注。
一偃松,也叫偃盖松,主要指树龄长、枝叶繁茂如偃盖的松树。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三即谓“千岁之松,四边枝起,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说千岁,可能有点夸张,但意在强调松树树龄之长。因此,偃松不具有植物分类学的意义,仅是用文学手法对松树的形状描摹。而较早写寺院偃松者是陈朝的姚察,其《游明庆寺诗》云“迥松高偃盖,水瀑细分泉”,诗人在此,是把偃松作为明庆寺的寺院景观之一,并未像后来王维那样赋予松意象以禅的蕴含。
至唐,直接以寺院偃松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时有所见,如顾况《萧寺偃松》、李洞《题新安国寺》、郏滂《偃松》等。其中,郏滂诗曰“千年松树枝芳偃,屈曲如人掉臂形。见说瓦棺藏桧下,杜生题后定时名”,既然说到金陵瓦棺寺,则知所写对象也是寺院偃松。当然,偃松也并非是佛教专利,道教同样尊崇,如杜甫就写过《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他所描写的松树是“阴崖却承霜雪干,偃盖反走虬龙形”,而且感慨道:“老夫平生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
二至宋,写寺院偃松最富有文化蕴含者,笔者以为当属苏籀《灵岩寺偃松一首》,诗曰:
直哉十寻干,亭亭无附枝。纡哉独纵肆,蟠据何离奇。垂髯郁千霜,蛟臂犀兕皮。揉刚为谦屈,至高而听卑。攀玩凡几曲,凛冽英雄姿。杰卓矧尚同,摆落造物为。进乎绳外,诡异有所施。激耳奏竽瑟,超世腾龙螭。横秋老气逸,轶材那绁羁。高可容冠舆,清甚生泠飔。先容器万乘,爱身恐无辞。抑抑卫武公,逮下文王妃。筇竹与酒壶,挂空憩寂时。客来秋冬际,狗驷车鸡栖。有僧扪翠拂,擎跽求此诗。
苏籀所说的灵岩寺,是宋代名寺,但它归属何地,则有必要先做些小考证。
大致说来,当时泰山灵岩寺最出名:如曾两度为相的李迪仁宗天圣六年(1028)左右所作《游灵岩》说到了灵岩四绝,其中就有松树(诗歌系年,参马银华《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东岳论丛》2010年第7期);滕涉同年七年十四日作《游泰山灵岩寺》,又详细地描述了“佳名标四绝”所涉及的事物,也说到了“香篆清风袅,松廊翠低”;祖无择有《寺有四绝一曰灵岩予以赴官获此税鞅因赋拙句用志其行》,其自注说灵岩寺“有偃盖松、白鹤泉,及大宋皇帝御书”,顾炎武《求古录》指出,石刻作者题名为“新通守济南祖无择”,时在“景祐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则知本诗是祖无择以“济南通守”的身份作于1038年;曾巩熙宁四年(1071)至六年任济南太守时所作《灵岩寺兼简重元长老二刘居士》云“白鹤已飞泉自涌,青龙无迹洞常寒”,苏辙(苏籀祖父)熙宁八年(1075)闰四月所作《游泰山四首》(作品系年,据孔凡礼《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首为《灵岩寺》,又云“白鹤导清泉,甘芳胜醇醴”,蔡安持元祐七年(1092)十月所作七绝《题灵岩寺》曰“四绝之中剧最先,山围宫殿锁云烟。当年鹤驭归何处,世上犹传锡杖泉”,虽然三人都未言及偃盖松,但他们特别提到了灵岩四绝之一的白鹤泉。蔡诗既点明“四绝”,自然包括偃盖松在内。其次是苏州灵岩寺,相关名家之作有:范仲淹景祐元年(1034)所作《苏州十咏》其六《灵岩寺》、陈善《姑苏灵岩寺》、释文珦《吴中灵岩寺》、白玉蟾《题平江府灵岩寺》等,而专写寺前松树者是叶茵(1199—?)《蟠松》,题下并注曰“灵岩寺草堂之前,旧有蟠松,尤古”;再次是温州灵岩寺,相关作品有蒋允中《灵岩禅寺》、赵善悉《题灵岩寺》、程公许《游永康灵岩寺》、薛嵎《雁山纪游七首》其四《灵岩寺》、王大宝《灵岩禅寺》等。
如果按苏籀生平行事,他并无游览泰山的经历,所以,一般认为《灵岩寺偃松一首》不是写泰山灵岩寺。苏籀之父苏迟建炎二年(1128)知婺州后,举家移居金华,故籀诗有可能作于金华。最近,“金华新闻网”刊发《金华日报》记者叶骏的《揭秘安地灵岩寺:曾经鼎盛的婺州名寺》,作者依据金华知府陈见智康熙三十六年(1697)撰《灵岩建造新寺碑记》和《道光金华县志》,特别是实地调查当地村民所得资料,进一步明确苏籀所写应为当地的灵岩寺。不过,《道光金华县志》虽然征引了籀诗,但作为晚出近700年的史料,也不能算是铁证。而且,苏籀一生漂泊或仕宦所经之地,如苏州(苏州灵岩寺,前文已有介绍)、福州(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八载有“升山灵岩寺”,曾巩有诗曰《升山灵岩寺》)等地也有灵岩寺,名声也不小。反倒是婺州灵岩寺,在传世的两宋史料中尚未发现其踪迹。此外,苏籀在《栾城遗言》回忆道:“籀年十有四,侍先祖颍昌,首尾九年,未尝暂去。……公令籀作诗文,五六年后,忽谓籀曰:‘汝学来学去,透漏矣!’”可见苏籀少年时期就在苏辙身边生活(苏籀出生于1091年。苏辙去世于政和二年,即1112年,前推九年是崇宁三年,即1104年,时籀恰好14岁。而是年年初,苏辙还居颍昌,直至终老,再未离开),其文学创作受过苏辙的指点,即便他写金华灵岩寺偃松,也很可能会起祖父写泰山的那组名作而有所借鉴吧,何况苏辙本人也很看重呢!如元丰二年(1079)正月五日苏辙撰跋回忆说:“辙昔在济南,以事至泰山下,过灵岩寺,为此诗,寺僧不知也。其后见转运使中山鲜于公于南都,公尝作此诗,并使辙书旧篇以付寺僧。”(孔凡礼《苏辙年谱》)鲜于公,即鲜于侁,其诗题名《留题灵岩寺七言一首兼简载师长老》(此据顾炎武《求古录》)。载师长老,指刻石者灵岩寺住持“传法赐紫守载”。换言之,苏辙将其旧作《游泰山四首》交付守载,而后者把它和鲜于侁之诗一并刻石于灵岩寺。
事实上,《灵岩寺偃松一首》,无论它写的是哪个灵岩寺的偃松,笔者都倾向于它饱含了苏籀对祖辈的文化记忆,而祖父辈,包括祖父苏辙、伯祖父苏轼。
三对苏籀《灵岩寺偃松一首》的题材及文本,白丽芳《苏籀及其诗研究》(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系2013年硕士论文)曾有简要介绍:首先,论者把它归类于咏物诗;其次将全诗30句划分为四个层次:
前六句把松的高大亭立、姿态之雄伟,以及历经千霜而遒劲的自然本性,写得栩栩如生,令人有如亲眼所见。七到十八句,则道出松树高而不傲,及不屈不挠,不受大自然造物者的约束,自由生长而成的雄壮之姿,连风吹松叶的窸窣声都像是竽瑟合奏一般悦耳,更有如超脱尘世奔驰的龙螭一般,不受世俗所羁绊的象征特性。十九到二十四句则是以松之高节自喻。最后六句则回到自己写此诗的情景和缘由。
其论大致不差。当然,文本细读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写作情景和缘由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语焉不详。
王颖《松柏比德的历史演进》(《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对苏籀之诗的主题有所探讨,认为它“融合儒、庄二家,提出一种完备的人格”“高雅而又谦卑,温和而又刚强,傲岸而又清逸,这些原本相反的两极,在松的个性中奇妙地统一起来,达到平衡蕴藉的状态”。同样,也忽略了不少重要的语词,尤其是佛教思想方面的关键性词汇。
我们对苏籀诗歌文本的解读,主要采用互文研究法:一是和苏籀自己的作品进行比较,二是纵向比较,而且重点关注它和苏轼、苏辙作品的异同。
苏籀《二松赋》有云:
商邑岩岩,群山环中。膏液外凑,英灵内钟。其人黄、绮,其植曰松。翘翘我室,契阔朋从。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遗直,本巨末丰。尺寸非可较量,绳墨非可究穷。……天籁嗥鸣,非鼓非钟。……孰知其筋干鳞甲,非特据地而摩空。犹龙变化,乘云高踪。排阴助阳,追日回风。
本赋重心在以松喻友,所说“黄、绮”,是指商山四皓中的夏黄公、绮里季。赋中不少语汇和写法,和《灵岩寺偃松一首》相同:如写友人相见时在“秋冬”(由此推测,赋、诗可能是同时之作),都写到了松树的形、声、神之类。而较早建构松间“四皓”形象的是李白,其《商山四皓》就说:“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间,冥翳不可识。云窗拂青霭,石壁横翠色……飞声塞天衢,万古仰遗则。”苏籀赋说“黄、绮植松”,似和李白诗有一定的承继关系。
至于苏籀的伯祖父苏轼,则有多篇作品写到了松意象,如被贬惠州时所撰《偃松屏赞》(并引)中先回忆说“余为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为天下冠。其木理坚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然后通过对比“谪居罗浮山下”所见“不识霜雪”的松树和“北方之精”,高度赞颂了后者的凛然孤清,这点,苏籀诗中也有所继承;此外,苏轼《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的“鸡栖”典故、《赐冯京乞依职任官例祗赴六参不允诏》“虽抑抑自警,知卿有卫武之风”的“抑抑卫武”之典,苏籀诗中同样用之;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手植数松今偃盖,苍髯白甲低琼户。我来取酒酹先生,后车仍载胡琴女”中的偃松、酒意象,“愿君不用刻此诗,东海桑田真旦暮”的收束方式,苏籀诗也有承袭和改进之处(把苏轼的“不用刻此诗”改作“求此诗”,反其道而行)。最为关键的是“憩寂”一词,则牵出了北宋元祐初期所发生的一桩题画诗美谈。据《东坡题跋》卷三《题〈憩寂图〉诗》:
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仲远取杜子美诗“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着。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之句,复求伯时画此数句为《憩寂图》。子由题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更收前世杜陵诗。”因次其韵云:“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
苏轼所说“子由题云”的题画诗,苏辙《栾城集》卷一五作《子瞻与李公麟宣德共画翠石古木老僧,谓之〈憩寂图〉,题其后》。换言之,苏轼与当时大画家李公麟应柳仲远之请,共同为柳氏联袂创作了一幅关于杜甫《戏为韦偃双松图歌》的诗意图,此图被命名为《憩寂图》,命名依据是杜诗“松根胡僧憩寂寞”。苏辙题诗之后,苏轼也有和诗。而籀诗“挂空憩寂”之“憩寂”,其直接来源,显然为《憩寂图》。
更可注意的是,与苏、李《憩寂图》构图要素基本相同的还有李龙眠《醉僧图卷》(后文简称《醉僧图》),它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清人安歧撰《墨缘汇观录》卷三《名画上》对图中人物、植物有所说明:“其中一僧,坐石于古松之下,面貌奇伟,微含醉态。执笔作书,左手按膝。”(见封二图)而苏籀诗“筇竹与酒壶”中的筇竹与酒壶意象,则直接取自《醉僧图》。换言之,“筇竹与酒壶,挂空憩寂时”两句,至少隐括了《醉僧图》《憩寂图》共有的关键意象,即松(是《醉僧图》筇竹、酒壶所挂之处)、石、僧的组合。当然,籀诗所描述的松下僧,应是喝尽壶中酒后才憩寂的,这与《憩寂图》的禅定僧(黄庭坚《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二首》其一明确指出“法窟寂寥僧定时”)、《醉僧图》的醉僧(其实也是书僧)形象都有所不同,可算是苏籀的一种综合与创新吧。
说起《醉僧图》的绘制,一般认为始自梁代大画家张僧繇,唐人怀素即有《题张僧繇〈醉僧图〉》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可见高僧和松树、酒壶意象的组合,是张僧繇的一大创造。至五代宋初,石恪也画过“醉僧”题材,与李龙眠时代相近而稍晚的吴则礼(?—1121)《石恪画醉僧》即叙述其醉僧形象是“倒街卧路谁复嗔,粥鱼斋鼓强唤人。莫疑只今五斗醉,要会从来三昧身”。苏轼《惠州灵惠院壁间画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隐峦所作,题诗于其下》又说:“直视无前气吐虹,五湖三岛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见山僧不见公。”而创作仰面向天之醉僧形象的隐峦,除了有画僧身份以外,与石恪一样,同样出自蜀中。李公麟则在张僧繇等前辈画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多样,至少增加了送酒者和童子,毛滂(1056—1124)《跋李伯时〈醉僧图〉》就明确说“道人三昧一壶中,笔下惊蛇怖小童。日日松间好消息,酒香先过野桥风”。“惊蛇”云云,是在刻画醉僧笔墨飞舞的场景,“怖”字画龙点睛,描摹了童子直视醉僧书写的神态和感受。释德洪(1071—1128)《醉僧赞》开门见山说:
我爱龙眠老居士,笔端谈笑了万事。君看一时拈破笔,画作醉僧醒时意。此是沙门绝妙门,不妨随处有乾坤。瞢腾流涎枕臂卧,破柱疾雷殊不闻。
“画作醉僧醒时意”一句说明,在德洪看来,李公麟所画并非醉中之僧,而是酒醒之后的高僧,此与前引安歧看法稍异。但无论如何,画中僧人一定是喝醉过酒的,只不过德洪自己更欣赏醉中之僧而已。
四比苏籀时代稍早的衢州人程俱(1078—1144)撰有《叶翰林令画僧作偃松于石林堂,壁有诗,余次韵》四首(七绝)。诗题之叶翰林,指叶梦得(1048—1077),其令画僧绘制于石林堂的壁画《偃松图》,内容不可详考,但从程氏诗句“莫作世间虚妄见,笔端三昧入无余”(其一)、“聊遣上人供幻事,戏将方丈纳仇池”(其四)判断,该《偃松图》与前述苏、李《憩寂图》、李龙眠《醉僧图》的构图一样,其松石意象组合,具有特定的禅学意蕴。作为在衢州生活了多年的苏籀,其《灵岩寺偃松一首》的创作过程,也可能受到这一组诗的影响。
此外,苏籀的伯祖父苏轼,还对江州石情有独钟。赵文(1239—1315)《李士宏得芗林五老石于野人》即说:“芗林丑石何曾丑,化为五老如此寿。高低俯仰各有意,清润坚贞皆可友……醉僧痴望作怪供,持此或可博升斗。壶中九华竟不得,坡老叹息不离口。仇池不借王驸马,诗卷纷纷愁逆取。”其“芗林”,指宋代著名词人之一的向子(1085—1152),他曾经搜罗五种江州石,时称“芗林五老石”;“坡老”,指苏东坡,杜绾绍兴三年(1133)所撰《云林石谱》卷上“江州石”条有云“江州湖口石……土人李正臣蓄此石,大为东坡称赏,目为‘壶中九华’,有‘百金归买小玲珑’之语。然石之诸峰,间有作来奇巧者,相粘缀以增玲珑。此种在李氏家颇多,适偶为大贤一顾彰名,今归尚方久矣……土人多缀以石座,及以细碎诸石胶漆粘缀取巧,为盆山求售,正如僧人排设供佛者,两两相对,殊无意味”,杜绾所引东坡之语,出于苏轼《壶中九华诗》(并引)之“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小玲珑”(“引”曰:“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又,“小玲珑”之“小”,或作“碧”)。赵诗之“醉僧”,虽有杜绾“正如僧人”云云的史料为据,可总感觉有点突兀。笔者以为,其写法似受苏籀借用《醉僧图》醉僧意象的手法而来,尤其是“博升斗”三字,写出了醉僧的酒量之大。
苏籀同乡南宋后期的程公许(?—1251),有诗《游玉林,午饭九曲池,观偃松。过法华院,至上方,观东坡题柱。晚至沈氏小玲珑,施兄携酒来会。施本成都人,侨居湖三世矣》说“玉林散策才亭午,九曲流觞对偃松。脱尽皮肤见真实,卧看桃李竞丰容。上方细看锥沙刻,丈室连浇 浓。蜀客相逢天万里,不妨暖酌小玲珑”,沈氏小玲珑,指沈氏私家园林小玲珑,其得名显然和苏轼《壶中九华诗》有关。而园中所收奇石,范成大《骖鸾录》自叙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十九日曾游赏过。细绎程氏诗题与诗意,可知苏轼游湖州法华院时看过的偃松及其留下的题名,都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文化记忆,程氏形容偃松的“脱尽皮肤见真实”诗句,直接化用寒山诗一五五之“有树先林生,计年逾一倍。根遭陵谷变,叶被风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怜内文采。皮肤脱落尽,唯有贞实在”,而寒山诗,典出《大般涅槃经》卷三九的譬喻“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贞实在”(《大正藏》第12册)。黄庭坚则把写娑罗树的语典明确移用于松树,说“譬如刳心松,中有岁寒在”(《次韵谢黄斌老送墨竹十二韵》),程公许又进一步用于偃松。李洪《沈氏小玲珑二首》其一又说“题诗喜修竹,长啸倚孤松。怪石疑蹲虎,深湫有蛰龙。惭无济胜具,樽酒且从容”,特别是其二“十载经行旧,松扉静不关”之“经行”“松扉”二词,表明小玲珑所在之处长有松树,并且是僧人的经行之地。综合李氏二诗的诗歌意象,则知他和程公许一样,共同使用了松、石、酒意象(李诗孤松,与程诗偃松,形状稍异),而且,李诗还暗中刻画了僧人的经行形象,但不知他是否醉过酒,或者是酒后才去经过。
总之,苏籀《灵岩寺偃松一首》,一方面,其创作受到前辈名作《憩寂图》《醉僧图》《偃松图》及其题画诗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和伯祖父苏轼的相关名作一道,同样对南宋中后期诗人的松、石之作有所启发。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1、张夔(1068—1157年):澄海区莲华镇隆城人,潮州前八贤之一。公元1118年(宋徽宗政和八年)进士,历任茂名知县、廉州通判等职。
2、林大春:潮阳区棉城镇人,公元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中举人,二十九年登进士,后官拜户部主事。四十二年回家为母服丧,后出任河南睢陈道佥事,因执法不避权贵,依法处置了宰相高拱的家臣,被高拱设计撤职。
3、周光镐:潮南区峡山镇人,公元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中举人,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中进士。万历二十年,陕西宁夏卫原副总兵哱拜父子反叛,周光镐升调陕西按察使,驻咽喉要地临巩(今兰州附近),专职兵备道。宁夏之乱平定,次年晋都蔡院右佥都御史,任宁夏巡抚,佐理军务。修城堡,整军备,制外敌,饬内政。后晋大理寺卿。公元1596年秋(万历二十四年)告老返抵潮阳,在家乡兴辨公益,于峡山筑明农草堂,读书著述。
4、刘遵义:潮阳区谷饶镇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5、郑正秋:潮南区成田镇人,中国**事业奠基人之一。1913年编导中国**史上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20年代创办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和明星新戏学校,培养出胡蝶等一大批**艺术家。代表作有《自由之花》、《姐妹花》等。
6、蔡楚生:潮阳区铜盂镇人,1931年加入联华影片公司,任编剧和导演,曾编导出轰动一时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优秀影片,建国后曾担任国家**局副局长、中国**工作者联谊会主席等,对我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7、秦牧:澄海区人,1938年到广州参加抗加救亡宣传活动,后辗转于粤、桂、川各地从事编辑、教育工作,积极创作文艺作品。建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广东教育与文化》、《作品》等杂志,后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等。主要作品有《花城》、《艺海拾贝》、《语林采英》等数十部。
8、 李嘉诚:华人首富
9、黄光裕:国美老总
10、赵汀阳:著名西方哲学专家
11、马化腾:QQ之父、腾讯老总
12、谢国民:澄海区人,正大集团总裁,世界上最大的农牧工商一体经营公司,有“世界三大饲料厂”之称,在泰国十大集团中被称为“饲料王国”的最大跨国公司——泰国正大(卜峰)集团,以总资产超过35亿美元和年营业额50亿美元,跻身世界500强大企业行列。这艘“企业巨轮”的掌舵人谢国民,以他的精明能干和富于创新的经营策略享誉世界,《亚洲金融》杂志曾评他为“亚洲最杰出企业家”,泰国国王曾亲自授予他泰国政法大学“商业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泰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因为泰国人每日三餐都少不了正大集团的食品,谢国民被人称为“农牧巨子”。投资大陆五十亿美元,建立两百多家企业。
13、陈有汉:潮南区峡山镇洋东乡人。泰国最大银行盘谷银行总裁。出生于泰国曼谷,为著名侨领陈弼臣之次子,1971年晋升为泰国盘谷银行常务董事兼助理总裁,1974午任副总裁,1980年任总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先后获泰王授予三等白象勋章、二等白象勋章、一等皇冠大绶勋章和一等白象人绶勋章,并获红十字会一等奖章及自由奖章等荣誉。1992年被授予汕头市“荣誉市民”称号。
15、郑午楼:潮南区沙陇人,著名爱国慈善商人,银行家,京华银行董事长,为泰国四大银行之一。
16、林百欣:潮阳区人,著名爱国慈善商人,丽新集团董事长,香港亚洲电视董事长,香港十大财阀之一。其子为林建岳为寰亚娱乐老板,香港娱乐三巨头之一。
17、林大钦:明朝嘉靖十一年(1531),以《廷试策》切中时弊,且具有苏文风格,被嘉靖帝亲擢为文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洁身自娱,富有文才。
18、林德镛:清康熙六十年(1721),考中武状元。
19、黄仁勇:清嘉庆元年(1796),考中武状元。
20、刘允:历任循州(今龙川)户曹、程乡(今梅县)知县、化州知州。体恤民苦,减免赋税,革除弊政。
21、萧端蒙:历任山东道御史、巡按贵州、巡按江西等。查处龚滩敲诈案,惩办江西藩王部属并弹劾江西藩王。
22、郑大进:历任正定知府、两淮盐运使、湖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河南巡抚、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革弊兴利,兴修水利,力解民困,惩办邪教,重视文教。
23、翁万达:明嘉靖年间,历任梧州知府、广西副使、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招抚莫登庸,保卫祖国南疆;抵御俺答汗,保卫北边安全;善文能诗,着述甚丰。
24、丁日昌:历任江西万安县令、苏松太兵备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会办南洋海防节制水师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积极参与办洋务,主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支持创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等;对台湾的开发作出积极贡献。
25、王大宝:历任连州知州、袁州知州、礼部侍郎、谏议大夫、兵部侍郎、礼部尚书等。支持抗金名将张浚北伐,弹劾抗金败将汪澈,致力稳住抗金局势。
26、陈梦龙:曾任湖北石首主簿,主动请求参加抗元,散家财招兵抗元,协助文天祥在潮阳讨伐陈懿、刘兴,前往赣、闽参加抗元战斗,为营救文天祥而战死潮阳古埕沙堤。
27、林大春:历任行人司行人、户部主事、浙江提学使等。嘉靖四十二年(1563),他因母丧居潮阳,协助县令郭梦得招义士抗倭,五战五捷。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1l)。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17)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1、葫芦山摩崖石刻
葫芦山因其由南而北,活像一个仰卧的大葫芦而得名。既是旅游胜地,又是摩岩石刻荟萃之所。山多岩石,或拔地而起或峰峰突兀,或悬崖峭壁或傍水临波。成为历代墨客骚人留题勒石的好去处。自唐宋以来,历朝名宦鸿儒留题甚多。现存138处石刻,是广东省三大著名摩岩石刻之一。有赞美湖山,有抒发惰怀,有记述游踪,还有重要的记事。字体草、篆、行悉备。其中计较突出的有:刻于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的“李公亭”;刻于宋代的“放生”、“倒景”、“古瀛洞天”;刻于清道光年间的“湖山图画”,有唐韩退之《白鹦鹉赋》;有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潮州郡守俞献卿题的《俞献卿葬妻文》;有苏轼题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有于学谦写的“为善最乐”;有陈玉锵书的“放在眼光”;有西湖石壁一绝诗:“水色山不入图画,果然西子比西湖。名区自足传千古,管领何庸待大苏”等皆旷世珍宝。成为游人揣摩、品评的艺术佳作。石刻集中在葫芦山北部寿安岩和南部青牛洞一带,是古城名胜古迹一景“葫芦山摩崖石克”。葫芦山南部山腰建有南岩寺,寺与石刻群相互融合,山林逸秀,竹木苍翠。
葫芦山顶还保存一段长约200米,高一丈,宽六尺的湖山腰城,为清康熙十三年(1673年)至康熙十六年“三藩”之乱时期,潮州总兵刘进忠反清时所修筑。
王源是福建龙岩人,字启泽,号苇庵,明永乐甲申科进土。宣德十年 (143年),皇帝委派11个朝官为边垂州知府,据说其中有一个是《十五贯》的况钟,王源也是其中之一。王源到潮州上任,那时湘子桥原叫济川桥,只有十八个桥墩,且被洪水冲击得破烂不堪,过江只靠摆渡,地方富绅借渡赚钱。王源一心要修复湘子桥,恰好当时满城传闻葫芦山上有两块石,大数十围,高数丈,人称二蟾蜍,斜斜射向城里,风水先生便说这是“白虎瞰城,主嚣讼火灾”。王源看中这“怪石”,便派衙使李通、陆雄主持劈石造桥之事。这一下惊动了收惯桥捐和渡船钱的豪绅们,赶忙出来拦阻说:“这怪石动不得。”王源答:“既是怪石,只能使潮城人受火灾又多诉讼,为何不除掉?除了怪石又修了桥,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呢。”富绅们心里不悦,便在民间造谣惑众,说谁动了怪石,便惹了灾祸,潮郡人将要大难临头。李通、陆雄被吓得不敢动手,只得回报说,这怪石根深蒂固实难除也。但是,王源的决心已定,他说:“韩文公来潮能祭走鳄鱼,我难道连这石头都搬不动吗?”便选定吉日,亲自带了百余名兵勇,大闹葫芦山。他庄重地宣布:“我先动手,如果平安无事,那大家齐动手。”他取了笔在石上大书:“敕广东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大家看见王源动手,便跟着干起来,一起把怪石打碎,大的拿去作桥梁,小的拿去砌桥墩。王源这一举动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大家齐心协力,仅几年便把破烂的湘子桥修复,还增建了五个桥墩,并在每个桥墩上建造了不同式样的楼阁,非常别致。王源还把“济川桥”改名为“广济桥”。从此,葫芦山上不再闹怪石,潮城人也不再怕“白虎煞气”了。王源在潮州时,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后人曾在湘子桥头兴建“王公词”纪念。后因桥头经常水涨,不便祭祖,又把“王公祠”迁移到金山麓下,每年前往祭祀已的人很多。
葫芦山下的七圣庙
葫芦山摩岩石刻位于葫芦山上,但由于离潮州西湖公园正门较远,大多数人喜欢从南岩寺脚下登上游览,这样可以省去绕爬葫芦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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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镇风塔
饶平柘林镇东北一公里处,地处风吹岭峡谷口。塔高22米,基围16米,七层八面,塔尖为千斤石葫芦,制作精美,周围用石板做环形面屏。始建于元代,历经600多年的天灾人祸而完好无损,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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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潮州美人城
州市区东北部,占地1000亩,计划修建华夏宫、歌舞林、温莎堡、童话村、缤纷园、明星苑、情侣岛、狂欢园,选取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为题材,运用园林、建筑、雕塑、游艺、现代声光电等手段,展现民族风情,表现女性的聪明才智和独特的光彩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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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鸿庄园
镇枫洋岭前,距潮州火车站3公里,占地3000多亩,是以突出农林自然风格的旅游休闲场所,现有果林600多亩、养殖场200多亩、池塘200多亩。走进园中,可以在林中选果,菜园摘菜,凉亭垂钓,草地聚餐。这里又是珍稀动物养殖乐园,有人工养的黑熊、鳄鱼、梅花鹿、蒙古马、贵州驴,有300多只蓝孔雀开屏艳,还有200多只驯化了的鸵鸟,可供游客骑座、拥抱、合影,更有趣的是如橄榄球大小的鸵鸟蛋,坚硬无比两个人的重量压上去也安然无恙。还有从泰国引进的10多只斗鸡,时时引颈振翅,视若仇敌,却令观众兴奋不已。庄园餐厅更是别出心裁,特创制出著名的“明鸿风味宴”,其中有“橙汁鸵鸟肉”“孔雀药膳”“荷包甲鱼”“清甜鸵鸟蛋”等特色菜肴,让人感到新鲜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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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龙庙
供奉安济圣王王伉。他本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永昌(今云南保山)太守,发生严重饥荒时,曾冒自我牺牲的危险,毅然开仓放粮,被当地人奉为神。明初潮州人谢少苍到那里做官,也遇到同样情况,他也自己作主放粮救灾,结果反被朝廷处罚,被绑在烈日下暴晒七日。昏迷中是王伉的精神在鼓舞他,觉得好象阴云蔽日一样,使他奇迹般地度过了难关。回潮州时,他就将王伉的塑像带回来,立庙供奉。每年正月要举行安济圣王出游大会。这一天就成了全城的狂欢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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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城
古城堡。饶平县文物保护单位。明、清海防军事重地。位于饶平县黄冈镇东南方14公里处(属所城镇),东临南海,北倚大尖山, 西连黄冈古城,是潮州府的前卫。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由百户侯顾实创建,呈方形,城垣高27丈,周长643丈 ,厚16丈, 内外两面用花岗石条丁卯垒砌,中填泥土。设东西南北4个城门,城门上皆建二重楼,城垣四角置设敌台。全城面积约2600市亩。城内有三街六巷, 中心交叉呈“十”字形,街宽15丈,外侧四周城池环绕, 城池宽2丈左右,长696丈。清康熙三年(1664)曾迁拆 ,七年展复,八年重建。所城曾称大城所,设正千户2员,副千户3员, 百户10员,镇抚1员,旗军1225员;各种军器5457件。 4个城门尚存,东西城垣尤为完整,是潮汕地区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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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大宝墓
在潮安县归湖镇神前山,占地约四亩。王大宝(1094-1170)字元龟,归湖人,“潮州八贤”之一。南宋建炎二年(1128)榜眼,历官南雄州教授,枢密计议,差监登闻鼓院,连州、袁州知州,国子监司业兼崇政殿说书,提点福建、广东刑狱,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大宝富学识、崇朴俭,刚正不阿,在官悉心力,忄卷忄卷于抗金大业,誉满朝野,有直臣风。著有《易经证义》、《经筵讲义》、《谏垣奏议》、《易书诗解》等。 王大宝墓前有石翁仲四,石狮、石马、石羊、石望柱、石笋各二,分列墓道两侧。雄浑厚重,气势不凡,堪称宋代大型石雕群。上图为石翁仲中之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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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甘露寺
桑浦山在城西南约二十公里处,周围约二十七公里,地跨揭阳、澄海。在潮州境内者有宗山、厚牛山、狮子山、西山、中离山、龙坑山、庄陇山等。桑浦山早在明代已是有名的游览胜地,明季本《咏中离山》诗云:“览遍离山好洞天,杖藜到处尽云烟。此日中离藏修地,应作人间胜迹传。”在潮安县桑浦山狮子岩,“相传有孝子庐墓而甘露降,故名。”
甘露寺在一状如狮子巨口的石洞中,有石阶360余级通山下。寺门由三块品字型的巨石叠成,“玉简书院”、“甘露洞天”的题刻依稀可辨。佛寺上盖是一块凌空飞出的底平如削的巨石,蔚为奇观。寺中有“天笠源流”、“万寿云宫”等摩岩石刻多处。寺北有“甘露涌泉” 像高255米,宽415米,依石凿就,神态自若。相传古代梅林湖常有米船沉没,石佛的肚脐却常流出白米以供客餐,后有贪心守僧凿阔脐眼,米遂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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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韩 文 公 祠
公祠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原在金山麓郡治前夫子庙正室东厢。元佑五年(1090)迁至州南七里,苏轼为撰《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迁于今址。是我国现存一处历史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纪念韩愈的祠宇。景区内主要有:韩文公祠、侍郎亭、天南碑胜、石牌坊(由胡耀邦总书记题匾)等建置。
韩祠主体建筑分前后二进,古朴典雅,肃穆端庄。祠内梁间遍挂名家题写匾额,沿壁则环列历代碑刻40面,其中不乏书法珍品和研究专访文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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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潮州滑草场
滑草是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是在山地草坪,通过精心设计的流线型曲面上,采用器具进行自由滑翔的娱乐活动。其动作具有自由、舒展、刺激、惊险等特点。活动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所喜爱,成为当代山地运动之时尚。
潮州滑草场是目前粤东地区唯一的滑草活动场所,它规模巨大,设置齐全,管理完善,场地南北长400多米,东西宽100米,占地4万平方米,可供300人同时从事滑草活动,场地设高级区、中级区、初级区,适应滑草者的不同层次需求,此外还配套了缆车索道、电瓶车,设立滑草俱乐部管理中心和滑草场服务中心。露天茶座等设施。其中俱乐部管理中心是专门为俱乐部会员,满足人们度过一个各取所需的温馨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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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白水岩游览区
公园式山峦石异峰奇——潮州登塘将开发白水岩游览区
潮州市实施“旅游旺市”策略,不少新的旅游点逐渐被开发。登塘白水岩风景区也在开发之列。 白水岩游览区位于潮安县登塘镇白水村区域内,它是一座方圆200多公顷的公园式山峦,这里天生异峰奇石,苍松翠柏,旅游景色独特,在明朝时期就已是有名的天然游览胜地。
游览区内的兰若庵是远近闻名的佛教胜地,经近年来的修缮和扩建已形成上、中、下庵,庵内雕梁画栋,楼阁长廊构造精巧美观。庵前有一白云关,“白云关”三字由明末潮籍书法家吴殿邦所书。游览区的左侧有一个可容几千人的石坑洞,洞内奇石险怪;右侧有“仙人洞”“仙人泉”,洞内寒气迫人,泉水清冽甘甜;游览区内还有形态各异的试剑石、回音石、仙人扇石等一大批景观,这些都是鬼斧神工、令人叫绝。 随着潮州市“旅游旺市”战略的实施,登塘镇委、镇政府已把开发白水岩游览区作为发展登塘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目前,该镇已拟出开发白水岩游览区的一系列建设方案和项目投资评估,早日争取为“旅游旺市”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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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凤凰天池
凤凰天池景观位于凤凰山脉乌山东 峰顶部,海拔约1325米,其主峰海拨1391米,仅次于粤东第一高峰凤凰乌髻,海拔14978米。天池旅游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迷人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人前来一览风采。
天池的面积为76亩,特殊的气候使池面时而波浪滔天,时而水波不兴,传说中的西王母沐浴之处,更为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加上旅游区内富有传奇色彩的太子洞、仙井;太平寺、文天祥“正气堂”、茶树王“宋茶村”;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岩石;美丽的杜鹃坑、日出胜景等更让人流连忘返。
天池边的景观
湖中有一种奇异的鱼,这种鱼头如青蛙,身如鳄鱼,尾如蝌蚪,背为深褐色,腹长杜红皮斑纹,相传宋帝逃难路过此地,饿得手脚无力,天池中的鱼儿即在水中晃动,想捕捞没有工具,宋帝只好望鱼兴叹:“鱼要是能自动上岸就好了。”说也奇,转眼间池中的鱼果然长出四肢,乖乖地爬上岸来献与皇上充饥,宋帝大喜,遂赐这种鱼为“四脚鱼”,所以凤凰人一直把它当作神鱼。
当年宋帝在众大臣的保护下,逃难至此,因后有元兵追赶,一大臣找到一山洞,众人马上簇拥着宋帝进去,转眼间,元兵追上来,却不见人影,原来蜘蛛精可怜这小皇帝,待他们一钻进山洞里,便连忙吐丝结网,把洞口封住,这才救了小皇帝等人的生命。当时,宋帝才七八岁,刚做了几天皇帝,可老百姓尚不知情,以为他还是太子,所以就这石洞叫“太子洞”。后人在这洞的两块大石分别刻着“天不亡宋”和“孺人拯主”。洞中旁边还有一只石靠椅,坐北朝南,相传这便是太子坐过的“太子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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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青岚冰臼奇观
分布于饶平县樟溪镇青岚溪谷的形态各异的石头,最近被中国地质学院教授勘查考证后确认是冰臼。
冰臼是冰川的直接产物,是在二三百万年前,在巨厚冰层覆盖,处于“封闭”和“半封闭” 状态下,冰川融水沿着冰川裂隙向下流动,及在冰层中具有巨大压力,并呈“圆柱体水钻”方式,向下覆基岩及冰川漂砾,进行强烈冲击,游动和研磨的作用形成的深坑,这些坑极像南方春米的石臼,因此称为“冰臼”。
青岚溪谷的冰臼群,其分布面积之广、形态之寄、规模之大、景观之美,在从南国广东北纬23”12’,海拔高度不上100米,而保存又这么完好和地处热带亚热带等特征来看,在国内外为首次发现,实属罕见,堪称自然景观的一大奇葩!
这冰臼与冰臼有关的各种地貌景观,不仅是一处自然风光的游览胜地,又是一处增长知识得冰臼地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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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甲第巷
谚云:“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潮州的古民居,是目前中国保留比较好的。在构成潮州古城框架的“猷、灶、义、兴、甲、家、石、辜、郑、庵”老街巷,随处可见明清风格的旧居老房。而在这十巷之中,府第较集中,保存较完整,修复工作最完善的,当属甲第巷了。
民居是最能体现地区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景观之一。乾隆二十七年,潮州知府周硕勋对潮州民居就有一段精美的叙述——“望族营屋庐,必建立家庙,尤加壮丽。其村坊市集,虽多茅舍竹篱;而城郭中,强半皆高、厚墙垣者。三阳及澄饶普惠七邑,闾阎饶裕、虽市镆也多鸟 飞。家有千金,必构书斋,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民居辄用石灰沙土筑墙,地亦如之。监如金石,即遏飓风摧扑,烈火焚余,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届过惠州、嘉应虽间有之,然不及潮州甚远。”
物换星移、人事皆非,然古民居仍以其悠久而氤氲的韵味表达着潮州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修复完整的甲第巷集儒林第、大夫第、翰林第等多座典雅气派的府第,建筑形式上具有潮州民居的“下山虎”、“四点金”等特点;石雕、木雕、灰塑、嵌瓷和彩画齐备,门窗户扇、墙夹屋脊、外墙檐下皆意趣盎然、是潮州旅游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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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森林公园
红山森林公园地处于潮州古城之东,为山地向平原过度的高丘陵,山势峻夷,峰峦叠翠,高树凝烟,景石错立,泉水蜿蜒,高峰海拔4972米,雄居山体中央,为潮州城区之制高点,园区南北5.22千米,东西宽417千米,总面积933公顷。
红山森林公园1993年定为省级森林公园,为广东十大森林公园之一。公园环境优美,山青、林碧、草茂、泉清,茂密的森林与交织的山塘泉涧形成了一个相对幽静的森林环境空间。是一座集森林旅游、登山眺望、山地运动、文化娱乐、林地养生、度假健身、科教考察等多种旅游服务项目。于2001年1月22日正式对外开发。
森林公园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缘势开发了滑草场、滑车场、跑马场、射箭场、山庄别墅、曲径通幽、天上人间酒吧等近20个游乐项目,可令游客尝试“草上飞”的惊险好玩与刺激,体验天上人间的全新感受,领略骑士跃马英姿,在花草簇拥,绿树环抱的山坡上建有中餐厅、快餐厅,卡拉OK厅、石林茶座等配套设施,可供游客品尝各式美食或一泡香茗,人在绿中,乌声燕语,茶醉人醉,第二期项目包括,观音圣景、名人名家书画展馆、商务会议中心、金嘉庄园、金环别墅、金福高级别墅区、鱼跃龙门、科幻探奇、儿童天地等即将建成开放,届时将完整地为人们提供一个回归自然,寻觅安静,领略南亚热带风光的城市近郊综合性森林公园,使之成为粤东森林旅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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