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以来，南宋渡过了二十年的和平时光，然而这却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时人王之道曾撰文痛斥南宋不修武备、军纪懒散、贪图安逸甚至贪生怕死的不良风气。“吾之宿将，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孰肯披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哉？”南宋在经济、文化上有了飞速进步和充足发展，但于军事力量上较金国仍然有较大差距。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主完颜亮率十万大军，兵分四路，企图统一南北，灭亡南宋。宋廷对此毫无防备，顿时慌作一团，不少文臣武将打算南逃福建、江西等地躲避金军锋芒，甚至连宋高宗也计划着再次躲到海上去。
同年十一月，完颜亮从弟完颜雍于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完颜亮获悉消息后，催促大军加紧进攻。宋军在中书舍人虞允文的率领下，在采石大败金军水师，逼迫完颜亮撤退至瓜州。不久，金军大营发生兵变，完颜亮被部下缢死。完颜亮被害后，金军无心恋战，南宋军队乘胜追击，在川陕、两淮等处收复了大量故土失地， 一时扭转了宋金力量对比，使收复中原看到了曙光。
然而宋高宗并没有继续推进北伐，扩大战果，反而以胜利作为宋金和议的筹码，贪图苟安，偏安一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高宗藉宋军大胜之机，以“倦勤”为由，“光荣退休”，将大位禅让于养子赵昚，是为宋
宋孝宗与宋高宗正相反，他以“恢复”为志向，一心想要北伐中原，报仇雪耻。早在绍兴三十一年时，这位充满血性的建王就曾想带军出征，却被史浩劝住，未能成行。“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帝不胜其愤，请率师为前驭。”他即位后，首先为岳飞昭雪平反，追复官爵，并提拔岳飞后代，又谋划北伐策略，起用主战派，罢黜主和派，提振军队士气，大规模整军备战。
但事情却远远没有发动战争那么简单。宋孝宗即位之初，朝中不少人是太上皇的旧臣，他没办法完全施展拳脚。更何况宋高宗退休前留给孝宗的是停止北伐、宋金和议的基本盘，所以孝宗一开始也积极谋求与金国和平相处，延续宋高宗的政策。甚至，宋高宗还曾明确告诉孝宗，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不允许北伐。这便造成了相当大的掣肘，宋孝宗的很多政策都遇到了阻碍。
而在主和派的干扰下，宋孝宗本人对和战与否也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为了使宋金和议更加顺利，出身宋孝宗潜邸的大臣史浩认为应该主动放弃西军收复的秦凤路、熙河路及永兴路。宋孝宗受史浩蛊惑，便下诏让四川宣抚使吴璘撤出陕西，放弃了三路十三州的土地。
宋军撤出陕西后，宋孝宗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此史浩误朕”，但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尝到甜头的金朝变本加厉，又遣使强索南宋收复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之地。宋孝宗对此十分无奈:“敌人来索旧礼，从之，则不忍屈；不从，边意未已。”可见他当时处于一种徘徊踟蹰的状态中，并未下定与金决裂，北伐复仇的决心。
隆兴元年（1163）正月，宋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提拔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主战派大臣参赞军事。四月，张浚入朝觐见，并与主和派史浩等人发生了和战论辩。“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复望中原矣！”最终宋孝宗在张浚等人的极力主张下，拒绝了金人的一切无理要求，并罢黜史浩、汤思退等主和派。宋孝宗还对张浚说：“公既锐意恢复，朕岂独甘偷安？”在损失了大量收复的土地后，宋孝宗终于下决心北伐，出师渡淮，复仇雪恨。
王之望字瞻叔，襄阳谷城人，后来移居台州。父亲王纲，中元符年间进士第，官至徽州通判而去世。王之望当初因荫补得官，绍兴八年(1138)，中进士第。任处州教授，入朝任太学录，升为博士。过了很长时间，出朝知荆门军，提举湖南茶盐，改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不久又改任成都府路计度转运副使。提举四川茶马。
朝廷中有大臣推荐王之望的才能，诏令他到朝廷，任太府少卿，总管四川财赋。金朝毁弃盟约，军事文书接连不断，各种调度层出不穷，王之望从容处理事无遗漏，搜刮贸易券契没有交纳税赋的，搜查抉摘隐瞒逃匿，得到四百六十八万缗钱，众人都怨恨他。后升任太府卿。
孝宗即位以后，任户部侍郎，充任川、陕宣谕使。早先，金将合喜侵犯凤州的黄牛堡，吴瞒将敌人击退，于是收复秦州，并接连收复商、陕、原、环等十七州。金军由于吴王精兵都在德顺，全力进攻他。当时陈康伯主持朝政，正在议论撤罢德顺戍兵，虞允文是宣谕使，极力争论不服从，孝宗亲自写信命令吴王退兵。王之望代替虞允文任宣谕使，赞同吴王下令众将放弃德顺，仓促撤退。金军乘机在后追击，致使吴王军正规部队三万人，回来的仅有三千人，将校军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全军痛哭，声震原野，孝宗听说深感后悔。
隆兴初年，右谏议大夫王大宝上疏弹劾王之望罪行，降任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不久，权任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王之望很不愿意同金交战，请求入朝，因而上奏“：皇帝论兵与臣下不同，不过奉承天意罢了。臣私下观察天意，南北分离的局面已经形成，不能轻易互相兼并，我不可渡过淮河北进，就像敌军不能越过长江南下一样。应将进攻的力量转而自守，自守既然稳固，然后随机制变，择利以应付它。”孝宗下旨留他在朝中，不久兼直学士院。
汤思退力主休兵，奏请任命王之望为吏部侍郎、通问使。接着又议定先派一名官位低下的使节前去观察敌情，召还王之望。王之望首先上报边境守备不足依赖，孝宗急忙撤罢都督府，任命王之望为淮西宣谕使，刚刚任命，又擢升他为右谏议大夫。王之望于是上章极力论述朝廷大臣各执一辞以为自身考虑，乞求明令在朝大臣，在议论之际应公正无偏。当时汤思退力主和议，张浚力主恢复中原。王之望的议论看上去好像不错，实际上是暗中偏向汤思退。
不久到长江沿线视察军队。金军再次侵犯边境，于是献上和、战两策，并且报告安排守御防备情况，疏章没有到达，朝廷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王之望入朝后，接着兼任同知枢密院事。金兵交相而来，濠、楚州守将有的弃城而逃，孝宗命令汤思退前去监督江、淮地区军队；汤思退没去，又令王之望前去督促巡视，权同都督。王之望极力推辞不去。恰逢太学众位学生上书论事，孝宗大怒，打算处治，王之望解救了他们。于是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到江淮地区慰问军队。
王之望早先曾送信给敌军将领。到这时，王扌卞出使敌军，割让商、秦土地，答应归还被俘的敌军，双方世代约为叔侄之国。金皆答应，讲和解兵而去。孝宗听说金国退兵，下令都督府选择有利时机出击，王之望下令众将不得随便前进。朝廷催促行动，王之望说：“王扌卞既然回来，不能因贪图小利，而损害和好大计。”言官弹劾罢免为端明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住天台。乾道元年(1165)，起复任知福州、福建路安抚使。逮捕海上贼寇王大老，捷报传来，转任资政殿大学士，移知温州，不久又被罢免。乾道六年(1170)冬天，去世。
王之望有文艺才能，秦桧当政时，没有同秦桧同流合污，有人说他有操守。绍兴末年，极力附和同金讲和，与汤思退互为表里，专门以割让土地给敌人为得计，但土地被割让而敌人气势更加嚣张，王之望终于因此而被废黜。
王庶字子尚，庆阳人。崇宁五年(1106)，中进士及第，改变官秩，知泾州保定县。因种师道推荐，通判怀德军。辽朝被金军攻破，以归还燕京地区到宋求援，诏令种师道前去接收。王庶对种师道说“：国家与辽朝百年和好，今天坐视它败亡不加救援，反而贪图得到土地，这岂不是引发金朝的祸患吗？”种师道不听。宣和七年(1125)，金军果然入寇。太宰李邦彦连夜召见王庶询问对策，王庶说：“过去的名将没有人超过种师道，他被敌军敬畏佩服，应该将西部的兵力交给他，让他前来救援。”李邦彦将他的话转达给蔡攸，蔡攸不以为然。任命王庶为陕西转运判官兼制置解盐事。战事更加棘手，钦宗想逃到襄阳、邓州，先任命席益为京西安抚使，席益请求让王庶为自己的副手。高宗即位，任命王庶直龙图阁、延路经略使兼知延安府。多次建立战功，进为集英殿修撰、龙图阁待制，负责指挥陕西六路军马。
早先，河东经制使王王燮逃归之后，东京留守宗泽承制任命王庶暂充陕西制置使。恰逢宣谕使谢亮入关，王庶送信给他说“：西夏为害小又和缓，金军为患大又急迫，秋天必大举入侵，何不杖节率兵举起义旗，驱逐敌人渡过黄河，再慢慢图谋恢复失地。”谢亮没有听从。金军大举入侵，王庶调动军队自沿河至冯翊，占据险隘守御。金军先已乘黄河结冰渡河进犯晋宁，侵犯丹州。又渡过清水河，攻破潼关，秦、陇地都受到震动。王庶传告各路，约定日期讨伐敌人。泾原路统制曲端很不愿意隶属王庶，以没有接到朝廷命令为借口推辞；过了数天，委任王庶官职的文告来到，曲端又不接受。金朝知道曲端同王庶不和，集中兵力进攻延。王庶在坊州听到消息，连夜奔赴延以阻遇敌军冲击。金军用诈谋攻陷丹州，丹州界于、延之间，王庶于是自己担当防卫延安路的任务。当时曲端统率了全部泾原路的劲兵。王庶多次督促他进兵，曲端最终没有行动，于是延安失守。这些记载在《曲端传》中。
当初，王庶听说延安被围告急，亲自收罗失散的士兵前往增援。观察使王王燮也率所部从兴元出发。王庶到甘泉时延安已失守，既已没有去处，于是把军队交给王王燮，而自率百骑奔驰到襄乐慰问军队，希望倚靠曲端作为辅助。王庶来到，曲端下令每座城门减少他的一半随从，等到帐下，仅剩下数骑。曲端厉声追问王庶延安失守的情况，并且说：“节制只知道爱惜己身，而不知为皇上爱惜城池吗？”王庶说：“我多次下令你不服从，是谁爱惜自身？”曲端大怒，计划就在军中诛杀王庶而吞并他的部队，于是连夜到宁州，会见谢亮说：“延安，是五路咽喉之地，今天既然已经失守。《春秋》记载大夫出兵在外可以擅专，请诛杀王庶。”谢亮说“：他肩负朝廷使命，今以臣下而在外擅杀大臣，是骄横跋扈，你要干就自己一人干。”曲端沮丧而归，夺取王庶节制使印，又拘留他的官属。恰逢诏令王庶守卫京兆，王庶先以失败自做检讨被罢免。母亲去世。
这时张浚从富平失败归来，才想起王庶和曲端的见解可以采用，于是一并召见他们。王庶距离近先到，极力陈述安抚秦陇保卫四川的计策，劝说张浚收集熙河、秦凤的兵力，扼守关、陇以便以后图谋。张浚没有采纳。请求服完丧期，张浚不许，授予他任参议官。张浚考虑到曲端和王庶必然互不相容，曲端没到，只恢复他的官职，移到恭州。王庶因而对张浚说“：曲端有反叛之心。”张浚也害怕曲端得到士卒拥护，开始有了杀曲端的念头。这些记载在《曲端传》中。
绍兴五年(1135)，丧期未满起任知兴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由于士卒寡少，登记兴、洋各地和三泉县强壮居民，两丁取一，三丁取二，号称“义士”，每天在县里训练，每月到州里训练，对他们给予优厚的待遇，不到半年，有兵达到数万人。张浚报告给朝廷，升徽猷阁直学士。有人对张浚进谗言，张浚将王庶移知成都，又改任嘉州。绍兴六年，张浚弹劾王庶为人轻率险诈，被落职任宫观官。不久，被起用知遂宁。
绍兴六年(1136)，任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到朝廷，高宗在宴中接见他，王庶说“：陛下要保守江南，那就没有什么事；如果说要继承恢复大业，就应该在荆州立都。荆州左边是吴右边是四川，尽得南海之利，前临江、汉，出三川，渡大河，以图谋中原，这是曹操畏惧关羽的根源所在。”高宗对他十分惊异。复任显谟阁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经略安抚使，又复任直学士。
绍兴七年(1137)十月，以兵部侍郎职务召回王庶。次年春，入朝策对，高宗说“：召你回朝时，张浚已离开朝廷，赵鼎还没有入朝，这是我亲自拔擢，没有旁人在左右帮助你。”王庶叩头拜谢。因而上奏“：恢复之功十年没能建立，其原因在于偏听，在于欲速不达，在于轻视爵赏，在于是非正邪混杂。如果真能赏功罚过，谁敢不服从听命？过去汉光武帝刘秀以武力夺取天下，不以不急之事夺去其费用，不了解军事的人不能让他谈论军事。”又口陈手画秦、蜀地区地形的利害得失。高宗大喜，当天升他为兵部尚书。过了一个月，拜任枢密副使。
言者请求派重臣行视边境，于是命令王庶安排江、淮边防事务。京、湖宣抚使岳飞听说王庶巡视边防，送信给他说：“今年如不出师，我当交还兵权请求赋闲。”王庶鼓励他。王庶回朝，论述金朝机变诡诈，自毁海上之盟约定，并转达了岳飞交还兵权等语。当这时，秦桧再次担任丞相，专门以同金讲和为务。金朝使者乌陵思谋来到宋朝，诏令催促王庶回来。王庶极力抵制和议，请求诛杀金朝使者，言辞十分恳切。金朝又派张通古来答应交还失地，归还棺椁，交归太后。王庶说：“同金讲和的事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共上七次奏章请求免去自己官职，于是朝廷任命他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知潭州。
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弹劾王庶本是赵鼎推荐，欺骗君主蒙蔽皇上。王庶被罢免回朝，至九江，又被命夺去职务，迁徙居处。绍兴十三年(1143)，御史胡汝明弹劾王庶讥议朝政，贬为向德军节度副使，安置到道州。到达贬所时去世。孝宗追思王庶言论，追复他的官职，谥号“敏节”。
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
作者：赵松元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
民俗形成的原因到底有哪些？陶立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曾从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地域的原因、宗教的原因以及语言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颇令人信服的阐析。但笔者感到，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构还往往与迁谪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相关。很多著名的迁客逐臣都是文化名人，他们对贬所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屈原之与岳阳、柳宗元之与柳州，等等。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1l）。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17）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附注
（1）赵德《文录序》，转引自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2）见《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参见庄义青著《宋代的潮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4）参见高丙中著《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5）萨姆纳著《民俗》第1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6）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7）参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8）《韩愈全集校注·潮州请置乡校牒》，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饶宗颐《宋代潮州之韩学》，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
（l0）萨姆纳《民俗》第8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1l）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12）陈余庆《重修州学记》，转引自《韩愈在潮州》。
（l3）饶宗颐《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附录三·韩木考》，见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4）《永乐大典》卷 5343风俗形胜引《余崇龟文集》。
（15）见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16）参《韩愈在潮州》
（17）据陈亿著《潮州烟云录》。东方文化馆丛书1995年12月。
（18）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19）此处参考了王孝廉著《中国的神话世界》第1章，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0）见《潮江烟云录》。
王大宝自幼聪敏颖悟，博通五经，尤精于《易经》，于政和年间被选人太学攻读。1128年（宋高宗建炎二年），他在会试中深得主考官的赏识，以第一名呈报。恰好当时宋高宗驾幸维扬（今扬州），故殿试时，高宗将会试第二名的维扬人李易擢于榜首，王大宝屈居第二，授南雄州教授、枢密院计议 等职，成为宋代岭南唯一一位榜眼。这是宋高宗即位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称“龙飞榜”。王大宝对此事既感荣耀，又不无遗憾，故有诗云：“对策丹墀中上游，天颜抚谕逊龙头。”
及第之后，王大宝被授以南雄州（今广东南雄）教授，但所得俸禄连自己也养不起，百日后即辞官不干。过了几年，王大宝先后于1131年（绍兴元年）授枢密院计议，1135年授皇宫教授，1138年派遣监登闻鼓院（专司收受臣民向皇上谏议或申诉冤抑的朝外机构）、主管台州（今浙江台州市）崇道观。其间，曾将其著的《诗书易解》六卷献给皇帝，被任为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不久，进直敷文阁学士，任温州知府，提点福建、广东刑狱。宋孝宗即位后，授他侍讲。
1146年（绍兴十六年），王大宝被任命为连州知州，三年后上京接受考课。他早已体恤民苦，即趁机上书奏称，广南路连、英、循、惠、新、恩等六州户口稀少，商贸很不发达，应诏各小州裁减每月所纳“免行钱”。王大宝的奏疏获高宗叹赏，乃命广南漕司予以减免。六州民众因而减轻了不少负担。此后，他调知袁州（今江西宜春），曾向皇上进所著《诗、书、易解》。高宗阅后，对宰相说：“大宝留意经术，其书甚可采。可以内除。”就是说，大宝可调入京任职。为此，他被任命为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他目睹各级官吏利用“月椿钱”、“折帛钱”等赋税，向江南百姓横征暴敛的情况，奏请“委监司核月椿为定制，减折帛惠小民”。接着，王大宝先后被授为敷文阁直学士、温州知州、福建路提点刑狱、广东提点刑狱。这期间，王大宝又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福建漳州的葵冈，林茂岭峻，山道难行，盗贼得以设伏拦劫。他亲自捐钱30万，砍伐了杂树，铺设了10多里长的石道，使行人称便，来往也较安全。
1162年6月（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锐意于革弊兴利，为岳飞、赵鼎平冤，并召回了张浚，王大宝也因而被授为礼部侍郎。王大宝履任伊始，即向孝宗进言“先明国是，而行之以果断”。劝告孝宗不要在和战问题上再犹豫不决。王大宝的话深得孝宗旨意，不久被授为右谏议大夫，接着又兼孝宗侍讲。
1162年，王大宝成为右谏议大夫后，先后奏劾、罢免了新任潭州知州刘章、南雄州知州廖迟；广西提点刑狱方师尹、福建转运副使樊光远、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沈该、观文殿学士提举汀州太平兴国宫朱倬、左通议大夫参知政事汪澈、川陕宣谕使工之望等官员，一时朝野为之震动。朝中奸佞，都心惊肉跳地称他为“王老虎”。孝宗即位第二年，改元隆兴。
1163年（隆兴元年），宋孝宗命王为礼部侍郎、右谏议大夫 。他接连上疏，力劝孝宗早定抗金大计，收复失地，并一再弹劾投降派汪澈等人的所为。
王大宝积极支持抗金名将张浚的军事行动，一再明确地指出对金宜战不宜和，从而成为朝廷中抗金派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积极建言的影响下，孝宗一度决心对金作战并付诸行动，从而亦曾稳定了局势，王也转任兵部侍郎。但其后孝宗又偏信了丞相汤思退的议和主张，将张浚的江淮都督府及其他边防要地军事设施尽行撤除。
秦桧余党汤思退于1163年7月被擢升为右丞相，同年12月又被擢升为左丞相。汤思退派人暗中与金国联系，指使党羽攻击张浚“费国不赀”，并议罢都督府，与金媾和。在这民族危难关头，王大宝再次挺身而出，接连上了三道奏章，痛切陈言：“今国事莫大于恢复，莫仇于金敌，莫难于攻守，莫审于用人。宰相以财计之，军储虚，符离师溃，名额不除，意在核军籍，减月给。臣恐不惟边鄙之忧，而患起萧墙矣。” 力斥汤思退的投降派行径，但未被孝宗所接受，他因而愤然辞去右谏议大夫、兵部侍郎的官职。
1164年（隆兴二年），金兵大举南侵，迫使南宋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约”，承认金宋两国的关系是“叔、侄之国”。
1165年（乾道元年），朝野中要求重新起用王大宝等人以抗金的呼声日益强烈，他遂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但是王的抗金方略仍然未被皇帝认可，并一再受到投降派的攻击，以致他身心交瘁，被迫辞去官职。
1170年（乾道六年）在家乡病逝。临死前，他长叹着说：“收复失地的事竟是遥遥无期的了！” 大宝公辞世后归葬归湖神前山“沉江月”地。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