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法王为什么出走印度?

出走的原因是出自他的个人决定，他想要去找他的老师。

他曾在临时驻地附近会见记者并发表声明：1999年12月28日，在黑夜笼罩下，我和几位贴身侍从，离开了我在家乡的寺院。离开家乡、寺院、僧众、父母、家庭的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没有人告诉我要离开，也没有人叫我来此。

他说，我离开我的家乡是为了弘扬佛法，另一方面是为了接受传承深奥的灌顶、口传和教授，这些我只能从上一世的弟子得到他们两位都曾被预言是我的老师，目前都住在印度。

明对藏传佛教领袖的最高封号。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六年（1269），升号为大宝法王。明永乐五年（1407），封哈立麻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其全称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

明代著名的三大法王之一。法名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明史》称其为哈立麻，即噶玛巴。幼年时即被认作黑帽系第四世尊号起源于第五世噶谢巴为第五世噶玛巴。七岁时，在西藏楚布寺正式坐床登基。

西元1405年，明朝永乐皇帝在梦中受到观音菩萨的启示，并得到皇后的鼓励，邀请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到汉地访问，当时德新谢巴二十二岁。这封署名为明成祖的邀请函以金字书写，希望噶玛巴能造访汉地，为人民带来利益。

　　康熙帝师：汤若望、陈廷敬、彭而述、南怀仁

　　帝师

　　元朝皇帝从吐蕃请来喇嘛充当的一种最高神职。从元世祖忽必烈起，累朝皇帝都供奉帝师。（其实在忽必烈以前，在八思巴以前，西夏早已供奉帝师。）元代各帝师都是乌思藏佛教流派之一萨斯迦派的高僧。 11世纪70年代，吐蕃款（hKhon）氏贵族管术间卜（dKon-mchog-rgyal-po）在今西藏萨迦县建萨斯迦寺，教授显密教法，不禁娶妻生子，称得祖传毗卢巴（Birwa-pa，Virūpa）独授密法，自成一派。

　　帝师，中国古代职务称呼，有两个意思，一是国家宗教的最高领袖，例如八思巴为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帝师。二是皇太子的老师，例如方孝孺是建文帝的帝师。此外，封建时代皇帝敬赠智博功高德隆之臣也有称帝师的，如明朝开国谋臣刘基就被赐称帝师。

　　介绍

　　帝师，中国古代职务称呼，有两个意思，一是国家宗教的最高领袖，例如八思巴为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帝师。二是皇太子的老师，例如方孝孺是建文帝的帝师。此外，封建时代皇帝敬赠智博功高德隆之臣也有称帝师的，如明朝开国谋臣刘基就被赐称帝师。

　　相关

　　因寺院围墙涂红白黑三色，俗称花教，款氏家族世袭教派法主。1244年，萨斯迦教派法主萨斯迦·班弥怛·功嘉监藏（Saskya pandita Kun-dgah-rgyal-mtshan）代表乌思、藏、纳里（见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僧俗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向蒙古阔端太子表示归顺，从此萨斯迦派僧侣在蒙古地位愈来愈高。功嘉监藏死，侄八思巴继为教派法主。蒙哥汗时，释道争辩，八思巴驳倒道家，深受崇敬。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立总制院管辖全国释教和吐蕃地方僧俗，命八思巴领之。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意思是比皇帝还要神圣。八思巴之后，累朝帝师有亦邻真（Rin-chen-rgyal-mtshan）、答儿麻八剌剌吉塔（Darmapālaraksita）、亦摄思连真（Ye-shes-rin-chen）、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pa-hod-zer）、辇真监藏（Rin-chen-rgyal-mtshan）、相加班（Sangs-rgyas-dpal）、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Kun-dgah-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旺出儿监藏（dBang-phyug-rgyal-mtshan）、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Kun-dgah-legs-pahih-byung-gnas-rgyal-mtshan-dp-al-bzang-po）、辇真吃剌失思（Rin-chen-bkra-shis）、公哥儿监藏班藏卜（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g-po）等人，多数出自款氏家族，有的则是帝师弟子、侍者出身。

　　元朝蒙古统治者崇奉吐蕃佛教，帝师在元廷地位极高。帝后妃主都接受灌顶（洗礼）。帝师来去京师，百官隆重迎送。生时受大量布施、赠赏，死后赙金可达上千两黄金、上万两银和上万匹缯帛。帝师的子弟和门徒很多人被封为国师、司空、司徒、国公，这些高级僧侣也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以作“好事”（功德）名义，奏释犯人，从中受贿得利；有的还出卖官爵。通过赏赐、布施等途径，高级僧侣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帝师及其门徒主持的各种佛事，耗费巨大。据延■四年（1317）统计，内廷佛事消耗的食品，每年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

　　元世祖曾把乌思藏十三万户指给第一任帝师八思巴作为供养地，使之成为吐蕃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那里，元朝皇帝的诏令和帝师的法旨并行。款氏帝师世代继承这种地位。帝师制度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区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帝师作为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其法旨也行于内地各寺院僧徒。帝师的存在使佛教在全国获得了高于其他宗教的优越地位。

　　明朝帝师

　　建文帝 方孝孺

　　万历帝 张居正

　　天启帝 孙承宗

　　崇祯帝 文震孟

　　清朝帝师

　　顺治帝 通琇、汤若望

　　康熙帝 汤若望、陈廷敬、彭而述、南怀仁

　　雍正帝 巩建丰、何世璂、徐元梦、蒋廷锡

　　乾隆帝 朱轼、张廷玉、嵇曾筠、潘仕权、洛桑丹贝准美、张照、刘尊和

　　嘉庆帝 王尔烈、周煌公、戴联奎

　　道光帝 戴联奎、曹振镛、沈岐

　　咸丰帝 师匡源、杜受田、翁心存

　　同治帝 刘崐、李鸿章、翁同和

　　光绪帝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夏同善

　　宣统帝 陆润痒、陈宝琛、伊克坦、徐坊、朱益藩、梁鼎芬

　　帝师大宅

　　皇城相府

　　国家AAAAA级景区，皇城相府[1] （又称午亭山村）总面积36万平方米，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35年经筵讲师陈廷敬的故居。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官宅民居，鳞次栉比，是一组别具特色的明清城堡式官宅建筑群。“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皇城相府不仅是一幅古代“自然山水画”、更是一座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东方古城堡。

　　皇城相府是国家AAAAA级景区，皇城相府自2007年起开始创建国家5A景区，历经3年，投资28亿元，从旅游交通游览、旅游安全、卫生、邮电服务、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源与环境保护等8个方面进行全面建设和升级，顺利通过国家级评审验收，继云冈石窟、五台山之后，成为山西省第3家AAAAA级景区。2011年1月14日，国家旅游局在京为举行AAAAA级景区授牌仪式，2011年2月22日皇城相府生态文化旅游区5A级景区正式挂牌。

　　皇城，原叫黄城，后来为了开发旅游改为皇城。

　　皇城，枕山临水，依山而筑，城墙雄伟，雉堞林立，官宅民居，鳞次栉比，朴实典型，错落有致，是一组别具特色的古代建筑群。

　　皇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外城完工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有前堂后寝、左右内府、书院、花园、闺楼、管家院、望河亭等，布局讲究、雕刻精美。康熙御赐的"午亭山村"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

御书楼金碧辉煌，河山楼雄奇险峻，中道庄巍峨壮观，斗筑居府院连绵，藏兵洞奇妙无穷，南书院曲径通幽，西花园风景别致，紫芸阡御碑林立。纵观相府景区，历史人文底蕴厚重，造型独特，气象万千。

　　明清两代，陈氏一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康熙皇帝对陈廷敬有"房姚比雅韵，李杜并诗豪"的评价。乾隆皇帝亲书"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对陈廷敬及陈氏家族予以褒奖。

十九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藏的教义研究运动，意义是‘无宗派’、‘无偏见’的运动。由宁玛派的巴珠仁波切、蒋扬钦哲旺波仁波切、弥胖仁波切，以及噶举派的蒋贡康着仁波切，格鲁派的图登曲吉扎巴（也称弥涯昆梭），萨迦派的沃罗爹旺波等诸位上师所倡。 此运动之精神强调，信徒并不须放弃本来的教派或修学重点，而是同等尊重所有教派的喇嘛和教义，因此可以研究不同的教理，从事不同的修行。但修行道路必须依照一个传承的系统，才不会紊乱，等到我们能够证悟佛法本质时，自然就会明白各宗派在佛法的本质上完全相同，各宗派之不同只是重点和善巧方便的不同而已。 -------《了义炬 活用佛法》，蒋贡康楚罗卓他耶仁波切、塔汤仁波切着 《利美运动》之精神 十九世纪的西藏，教派主义盛行，门户歧见之深污毁了精神生活，并造成分化，引起宗教论争和迫害，连带一些传承也几乎湮没失传。 第一世蒋贡康楚仁波切接受了一百三十五位以上不同传承上师的法教后，与第一世蒋扬钦哲仁波切、第一世秋吉林巴仁波切共同发起了佛教的复兴运动，称为“利美运动”。 “利美”意为无偏见，其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派或组织，而是将各宗丰富的内涵搜集起来，使对每个人都有利益，对于开放的心态，以及舍弃教派藩蓠的观念有很大的启发。 他们“主张尊循自己的传承努力修行，同时承认其他的教派和传承具有同等价值而给予尊重；不眨人褒己，也不贱他尊我。”参加此运动的人不限于宗教学者和行者，还有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诗人、医生，乃至科学家，如米庞仁波切。 ---------文章来源自“无死之歌”一书 利美运动之“五大藏”简介 扎西多吉编摘 “五大藏”的缘起：丁卯年（1867年）十一月初一，钦则大师应邀前来，在为工珠大师的洋楚禅院举行开光仪式时，突然平庸的境界消失，升起了无边的清净佛国土的显现，出现一巨大的佛塔。塔四周各有四门，里面有五大库藏，每一库藏中，都充满了法宝。里面有许多智者成就者，正向大师招呼示意，大师逐一巡视了每一库藏中法集的内容，并牢记于心中。 后来，钦则大师写出了每一藏的提纲目录，交给工珠大师，并一再激励工珠大师编著，即成为史无前例的集西藏佛教和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划时代著作：《佛教显密诸宗及藏族文化总释》，《窍诀教导藏》，《口传密咒藏》，《不共秘密藏》，《大宝伏藏》等著名的五大藏。 《显密诸宗及藏族文化总释》又名为《所知藏》或《知识总汇》，全名《诸乘总摄经教大宝藏三学善说论周遍所知》。 此书代表了西藏佛学的最高成就，书中详细地阐述了原始佛教、大乘佛教、秘密金则乘的历史、教义，显密经续论典的要义，西藏各教派在闻、思、修、果等方面的主张和特征，乃至梵藏语言文字（声明）、逻辑推理知识和认识论（因明），工艺美术技艺（工巧明），身心的养育、延年、益寿治疗疾病（医方明），以及修辞、辞藻学、声律学、歌舞、天文历算（五山明）等藏族所有共同传统文化的来源，传授方式、要义，有何需要等内容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百万言的巨著。 此书被盛赞为：“一切书中最优秀的，是求知者的智慧海洋，思维者的心灵之舟，观修者的密决大宝，研究者的明镜”。此书是通向解脱和成佛的道路，是打开佛教和藏族传统文化宝库之钥匙，是能满足各种追求者和爱好的如意宝。 《窍诀教导藏》共十八函（德格版），此藏汇编了西藏大小各修传派的灌顶、教诫、传承、修持窍诀的精义，总括了西藏祖师所传的各种心地法门和本尊坛城，以及气脉明点拙火等方便法门。 《口传秘密藏》主要有新译密派马尔巴译师所传承的胜乐、喜金刚、密集为主的无上续部的灌顶、教诫、修行、坛城的本续和解释以及部分早译密派的金刚橛等法类。 《不共秘密藏》是由大师本人所发掘的《三根本密意集》、《秘密心要父教母教》等地伏藏等法集汇编而成。 《大宝伏藏》此藏共有六十三函，该书精选汇聚了从十一世纪初，西藏第一伏藏师桑杰喇嘛，到近代最伟大的伏藏师班马威色多昂领巴（钦则大师）和曲久领巴之间，近二百位西藏秘教伏藏大师的各种精华教诫和密法集。 此书内容博大精深，包括有非常珍贵的古代藏族及印度秘教历史，各位伏藏大师之生平简介的史料。 书中详述了天文历算、星相、占卜、炼丹、变金术、医方医学，延生术、摄生僻谷术；佛国土、天界、地狱等其它各种生命世界的漫游和回忆录；灵魂的死亡、转生投胎过程；剑仙、丸药、神行、金丹、飞行、隐身、土遁等各种世间成就的修法；各种愤怒、寂静本尊护法的成就法；平息灾难、增益智慧、勾召统制他人、咒杀妖魔等各种事业的修法；有关组成身体的本质：气、脉、明点、拙火等理论和修法；有关心的实相的教义和大中道、大手印、大圆满（心部、界部、窍决部）的修持窍诀等等法门，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此著作中所代表的是，伟大的藏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在原始本教的丰实文化基础上，不断吸收了南亚、西亚、中亚和中原华夏文明，并经历代最优秀、最杰出的藏族人士，将他们所有的情感、意志、智慧和生命，全部投入对宇宙和生命的探索之中，所获得的有关人类求索的历史。（秘教史），宇宙和生命的本质、起源、演化，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和巨变关系，人和宇宙的关系，人类如何才能超越自己，而成为一种更高的生命形式，以及他们在探求奥秘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发展的古代科学技术。 在当代，西方国家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教授，纷纷掀起了以西藏为代表的藏学研究热潮。以上五大藏连同大师的其他佛学，医学、历史、文学等著作略有一百多函。 工珠云登加措大师生平及著作简介 在近代西藏佛教历史上，工珠 云登加措（又名绛根洛卓塔耶），这位伟大的喇嘛与他最杰出的上师、道友——绛央钦则旺波和曲久领巴等大师一起，经过广泛的世间和出世间知识文化的学习，以及在实修实证的基础之上，掀起了一场打破宗教教派偏执的运动，将一切世间知识文化和显密经续新旧密乘，全部融会贯通，而创立了能满足各种信解、根器的一切求道者的所需，无有偏私圆融无碍的教统，使佛教的教义和修持以及印度古典传统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复兴，并在当代，对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工珠大师整个一生在弘扬佛教，利益众生，复兴文化等方面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谁也难以匹敌，仅就大师在闻、思、修、讲、辨、著等任何一方面的事业，也是我等凡夫终其一生也难以完成。 有关大师的事迹，大师自己写有一本自传，这是我所读到的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宗教人物自传。大师以简洁、朴素的文笔，真实地坦露了自己一生的心灵历程，叙述了自己家世的沉浮变迁，生命的入胎、降生成长过程，求学修持、证悟、成就的经历，讲授、著述、弘法利生、诛杀凶恶妖魔外敌的事业，以及相关的十九世纪西藏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 对修行者来说，传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中详细记录的有关大师在每一种密法的生起和圆满次第的修持时，于真实现量、禅 定、梦中等境界状态中，所出现的各种觉受和成就标志，这些可作修道者的参考。 大师的自传和大师为其上师所著的《绛央钦则大师传》中，都大量涉及到有关人类生生世世经历的记忆仓库——阿赖耶识，可相似理解为：当代西方精神分析学所谓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或其它宗教所称之为“灵魂”的开发和转化的问题以及心物（精神和物质）的转化和统一，神通变化等等。然而此等，唯有实修实证才能明白之事，远远不能为我等愚昧、狭窄的心胸所能理解，故仅选取少许我等凡夫能理解之事，来简单介绍一下大师的生平及著作。 1813年，工珠大师伴随着许多吉祥的瑞兆，诞生于藏族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德格金沙江畔的一处名叫“班马拉则”的神山附近。 大师的家族族姓为著名的“穷波”，此意为“大鹏”。相传该族是天上的导师普贤明光王为了利导众生，而从心间化出一只大鹏，降临于西藏。生下鹏蛋，孵化的幼鹏，即是大师的先人，“穷波（大鹏）族”的祖先。也许是有鹏鸟能飞的天性，该族自古以来，出现了众多临终时，身体化为虹光或即身升天而去之人，比如为我们所熟悉的米拉日巴和香巴噶举的创始人，穷波朗加等大师，就是此族的后代。 大师父亲雍仲凡增是位住持本教的喇嘛。母名“扎西措”。大师安祥地从娘胎里出来之后，连续七天不吸乳，只得喂食融酥，（因一个人宿世的智慧和记忆，皆因入娘胎或喝人奶，而变成混浊不明，故特殊之人出胎之时，往往有吉祥草等避秽之物，或不吸人奶之举，但此类人初年因本身免疫力差，一旦受外界污染，极易死亡。且因内心智慧和记忆的显发，故童年或少年时显得老成孤独，不合群，以后不大受外界所转，大多生活在自心强大的信念之中，并能以强大的心力来破坏或建设世界。） 还未学过藏文字母的大师，四岁时，忽然口中诵出了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萨的诵修法，从此以后，宿世的宗教习气，于心中开始觉醒；从小不穿在家俗装，只喜欢穿僧人的红黄衣，玩耍时，也仅从事一些灌顶、讲经、修建寺庙和道观等与宗教有关的游戏，并向众人宣告，自己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 五岁时，开始学习藏文拼音字母的念诵，因大师天赋极高，一学就懂，故不想学习。 八岁时，由藏满日寺的堪布索南格卓为师下发，并命名为“丹增雍仲”，随后，大师作为一名本教的学僧进入附近的一座本教小庙，学习经忏念诵，仪轨事相法事等。那时，大师白天能看见一些神奇之事，夜晚在梦中也出现各种稀有之境，但这些梦境能得到应验，心中常常浮现出宿世的生活经历，故时而欢喜，时而忧伤。后来，因饮食、衣服等的污秽，从而显现上越来越昏聩，宿世的记忆和显现也逐渐消失。 有一次，从附近的山中，下来了一位风心得自在，有大神通的本教喇嘛，对其家人授记（预言）道：“这是一个菩萨的种性，是乌金班马（莲师）之使者，将来虽会出现美名，但十三岁时，将有大障碍。 十五岁时，因当地人共同商议，杀死了官府的差役，于是官府将此地的财产、牛羊、土地等一律没收，所有参与者（连同大师的父亲）全部投进监狱，后遭到流放。由于此事件，大师一夜间也从不穷不富的中产阶级变成身无分文的乞儿，少年的大师即开始真切地体验了人生的无常和痛苦，而生起出离之心。 后来，大师为官府看中，选为土司的秘书，跟随左右，一次大师在为土司等人讲述本教历史和各种经文的念诵时，其智慧口才深为土司所赞叹，就决定将大师送去深造，于是大师就被送到宁玛派的著名寺庙——德格协庆寺，依止最有学问和修证的大班智达久美土东朗加系统学习一切世间和出世间学问。 一次，大师和寺庙的一位老喇嘛去朝山时，被暴风雪所困，在路途休息时，如同中原禅宗祖师卢行者（慧能），在大庾岭开示惠明一样，老喇嘛对其说道：“如此饥渴困乏之时，让自心顿然、安住，当下刹那的心识，就是你心的本性，除此无有其它。”大师言下大悟，现量通达自心原始俱生的智慧。 六年之后，大师又因其它因缘，离开此寺时，大班智达以其对过去未来无遮障了知的神通，清楚地看见了大师将来的稀有殊胜的事业，故特地按照旧译宁玛派的下律戒统，为大师授近圆戒，并授与大师为金刚阿时黎，取名为“云登加措（功德海）”，一再嘱咐大师：“经常减少心思，依止正知正念，不搞宗教偏私……” 告别大班智达，大师又来到被称为“雪域香巴拉”的德格八帮寺（此是噶玛噶举派仅次于祖庙楚朴寺的第二大寺），八帮寺司徒仁波切班马民杰旺波，视大师为唯一心子，重又按照新译密派上律派的律统，为大师授近圆戒，取名为噶玛 阿旺云登加措 程业恰贝绒波（噶玛语自在功德海 事业遍布），并将一切深广教诫赐予大师。为了管理的需要，又将大师认定为前世司徒仁波切的一位名叫“工珠”的近侍喇嘛的转世活佛，于是大师由此得名“工珠活佛”，立大师为唯一继承人，令大师住持正教。 大师和绛央钦则仁波切，从小相见时，如同父子相遇，内心特别欢喜，因八帮寺和宗萨寺仅一山之隔，故二大师经常往来，相互给予佛法之甘露。后来，钦则大师将各大小修传派的教诫和七种受命，倾瓶赐给了工珠大师，并立工珠大师为唯一法主。 同样，工珠大师又从大伏藏师曲久领巴，接受了一切共同不共的受命法集，如此，大师先后依止了五十位大士的莲足，将西藏所有宗教教派的教理和修持方法，全部融入心海之中。 对于如此众多的法类，大师不仅只满足于听闻思维，而是对近百种密法的生起和圆满次第进行了闭关专修，并且在每一种修持之时，都出现了大量的觉受和成就标志，于真实、禅定、梦中亲见上师本尊空行等三根本圣众而获得了各种灌顶、教诫和授记，出现虹光幕、花雨，修行圣物发出的香味传遍很远的地方，白天自然发出“嗡嗡”的心咒声，甘露自然沸腾且冒出血，更特别殊胜的示现是大师能每径直出入门紧闭着的禅房，在坚硬岩石上留下手足印，能无碍了知三世等神变，还能以悲心和咒力处决浊世凶恶的敌寇、鬼怪等等，成就的标志不能尽叙。 大师在弘法利生方面，为了延续弘扬秘密精华教，于扎财大宝岩等修行处新建了洋楚普贤大乐光明洲等禅修院，陆续选择优秀年青喇嘛安置于其中，闭关专修，并制定了详细的修持计划，造就了众多成就者。 同时，大师还为众多求学修道者大开讲经说法、传道授业的方便之门，多次开讲了从梵藏语言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世间学部到大藏经（经论部），中观唯识派十三部大论，《秘密藏》以及大师编著的著名“五大藏”等数百部典籍，承受法喜的弟子遍及一切新旧教派，多如繁星，被誉为“从东海岸遍布西海岸”。 大师对佛教和众生的最大贡献，则是其编著的“五大藏”。在十九世纪西藏佛教最伟大的复兴运动的分工是：由钦则大师制定总的计划，全部受学当时所存在的一切大小修传派的教法，并和曲久领巴一起，将西藏所有重要的伏藏法收集和发掘出来，由工珠大师作编辑、阐述，并着重噶举和觉朗派教理的阐发，由大智者证土麦傍仁波切侧重于宁玛派的密意开显，洛德旺波大师侧重于萨加派，由虹身大成就者夏察扎西江称着力于原始本教的历史和教义修持方面的阐述。 大师在完成了如许庄严壮观的伟大利生事业之后，于1899年，伴随着许多花雨，虹光彩幕等成就者的稀有瑞兆间隔西行，色身融归于法界，享年87岁。 有幸以吸吮大师传承甘露流为生，并对大师有不共信心的密乘瑜伽士——多杰宁波，于1999年春，大师涅磐百周年之际，为让大师的法露东流于内地，而编译于历代圣哲们加持之圣地——德格宗萨班马黑布禅修院三色岩光明心居。 蒋扬·钦哲·旺波简介Jamyang Khyentse Wangpo，1820-1892 伟大的蒋扬·钦哲上师生于1820年，他学识渊博、精通诸法、著述广博，且是证悟极高的禅修者，故被视为一位卓越无上的上师。他在少年时期即走遍整个西藏，甚至到最偏远的地区，寻找许多稀有传承的上师，向其领受深奥的经典开示、灌顶及教法，还包括一些行将失传的传承。他总共亲近了一百五十位上师，这在西藏是绝无仅有之事。将近四十岁时，他不再四处参访，而在东藏德格附近的宗萨寺，屈身于一小室之中，终生闭关地专心修持，直至所受法教尽皆精通。 他并将所听闻的教法集结成七百大册，许多的传承在他的手中再度复苏，他不仅撰写论疏、同时也将该法传予根器适当的弟子。莲花生大士在公元第九世纪曾授记将有五位「掘藏法王」化现于世，而他被视为是最后降生的一位，持有「掘藏七法」的传承。 同时因为他搜集散布在西藏的许多经典，经过整理保存而流传下来，故在所有西藏佛法修行者当中，被认为是「无上至宝」。他的著述共有三十五部，涵盖了所有教法与义理的层面，并且与互为师徒的蒋贡·康楚·罗卓·泰耶上师共同撰写著名的「五大藏」。 钦哲上师为西藏所有不同佛教派别的法教权威，他同时也精通苯教。为避免派别之间的偏见，他鼓励弟子要懂得欣赏所有不同传承的丰富与深度。这种态度被称为「利美」，也就是不分派别的取向。 钦哲上师于1892年圆寂，预示他将以不同的化身来转世。 宗萨·钦哲·确吉·罗卓简介Dzongsar Khyentse Chokyi Lodro，1894-1959 宗萨·钦哲仁波切生于1894年，被认证为蒋扬·钦哲·旺波上师的转世之一，并且由他担负起宗萨寺法统的重责大任，而赋予该寺之名。 如他的前世一般，仁波切也广泛地向许多不同教派的上师求法，持有并弘扬许多传承之法教。 其创办的「康杰佛学院」，在他的指导下，使宗萨寺成为当时研修佛学的重镇。几乎所有当时各派的伟大上师，包括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均向这位无与伦比的上师学法。 由于整个1950年代西藏东部的混乱情况，仁波切转而驻锡于锡金，并且成为皇室的国师，他一直待在宫中的寺庙里，直到1959年圆寂为止。 顶果·钦哲仁波切简介 Dilgo Khyentse Rinpoche，Tashi Paljor，1910-1991 顶果·钦哲仁波切生于1910年，由伟大的洛塔．旺波上师与米庞仁波切认证为蒋扬·钦哲·旺波上师的转世之一。 他的主要上师为雪谦·嘉察仁波切，蒋扬·钦哲·确吉·罗卓上师的心子。 从十多岁到二十多岁期间，顶果·钦哲仁波切都在康地的深山里闭关修持，待因缘成熟而开始传法。在逃离西藏的那些年里，仁波切足只筜k传承的栋梁，他彷佛持有无竭无尽的法教源流。仁波切不仅充份具备了精神导师的特质，同时也是无私与慷慨的化身，只要有人邀请、便传法不倦，从清晨直到深夜。 顶果·钦哲仁波切承继蒋扬·钦哲·旺波的决心，希望保存濒临失传的教法。多年来不断地编辑整理，已为后人保留了三百册法本。由于他传授并出版了许多罕见的典籍，使得这些在西藏被破坏的教法得以延续法脉。除广建舍利塔之外，仁波切也创立多处的闭关中心与寺庙，包括在尼泊尔的雪谦寺。他自己汇集出版的著作便有二十五部之多。仁波切于1991年圆寂。 宗萨·钦哲·图登·确吉·嘉措简介Dzongsar Khyentse Thubten Chokyi Gyamtso，1961- 这一世的宗萨·钦哲仁波切生于1961年。由萨迦·崔津法王认证，主要受教于顶果·钦哲法王；伟大的第十六世大宝法王以及他的祖父敦珠法王，也都是他的上师。除此之外，他还师事包括藏传佛教四大教派超过二十五位的伟大上师。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提及： 『在年轻一代的上师当中，我必须特别指出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他是我的上师蒋扬·钦哲·确吉·罗卓的「事业」化身。他出色与充满新意的传法方式，一直让我十分着迷，也使得我对未来抱持着很大的希望。』 由于西藏难以计数的经典与藏书被毁，法脉面临了恐将失传的危机，仁波切在青少年时期，便担负起许多仅存经典的出版责任。 他在印度与不丹成立了多所佛学院与闭关中心。1980年代当政治情势较为和缓之际，仁波切开始重建于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的宗萨寺。 仁波切并在他的上师期许之下，足迹遍布全球，为许多国家的人们讲经说法。除了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数千位追随者之外，仁波切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在澳洲、欧洲、北美、与亚洲均设有佛法中心。

　　是元朝西藏归入中国版图并建立萨迦地方政权从此西藏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兴起。从一二零六年到一二七九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先后灭掉了畏兀尔、西夏、金和南宋，统一中国，建立元朝。

　　一二四零年，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派遣大将多达率军深人西藏，了解到西藏的政治形势和众多教派的详细情况。一二四四年阔端决定召请萨迦派高僧贡噶坚赞去凉州(今武威)洽商西藏诸部归附事宜。一二四六年贡噶坚赞携侄八思巴和恰那到凉州与阔端会晤，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具体条件:蒙古任用萨迦人员为达鲁花赤，赐与金符和银符，所有吐蕃地区头人必须听命萨迦的金符官，不得妄自行事;吐蕃各地缮写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一份由各地官吏自行保存，两份分别呈交阔端和萨迦;蒙古将派官员到乌斯藏，会同萨迦人员议定税目，等等。贡噶竖赞写信将这些条件通知西藏各地的僧俗首领，并反复晓喻西藏归顺蒙古的必要意义。贡噶竖赞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即将统一全国的元朝中央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迦人员被授以全权治理乌斯藏阿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也是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统治西藏的开始。

　　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任用西藏的政教首领，西藏的首领人物也积极赞助和支持蒙古的统一事业。继阔端专邀萨迦贡噶坚赞之后，忽必烈对八思巴也十分倚重。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召见八思巴，并留侍左右。一二六零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一二六四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事。一二六五年，忽必烈通过八思巴的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本钦"(意为长官)，分封了13个万户长。在此期间，忽必烈还委托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文"，并定为国书，下诏颁行，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从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开始，元朝历代皇帝选封萨迦派有学识的领袖人物为帝师成为定制。此外，还有许多西藏僧俗人士被授予中央的官职。

　　与八思巴一起随贡噶坚赞赴凉州的恰那，亦受到元朝的重视。恰那系萨迦昆氏家族的嫡嗣，娶蒙古公主为妻，曾奉命总管全藏事务，受封"白兰王"。恰那死后，元朝在治藏事务上作出了新的安排，由八思巴推荐、经元朝中央任命的萨迦本钦代表中央处理政务。

　　作为中央政府的元朝，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全面的施政。

　　在中央，设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管辖全国宗教事务和藏区行政事务。总制院设有院使、同知、副使等官员，首席院使多由丞相兼任，第二院使则由帝师荐举僧人担任。总制院的地位与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并列，为元朝中央四大机构之一，可直接向皇帝上书，可直接任命官员。举凡藏区的重大事务、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命、违制官员的处罚以及重要机构的设立、军事措施等等，均由总制院决定。元朝还规定，遇西藏有事，由中央命令总制院院使率部前往处理，或加给地方官员以院使职衔，便宜行事，或在当地成立"行宣政院"，另用官印。由此可见，元朝中央对管理藏区事务的重视。

　　在宣政院下，全国藏区分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具体负责处理西藏地方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于阿里设元帅二人，管理蒙古驻军事务，当地的古格等地方势力仍然保留，继续行使其对属民的管辖权;于卫(前藏）、藏(后藏)地区设都元帅二人，管理当地蒙古驻军；又设13个万户府，管理民政，有的亦兼管军务。元朝中央派驻西藏总管一切的宣慰使，即由萨迦本钦兼任。

　　元朝规定，从中央的宣政院到吐蕃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万户以上的重要官员都由帝师或宣政院提名，由皇帝委任。各级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即不但管理军务，而且同时管理民政。这种僧俗官员并行的制度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届西藏地方政府沿用的定制。

　　元朝政府曾多次派遣官员赴西藏地区清查户口，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在一二六八年，一次在一二八七年，一次在一三三四年。一二六八年的人口清查，是蒙古官员同第一任萨迦本钦释迦桑波合作完成的。由于中央与地方合作协调，结果较为圆满，不仅为元朝中央确定各地应缴纳的贡物品种及数量提供了依据而且大大便利了此后安排驿站和建立地方行政体系。

　　元朝政府根据各地人口疏密和物产丰啬的不同情况，先后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甲姆"(驿站)，其中卫地区4个，藏地区7个，阿里地区4个。各甲姆之间又设若干小甲姆。并特设转运一名，专管驿站交通事宜。规定驿道沿途居民负责传送公文，供给马匹，供应往来官员食宿。西藏地方的"乌拉"制度，即由此形成。为了军事需要，元朝政府还在西藏各地专门设立了一种"马甲姆"，即军站。马甲姆的设置，使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统辖得到加强，同时也使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经济文化的联系紧密起来。

　　除以上措施外，元朝的历法和刑法也推行到西藏地区。萨迦本钦即根据元朝法建重订了西藏地区的民刑律例。

　　二、明朝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和帕竹地方政权

　　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前往西藏，诏谕各地僧俗首领归顺新朝。一三七二年西藏最后一位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率先奉诏归顺，被明朝封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喃加巴藏卜又先后向明朝举荐了元朝在西藏的旧官员100余名，明朝都分别授予各级官职。其他僧俗首领也争相归附，朝贡请封，上缴元朝旧敕印信，换取明朝新敕印信。

　　为了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明朝在建国之初，即把在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军事行政制度同样施行于西藏地方，先后设置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包括四川、青海、甘肃部分藏区)及阿里地区(包括拉达克)的军政事务。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行都司、卫、所等机构。各级机构的官员，如指挥使、指挥副使、指挥同知、元帅、指挥俭事、招讨、巡检、万户、千户、副千户、所镇抚等，均由明朝中央直接敕封当地的僧俗首领担任，由朝廷统一规定他们的官阶品级，颁授印诰、锦绮等，"绥镇一方，安辑众庶"。这些朝廷命官之升迁、任免和更替，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其中万户一职，在永乐年间由朝廷决定予以废除。

　　元末明初，由元朝扶持起来的藏传佛教萨迦教派的势力业已逐渐衰落，帕木竹巴、止贡巴、噶玛巴、格鲁巴等教派的势力日趋强大。明朝统治者根据当时西藏地方教派林立的特点，对具有地方实力的诸教派首领都赐加封号。僧官职位最高者为"法王"，明朝先后敕封过三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大乘法王(萨迦派)、大慈法王(格鲁派)。三大法王因从事传法无一定的驻地，其封号由师徒或转世相传承，无须昕候朝命，修贡也无定期。次于法王职位的是"王"，明朝先后敕封过阐化王(帕竹噶举派)、赞善王(噶玛噶举派)、护教王(噶玛噶举派)、辅教王(萨迦派)、阐教王(止贡噶举派)等五王。五王都是领有分地的政教首领，其承嗣必须上报中央，由中央遣员入藏册封。除法王和王之外，明朝还封过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各种僧官名号。所封各级僧官，均由朝廷颁授印信、号纸，要为朝廷"忠修职贡"、"抚治人民"，他们的袭职和升迁也由朝廷直接决定，僧官犯法要受到朝廷的处分。

　　明朝中央规定，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除三大法王外，作为明朝的一个辖区首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向朝廷贡献牲畜、皮毛、藏绒、药材、藏香、铜佛等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朝廷为表示对边远地区的关怀，以高于原价值数倍的金、银、钞、绸缎、布匹、粮食和茶叶等回赐给朝贡者。由于回赐丰厚，以致天顺年间(一四五七——一四六四年)出现了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货"的现象，朝廷不得不严格限制朝贡次数与人数。这种贡赐方式，既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治关系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往来，对中央政府推行治理西藏的施政措施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中央十分重视发展西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除贡赐方式外，还大力发展历史上形成已久的茶马互市关系。明代茶马互市之日趋繁荣，不仅密切了藏汉两族以及西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明朝中央政府统辖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

　　明朝政府和元朝一样，十分重视发展内地与西藏地方的交通驿站。永乐五年(一四零七年)，朝廷特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会同护教王、赞善王等藏族首领，主持复置驿站事宜，以通使者。同时还派遣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等人赴西藏"设立站赤，抚安军民"。永乐十二年(一四一四年)，明朝又遣中官杨三保持谕阐化王及甘、青、川等地藏区大小首领，"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内地与西藏地方的交通驿站经过这样多次的修复与增设，"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元虞盗贼矣"!驿站的畅通，便利了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

　　明朝虽然采取普遍封赐的政策，但实际上却委托帕竹一派行使西藏地方政权。早在一三五四年，以绎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即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取代了萨迦派的地位。元朝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到了明朝，中央政府同样十分重视帕竹噶举派在西藏地方的地位和作用。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明太祖朱元璋遣员入藏，封当时的帕竹派首领章阳释迦监藏"灌顶国师"名号，赐玉印，给予破格的优待。次年，章阳释迦监藏遣人入贡。接受了新的君臣关系。明成祖即位后又钦差智光和尚入藏，赐帕竹地方政权第五任执政者扎巴坚赞以礼物。永乐四年(一四零六年)，明成祖敕封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玉印、白金、锦吊、巴茶等。此为明封五王之首。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施政措施时，始终十分倚重帕竹派的力量。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地方建立宗本制度，所任各宗宗本如仁蚌、贡喀、内邬、扎葛尔等，明朝皆授以宣慰司经历、都指挥俭事等官职，赐给诰印，使其既为帕竹的宗本，又成为中央的命宫。

　　帕竹地方政权虽存在了二百多年，但实际只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此后，帕竹所封各宗宗本逐渐割据称王，各霸一方。十五世纪中叶，帕竹的属下仁蚌巴兴起，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联合，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维持了百余年的实力统治。十六世纪中叶，辛厦巴推翻了仁蚌巴，西藏地方又出现了五十余年的辛厦巴实力统治时期。十七世纪初，辛厦巴·彭错南杰推翻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帕竹地方政权，在日喀则建立了第司(即摄政王)藏巴地方政权，亦称藏巴汗地方政权。藏巴汗政权仅存在了二十四年，于一二六四二年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推翻。

铁木真是一个人，是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Ghinggis Khan），意为“拥有海洋四方“。

铁木真人物简介：

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出生在漠北草原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取名铁木真。1206年春天建立大蒙古国，此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1227年在征伐西夏的时候去世，之后被密葬。 1265年（至元二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1266年（至元三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1309年（至大二年）十二月，元武宗海山加上尊谥法天启运，庙号太祖。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谥号变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创建文字：

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只靠结草刻木记事。在铁木真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住一个名叫 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 太阳汗尊他为国傅，让他 掌握金印和钱谷。铁木真让塔塔统阿留在自己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不久，铁木真又让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学习，这就是所谓的“畏兀字书”。从此以后，蒙古汗国的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

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在蒙古本土还是“只用小木”。“回回字”就是指的“畏兀字书”。虽然忽必烈时曾让国师 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但元朝退出中原后就基本上不用了，而“畏兀字书”经过14世纪初的改革，更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这在蒙古汗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字，成吉思汗才有可能颁布成文法和青册，而在他死后不久成书的第一部蒙古民族的古代史——《 蒙古秘史》，就是用这种畏兀字书写成的。

颁布文法：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由于蒙古族还没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成文法。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时，就命令 失吉忽秃忽着手制定青册，这是蒙古族正式颁布成文法的开端。但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札撒大典》却是十几年之后，在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制定的。据《 史集》记载，1219年，“成吉思汗高举征服世界的旗帜出征花剌子模”，临出师前，“他召集了会议，举行了 忽里勒台，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做了规定”，这就是所谓《札撒大典》。 志费尼在《 世界征服者史》中专门写了一章“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其中说：“因为 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帙上。

这些卷帙，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是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依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札撒大典》已经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还片断记载了其中一部分条款。在蒙古社会中，大汗、合罕是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汗的言论、命令就是法律，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记录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训言”，也被称为“大法令”。

宗教政策：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 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 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 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 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随着中亚、波斯、高加索地区和东欧大平原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 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

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 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 大宝法王”、“ 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

大宝法王 明永乐元年，成祖获悉噶玛噶举派五世活佛得银协巴(13841415)道法高超，十分仰慕，为在京都召见，遂“遣司礼少监侯显赉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这里所说的哈立麻，即得银协巴。永乐四年，得银协巴在西藏接到诏书后，经过认真考虑亦决心前往内地面见皇帝。是年7月，他从噶玛地方出发，经长途跋涉于翌年到达南京，受到永乐皇帝、皇后、皇子、大臣们的盛大欢迎和接待。他向皇帝献马，永乐皇帝亲自致书酬答。在南京期间，得银协巴还奉命在灵谷寺设普渡大斋，为已故明太祖朱元璋及皇后“荐福”，由于多有灵瑞，“帝大悦，侍臣多献赋颂”。事竣，封他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等大量物品。

“大宝法王”原本是元朝皇帝封给萨迦派八思巴的封号，明永乐皇帝把这一最高封号给了噶玛噶举派黑帽活佛，说明当时噶玛噶举的实力已超过萨迦派，受到明朝的格外重视。明朝皇帝后来又封了“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但其地位却逊于大宝法王。在明朝所封的三大法王中，大宝法王最引人注目。从明成祖、英宗到宪宗，历朝皇帝颁给噶玛巴(哈立麻)的礼品、封诰，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和拉萨的各大博物馆中。

大乘法王 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遣使邀请故元帝师贡噶坚赞的孙子昆泽思巴(即贡嘎扎西，13491425)来到京师。昆泽思巴在南京多次讲论佛法，并为永乐帝传授密法之道，博得敬信。是年5月，他被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简称“大乘法王”。明成祖同样赏赐他佛像、法器、袈裟、各种珍宝、金银绸缎、茶叶等物。受封后，他曾遵皇帝旨意去五台山朝佛，广传萨迦教法，他还请求皇帝大赦万名在押罪人，得到恩准。永乐十二年(1414年)，昆泽思巴离开京师，由中官护送返回萨迦，他在后藏继续传法布道，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在萨迦寺大殿圆寂，享年77岁。他的弟子仍秉承其师初衷，“终明世奉贡不绝”，同中央王朝关系密切。

大慈法王 在三大法王中，最后受封的是大慈法王，时间要比大宝、大乘两法王晚二三十年，时在明宣宗年间。明朝在封大宝、大乘法王时，正是公元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创建格鲁派(黄教)初期，明成祖注意到了这个后起教派的潜在号。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十六年（宋祥兴二年。己卯，一二七九年）

春，正月，甲寅，禁无籍军侵掠平民。时诸王质弼特穆尔所部，为暴尤甚，命捕为首者置之法。

辛酉，宋合州安抚使王立以城降。

先是东川长院耻功不成，乃辞西川而自以兵围合州。立与东川有深怨，惧降而受戮，乃遣间使纳款于西川。安西王相李德辉，单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罢置其吏，合人德之。东川行院与德辉发功，因奏立久抗王师，尝指斥宪宗，宜杀之。降臣李谅亦论立前杀其妻子，有其财物，遂诏杀立，籍其家贫偿谅。既而安西王具立隆附本末来上，具言东川院臣愤德辉受降之故，诬奏诛立。枢密院亦以前奏为非，帝怒曰：“卿视人命若戏耶？前遣使，计杀立久矣，今追悔何及？”会安西王使再至，言未杀立。乃诏立入觐，命为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事。

张弘范由潮阳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门，获斥候将刘青、顾凯，知宋主所在。壬戌，弘范兵至厓山。

或谓张世杰曰：“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之！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世杰恐久在海中，士卒离心，动则必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遂焚行朝草市，结大舶千馀，作一字陈，碇海中，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栅如城堞，奉宋主居其间为死计，人皆危之。

厓山北水浅，舟胶不可进。弘范由山东转而南，入大洋，与世杰之师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断宋军汲路，世杰舟坚不能动。弘范乃舟载茅茨，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世杰战觇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不爇，弘范无如之何。时世杰有韩氏甥，在弘范军中，弘范署为万户府经历，三遣谕祸福。世杰不从，曰：“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也！”因历数古忠臣以答之。弘范乃强文天祥为书招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强之，天祥遂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弘范笑而止。复遣人语厓山士民曰：“汝陈丞相已去，文丞相已执，汝复欲何为？”士民亦无叛者。

弘范又以舟师据海口，世杰兵士菇干粮，饮海水，水咸，即呕泄，皆大困。世杰帅苏刘义、方兴等旦夕大战。庚午，李恒兵自广州来会，与弘范合守厓山北，诸将请以炮攻之，弘范曰：“炮攻，敌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战也。且上戒吾必翦灭此，今使之遁，何以复！”恒亦曰：“我军虽围敌，而敌船正当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既绝，自知力屈，恐乘风潮之势遁去，徒费军力，不能成功也。”逐定议，与宋舟相直对攻。

丙子，对中书左丞拜奇尔默色同知枢密院事。

赐廉希宪钞万贯，诏复入中书。希宪称疾笃，皇太子遣侍臣问疾，因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测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大。所甚忧者，大奸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药矣。”

二月，戊寅朔，祭先农于籍田。

宋张世杰部将陈宝来降。己卯，宋都统张达乘夜来袭，败还。癸未，平旦，张弘范分诸将为四军，李恒当其北及西北角楼，诸将公居其南及西，弘范将其一，相去里许，令曰：“敌东附山，潮退必南遁，南军急攻勿失之。西北军闻吾乐作，乃战。”又令曰：“敌有西南舰，闻其将左大守之，必骁勇也，吾其自当之。”顷之，有黑气出山西，弘范曰：“吉兆也！”潮退，水南泻，恒从北面顺流冲击，世杰以淮兵殊死战，矢石蔽空。日中，潮长，南面军复乘流进攻，世杰腹背受敌，战益力，恒不能胜。弘范所乘舰以布障四面，将士负盾而伏，乐作，世杰以为且宴，少懈。弘范回舰尾抵左大栅，左大射矢集布障、桅索如胃。弘范度其矢尽，命撤障，伏盾兵矢石俱发，夺左大舰，又与夏御史战，夺七艘，诸将合势乘之，自巳至申，呼声震天。俄而宋军有一舟樯旗仆，诸舟之樯旗皆仆，世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军，诸军大溃，翟国秀、凌震等皆解甲降。

会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遣小舟至宋主所，欲奉宋主至其舟，谋遁去，陆秀夫恐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宋主舟大，且诸舟环结，秀夫度不得脱，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宋主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宋主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宋主时年九岁。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馀舟尚八百，尽为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馀万人。军卒求物尸间，遇一尸，小而皙，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卒取宝以献。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广王溺死报。

杨太妃闻之，抚鹰大恸曰：“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止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

世杰将趣占城，土豪强之还广东，乃回舟舣南恩之海陵山，散溃稍集。飓风忽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柁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甲申，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造战船六百艘。

乙未，诏湖南行省：“于戍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官给其需，藁葬之。”

禁诸鄂啰及汉人持弓矢，其出征所持兵仗，还即输之官库。

甲辰，中书省请以真定路达噜噶齐蒙古岱为保定路达噜噶齐。帝曰：“此正人也，朕将别以大事付之。”

先是郭守敬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佑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守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图高爽地，以木为重棚，创作简仪高表，用相比覆。又以为天枢附极而动，昔人尝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极仪；极辰既位，天体斯正，作浑天象；象虽形似，莫适所用，作玲珑仪；以表之矩方，测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仪；石有经纬，结而不动，守敬易之，作立运仪；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证理仪；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虽有明，察景则难，作窥几；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仪低昂，标以指之，作星晷定时仪。又作正方案圭表，悬正仪座，正仪为四方行测者所用。又作《仰规覆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矩图》，与上诸仪互相参考。至是，以王恂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始进仪表式。

守敬尝上前指陈理致，至于日晏，帝不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帝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

三月，壬子，囊嘉特括两淮造回回⻊也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能造⻊也者，俱至京师。

丙寅，敕中书省：“凡掾史文移，稽缓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

潭州行省招下西南诸蕃。甲戌，以龙方零等为小龙蕃等处安抚使，仍以兵三千戍之。

诏太常寺讲究州县社稷制度。礼官折衷前代，定祭祀仪式及坛遗祭器制度，图写成书，名曰《至元州县社稷通礼》。

夏，四月，大都等十六路蝗。

帝师帕克斯巴卒，策琳沁嗣为帝师。赐帕克斯巴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以后累朝皆有帝师，相承不绝。

同签书枢院事赵良弼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废学，宜设经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奸吏。”帝常从空问曰：“高丽，小国也，匠工弈技，皆胜汉人；至于儒人，皆通经书，学孔、孟。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良弼对曰：“此非学者之病，在国家所尚何如耳。尚诗赋则必从之，尚经学则人亦从之矣。”

五月，辛亥，以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赋之半。

丙辰，以五台僧多匿逃奴及逋赋之民，敕西京宣慰司、按察司搜索之。

丙寅，敕江南僧司文移毋辄人递。

丙子，命宗师张留孙即行宫作醮事，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

先是兵下江西，南安守臣迎降，独南安县不下。县人李梓发、黄贤，共推县尉叶茂为主，缮治守具，达春引众万馀攻之。邑犹弹丸，城墙甫及肩，梓发率众死守，昼则随机应变，夜则鸣金鼓劫砦。达春等相顾曰：“城如碟子大，人心乃尔硬耶！”遂亲至城下谕降，城上裸噪大骂。俄⻊也发，几中达春，乃徙砦水南。自冬徂春，力攻三十五日，死得数千，不能克。久之，茂出降，元军乃退。梓发、贤坚守如故。乃厓山破，参政贾居贞又往谕降，城上仍诟骂不已，时众稍稍徙去，心力颇懈，居贞命方文等进攻，凡十五日，城破，屠之。梓发举家自焚，县人多杀家属，巷战，杀敌犹过当。

甲申，敕造战船征日本，以高丽材用所出，即其地制之，令高丽王议其便以闻。

云南都元帅爱噜尼雅斯拉鼎，将兵抵金、蒲骠、缅国界内，招下三百寨，籍户十一万。诏定赋租，立站递，设卫送军。军还，献驯象十二。

辛丑，以通州水路浅，舟运甚艰，命枢密院发兵五千，仍令食禄诸官雇役千人开浚，以五十日讫工。

臣僚有请赋北京、西京车牛以运军粮，帝曰：“民之艰苦，汝等不问，但知役民。使今年尽取之，来岁禾稼何由得种！其止之。”

癸卯，以临洮、巩昌、通安等十驿岁饥，供役繁重，有质卖子女以供役者，命选官抚治之。旋以襄阳屯田户七百代军当驿役。

甲辰，以阿哈玛特子呼逊为潭州行省左丞，呼实哈雅等并复旧职。

是夏，四川宣慰使杨文安入觐，以所得城邑绘图以献。帝劳之曰：“汝攻城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

秋，七月，乙卯，定江南上、中路置达噜噶齐二员，下路一员。

丁巳，交趾国贡驯象。

己未，以蒙古军二千，诸路军一千，新附军一千，合万，令李庭将之。

壬戌，罢潭州行省造征日本及交趾战船。

癸酋，西南八番、罗氏等国内附，洞砦凡千六百二十六。

命崔彧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

八月，丁丑，帝归自上都。

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诏征日本，比遣周福、栾忠与日本僧赍诏往谕其国，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从之。

庚寅，帝以每岁圣诞节及元辰日，礼仪费用皆敛之民，诏天下罢之。

丁酉，以江南所获玉爵及玷凡四十九事，纳于太庙。

先是捕海贼金通精，不获。通精死，获其从子温，有司请论如法。帝曰：“通金已死，温何预焉！”特赦其罪。

甲辰，诏：“汉军出征，逃者罪死，且没其家。”

九月，乙巳朔，范文虎荐可为守令者三十人。诏令：“后所荐朕自择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职，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籍没。”

庚戌，诏行省左丞呼逊兼领杭州等路诸色人匠，以杭州税课所入，岁造缯段十万以进。

阿哈玛特言王相府官赵炳云：“陕西课程，岁办万九千锭，所司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即命炳总之。

同知扬州总管府事董仲威坐赃罪，行台方按其事，仲威反诬行台官以他事。诏免仲威官，仍没其产十之二。

戊午，议罢汉人之为达噜噶齐者。

己巳，枢密院言：“有唐古岱者，冒禁，引军千馀人，于辰溪、沅州等处劫掠新附人千馀口及牛马、金银、币帛，而麻阳县达噜噶齐呼巴布哈为之向导。”敕斩唐古岱、呼巴布哈，馀减死论，以所掠者还其民。

冬，十月，己卯，享于太庙。

戊子，千户托讷、总把呼岱擅引军人婺州永康县界，杀掠吏民。事觉，自陈扈从先帝出征有功、乞贷死。敕没其家赀之半，杖遣之。

辛卯，赈和州贫民钞。

乙末，纳碧玉爵于太庙。

辛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寿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昼夜。事毕，居寿请间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帝喜曰：“寻将及之。”明日，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

是月，叙州、夔府至江陵界置水驿。

蜀地既平，以张庭瑞为诸蛮夷部宣慰使，甚得蛮夷心。

碉门羌与妇人老幼入市，争价，持刃入碉门，鱼通司系其人，羌酉怒，断绳桥，谋入劫之。鱼通司来告急，左丞汪惟正问计，庭瑞曰：“羌俗暴悍，以斗杀为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门墙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谕祸福，彼悟，当自回矣。”惟正曰：“使者无过于君。”遂从数骑抵羌界，羌陈兵以待，庭瑞进前语之曰：“杀人偿死，羌与中国之法同。有司系诸人，欲以为见证耳，而汝即肆无礼。如行省闻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长弃枪弩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胛卜之，视肉之文理何如则吉，其兆曰：‘有白马将军来，可不劳兵而罢。’今公马果白，敢不从命！”乃论杀人者，馀尽纵遣之。遂与约，自今交市者以碉门为界，无相出入。

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人，人以为患。庭瑞更变引法，每引纳二缗，而付文券与民，听其自市于羌，羌、蜀便之。

先时运粮由扬州溯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

都掌蛮板，蛮善飞枪，联松枝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讨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干，蛮惊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请服。遂斩其酋，而招复其馀民。

庭瑞旋授叙州等处蛮夷部宣抚使。

宋文天祥之被执也，数求死不得，太学生庐陵王炎午作《生祭文》劝其速死，置于衢路，天祥未之见也。行至南安，不食八日，犹生。是月至燕，馆人供帐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同，设卒守之。天祥南面坐，未尝面北，留梦炎说之则骂。王积翁欲合降臣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

已而丞相博啰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博啰叱左右曳之地，天祥不屈。问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此，愿求早死。”博啰曰：“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日，几帝几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科，何暇泛论！”博罗曰：“汝不肯说废兴事，且道古来有以宗社与人而复逃者乎？”天祥曰：“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军前，寻被拘执。不幸有贼臣献国，国亡当死，所以不死者，为度宗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耳。”博啰曰：“弃德佑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饮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博啰不能诘。有问：“晋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长子，德佑亲兄，不可谓不正，即位于德佑去国之后，不可谓篡；陈丞相对太后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博啰等皆无词，但以无所受命为解。天祥曰：“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受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博啰怒曰：“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博啰曰：“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曰：“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约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不在多言。”博啰欲杀之，帝及诸大臣不可。张弘范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乃复囚之。

十一月，壬子，遣礼部尚书柴椿偕安南国使杜中，赍诏往谕安南国世子陈日烜，责其来朝。

乙卯，罢太原、平阳、西京、延安路新签军还籍。罢招讨使刘万努所管无籍军愿从大军征讨者。

戊辰，命湖北道宣慰使刘深教练鄂州汉阳新附水军。

十二月，戊寅，发粟钞赈盐司灶户之贫者。

丙申，敕枢密、翰林院官就中书省与索多，议招收海外诸番事。

丁酉，敕：“自明年正月朔，建醮于长春宫，凡七日，岁以为例。”

增置宿卫。

初，宿卫皆领于四集赛，以太祖功臣博勒呼、博尔济、穆呼哩、齐拉兖四族世领集赛之长。集赛老，犹言分番宿卫也。年老既久，即擢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贵盛虽极，一日归至内庭，则执事如故。其后集赛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鄂尔多集赛尤多，为国大费。

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

帝师策琳沁卒，敕诸国教师惮师百有八人，即万安寺设斋圆戒，赐衣。

是岁，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音谔德齐卒，百姓巷哭。交趾国王遣使者十二人衰绖致祭，使者号泣震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