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提出
资本结构是企业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的集中体现，影响并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甚至企业价值。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规范企业行为，提升公司价值。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探讨从未间断。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无关到有关的过程”。MM理论（不考虑公司所得税）在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下，认为资本结构的选择不会影响公司价值。而此后的MM理论（考虑公司所得税）、米勒模型、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控制权理论等等一系列资本结构理论，都认为资本结构的选择会影响公司价值。
我国对于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研究，陆正飞、辛宇(1998)通过对沪市机械及运输设备业的35家上市公司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得出，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异，获利能力与资本结构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甚显著。李义超、蒋振声(2001)应用1992至1999年的混合数据，采用截面分析与TSCS分析方法，得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于东智(2003)通过研究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关系发现，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表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刘志彪等(2003)是国内最早将产业经济学与资本结构研究相结合的，他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肖作平（2005）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存在互动关系，财务杠杆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成反向的U型关系的结论。
从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除少数研究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与绩效无关以外，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普遍认为企业经营绩效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而针对我国的研究除了少数结论（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王娟和杨凤林2002），普遍认为企业经营绩效与资本结构是负相关的（陆正飞，1996；刘志彪，2003；于东智，2003；肖作平，2005）。
经典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首先可能是因为制度环境的不同。西方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严格的监管体系，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成熟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条件为资本结构理论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其次，对公司绩效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很多学者选取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绩效，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反映资本收益能力的国际性通用指标和杜邦系统中的核心指标，优点是综合能力强，但缺点是易被人为操纵，其有效性会受到影响。
最后，未全面考虑公司绩效影响因素。影响绩效的因素有很多，除受资本结构影响外，还受行业、公司规模等因素影响，漏掉重要影响因素容易导致有偏误的估计结果，甚至会掩盖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加入相关的控制变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我国沪深A股2005—2009年64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线性回归的方法，期望在研究模型建立、数据选择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以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验证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2．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21债务结构与企业绩效
西方理论普遍认为，企业的高负债并不一定就会导致企业的低绩效，关键在于债务的治理是否有效[1]。负债影响公司绩效，主要是通过影响经营者行为来达成的，作为企业的直接管理者，经营者的行为与公司绩效息息相关。首先，负债是一种具有约束性的债权，一般是固定支付，但必须按时还本付息，否则将面临诉讼甚至破产的威胁。因此，当一个企业负债比率过高时，经营者要考虑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这样一来，也抑制经营者利用企业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来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各种行为。其次，在企业融资总额及经营者持股量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负债方式融资，等于降低股权融资比例，相当于提高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从而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假设1：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
权衡理论认为，企业价值先随负债比例增加而增加，当负债比例达到某一点时，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作用显著增强，企业价值开始下降。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企业价值有一个最大值，此时的负债比例为最佳负债比例。本文根据国外研究的结论以及经典理论的结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
假设2：企业绩效与资产负债率存在着一个倒U型二次抛物线关系，即当企业负债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企业绩效随负债增加而增大，当企业负债超过一定程度时，企业绩效随企业负债的增加而减少。
22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
代理成本认为，股权相对集中可以有效的节约代理成本。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条件下，控股股东有监督的激励，可以分散股东“搭便车”的问题。
大股东具有限制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谋取自身利益的能力，可以更有效地监督管理者，从而增强市场运行的有效性，降低经理层的代理成本。另外，由于这属于公司的内部控制，花费相对较少，治理成本低。但是，Shleifer和Vishny于1997年进一步提出，大股东发挥良好作用的前提是具有一个良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环境，以免大股东通过手中的控制权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然而，我国的法律环境不容乐观，相关的法律不完整而且执行不得力，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企业经营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
从第三章的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房地产行业存在明显的“一股独大”问题，而在我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往往是国有控股，尽管近几年，国有股本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仍很明显。因此我们提出假设4：
假设4：企业经营绩效与国有持股比例负相关。
3研究设计
本文以房地产上市公司2005—2009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为了减少其他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保证数据对于研究的有效性，本文设定了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为了部分消除因上市公司上市额度制度，而导致亏损企业资源价值偏高，以及亏损企业资本重组等非经营性影响因素，故剔除ST和PT板块企业。(2)另外，由于一些公司某些年度的财务数据无法取得或者存在异常，故也予以剔除。
31变量的设计
311经营绩效指标的确定
从绪论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绩效指标一般有两类方法进行衡量，一类是单一指标的绩效衡量，如ROA、ROE、EVA、TobinQ等；另一类是多重指标的绩效衡量，当前关于多重指标的方法主要有因子分析法、平衡记分卡以及层次分析法等。但单一指标往往具有一定局限性，无法充分反映企业的治理效率，且主观性较强，易遭到人为操纵，从而大大降低实证分析的准确性。因此本文选择了多重指标作为绩效衡量的方法，运用因子分析法来评价绩效。本文的因子分析从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以及运营能力4个方面选择了11项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绩效。
312资本结构指标及控制变量的确定
本文所研究的资本结构皆以其广义上的定义为基础，因此包括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2]、长期负债率以及流动负债率作为债权结构的衡量指标；选择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及国有股比例衡量股权结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因素，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引入了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的选择及其衡量方法见下表：
表2 房地产上市公司指标体系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因子分析绩效
P
通过因子分析法衡量
解释
变量
债权
结构
资产负债率
RDA
自变量，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长期负债率
Ldar
自变量，长期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
流动负债率
Sdar
自变量，流动负债率=流动负债/总资产
股
权
结
构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
Hsp10
自变量，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和
最大股东持股比
S1
自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国有股比例
Sp
自变量，国有股比例=国家股数/总股数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控制变量，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32研究设计
为了研究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如何影响经营绩效，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资本结构的研究，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P=β0+β1 RDA＋β2 RDA²+β3 ldar +β4 sdar +β5 s1+β6 hsp10 +β7 sp+β8 size+ε
此模型是一个二次曲线回归模型，可以检验是否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使得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最佳，因此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变量之间的最优组合区间。其中P为企业综合经营绩效指标，RDA表示资产负债率，ldar表示长期负债率，sdar表示流动负债率，s1表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hsp10表示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sp表示国有股比例，size表示公司规模大小，β0表示截距项。
4．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41通过因子分析法评价企业的经营绩效
通过因子分析法我们得到了六个解释变量的因子，分别用Y1、Y2、Y3、Y4、Y5、Y6来表示，综合计量指标P为各主成分的加权平均值权数为各因子方差贡献率，表达式为：
P=（26479％Y1+20421％Y2+10224％Y3+9202％Y4+8825％Y5+8471％Y6）/83622％
42经营绩效与资本结构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表3 模型回归参数
模型
B
标准误差
t
Sig
(常量)
-181
083
-2185
032
S1
-078
047
-1675
101
SDAR
039
028
1371
175
SIZE
003
003
1055
295
HSP10
062
046
1337
186
RDA
494
169
2922
005
RDARDA
-362
155
-2731
007
LDAR
-086
046
-1859
068
SP
-037
023
-1687
111
从上表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得到资产负债率企业与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绩效与资产负债率存在显著倒U型二次抛物线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国有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5．研究结论
（一）企业存在一个最优资产负债结构
从上文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得到企业综合经营绩效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关系，这表明了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一般来说，债务成本低于权益成本，因此通过举债可以降低资本成本，提高企业价值，但是若负债过度，还款压力增大，企业的困境成本及破产成本增加，将会影响企业效率，降低企业价值。
（二）一股独大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普遍的一股独大现象，Shleifer and Vishny认为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解决公司内部人的控制问题，但大股东发挥良好作用的前提是具有一个良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环境，以免大股东通过手中的控制权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然而，我国的法律环境不容乐观，相关的法律不完整而且执行不得力，因此，“一股独大”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从实证角度看，我国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总体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三）国有控股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
在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虽然一直呈下降趋势，但其一股独大的局面并未改变，这些股份的所有权是国家，但国家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一般通过委托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为行使经营权。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缺乏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因此代理人却没有被很好的监督，企业的经营业绩与经营者自身的经济利益并未挂钩，经营者也就并不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实证角度看，国有控股对企业总体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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