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人物评析 [浅析刘兰芝的性格与反抗精神]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乐府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在这首诗歌中，作者满富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美好品质，热情歌颂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反抗必胜的信念和对反抗精神的鼓舞。它的巨大的思想意义还在于，作品通过焦、刘二人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则是反抗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幸福而大胆反抗旧制度的光辉，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叛逆精神的典范。本文试从刘兰芝的性格分析出发，来探讨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其所蕴涵的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一

文学史上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悲剧分析数不胜数，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我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与她自身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黑格尔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分析刘兰芝的悲剧原因就不能不分析她的性格。

作品中刘兰芝的性格是丰富的。她是一个聪慧美丽、勤劳能干、知书达理、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在刘兰芝的身上，几乎体现了古代劳动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品质。作者在极力展示刘兰芝性格的多面的同时，突出了她的自尊、刚强和大胆反抗的一面。

刘兰芝在出嫁后遭到了种种不幸，不被婆婆所接受，家务事上“事事循公婆”，处处以婆母的意志小心行事，却还是遭到“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无端挑剔。刘兰芝的自尊被触动，她骨子里的反抗意识开始被唤醒，并且随着焦母的一再逼迫越发凸现，广泛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我们且听听她最初的倾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往事不堪回首，当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焦家已经势难存身了，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遣归”的要求，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明白婆婆要驱逐自己的决心已定，丈夫求情也是无济于事。她自出嫁以来，一直辛勤劳作、谨慎从事，“仍更被驱遣，何严复来还”，不愿向恶势力低头的倔强性格使兰芝毅然决然要离开焦家。在她被遣的当天早上，刘兰芝并没有表现出平常女子那般哭哭啼啼的样子，而是神态如常，镇定自若，“事事四五通”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照人。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不幸，兰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这正是兰芝自尊、刚强和反抗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她主动“遣归”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自尊，那么归娘家前精心梳妆打扮则是运用自己的美艳无比作武器，对造成自己爱情悲剧的封建家长焦母进行示威，充分展示了兰芝不愿屈服的自尊自爱，不肯苟且的坚韧与顽强，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反抗精神。

刘兰芝的悲剧，是她的叛逆性格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处于严重对立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是在焦家和娘家的生活环境中，在与焦母和刘兄的性格冲突中，表现出她永不向压迫者示弱的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对真正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来说，他们注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战胜环境成为英雄；二是被环境所吞噬，成为悲剧的主角。古今中外，叛逆性格鲜明之人无一例外都是这两种命运。而在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刚烈女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封建制度的，不能战斗而生，就要战斗而死。也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和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形象之一，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主要是属于性格的悲剧。

二

刘兰芝之所以最终走上以死相争的悲剧，与她自尊、刚强、反叛的性格密不可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迫害，是封建制度埋葬了她的幸福婚姻。

在封建纲常中，男女婚姻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尤其是出嫁的女子，要遵从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她们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更不能有享受个人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和习惯早已像瘴疠之气一样浸入焦母的血液，她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百般刁难兰芝 ，“举动自专由”，在焦母看来，这是“不顺父母”，“无礼节”，冒犯了她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威和尊严。美满的爱情受到了封建礼教的严重挑战，幸福和谐的夫妻关系受到威胁，刘兰芝的生存意愿与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究竟是屈从还是抗争，成为刘兰芝生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屈从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地位，抗争则意味着维护自己具有获得幸福自由的权利。刘兰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抗争，如果兰芝的反抗对象仅有焦母，那么她的斗争至少还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兰芝回到娘家后，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哥哥满脑子伦理纲常，对封建礼制的维护比起焦母，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攀附权贵，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封建教条向妹妹施加压力。哥哥的威逼利诱使刘兰芝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屈从和抗争，二者必居其一。屈从意味着永远离开情投意合的焦仲卿；抗争则意味着彻底失去娘家的同情。退后一步则生，前进一步则死，生可以理解为坚韧，死可以理解为反抗，刘兰芝义无反顾地作出死的选择，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的反抗是无畏无惧的，是坚决彻底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唯有战斗和抗争，才能拯救自己于黑暗之中，提升自己入光明之境。面对牢笼一样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要获得理想的人生只有抗争，刘兰芝无疑是一个无畏的战斗者。她的死亡和毁灭发出熠熠的人格之美！她的悲剧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兰芝的悲剧揭示出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封建制度下，当个人意愿和社会制度处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要获得平等自由，婚姻幸福的权利，唯有大胆反抗，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作者单位：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初中）

性格特点：

焦仲卿对爱情忠贞，但比较软弱，不敢直接反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荣华所动，温柔善良，勤劳，才貌双全，知书达理，忠贞不渝。

不同“

焦仲卿：先讽刺怨恨，后发誓“吾独向黄泉”。

刘兰芝：先体谅同情，后发誓“黄泉下相见”。共同点：既冷静又热烈

兰芝：聪明多才，知书达理，不慕荣利，坚强、反抗。

焦仲卿：他是兰芝向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的伙伴，有正义感，重感情，守信用，有刚强的一面。但也有懦弱的一面，对母亲的责难默默无声，斗争无力。没有兰芝斗争彻底，它也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

焦母：突出的反面形象。他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的女性。对于兰芝和仲卿的美好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专行。对仲卿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速遣兰芝，以维护他的家长威风，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

刘兄：反面形象，性行暴戾，趋炎附势，丑态毕露，典型的市侩形象。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焦母形象如下：

塑造了反面形象，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言人，是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典型。她极端的蛮横无理，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独断专行，强行拆散。这充分暴露了封建家长制摧残青年的丑恶本质。

她对仲卿是软硬肩施，一会儿（逼谴时）是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一会儿（阻死时）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目的是要仲卿速谴兰芝，除去眼中钉，以维护她的家长权威。

诗歌塑造了两组人物形象，一组是正面形象：刘兰芝和焦仲卿。一组是反面形象：焦母和刘兄。

在正面形象中，刘兰芝是被着力赞美的人物。她美丽、聪明、勤劳、善良，忠实于爱情，可贵的是她具有刚强的性格，勇于与封建家长制作斗争，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出最后的反抗，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勇于反抗恶势力的光辉妇女形象之一。

尽管焦仲卿在忠实于爱情和反抗封建礼教迫害方面，和刘兰芝是一致的，但与兰芝不同的，是他对母亲存有幻想和顾恋，从而显得比较软弱。算是对母亲唯命是从，但最终能够冲破家长制的束缚，以自缢于庭树，表现出叛逆的精神。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横暴专行，冷酷无情，为了遣回兰芝，不惜对儿子软硬兼施，以达到维护家长权威的目的。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就是是她和兰芝的哥哥一手造成的。

刘兄这个反面人物虽然出场不多，但他的专横跋扈、趋炎附势、尖酸刻薄、冷酷无情的市侩作风已暴露无遗。他与焦母一起成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