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行最后两句用了什么艺术手法

　　生活镜头的选取 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人物形象各具物色 叙事详略得当 寓言诗的创作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诗 经》、《楚辞》基本都是抒情诗，抒情过程中也时而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 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 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所，饮食服务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窗口 行业，尤其是酒店的女主人，更是引人注目的对象，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她们身上。 两汉乐府诗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一篇是收录在相和歌辞的《陇西行》， 一篇是辛延年的《羽林郎》。《陇西行》再现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 叙述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 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京都是最繁华的地方，两汉的长安、洛阳达 官贵人萃集，他们的宅府往往建在深巷。巷深路狭，车高马大，经常出现道路拥 挤、交通堵塞的现象。因不肯相让而争路抢道的事情在汉代时有发生，有的最终 引发人命案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狭路相逢时弄清对方的身份就显 得十分必要。《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选择的都是“夹毂问君家”的特写 镜头，通过对方的一番炫耀，道出了车主人的富贵豪华。除此之外，《陌上桑》 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艳歌行》择取女主人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 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又富有情趣画面入诗，诗人找到了最佳视点。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 的捕捉也很有新意。在现实生活中，弃妇遇故夫的机会通常是很少的，而且往往 是有意回避。收录在古诗类的《上山采蘼芜》实乃乐府诗，写的就是弃妇与故夫 的邂逅。通过男子的一番叙述，得出了“新人不如故”的结论。不管他们的离异 是出于男子负心还是迫于外界压力，这个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相和歌辞《艳歌 何尝行》以鹄喻人，写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夫妻同行，妻子突然生病，两人不得 不中途分手，凄凄惨惨，泪落纵横。这两首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偶然和突发事件本身的性质。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对于那些来自 异域的新鲜事物，诗人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发现它们，并饶有兴致地写 入作品。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获汗血马，于是郊庙歌辞有《天马》诗叙述此事， 张骞通西域之后引进苜蓿，杂曲歌辞《蜨蝶行》就特意提到这种植物。《陇西行》 有“坐客毡氍毹”之语，客人坐在毛织地毡上，酒店室内装饰用的是西域产品。 杂曲歌辞《乐府》直接陈述胡商及其携带的物品：“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 氍毹<答毛> 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这些来自西域的奇民物品令中土 人士大开眼界，也使诗篇带上了异域色彩。另外，那些迎神求仙诗，更是崇尚奇 异的体现。

　　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 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妇病行》有 临终托孤、沿街乞讨、孤儿啼索等场面，中间又穿插许多细节。《孤儿行》通过 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儿苦难的命运。收录在古诗中的《 十五从军征》也是一首乐府诗，叙述80高龄的退役老兵返回荒芜家园的情景， 其中有中途和乡人的对话、回家后烧饭作羹、饭菜熟后难以独自进餐三个场面， 前后连贯，血脉相通，并且时见曲折。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 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延伸，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 相互交错。一条线索是兰芝与婆母、兄长的矛盾及冲突。先是兰芝被遣归，继而 兄长强迫她答应太守府的求婚，终至兰芝、仲卿二人自杀，酿成一场悲剧。一条 线索是兰芝、仲卿相互之间同情和理解日益加深的过程。开始是卧室对话，表示 彼此不相忘。接着是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比卧室中的允诺更进一步。 最后是赴水悬树，相继自杀，他们的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基本结束。正因 为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所以，情节的展开跌宕起伏，使人时时关注矛盾的发展 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 他们各具特点，绝无雷同。秦罗敷和胡姬都是反抗强暴的女性，罗敷以机智的言 词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演出一场幽默的喜剧；胡姬则是以生命抗拒羽林郎的调 戏，具有悲剧主角的品格。一个聪明多智，一个风烈坚贞，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气 质和性格。至于《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群像，更是各各肖其声情。刘兰芝 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以及太守府求婚使者的傲 慢，无不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诗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个性化的 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作衬托。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何者详叙？ 何者简写？两汉乐府叙事诗大体遵循以下规则：

　　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 创作实践中努力把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使二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两汉乐府诗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像《孔 雀东南飞》这样长篇的叙事诗中偶而穿插抒情诗句外，其余各篇中纯粹抒情的句 子极其罕见，都是以叙事为主。《十五从军征》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 得非常充分，对老兵还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唯独不用专门文字抒发内心 的悲哀，明显是以叙事为主。言事尽而言情不欲尽，对此，古人有精到的评价。

　　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长于、也 乐于铺陈场面。《陌上桑》一诗篇幅不长，其中却有两段场面描写的文字，一是 众人围观罗敷，二是罗敷夸耀夫婿，都不吝笔墨，写得非常细致。《孔雀东南飞》 对太守家迎亲场面的描写也是铺张扬厉，大肆渲染。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事情的中 间经过普遍有详细的叙述，有的还有细节描写，但对故事的开始和结局的叙述都 比较简单，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的是突兀而来，戛然而止；有的是开门见山， 缓来急收。《孔雀东南飞》的开头结尾采取的典型的略写笔法，其余叙事名篇也 大体如此。

　　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两汉乐府叙事诗在陈述故事、刻画人物时， 对于人的服饰仪仗从各个方面加以展示，采用的是详写笔法。从秦罗敷、刘兰芝 到胡姬，从罗敷“夫婿”、侍郎到羽林郎，无论其为男为女，都通过详细描写服 饰仪仗来衬托他们的美丽或富贵。《妇病行》、《孤儿行》在描写平民的苦难时， 也提到孤儿破烂单薄的衣衫。服饰仪仗成为两汉乐府叙事诗中常备的道具，是详 写的对象。与此相反，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人的容貌形体通常都以略写的方式处理， 惜墨如金。除《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有“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这样细腻 的描写外，其他叙事诗很少直接展示人物的形貌。这种写法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 思索天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情趣，充分发挥想象，重塑诗中人物。《 诗经·卫风·硕人》、相传出自宋玉之手的《登徒子好色赋》，都以详写女子容 貌见长，和这类作品相比，两汉乐府诗的叙事技巧对传统笔法有所超越，显示出 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汉代以前，尽管先秦诸子散文中有许多寓言故事，寓言诗却极为罕见，只有 《诗经·豳风·鸱鸮》可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寓言诗。两汉乐府有多首寓言诗， 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 点。两汉乐府寓言诗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鼓吹曲 辞《雉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杂曲歌辞《蜨蝶行》都是属于 这种类型。另一类寓言则是植物和人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宋子侯的《董娇 娆》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的力量使青 春早夭。上述几首寓言诗的题旨比较接近，各种动植物都叙述自身惨遭戕害的命 运，劝告世人谨于持身，爱惜生命。这些寓言诗多有奇特的想象，鱼鸟花木也会 作人言，而且出人意表。

　　第四节 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

　　楚声与三言、七言体 北狄、西域乐与杂言体 从四言到五言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 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 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 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喜爱楚声，他的《大风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先秦楚 地诗歌的代表样式是《离骚》体，通常每句六言或七言，七言句最后一个字往往 是语气词。这种诗体的句式稍加延伸，去掉语气词，就变成七言句。把六言句中 间拆开，就变成两个三言的句子。楚声也可以演唱四言体诗，汉高祖刘邦的《鸿 鹄歌》是四言诗，他用楚地曲调唱给戚夫人听。不过，用楚声演唱骚体诗，更合 乎楚人的情趣。骚体稍加改造，就变成七言句和三言句，因此，汉代乐府用楚声 演唱的歌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 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安世房中歌》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 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 德。”这篇作品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的改造。至于第 七、八、九三章，全是整齐的三言诗，是把骚体诗六字句一分为二的产物。到了 武帝时代的《郊祀歌》19首，纯四言诗只有9首，其余或是三言，或是杂言， 尤以三言和七言居多。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 作用。

　　汉代乐府诗歌的曲调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土各地的乐曲外，还有来自少 数民族的歌曲，鼓吹曲辞收录的铙歌18首就是配合北狄西域之乐演唱的。鼓吹 曲本是军中用乐，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它的曲调和中土音乐有很大差异，因此， 配合鼓吹曲演唱的歌诗也就和中土常见的体式明显不同。现存铙歌18首各篇均 是杂言，和其他乐府诗迥然有别，是诗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

　　对乐府诗体产生重大影响的乐曲除楚声和北狄西域乐外，还有中土流行的五 言歌谣。仅以西汉而言，惠帝时戚夫人所唱的《舂歌》，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 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四句歌诗，有三句是五言，第三句去掉调节 语气的“宁不知”三字，也变成五言句。成帝时长安流传的《尹赏歌》、《邪径 败良田》歌谣，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种歌谣，其中必有 相当比重的五言诗。这些五言歌谣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四言诗，引起文人浓厚 的兴趣，并且亲自模仿拟作，因此，东汉开始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 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中西两弃妇 反抗各不同

——美狄亚与刘兰芝悲剧形象比较

提要：《孔雀东南飞》与《美狄亚》是中西方文学史上描写弃妇形象的典型作品，它们细致刻画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不自由、不平等的地位，谴责了封建家长制和夫权统治对女性的凌辱，塑造了善良忠贞、刚毅反抗的妇女形象。在艺术表现上，二者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美狄亚与刘兰芝在地域上远隔千里，在时间上相距六百多年，是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肤色，不同性格，不同语言，却有着相同悲剧命运的艺术形象。

美狄亚是古希腊（奴隶社会）的妇女，刘兰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妇女，她们同样地位地下，命运有男子决定，一样要遵从“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而且，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生育男性后代是他们婚姻的目的和基础。这一点在二人思想中一样根深蒂固。刘兰芝因为没有孩子被驱遣，美狄亚虽然生了两个儿子却被丈夫抛弃，因为跟愤怒、委屈。此外，美狄亚和刘兰芝都具有一种抗争精神，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即使最后的命运很悲惨，但她们抗争、争取过了。

虽然美狄亚和刘兰芝有很多相似点，但基于不同的文化影响，不同的审美意识，二者也有不同点。

首先，被抛弃的理由不同。美狄亚是由于丈夫伊阿宋为了获得王位继承权，另接新欢，与科任托斯国王的女而结婚。也就是说，美狄亚成为弃妇的原因是丈夫的变心。而刘兰芝则不同。刘兰芝被驱谴的原因主要在于焦母，她和仲卿还是相爱的。总的来说，刘兰芝被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兰芝骨子里有一股倔劲，为焦母所不容，说她“无礼节，自专由”；二是焦刘两家贵贱悬殊，焦母见异思迁，为娶进罗敷而赶走兰芝；三是焦母丈夫早逝，有恋子情节，不能理解也无法容忍仲卿与兰芝间真挚的爱情；四是兰芝多年不育，焦母为传宗接代考虑，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中始终称兰芝为“新妇”，可见其无子。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生育是焦母驱谴兰芝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在古时候，妇女被遣有七个理由，即“七出”：指已婚女子无子、*逸、不侍公婆、口舌、盗窃、嫉妒、恶疾，既然不能生育，兰芝当然酒药被驱谴了。

其次，二者对于被抛弃的命运的抗争也不同。

美狄亚把自己炽热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伊阿宋的身上，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贞操、亲人和祖国等等。为了爱情她失去的太多，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论是身体、道德还是心理。而当她发现这一切付出都毫无意义，希望被粉碎时，她就变成一头狂怒的狮子，发生心理的极端变态，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报复行动。首先，她用“道歉”的方式迷惑伊阿宋，然后让两个孩子给公主送去涂抹有毒药的礼服，导致公主和国王都被烧死。最后，她还亲手杀死了两个儿子，以达到报复丈夫的目的——断后在当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打击是最大的。美狄亚的报复行动是疯狂的，甚至是残酷的，她这种以恶抗恶的方式受到了世人的谴责，这和我们的俗语“虎毒不食子”简直是违背的。其实，美狄亚之所以杀死自己的儿子，不仅仅是对丈夫的报复，她也怕孩子受到她敌人的侮辱，死在更残忍的手里，也许这也是复仇与母爱的冲突吧。从另一方面说，美狄亚的残忍狂暴与破坏欲都是在不公正的社会压迫写爆发出来的一种过激行为，是在别无选择的两难中疯狂而绝望的行为，她擎起的一面“逼上梁山的旗帜”。

刘兰芝作为中国传统的女性，知书达理，温柔善良，肯定不会采取美狄亚那样极端的做法。被焦母驱谴以后，兰芝就回家，单被兄长逼婚时，一心还爱着仲卿的兰芝心里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因为她和仲卿约定“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眼看自己对丈夫的承诺无法实现时，她就选择了中国妇女最传统的反抗方式——自杀，以死求全。虽然生不能在一起，希望来世能与仲卿再接连理。这种做法似乎太懦弱，但在封建家长制的压制下，无法主导自己婚姻的兰芝与仲卿。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对不公平的命运做出抗争。

再次，人物性格也不同。

美狄亚不是俯首听命的弱女子，而是具有聪明才智，懂得巫术，拥有力量，集邮太阳的热情、活力，又有着太阳的残忍与毒辣的刚烈女子。她的才智使她能杀死破坏她婚姻幸福的公主并累及其父；她的残忍使她下决心杀死自己的儿子，使负心人受良心的煎熬，最终达到复仇的目的。如此看来，美狄亚简直是一个恐怖分子，让人毛骨悚然，应该说她的身上沉淀着西方文化中“以恶抗恶”的“刚性”精神。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美狄亚也有慈爱的一面，剧中相当细致的展示了美狄亚在杀自己儿子前后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巨大的心灵痛苦。在第五场中，美狄亚已决定杀死两个儿子，但当她的目光和孩子的目光相遇时，她的心马上就软了：

“唉，唉！我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拿这样的眼光望着我？为什么向我最后一笑？哎呀！我怎么办呢？朋友们，我如今看到他们这样明亮的眼睛，我的心就软了！我决不能够！我得打消我先前的计划，我得把我的孩子带出去。为什么要叫他们的父亲受罪，弄得我反受这双倍的痛苦呢？这一定不行，我得打消我的计划。”

由此可见美狄亚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并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后来，当美狄亚杀死自己的孩子后，伊阿宋要她把孩子的尸体留下来让他安葬，美狄亚不答应，她对伊阿宋说：“我要把他们带到海角上赫拉的庙地上，亲手埋葬，免得我的仇人侮辱他们，发掘他们的坟墓。我还要规定日后在西斯福斯的土地上，举行很隆重的祝典和祭祀，好赎我这凶杀罪恶。”这些都体现美狄亚内心美好的一面。

而刘兰芝作为封建社会的传统女性，柔弱是其主要性格。同时，她也是一位美丽勤劳的女子。她具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外在美，又有“勤心养公姥、守节情不移”的内在美。同时，勤劳的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却不能让焦母满意。此外，兰芝也是一个蔑视荣利，忠于爱情，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人，她三番两次的拒绝太守与县令儿子的求婚，如蒲苇一样坚韧，坚守自己与仲卿的爱情。应该说，兰芝是封建社会妇女最典型性格的代表。

最后，二者被抛弃后的处境也是不同的。美狄亚被抛弃后，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为了帮助伊阿宋**金羊毛，她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科尔喀斯国是回不去了；他们借刀杀死了伊阿宋的叔叔，于是伊俄尔科斯也不会容纳她；科任托斯国王也要驱赶美狄亚。可以说，与伊阿宋的爱情是支撑美狄亚的精神支柱，现在伊阿宋抛弃了她，她真的就一无所有了，只能恳求雅典国王埃勾斯收留她。，可谓悲惨。相比之，刘兰芝还要幸运些，虽然被抛弃了，但还有丈夫的爱支撑她，她也可以回娘家。但是，娘家并不能长住，被兄长逼婚时，她内心的痛苦也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弃妇的命运是很悲惨的。

总的来说，美狄亚和刘兰芝这两个可爱又可悲的异国姐妹，在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都成了弃妇。虽然他们抗争过，但最后还是被罪恶时代的狂涛恶浪所吞食，可谓悲惨。

参考文献：

1．《欧洲戏剧文学史》，郑传寅、黄蓓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2．《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周煦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3．《孔雀东南飞》

4．《透过悲剧看中西方女性与命运的抗争》——《美狄亚》与《窦娥冤》比较赏析，

宝斗著，昌吉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

5．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一九九八年第十一期，《扭曲的镜象》，杨莉馨著；

找不到窦娥的,希望这个对你能有点启发

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美狄亚与女性历史地位的思考》，吴晓群著。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遣归的原因，传统的解读是“吃人的封建礼教是造成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一些文学作品中旧社会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白蛇传》中的白娘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等等，这些形象无不打上封建礼教罪恶的烙印。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凡是描写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作品，究其根源，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封建礼教的迫害。这没有错，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而我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学，本身就是在封建制度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大背景，是深层社会原因。所以后人在研究古代文学时，都习惯性地用这个深层社会原因来概括。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文学本身的、多视角的研究，更应从作品本身交待的事理中探讨其他原因。《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遣归，自然有封建礼教的罪恶，但透过作品，我们依然能看到造成她悲剧的其他原因。

一、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

在封建社会，门当户对是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否则，即便结了婚，也常常有被抛弃的危险。在《孔雀东南飞》中，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从“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可以看出，焦刘两家社会地位并不一样；从刘兰芝辞别焦母时的自述“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中也可得到印证。有人认为，焦母之言是劝儿弃妇的开导之言，刘兰芝的话则是自谦。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也不能否认诗句本身表意的实指性———焦、刘两家确实门户不当，至少是不完全对当。从“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理论来看，焦、刘两家门户不当是“源于生活”的事实，但也有作者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高于生活”的焦母劝儿和刘兰芝自谦之言，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则更为确切。假如焦、刘两家确实门当户对，焦母应该明白，以“贵贱”之说开导儿子只会让儿子更加反感，她完全可以用别的话劝导儿子，因为焦仲卿是知事明理的，也是善良的，只是性格有些懦弱罢了。也有人以县令和太守派人到刘家提亲为由，说刘家家世并不比焦家差。本人以为这只是作者为了更加突出哀婉的悲剧主题，有意安排的虚构情节，是文学创作的需要，不可为据。难道县令、太守还找不到更合适的儿媳而要娶被遣归回娘家的刘兰芝吗？在封建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焦仲卿和刘兰芝成婚初焦母为何没有“严把”门户关？唯一符合情理的解释是因为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让焦母忽略了对门户更为严格的要求。但门户不当的影子随着婆媳共同生活当中的磕磕绊绊，逐渐淤积成了焦母心里的一块心病———“吾意久怀忿”，不去何快？虽然焦母认为门户不当，但当初是自己“失职”，时至今日也就不便以门户不当遣归刘兰芝，所以便强词夺理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理由要求焦仲卿遣归刘兰芝。

刘兰芝自嫁到焦家，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封建道德礼数，“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辛苦。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但还是讨不到婆婆的喜欢，何也？就是焦母心中一直潜伏的门户不当的思想作祟。

二、刘兰芝未育是遭遣的根本原因

《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休妻的理由“妇有七去：不顺从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1]刘兰芝到底因何而被遣呢？焦母的回答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刘兰芝的倾诉是“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焦仲卿对妻子的评价是“女行无偏邪”，显然，焦母和刘兰芝的回答完全相反，但作为有着双重身份的焦仲卿，一边是应该孝敬的母亲，一边是相许一生的爱妻，两个亲人对他同等重要，在关系到或违背母命或休妻这样重大的选择面前，只有他的回答是客观的、可信的，说明焦母所说的“不顺从父母”的遣刘理由并

不成立。诗的开头对刘兰芝的描写：“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普遍惯用的人物塑造手法，如《陌上桑》对罗敷形象的描写，虽然不一定是实指，但是表达的主题却是明确的，即是对主人公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的美好形象的赞美。由此肯定，对于这样的女子，“*”、“妒”、“有恶疾”、“多言”、“盗窃”等均不

符合作者对她大肆赞誉的本意，很显然，这些罪名是作者在对她的赞美中就已排除掉的，诗中也没有一处提及到。那就是“无子”的理由最有可能了，而且全诗只字未写焦、刘有无子女；即便在刘兰芝决定回娘家，辞别焦母、丈夫、小姑时情重义长的托词中也没有提及子女，可见刘兰芝确实没有生育。在封建宗法社会里，男婚女嫁完全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未生育显然犯了封建礼制的大忌“无子罪”。但焦母何不以此为由名正言顺地遣归刘兰芝？这样做非常符合封建礼制，却要编造事实说成“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呢？那是因为刘兰芝嫁到焦家才刚刚三年（共事二三年），在时间上，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按常理，三年的夫妻生活应该有子女了，但却一直没有。是她们夫妻暂时未要？也不合情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她们最根本的职责，况且对于家境较好的焦家老母来说，抱孙子、传香火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作为同样知书达理的焦、刘夫妇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刘兰芝没有给焦母满意的表现。又因为刘兰芝年仅二十，年龄并未超过生育黄金期，目前未生育，并不代表以后不生育。这是大家都懂得的普通道理，焦母理应是知道的。所以，以刘兰芝不生育为由而遣之的理由难以成立，故而焦母选择了可大可小、可轻可重、没有实际标准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由遣归刘兰芝。刘兰芝婚嫁三年而不育，让焦母对自己家族的香火传承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秦罗敷”身上了，焦母将为了家族的利益坚决实施她的计划。面对为媳妇求情的儿子，焦母的回答是“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一个“速”字，一个“慎”字，道出了焦母已迫不及待遣送刘兰芝的急切心情。“在焦母心中，兰芝的一切优点都不能弥补她未育子嗣之缺陷，因而导致了她被遣的命运。”

三、婆媳性格不合是造成矛盾不可调和的情感原因

焦母对儿媳的不满起因是门户不当，但还不至于因此狠下决心遣归刘兰芝，婆媳性格不合造成不

可调和的矛盾，更加坚定了焦母遣归刘兰芝的决心。焦母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尊严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自己唯一心爱的儿子也只能顺从。地位和尊严使她极尽偏执，事事都必须符合她的心意。而对于有着个人追求和思想的刘兰芝来说，同样执拗地认为，自己走得端行得正，勤劳持家，孝敬婆婆，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不甘在无理取闹的婆婆面前忍气吞声，从而加剧了婆媳之间的矛盾。从她自请遣归和向焦母辞别时的话（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中，可看出她不卑不亢的做人原则和个性，也可感受到她性格的执拗。因此，对于一个这样性格的儿媳，焦母是很难驾驭的，使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尊严受到了威胁。尽管刘兰芝在现代人的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但在当时的焦母眼里，这种执拗却充满了叛逆，焦母“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话就反映出刘兰芝不顺从家长的意味。焦母极力维护自己作为家长的地位和尊严，刘兰芝却在固执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对此毫无悔改之意，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造成婆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焦母最终选择了遣归刘兰芝。诗中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焦母两次提到“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在焦母心中，好儿媳的标准是“秦罗敷”。可见刘兰芝的固执己见，成为造成婆媳间情感由不协调形成鸿沟到破裂的主要原因。作者在诗歌创作中对刘偏执的性格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写法，一是为了使故事情节富于矛盾，推动故事发展，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二是合乎人物性格的塑造，这样写更能突出焦母的专权蛮横和刘兰芝性格方面的执拗。细读全诗，门户不当和兰芝未育两个原因虽然诗歌中没有明确交待是遣刘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找到其中的逻辑关系。焦、刘成婚初，虽然门户不当，但是由于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焦母还是勉强认可了这门亲事；结婚以后，刘兰芝虽然完全遵循封建妇道，但是门户不当的缺憾，就像游丝一直萦绕在焦母心头。三年时光过去，刘兰芝还是一直未育，使焦母对她续香火产生了失

望。焦母和刘兰芝性格上的不合，也使焦母对刘兰芝产生了反感。于是，一切都不顺心了，矛盾的对立也再度显性化，导致焦母最终做出了“遣刘娶秦”的决定。

可以说，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而刘兰芝的未育则是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人物个

体存在的性格执拗和情感上的对立是婆媳关系难以融通的情感原因，此三者相互作用，把刘兰芝送上了遣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