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战国七雄，为何后世却再没有一个政权以韩为国号？

春秋战国，一直被认为是我国 历史 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取得一个大进步的时期。春秋时期是中国 历史 奴隶 社会 的瓦解时期，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战国时期则由于战国七雄的出现，使得军事和政治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而战国七雄，则被后世的诸多朝代，认为是继承了周朝正统的七个诸侯国，分别是秦、楚、燕、韩、赵、魏、齐。

所以在历朝历代之中，许多政权的创立者，都会以这些国号立国。只是在这之中，却唯独没有韩国。

这其实是让不少人比较诧异的地方，虽然韩国是战国七雄里面最弱的一个诸侯国，但相较于宋国、郑国这些地区小国来说，它还算得上是一个中上等的国家。

就连两个小国，后世都有以它为国号的政权出现。难道仅仅是因为韩国是战国七雄里实力最弱的，所以后世政权都看不起它吗？

这其实是不正确的看法！

韩国虽然地处中原，被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包围， 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而且国土也是七国之中最小的一个，但韩昭侯在位期间，韩国国力强盛，国治兵强。

包括韩国著名的兵器——弩，也让诸国畏惧三分。所谓“ 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 ，可见韩国弩的威名。

除此之外，韩昭侯大胆启用郑国人申不害，对韩国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变法改革。申不害非常明白，要处理上层建筑的问题，那必须先立好经济基础。

在经济建设方面，申不害着重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三个角度进行。

农业上，向全国推广铁质农具，教农民学会牛耕技术和深耕细作的耕作方式。除此之外，还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韩国的百姓进行开荒。

几年之后，韩国的农业就得到了快速发展，各种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

手工业上，韩国本来就有着悠久的 历史 。再加上宜阳又拥有当时最大的铁矿，这就促使韩国拥有了最先进的冶铁锻造技术，发展出了先进的兵器制造业。

商业上，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飞速进步，也带动商业发展了起来。而且韩国的地理位置处于整个中原地区正中央，韩国商人穿梭往来各国之间，就变得非常便利。

同时，韩国的各大城市也成为了商旅云集的地方。

而在三大产业同时发展起来之后，韩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一个长足进步，这时申不害就开始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

他先是通过打击三大传统贵族的势力，直接削掉了贵族们的特权，不再允许无能的贵族们入朝为官。

之后建立一系列的选拔制度，挑出有能力有实力的人做官。一时间，韩国的官场生机勃勃。

接着，申不害又对军队做了进一步调整，他把贵族的亲兵收归国有，整编成为了一支军队。通过残酷的军事训练，再搭配上韩国当时最强劲的弓弩，韩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

在经济、军事一并发展起来之后，韩国又通过与魏国的几场战争，奠定了自己在七雄中的地位，并得到了魏王的认同，被尊称为王。

到公元前325年为止，韩国的势力范围达到了900余里，坐拥数十万的精兵强将，是各个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

至于韩国后面在外交政策上的各种作死，那是后话。起码在这之前，证明了韩国的实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弱。

所以说，国力的强弱跟后世立国号的根源没有太大关系。因此，还是要从各朝各代立国号的依据上来寻找。

纵观我国古代的 历史 ，许多朝代的国号来源有着很多种说法。将所有来源综合起来再进行分类，大概有三种：

而韩国之所以没有被后世政权以它为国号，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种。

韩国创立者，起初只是晋国的卿大夫之一韩氏。在与赵氏、魏氏三分晋国之后，与赵、魏一起以姓氏作为了自己的国号，周王室也在随后承认它们为诸侯国。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韩国虽然是真正的四战之国。但与它位置最接近，同时对抗意味也是最明显的，则是位于其北方的魏国。

而对于中原地区整体面积的划分上，大多数都会把两国划到了一个区域内，皆处于中心地段。

后世在此区域首次建立政权的，则是被封为魏王的曹操。

魏国的控制范围，几乎占据了整个华北地区，自然也将韩国当初的势力范围，包含在内。

即便是后世面积较小的政权，北魏和西魏，它们的势力范围同样也包含了韩国。所以说，在原来的土地上没有新政权建立，自然也就不会有继续用韩国名号的政权了。

除了地缘造成的结果之外，还有一点跟韩国当初吞并郑国也离不开关系。韩国刚建立的时候，定下的国都在如今河南禹县。

政权创立之初，韩国历代的掌权者就想要把隔壁郑国收入囊中，而这一想法是从三家分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

《战国策》中就有记载，当初在分地的时候，辅佐韩王的著名谋士段规说：“ 分地必取成皋 。”

就是劝说让韩王必须拿到成皋这块地，韩王有些不理解，这块地连水流都没有，拿到它毫无用处。

段规表示，这块地虽然非常贫瘠，但它的地理位置却相当重要，有着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只要能够掌握这一里大小的地方，就能够控制千里之地的得失。

果然，后来韩国吞并郑国的时候，就是从成皋这块地方首先发动的。

在吞并了郑国之后，韩国迎来了强盛的十几年。在这期间，韩国将国都从禹县搬到了如今的新郑。也正是因为这一迁都，让韩国失去了最后一丝被后世用到国号的希望。

因为地理政治因素，后世诸多 历史 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都会把郑韩合流于一。而唯一一个出现的相关政权，则是隋朝末年由王世充建立的郑。而即便是如此，跟韩国也没有关系。

总的来说，之所以后世没有出现以韩为国号的政权，包含了各个方面的原因，不能武断地将原因归结为韩国国力最弱。

其实说到底，立国号这种事情，还是存在着很多偶然性。

参考资料：

《战国策》《三国志》

1、秦国的先人，最早可以追随到传说中的颛顼帝。《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2、大费很有才能，他跟大禹一起治水。治水成功以后，舜帝奖励大禹一块黑色的玉圭，大禹却说这个功劳不是他一个人的，因为有大费的辅助，治水才能成功。舜帝听后便赏赐给大费一个黑色的旌旗飘带，还给他娶了一个姓姚的美女。从此，大费便留在舜帝的身边，为舜帝驯养和调教鸟兽。鸟兽大多驯服，舜帝赞赏大费的功劳，就赐姓为嬴，这就是嬴姓的由来。因为大费善于调教鸟兽，人们又叫他柏翳(伯益)。

3、大费生有两子，分别叫大廉、若木。若木的子孙有的在夷狄，有的在中原。若木有个裔孙叫费昌，他所处的时期正是夏桀时期。费昌受不了夏桀之暴，便离开了夏朝，投奔了商汤，专门给商汤驾车。助商灭夏，立下了战功。其后世为殷商贵族。

4、大廉有两个玄孙：孟戏和中衍。中衍为商王太戊驾车，很受赏识，妻之以女，自此中衍之后多显。中衍玄孙叫中_，居于西戎族生活的地方，替商朝保卫西部边陲。中_生蜚廉，蜚廉生二子：恶来和季胜。蜚廉与恶来俱事商纣王，周武王伐纣，杀恶来。恶来弟季胜有子叫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宠信。孟增有子叫横父，横父则生造父。造父很善于驾驭马车，因此得到周穆王的宠信。造父得幸，其旁系家族连带受宠。周孝王时期，造父侄大骆居于西犬丘。其次子文公在位有五十年之久。被安置于_、渭之间管理马匹，马畜蕃息，周孝王因之封非子于秦，作为周朝的附庸。并成嬴姓的大宗，续其祭祀，号曰秦嬴。

5、秦非子死后，其曾孙秦仲被周宣王封为大夫，命伐西戎。时西戎攻灭在西犬丘的大骆长子之族。周宣王六年（前822年），秦仲被西戎攻杀，其长子太子其即位，是为秦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兄弟五人，给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庄公打败了西戎，收复了西犬丘。于是周王把西犬丘也封给了庄公，并进为西垂大夫。

6、秦庄公于是迁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子世父。世父说：“戎杀我祖父秦仲，我非杀戎王，否则就不回来了。”遂将击戎，让太子位予其弟襄公。襄公遂为太子。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经过长达百年的惨淡经营，秦暴霜露、斩荆棘，秦人逐步适应了西陲恶劣环境，实力与日俱增。

7、前771年春，周幽王因宠爱褒姒而废除太子宜臼，把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立为继承人，周幽王多次举烽火把诸侯骗来京师，以求褒姒一笑，诸侯们因此背叛了他。西戎的犬戎和申侯一起攻打周朝，在郦山下杀死了幽王，西周灭亡。犬戎大军盘踞于镐京，王子宜臼召集诸侯勤王，秦襄公与卫武公、晋文侯、郑武公共襄义举，立幽王故太子宜臼为天子。驱犬戎，保卫社稷。

8、前769年，周平王继位后，慑于犬戎之威，决意东迁洛邑以避其锋，秦襄公为周王室开路，护卫周王至新都。平王因秦襄公之功，始封秦为诸侯，并许之“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9、秦襄公得到了周王室的空头支票，谁也没有想到仅仅20年，秦襄公以及他的儿子秦文公就让这个支票兑现了。秦宣公时，秦军与刚刚统一不久、与自己同样处在高速扩张状态中的晋国发生边境冲突。秦宣公、秦成公皆非长命，幼弟任好立，是为秦穆公。秦穆公很有雄心，穆公娶于晋，为了使强邻晋国亲于秦，先后拥立晋惠公、晋文公来安定晋国的混乱局面，本想立晋文公以达到控制晋国的目的，最后晋文公反借秦之力巩固君位、强大晋国、称霸中原，为秦国未来的不得志种下了恶果。

10、后秦穆公意欲乘晋文公病逝之机插手中原，却不料中途被晋所阻，崤之战中秦军全军覆没，秦穆公染指中原的计划破产。此时晋国正处于君明臣贤、国富民强的巅峰时期。秦穆公果断地调整国策，将战略目标定在西戎的游牧部族。王官之役后，将矛头指向西戎，在谋士由余的协助下，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穆公稳定了自己的大后方，奠定了秦国作为春秋四大强国的基础。秦穆公称霸西戎后，国力得到增强，不久穆公卒，太子_立，是为秦康公。秦康公及其子秦共公在位期间继父祖之余烈，向晋挑战，与楚靠拢，欲与楚形成对晋国的夹攻之势。时晋灵公顽劣成性，赵盾（亦为造父之后）把持晋政，晋国霸权几欲崩溃，楚庄王遂北上争雄于晋，然秦屡攻晋国后方，却难得一胜。

11、前604年，秦共公薨，子荣立，是为秦桓公。桓公不恤国政，人民怨声载道。前597年，楚庄王大败晋师于_，晋国霸业骤衰，桓公阴攻晋之肋，不想却被令狐文子大败于辅氏。哀哉！泱泱大秦，竟不及于晋一魏氏之族。

12、前578年，秦桓公背弃盟约，转而攻晋，晋厉公率四军八卿攻入秦国，大败秦军于麻隧，诸侯之师扬威于关中。次年，秦桓公死。其子石立，是为秦景公。

13、秦景公即位，继续奉行联楚攻晋的方针，时晋悼公立，诸卿和睦，晋国复强，楚国退出争霸行列，晋悼公复霸中原，诸侯归心，秦终无力再与晋国周旋。在前546年晋楚弭兵之盟后，秦景公也着力改善与晋国的外交关系，双方重温秦晋之好。

14、当双方的外患各自解除后，晋国六卿轮番执政，太史公曰：“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秦国向东不能出崤函，争南不能及巴蜀。秦以晋为城池，晋六卿内讧，政令不能统一，秦国就这样踉踉跄跄的走完了春秋之路。

15、前453年，韩、赵、魏三家攻灭智伯，智氏覆亡。赵襄子执政，三家架空晋君，号称“三晋”。前425年，赵无恤卒，魏斯继之为执政。前413年，魏斯率领三晋联军向诸侯发难，三晋势力急剧膨胀。

16、魏文侯以李悝为相，变法图强，魏氏迅速强盛，拜吴起为将，侵吞秦之西河，窥视关中。秦简公、秦惠公屡屡攻魏，意欲夺回西河之地，皆被吴起所败，吴起乘胜攻入关中，势如破竹，秦不能敌。

17、前389年，秦惠公破釜沉舟，起兵50万与魏军决一死战，吴起在阴晋一战中，以五万之卒大败秦军，秦国此战大败亏输，再也无力抵抗三晋的攻势。

18、幸运的是三晋中赵国不满魏国的压制，赵魏反目，三晋联盟瓦解。魏国结怨于诸侯，秦国的压力大减，前385年，秦公子师隰回国即位，是为秦献公。献公立，仿魏制而用于秦，军力复振，开始大败魏国，秦国局势得以稳定。前361年，秦献公寿终正寝，其子渠梁立，是为秦孝公。孝公即位之初，对秦之衰痛心疾首，乃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国人卫鞅入秦，教孝公以霸道之术，孝公甚喜，力排众议，以卫鞅为大良造，实施变法。

19、卫鞅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农产，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屡败魏军。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傲视于西方。史记记载：“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周显王册封秦君为方伯，正式承认其霸主地位。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立，是为秦惠文王。这时受商鞅新法“迫害”而被剥夺政治特权的旧贵族一起发难，发起针对商鞅的反攻倒算。秦惠文王为了缓和矛盾，拿出商鞅作替罪羊，车裂商鞅。商鞅虽死，但“秦法未败”。秦惠文王继续奉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国策，对外发展。

20、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秦军继续屡败魏军，再破三晋伐秦联军，又联韩魏攻打齐楚，大败义渠国，吞并巴蜀，掌控了对山东诸侯作战的战略主动权。经历了孝公、惠文王、武王三代努力，蚕食三晋，席卷荆楚，已初露一统之端倪。

21、魏国经魏惠王时代的消耗，国力匮乏，在秦、赵、楚、齐等大国的夹攻下，衰落了，魏惠王晚年，三晋当中赵肃侯已经取代魏国成为了三晋的领军人。赵肃侯、赵武灵王父子一生征战，使赵国雄踞北方。

22、齐国与秦国不接壤，得以独立发展，在对抗强魏的过程中与秦国是牢靠的战略伙伴，田氏代齐后，经齐威王、齐宣王、以及齐愍王前期三代君主80年开发，齐国富甲一方，与秦成东西并立之势。楚国的吴起变法曾经令楚国强盛一时，楚悼王死后，新法基本被废，由于楚国本就雄厚的国底，再经历楚宣王、楚威王之耕耘，楚国于前333年，大败越王无疆，并吴越之地，天下震动。前307年，秦武王气绝而亡，无子。诸弟争立，穰侯魏冉欲立惠文王妾芈八子之子公子稷，赵武灵王趁秦乱而谋之，乃拥立质燕之芈八子长子公子稷为王，是为秦昭王。昭王幼，芈八子为太后，穰侯秉政。

23、前293年，韩魏欲联军攻秦，秦将白起与其战之于伊阙（河南洛阳南），大败二国联军，斩24万人，掳魏韩联军统帅魏国大将犀武。

24、前283年，燕赵之相乐毅率三晋、秦、燕五国之兵而攻齐，陷齐70城，后田单虽复国，然田齐衰败大势已定。

25、前278年，秦将白起出武关伐楚，次年攻入楚国腹地，陷郢都，楚卒溃败不能战，楚顷襄王乃辟迁于陈丘以避秦军之锋。

26、自此齐、楚俱衰，天下已成秦、赵相争之势。前270年，秦昭王见欺于赵惠文王，昭王怒，攻赵阏与，赵将赵奢于阏与大败秦军。

27、秦昭王知赵之强方锐，不可与之争，乃用范雎为相，迫母宣太后不干政，逐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范雎出谋“远交近攻”，昭王以为然，定为国策。

28、前262年，秦昭王攻韩，韩割上党以赂秦，上党不愿降秦而降赵，赵纳之。秦昭王怒，欲夺上党。赵起倾国之兵以拒秦，秦调关中之卒以攻赵，两军对峙于长平，赵廉颇不能退秦，王_不能败赵，相持数年。

29、前260年，赵孝成王以赵括为将，秦昭王秘遣白起为帅，赵括攻秦不克，赵军粮道被截，反被秦军所围46天，赵括战死，白起先后斩杀赵军45万于长平。赵国一蹶不振。旷日持久的长平之战以赵国的惨败，秦国的险胜而告终，秦国的最后对手被击溃，统一天下终成定局。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子秦王政立，年十三。前238年，秦王政亲政。平定幸臣叛乱，次年又罢吕不韦之相位，迁之于蜀，后又迫其自杀，重用李斯等人。自前230年起，至前221年止。十年中，命王翦、王贲父子及李信、蒙武等将率军先后灭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一统天下。自号皇帝，是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

楚王是负刍。王后李氏。

废王亦称韩王韩安，姬姓，韩氏，名安，韩桓惠王之子，公元前239年即位，在位9年。韩王安即位时，韩国形势危如累卵，处于灭亡边缘。

公元前231年韩王安献出南阳（今河南境太行山南、黄河以北地区），同年九月，秦王任命韩国降将内史腾为南阳守。

公元前230年（秦王政十七年）秦国派内史腾率师十万南下渡过黄河攻韩，一路势如破竹，几无抵抗，俘虏韩王安，以韩地建置颍川郡，建郡治于阳翟（今河南禹州），韩国灭亡。

公元前226年，在新郑的前韩国贵族发动叛乱，后被平定，而韩王安也在这年被处死。

赵王迁，生卒年不详，亦称赵幽缪王。赵国邯郸人（今邯郸），嬴姓，赵氏，名迁，赵悼襄王之子 ，母赵悼倡后，战国时期赵国最后一位国君，公元前235年－前228年在位。

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去世，赵王迁继位。赵王迁继位后，屡遭秦国攻打，接连丢失宜安、平阳、武城、狼孟、番吾等城池。

公元前229年，秦国大举攻打赵国。赵王迁派将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秦军。秦国收买赵王迁的宠臣郭开，让他向赵王迁诋毁李牧、司马尚，说他们图谋反叛。赵王迁听信谗言，于是杀害李牧，罢免司马尚，而让赵葱、颜聚代替他们。公元前228年，秦军大败赵军，俘虏赵王迁，赵国灭亡。赵王迁遭俘后，被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深山中。

齐王建（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21年），亦称齐废王、齐共王，妫姓，田氏，名建，齐襄王之子，母君王后，战国时期齐国最后一位国君，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21年在位。

齐王建在位期间，齐国因得太后君王后的扶持而得到安定，另一方面由于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笼络齐国，优先进攻韩国、魏国、赵国等国，齐国才得以安享太平。

公元前221年，秦国进攻齐国，齐王建听从国相后胜的建议，投降秦国，齐国灭亡。秦王政将齐王建安置在共地，不给他供给食物，齐王建最终活活饿死。

魏王假，姬姓，魏氏，名假，魏景湣王之子，战国时期魏国最后一位国君，公元前227—公元前225年在位。

燕王喜，姬姓，名喜，燕孝王之子，战国时期燕国最后一任君主。燕王喜二十八年（前227年），秦国攻燕，兵临易水（河北易县）。燕太子丹派荆轲、秦舞阳等人以献督亢之地图和秦将樊于期首级之名，图刺秦王政，图穷而匕见，事败。燕王喜二十九年（前226年），秦王派王翦率军伐燕，同年十月破燕都蓟城，燕王徙辽东，杀太子丹献秦以求和。燕王喜三十三年（前222年），王贲破辽东活捉燕王喜，燕国灭亡。

朱熹是明代人

朱熹的生平:

中国人有一个喜欢神化伟人，为伟人制造光环的传统。所以，大凡伟人降生，总会出现吉祥的征兆。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在雷电晦冥之夜梦与神遇，且见蛟龙于其上，因而怀孕生下刘邦，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朱子的出世，则与吉祥的紫气相联系。据说，朱子诞生的那一天在朱氏故居婺源老屋的一口井中，突然升起的紫色雾气不断上升，在天空中凝成一片美丽的彩云，直到朱子降生才慢慢散去。这口预兆着吉祥的古井，后来被人们称为“虹井”，至今安静地躺在婺源县城稠密的民宅之中。婺源将产生一位文化伟人的征兆，早在朱子出生100年前就曾被人道破。在婺源县城外的芙蓉山上，葬着朱子的四世祖母程氏夫人。一天，有两位世外的高人路过此山，刚进山口，一阵扑鼻的香气袭来，令两人好生奇怪。其中一人说，此山风水极佳，100年后葬在这里的人，他们的后代将出现一位绝代佳人，并成为皇后，因为他闻到了胭脂的香气。但另一人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闻到的是翰墨香，100年后此人的后代将有一位圣人出现。果然，100年后诞生了程氏的四世孙朱子。后来，朱子中了进士衣锦还乡，亲往芙蓉山祭扫四世祖母之墓，并种下24棵杉树。现在程氏夫人墓完好地保存着。朱子手植的古杉现存16株，也早已长成几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了。人们为了纪念朱子和那个美好的传说，把芙蓉山改称为“文公山”。这些玄得有点离奇的传说，当然是不足为据的，但幼年时代的朱熹即已表现出过人的天资与探求真理的热情，恐怕并不是后人的虚构。朱熹4岁开始学话。有一天，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也”。不想牙牙学语的儿子竟会问他：“天之上何物？”这着实让做父亲的吃了一惊。6岁时，当别的孩子还只知道在河滩上嬉戏时，他却一人端坐在沙滩上画起了八卦。后来人们把尤溪的这片沙洲称为“画卦洲”。

尤溪，位于福建的腹地。朱松曾在这里任县尉，后寓居于此，并生下了朱熹。朱松的原籍为古徽州婺源。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望族大姓。被朱熹尊为一世祖的朱坏，在唐天佑中（904－907）率制史陶雅之命，领兵3000戍防婺源，就此定居，后来被任命为掌管一方茶政的官员。但是，这个家族到7世孙朱森手中时，已彻底败落，一蹶不振。朱森的儿子朱松靠刻苦攻读中举出仕，入闽为官，并最终落籍于福建。

朱熹的幼年是在战乱的烽火中渡过的。父亲朱松被战火驱赶着东躲西藏，几次丢掉官职。后来又因反对秦桧的主和政策受到打击而彻底丧失了仕进的前途。于是，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朱熹身上。他用严格的儒家教条管教儿子，要把他训练成一个饱学的大儒。朱松深受二程（程颐、程颢）理学的影响，他和李侗都师事于程颐的得意门生罗从彦。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说，早年游学京师，学为举子文，刻意于词章之学。宜和5年（1123年）以后，从学于罗从彦，始闻河洛之学。从此尽弃旧学，潜心于六经诸史和二程理学。幼年的朱熹就是在父亲理学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他八九岁时就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不间断。当读到《孟子·变秋章》时，弄懂了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理，就是要下功夫，不罢休地去做事情，就能成功。于是慨然发愤于自己的为学求知。10岁那年，当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熹不自胜，以为圣人亦易做”，从此确立了以做“圣人”为榜样的人生目标。

朱熹14岁那年，父亲朱松因积劳成疾，不幸壮年病故，留下了孤儿寡母的朱熹母子。

朱松临死前并没忘记托付自己的后事，尤其念念不忘的是爱子的学业与前程。他在病榻之上对朱熹说：“籍溪的胡宅、白水的刘勉之、屏山的刘子翚，这3位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学问是有渊源的，为我所敬畏。我就要死了，你应把他们当自己的父亲一样，唯其言之听。这样的话，我也就死无遗憾了。”同时，他致书刘子翚，以妻、子相托。朱松死后，刘子翚把朱熹母子从建瓯接到五夫里，拉开了朱熹寄人篱下的生活之幕。

到了五夫里以后，朱熹进入刘氏家塾受学于三先生。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而良好的全面的儒家教育，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先生在传授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不时地将佛、老思想灌输给朱熹。儒、佛思想的搀和与混糅，是当时文化思想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儒学的衰败和社会的动乱，使无可奈何的知识份子们纷纷向佛、道寻找精神上的慰藉与出路。在这种文化思想之下，三先生喜好佛、老，将儒学与佛、道相糅合，并把这种充满了禅机与玄理的儒学传授给朱熹，也就不足为怪了。朱熹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佛、道影响，曾使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沉湎于佛、道的经典与禅师的说教而不能自拔。但这也为他日后融儒、释、道为一体，建立新儒学准备了条件。

1147年秋天，建州举行“乡贡”。考官蔡兹在一群考生中发现一位考生的“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断言，此人“他日必非常人”。这个考生，就是 18岁的朱熹。

第二年朱熹再中进士，3年后（1151年）授佐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

初入仕途的朱熹，在踌躇满志于齐国平天下的壮志的同时，丝毫也没有中止对学问、真理的追求。他在谋求学术思想的提升与深化。在同安上任前夕，他特意去拜访了父亲的“同门友”李侗。李侗与朱松曾一同从师于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与李侗相见并拜其为师，决定了朱熹学术思想由儒、佛杂糅向纯儒的转变，也使他真正成为二程理学道统上的嫡传弟子。从此，一个以振兴儒学为目标、以接嗣道统为己任的朱熹出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活剧。

1162年，主和派的皇帝高宗赵构宣布退位，支持抗金的孝宗赵继位。这位新皇帝很想有所作为，所以登基不久即下诏书求直言。朱熹似乎从这位新君主的身上看到了抗金救国的希望，所以积极响应号召，上“对事”言政，提出了三点振兴朝纲，恢复中原的建议：一、“帝王之学不可不熟讲”。二、“修攘之计不可不早定”。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就是要求赵以儒家的道统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指南，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国家之大政策，以整顿朝纲、选贤用能为革除弊政的突破口，以期富国强兵，抗击外侮，恢复中原。在这一“封事”中，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初露端倪，并表现出坚决强烈的主战反和思想。

此后，朱熹多次为朝廷所征招出任地方的行政长官，但他志不在为官，故屡次辞命，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授徒讲学。史书上说他一生在外做官的日子加起来总共只有9年，在中央政府仅仅40天。但即使在这短短的9年中，朱熹的政绩也是卓尔不凡的。

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恰在这一年，南康军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朱熹在领导这场大规模的赈荒救灾中显示出卓越的行政才干。他那周密细致的救荒措施、敢作敢为的办事作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终于使陷于绝境的一方灾民脱离了苦海。史书上说他“全活甚多”，而人民则称誉他“政声报最惟清白”。朱熹在做地方官期间，大力推行过两项为民谋利益的改革措施：一为“设社仓”，一为“正经界”。“社仓”用以救灾赈荒，使贫苦的农民免除高利贷的盘剥之苦；“正经界”则为了铲除豪民及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弊。朱熹为官，每到一处，总不忘建学校、兴教育、聚徒讲学。在知南康期间，他修复了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并为书院制定了学规。在书院正式开讲的那一天，他亲自为学生讲课。每逢休息日，他总是到白鹿洞去，与学生们一起研讨论辩，答疑解惑。64岁时，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到任不久，他即着手重新修复岳麓书院。据记载，朱熹白天处理政务，尽其辛劳；到了晚上，则与书院的学生们讲论学术，随问而答，略无倦色。他的讲学由于切己务实，切中时弊，又亲切诚恳，使听讲的学生们很受感动。一时间，岳麓书院成为三湘士子问道学经的圣地，“学者云集至千余人，各质所疑，论说不倦”。（《光绪善化县志》卷11）

此外，朱熹还创办了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每一处，他必兴办书院，为官一方，他必整顿县学，为理学培养了大批人才。

朱熹的一生，主要是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的一生。如果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标志着朱熹理学之路的开始，那么在这以后的40年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中有几个重要的关捩与环节。

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这是朱熹辑录程颐、程颢二人与其学生“所见闻答问”之书。二程是理学的创始人，朱子由佛、道杂糅而入于儒之后，首先着手整理二程的遗文、遗训，其用心良苦。二程之世距朱子的时代已有百余年之久，他们的言论、著述已有不少为后人所窜易。朱子认为，理学开山祖们的心传之要已受到歪曲，“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朱子年谱》卷之一下）所以，振兴理学必从在其根本开始。他强调，读程子之书，“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朱子年谱》卷之一下）

1170年，朱子41岁，他的母亲祝氏夫人去世。朱子在母亲的墓地筑寒泉精舍，一则以服三年守丧之期，再则接纳求学诸子，三则潜心著述。寒泉精舍的数年，是诸子学问大进、著述丰收的数年。

首先，他完成了自己理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与《通书解》的成书与出版，是这一构建完成的重要标志。

其次，他开始编著《四书集注》，着手重建儒学经典体系。

第三，他完成了标志着他自己独特的理学家史学体系的历史巨著——《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及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派、学术源流的专著《伊洛渊源录》。

第四，他与吕祖谦合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近思录》。这是一本理学的阶梯与入门读物，也是朱子寒泉精舍著述几年思想的总结。在这本书中，他借用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简明精巧。这本书后来成为朱子学最基本的教课书。

1194年，光宗内禅，宁宗赵扩即位。为了“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玫愧集》卷26），赵扩采纳宰相赵汝愚的推荐，任命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宋代的侍讲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其任务就是专门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论经义，备顾问应对。显然，这是接近皇帝，并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但是，赵扩并不是一个真心要从理学中汲取治国之道的君主。他把朱熹招致麾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粉饰太平，装修门面。所以，当朱熹一旦以皇帝之师的身份向他宣讲“帝王之术”，要求他“正心诚意”、“动心诚意”、“动心忍性”，要求他读书穷理时，这位新君主立即产生了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觉得朱熹是个好多管闲事，又夸夸其谈的书生。于是一道诏书将这位被大臣们推为“天下第一人”的大儒撵出了皇宫。这时，离朱熹入宫侍讲仅40天。

朱子在侍讲期间曾数度上疏言政。他主张限制君权，反对近习干预朝政，反对大臣专任己私，反对君主专断独裁。这不但引起皇帝的反威，更引起了以裙带关系入主朝政并专横独断的野心家韩胄的不满。由此引发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以朱熹及其学派为主要攻击对象的政治迫害。

1196年12月，朱熹被削职罢官。他的学术被斥为“伪学”，有人甚至上书要求杀朱熹以为道学者戒。朱子的学生蔡元定也被罢官流放。朱子的著作遭毁禁，一时间黑云压城，时论汹汹。1197年，又置《伪学逆觉籍》，其中宰执4人、大臣44人、武臣3人、士人88，共59人被列入黑名单。

在如此残酷的政治压力下，朱子显示出一个纯儒处乱不惊、超然物外的大无畏精神。1194年，他从京城退隐福建建阳，卜居于风景如画的考亭，并建成竹林精舍（后名沧洲精舍），照旧聚徒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当有人告诉他，朝廷正严道学之禁，并有人上书要求杀害他时，他一笑了之，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朱子年谱》卷之四下）同时，他依然潜心著作，笔耕不辍。在罢官回乡到去世的短短4年中，他完成的论著有《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集传》（未全部完成，后由蔡沈补完）、《楚辞集注后语、辩证》。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1200年三月初九午时，一代文化巨人朱熹终于走完了他曲折而光辉的理论思维之路，带着遗憾和屈辱，离开了人世。

但是，他留下的遗产确是一首永远不死的人本主义的颂歌和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理学文化之路。他的学说、思想、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超越时代和历史的特殊价值。

韩胄死后不久，朱熹即被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谥曰“文”，并从此被尊称为“朱文公”。1227年，理宗下诏书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自此以后，朱熹被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封，他的著作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他的画像被列入孔庙受到祭祀。